浅议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第一篇：浅议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浅议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摘 要：“喜刑名法术之学”的韩非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有选择地继承、发展了先贤商鞅、慎到、申不害的治国理论，提出了以“法”为中心、“势”“术”为辅翼、三者结合的封建君主统治方略，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方式干预和参与现实的政治运作，结下了硕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法治思想不仅在事实上为秦帝国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准备，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我国正在实行的依法治国方略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韩非子

法治

思想

价值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起源

(一).社会发展进化规律的要求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喜谈道德、忌讳刑法。君主推行仁政会赢得仁德的美誉，推行法治则换来残暴的恶名。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韩非强调时代和社会历史的变迁性，呼吁因时制宜，随着时代和社会历史的改变及时更换统治策略，强调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旨在维护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更好地统治国家，因时变法、实行法治的主张建立在人口增长较快而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基础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变人治(仁治)为法治，推动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建立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基础上的，对儒家、墨家、道家等思想进行批判、吸收的同时，又对前期法家“法”、“术”、“势”思想进行系统整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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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他的法治理念。

1.法治的人性论基础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韩非认为，“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人人固有的本性，人人皆好利恶害，人人都是自私的，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都建立在自私自利的基础上。

2.法治的学理基础 ⑴.对儒家思想的批判

儒家认为，在治理国家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即所谓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主张圣贤治国。站在儒家相反的立场上，韩非极力否认道德力量对社会生活的维系作用，认为治理国家的人并不具备将国家治理好的资质，只有借助法律才能达到目的。“道法万能，智能多失”，“一民之轨，莫如法”。(《韩非子·有度》)意思是说，治理国家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将法作为治国的根本，治理国家不能靠道德说教，只能用赏罚和法制，即只认法不认人。

⑵.对道家思想的吸收

韩非批判地继承了黄老学派的思想，并用以支持君权至上的观点。他指出君主应虚静无为，掌握刑名之术，控制赏罚权柄，防止臣下篡夺君权，以保持其独尊的地位。韩非将作为自然规律的道引申为政治领域的君臣之道。从道无所不在的角度讲，法就是道，这说明，韩非的“主道”包含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法治。韩非从天地山海等大自然中得出的并非是无为的政治原则，而是强调君主应摒弃人道的好恶，效法天地的无私，一切准道法而为，如此方能定治乱是非于一尊，导致“至治之世”。

⑶.对墨家思想的借鉴

韩非还积极地吸收了墨家的“强力论”思想，把“力”和威势结合在一起，认为是君主驾驭臣下的凭借。作为最高统治者，要千方百计地加强自己的力量和威势，以实现独裁专制。同时，韩非还吸收了墨子的功利主义思想。最高统治者只是把“功利”作为诱饵，调动他的臣民来供他任意驱使。这样，墨家的“功利”说在韩非那里己经成了最高统治者用来对付臣民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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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核心：守法

“法”归根结底要体现君主意志和利益。其一，法要体现和维护君主的利益；其二，法要体现和维护君主的权利；其三，法要由君主制定。法家坚持国家法律的绝对权威，韩非则强调守法的绝对性，不允许人们对法律的任何叛逆。他认为，法无论善恶，人们都要遵守，“法虽不善，犹善于无法”。在法家看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体现公利、公义的法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利益都要服从公利，任何行为都要接受法律评判，任何是非功过都要受法律赏罚。法高于人，守法是最高的道德。

(二).韩非子法治主张的实质

韩非认为，法是治理国家的一种公开的客观尺度。他极力提倡“法不阿贵”(《有度》)，“法行所爱”(《外储说右上》)，也就是臣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视法在生活中的地位，主张“任法不任智”(《大体》)。这是韩非法治思想的精华，值得我们汲取。但是，韩非的法治主张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有根本的不同。韩非的法治主张，实际上是维护君主专制的一人之治，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思想和组织机制，因而徒具法治之名，而没有法治之实。

因此，韩非所说的法治根本不能和现代所说的法治相提并论，它实质上仍是一种人治，或者准确地说是一种人治下的法治。韩非是一个主张法治的思想家，他并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不具备制作法律的资格。但是他的主张却对君主的统治具有借鉴意义。其法治思想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比较严肃的法制精神，但仍属专制制度的思想意识形态。

(三).韩非子法、术、势三位一体

韩非在深刻分析了商靴“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各自的利弊后，融会贯通，建构了比较系统的以法为主，“法”、“术”、“势”结合的法治理论。

