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论”对中国法治的负面影响

第一篇：“性善论”对中国法治的负面影响

伊利集团律师事务部 范志彦

内容提要：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法定的治国思想，“性善论”则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础。在儒家的思想统治之下，“人性善”经过几千年的露晒逐渐积淀于整个民众的法律意识心态和价值形态之中，并对现今的法治产生了消极影响。“性善论”为皇权所用造成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善”的价值体系造成泛道德主义及“性善”导致人格不独立严重阻碍了现今的法治建设。文章认为，推进中国现代法治进程，在批判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同时，必须借鉴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

关键词：性善论 权力制约 泛道德主义 法治

中国古代封建时期把儒家思想作为法定的治国思想，实际上，儒家思想首先是一种伦理道德哲学，其关心的问题是心性之学。“心性之学就是人之所以有理义，之所以有道德之学”。[1]“ 性善论”是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哲学基础，其不但对心性之学，乃至对中国古代的法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经过几千年的洗礼沉淀给现今的民众留下了深深的烙痕。至今许多民众的法律意识心态及价值形态中仍留有“人性善”的痕迹，这种法律价值心态对现今的法治是极为不利的。

一、“性善论”思想的演进及表征

“性善论”从道德与伦理角度探讨了人性的问题,它的提出发展是历史的产物。“性善论”的内容特征充分反映了封建统治的要求，其理论本身的不科学性决定了其负面作用在所难免。

（一）“性善论”的提出及历史背景

“性，从心，生声”。[2]在中国古代，“性”就是“生”，即“人之初”的“生”。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3]意为人刚一出生时，人性是大致相近的。孔子没有明言性善还是性恶，为其后人向不同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孟子继承孔子，首创“性善论”。孟子认为，人刚一出生时人性是善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4]孟子进一步认为善有仁义礼智四端，而“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5] “孟子所谓的‘性善’不是指人具有先天的道德观念，而是说人天生具备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6]关于人为什么为恶，孟子认为一是客观环境的影响，二是主观上是否有向善的愿望。二者之中后者是最重要的，所以孟子特别强调个人加强自身修养，修回善性。孟子在“性善”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政”思想是孟子“性善论”的顶峰，也是其终极目的。

孟子之所以从人性入手“正人心，息邪说，拒诐行，放淫词”[7]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剧变的历史现实，激烈竞争的政治形势要求哲学理论更具有说服力，可信度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相对自由的理论环境，严峻的思想理论竞争要求诸子百家只能以理论的深刻性解释现实、探讨现实以立足于众学说之中。道德是关于人的行为的理论，人既是道德的主体，也是道德的客体，因此，深入到道德的深层挖掘其背后的原因就不可避免的要从人自身入手，这样才能符合历史的需要。

（二）“性善论”的发展

“性善论”大致贯穿了两千年来的思想史。中国古代的儒家圣人基本都持人性本善的观点。孟子之后，汉董仲舒认为善与性有一定距离，但他并不否认人人都有善端：“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8]尽管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增加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说法，但天命之性本善却是根本。所谓天命之性是 “理”，“理则无有不善”[9]，而气质之性则“一本而万殊”，以此补充孟子人性本善的不够全面之处，如他所说：“孟子说性善，他只见得大本处，未说得气质之性细碎处”。[10]明代大儒王阳明虽为心学家，但也认为“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11]由此，儒家学说虽历经两汉经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的变迁，然而儒学者在“人性本善”的倾向上却没有改变。宋代《三字经》开篇就将“性善论”概括为“人之初，性本善”，并将其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可见从宋开始，“性善论”不仅为士人所接受，并已深入一般民众的心里，进一步形成了价值意识形态。

（三）“性善论”的特征

孟子提出“性善论”在当时并未受到统治者重视,但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完善与巩固，儒学成为显学，“性善论”逐渐被重视并被后人继承和发展，这与其自身的本质特征是又必然联系的。

