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学习思想对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启示

第一篇：《论语》中的学习思想对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启示

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是当今社会发展的特征和必然要求。《论语》作为一本传承千年、经久不衰的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学习思想，系统梳理和总结《论语》中的学习思想，对构建学习型社会有其特有的现实意义。

一、构建学习型社会首先要重视学习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倡有教无类，打破学在官府的限制，认为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在他的一生中始终都非常重视学习。

关于学习重要性的论述《论语》中有许多，主要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习是人生的起步。《论语》中有一段孔子关于人生阶段的论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四）可见，他认为学习是人生的起步，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才会逐渐走向成熟。二是学习可以改变命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二）是说人的天性本来相近，但是由于外部环境、所受教育和接触事物的不同，便会相差甚远。人们生来并没有多大的差距，是学习让人们的命运发生改变。三是，学习可以使人明智、少犯错。“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二十七）意思是君子广泛的学习文献，再用礼节来加以约束，就可以少犯些错而不至于偏离正轨。“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十七）仁、知、信、直、勇、刚这些都是很可贵的品质，但这些品质都离不开学习。从反面指出学习对人的行为有约束和规范作用，可以使人明智、少犯错。

构建学习型社会，首先要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重视学习。“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学习型社会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需要人们从内心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并外化为“活到老，学到老”的自觉行为，学习型社会的构建才不会是一句空喊的口号。《论语》中认为学习对于个人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有利于增强知识改变命运成就人生的意识，从而提高自觉学习的积极性，在全社会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积极向上的风气。

二、构建学习型社会需要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

构建学习型社会，除了要重视学习，还要有良好的学风，而良好学风的形成离不开积极正确的学习态度，《论语》中所传达的学习态度是朴实而严谨的。

《论语》中传达出的学习态度有：①对待学问要诚实。“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十七）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教给他的学生由对待知识的正确态度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聪明的表现。②乐学、好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二十）是说对于任何学问知识，了解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七）我不是天生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知识，敏捷勤奋去探求得来的人。③坚持、毅力。“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七）把所见所闻默默地记在心里，努力学习而不厌弃，教导别人而不疲倦。“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十三）坚定地相信我们的道，努力学习它，誓死捍卫它。④谦虚，不耻下问。“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泰伯五）是说有能力却向无能力的人请教，知识丰富却向知识缺少的人请教；有学问像没学问一样，满腹经纶像一无所有一样；纵被欺侮，也不计较“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子张四）就是小技艺，一定有可取的地方。

学习型社会构建的重要动力是学习者对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现在已经不提倡“学海无涯苦作舟”而是“乐作舟”，“应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如饥似渴地学习。”乐学、好学是构建学习型社会所追求的境界。学习是一件耗费脑力和体力的事，不是单纯地靠爱学习乐于学习就可以成功，需要下功夫日复一日地坚持。“要勤学苦学，抛开功利，摒弃浮躁，发扬挤劲、钻劲、韧劲。”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学而不厌”的坚持与“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毅力是构建学习型社会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学习型社会是一个无处不学，处处可学的社会，当今社会分工极其发达，所谓“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闪光点，只有始终保持谦虚，不骄不躁，才能树立学无止境的观念，做到终身学习。

三、构建学习型社会需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古人讲“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构建学习型社会，重要的不是传授具体的知识，而是教给人们学习的方法，这样才能提高学习效率和效果，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论语》中有很多学习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论语》中的学习方法有：①复习。“温故而知新。”（为政十一）在温习旧知识时，由于我们有了新的知识积累和阅历，就会对旧的知识有有新的体会和发现。②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十五）只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惑，只空想而不学习就会有危险。③联想，举一反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八）意思是教导学生，不到他相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出来却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交给他东方，他却不能由此推知西、南、北三方，便不再教他了。虽然这段话讲的是教师如何引导和教育学生，但依然适用于我们如何学习新的知识，知识都是有联系的，不能把新旧知识割裂开来，要学会联想，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④向他人学习，取长补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十七）看见贤德的人，便应该想要向他看齐；看见不贤德的人，便应该反省自己有没有同他相似的毛病。“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二十二）几个人一块走路，其中一定有值得我去学习的人，我去学习那些人身上的优点，看出那些人身上的缺点并改正。

