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的膨胀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大全]

第一篇：金融资产的膨胀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大全]

金融资产的膨胀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资产泡沫的破灭、通货紧缩的到来。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我国同样未能幸免的受到紧急危机的冲击。随着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所出台的一系列金融刺激政策，经过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国已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迅速走出。今年年初的全国房地产市场的上涨，再到股票金融市场的全面开花，以及人民币的快速升值都标志这这场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的已经远去。但随之而来的是又一轮的金融资产膨胀已经悄然的在我国形成。

可以说今年年初房地产市场的上涨是报复性的，短短两个月的涨幅就已让大多数预期购房者望而却步。同时股票市场也出现一波不俗的反弹。同时从全球看大宗商品、稀缺资源、资源类产品，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涨幅。这些都反映了实物投资机会的相对缺乏和现代社会财富增长的欲望超过消费。金融资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双向的，既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的动态无效性，化解流动性过剩而致的通货膨胀压力，并可能通过信贷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金融资产投资可能倾轧实体投资及技术创新，资产价格过快上升容易造成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由于金融资产膨胀对企业的影响显而易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导致企业利润率大幅下降。对于以美元结款的出口型企业更是面临双重压力，生产成本的增加与人民币的升值，使得大多数企业面临生存压力。同样资产膨胀也同时传导到居民消费，日常生活消耗品，衣食住行消费品无一例外都在不断涨价，让人们的日常支出开始加大。同样金融机构的投资成本也会进一步加大。

随着金融资产的膨胀我国加强对企业资金的监督和合理使用，对前期以刺激经济为主的政策重新审核是否需要予以取消。合适有效的对房地产行业做出政策调控。金融机构加大对自身的安全性评估，提高防范金融意识。银行业应审视金融资产膨胀的重要性，降低不良资产贷款率，提高对贷款人审核程度。重视汇市与股市的联动性，防止虚拟资本的过度投机和形成金融大泡沫，以确保我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

第二篇：儒家传统思想对我国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本站推荐）

儒家传统思想对我国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一、儒家传统思想对我国历史的负面影响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张批判的继承，但在儒家思想领域，继承的较多，批判的却很少。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当然，很多消极因素并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经过历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遗余力的“义务教育”，儒家思想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下面几个方面：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真是令人诧愕，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领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吗？当然，文革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领袖一呼群氓响应”的局面？应当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才是文革的可怕之处。对于妇女，更是为其戴上“紧箍咒”，要她们牺牲自己来换取名节的虚名。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场面：一批白发苍苍的元老级大臣跪在金銮殿上，声泪俱下，甚至以头抢地，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于是，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在摇旗呐喊，而很少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到了近代，我们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国门，资产阶级曾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的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 的谈资罢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说，任何革命有其轰轰烈烈，也有其蓄积的过程。不错，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可是中国历史的封建专制为何长达两千年而且其影响至今余波未尽？我们在分析历次改革或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归纳出来条条框框。当然，失败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哲学上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根本原因就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内部。

“复古”思想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八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初登中国诗坛令文学界惊骇万状，它与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儿歌不同，也与某一时期流行的“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风铆铿锵”的鼓动诗不同，使一些习惯传统的人大为恼火，非议纷纷。有人说它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解放潮流中一个倒转的旋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这些在今天看来令人发笑的评论深深折射出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看到新生事物，便视之为异端，而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有时，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都会感慨：在唐朝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于是就有一种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古代的文献备受推崇，很多人儿时就了解“四书五经”，遇到了新问题，总喜欢到古书中去寻找答案，这种模式严重抑制了中国人创新思想的发挥。

西方文化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想影响了往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劳动，忽视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从而造成了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脑体分离，经济和科技的落后。东西方两种思想孰优孰劣，只要看一下鸦片战争中的武器就知道了：中国人是大刀长矛，英国人是长枪火炮。有人也许会列举“四大发明”中某某项成果领先欧洲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否定上述观点。诚然，谁也不能对中国古代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但我们只要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中国在某些领域领先欧洲时，欧洲人亦在某些方面领先中国。最好的证明就是打开初中的物理、化学课本，你会发现上面中国人的名字并不多，一堆欧洲人的名字倒会跃入我们的眼帘：牛顿、伽利略，道尔顿„„实际上，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学问”的精神思想而不仅在于精神。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文明几近断绝，汉继秦火之余，遍地书灰，终能建成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唐宋以后，所有典籍都被仔细收藏，而汉民族的境况却是每况愈下。无数史实证明：我们过于重视“音乐”而忽略了“体育”。

此外，封建王朝利用儒学中“崇本抑末”的观点，限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道路；把知识分子的精力吸引到读儒家经典，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近代保守势力利用孔子“明华夷之辩”的思想处理中学与西学之争，坚持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失去了赶上西方的重要机会。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积极因素塑造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品质，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这些都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带着情绪化色彩来看待这一问题。过去的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决不仅仅是那些厚厚的史书，可怕的是留在中国社会中的不良习气，留在中国人心中的毒瘤思想。以前，我们对待什么事都是浮于表面，所以“前车翻了千千万，后车来了也亦然”。“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历史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是不是本着对历史，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让人民去真正的认识儒家思想呢？