1、“性善论”中的“善”是一种价值或更精确的说是一种价值体系。“性善论”中的“善”可分为三个层次，“‘善’首先指的是仁、义、礼、智诸德行和符合它们的德行。其次，‘善’指的是人的优秀性。最后，‘善’指的是一种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价值”。[12]第一层是基础，仁义道德是唯一的“善”，其他的“善”只能是对它的引申、补充。第二层内涵是对第一层的补充，仁义礼智之所以谓“善”，是由于它是人类的优秀性和应具德性。由于它，人才与禽兽动物区别开来。第三层是对前两层的引申拓展，道德之所以是善，是因为它能够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满足人们的需要。

2、强调尽心知性。“性善论”强调人的本性存在先验的善的同时，认为人有不善的原因即外部环境和自身主观愿望的影响。为了能使人的善性得到保存和发展，“性善论”强调道德修养，存心养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3]道德修养从良心、善端开始，向着仁义礼智诸善德和君子圣人的人格这一目标迈进。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

3、强化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最早的典籍中就出现了宗法伦理思想。孔子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4]君臣父子关系被认为是统治中不可缺少的“大伦”。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把君臣父子关系依然看作是最根本的二伦，并进一步提出了“人伦”的概念。孟子认为“人伦”是人的本性，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

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突出表现道德越位扩张而成为法学领域的主人，侵犯了法律的个性。另外，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只须加强个人道德修养，通过道德教化，弘扬人的善端，便可达到平治天下的目的。统治者对民众采用道德教化手段，使他们保住善性并扩而充之。籍此，社会上出现矛盾即可诉诸于道德途径解决，道德泛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道德泛化不利于法治建设。道德和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彼此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依赖的是人的自觉及良心，是一种自律性的东西，其功能是为了扬善；而法律则是一种硬约束，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其功能是为了制恶。两者虽因用力方向不同，但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但毕竟由于各自本质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不能互相代替。一旦道德代替了法律，这样势必引起疏于立法的建设，而不利于法律制度的健全。所以，道德作用的发挥应以法律健全为基础。同时，泛道德主义注重人的善性完善，不可避免的为人治奠定了基础。

泛道德主义对法治建设的另一个负面作用在于它造成司法官员的道德伪善，从而助长了司法腐败。“人性善”重视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个人的道德需要和精神鼓励，却蔑视物质利益，忽视了个人主义，个人情欲对社会本位主义的制衡与冲突作用。以司法官员的廉政建设为例，廉政办法中多是道德层面的规定，其目的在于塑造廉政形象，奖励多以精神奖励为主，辅以少量的物质奖励。这样忽略了司法官员的其它需要，甚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司法官员有道德要求，但这种需求以生存为基础。“性善论”主张人的道德存在高于生命的存在，“君子忧道不忧贫”。[18]实际上，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都不能满足，又如何去饿着肚子空谈道德呢？司法官员的道德伪善就不可避免了。在现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一方面要求司法官员严格执法，做道德楷模，另一主面却不得不用低薪奉养司法官员。司法官员个人的情欲主义无法满足，也就无法确立司法从业人员的崇高社会地位。所以，有效推进法治进程，把法官的道德需要建立在充裕的物质基础上也是不可或缺的。

（三）“性善论”导致人格不独立，影响了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性善”多指良心本心是伦理方面的孝亲敬长的是非之心，孝敬为善，反之为恶。孟子反复强调，人人均知爱亲敬长，主张“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19]。董仲舒认为的至善即“圣人之善”为“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20]在儒家宗法伦理观念的诱导下，民众在内心形成了一套伦理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人们不断的实践伦理，以此作为自己的向善。