构建学习型社会需要提高学习能力，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学会学习。“对学习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既需苦学，还应‘善读’。”学习除了要勤奋还要有正确的方法，合理学习、科学学习、有针对性的学习，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待已经学到的知识，《论语》中有一个要求是“月无忘其所能。”（子张五）每月复习所已知的，不要忘记。我们的记忆不是永恒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过的知识必然会逐渐遗忘，这就要求我们经常复习，才不至于“白学”。学思结合就是要坚持学习与思考的统一，坚持把读书与运用结合起来，只有学思结合才能摆脱“本本主义”，把书本上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为我所用。联想可以有效地把我们所学的知识结合起来，系统化，加深记忆，也有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向他人学习，向其他民族学习，博采众长，才能真正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学习大国。

第二篇：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墨子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卢继英

摘 要：墨子对于怎样治理国家，使社会和谐、持续稳定发展，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兼爱、非攻”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墨子的治国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性，而且对当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协调社会各种矛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为此，应当加强对墨家传统文化的研究，发掘其合理观念和思想，尤其是墨子的和谐思想，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结合，以提高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实效性。

关 键 词：尚贤 尚同 节用 兼爱 非攻 和谐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意识形态、国家结构、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的一个巨大变革时期，在这个时代，除了儒家、道家，墨家思想对当时一个新的社会架构的形成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墨子对于怎样治理国家，使社会和谐、持续稳定发展，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兼爱、非攻”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

墨子的治国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性，而且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对当代社会国家内部的治理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协调社会诸多矛盾，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沟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为此，应该加强对墨家传统文化的研究，深刻发掘其合理思想，尤其是墨子的和谐思想，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相结合，提高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实效性。墨家思想的主要内容

《墨子》作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一翼，其内容十分丰富，是一部反映我国古代政治，经济，伦理，教育，哲学，逻辑，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主张的百科全书。其主要内容主要表现为尚贤、尚同、节用、兼爱和非攻。

（一）尚贤

所谓“尚贤”，就是任用贤能，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和 社会的稳定，墨子在《墨子·尚贤》中明确地提出了“尚贤为政之本”的口号，“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也”，“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尚贤·中》）。

尚贤论是墨子的重要政治主张，是针对当时世袭贵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贵族官员提出来的，其目的就是要让平民百姓中的贤良之士参与国家管理和治理社会。他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以令，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避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尚贤·上》），可以看出，这与孔子所主张的“举贤才”，但又肯定“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思想有所区别，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二）尚同

所谓“尚同”，就是“一同天下之义”，也就是以仁义来统一天下。在墨子看来，原生形态的一人一义，人们就会各行其事，而且还会互相攻击﹑互相争斗，影响社会的团结稳定。为改变这种混乱状态，就必须实行“尚同”举措，求得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舆论的统一。

首先，自下而上的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是墨子尚同主张的最基本涵义，他指出：“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尚贤·中》）。其强调自下而上的统一，下级要学习上级的善行，以上级的言行作为自己的言行标准。

其次，统一政策法令也是其尚同的基本涵义，墨子认为：“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法仪》）。为了统一政策法令，《墨经》在对赏誉，罚罪作出界定的同时，又明确指出：“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暴，则是不与乡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长（国家的管理系统）之时’同乎！”（《尚同·中》）。比较清楚地提出了以法治国与以法德治国相结合的观点。

最后，尚同还有上下通情的涵义，就是上情下达，相互沟通信息。其论述包括“上为之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尚同·下》）。“古有圣王，唯能以尚同为正，是故上下通情”（《尚同·中》）等。

（三）节用

节用”是墨子在社会生活方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墨子深刻揭示了当时君主横征暴敛、奢侈荒淫的现状，并以古代圣王作对照，来说明节用对国家发展、政权稳固、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意义。墨子告诫人们，在生产中不要过度消耗自然资源，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一切以民用、民利为准，社会消费应以保持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限，能供给民用即可，反对奢侈浪费。这就是墨子所说的“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节用》）依据这样的原则，国家就会因节俭而兴盛发达，天下百姓也会因节俭而生活得更好。如果国家“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去其无用之费”，那么节约的财富“足以倍之”，可见节俭在增强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墨子又从衣、食、住、行、丧葬诸方面对当时的统治者提出了“节用”的具体要求。

墨子的节用思想，主要是针对上层统治者来说的，是在保证下层百姓基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节用，而节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能够过上“暖衣饱食”的生活。

（四）兼爱

墨家思想把“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处理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要求。“兼相爱，交相利”贯穿于墨家思想的始终，是墨学的核心，在 《兼爱》篇中对“兼相爱，交相利”这一思想专门论述，而且在 《经上下》、《法仪》、《天志》、《大取》、《小取》、《修身》、《尚贤》各篇中，从各种不同角度、不同的方面进行更进一步论述，得出结论是“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墨子认为，当时社会大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与人的不相爱:“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兼爱·中》）。所以“仁人之事者，务必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而兴利除害的重要内容和标准就是要“兼相爱，交相利”，“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就是要“兼以易别”（《兼爱·下》），以平等的爱代替有差别的爱，爱无差等。“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