二、儒家传统思想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起负面影响的几支主流思想

1.大一统思想的负面影响 2.中庸思想的负面影响

中庸思想于2500年前提出，并长期为大多数国人的为人处事的指导思想。《中庸》指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封建官僚及御用文人认为“只有遵循千古不变的原理，走不偏不倚的道路，才能治理好国家和管理好社会。”

什么是中？朱熹解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意思是，“中庸之道”就是反对过与不及。简单地说就是“去两端、取中间”。当今现代化社会的某些国人便把中庸之道转译或美化为“要在过与不及之间转折或把握一个度，”“中庸之道就是要获得‘恰到好处’的效果。”

有的国人通常可以信奉好几种思想，当他有权有势时，是法家；有家有业时，是儒家；有家无业时，是道家；权势家业全无时，就出家了。他也可以持好几种言论，有权时，主张集权；无权时，主张民主；有钱时，主张财产私有；没钱时，主张平均分配。但不变的是“中庸”思想为主导的，喜欢平稳、不求创新、“好常恶变”，圆滑世故，明哲保身。这些落后的东西，形成了国人的性格缺陷，即所谓劣根性。中庸之道对国人有着很强的腐蚀性，国人劣根性的产生，是跟几千年中庸之道的腐蚀分不开的。

一是持有中庸观点的人不可能敬业尽责。中庸之道思想深重的人，只可能有选择性地负责，而不是对所服务的机构全身心的敬业尽责。

二是中庸扼杀人才、危害人员评估。人才往往是不拘一格的，尤其有创造力的人才，他们的想法在最初往往显得离经叛道、不合常例。如果抱有“中庸之道”去衡量人才，那么他们便永远没有被承认的可能。另一方面，多数中国人向以不得罪人为处世之本，中庸哲学的文化积淀很厚，一些主管不愿扮“黑脸”做反面评量。因此只要有“头痛人物”，便设法延缓评估工作，幻想问题会自行消失。三是中庸扼杀创新。创新十分重要。尤其中层者适合创新。但反过来看，创新是有风险的，毕竟创新就是变革，总与一些人得到利益，一些人失去利益。于是一些人便开始运用“中庸”之道，持其两端而得其中。创新也便成为一句动人的口号。

四是中庸导致管理死角。管理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管理职责的空白，也就是管理缺位，好多事情该管却没有人管，在部门管理和层次管理的体制下，总有一些管理的死角和空白，产生一些管理上的漏洞，从而容易被钻空子，给企业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损失。管理当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管理中的的“灰色区域”。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有些事情既有人管又没人管，平时不当回事，不放在眼里，往往是出现问题了，才临时抱佛脚。平时谁也“顾不上”，一到上级来检查，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便立刻“突击清理”，这样的情况在现实中是比较普遍的。另一种情况是许多管理人员恪守“中庸”之道，政绩平平，抱着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处事心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这样的管理人员就属于“灰色人员”，可想而知他们的管理工作效果会如何。

3.小农平均思想的负面影响 4.封闭思想的负面影响 5.官本位思想的负面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很优秀，这是肯定的。但是对科技创新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是有负面影响的。

首先，各行各业的排序历来是“士农工商”。如果是一般的排序，那是无所谓的。总有老大、老

二、老

三、老四。如爹妈一个看法，就无所谓。问题是排序以后，明确讲要“重本抑末”。“本”这里指的是农，“末”指的是工商，尤其是商。士不在本末之列，而在一切之上，是当官的。农是士的本，整个社会的本。工商是末，是要抑制它的。而工商恰恰是要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哪儿来的工呢？中国历来把创造发明看成雕虫小技，只有读书做官才是主流。知识分子都是奔的仕途经济。把真正的创造发明，看成是末流。不仅在思想观念上看不起，还有很多政策限制。儒家思想还倡导“安土重迁”，安于守在自己的本土，而对迁移看得很重，最好不要动。“父母在，不远游”、“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就是这种思想。儒家思想也不倡导竞争。主张“和为贵”、“中庸之道”。中国虽然不尚竞争，但却热衷于勾心斗角。我们都是看四大名著长大的。四大名著讲的都是勾心斗角：《三国演义》是国与国之间的勾心斗角；《水浒传》讲的是老百姓和官府衙门之间的勾心斗角；《红楼梦》是大家庭中的勾心斗角；《西游记》是人和神与妖魔鬼怪之间的勾心斗角。从小就在学勾心斗角。但是在正常竞争面前，中国人却又讲礼仪、谦让之类的话了。

孔夫子的学说中还有“天不变道亦不变”。自然规律是不变的，因此认识自然规律的原则也不变。“天”和“道”都是不变的，因此反对变革。孔夫子总宣扬复古倒退，总是叹息“今不如昔”，我们也一代一代地叹息过来。小时候听老人讲“今不如昔”，“世风日下”。长大了对年轻人叹息“今不如昔”，“世风日下”。现在的年轻人将来大概还要对下一代说“今不如昔”，“世风日下”。中国几千年来，就是老子批评儿子，总觉得过去好。事实上社会在进步。但总觉得一代不如一代。这些思想和激烈竞争、面向海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西方人思想是不一样的。