“性善论”强化伦理道德观念，重申宗法规则，遏制了民众独立人格的产生。以“人性善”为哲学基础构造的宗法社会注重身份规则，身份规则界定了每个社会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权利、义务，同时也就界定了其在社会的地位、权利、义务，藉此成为在立法、司法诸方面衡量人们的罪与非罪、罪刑轻重的根本尺度。宗法伦理注重的身份规则之所以不会产生独立自由的市民身份，是因为在封建时期，身份规则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个人从来是作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虽曾有过家庭、行会、帮会（江湖）、僧道等民间团体，但它们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规则即个人人格被吸附消溶于集体人格中的规则，具体的说，都是家族的摹本，即便是国家也是如此，“古人惯以忠、孝并提；君，父并举，视国政为家政的扩大，纵没有将二者完全混同，至少是认为家、国可以相通，其中并无严格的界限”。[21]个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势必造成个人人格的不独立，不利于民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

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对法治建设的意义十分重大。然而由于传统“性善论”的影响，使民众对个人人格的独立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在他们的法律意识中最多的还依然是与生俱来的“善”性。对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权利等法律观念的培养，“善”性的土壤显得如此贫瘠。一直以来，封建统治之下的民众在“人性善”的驱使之下不断的体现伦理，实践伦理，都被看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动物，一种被统治者珍惜爱护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人性已被扭曲。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更尊重、顺应和完善人性，同时充分重视人的社会性，二者不可偏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首要的仍是改造民众思想意识中的“善”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竞争等西方法观念的基本精神的宣传是必要的。只有重视提高全民的理性，才是法治进程的根本动力。

三、合理借鉴西方法文化，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众所周知，西方的法制传统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建立了先进的法治模式；而中国的法制传统以“人性善”为逻辑起点建立了人治的模式。推进现今中国的法治进程，必须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摒弃传统法文化的糟粕，中西结合，是中国法治的必经之路。

首先，树立依靠理性、科学的法律制度制约权力的观念。“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而权力是恶的平方”，[22]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防恶的目的，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在于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西方的这种价值理念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经基督教“原罪说”的深化，至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集大成。对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学的制度约束权力贯穿了法治的始终。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相信人性本善，崇尚道德修养，对权力依靠道德约束，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而不会为恶。但是，人性在现实中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及自身各种自然欲望和心理素质的限制，使“人性的向善之力较之趋恶之力要脆弱的多”。[23]所以，中国的法治必须借鉴西方的法治经验，树立依靠法律制度约束权力的观念。以理性、正义、科学为依归的法律制度是推进法治进程的有效工具，因为制度的趋善要比个人的趋善要坚强的多。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权力为恶的可能性才降至最小。在法律制度健全的前提下，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其次，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合理界定指导法律的道德范

第二篇：论旅游对旅游景点的负面影响（本站推荐）

论旅游对旅游景点的负面影响

摘要：在这个各方面都飞速发展的社会，物质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因而人们的追求从物质上升到了精神的高度。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到处旅游，他们通过旅游来消遣自己前段时间工作所带来的各种压抑和无聊，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在旅途上的他们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反观一些旅游景点，它们不单单是一个地方，它们有的有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可以让人深深沉醉于此，而不去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和不愉快，尽情在这里享受美景，跟随自己的心灵；有的经历了几千年岁月的洗礼，历史已经深深地刻在这些景点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块青砖每一条长廊，都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事情。在这里人们不单单可以欣赏建筑的美观，还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存在，丰富自己的阅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关键词：旅游；保护；景点；影响； 正文：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经济水平也日益提高。过去，人们很容易被物质所满足，在这个各方面都飞速发展的社会，物质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因而人们的追求从物质上升到了精神的高度。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到处旅游，他们通过旅游来消遣自己前段时间工作所带来的各种压抑和无聊，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在旅途上的他们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反观一些旅游景点，它们不单单是一个地方，它们有的有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可以让人深深沉醉于此，而不去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和不愉快，尽情在这里享受美景，跟随自己的心灵；有的经历了几千年岁月的洗礼，历史已经深深地刻在这些景点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块青砖每一条长廊，都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事情。在这里人们不单单可以欣赏建筑的美观，还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存在，丰富自己的阅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特别是在如今物质横流的时代，文化和精神在生活中起的作用日益增加，人们更多地选择旅游来释放自己。