在墨子看来，兼相爱和交相利是统一的，不可分割。即“爱而必利，不利无以见爱”（《兼爱·中》），“有爱而无利，乃客之言也”（《大取》），“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中》）。墨子所言之利并不是利己主义之利，而是利民之利，天下之公利。

（五）非攻

墨子时代，诸侯国家之间攻伐兼并战争兴起，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与其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根本宗旨是相背离的，所以墨子专门撰写了《非攻》篇予以反对，并反复强调侵略他国是不义之举，得不偿失。

在《非攻》篇中，墨子历数攻伐战争之危害。他指出：“好攻伐之国”，动辄兴兵“十万”，连年战争，以至于“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而被迫参与攻伐的大国百姓，在千里征途中因饥饿，疾病而死亡者“不可胜数”，在战争中“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即使攻下一个“三里之城”，“杀人多必数万，寡必数千”。这种攻伐掠夺战争，对交战双方的百姓都是巨大的灾难。墨子得出“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的结论。

面对各诸侯国攻伐战争的兴起，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墨子既主张“非攻”，从道义上予以反对和制止，又非常强调“救守”，以实际行动进行“征诛”，积极防御，保卫自己的家园。他说：“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非攻下》），“城者，所以自守也”（《七患》），“入守则固，出诛则强”（《尚贤中》），“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非攻下》）。明确指出要把为了侵略的“攻伐”之战与为民除害的“征诛”之战区别开来。

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当今，我国正处在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过程中，虽然社会、经济已经获得很大发展，然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不平衡问题诸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腐败、权钱交易、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等，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危及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种社会背景下，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了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与墨家思想的所倡导的和谐理念和精神有许多相通之处。因而，深入研究和发掘墨家思想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我们在利用墨家思想来强化和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时，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中借鉴合理、有效的措施，吸收和灵活运用其积极的思想。

（一）“尚贤”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建设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的高度概括。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根本目标首先就应是建设一支“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人才队伍。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人，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学文化素质何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以人为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同时又为实现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指明了现实途径。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以加强人才服务工作，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社会关系逐步融洽、协调，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

（二）“尚同”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尚同思想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要求人民以及地方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即思想政见不能与天子相异，且强调君主的绝对领导地位，即“上之所是，亦必所非，亦必非之”。这种思想当然有一定的专制主义味道，但是，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主义中，面对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当中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增强地方的活力和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地方的职能和权限不断扩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地方政府在微观领域获得加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地方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何利益主体。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地方政府与中央、与人民争利的现象。

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出现了严重地方保护主义，这也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和谐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使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难以建立起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难以形成，资源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最优化配置，重复建设加剧，产业结构趋同，无序竞争加剧，同时加剧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影响社会的稳定。

因此，要进一步强调地方的局部利益、短期利益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长期利益。地方保护主义从思想根源上分析就是缺少长期观念和全局观念，一切以我为中心，以局部的 利益为中心，以牺牲整体利益来谋取局部的短期利益。首先，要继续强调全局观念，以全国利益最大化为取向。不允许为了地方暂时的利益而牺牲国家整体的利益和长远利益。地方政府的利益与中央政府不一致时，地方利益要服从中央利益。中央政府在尊重地方经济民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的同时，要进一步强调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制度的服从，维护中央的权威，维护市场经济制度的严肃性、公平性。其次，要加大地方政府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使其意识到，地方保护主义是与市场经济规律背道而驰的，是一种短期的局部利益，不可能持久。

（三）“节用”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曾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中国资源储量的“本”并不丰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资源需求大幅度增长，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不在“节用”上下功夫，继续不顾环境、不计代价、不顾长远利益，竭泽而渔、竭矿而采，将会很快耗尽自然资源，对环境的造成更大破坏，这将会影响国家的持续、健康、和谐发展。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必须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以节约利用资源何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为核心，推动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围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核心，以资源综合利用何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从体制、政策、技术、管理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同时，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节约意识，全力构建节约型消费模式，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资源节约教育，提高全社会对构建节约型社会重大意义的认识。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俭、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逐步形成文明、节约的消费模式。