在韩非看来，只有坚持以法为本，做到“抱法”、“处势”与“行术”三者的有机统一，才是明主治国之道。“法”和“术”是君主统治臣民最重要的工具，而“势”是运用法和术的前提条件，三者缺一不可。即“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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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要“抱法”即本着“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尽量使传播的信息浅显易懂，维护法律的尊严，唯法必从是执法者最起码的要求，其二要“行术”就是要事功相符、赏罚分明，最后要“处势”，也就是说君主拥有的权势和地位，韩非子反复申述君王的威德不能分享，权势不能外借，要时刻防止臣重擅主，处处保持人主的独尊地位。强调抱法、处势、行术的有机统一，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法的本质特征，韩非子看到了国家强制力是法得以实施的坚强后盾，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保证稳定良好的社会秩序。

(四).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境界

韩非子的法治境界即禁心、禁言、禁事，他公开排斥百家之学，防止其他思想观念妨碍人们对法家思想的接纳和认同。在此，他企图通过法律的普及达到人们不仅要知法懂法，而且要执法服法的目的。韩非把知法懂法视为教育的唯一内容和动机，使普及法律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所以韩非的教育其实是法教，而德教被忽视了。

法律从禁止的角度规定了做人的最低点，那就是不要做什么，然后才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力。因为道德所感召的恰恰是那些安纪守法、循规蹈矩的人。在阶级社会中，法律比道德更具有普适性。法律则规定了为人的时空限度，使人变得实际和真实。法家思想与儒家相比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批判性。用带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比用建议性的道德引导要现实和迫切得多。法律不仅可以杜绝君主以自己的好恶强加于国，而且可以使群臣为官廉洁、防止腐败。

三.韩非子法治思想的评价

韩非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反映了战国后期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愿望，适应了由诸候割据向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过渡的历史要求，虽然仍带有阶级局限性和形而上学的错误，但是他的法治思想不仅在事实上为秦帝国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准备，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我国正在实行的依法治国方略仍具有借鉴意义。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分不开的。

当然，韩非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固然有利于法律的普及，但以法律为唯一的教育内容，显然不利于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的发展，不利于思想文化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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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播诗书而明法令”更是一种极端的高压政策，对思想的禁锢带有愚民政策的意味，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传播的倒退，应引以为戒。

在韩非看来，大多数人不可能有自律，必须依赖他律，韩非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并结合李惺、吴起、商靴等前辈法家的学说，在“慎赏”的同时，比商靴更系统地提出“以刑去刑”，以重刑止轻罪的学说，但是，这似乎从来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境界，实际上很难达到。

在“谁来操这个赏罚之柄呢?”这个问题上，在韩非的经验世界中，自然只能是君王一人而己。造法的权在什么人，变法废法的权自然也在那人。君主承认的便算法律，他感觉不便时，不承认他，当然失去了法律的资格。他们主张法律万能，结果成了君主万能。

四.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以韩非子视角看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 1.“人民众而货财寡”一一资源分配不公

目前我国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一是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二是初次分配秩序混乱。三是钱权勾结，腐败严重。这就给我们执政者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必须有法律作为保证。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其实质就是法制经济，就是要以法进行市场资源的合理分配，保证资源分配的公平与公正。

按照韩非子的观点，财富的分配应当有严格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对违法行为的严厉惩罚制度，才能保证分配中的公平与公正。韩非子认为人多而资源稀少，势必会造成不守法的现象。为了保证分配的公平和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在处理社会资源再分配时，必须要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并且要通过严厉的执法来保证市场的秩序。

2、“人人皆挟自为心”一一社会道德溃败

人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的道德观有很大关系。尤其是针对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我们看到了很多道德沦丧的现象，尤为严重的是我们的食品安全、医疗道德、司法腐败、学术腐败等等，在当今中国的各个行业都出现了严重的道德溃败现象。人人都想退缩到道德底线以下，以获取不道德的利益。这就会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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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得我们的社会出现病态。

如何防止社会道德溃败，韩非子是主张“立公废私”。他在《无蠢》提到:“古者苍颇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为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颇固己知之矣”。在治理道德沦丧以及纠正社会风气方面，韩非子的立公弃私观点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只有弘扬了正义才能有效的抵制道德的溃败。

3、法律权威丧失

法律是规范人行为的准则，一旦建立每个人都必须毫无条件的遵守。韩非子的“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就要求法律在贯彻执行中作到不偏袒权贵，一视同仁。由于我们国家没有民主法制的历史传统，现代法治建设的历程也很短，所以在建立法律的绝对权威性方面面临诸多的问题。

在如何树立法律权威方面，韩非子有其独到的见解，尤其是他提出的“法不阿贵”的这一法治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韩非子看来，严格而严厉的执法才能保证法律的权威，从而树立起君主的威信，使民众对于法律和君主产生敬畏心理。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1、“明主治吏不治民”一一依法治理腐败，预防全民性腐败

