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市场经济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负面影响及解决途径

第一篇：现阶段市场经济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负面影响及解决途径

现阶段市场经济对精神文明建设 的负面影响及解决途径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双元互动的前提，也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成功的现实需要。

（一）市场经济对精神文明的负面影响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发展初期，新旧体制转轨未全面完成，市场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市场运行法律尚不健全，市场秩序尚不完善。市场经济本身的弱点和消极因素会反映到精神生活中来，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集中反映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使思想道德领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不健康的、甚至是腐败的、丑恶的现象。

1、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容易导致极端个人主义

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来实现商品的价值，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最大利润是商品生产者的最终目的。这样，市场经济一方面有利于调动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往往容易导致一部分人为了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而陷入极端个人主义，从而导致社会责任感和良知的弱化、萎缩直至完全丧失，出现见利忘义、不择手段地谋求私利等丑恶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只讲个人利益，不讲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只顾个人需要、不顾他人需要；只要个人自由、不要组织纪律，为了个人私利，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弄虚作假、坑害人民、损害国家。个人私欲的膨胀会渗透到道德生活里面，如果这种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演绎成一种基本生活方式，一种处世哲学，就将泛滥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会开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2、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求利性会诱发拜金主义

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它通过物与物的交换来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把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转变为商品交换条件下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市场经济中人依附于物，受物的主宰，必然会在一部分人中产生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货币作为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被人们当作支配一切的力量来顶礼膜拜。认为金钱至上，金钱是万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拜金主义。拜金主义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它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纯粹的金钱关系，把金钱看成是经济生活中的铁律，看做是社会的发动机，当今中国社会出现权钱交易，滥制假冒伪劣产品等消极丑恶的现象以及一部分人的“主义不要紧，只要高工薪”，“一切为了人民币”的价值追求，都是拜金主义的表现。而社会上也确实有一部分人丧失了人格的尊严，成为金钱的奴隶。拜金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使一部分人丧失了人格的尊严，成为纯粹的自然人和经纪人。另一方面，它又会导致整个社会的信仰危机。物质富裕、生活舒适不能代替精神上的无聊和不满。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给现代人以这样的警告：仅仅知道关心利益的社会，肯定是要覆亡的。那里，挣钱成了人生的第一需要，成为成功的主要尺度，深深的危机就潜居其中。

3、市场经济所构成的世俗化、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容易导致享乐主义的滋长 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也刺激了人的物欲的膨胀，致使享乐开始滋长起来。使得一些人从重视经济效益和物质、财富走向极端功利主义、感性享乐消费主义，进而陷入腐化堕落而不能自拔。“人生在世，吃喝二字”，享乐主义价值观就是只要物质享乐不要精神追求的典型。我国部分农民受“小富即安”心理影响，一旦解决温饱或小有积蓄就减弱生产积极性，更忽视变革性和创造性，转向注重安排消费生活；城镇部分企业家、个体户在生产、经营中获得较高的收入后，就变为“及时行乐”；党政机关部分干部为了追求物质享乐而贪污侵吞公款、以权营私；都市部分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新潮，不愿奉献，只图一时、短暂的快乐等，都是享乐主义的人生目的和人生价值观的表现。享乐主义使人们专注物质利益的拥有，忽略精神价值的追求，失去了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综上所述，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市场经济确实有可能产生双重社会道德效应，即积极的社会道德效应消极的社会道德效应，而且这双重的社会道德效应都可以在市场经济根底处找到它的根源，也都与市场经济自发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和个体化价值有关。对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一定程度的认可与重视，固然是人类一次革命和历史进步，但由此走向极端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感性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就意味着走向道德上的“堕落”，意味着诸多现代化社会病的产生。所谓“穷得只剩下钱”、“精神上无家可归”，还有“不要廉耻”、“丢失良心”、“除了我，一无所有”等等，便是走向上述各种写照。