（四）“兼爱”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墨子的 “兼相爱、交相利”思想，是针对当时诸侯之间的战争纷争不断，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等“不相爱”现象提出的。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正处在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新的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经济活动还没有纳入法制的轨道，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不和谐的因素。许多人为了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而忽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并不反对利益主体对私利的追求，但这种追求不能以满足自身的单纯“利己”为目的，而应以“兼相爱、交相利”的复合价值观为指 导原则，“利他”是出发点，“利己”是终结点，最终双方追求的结果是在相互作用中实现共赢。只有一个人从单纯的“利己”、“利他”观中解放出来，人与人之间诚信、平等、友爱合作的关系才能建立，才能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社会互助体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等要素进行合理的调配和组合，使之达到平和、协调、全面，避免社会发展中出现失衡、片面、无序和对立的现象。这也就是墨家思想中“兼爱”的要求，即各社会阶层、社会团体和个人，都要相互关爱，彼此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在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友谊关系，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意识，这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客观需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关系：人与自然地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使这四个基本关系长期稳定地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其中任何一个关系的不稳定、不和谐，都会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稳定、和谐。

1、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和谐的前提与基础。人与自然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与作用，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源，以谋求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时又将放废物排放于自然界；另一方面是自然界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及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相互协调达到和谐状态，才能取得社会的健康发展。

2、建立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妥善、协调何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个人与政府的关系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基础。首先，我们要通过立法和法规，建立社会公平环境，为每一个公民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同时，要倡导社会的互助、协作精神，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调节作用。

3、建立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

人的自身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和终极目标。人的素质高低，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决定人的自身和谐程度。人的素质越高，道德水准越高，文明化速度越快，就越能促进人的自身和谐。建立和谐社会，就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树立社会主义理想，建立完善的人格、品质；培养健全的社会道德和自觉服务社会的意识；增强人文素养和职业技能，提高服务社会的本领，同时还要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培养健康向上、稳定和谐的心理特征，提高自身文明素质，使自身成为真善美统一的个体，才能真正实现和享有社会和谐。

（五）“非攻”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各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相互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各国之间只有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才能推进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同时，中国已经融入到世界中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安定有序、和谐运行，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状况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世界的和谐相处来作支撑。为了建设安定有序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也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倡“非攻”的思想，倡导和谐世界的理念与政策。

目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局部的战乱、紧张、动荡此起彼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全球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严重破坏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面对新的挑战，世界各国应超越传统观念，坚持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争端，加强交流合作，增进相互协调，反对诉诸武力来解决国际矛盾和争端。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建设适应各国发展水平和要求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保障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平等发展的权利，充分尊重各国发展的多样性。支持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结语

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墨家思想也有其消极和不足的一面，例如，墨子倡导兼爱、非攻，强烈反对战争和暴力，主动放弃了以武器的批判来改造世界、赢得自身解放的途径与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从而使“兼相爱，交相利”的这种体现着小生产者政治经济利益的构想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不可能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所以“不相爱”，除了“人的本性自私”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政治的、阶级的利益关系所致。同时，墨子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于墨家思想，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分析方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研究整理和科学继承墨学思想精华的同时，坚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升华和发展，特别是关于“尚贤、尚同、节用、兼爱、非攻”等与构建和谐社会思想一脉相承的的思想智慧，进行创造性的诠释，结合现实社会的需求和特点进行更深一步的认识和解读，赋予其时代价值，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三篇：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墨子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卢继英

摘 要：墨子对于怎样治理国家，使社会和谐、持续稳定发展，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兼爱、非攻”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墨子的治国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性，而且对当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协调社会各种矛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为此，应当加强对墨家传统文化的研究，发掘其合理观念和思想，尤其是墨子的和谐思想，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结合，以提高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实效性。

关 键 词：尚贤 尚同 节用 兼爱 非攻 和谐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意识形态、国家结构、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的一个巨大变革时期，在这个时代，除了儒家、道家，墨家思想对当时一个新的社会架构的形成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墨子对于怎样治理国家，使社会和谐、持续稳定发展，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兼爱、非攻”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

墨子的治国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性，而且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对当代社会国家内部的治理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协调社会诸多矛盾，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沟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为此，应该加强对墨家传统文化的研究，深刻发掘其合理思想，尤其是墨子的和谐思想，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相结合，提高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实效性。墨家思想的主要内容

《墨子》作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一翼，其内容十分丰富，是一部反映我国古代政治，经济，伦理，教育，哲学，逻辑，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主张的百科全书。其主要内容主要表现为尚贤、尚同、节用、兼爱和非攻。

（一）尚贤

所谓“尚贤”，就是任用贤能，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和 社会的稳定，墨子在《墨子·尚贤》中明确地提出了“尚贤为政之本”的口号，“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也”，“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尚贤·中》）。