治吏思想是韩非子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包含着丰富而深邃的思想。首先，以法治吏是治国的关键。其次，治国用能人，而不用贤人。再次，治国要以人性为基础。当下，官员的贪腐问题已成为百姓心目中的最大问题，已经严重损害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损害。根据统计，每年因官员贪腐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的经济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党和政府将反腐败确定为一场决定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采取了许多措施坚决治理腐败。韩非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以法治吏”的思想，并设计了一系列选拔任免、考察考核、奖功罚过、防奸止奸以加强君主对官吏控制的措施和策略。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以法选拔和任用干部，循名责实，按职责考核政绩，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杜绝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赏当其功，罚当其过，实行赏罚分明的公务员奖惩制度；以法治吏，依法治权，从根源上预防和惩治腐败等方面，均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2、“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严格依法行事，杜绝选择性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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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这就是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得到有效的、普遍的遵守和执行才能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韩非子《有度》说：“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如，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罚不遗匹夫”。这就是法家的刑无等级的思想。按照现代西方法治的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我们的立法和执法都必要作到严格依法，杜绝选择性执法，要增加执法资源、抑制权利寻租、设立独立的监督机构，以此来树立法律的权威性。

3、“重刑止奸”——加大刑法打击力度

根据韩非子的刑治理论观点，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惩罚，而是“以刑去刑”，实现法治。这就要求刑罚必须足以威慑犯罪，使违法犯罪者付出相应的代价，使有犯罪意图的人因为畏惧刑罚而放弃犯罪。目前，我国法律在许多领域存在对违法犯罪行为处罚过轻的问题。比如，在食品安全领域，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食品，违规使用添加剂等违法犯罪行为，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造成的损害是极其严重的。但我国法律对这些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过轻，甚至存在立法空白，使违法者获利很大，违法成本却很低，导致食品安全案件频发。因此，在这些领域，我们应该借鉴韩非子“以刑去刑”的思想，弥补法律漏洞，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违法犯罪的成本，从而达到制止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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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吉梅,李畅.韩非“法治”思想评析[J].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6.94-96 [7].李健.韩非的“法”与“术”概念及其现代政策意义[J].古今论坛.管子学刊.2002(3).79-82 [8].贾顺波.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3期.2008(6).55-57 [9].王立仁,孟晓光.韩非的治国方略述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101-105 [10].王吉梅.韩非法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55-56 [11].李秀娟.韩非法治思想评析[J].重庆社会科学.26-28 [12].顾正磊.韩非子”法”的历史内涵及其现代意义.苏州大学高校教师申请硕士学位论文.38-47 [13].张觉.韩非子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66-71 [14].张素贞.韩非子快读——国家的秩序[M].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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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谈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及意义

浅析韩非子的“法”

作者：马娟

时间：2012--06--05 论文关键词：法治 原因

内容

意义 现代法制建设

论文摘要：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把法家的理论推向了高峰，其思想包括法、术、势三个部分。韩非子以主张“法治”著称。在韩非子看来，造就人为之势必须依靠法治，因为法律是统一人民思想行动的最好工具，“一民之轨，莫如法”.[1]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韩非子的“法”的思想。本文首先阐述了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形成原因和主要内容，继而论述其法治思想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形成原因。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

1.历史背景。

韩非子出生于韩国，韩国在当时战国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韩非子作为韩国的公子，目睹韩国日趋衰弱，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能够变法图强、壮大国力,但始终未被韩王采纳。这使他非

常悲愤和失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同时，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韩非子生活于战国末期，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标志着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己经有了很大发展，产生了新兴的地主阶级。新兴地主阶级为保证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不断地运用自己的实力和权利，改革传统的社会制度、社会观念、经济制度，使封建生产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政治上，周王室东迁以后，势力一落千丈，诸侯不再听从天子的命令，各诸候国为取得更多的土地和人民，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兼并战争，大国兼并小国，大国之间争霸。“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己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礼制己不能治理天下，法治观念逐渐兴起，并被各诸侯国所实行。随着封建大一统局面的逐步形成，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最尖锐而集中的则是建立、巩固封建制同维护与复辟奴隶制的矛盾。在这种急需加强君主集权，巩固封建制度的社会客观历史条件的呼唤下，韩非的法治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了。

2、哲学思想基础。

韩非的学术渊源主要在于道、儒、法，韩非子对它们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与吸收，并加以融会贯通，作为其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其中道家思想和商鞅变法对其影响较大。韩非的整体思想归本于黄老之学，韩非以老子思想为旨归即其理论基础以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韩非认为道是万物之始，因此所以成万物的是道，成万物之理