（二）精神文明建设没有及时到位对市场经济的影响

市场经济固然是一种功利型经济，但同时也是一种道德经济，它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离不开道德基础和主体道德精神的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它的社会主义属性更要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道德建设的保证，应当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道德建设有了长足进步和发展，对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相对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而言还有相当距离，正是因为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新型道德建设还没有及时到位，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1、应有的义利观没有确立导致了单纯的谋利动机和不择手段的谋利行为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个体物质利益得到了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认可。但当这种对个人利益追求最大化的原始冲动失去了应有的道德控制而发展到了放肆无度的时候，谋利就成了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自然使经济主体失去了应有的社会责任感。经济发展会丧失来自主体方面的人文动力或精神动力的支持，也会使经济活动失去应有的基本理性和必要的秩序条件，丧失只需效率，最终失去市场经济繁荣和发展的持久性。缺乏有效的道德控制会导致市场主体不择手段的逐利行为。表现为不把致富与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科技投入、加强管理等结合起来，而与贿赂、欺诈、投机和掠夺性开发等联系起来，通过各种超越正常经济手段和不道德手段来掠取资源、占有市场、聚敛财富，对市场经济的顺利健康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使资源和财富不是流向有利于国家和人民、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而是流入所谓“流氓致富”者的口袋，这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正义感和职业责任感，挫伤了人民群众投入市场经济、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破坏了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阻碍了市场效率的发挥；造成了生态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直接影响市场经济和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会造成一种错误的价值导向，引导人们不是把精力才干和资金投向真正的创业当中，而投到非法经营、商业投机、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甚至直接破坏法律、败坏道德、妨碍经济组织的完善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造成投资环境的恶化，使不少投资者望而却步，使市场经济的发展缺乏资金动力。

2、缺乏权利意识，使市场主体的经济权利难以保证

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需要市场主体的形成及其经济权利得到普遍尊重和有效保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市场主体身份，主要包括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公有产权主体和各种形式的私有产权主体。这两种性质的市场主体产权制度已经建立进来，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和普遍尊重，但制度上的确立和人们观念意识上的肯等并没有同步，事实上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公有财产成了一些人以各种名义和方式进行转移、占有、分割的对象；同时，私有产权的市场主体也往往受到超却经济因素的干扰和各种偏见的不公平的歧视。另外，市场主体应有的经济权利如交易的自由选择权也往往受到影响，现实中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不对等交易和强制性契约关系。这些对待产权和交易自由权等经济权利的道德问题，对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构成了多方面的危害：它妨碍了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完善及其作用的发挥，阻碍了公正合理的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弱化了经济的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影响了人们以自己的投入和努力即可换取自己的收益的现代经济伦理理念和基本道德精神，打击了创业者进行投资、创新和努力经营的积极性，致使经济领域城里出现了“搭便车”或“无票乘车”现象。

3、缺乏道德观念，导致社会 “信用不足”

由于目前精神建设没有及时到位，尤其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建设力度不够，经济活动中做假、卖假等行为相当突出，社会“信用不足“问题相当严重，这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危害很大，它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需求，增加了投资风险，压抑了整个社会的投资创业欲望，影响了资源的合理流动，降低了资源配置的优化效果，严重损害了民族经济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良好的国际形象，影响了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使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及其作用难以发挥。

（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若干途径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促进双方的良性互动，必须重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应问题，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建设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积极作用，不断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正确运用物质利益原则，在实践中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二是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必须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抓住时机，巩固已有成果，加强薄弱环节，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1、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重在建设，以人为本，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是：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

2、适应社会主义经济要求的道德建设，要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为之服务，要人们实践实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要求，大公无私、勇于奉献，甚至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无疑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但是一概以此为标准来进行道德建设，必然违反道德建设的自身发展规律，道德水平是与社会经济基础、发展水平及人们思想觉悟相适应的。现时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呈多样性，市场经济不发达，文化建设落后，所以，根据这种现实状况，道德建设必须有针对性，要提出、制定适应现阶段人们思想特点和水平、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具有现实可行性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据此要求和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切忌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和人们的思想水平向全体社会成员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使道德理论流于空谈，道德规范脱离实际，导致道德教育苍白无力和社会道德规范虚化。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应该体现多层次结构，这样才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才是符合现阶段人们思想特点和水平的。

