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意义

第一篇：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意义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包容万象、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涵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它根植于人民大众的土壤，经过五千年的锤炼，成为中华民族兴国安邦、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文化根本，成为支撑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综观中华文明，传统文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之一。当今时代，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要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营养和精髓，以传统文化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中国传统文化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资源汲取。总书记强调，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我们研究借鉴中华文明中的传统文化精华，可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最根本、最基础的就是帮助建立起一种法治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其核心是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模式的确立，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思维方式，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因此我们应当汲取我国传统文化中符合法治中国建设的精华。比如仁爱、诚信、孝悌、礼义、廉耻，以及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理念中保护环境和善待一切生命的理念，完全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价值取向。传统文化中这些深入人心的精华，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创新，使之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法治中国建设所用。例如儒、释、道思想主要着眼于调整社会道德伦理、人的内心信念，法家思想则着重于调整社会外在关系、人的外部行为。法家思想在更大意义上是一种治国理政的学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基本思想的源头，其学术主张的精华部分不失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盛宴。

中国传统文化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法治立足于文化传统，文化涵养着法治魂灵，并为法治建设注入内在动力；文化建设有赖于法治保障，法治优化着文化环境，并为文化建设提供制度支撑。中国传统文化以注重心性，长于伦理为基础特征能为现代人的迷失提供多方面的理性启迪，为法治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大众和谐精神氛围。作为法治征程中的后来者，中国法治建设须依托于文化中国建设来获取其文化根基与动力。必须重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在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文明对接的基础上，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涵养法治，为法治中国建设注入内在动力。

第二篇：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因此，传统文化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在现实生活的强劲脉搏里，时时刻刻都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

关键词：传统；文化；继承；进步；危机

一、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一)文化含义

提起传统文化，成长于文化断层期的现代人多数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有所涉猎的人可能感叹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兼容并蓄，和而不同。从洪秀全的金田起义、曾李的洋务运动、康梁的维新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再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从动刀动枪、师夷制夷、公车上书、毁除科举，再到武装起义，直至满清王朝的覆灭，其间既有暴风骤雨式的革命，亦有和风细雨般的变革，但最后都殊途同归——目的只有一个：维系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并推动我们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魅力所在。也有人可能会说：在现今时代，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作为文化主体保留至今。以传统文化为立国之基的中国在世界上存在了长达五千年，对比在历史上强盛一千多年的罗马帝国，早已不复存在。然而，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压制和废弃。在传统文化深入人心的时代，人民身心安稳，过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生活；而当今的人们却将自己锁在一道道铁栏内，社会活动中还会受到频发恶性事件的威胁。北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曾感叹到，现在人的行为连道德底线都没有了。

（二）文化特征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

显著特点：

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三）文化核心

传统文化是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其核心就是道德教育。在当前文化缺失、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下，有不少人误认道德是限制人们行为的条条框框。其实，有道德的生活才是真正正常、幸福的生活。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统治地位，并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以后，随着时间的脱衣和社会的变迁，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它无论怎样变化，都没有超出封建地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范围，其基本精神和特点没有改变，也没有发生过危机。

在长期封建社会历史上，汉民族曾经历过几次严重的民族危机，例如，蒙古族推翻南宋政权，建立元朝；满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汉民族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但是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文化危机感。当时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站在汉民族立场上，认为明清间的鼎革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就对儒家文化产生危机感，他们对于儒家文化仍然笃信不疑，认为文化方面出现的问题，总可以在传统文化的范围中调整解决。儒家文化的这种稳定性，源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稳定性。

鸦片战争改变了这种状况，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不同于以往发生过的任何一次战争。从鸦片战争开始，“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向“坚持农业和官僚政治的中国”发起全面挑战。就形式来说，有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而所有这些形式的挑战实际上都包含着西方的价值观向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挑战，由此就引起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危机，也就是传统文化的危机。

面对这样的文化危机，选择逃避是于事无补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找到答案。要想找到答案，就必须要先搞清楚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现代意义。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一）关怀人本

西方文化是以宗教为主导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却具有深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尽管中国古代礼仪中存在各式各样门类繁多的宗教祭祀等仪式，但神学始终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更关注人，更关心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和生存需要。