近古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落后也是影响科技创新的。中国社会科学落后中国人不大愿意承认。科技落后大家愿意承认，承认了科学技术落后，国家强调科学技术，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处。但要我们承认社会科学落后就比较难。如果要我们承认中国文化落后，那是打死也不肯承认的，好像承认这点就挖了祖坟似的。其实近古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是落后了的。首先，发展现代科学，不管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两大方法论都没有诞生在中国，一个是实证方法，一个是形式逻辑。另外，中国的社会科学缺乏理性。理性，就是指超越自我中心，追求客观真理的品性。分析社会现象，分析问题要超越自我，不能以对我怎么样来分析事情是怎样的。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有偏差，应该追求客观真理。事实是什么样，千方百计地追求。中国伦理、教育、法律、政治都有，但是都没有上升到理性的专 门学问，这些在中国，都是作为上下、尊卑、君臣秩序来谈的。中国的伦理就是要“天地君亲师”，臣子听皇帝的，儿子听老子的，学生听老师的。中国的教育是以教师为中心，我怎么传授给你。传导、授业、解惑，都是我怎么对你，而不是考虑你该怎么成长，没有成为教育学。中国很早就有法律，秦始皇就有法律，汉朝继续，法律越来越严密。中国的法律很早就有，但是始终没有形成中国的法学，法学是以人为核心，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准的。而中国的法律都是统治者要求下面应该怎样。中国的法学就是要老百姓听从管理。中国的政治历来是讲上层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中国的制度都是为统治者设计怎样更好统治，而不是统治者怎么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或者为社会的发展等等来考虑。西方为什么会发展那么快，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作基础，有宗教革命、政治革命作基础，有一系列哲学理论作先导。而中国没有。这差别有多大？我们拿西方和中国的封建社会、后封建社会的时间过程来比较一下。西方封建社会是1500年，中国封建社会是2700年。封建后就是后封建社会，西方如果拿法国大革命成功算后封建社会的开始，法国大革命成功是1795年，标志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完成。就拿这个时间算起是210年。而中国，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算起，也只有90年。如果以30年为一代人，那么西方的封建时代比后封建时代是50∶7，也就7代人在积极解决50代人留下的封建积淀。而中国是90：3，只有3代人开始解决90代人留下的封建积淀，可见中国反封建任务的艰巨。不是谁想要快就快得了的。这是第一根捆绑的绳索。

三、充分发掘和利用儒家思想之精华，积极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古代“儒”字的含义。儒字源于儒家、儒学，意味着有学问、有知识。春秋时期，儒墨即成为“显学”，至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自此成为国学，成为历史封建王朝的文化工具。儒泛指所有学问、知识、文化。称得上儒的人肯定要饱读诗书，有广博的学问。

儒虽然泛指一切知识文化，但它仍有一个独特的文化内核，即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简言之可用仁、义、礼三字归纳。所谓“仁”是友爱、同情之意，“义”为信任、忠贞之意，“礼”，则是举止适宜之意。虽然儒家文化涉及很多知识层面，但它最根本的是谈做人的道理，是一种很典型的道德文化，尤其讲究个人的道德修养，西方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成儒家的基本精神，因此称得上儒的人，必定是品德高尚的贤者。

现代市场经济正充分显示、也正充分考验人的知识和智慧。现代经济的思维、手段和方式都是前所未有的，如互联网络、电子商务等。随着贸易的迅速发展，全球统一市场的出现，竞争会变得异常复杂，它不仅需要市场主体有丰富而灵通的市场信息，最现代的生产流程、有效的营销手段、科学的经营管理、性能优异的产品，而且要求产品有更多的科技、文化附加值，体现出市场主体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才华。而要做到这些，若非满腹经纶的儒商，又岂可胜任？而面对硝烟四起的商业战场，唯有这种商界的博学鸿儒，方能称雄于变幻莫测的国内外市场。就是以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的经营之道，严格按照精神要素规范自己的言行。具体而言，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经营宗旨

“博施济众、依群利己”，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价值观，也是我国实现现代化 所必须的市场经营宗旨。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圣乎？”孔子赞叹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在儒家看来，广泛地给人民好处，普遍救济群众，是最大的“仁”。因此，我们不仅强调企业经济效益，同时还要强调注重社会效益。

所谓“博施济众、依群利己”，具体地说，作为现代企业，要想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知名度，应树立为民、为国、服务社会的企业宗旨，把仁爱之德博施于人民大众，真诚友好地对待竞争对手和客户。

为了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我们还提倡“爱物”，崇尚节俭也是现代企业文化的一个方面。企业财富再多，也要节约每一分钱，因为每一分资金都起着推动和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2．以人为本、尊重人才的管理理念

“仁”是儒家伦理精神的中心范畴中最高道德准则。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其悠久的历史中，从理论上体现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并强调”仁者爱人”，把人作为一切文化的核心。我们根据“天地之中，人为贵”思想，推行“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要求全方位地关怀与爱护每一个人，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同时，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企业管理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因此，在管理手段上，注重以德服人，以情感人，实施各种情感管理和情感策略。

在复杂多变甚至尔虞我诈的商海中，要靠人才、靠超群的智慧和谋略方能制胜。当今世界竞争的焦点已从市场竞争、产品竞争发展到人才竞争。凡是发达国家历来都重视人力资源的投资，实际上是智力投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当今，我们正处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加强人才资源的管理和科学合理地使用人才资源，已是当务之急。

3．以义取利 诚信为本的道德观念

“信”“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现代化的市场经营价值观。在“信义”二字中，“信”，是泛指诚实不欺，讲信用的品德；“义”是指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要尊重别人的人格，尊重别人的财产和爱护公共财产。儒家提倡诚实信用，提倡道义经商，反对投机取巧，见利思义，背信弃义。