在这旅游者中心灵的享受中，人们会拿着相机记录自己历程，去给这些经典留一个纪念，当做自己的回忆。而有些旅游的旅客却用自己的行动对景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在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青砖上，刻着一句句“**到此一游”，这是对旅游资源的玷污，对它们的破坏。他们只顾着自己的享受，自己的欲望，想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可是不知他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是对旅游资 源的极大破坏，而他们也会因为他们的举动而遭人唾弃。

随着旅游业已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旅游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凸显出来，也成为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棘手的问题。

一、目前我国旅游业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1、相当一部分热点旅游区污染严重。主要表现为水体污染，空气质量下降，局部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旅游资源受到损害；

2、旅游区环境卫生状况较差,区内垃圾随意抛洒堆积,污水、污物随处可见；

3、一些热点旅游区超规模接待游客，旅游区人满为患，拥挤不堪,旅游气氛丧失；

4、旅游开发建设项目与旅游区整体环境不协调。

二、旅游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造成旅游区环境破坏、环境质量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种：

1、人类经济行为的不当破坏了旅游环境

人类经济活动对旅游区环境的影响与破坏可以分为三方面:（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生产排放的废物及产生的噪音污染了旅游区的自然环境，扰乱了旅游区应有的宁静。结果一方面旅游区丧失了以往清新的空气、透明的水体、静谧的氛围;另一方面游客游览的兴致因环境污染而降低。（2）不合理的资源利用与农业生产方式破坏旅游区的自然生态平衡，旅游资源直接受到影响，例如森林砍伐、过度开采地下水、开山炸石等活动造成水土流失、游览水体水位下降、奇山丽景惨遭破坏等。（3）在经济结构、生产力布局、城市发展规划中,忽视旅游资源的存在，使得区域经济结构类型、生产力布局方式、城市发展方向与旅游业正常、持续发展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不相适应。如在云南石林旅游区建设大型水泥厂，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建设灰窑、煤窑等。

2、旅游活动对旅游区环境影响

旅游活动对旅游区环境的影响主要在于旅游过程产生的垃圾对景点环境的污染以及旅游活动本身对景点自然生态平衡及旅游意境的影响。由于旅游区本身设施的不完善和游客素养不高,随着旅游活动规模的扩大,景点垃圾遗弃量日益增加。旅游区内大量垃圾随意抛洒堆积，破坏了自然景观，污染了景点水体，使旅游区水体富营养化。我国许多旅游区水体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相当一部分 2 旅游水体的透明度、色度、嗅味等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的旅游水体标准，漂浮物、悬浮物、油迹污染物已经影响游客感官，使其旅游兴致降低。超过景点容纳容量的超规模接待破坏了旅游区自然生态系统平衡。构成自然景观的生态系统对旅游活动本身存在一定的承载能力，这种承载能力由生态系统的结构所确定，超过其承载能力的旅游活动将使旅游区生态系统结构发生变化，旅游区旅游功能丧失。主要表现在大量游人将旅游区土地踏实，使土壤板结，树木死亡；大量游人在山地爬山登踏，破坏了自然条件下长期形成的稳定落叶层和腐殖层，造成水土流失，树木根系裸露，山草倒伏，从而对旅游区生态系统带来危害„„ 不当的旅游活动本身所蕴带来的问题是严重的，忽视这种影响，只注重短期效益，盲目扩大规模，无限制地接待游客，将对旅游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损害。