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人”是天地所生万物中最灵、最贵者的思想。如《尚书·泰誓》中说：“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

中国传统文化很在程度上来说是关注人生的文化，而这在世界文化体系中都是十分珍贵的。其中有很多关于人生价值的思考和讨论，也都十分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提倡对人的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精华。这一点，与我们当代社会提倡的以人为本和民主民本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

（二）道德教化

在现代社会，很多中国人是不信教的，一些外国人认为，中国的所有社会问题，都由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引起。中国的宗教信仰文化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可能真的不是很大，但事实上，中国的道德信仰系统却十分完备。这一种道德信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角角落落，甚至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需要的这种道德教化，不是封建社会三纲五常的约束，而是一种去伪存真的，一种现代社会正常动作所需的道德规范。

中国礼仪文化中有很多道德的因素：《诗经》提出“夙夜在公”，《尚书·周官》提出“以公来私民其允怀”，都提倡注重整体精神，都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而奋斗的爱国主义思想。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奋斗不息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是因为我们民族有着一种崇高道德精神。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提倡人伦价值，强调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美德。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应有的道德义务。从《尚书》中提出的“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到孟子提出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再到《礼记·礼运》中所讲的“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人伦关系中的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如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涵义，对于改善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另外，传统文化中还对我们提出“诚信”、“仁爱”、“互助”等道德上的要求和希望，这种注重对人的道德教化，和“以德治国”的思想，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构建精神文明所继承和发扬的。

（三）追求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追求和谐。“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方面关系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和谐放在了首位。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道家提出“天人和一”的思想。即把自然与人看作一个统一、平衡、和谐的整体。主张“道法自然”，即人们要顺从自然，回归自然，把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惩罚减少到最低限度，寻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空间。

在人际关系上，强调和谐有序，追求实现“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的和谐社会。

另外，《尚书》中关于尧舜禹执政理念的记载就有“协和万邦”、“咸和万民”的名言，这表明，在国家尚未形成的时候，先民就已经把和谐作为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史伯的“和实生物”，孔子的“和为贵”，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尚同”，“非攻”，老了的“知和曰常”，都以“和”作为最理想的社会生活状态。

和谐文化是人类世界的共同精神财富，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恒久价值，我们要理解它，然后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真正为构建和谐文化出力。

四、继承与创新

文化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如果丢弃了传统文化，我们将丢掉的是我们自己的根和灵魂。

当然，另一方面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积淀，也存在一些腐朽的“毒素”，不利于社会的进步，是必须要剔除的，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清醒地来了解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取精华，去糟粕，继承一些“老祖宗”的东西，同时吸收外来的好的文化，以此来更新我们的文化，创造一种真正适合中国的文化。

总的来说，单说一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再来谈取舍的问题。

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尤其要有自己的主见，一件事，首先要走进它，了解它，才能来评价它，在对待“文化”的问题上更不能随大流，而应该多看原籍，多独自思考。

第三篇：11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

 东方原本只是一个相对的地理概念，在历史上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国家，其所指称的东

方是不同的。近代以来，人们逐渐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共识，即把欧洲以东的地区（其中主要是亚洲）称之为东方，如日本、朝鲜、印度，以及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我们理解的东方，更多的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理解。这里所说的东方文化主要是指亚洲地区，包括部分非洲地区的历史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和哲学体系.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来集合了我们众多先贤们前辈们的智慧结晶。它既包括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与历代圣哲学人的研究探索的成果，也吸收了其它民族文化的精华。它涵盖了自然、社会、人体自身、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现如今我们还不断学习、不断研究、这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瑰宝。现代人们所论及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形成于上古的“易经文化”后来的儒道文化、佛教文化与历代学人的文化学术著作。