“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价值观，首先包含行为准则上的“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根据这一原则，在市场经营中注意正确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确立“义利合一”的办企业方针，注意正确处理好企业与职工、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义利关系，现代企业家选择创立与发展有利于国家、民族利益，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企业，耻于“见利忘义”和靠假冒伪劣产品和不正当竞争手段牟取暴利。

其次，“以义取利，诚信为本”还包括行为准则上的“诚信”。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取信于民，企业就稳定发展；失信于民，企业就难有立足之地。实践这一原则，在市场经营中强调“用户至一，信誉第一”的意识，向用户提供满意的服务。当今世界经济迅猛发展，商品日益丰富，同类产品竞争日益激烈，广大消费者也日益挑剔，消费者地位日趋显赫，“顾客是上帝”，稍有不慎，得罪了“上帝”，那等于在砸自己的饭碗。

4．以和为贵、协调关系的经营方法

“和”是儒家追求的一大境界，在儒家看来，“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和。”在管理方式上，儒家倡导“礼之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的协调管理思想。一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企业家，提倡把市场经济中以金钱为代表的价值法则与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人和”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一种“温和的金钱关系。”

现代企业管理中，“和”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内部人与人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企业各部门分工协作的和谐；另一是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和谐。一般说来，企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人们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和冲突，而这些矛盾和冲突对企业凝聚力无疑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就可能缓和，甚至化解企业内部紧张局面，给企业带来光明。另外，企业是外部环境这一大系统中的一个单元。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外部环境的制约。企业为求得生存发展，就必须适应外部环境。主要表现在：如何满足顾客的需求，开发对路的产品，赢得市场；如何保障企业所需资金、原材料等与企业经营的有机衔接；如何通过有效的外部公关活动，协调企业与政府、新闻媒介、社团等的关系，以期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等等。

5．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

儒家还有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观点，即主张开拓创新，赞扬自强不息。《礼记·大学》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对于事业和人生，儒家强调积极有为的自强不息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宣传积极前进，永不退缩，努力克服困难，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

要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开放意识、创新意识和市场意识。

开放意识即要求我们不仅要以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为渊源，也要认真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即“本儒”和“洋儒”的结合，中西方先进文化的结合。

创新意识即要求我们不断学习，不断挑战自我，不断革新和创造。形成人人探索、个个创新的机制，把研究开发作为发展的重要任务并用一定的制度保证，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

市场意识即要求我们时刻关注瞬息万变的市场，注意社会的需求。一定要让我们像滔滔的流水，永不枯竭；要日日思变，永不掉队；要时刻警惕，勇于进取，自强不息。

参考文献

匡亚明：《孔子评传》 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

（一）重政治而轻效益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建立和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总把本阶级的政治利益置于首位，不惜阻碍破坏经济的正常发展。久而久之，政治中心成为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我们党没有及时地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深深渗透到社会各地区、各部门中，使得我国企业管理工作上也披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首先，企业行为政府化。企业成为了国家的行政组织或政府部门的附属物，缺乏独立的人格。企业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目标选择、经营观念等主要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控制和影响，为此，企业常常主动迎合上级行政部门的意愿，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利益。

其次，企业内部结构行政化。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组织机构和编制同国家行政机构对口，管理规章制度参照国家行政机构标准制定，企业行为中政治任务压倒一切的倾向较为严重，经济色彩大大淡化。

第三，企业管理方法和手段行政化。在生产经营中，领导者往往注重行政命令，爱算政治帐，不善于算经济帐。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工作，领导者常常凭主观理想办事，企业不遵循效益第一的原则。

（二）重专制而轻民主的偏向

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封建专制管理的国家，民主管理的空气非常稀薄。战国时期，孟子曾主张民贵君轻。但这种爱民、为民之说并没有真正得到封建帝王的认同。相反，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的个别企业中常常表现为领导者的个人决策，家长制、一言堂。在这种绝对权威面前，上有所好，下必慎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使得一些敢于直言，富有才华的管理者被拒之门外，任人唯亲的现象比较严重。广大职工的智慧和潜能受到压抑，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难以形成。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难以杜绝。

（三）重人情而轻法制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表现在企业管理机制上，常以非理性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原动力。它过分重视人情管理，忽视企业规章制度的作用。结果导致一些企业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现象司空见惯。规章制度停留在嘴上、纸上，而不能见之于行动。这种人情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和谐，但企业毕竟不是一个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

（四）重情意而轻利益的偏向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义被一些传统观念理解为合乎管理阶层的礼制的行为规范，利主要是指物质利益。孔子的管理学说显示出贵义贱利的明确意向。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主张，进一步把义利对立，认为利是引发个人作恶和社会**的总根源。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而宋明礼学，更直接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把封建统治阶级的管理思想行为规范和物质欲望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极。

建国以来一个时期，我们在左倾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脱离群众对实际生活的物质需求，幻想不去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达到共产主义，这是十分可笑的。8 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从根本上承认了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当前我们讲义，不再是脱离实际历史条件的管理思想，也不再是与利的对立，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