3、旅游开发和建设破坏旅游区环境

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有关设施建设与旅游区整体不协调，造成旅游资源、旅游区生态环境、特别是旅游气氛环境、特别是旅游气氛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古迹复原处理不当，新设项目与旅游区景观不协调，改变或破坏了旅游区所有的且应当保留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格和气氛，利于具体的旅游对象，其旅游价值主要表现在其本身所蕴涵的独特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格。在开发利用旅游资源时，这些无疑是应当保留且极力保护并充分予以表现的，忽视旅游区的整体协调及其所蕴涵的内涵，盲目开发，只会造成景点的不伦不类，进而丧失其旅游价值，使游客的兴致减退。

针对旅游给景点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深入的把它们教入每个人的心里面，只有这样，我们社会上的每个人才能够提高自我的对旅游景点的保护意识，才能够在对旅游景点做出伤害之前及时的制止自己的愚蠢行为。我们深深的依赖着这些旅游资源，我们绝对不希望我们今天看完他们以后我们的子孙却不能再看到她的相貌，我们享受它们带给我们的闲适与欢乐之后我们的子孙却再也看不见美丽的风景，看到的只是穷山恶水。那样我们就成为了历史的罪人。

所以我们以后要合理利用地理资源和环境，促进旅游业与社会和谐发展，做到强化对旅游资源的保护意识，合理利用旅游资源，促进社会进化，依托旅游资源促进社会文明！

总之，各种种各样的旅游资源，是宝贵的自然资源，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3 是旅游这个行业发展的基础。加强旅游景点的保护，永续保持、合理利用优美的自然环境，促进旅游业与社会和谐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相信，随着人类环保意识和历史意识的提高，我们的优美的旅游景点一定也会在我们的子子孙孙的年代里放光芒！

第三篇：浅析孟子的性善论及其现实意义

浅析孟子的性善论及其现实意义

姓名：付小雨

学号：1049721403417 摘要：性善论是孟子哲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其仁政学说、道德学说和教育学说的理论前提。孟子的性善论对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性善论思想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性善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实意义

Abstract：The theory of original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is Mencius’ theoretical principle of system philosophy,and is also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the Benevolence policy,the Moral and the Education.It has produced profound influence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personality in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Nowadays,it still playing the importent role in our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harmonic.Key words:theory of original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socialism harmonic;realistic meaning.一、性善论的提出

性善论的提出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紧紧围绕着天命与道德的关系展开，首先是殷周之际道德的重要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凸显出来；其次是孔子为代表的仁道思想，让道德从政治层面走向了个人的修身；再次，是《中庸》将人性与天道直接相联系，解决了人性来源的问题。这个过程蕴含着儒家用道德转化不可知的天命并为道德寻找最终的源泉的努力。

（一）殷周之际的人文精神跃动

在殷周之际这个大变革时代，道德的重要性逐渐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开启了一种从愚昧向道德文明前进的大方向，这体现在从天命不易、祈祷祖宗保佑到天命靡常、修得以俟天命的转移。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上，道德在政治权威中的份量越来越重。这一转变使神权所代表的威权转变为事实的道德理想规范，更加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道德的重视体现在制度的设置上，从《周礼周官》中看出周公制礼作乐，经邦建国，其政典、治典、教典、祀典都蕴含着很大的道德成分。

（二）孔子的仁道思想

孔子作为儒家的始祖，他的仁道思想在性善论中颇有体现。孔子所谓的“仁”，其内涵就是“亲亲”基础上的“爱人”。“仁”之基础是孝悌之“亲亲”，“孝悌”包含有“亲亲”的思想，即具有敬爱亲人的意思。孝悌之亲亲在孔子看来是人天生所具有的本性，是“仁”的根本的根本。他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仁”之本质就是“爱人”，也就是“泛爱众”，强调要把人当人，要尊重他人，［1］关爱他人，充满了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是道德的重要体现。

（三）孟子的天人观

在孟子看来，“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道与人性的统一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统一。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求放其心”。孟子的天人观具有浓厚的主观伦理色彩，即“尽心、知性、知天”，认为人的心性是沟通天人关系的桥梁，要求人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扩充善端，来实现知天达命、天性与人性、天心与人心的统一。