者也是道，而法是顺于道而立的，所以法可以在客观上稽核万物之是非，人主执法以行，则所宜守之道备。此外，他有选择地接受并发展了前期法家思想，综合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理论，提出了一套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专制的统治术。[2]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1、法的定义

所谓法，是指在官府中明确颁布的成文法令，使刑罚和赏赐在人民的心中都有明确的标准，慎重地使用和遵守法律则能受到奖赏，而惩罚是对于那些扰乱法令的人的，这就是群臣必须遵循的。[3]

2、法治对象

韩非子主张“以法为本”来治国，法治的对象是广大臣民，除国君以外，不论贵贱，一律要受法的约束，“法不阿贵”。[4]

3、法治核心

韩非所崇尚的法治，即所谓“事最适者”，就是适合时代，符合事理、利于君主专制服务，其核心就是通过立法令、行法令，达到“尊公废私”，而所谓“公”，实际上就是帝王。法律为君主所设，其基本原则当然要体现君主利益而废止臣民的私利，实现“利出一孔”的一元化的国家体制.[5]因此，法律对于官员来说就具有绝对的指导意义，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臣民的一举一动必须绝对符合法律的要求。当然，韩非还认识到，真正的法律不只是最大可能地限制人民，3

让他们不敢说，不敢做，而且应该“禁其心”,从内心惧怕法律，不敢违法。

（四）法治方略。

“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侥幸。”“立法，非所以背曾、史也，所以使庸主止”[6]法律分明了，那么贤能的人不能够掠夺无能的人，强者不能够侵犯弱者，人多的不能够侵犯人少的。把天下置于类似尧的严明的法治之中来管理，那么正派的人不会失去他应得的待遇，奸邪的人不能侥幸逃避应得惩罚。建立法制，并不是用来防备孝廉之士的，而是为了使平庸的君主能够禁止盗窃的贪鄙小人的。可以看出，韩非子强调法治分明，制法严明。

三、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历史意义。

1、积极意义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当时的大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利益，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反映了新型地主阶级变革现实的要求，为政治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潮流，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

首先，在当时，新兴地主阶层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大多出身卑微，不享有贵族特权，但随着他们经济地位的上升，他们要求在政治上与贵族阶级平起平坐，而韩非子的“法不阿贵”思想，正好符合了新兴地主阶级变革现实的要求，其法的平等思想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的封建国家—秦朝，就采用了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在文化方面，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使得民众生活安定，国家稳固而统一。法的思想对秦国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家的统一，统治的巩固和封建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的发展。2.消极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制约，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平等的法治精神的。一旦统治巩固，就必然会以新的特权代替旧的特权，以新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其次，韩非子所提倡的“法治”是地主阶级利益的剥削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与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的。其主张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的残酷镇压，这是由其剥削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其实质是为了维护君主至上的一家一人之私利的统治权。韩非子不仅强调最大限度的约束臣民，还要让他们从内心惧怕法律，以至于达到“谈法色变”的程度，这样就会使臣民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即使想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见解，也会因为法的严格而噤若寒蝉，这样就易导致统治者的暴政。秦二世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一人犯罪，株连亲族、乡里”，致使数万人成为囚徒，人民惶惶不可终日，终究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暴发，一举推翻了秦王朝的暴虐统治。所以，法治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法治过度易导致暴政。

四、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法制建设。

（一）两者之间的传承

法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的文明程度，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规范化作用，这与我国当前建设的法治社会有相同的地方，对推动现代法治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二）两者之间的不同

（1）现代法治讲求的是法律至上，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和个人。而韩非子的法，是强调君权至上，它是除国君以外的法治，具有君主专制色彩。所以法家的君权至上与现代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

（2）现代法制建设强调权利平等，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的平等。而韩非子的“法不阿贵”，从表面上是在强调权力平等，但它只是带有平等色彩，它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1]、[5]赵沛《韩非子》珍藏本 中国少年出本社

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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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盛广智 《韩非子》译评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年版（国文珍品文库）前言

[3] 赵沛 《韩非子》 珍藏本 中国儿童少年出版社 2004年版 第335页

[4]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 《中国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一章第七节

[6] 张觉 等撰 《韩非子》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26 6

第三篇：韩非子法治思想

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影响刍议

杨璞玉

滕海滨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宁夏银川

750021）

摘 要：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韩非子法治吸收了老子的道本论，继承了荀子性恶论思想，总结和发展了先秦法家思想，其法治思想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的历史影响，本文从韩非法治思想的内容、来源入手分析其历史影响，以期为今天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方法。