3、加强适应社会主义要求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体系的建设

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通过倡导新的道德观念、制定新的道德规范，建立新的道德秩序，规范、引导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制造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同时要从伦理道德上确认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范和要求，并用社会主义道德原则进行引导和改造。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的客观要求，既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又是一种新的伦理道德观的核心。在新时期，对为人民服务应有全新的理解，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对先进分子的要求，也是对广大群众的要求，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鼓励了人们的积极性，又不使道德建设流于口号和形式。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原则，是调节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重要原则。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要求。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呢？首先，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两者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其次，在强调并保证集体利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同时强调集体利益必须充分尊重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并依法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的经济运行方式，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本身就体现了社会效率，而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必然追求效率，所以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是重视和追求效率的。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也反映在这一点上，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观实际上是道德观的组成部分，如勤劳、互助、守时等美德，无一不蕴含着效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已成为新时期人们所推崇的道德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大力倡导效率观的同时要把效率和公平观有机结合起来。否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会或者丧失其价值合理性，或者丧失稳定的社会环境的保证而不可能健康顺利地发展。

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充分的竞争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竞争意识和观念，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正确对待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树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竞争观念，竞争固然是排他性的，但竞争主体间也具有共存和共处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竞争，应当是能促进全社会生产力健康发展的理性、文明、规范、有序、有效的公平竞争。竞争观念和准则不应是将市场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战场”，将对手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而应将市场看作赛场，将对手视为共同开发市场的竞争伙伴。

诚信作为基本的道德范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每个时期人们都极为推崇的道德观和规范。在加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建设中对诚信要有如下几个认识：首先，必须高度认识诚信观念和原则的重要意义，全力打造“诚信社会”。我们一定要站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贯彻落实“以德治国”方略的高度上，充分认识坚持诚信价值观念的重大意义。其次，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诚信观与现代社会诚信观的区别。传统诚信观是以小农经济、血缘经济为经济基础的，缺少开放性和时代性，强调人身依附，现代诚信观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不仅局限于对亲人、熟人、小团体、小地区，而且要求对全社会都要做到诚信，他指向所有的契约关系。再次，要认识到诚信不仅表现为经济领域中应有的观念和必须坚持的原则，也表现为个人道德和社会公德。打造诚信社会要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锻炼个人诚信品德，社会的诚信度是由每个社会成员的诚信言行提供的，你需要社会和他人的诚信，就得首先向社会和他人奉献诚信。

4、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评价体系和道德监督机制 被喻为“道德法庭” 的道德评价体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导向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新旧观念冲突、新旧利益调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错综复杂，不少人的是非善恶评判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这种作用更为明显。社会迫切需要通过道德评价来帮助人们认清应该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谴责什么；容许什么，限制什么。通过各种舆论工具，形成以讲道德为荣，不讲道德为耻的扶正祛邪的强大道德舆论氛围，使身体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人受到社会舆论的大力肯定和褒扬，使背离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和谴责。建立和完善道德监督机制，也是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加强对企业或法人经济行为的道德监察和监督，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或法人的败德行为往往比自然人的败德行为对社会和他人构成的危害更大，所以在大力提升全社会道德素质的同时，加强企业或法人的经济活动的道德约束尤显重要和紧迫。为使企业或法人在合乎法律、合乎伦理的范围内谋利行事，除了需要正常的教育和引导外，必须加强对其经济行为的监察和监督。在操作上，除需进一步加强政府机构、司法结构、新闻媒体的监察监督外，还可以考虑在各级人大或政协成立专门的道德委员会，对企业或法人的经济行为进行道德上的审查、评价和监督，也可以成立经济行业的道德委员会或道德协会，负责制定行业道德规范和指导企业制定自己的道德规范，同时经常性地对具体企业遵守道德情况进行观察、记录、评估和发布，及时发现问题，提出警告或公开批评，把有违道德的可能消灭在行为之前，改变事后的批评性监督和避免哪里出事哪里堵的被动局面。