（五）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西方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虽然处处讲人，但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在均同思想影响下，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尚的，个体则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这种总体对个体的排斥，构成了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本质。在企业管理上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企业管理思想上，我们曾经偏重于那些重总体，轻个体的学说。比如：建国后，重视对原苏联管理思想的引进、吸收和探讨，而这种管理思想的一个特点是维护了一种总体至上的观念。反之，对西方国家比较强调个性和个人积极性的管理思想，弃之不顾或否定批判。

其次，企业在管理制度和方法上趋于共同，缺少特点。从前，由于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不是独立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因此，国家的方针目标就是企业的方针目标；国家的价值观念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念；国家的管理文化就是企业的管理文化„„所有企业同遵一旨，同出一源。

第三，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铁饭碗、大锅饭至今仍是个别企业改革发展的阻碍。具体表现就是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均同，不讲贡献；讲公平，不讲效率等等。长期以来这种求和去异的儒家管理思想，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顽固地保护着人们的心理长城。

第四，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共同性胜于特殊性，群体性高于个性性。使职工个性长期处于抑制和闭锁状态，个人需要绝对服从集体的利益，排斥任何做法的个人主义。其结果，使一些企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六）重生产而轻流通的偏向

在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下，中国的儒家管理思想长期以来重农轻商，在管理上明确提出了农本工商末、“工商众则国贫”的口号，这种管理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障碍极大，影响极深。它使中国历史上的流通领域长期处于闭塞和萎缩状态，无法对生产产生促进作用。

（七）重伦理而轻科学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是以政治伦理为本的。因而历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它们认为人是最根本的东西，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儒家管理思想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即主体人格的确立比知识的获得更为重要。管理伦理为质，管理知识为量，这种重道轻艺的倾向，使科学技术多高明也只是粗迹，不懂不为耻。而“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最有价值。这种儒家管理思想和行为的畸形状态，阻碍了寻求科学真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八）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反传统倡革新的思想家和勇士，他们的管理思想也产生过广泛影响，但最终多被儒家管理思想吞没。其根本原因是：首先，当维新者在管理意识上起来反传统时，却又常无意识地停留在传统之内，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他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如：康有为从反孔到尊孔，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其次，历史上多次革新实践，革新者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继承传统者。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许多著名改革家的结局告诉人们，宁求稳健而不务革新，可能是较明智的选择。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从反到护，反则必险护则相安的历史教训和结局仍在一些企业的改革实践中重演。

第三篇：三峡工程对地质的负面影响

三峡工程对地质的影响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具有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等综合效益，但同时三峡工程对地质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三峡工程与地震

水库诱发地震由于水库地应力和构造地，应力叠加以及水库地震能量和构造地震能量叠加而诱发产生。水库诱发地震因素复杂, 其形成机理及发生发展过程尚难准确控制, 发生时间、空间及强度更难预测预报。主震发震时间一般与水库蓄水密切相关。蓄水早期地震活动与库水位升降变化有较好的相关性。较强地震活动高潮大多出现在第一、二个蓄水期的高水位季节、水位回落或低水位时。但发震时间也无一定规律性,。从国内外水库诱发地震统计资料看, 诱发地震的发生概率随着坝高、蓄水深度和库容的增大而明显增高。由于水库诱发地震震源较浅, 与天然地震相比, 具有较高的地振动频率, 较高的地面峰值加速度和震中烈度;但极震区范围很小, 烈度衰减较快。

三峡库区可划分为结晶岩、碳酸盐岩和碎屑岩三种主要岩类。结晶岩类分布于库首黄陵结晶地块内,为前震旦系变质岩和侵入其间的花岗2闪长岩体, 岩体完整性好, 断层多已胶结, 岩体透水性微弱, 产生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很小。碳酸盐岩分布于干流庙河至白帝城库段及乌江、嘉陵江、大宁河等支流中。强岩溶化碳酸盐岩有利于诱发岩溶型地震。碎屑岩主要分布于秭归、巴东、巫山等向斜及白帝城以西广大地区, 为中上三叠统和侏罗系的砂、泥岩, 不利于诱发水库地震。三峡库区属弱震区。水库附近曾经发生的最大地震为1979年秭归龙会观5.1级地震, 距库边约6 km。其岩性为碎屑岩类岩层, 蓄水后不易诱发地震。综上所述, 三峡工程除了坝高和库容属有利于产生水库诱发地震的因子外, 其他条件均不利于诱发较强的构造型水库地震。三峡水库已初步形成, 随着蓄水位逐步升高, 库容加大, 发生诱发地震的可能性也将加大。必须加强对三峡水库诱发地震的研究、监测及预报, 预防地震及地质灾害, 确保工程建设及运行安全, 构建和谐社会, 确保长治久安。

二、三峡工程与滑坡

三峡地区多高山丘陵，沿山的耕地多集中在古滑坡堆积体上，人类的居住点也集中在这里。三峡库区滑坡，有三大诱发因素。第一是降雨，其次是人类活动，第三是水位的波动升降。三峡库区暴雨、洪水频发，三峡大坝坝址附近为坚硬的花岗岩地质结构，其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要地质结构。数千年来，峡江两岸的人们就把居民点建在相对稳定的崩塌、滑坡堆积体上。在这里人们生存繁衍，耕种捕鱼。在这样土壤较为肥沃、地势较为平坦的崩塌、滑坡堆积体上，逐渐积淀为独具特色的“三峡滑坡文化 ”。有数据统计，自1982年以来，库区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多达70多次，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40余次。