二、性善论的主要内容

战国时期，人性问题成为争鸣的一个焦点，孟子驳斥了告子主张的“性无善无不善”论，提出了“人性本善”的命题。

（一）人具有向善的本性

孟子认为，人有自然的食色之性，但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内在的道德的知、情、义，这是人所固有的道德属性。孟子曰：“水性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人向善的本性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不是从客观外部世界所取得的、不是后天形成的，只是人们不曾领悟罢了。

（二）人的善性体现在“四心”

《孟子告子上》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

［2］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意思是说人人具有先天的“四心”，人人都有成为尧舜的可能。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孟子举例说，当人们突然发现一个小孩将要掉到井里，都会产生一种惊骇怜惜的心理而想去救他。这种心理的产生，并不是他要同这个小孩的父母结交，不是为了在邻居和朋友中博取名誉，也不是厌恶这个小孩的哭声才这样做。而是因为人的本性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善心”，亦即“不忍人之心”。当人们看到小孩将要落水的瞬间，这种心理就会发生作用，促使他赶快去救人。如果没有这种不忍之心，就不是人。

（三）人的善性需要后天保养

孟子认为，在人性问题上，上自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人人都是一样的、平等的。当然，先天的“四心”是成为尧舜的必要条件，能不能成为尧舜还要看后天人们对“四心”的扩充和发扬，包括人们主观的努力、道德的教化、环境的影响等各个方面。人作为生物的自然属性，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孟子的论题；孟子论述的是人的道德属性，而道德属性是社会的产物。当然，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善恶标准。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四端”，其内容是两千年前的封建道德原则。孟子还认为，人都有仁义之心，之所以丧失良心，是因为不善于

［3］保养。因此，孟子提出“求放心”，即把丧失的良心找回来。只要尽自己的道德本心去行事，就可以了解认识自己的本性是善的，也就是“知天”了。孟子把心、性、天统一起来，“天”是人的善性的终极根据。

三、“性善论”的现实意义

两千多年来，孟子的“性善论”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这种影响已经内化到古往今来各个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里。“性善论”的基本特点就是以人性本善为理论出发点，将重点放在主体自觉的道德完善的实践中，其中的一些进步思想和合理因素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性善论”对个人的现实意义

孟子的性善论虽然有其理论上的漏洞，也渗透着宿命论等唯心主义成分，但

［4］它发掘了人性之善，教人向善、行善的思想。

1.性善论有助于实现个人的自我完善

孟子认为人向善的本性是天生的，人都有侠义之心，但之所以丧失良心和善，是因为缺乏后天对善的培育和引导，孟子鼓励人们要注重后天的学习和培养，在后天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素养。人先天的能力差距并不大，只有后天不同程度的学习和锻炼才能决定一个人能否获得成功，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来发展自己、完善自己，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和人生境界。

2.性善论有助于建立个人的理想人格

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里的“浩然之气”就是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孟子推崇的精神境界与理想人格，孕育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人后已的思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以天下利益为已任的境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正义而献身的情操，以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果敢。在当代，孟子的这些人格理论对于培养和塑造我们的理想人格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3.性善论有助于正确价值观的确立

我们今天所讲的“善”，是指做出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贡献，这样的人就是“善人”。

从孟子的“性善论”出发，我们应该把对个人享乐的价值追求转化为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和价值的追求；把对物质的无限欲望转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获取私利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转化为谋求全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从而自觉地抵御腐朽思想，树立正确积极的价值观。

（二）“性善论”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性善论”的核心思想是“性本善”，孟子的“仁政论”和“修养说”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但这里的“善”并不是单指某个人或某部分人，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有属性，社会又是所有人的集合，因此，“性善论”对当今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1.性善论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人与人和谐相处；二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孟子“性善论”的思想主要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因为人生性是善的，所以人与人之间以善为本，彼此能够和谐相处。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论证的恻隐、是非、羞恶、辞让之心是人人所固有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是不言而喻的。