第二篇：三峡工程对地质的负面影响

三峡工程对地质的影响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具有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等综合效益，但同时三峡工程对地质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三峡工程与地震

水库诱发地震由于水库地应力和构造地，应力叠加以及水库地震能量和构造地震能量叠加而诱发产生。水库诱发地震因素复杂, 其形成机理及发生发展过程尚难准确控制, 发生时间、空间及强度更难预测预报。主震发震时间一般与水库蓄水密切相关。蓄水早期地震活动与库水位升降变化有较好的相关性。较强地震活动高潮大多出现在第一、二个蓄水期的高水位季节、水位回落或低水位时。但发震时间也无一定规律性,。从国内外水库诱发地震统计资料看, 诱发地震的发生概率随着坝高、蓄水深度和库容的增大而明显增高。由于水库诱发地震震源较浅, 与天然地震相比, 具有较高的地振动频率, 较高的地面峰值加速度和震中烈度;但极震区范围很小, 烈度衰减较快。

三峡库区可划分为结晶岩、碳酸盐岩和碎屑岩三种主要岩类。结晶岩类分布于库首黄陵结晶地块内,为前震旦系变质岩和侵入其间的花岗2闪长岩体, 岩体完整性好, 断层多已胶结, 岩体透水性微弱, 产生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很小。碳酸盐岩分布于干流庙河至白帝城库段及乌江、嘉陵江、大宁河等支流中。强岩溶化碳酸盐岩有利于诱发岩溶型地震。碎屑岩主要分布于秭归、巴东、巫山等向斜及白帝城以西广大地区, 为中上三叠统和侏罗系的砂、泥岩, 不利于诱发水库地震。三峡库区属弱震区。水库附近曾经发生的最大地震为1979年秭归龙会观5.1级地震, 距库边约6 km。其岩性为碎屑岩类岩层, 蓄水后不易诱发地震。综上所述, 三峡工程除了坝高和库容属有利于产生水库诱发地震的因子外, 其他条件均不利于诱发较强的构造型水库地震。三峡水库已初步形成, 随着蓄水位逐步升高, 库容加大, 发生诱发地震的可能性也将加大。必须加强对三峡水库诱发地震的研究、监测及预报, 预防地震及地质灾害, 确保工程建设及运行安全, 构建和谐社会, 确保长治久安。

二、三峡工程与滑坡

三峡地区多高山丘陵，沿山的耕地多集中在古滑坡堆积体上，人类的居住点也集中在这里。三峡库区滑坡，有三大诱发因素。第一是降雨，其次是人类活动，第三是水位的波动升降。三峡库区暴雨、洪水频发，三峡大坝坝址附近为坚硬的花岗岩地质结构，其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要地质结构。数千年来，峡江两岸的人们就把居民点建在相对稳定的崩塌、滑坡堆积体上。在这里人们生存繁衍，耕种捕鱼。在这样土壤较为肥沃、地势较为平坦的崩塌、滑坡堆积体上，逐渐积淀为独具特色的“三峡滑坡文化 ”。有数据统计，自1982年以来，库区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多达70多次，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40余次。

三、三峡工程与泥沙、水位

当三峡水库形成后，受水势变缓和库尾地区回水影响，泥沙必然会在水库内尤其是大坝和库尾淤积，长江上游河流所携裹的除了泥沙，还有颗粒较大的鹅卵石，在三峡大坝筑起后将极难排出，会造成堵塞，并向上游延伸，进而影响重庆。