三、三峡工程与泥沙、水位

当三峡水库形成后，受水势变缓和库尾地区回水影响，泥沙必然会在水库内尤其是大坝和库尾淤积，长江上游河流所携裹的除了泥沙，还有颗粒较大的鹅卵石，在三峡大坝筑起后将极难排出，会造成堵塞，并向上游延伸，进而影响重庆。

在三峡蓄水至135米后，有人发现从大坝到库尾之间的水位落差多达34.7米，远远超过了工程论证报告认为的0.4米，因此担忧重庆可能会在三峡完全蓄水后被淹没。

四、其他影响

1、水库浸没

水库蓄水使水库周边地带的地下水壅高，引起土盐碱化、沼泽化等次生灾害的现象。地下水壅高可使管水抬升，当其上升高度达到建筑物地基或农作物和木的根系，且持续时间较长时，将产生浸没问题。浸可使农田作物减产，工矿企业和民用建筑物地基条件化而损坏，矿井涌水量增加，铁路、公路发生翻浆、胀，有时还影响水库正常蓄水位或坝址的选择。

2、水库淤积

水流进入库区后,由于水深沿流程增加，水面坡度和流速沿流程减小，因而水流挟沙能力（见河流泥沙运动）沿流程降低，出现泥沙淤积。水库淤积是一个长期过程。一方面，卵石、粗沙淤积段逐渐向下游伸展，缩小顶坡段，并使顶坡段表层泥沙组成逐渐粗化；另一方面，淤积过程使水库回水曲线继续抬高，回水末端也继续向上游移动，淤积末端逐渐向上游伸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翘尾巴现象，但整个发展过程随时间和距离逐渐减缓。最终，在回水末端以下，直到拦河建筑物前的整个河段内，河床将建立起新的平衡剖面，水库淤积发展达到终极。终极平衡纵剖面仍是下凹曲线，平均比降总是比原河床平均比降小，并与旧河床在上游某点相切。

在库区，淤积减少有效库容，影响水库调节性能和建筑物的正常运用。在水库上游河道，淤积抬高河床，使河道水位升高，坡降和流速减小，河槽过水能力降低，增加了防洪困难，河水位抬高还会引起两岸地下水位升高，导致土地盐渍化；在水库下游河道，在水库淤积并拦截泥沙时期，水库下泄清水，下游河床由于冲刷而普遍下切，水位随之下降。这将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不利于大坝和沿河建筑物的基础，使沿河引水工程的运用发生困难，使下游桥梁基础埋深减少；另一方面，可以使水电站的尾水位降低，能增加水电站出力、使下游水深增大而流速减小，有利于河床的稳定和通航。

3、水库渗漏

水库渗漏是指水库蓄水后，库水沿岩石的孔隙、裂隙、断层、溶洞等向库岸分水岭外的沟谷低地渗漏。可分为坝区渗漏和库区渗漏。水库渗漏减低了水库效益，有时并引起盐渍化、沼泽化等现象。库区渗漏可在邻谷区引起新的滑坡，或使古滑坡复活，造成农田浸没、盐渍化、沼泽化，危及农业生产及村舍安全。

三峡大坝的修建有利也有弊，要正确的看待工程建设带来的影响，运用科技的发展把不利因素带来的影响降低到最低，促进社会的发展。

第四篇：网络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心得体会

如何消除网络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

计算机网络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甚至思维的方式，而网络对青少年的负面作用也已突现，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我们的信息技术教教师该如何教会学生正确认识网络、利用网络，同时减少甚至消除网络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

趋利，重在提高学生的网络应用能力。

试问，如果学生只会简单

地浏览一下网页，甚至连浏览网页都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找感兴趣的东西；只会用QQ聊聊天，甚至连QQ都不知道该到哪里下载，如何安装，那么利又从何而来呢？对于现在的学生和现在的教材，提高学生的网络应用能力主要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信息检索的能力。根据现在所使用的教材，对学生从网上获取信息技能的培养，仅限于会使用IE浏览网页，会保存一些图片、文件，而对于如何通过搜索引擎来检索信息并没有更多的指导。如果不会使用搜索引擎进行基于关键字的检索，那么网络的功能就已失去了一大半了，趋利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技术支持，无从谈起了。

二是信息的处理能力。目前学生通过网络检索资料只是停留在一个文字摘录这样一个浅层次的应用上，并不能做更高级一加工。

总之要想学生通过网络获益，就必须教会学习必备的网络知识和网络技能，只有学生能熟练地驾驭网络，才能从中获益。

避害，重在加强学生网络道德的建设。

对于中小学生上网的问题，禁止或是严格的管理都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中学阶段可以通过学校、家长的联合管理也许能暂时地取得一定的效果，可等他们考进了大学，脱离了这样一种监管之后呢，如果没有在中学阶段为学生建立一个道德的防火墙的话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网络的开放性对于自我监控能力不强、极富好奇心的青少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而开放性所带来的有害信息的泛滥，是青少年网络行为失范的环境因素；网络社会的隐蔽性、无约束性和虚拟性，则可能导致青少年道德失范，这也正是老师和家长们最担心的。