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之心”，这种不忍之心就是“爱物”这一生态伦理意识产生的内在心理基础。从人的本性是善，所以有仁爱之心，推断“仁民而爱物”，既有仁爱民众之心才会去爱护万物，这是孟子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论述。

2.性善论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必然要求，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党和政府明显加大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力度。

对孟子性善思想的解读，其意义就在于为现代人的实践生活提供某种深刻有益的启发。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为善有利于鼓舞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地接受教化与环境的培育和熏陶，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将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人［5］的行为的自觉规范。这也就是孟子性善论的社会实践意义之所在。今天我们应该将“人性本善”作为自身行为的出发点，不断扩充本心，参与社会，在践行“性善”的同时完善自我并发展社会。

四、结语

“性善论”是孟子哲学思想的核心与基石，也是对儒家思想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将社会的道德努力与个体自身的道德努力相结合，能够极大地推动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和发展。个体的人格修养的提升有助于建立和谐的社会、和谐的人伦关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社会风气需要得到正确引导。以“性善论”为理论出发点，大力倡导个体对人格修养的追求，并以适当的方式进行教育和引导，那么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就会有所提升，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新编中国哲学史》。2004年版，第35页。

[2]《新编中国哲学史》。2004年版，第93页。

[3] 范蓉.谈孟子性善论的现实意义，[Ｊ].理论观察，2005（1）：56-57.[4] 徐阳.孟子性善论的现实解读[Ｊ].现代营销，2013(10):104-106.[5] 管卫华.孟子“性本善”思想及其在现代道德教育中的意义，[Ｊ].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3（33）：78-80.

第四篇：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意义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包容万象、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涵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它根植于人民大众的土壤，经过五千年的锤炼，成为中华民族兴国安邦、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文化根本，成为支撑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综观中华文明，传统文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之一。当今时代，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要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营养和精髓，以传统文化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中国传统文化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资源汲取。总书记强调，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我们研究借鉴中华文明中的传统文化精华，可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最根本、最基础的就是帮助建立起一种法治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其核心是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模式的确立，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思维方式，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因此我们应当汲取我国传统文化中符合法治中国建设的精华。比如仁爱、诚信、孝悌、礼义、廉耻，以及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理念中保护环境和善待一切生命的理念，完全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价值取向。传统文化中这些深入人心的精华，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创新，使之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法治中国建设所用。例如儒、释、道思想主要着眼于调整社会道德伦理、人的内心信念，法家思想则着重于调整社会外在关系、人的外部行为。法家思想在更大意义上是一种治国理政的学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基本思想的源头，其学术主张的精华部分不失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盛宴。

中国传统文化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法治立足于文化传统，文化涵养着法治魂灵，并为法治建设注入内在动力；文化建设有赖于法治保障，法治优化着文化环境，并为文化建设提供制度支撑。中国传统文化以注重心性，长于伦理为基础特征能为现代人的迷失提供多方面的理性启迪，为法治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大众和谐精神氛围。作为法治征程中的后来者，中国法治建设须依托于文化中国建设来获取其文化根基与动力。必须重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在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文明对接的基础上，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涵养法治，为法治中国建设注入内在动力。

第五篇：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摘 要：经济全球化这一趋势对世界各国都是有利有弊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处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客观地、全面地认识它，在充分的利用其有利的一面的同时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本文主要就经济全球化的弊端简要地予以评价，并探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应采取的对策。关键词：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定义。

早在150年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震撼世界、震撼历史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

历史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因为当年的“世界性”，现在已“全球化”了。事实上自20世纪晚期随着冷战告终，“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最时髦的议题。“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据说最早是由特·莱维于1985年提出，但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