在三峡蓄水至135米后，有人发现从大坝到库尾之间的水位落差多达34.7米，远远超过了工程论证报告认为的0.4米，因此担忧重庆可能会在三峡完全蓄水后被淹没。

四、其他影响

1、水库浸没

水库蓄水使水库周边地带的地下水壅高，引起土盐碱化、沼泽化等次生灾害的现象。地下水壅高可使管水抬升，当其上升高度达到建筑物地基或农作物和木的根系，且持续时间较长时，将产生浸没问题。浸可使农田作物减产，工矿企业和民用建筑物地基条件化而损坏，矿井涌水量增加，铁路、公路发生翻浆、胀，有时还影响水库正常蓄水位或坝址的选择。

2、水库淤积

水流进入库区后,由于水深沿流程增加，水面坡度和流速沿流程减小，因而水流挟沙能力（见河流泥沙运动）沿流程降低，出现泥沙淤积。水库淤积是一个长期过程。一方面，卵石、粗沙淤积段逐渐向下游伸展，缩小顶坡段，并使顶坡段表层泥沙组成逐渐粗化；另一方面，淤积过程使水库回水曲线继续抬高，回水末端也继续向上游移动，淤积末端逐渐向上游伸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翘尾巴现象，但整个发展过程随时间和距离逐渐减缓。最终，在回水末端以下，直到拦河建筑物前的整个河段内，河床将建立起新的平衡剖面，水库淤积发展达到终极。终极平衡纵剖面仍是下凹曲线，平均比降总是比原河床平均比降小，并与旧河床在上游某点相切。

在库区，淤积减少有效库容，影响水库调节性能和建筑物的正常运用。在水库上游河道，淤积抬高河床，使河道水位升高，坡降和流速减小，河槽过水能力降低，增加了防洪困难，河水位抬高还会引起两岸地下水位升高，导致土地盐渍化；在水库下游河道，在水库淤积并拦截泥沙时期，水库下泄清水，下游河床由于冲刷而普遍下切，水位随之下降。这将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不利于大坝和沿河建筑物的基础，使沿河引水工程的运用发生困难，使下游桥梁基础埋深减少；另一方面，可以使水电站的尾水位降低，能增加水电站出力、使下游水深增大而流速减小，有利于河床的稳定和通航。

3、水库渗漏

水库渗漏是指水库蓄水后，库水沿岩石的孔隙、裂隙、断层、溶洞等向库岸分水岭外的沟谷低地渗漏。可分为坝区渗漏和库区渗漏。水库渗漏减低了水库效益，有时并引起盐渍化、沼泽化等现象。库区渗漏可在邻谷区引起新的滑坡，或使古滑坡复活，造成农田浸没、盐渍化、沼泽化，危及农业生产及村舍安全。

三峡大坝的修建有利也有弊，要正确的看待工程建设带来的影响，运用科技的发展把不利因素带来的影响降低到最低，促进社会的发展。

第三篇：行政合同纠纷解决途径

行政合同纠纷解决途径

浏览次数：2205次悬赏分：10|解决时间：2008-10-23 15:20 |提问者：不想练功

行政合同纠纷解决途径有哪些???

最佳答案

任何一种违约行为都可能引起合同纠纷。对于合同纠纷，当事人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和解、调解、仲裁、诉讼。

1.和解。和解是由争议各方根据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和各方实际情况，自行协商而不需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的方式。和解是纠纷常见的解决方式。但由于和解协议缺乏的法律约束力，有些人可能会出尔反尔，使和解结果成为一纸空文，延误了纠纷的有效解决。

2.调解。调解是由争议各方选择信任的第三方居中，就合同争议进行调解处理。调解通常是以各方互谅互让为原则进行。此方法解决纠纷的可能性较和解大一些，但由于调解协议与和解协议一样不具有强制性效力，也使得纠纷的解决难尽人意。

3.仲裁。仲裁指争议各方根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纠纷发生以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将争议提交法定的仲裁机构，由仲裁机构依据仲裁规则居间进行居中调解，依法做出裁定的方式。当事人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并可根据生效的仲裁协议申请强制执行。

4.诉讼。诉讼是解决合同争议的最后方式。是指人民法院根据争议双方的请求、事实和法律，依法做出裁判，藉此解决争议的方式。当事人没有订立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篇：三农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三农”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摘要】