（二）儒家文化常识

儒家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主流。作为先秦一个学派，虽为孔子所创立，但它的文化精神却上继三代、下承周公，直接继承了我国上古时期的文化传统，因此，人们在特定环境下往往称为儒家文化，有时也泛称东方文化。这是因为它两千年间影响到整个东亚文化圈并进而影响到整个世界。为了理想社会的实现，中国儒家文化要求社会成员要完善自己的人格，要有“仁者爱人”的胸怀；要有“以天下为已任”的胸怀；强调社会的整体利益重于个人一已私利，要求人们能“克已复礼”；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治世理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科学文化落后的古代，由于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使中华民族的发展避免了类似欧洲中世纪时期“政教合一”式的落后、蒙昧。这也是儒家文化有别于其它文化的主要标志。

（三）道家文化常识

道家文化是对自然与人类、社会与个人、主观与客观、肉体与精神等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与冷静的思考后所产生的更具超前意识的思想体系。广义的道家文化除老子、庄子的著作

外，也包括上古的巫文化、后世的术数文化，东汉以后形成的道教炼气术长生不死的有关典籍。甚至人们将其追溯到中国的人文始祖黄帝，将其与道貌岸然家创始人老子并称为“黄老”。这样一来，兵法、阴阳、星占、卜筮、堪舆、中医、养气等学说，均被归入道家文化。道家文化在哲学上的最高成就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古代辩证法与庄子著作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思想，“齐生死，等贵贱” 的观点，这是上古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四）佛教文化常识

佛教文化固然是一种宗教文化，与其它宗教相同的一点是需要“信仰”，而与其它宗教文化不同的是它有一套完善而符合科学的理论体系，并且允许信众质疑释疑进而“开悟”，不是让信众盲目的迷信与遵从。简单来说，佛教文化是以宇宙与人体生命为研究对象的一种文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之世界发展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三教之统一的东西即一个“和”字，这也是东方文化的核心。一般说来科学求真、宗教求善、艺术求美、而真善美这统一即为“和”。孔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得也正是这个“和”字。现在，党和政府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和社会”的意义也正缘于此。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除因重视教育而使“江山代有才人出”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所独具的兼容性。中国传统文化不象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从9-11事件以来几年间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即可证明），因此才能在历史的发展中吸收其它民族文化精华，进而丰富、充实、完善自身。

（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传统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它的一些负面因素的确已落后于时代；但让它影响到近现代发展的则是生活在近现代的人，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当然，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上的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地理的封闭致不同文化的交流欠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根本原因还是统治者自身的落后无能与其所推行的愚民政策。鸦片战争固然是西方国家对华进行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掠夺，但也因此而加速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正是多年来的文化交流，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思想基础。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文明的重新辉煌，将在我们手中变成现实

文明建设，应该也需要把我们精神文明建设也应该着重发展，塑造高素质的民族。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对现在社会建设的价值是无限的，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品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与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当今社会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与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的建设都具有积极的、巨大的促进作用。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他是有鲜活的生命力的，并且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相信在以后的社会建设中，这种自强不息的民族魂魄将会被演绎的更加绚丽，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我们离不开传统文化，更离不开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精髓和文化底蕴，它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化社会发展具有忽视的重要作用。康德说过有两种事物，我们愈是沉思，愈感到它们的崇高与神圣，愈是增加虔敬与信仰，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可是当这星空蒙上灰垢烟尘不再璀璨，道德还有依旧被膜拜的理由吗？中国现代化社会发展必须要借鉴传统儒家道德思想，也要继承革命时代的优良传统，更主要的是不能闭门造车。要通过对社会的深入了解和调查研究，根据当代的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来发展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个显著特点，即社会发生急剧变革，或者受到其它文化冲击之后，便会产生一次自我调整，进而产生一个巨大的飞跃。这已为几千年的文化史所证实。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挤压的今天，它必然如同经历涅磐洗冖的火风凰，显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焕发出更加绚丽的色彩，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第四篇：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对小康社会的意义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传统文化更加重视，如国家将中秋、端午等节日列为法定节日。可尽管有上述措施和手段，在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下，中国的传统节日备受青年冷落，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在圣诞节、情人节互赠礼物，在麦当劳、肯德基庆祝生日，很多人不知道大阿福，没划过龙舟，没听过唢呐，不识艾草、菖蒲为何物。