关键词：韩非子 法治 理论来源 历史影响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朝以来，虽然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社会政治的主导地位，但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却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儒法合流趋势，因此，法家思想并没有退出社会政治舞台，而是依托着儒家，通过儒法互补，在历史的长河中体现着其应有的思想理论价值，于今乃于历史发展的未来，都有着可资借鉴的启悟方面。当然，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其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具有珍重历史同创造未来相统一的品质，让有进步意义的优秀思想传承下去，以成为我们社会不断探求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和方法。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论来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身处战国末期，诸国争雄，战乱不断的时代背景下，所以其思想的落脚点就是要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以法治国，这也是韩非子思想的[1]核心内容，他认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突出表现了法治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其法治思想基本内容就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抱法”：法令乃衡量民众行为的客观尺度，它必须公开、详实、稳定，尤其强调要公开。韩非子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要使“境内卑贱莫不闻知”，制定法令必须要“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2]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并且法令要“法莫如一而固”。即法令必须要简省明确、内容详实、言以服人、稳定如一，这样民众守法就不会有争辩，儒生就不会钻空子，君主就可以用法令治理国家。

第二，“行术”：实行“刑赏二柄”，遵循“法不阿贵”的原则。韩非子说：“无威严之势，[3]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他认为没有权势和赏罚规则，即使是圣人也无从治理国家，[4]并且赏罚要遵循“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君主利用好赏罚工具，就能使臣民忠实于他，这样就可以达到“制”民、“御”民的目的。在推行刑赏二柄时，不能有等级差别，即要“法不阿贵”。《韩非子·有度篇》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

[5]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在韩非子看来，惩罚不能偏袒权贵，行赏不能遗漏百姓，君臣百姓之间要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收稿日期：2010-12-29 作者简介：杨璞玉（1989-），女，汉族，宁夏吴忠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东方哲学；滕海滨（1969-），男，汉族，山东烟台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的相关研究。第三，“处势”：强调“重刑”是韩非子“造势”的最重要方法。他认为君主应该推行“明

[6]赏严刑”的赏罚方法，因为“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对这些“喜乱”之民，就无须讲仁慈和恻隐，也不该指望他们能自觉向善，因此，君主就必须用重刑让他们慑服于刑法、忠实于君主，也就是韩非所说“刑重者民不敢犯”，这样的重刑罚虽然残忍但却是治理国家的长利之道，它能够维护和巩固好王权，始终保持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

上述三者抱法、行术、处势联系非常紧密，韩非子认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

[7]于下”，君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没有权术，虽有权势和法令则无法知道有奸臣；没有权势，法、术就无法实行；最重要的是没有法令，便会无规则以行事。因此韩非子认为这三者之中，法最为重要，术、势则是以法治国的方法，所以他强烈宣扬用以法为主，抱法、行术、处势有机结合的法治思想来治理国家。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

韩非子法治思想产生于战国末期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家思想为他的法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活水源头。他的思想是虽出入各家，但又不同于各家，韩非子在对诸子思想继承的基础上又对他们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发展，形成了其系统的法治理论体系，这主要体现在其对本体论、人性论以及前期法家思想三个方面的继承和发展。

1、韩非子“以道为常，以法为本”的法治思想的本体论基础——对老子道本论的扬弃 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就必有其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否则就是空中楼阁。韩非子博大精深的法治思想体系也有其坚实的哲学本体论根基，即韩非子所谓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这是对老子道本论思想的继承。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他一方面认为道是万事万物产生的本源及存在、发展的本质和依据；另一方面主张“道法自然”，将道和以道为依据的万物的特征和存在状态归结为“原本如此”之“自然”。韩非子继承了老子的道本体论，他

[8]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物之所稽也。”并且他认为道与法的关系就是“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即道为法的理论支撑和本体依据，法的存在皆合道性，乃出于自然，道的统一赋予法以形而上学的保证，使法获得了神圣的意义。

与此同时，韩非子发展和改造了老子的道本论，他引入了“理”的范畴，并由此引出了道君同体的思想，这就为他的以法治国的政治思想找到了哲学依据。他认为万物都有其“道”的特殊性表现，即“理”。他说：“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黑白之谓理”、“万物各

[9]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道理相应”，“理”和“道”的关系就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道通过具体实在的“理”表现出来，如此，则韩非子的“道”便消解了老子的“道”的玄之又玄，这正是韩非子对老子的玄虚的“道”的一种扬弃。然而韩非子“以道为常，以法为本”的本体论最终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他提出道君同体的思想，宣称“道”只能为君主所掌握，英明的君主只要掌握了“道”，就能够知道万物的根源和成败的缘由，他赋予君主以道的高度，认为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就如同道与理的关系，所以君主要无为，而使臣民无不为，君主只需掌握法、术、势，从而达到统治臣民的目的，这其实就是“缘道理以从事”。韩非子的法本体论最大程度的为其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法治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