“三农”问题就是“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是我们在奔赴“中国梦”的路上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必须把它重视起来，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去解决。虽然“三农”问题是全球普遍的现象，但是解决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三农”问题不会像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那样棘手，这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民人口数和中国一样达到9亿，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民人口比例像中国那样高达三分之二。

【关键词】三农新农村建议中国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在经济、金融、科技、教育、国防以及文化建设方面有了重大的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国际地位日益凸显，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我们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滋生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等等。这些问题就是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城市居民和农民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同而产生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就是三农问题。当今，举国上下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努力，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中国梦，解决“三农”问题是非常关键的。本文就关于“三农”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并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提几点建议。

二、“三农”问题简介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的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形成二元社会中，城市现代化，二、三产业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

(一)农业问题

建国以后，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农业问题，作了很大的努力。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率先改革，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方针，经过20多年，先后取得了1984、1990、1996和2004年四次农业特大丰收。1996年农业特大丰收，粮食总产超过一万亿斤，其它主要农产品也大丰收，中国的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改变了粮食和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格局，形成了常年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格局，较好地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所以说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因为我国的农业可以保证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可以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我国用占世界近9％的耕地，供养了占全球近21％的人口。目前世界总人口达到65亿，中国是13亿多，已经不足21％。因此，我国“三农”问题的基本状况是：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还没有解决。

(二)农民问题

农民众多，受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素质低下，贫穷落后是我国农民的几大问题。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是减少的，农民是减少的。但是我国工业化了60年，农民反而越来越多。13亿人口，9亿农民，因此，农民众多是一个大问题。关于受教育程度，2004年有个统计：城市居民与农民的学历状况相比较，城市居民的高中学历是农民的3.5倍，中专为16.5倍，大专为55.5倍，大学本科为281.55倍，研究生为323倍。当年，10000个农民中，只有2个本科学历，而在10000个居民中则有563个，可见农民受教育程度之低，受此影响，文化素质低下就理所当然了。据2005年的统计：2003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共103617.3亿元，其中农户储蓄18177.7亿元，占17.5％，人均1986元。⑤而城市居民户存款85439.6亿元，人均22677元，相差10多倍。收入方面，从1978年到目前，城乡收入差距从不到3：1增加到超过了3:1，而且还以较高的增速扩大。

(三)农村问题

农村是以农民为主聚居的社区。国际上的现代化国家，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初期，一般都是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等到城市化搞起来了，工业有了一定的积累以后，反过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高农民收入，兴办社会事业，搞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把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好。如农村的道路、电讯，农村的地下排水等，基本上与城市没有什么差别。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在中国却不是这么回事，包括水利、道路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依靠农民自己筹资出力出地建设的。农村修路是自己出地、自己出工、自己买炸药，等到道路建好后，却收归交通部门管理。农村、农民用电，变压器、电线和电线杆子都需要自己出钱买，建好以后却都属于电力部门，而且电力局照样收电费。尽管现在国家通过改革把电价降下来了，但这对农村、农民来说仍然是不公平的。当前我国的政策，对城市和居民是一套政策，对农村和农民是另一套政策。其根据就是所谓的户口制度，如果是农业户口是这样一回事，如果是非农业户口则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是“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这些年，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分割的格局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有的还越来越严重，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是城里的建设是一个样，农村的建设却又是另一个样。这些问题总的来说有收入消费差距悬殊，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农村教育、医疗资源匮乏，水平落后，社保不健全，以及农村基础社建设不到位，尤其是农村住房问题非常严重。

从上述存在的这些城乡差别的状况看，农村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是我们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城乡分治，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而还没有进行应有的改革的结果。说到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存在着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

(一)将解决“三农”问题提升为党和政府的战略性目标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中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温家宝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温家宝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胡锦涛、温家宝以及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