为什么传统节日渐渐被忽视，而“洋节受宠”？这是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有人从生活方式的角度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青年生活方式趋同；有人从文化的角度认为，西方传统文化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而我国传统文化缺少适合年青人的文化内涵；还有的人则把它归结为商家和媒体的炒作的错误方式，认为现在过节只注重形而下，形而上的精神全被抽空了，缺少传统文化产业去丰富、发展传统节日的内涵、外延，这样变味的节日过起来只能是空虚无聊。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但根本问题是目前传统节日中形而上的精神内容被掏空了。传统节日里，月饼、元宵、粽子等都是商家绝不肯放过的利润点。然而，过分地强调饮食使传统节日变成了“饮食节”。春节吃一顿年夜饭、元宵节煮一锅汤圆、中秋节送几盒月饼、端午节吃几个粽子，节便过完了。传统节日给现代人留下的似乎只剩了饮食，节日中大量美好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民俗意境，则变得越来越淡了。没有繁

琐仪式要求的洋节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圣诞节的彻夜狂欢、情人节的互赠礼物、万圣节的魔鬼面具，洋节的随意简单让都市人很容易找到情感的发泄渠道，于是它们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

我国不缺乏文化内涵丰富的传统节日，缺乏的是传统文化与时代交融的过节理念和过节方式。要让我国的传统文化在继承中创新，只有不断开掘传统文化的新内涵，寻找新载体，让更多的人了解节日的文化渊源，才能把传统节日的文化精髓传承下去。如在传统节庆日给出专门时间，组织大型、健康、寓教于乐的活动，不断倡导、继承、创新节日文化。从商家的角度，应该把眼光放得再远一些、更宽一些。挖掘传统节日的情感价值，不仅仅是扩展销售规模，更重要的是建立起消费者与企业、品牌间的情感联系，这是企业的最大利益所在。节庆消费要深刻挖掘消费者的情感价值，消费者最深层需求便是情感消费，这决定了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对传统节日的情感价值挖掘得不够是厂家和商家的一种短视行为，传统节日其实有很多独特的价值，从目前来看，反倒是一些跨国企业独具慧眼，将中国的传统节日的营销做得非常到位。

我国传统文化深刻而久远，而传统节日则正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光大传统节日内容，传承传统节日精神，是凝聚爱国意识、民族意识的强大力量，更是弘扬民族文化的有效手

段。因此，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责任有义务传承传统节日之精髓、延续中华民族之血脉，让传统文化绽放出新的光芒！

第五篇：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建设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建设

作者：荣昌县法院 梁远平朱琳

发布时间：2012-10-19 12:30:08 打印 字号： 大 | 中 | 小

【摘 要】中国是一个文化根基异常深厚，文化自我认同感很强烈的国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融为一体，长期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宗法意识、国家本位、礼治主义等观念与法治所体现的公平、正义、自由等观念相冲突与对立，因此，在这种文化基础上的法治建设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法律继承、法律移植、法律创新的过程。

【关键词】传统文化，法治，法律继承，法律移植，法律创新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为其轴心的，而儒家学说的等级观念、宗法意识、国家本位、礼治主义等观念在绵延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等级伦理

等级伦理是儒家文化的首要特征，它产生于也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它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以君权、父权、夫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儒家以“礼”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一准乎礼”是中国古代法制的基本特征，而“礼”强调的是等差之爱，尊卑有序。人们在行为选择之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否符合上司的要求，会不会触犯当权者的利益，而不管是否符合法律与正义。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主要强调的是群体价值而不是个人价值，个体在群体中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这样就必然以各种纲常规范来束缚人们的思想，约束人们的行为，压抑人们的欲望和创造性，进而把个人的价值消解在群体中。因此，在等级伦理下，不可能形成追求公平、正义、权利和自由的行为模式，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伦理结构“与私法、民法有着普遍的逻辑上的矛盾。[①]”