2、韩非子“好利恶害”的法治思想的逻辑起点——对荀子性恶论的继承与超越

韩非子师出荀子，深受荀子“性恶论”思想的影响，他们身处征战不断的战国末期，如何能富国强兵成为了他们各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主张人天性好利恶害，但却走向了不同的思想学派，因此，可以说师徒两人是同出一辙并又是殊途同归的。这就表现在了韩非子对其师“性恶论”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两方面：

首先，韩非子继承了荀子人性本恶的思想。荀子认为“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人“生而有好利、生而有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10]，荀子将人性之恶归其“本始材朴”的本能欲望。关于人性，韩非继承了荀子“人之性恶”的基本思路，提出“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属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11]不免于欲利之心。”，韩非认为人都有求生存的本能，这种本能决定了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所以韩非子思想的出发点与荀子是同出一辙的。

其次，韩非子人性论思想更有价值的则是对荀子思想的超越。荀子虽承认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但他仅仅看到由此导致的争夺生，辞让亡，残贼生、忠信亡等负面影响，没有看到人趋向欲利所暗含的正面作用。他强调要通过“化性起伪”使得“人人皆成尧舜”，即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学习使人性向善。而韩非子则深化了对人性之恶的认识：一方面他拓展了荀子对人性的价值评价，认为人的自利除了有其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还有其不可小视的正面作

[12]用。他说:“人臣挟大利以从事”，即人的自利可以通过君主的“刑赏二柄”促进人积极主动的自为，让臣民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最大程度的获得他们所求，从而达到国家的有序治理；另一方面荀子的“性恶论”始终是维护儒家道德礼仪的，他有着和孔孟相同的价值倾向：对仁义的敬仰、追求和肯定。所以韩非子批判荀子的“礼治”，他认为荀子思想脱离了实际，“礼治”不是治愈社会混乱的良药，人的恶的本性不会因为礼仪教化而转向善，只凭借人自觉的道德约束来维系社会生活、结束战乱是靠不住的，因此韩非子强烈主张不务德而务法，法出于道之自然，而礼乐教化纯系人为，并坚信惟有强力的法治才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3、韩非子抱法、行术、处势不可一无的法治思想体系——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总结和发展

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必然离不开对先秦法家思想的继承和总结，他深刻分析了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抱法”、申不害“行术”和慎到“处势”的法治思想，认为他们的思想“皆未尽善也”。商鞅主张抱法，认为君主要“秉权而立，垂法而治”[13]，才能国富兵强，韩非子认为抱法却不行术，君主则“主无术以知奸”，帝王集权就会旁落；申不害强调行术，认为君主必须用术隐藏个人好恶，以免臣民偷窥到君主想法，才能统治住臣民，韩非子认为“徒术而无法”，则不能给群臣百姓提供客观的行为准则，就会造成[14]“臣无法则乱于下”；慎到主张“处势”，他认为“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所以君主必须以势服众，韩非子批判其只“重势”而无“法术”，如果君主之势不结合行之有效的实践准则和方法，那么君主的权威则得不到巩固和维护。

韩非子分析这三者思想虽未尽善，但其却相互补充，联系紧密：“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君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所以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主张坚持以法为主，同时又必须兼顾行术和处势，这样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为最终目的的以法为主，抱法、行术、处势有机统一的法治思想体系。

总之，韩非批判总结了先秦法家思想，形成了法家思想内部的优势互补，不仅如此，韩非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上，为法家思想建构了本体依据和心性依据，形成了一套道法统一、道理相应、法与性恶相互对待的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历史影响

韩非子法治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对其所处的时代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影响包括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进步性

从政治功绩方面讲，韩非子提出的法治思想内容强调抱法、行术、处势，其所抱之法要“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其法有着之前法令所不具有的完整性和强制性，这为秦朝的法治化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成文依据，也为以后的各个朝代的法律制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成文借鉴；行术之术指出要秉持“刑赏二柄”、“法不阿贵”的品质，要求“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韩非子所指法律必须是人人平等的包括王权贵族，使得民众在心理上的心悦诚服的去服从法令，这在当时封建宗法等级森严的背景下具有着革新的精神和魄力；处势之势虽有重刑，但却力图极大程度的集中权力于君主、巩固君主专制、保护中央集权，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的目的，这对其所服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目的来说，有很强的务实性和功效性。总体上说，在战国整体上战乱不断的历史背景下，韩非子法治思想对结束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可以说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为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方案做出了贡献。