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二)深化体制改革，给农村建设注入新动力

2008年10月12日，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提出了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焦点问题。在如此的大背景下，要着力推动现行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财政制度的改革。因为户籍制度不合时宜，改革户籍制度能够使农民有进城当工人、当市民的权利，恢复农民本来有的国民待遇。对于土地，要通过改革，建立起给农民土地经营权有长期保障的体制。土地承包权也是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侵犯，保护基本农田是我们的国策，要落到实处。1994年财政体制的基本特点就是财权事权不相称，对欠发达、不发达地区的县乡太不公平，是造成目前县乡村三级机构巨额债务的主要原因，所以财政体制也需要改革。

(三)推进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推进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战略布局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城镇化是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大趋势，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有序转移农村人口，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村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始终会有数以亿计的人口在农村生活，进城务工农民相当一部分还会“双向流动”，必须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要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合理把握城镇化的速度，积极稳妥引导农村人口转移。使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新农村建设相协调，努力形成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局面。

(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距。很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属于公益性事业，各级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中，切实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但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由政府全包下来。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引导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国家财政也要通过直接补助或“以奖代补”给予鼓励。公共服务方面，国家应该加大投入力度，在上述“深化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切实保障国家财政下拨款项落到实处，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加强反腐工作，防止公款被挪用、滥用或者中饱私囊。基础设设施建设着重确保农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受到充分的重视，住房问题是大事，一定要及时完成危房改造，保证农民生命财产安全；公开保障房的分配程序，最大限度确保保障房分配的公平、公正、合理和透明；及时帮助家庭贫困的农户修建住房，将扶贫款花到点子上。医疗方面，农村的乡镇医疗机构设施不健全，专业医疗人员缺乏，各级政府应该适度向农村医疗机构倾斜输送一批有经验、有技能的医疗队伍，提升农村医疗机构专业水平。教育方面，与医疗同样，向农村输送重点高校毕业生作为教师，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解决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切实提高农村教育水平。

四、结束语

一方面，解决“三农”问题，迫在眉睫，因为解决“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解决“三农”问题，任重道远，因为中国农民人口之多在世界上史无前例，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

键转型期，中国地域广袤，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气候不一，所有这些都会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难点，但是中华民族历来自强不息，不管有多困难，中华儿女都会为之做不懈的努力，相信通过几代人的奋斗，我们终将会实现全民皆富，社会和谐的梦想。

参考文献

[1] 汪玉琦：《中国现代化与三农问题》，《江西社会科学》(南昌)2006年4期第21～24页

[2] 陆学艺：《当前农村形势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江西社会科学》(南昌)2006年4期第7～21页

[3] 张和清：《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问题与农村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2年8期第175～185页

[4] 韩俊：《农民工市民化与公共服务制度创新》，《行政管理改革》(京)2012年11期第19～24页

第五篇：我国现阶段腐败特点及解决对策

我国现阶段腐败特点及解决对策

学号：108263010235姓名：黄镜元 当前我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是：

其一，群体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2009年8月原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被判处无期徒刑，随着周光全的被查处，安徽省巢湖市有14名党政官员受到免职处分或被判刑，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都有着向周光全行贿以谋取利益的“不良记录”。可以说，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挤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二，高官化。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七人。2009年8月27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通报了对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陈绍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海外媒体对此评价称，2009年1—8月，“六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集中查处，彰显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

度”。9月份后又相继查处了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的问题。12月份查处了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的问题。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

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我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

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从追求庇护到跑官买官，并按照这一游戏规则所提供的激励机制来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使正直的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对策