避害还要加强学生的防范意识。青少年在网络上受到伤害，固然与其心理尚未成熟，社会经验缺乏有关，但更多的是因为缺乏防范意识，对网络的黑暗面没有足够的认识。对此，信息课教师也有责任给予帮助和教育。除了在课堂上列举一些现实生活中的教训之外，更要告诉学生该如何去防范，比如不要太轻信你的网友，不要轻易告诉网友你的真实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更不要随便告诉别人你的身份证号码等；在用户注册时在一些小网站上不要轻易填写真实的身份证号；邮箱等账号的密码不要都设成一样的，还要常换换。这些细节上的具体的做法将非常有利于学生保护自己不受侵害

第五篇：“性善论”对中国法治的负面影响

伊利集团律师事务部 范志彦

内容提要：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法定的治国思想，“性善论”则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础。在儒家的思想统治之下，“人性善”经过几千年的露晒逐渐积淀于整个民众的法律意识心态和价值形态之中，并对现今的法治产生了消极影响。“性善论”为皇权所用造成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善”的价值体系造成泛道德主义及“性善”导致人格不独立严重阻碍了现今的法治建设。文章认为，推进中国现代法治进程，在批判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同时，必须借鉴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

关键词：性善论 权力制约 泛道德主义 法治

中国古代封建时期把儒家思想作为法定的治国思想，实际上，儒家思想首先是一种伦理道德哲学，其关心的问题是心性之学。“心性之学就是人之所以有理义，之所以有道德之学”。[1]“ 性善论”是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哲学基础，其不但对心性之学，乃至对中国古代的法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经过几千年的洗礼沉淀给现今的民众留下了深深的烙痕。至今许多民众的法律意识心态及价值形态中仍留有“人性善”的痕迹，这种法律价值心态对现今的法治是极为不利的。

一、“性善论”思想的演进及表征

“性善论”从道德与伦理角度探讨了人性的问题,它的提出发展是历史的产物。“性善论”的内容特征充分反映了封建统治的要求，其理论本身的不科学性决定了其负面作用在所难免。

（一）“性善论”的提出及历史背景

“性，从心，生声”。[2]在中国古代，“性”就是“生”，即“人之初”的“生”。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3]意为人刚一出生时，人性是大致相近的。孔子没有明言性善还是性恶，为其后人向不同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孟子继承孔子，首创“性善论”。孟子认为，人刚一出生时人性是善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4]孟子进一步认为善有仁义礼智四端，而“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5] “孟子所谓的‘性善’不是指人具有先天的道德观念，而是说人天生具备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6]关于人为什么为恶，孟子认为一是客观环境的影响，二是主观上是否有向善的愿望。二者之中后者是最重要的，所以孟子特别强调个人加强自身修养，修回善性。孟子在“性善”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政”思想是孟子“性善论”的顶峰，也是其终极目的。

孟子之所以从人性入手“正人心，息邪说，拒诐行，放淫词”[7]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剧变的历史现实，激烈竞争的政治形势要求哲学理论更具有说服力，可信度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相对自由的理论环境，严峻的思想理论竞争要求诸子百家只能以理论的深刻性解释现实、探讨现实以立足于众学说之中。道德是关于人的行为的理论，人既是道德的主体，也是道德的客体，因此，深入到道德的深层挖掘其背后的原因就不可避免的要从人自身入手，这样才能符合历史的需要。

（二）“性善论”的发展

“性善论”大致贯穿了两千年来的思想史。中国古代的儒家圣人基本都持人性本善的观点。孟子之后，汉董仲舒认为善与性有一定距离，但他并不否认人人都有善端：“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8]尽管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增加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说法，但天命之性本善却是根本。所谓天命之性是 “理”，“理则无有不善”[9]，而气质之性则“一本而万殊”，以此补充孟子人性本善的不够全面之处，如他所说：“孟子说性善，他只见得大本处，未说得气质之性细碎处”。[10]明代大儒王阳明虽为心学家，但也认为“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11]由此，儒家学说虽历经两汉经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的变迁，然而儒学者在“人性本善”的倾向上却没有改变。宋代《三字经》开篇就将“性善论”概括为“人之初，性本善”，并将其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可见从宋开始，“性善论”不仅为士人所接受，并已深入一般民众的心里，进一步形成了价值意识形态。

（三）“性善论”的特征

孟子提出“性善论”在当时并未受到统治者重视,但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完善与巩固，儒学成为显学，“性善论”逐渐被重视并被后人继承和发展，这与其自身的本质特征是又必然联系的。

1、“性善论”中的“善”是一种价值或更精确的说是一种价值体系。“性善论”中的“善”可分为三个层次，“‘善’首先指的是仁、义、礼、智诸德行和符合它们的德行。其次，‘善’指的是人的优秀性。最后，‘善’指的是一种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价值”。[12]第一层是基础，仁义道德是唯一的“善”，其他的“善”只能是对它的引申、补充。第二层内涵是对第一层的补充，仁义礼智之所以谓“善”，是由于它是人类的优秀性和应具德性。由于它，人才与禽兽动物区别开来。第三层是对前两层的引申拓展，道德之所以是善，是因为它能够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满足人们的需要。

2、强调尽心知性。“性善论”强调人的本性存在先验的善的同时，认为人有不善的原因即外部环境和自身主观愿望的影响。为了能使人的善性得到保存和发展，“性善论”强调道德修养，存心养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3]道德修养从良心、善端开始，向着仁义礼智诸善德和君子圣人的人格这一目标迈进。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