（二）宗法意识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在自给自足和血缘关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农业社会，它以农业文明为依托，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根基，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这种宗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使整个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隶属于血缘纽带之上。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存在与发展，对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人们的一切行为模式、心理状态都受到这种社会结构的制约，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往往是通过家族的媒介功能实现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深刻地影响着传统中国法律制度的基本面貌。宗法意识是传统文化、儒家伦理的基本内核，“儒家以孝第二字为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络之根本，而不可动摇。”[②]它以孝为出发，以孝推出第，继而推出信，由里及表，通过血缘关系以己为中心扩展成一个亲属远近之分的伦理圈，这种现象被费孝通先生称为“差序格局”，“中国社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样大家全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家庭关系的放大与延伸，首先是父子，然后是近亲，继而是远亲、朋友，远至同学、战友、老乡都可以拉如这个圈子，成为“自家人”，“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如自己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③]宗法伦理是没有陌生人的，伦理圈的半径到朋友、熟人为止，五伦也只讲到朋友为止。

（三）国家本位

国家本位观念是国家权利膨胀的产物，这种国家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国家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并对中国社会形成直接的笼罩与支配，使得社会成员凡事以国家利益为上，集体利益次之，个人利益最次。由是观之，国家本位的国家是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利与国家机关体系，所以国家本位即是国家权力本位，国家权力本位必然会导致高度集权，而高度集权是“家长制”、“一言堂”人治国家的基础。在国家本位观念下，中国古代法律以刑为本，强调义务本位，强调权威服从和履行观念，并且在封建专制之下，皇帝敕令成为最高的法律渊源，君主不受法律约束，“为君主所喜之物具有法律效力”，君主强大到足以宣称“朕即国家”。可见这种法，只能是帝国权力的延伸，是执行统治意志的暴力手段。这种君权至上，皇权神圣的国家主义与重血缘家族情节的宗法伦理，等级观念结合在一起，使天理、司法、人情沟通联结，导致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人们最高价值的判断标准。

（四）礼治主义

儒家伦理型法的核心在于礼法合一，伦理规范法律化与法律规范伦理化的特征使得以“礼”为核心的宗法伦理关系得到强化，而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秩序主要就是由这种“礼”来构建的。“在儒家思想的影响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像传统的中国和日本，社会秩序的基础是礼和法，这些社会中，既不把立法活动，也不把司法程序，作为维护和恢复和谐的正常手段。”[④]这样的社会中的“礼”实际上就是伦理化的法律，它以法律的手段直接追求道德目标，不仅要求人们在行为上循规蹈矩，而且要在精神上作一个正人君子。礼法的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法律心态，倡导“无讼”、“息讼”的价值取向。封建王朝的历代统治者都将“出礼入刑”、“德主刑辅”、“先教后诛”作为竞相标榜的口号，自西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都以都以这种政治主张为基本的政治纲领与原则，以维护和巩固封建宗法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长此以往，重礼轻法、重德轻刑就塑造了一种道德型人格，并积淀了一种顽强的心理意识。

二、传统文化与法治实现

首先，作为儒家伦理首要特征的等级观念，它是腐败等违法现象的社会心理基础。等级观念使权力绝对化，绝对化的权力又巩固了人们的等级观念；绝对化的权力呈现出放纵状态，法律制度毫无约束力；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又使民众制约的力量相当薄弱；社会力量的软弱进一步使权力恶性膨胀，腐败得以随意化、普遍化，法律形同虚设，其制约力被消失殆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当法律不能约束权力者，反过来法律成为了腐败者维护特权的工具，这是同现代法治国家所崇尚的法律至上的精神相违背的。

其次，在宗法意识统治的熟人社会里，人们交往只需凭关系，不需要什么事先约定的规则。血缘关系的远近就是行为依据，亲、义、别、序、信就是行为准则，人情、风俗、习惯、道德、伦理、行政命令等，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法律不易被接受甚至被排斥。在这种宗法伦理的影响下，社会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社会成员现代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普遍缺乏，对很多人而言，只知有官，不知有法，在他们的意识里，所谓“法”多指“杀人偿命”等还能寻到一些同态复仇影子的刑事法律；第二、人们发生了纠纷多不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找熟人通融或找有威望的人说和，是常见的处理形式；第三、讲关系、重人情、裙带之风盛行，一个案件即使处理得再公正，在当事人和部分公众心目中也要打上几分折扣，输官司的一方无论是否该输，都要无奈地感慨“人家上边有人”，对法律的不信任感天然而成；第四、人情、面子困扰司法人员，执法者的执法权经常成为执法者为亲友解难的工具，因此，“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找人”，“打官司无非打关系”并非虚言；第五、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认为行政力量可以解决一切，视权大于法；而老百姓受几千年封建社会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影响，认为司法机关就是衙门，司法人员就是官老爷，所以避之不及，哪能想到去寻求司法救济。