从思想文化方面讲，韩非子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有机结合“法”、“术”、“势”，将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不断完善，使法家思想系统化，尽显法于平治天下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使源远的法家思想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得以流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在秦王朝灭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虽然没有成为后世中独立存在的主流思想，依然以“儒法合流”的方式得以延续，中国历代王朝表面上秉持的是以儒之礼乐德教治理国家的理念，但内涵却建立在法治基础上，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千年以上。法家的治国思想与儒家的思想融合，形成了德礼刑政并举互补模式，成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统治最基本的政治[15]模式。在思想观念上，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诸家思想的较量中，弥补了儒、道等观念主义的思想所存在的缺陷，相比于诸子百家，他的思想更符合现实要求。

虽然韩非子法治思想有其进步性，但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受其历史局限性影响，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韩非子过分强调重刑，夸大法律的作用，忽视了人的权力和尊严。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主张君主应利用重刑造势，用严刑峻法来控制和制约人自利自为的本性，达到“去刑”的目的，所谓“刑重者民不敢犯”，这样君主才有足够的权势统治好国家。“民智无用”是思想在韩非法治思想中贯穿始终，人民只是君主统治国家的工具，这便为重刑提供了存在的依据，而重刑主义本身严重的践踏了人的人格尊严，它是不得人心的，加之法律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被人服从的，因为人是有主动行为的，极端的重刑使法律失去了公平公正，这样的法律就不会被人民心甘情愿的拥护和服从，更何况法律的作用也没有大到可以独立解决一切问题的份上，因为任何法律都离不开人的运作，正如王伯琦先生所说“韩非之论，始终任法，把人的因素，一笔勾销。„„倘说有了治法，不必要有治人，那是把白纸黑字的法的力量看的太大了”[16]。所以韩非子的法治思想过分夸大法律的作用，暴虐的重刑使世间天怒人怨，众而叛之，最终导致秦朝的灭亡。

其次，韩非子法治思想对道德价值缺乏足够的尊重，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相背离。韩非子法治思想过分重视法的客观强制性，但忽视了对道德价值的尊重，早在法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之前，就有儒家所崇尚的礼乐文明，它是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继承，礼乐文明和道德教化是“天时”、“地利”以求人和的农耕文明发展的必然向度，因此，重视礼乐教化有其客观的必然性。礼乐文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统治者所青睐和标榜的治国理念，已积淀为文化传统内部的深层底蕴。尽管三代文明传统和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有其不合理之处，但却相对于法家思想而言更符合文明传统和建立大一统社会，实现社会关系和发展的需要。法家思想对结束战乱、一统天下虽功不可没，但其政治主导的地位和作用却是特定的，是春秋战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出于整顿经济，富国强兵，使其在战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和结束诸侯割据的政治选择，秦的统治便是一个历史的典型例证，秦凭借法家思想得以强盛，并最终统一天下，然秦的统治者并未意识到法家思想与传统农耕文明的抵触，相反“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为实现“唯法独尊”而“焚书坑儒”。这也正显示出了法家思想的局限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韩非子主张以法为主，抱法、行术、处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他的法治思想来源于对老子的道本论的吸收，荀子性恶论思想的继承，和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总结、发展，当然由于他所述的历史背景，使其法治思想具有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影响，所以我们要以辩证的态度，将珍重历史同创造未来相统一，批判的继承他的思想，吸取其积极的思想，不断反省消极思想，要重视民主、民生和以德治国，这对于今天完善民主法治建设、实现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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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丁辛百.名家讲解韩非子[M].吉林:长春出版社，2008，第569页

[15] 张亚娥.法家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及其评价[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第51页

[16] 姜腾兵.韩非法治思想的道德审视[J].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17] 伍永忠.韩非“法治”思想的哲学分析[J].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18] 关立新.韩非子思想研究[J].黑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9 [19] 孙 颖.韩非政治哲学思想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第四篇：韩非子的法治观

韩非子的法治观

◎ 文 ／ 林洋港

人类社会，由原始时代的茹毛饮血，演变到现代的锦衣玉食。几千年来，智能经验的累积，使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权势利慾的诱惑，也使人类间的纷争日趋激烈。

上古时期，人类生活需求简单，温饱与安全，是最大的要求，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巢，以避禽兽虫蛇之害，燧人氏钻燧取火，教民熟食以化腥臊，民悦而归之。尧舜以德率万民，明俊德、亲九族，慎徽五典，敬敷五教，平章百姓，协和万帮，树立了中华文化以道德伦理为主的中心思想。对于有恶行劣迹，危害大众秩序与安全的人，则明定典刑，予以惩罚。书经尧典曾记载：「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平天下咸服。」

至周朝，文物大备，除制礼作乐，以化万民之外，其在端正帮国方面，订有九伐之法；「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慌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凌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足证尧舜以迄于周室，教民以道德仁义而外，同时也严明法制，非空言仁义不务法治者也。