有人从生产力运动的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也有人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利用科技进步，借自由化之名，行控制世界经济之实，使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的历史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间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个整体。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推动了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加速了世界经济增长，为少数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与此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多了国际投机，增加了国际风险，并对国家主权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严重冲击。更为严重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实力不同，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将得利最多，而发展中国家所得甚少。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将被排除在经济全球化之外，越来越被“边缘化”，甚至成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新技术殖民地”。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借助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这四个载体，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真正的地球村。使得全球公司、各国企业、经济和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起点是不同的，再加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国际经济组织是由欧美等发达国家操纵，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则“理所当然”的由发达国家制定。因而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最大的便更加“理所当然”的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发达国家，而经济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具有一定的中长期利益，但在近期或较长的时间内是很少或很难受益的，甚至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害和冲击。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功过是非，国内外理论界和舆论界的争议可谓是泾渭分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全球化是件好事，我们可更加富有，可以过上更美好的日子，可以周游世界享受生活。”但另外许多经济学家则持怀疑态度。他们指出，“如果全球化真的那么好，那国际经济为什么如此混乱？”1998年3月，江泽民同志已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这是主流观点同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我国而言，全球化为我国经济更快地发展带来机遇，但同样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浪潮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承受着全球背景的巨大压力，甚至已经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因素。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的控股与技术垄断，对我国产业安全、升级甚至国家总体经济安全构成威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使国有企业长期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二是部分国内市场已经被跨国公司控制，如日化中的洗涤用品、手机、饮料等；三是合资合作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

第二，尽管外债规模总体上尚未达到警戒水平，但其增长速度及结构问题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一是多头对外举债招致规模失控；二是外债使用效益不理想造成偿债风险；三是债务消费化倾向；四是“三资”企业外债缺乏有效监测，特别是“隐性外债”问题严重。

第三，在我国外贸依存度和资本依存度相对较高的情况下，外贸结构和外资结构不尽合理，防御世界经济波动影响的能力不强。这次的金融海啸使得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部分企业倒闭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3 应对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的策略。

以上这些问题为中国深入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并争取更平等的地位设置了障碍，甚至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有些问题会成为深不可测的陷阱。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通过抵制全球化来消除这些问题呢？事实证明这种消极的抵抗是没有用的。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是发展不起来的。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认真研究战略对策，趋利避害，降低、化解风险，迎接挑战。

第一，继续巩固和完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我们要适应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日益让位于国际投资的潮流，协调好对政策以及国内有关经济管理政策，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为利用外资服务。实施对外经济关系的多元化，即除继续保持发展与日本、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外，再普遍发展与各大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

第二，进一步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加大力度搞好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等一系列改革，构建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立健全符合国际规范的经济法规体制和政策体系，真正让市场来发挥配置资源的中心作用，使中国的经济逐渐走向有序、法制化的轨道。

第三，大力持久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努力实现知识资本、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增长，加强人口质量投资和科技投资，努力改善基础性产业的薄弱性。更有深远意义的是，要痛下工夫培育既有竞争性又有合作精神的新型劳动者队伍，这就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民主制度建设，使广大民众发展经济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争取世界经济规则制定权，以保证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动权，最大限度地维护经济利益和安全。加快推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力争在APEC中发挥更大作用。努力培植可能的地区性经济组织，特别是以海峡两岸和港澳为主体的华人经济圈。

第五，尽快取消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特殊优惠政策即“超国民待遇”，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同时尽快造就一批实力雄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大企业、大集团。对外开放总体程度应当与民族工业的国际竞争力相适应，充分考虑民族工业对国际竞争压力的承受能力，绝不能危及民族工业的生存，不能损害民族工业自主发展能力。

全球化是趋势，全球化是潮流，面对它不能胆怯。邓小平早就指出：“世界发生大转折，这就是机遇。”江总书记也说：“大转折就是大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如何规避风险关键在于客观、全面地剖析全球化本身。既要看到它的利，也要看到它的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好的一面，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从而在全球化浪潮中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