3、强化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最早的典籍中就出现了宗法伦理思想。孔子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4]君臣父子关系被认为是统治中不可缺少的“大伦”。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把君臣父子关系依然看作是最根本的二伦，并进一步提出了“人伦”的概念。孟子认为“人伦”是人的本性，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

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突出表现道德越位扩张而成为法学领域的主人，侵犯了法律的个性。另外，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只须加强个人道德修养，通过道德教化，弘扬人的善端，便可达到平治天下的目的。统治者对民众采用道德教化手段，使他们保住善性并扩而充之。籍此，社会上出现矛盾即可诉诸于道德途径解决，道德泛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道德泛化不利于法治建设。道德和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彼此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依赖的是人的自觉及良心，是一种自律性的东西，其功能是为了扬善；而法律则是一种硬约束，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其功能是为了制恶。两者虽因用力方向不同，但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但毕竟由于各自本质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不能互相代替。一旦道德代替了法律，这样势必引起疏于立法的建设，而不利于法律制度的健全。所以，道德作用的发挥应以法律健全为基础。同时，泛道德主义注重人的善性完善，不可避免的为人治奠定了基础。

泛道德主义对法治建设的另一个负面作用在于它造成司法官员的道德伪善，从而助长了司法腐败。“人性善”重视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个人的道德需要和精神鼓励，却蔑视物质利益，忽视了个人主义，个人情欲对社会本位主义的制衡与冲突作用。以司法官员的廉政建设为例，廉政办法中多是道德层面的规定，其目的在于塑造廉政形象，奖励多以精神奖励为主，辅以少量的物质奖励。这样忽略了司法官员的其它需要，甚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司法官员有道德要求，但这种需求以生存为基础。“性善论”主张人的道德存在高于生命的存在，“君子忧道不忧贫”。[18]实际上，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都不能满足，又如何去饿着肚子空谈道德呢？司法官员的道德伪善就不可避免了。在现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一方面要求司法官员严格执法，做道德楷模，另一主面却不得不用低薪奉养司法官员。司法官员个人的情欲主义无法满足，也就无法确立司法从业人员的崇高社会地位。所以，有效推进法治进程，把法官的道德需要建立在充裕的物质基础上也是不可或缺的。

（三）“性善论”导致人格不独立，影响了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性善”多指良心本心是伦理方面的孝亲敬长的是非之心，孝敬为善，反之为恶。孟子反复强调，人人均知爱亲敬长，主张“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19]。董仲舒认为的至善即“圣人之善”为“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20]在儒家宗法伦理观念的诱导下，民众在内心形成了一套伦理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人们不断的实践伦理，以此作为自己的向善。

“性善论”强化伦理道德观念，重申宗法规则，遏制了民众独立人格的产生。以“人性善”为哲学基础构造的宗法社会注重身份规则，身份规则界定了每个社会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权利、义务，同时也就界定了其在社会的地位、权利、义务，藉此成为在立法、司法诸方面衡量人们的罪与非罪、罪刑轻重的根本尺度。宗法伦理注重的身份规则之所以不会产生独立自由的市民身份，是因为在封建时期，身份规则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个人从来是作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虽曾有过家庭、行会、帮会（江湖）、僧道等民间团体，但它们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规则即个人人格被吸附消溶于集体人格中的规则，具体的说，都是家族的摹本，即便是国家也是如此，“古人惯以忠、孝并提；君，父并举，视国政为家政的扩大，纵没有将二者完全混同，至少是认为家、国可以相通，其中并无严格的界限”。[21]个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势必造成个人人格的不独立，不利于民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

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对法治建设的意义十分重大。然而由于传统“性善论”的影响，使民众对个人人格的独立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在他们的法律意识中最多的还依然是与生俱来的“善”性。对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权利等法律观念的培养，“善”性的土壤显得如此贫瘠。一直以来，封建统治之下的民众在“人性善”的驱使之下不断的体现伦理，实践伦理，都被看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动物，一种被统治者珍惜爱护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人性已被扭曲。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更尊重、顺应和完善人性，同时充分重视人的社会性，二者不可偏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首要的仍是改造民众思想意识中的“善”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竞争等西方法观念的基本精神的宣传是必要的。只有重视提高全民的理性，才是法治进程的根本动力。

三、合理借鉴西方法文化，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众所周知，西方的法制传统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建立了先进的法治模式；而中国的法制传统以“人性善”为逻辑起点建立了人治的模式。推进现今中国的法治进程，必须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摒弃传统法文化的糟粕，中西结合，是中国法治的必经之路。

首先，树立依靠理性、科学的法律制度制约权力的观念。“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而权力是恶的平方”，[22]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防恶的目的，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在于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西方的这种价值理念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经基督教“原罪说”的深化，至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集大成。对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学的制度约束权力贯穿了法治的始终。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相信人性本善，崇尚道德修养，对权力依靠道德约束，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而不会为恶。但是，人性在现实中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及自身各种自然欲望和心理素质的限制，使“人性的向善之力较之趋恶之力要脆弱的多”。[23]所以，中国的法治必须借鉴西方的法治经验，树立依靠法律制度约束权力的观念。以理性、正义、科学为依归的法律制度是推进法治进程的有效工具，因为制度的趋善要比个人的趋善要坚强的多。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权力为恶的可能性才降至最小。在法律制度健全的前提下，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其次，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合理界定指导法律的道德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