时至战国，周室衰微，诸侯竞强争霸，势如水火，秦国自孝公开始，施行法家政策，国富兵强，急欲灭六国一统天下，六国面临强秦之威胁，竞相招贤养士，以图自保，于是舌辩之士纵横天下，诸子百家各逞其说，类皆徒托空言，不足以致富强。

韩非子生逢战国末季，为韩国之公族，目睹韩国土地贫瘠，政治混乱，危在旦夕，曾数以书谏韩王，王不能用，乃发愤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写下十余万言的巨著。其书虽未见重于韩国，但为秦王所欣赏，韩飞为韩使秦，未及见用，李斯忌其才，谮之于秦王而杀之。

韩非死后，李斯与秦王采用其学说，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惜彼等误解韩非过激之说，薄道德、贬仁义，焚诗书、坑儒生，严刑峻法，百姓疲弊，仅及二世，国祚沦亡，子孙屠灭，为后世议。

韩非之书，系以战国末期之情况,为其立论之背景，当其时世局混乱，人心谲诈，完全背离了仁义道德的规范，上焉者攘夺篡窃，下焉者强取豪夺。韩非面对这一

个纷乱的时代，探讨安定图强的方案，认为必须顺应时势，求新求变，于是兼采商鞅、申不害、慎到之说，创立了法术权势并重的学说，以严定法度赏罚为富国强兵之道，从而抨击儒家的仁义为不可以为治，一则曰仁义只可用于古代，一则曰仁义只可作儿戏，皆系针对战国末期之现况而言，强邻压境，旦夕危亡，非致富图强，不足以求生存也，但试视其解老篇：「仁者谓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报也。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亲者而疏者外宜，义者谓其宜也。」则纯为儒者之言论，确认仁义肢不可废矣。其在忠孝篇曰：「天下皆以孝弟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查孝弟忠顺之道而审行之……」但其所谓审行之道，则非尧舜之禅让，薄汤武之征诸，忠而至于愚，为足取也。

总之，道德仁义，乃立身处世千古不易之常经，法术权势，乃治国经邦因时制宜之方策，舍法术而谈仁义，不足以应变图强，舍仁义而谈法术，将流于暴民暴政。韩非学说的基本观点，是人性自利，治国之道要因时制宜，不可墨守成规，要在国家公利的大原则下，顺应人们的自利心理，厚其赏以期令之必行，重其罚以使禁之必止，使人民在公平而有制度的道路上，安守本分，竭尽忠诚，以达到功就利遂的个人自利目的，而国家亦因而趋于富强。

韩非的法治主张，重在明法去私，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以重赏重罚劝善止奸，去达成各项国家内政与外交，必须具备坚强的实力，最高的威势，以无比的权力与威势行法用术，才能统御大众，使人民不得不效力，不敢不守法。在国际上以实力作后盾，才能折冲樽俎，掌握主动。

韩非师承荀子性恶之说，根据人性自利之观点，对国家事务之施为，采强制高压手段，虽不尽符合现代自由民主社会之精神，但他所主张的明法去私，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用人惟才，循名责实，杜绝幸进，以及重赏重罚，劝善止奸等方法，则确为维护国家秩序的要图。

现代社会有人误解思想开放，行为自由之真义，因而竞私利而罔顾大体，纵物慾而摒弃道德，背信寡义，好勇斗狠，有己无人，知法犯法，较之战国末期，尤有过之，如何维护社会安定，国家安全，以确保全民之幸福，除积极恢复传统伦理道德，以端正世道人心以外修明法治，实为矫正时弊之要务。韩非之法治主张，殊值吾人深思。

漫画家蔡志忠先生，从事漫画工作有年，有所作漫画，通俗易解，风行海内外，甚受欢迎，曾多次获奖，兹复将韩非子一书，以漫画方式，介绍于社会，对法治教育方面，将有所贡献。（本文为《法家的峻言──韩非子说》书序

第五篇：浅谈法家思想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浅谈法家思想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法家思想 现代法治 影响

论文摘要：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但其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

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

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

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

段。

1.5 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推崇。、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

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 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 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 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

进行现代反思。、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1 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2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3 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4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

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结语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型地主 阶级的立场，具有进步和革新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法家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对以“法”治国的推崇，尤其是其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从根本上讲，现代法治与法家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法看作实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与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约束权力的精神正好相反。从这个层次上讲，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与现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正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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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国华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任建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5.杨鹤皋。中国古代法律思想论集[M].1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6.屈永华《法家治国方略与秦朝速亡关系的在考察》载于《法学研究》2007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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