再次，国家本位是以国家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法理念，它的核心判断是法律是国家的附属物，法源于国家，法是实现国家职能的手段，任何规范只要打上国家的印记，就是法律。“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统治阶级意识的表现”，法离不开国家是因为国家是造法之母；国家离不开法律是因为法律是实现统治阶级政策、执行国家职能的工具，在这种传统文化上形成的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就是在社会生活中重义轻利，讲身份等级，忽视人的正当利益和需要，轻视人的权利，漠视人的尊严和人格。“中国传统‘集体本位’，简言之，就是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一般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从确认个人权利义务出发，来维护社会秩序。[⑤]”

最后，传统文化所推崇的礼治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披上了温情面纱的“人治”，即所谓“天子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⑥]礼与法都从属于君主，最终统一在以君主为代表的“人治”之下，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道德与法律错位，法律趋于道德化，而道德化的法律缺乏明确、普遍统一的规范作用，进而导致权力和人情因素渗入到法的各个环节和领域，这就使儒家所主张的礼治具有强烈的人治色彩。综上所述，在今天，要实现法治，就必须理性分析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宗法思想、国家本位、礼治主义都是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所以，要建设和实现法治就必须改造我们的文化及思维方式。

三、中国法治建设的根本途径

（一）法治建设的基础——继承

在文化建设、法治建设上，分歧的焦点是应该彻底否定传统还是应该加以批判的继承。但是，现代化始终是传统的现代化，始终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一个民族的传统否定的问题。如果离开了传统讲现代化，那么现代化将成为无源之水；如果一个民族隔断自己的历史，它也隔断了自己文明的生命之源。中国法传统有着自己固有的规范的模式与价值取向，是一种不可超越的法文化源泉，它对社会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调节作用。因而，注意继承传统文化中伦理化的善良风俗，将是中国法获得社会认同，实现社会化的基本保证和生命力之所在。所以，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观念的问题上，一味地指责、批判我们的法律传统而缺乏建设的精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破坏。我们应该正确地、全面地理解我们的法律传统，本着一种拿来主义态度来建设中国的法律大厦。

（二）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移植

法律移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法律制度互相借鉴与取舍的过程，只要国家民族之间进行交往，这种交往无论是友好交流还是武力征服，都会产生文化上的碰撞交流，制度上的借鉴与移植，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虽然世界上各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生活各不相同，法律也有各自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并不能否认法律的普遍性，人类社会文化中存在着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并反应人类社会发展共同发展规律的因素，毕竟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观念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另外，我国建设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我国法律与国际上有关法律和国际惯例相衔接。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规则下得以更好发展。但是，法律移植并不是说不顾本国法文化的移植，而是要在移植的过程中注意移植的法律的本土化，即要对移植的法律进行合理的处理与嫁接，这才能使移植的法律适应我国现实的国情。

（三）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创新

事实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与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已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危机中，人们正在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取向和西方的科学价值取向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以作为新文化的思维方式基础，过去封闭的文化环境使思维方式的更新完全不可能，而在走向法治社会的今天，由于传统文化所赖以存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摆脱传统观念的精神束缚、消除某些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和发展的法律意识的影响，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就成了当代中国人的普遍追求，而市场经济的推行与民主政治的建设，为这种要求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因此，“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承保持文化的认同的”的“创造性转化”[⑦]将是指日可待的。

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我们应当有勇气和信心，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中，挣脱传统法律观念的精神束缚，获取新的法律价值观念。参考书目

[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2]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23-29.[4]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70.[5]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1994.749.[6]林毓.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三联书,1988.324.[①]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②] 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一章，三联书店1985年版。[④] 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0页。[⑤] 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9页。

[⑥] 《论语．季氏 》

[⑦]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