（一）扩大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设来推动反腐败的深入

1.在全国县市逐步实行以下制度：（1）党代会年会制。县市党代会由过去的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年会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县委、县纪委工作报告和县人大党组、县政府党组、县政协党组的书面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县委委员的工作进行评议。（2）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由过去的间接选举改为竞争性直选。过去的县级党代表候选人，一般是由党组织提名或推荐，在基层党员代表会议上，按照很少的差额甚至等额选举产生。实行直选以后，党代表改由党员直接提名、个人自荐报名，通过预选按得票多少确定候选人，县级领导干部也必须通过提名参加预选才能成为候选人。候选人的差额必须达到30％以上，由所在选举单位的党员直接投票产生。（3）党代表常任制。党代表的任期与本届党代会的届期相同。在任期内，党代表享有在大会期间的选举权、审议权、重大事项决定权、质询权、提出罢免案权、评议权以及闭会期间的学习培训权、调研视察权、提出意见建议权等权力，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作用。（4）评议制。在党代会年会上，党代表要对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进行评议，按照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无记名投票表决；对“三个党组”的工作报告要进行评议，确认报告是否通过；县委委员向党代表述职，党代表对县委委员进行评议，评议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评议结果作为考核县委委员工作的重要依据；届中，还须对县委委员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信任票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评议结果在代表大会上公布，对不满意票超过30％的领导班子，必须写出书面整改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整改并及时向党代表公布。

2.制定完善的、科学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制度，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必须尽快制定标准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相关制度。规则包括：界定常委会需要讨论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与确切内容；书记与副书记、常委之间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讨论权的保证制度；常委会议事的具体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败。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推进反腐败工作。如2006年通过的《监督法》创设了在人大闭会期间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制度，这一制度增加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监督的主动性和经常性，保证了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上的决定权。

（二）加强选人用人的制度建设

1.完善初始提名权制度。要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科学合理地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实现“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为此要做到：（1）明确范围，保证初始提名推荐人员的广泛性，科学界定行使初始推荐提名权的人员范围。（2）规范程序，强化初始推荐提名权的制度安排。四个程序：一是组织部门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公告》，公告空缺职位，做到群众知情。二是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表》，实施署名推荐，实行责任追究。三是执行资格双审，严把入口关。对照职位资格条件，对人选进行资格初审。四是综合分析结果，确定考察对象。

2.建立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逐步实行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填写干部推荐说明书并署名，经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后，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民主推荐，得不到所在单位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3.实施“考任分离”制度。“考任分离”制度就是将干部的任用从时间和空间上分割开来。考察时不任用，任用时不需要再考察。这一制度的好处：一是可以降低用人上的风险，对在公开选拔中一时难以把握的人选，可以先“放一放”，通过工作实践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考察。二是可以充分利用公开选拔的成果。对在公开选拔中成绩突出、综合素质较高但因职位所限未任用的优秀人员，可先纳入领导干部人才库，在适当的时候再予以任用，这既充分利用了公开选拔成果，又节约了人才开发成本。三是留出了对干部进行全面考察的时间。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挂职锻炼等多种方法对拟用人选进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反腐败工作。从90年代中期开始，党和政府逐渐形成了反腐败标本兼治的新思路：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确认了这一思路。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他还明确提出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加大腐败行为的犯罪成本，从而减少和抑制腐败。凡是腐败现象丛生的地方，必是腐败行为成本低廉、“效益”丰厚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刮起的腐败之风大有越演越烈之势。腐败犯罪的低成本、低风险状况，在客观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不良作用。腐败行为低成本、低风险的成因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法纪松驰、惩处不力；其次是检举机制不完善，腐败行为难以暴露；第三是无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引咎制度。

4、把先进技术手段引入制度建设，以减少腐败现象发生的机率。加快“电子政府”建设步伐，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达到勤政廉政的目的。随着“政府上网工程”及相关系列工程的实施，只要有一部上网电脑，老百姓就可以了解散政府的各项工作。“电子政府”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与公众的交往由“人人交往”改为“机机交往”，从而减少腐败的发生机率。利用网络系统，让贪官“上网”，使腐败者身败名裂。最近，印度政府的“中央警戒委员会”创建的网站成为印度人次数最多的网站。该站公布了88名涉嫌贪污腐败的高级官员的名字。同时，还建议有关部门对其违法行为立案调查，依法惩处以平民愤。印度政府调查人员已据此逮捕了7名高级官员。这一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