尚贤论是墨子的重要政治主张，是针对当时世袭贵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贵族官员提出来的，其目的就是要让平民百姓中的贤良之士参与国家管理和治理社会。他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以令，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避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尚贤·上》），可以看出，这与孔子所主张的“举贤才”，但又肯定“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思想有所区别，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二）尚同

所谓“尚同”，就是“一同天下之义”，也就是以仁义来统一天下。在墨子看来，原生形态的一人一义，人们就会各行其事，而且还会互相攻击﹑互相争斗，影响社会的团结稳定。为改变这种混乱状态，就必须实行“尚同”举措，求得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舆论的统一。

首先，自下而上的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是墨子尚同主张的最基本涵义，他指出：“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尚贤·中》）。其强调自下而上的统一，下级要学习上级的善行，以上级的言行作为自己的言行标准。

其次，统一政策法令也是其尚同的基本涵义，墨子认为：“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法仪》）。为了统一政策法令，《墨经》在对赏誉，罚罪作出界定的同时，又明确指出：“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暴，则是不与乡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长（国家的管理系统）之时’同乎！”（《尚同·中》）。比较清楚地提出了以法治国与以法德治国相结合的观点。

最后，尚同还有上下通情的涵义，就是上情下达，相互沟通信息。其论述包括“上为之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尚同·下》）。“古有圣王，唯能以尚同为正，是故上下通情”（《尚同·中》）等。

（三）节用

节用”是墨子在社会生活方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墨子深刻揭示了当时君主横征暴敛、奢侈荒淫的现状，并以古代圣王作对照，来说明节用对国家发展、政权稳固、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意义。墨子告诫人们，在生产中不要过度消耗自然资源，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一切以民用、民利为准，社会消费应以保持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限，能供给民用即可，反对奢侈浪费。这就是墨子所说的“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节用》）依据这样的原则，国家就会因节俭而兴盛发达，天下百姓也会因节俭而生活得更好。如果国家“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去其无用之费”，那么节约的财富“足以倍之”，可见节俭在增强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墨子又从衣、食、住、行、丧葬诸方面对当时的统治者提出了“节用”的具体要求。

墨子的节用思想，主要是针对上层统治者来说的，是在保证下层百姓基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节用，而节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能够过上“暖衣饱食”的生活。

（四）兼爱

墨家思想把“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处理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要求。“兼相爱，交相利”贯穿于墨家思想的始终，是墨学的核心，在 《兼爱》篇中对“兼相爱，交相利”这一思想专门论述，而且在 《经上下》、《法仪》、《天志》、《大取》、《小取》、《修身》、《尚贤》各篇中，从各种不同角度、不同的方面进行更进一步论述，得出结论是“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墨子认为，当时社会大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与人的不相爱:“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兼爱·中》）。所以“仁人之事者，务必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而兴利除害的重要内容和标准就是要“兼相爱，交相利”，“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就是要“兼以易别”（《兼爱·下》），以平等的爱代替有差别的爱，爱无差等。“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

在墨子看来，兼相爱和交相利是统一的，不可分割。即“爱而必利，不利无以见爱”（《兼爱·中》），“有爱而无利，乃客之言也”（《大取》），“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中》）。墨子所言之利并不是利己主义之利，而是利民之利，天下之公利。

（五）非攻

墨子时代，诸侯国家之间攻伐兼并战争兴起，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与其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根本宗旨是相背离的，所以墨子专门撰写了《非攻》篇予以反对，并反复强调侵略他国是不义之举，得不偿失。

在《非攻》篇中，墨子历数攻伐战争之危害。他指出：“好攻伐之国”，动辄兴兵“十万”，连年战争，以至于“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而被迫参与攻伐的大国百姓，在千里征途中因饥饿，疾病而死亡者“不可胜数”，在战争中“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即使攻下一个“三里之城”，“杀人多必数万，寡必数千”。这种攻伐掠夺战争，对交战双方的百姓都是巨大的灾难。墨子得出“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的结论。

面对各诸侯国攻伐战争的兴起，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墨子既主张“非攻”，从道义上予以反对和制止，又非常强调“救守”，以实际行动进行“征诛”，积极防御，保卫自己的家园。他说：“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非攻下》），“城者，所以自守也”（《七患》），“入守则固，出诛则强”（《尚贤中》），“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非攻下》）。明确指出要把为了侵略的“攻伐”之战与为民除害的“征诛”之战区别开来。

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当今，我国正处在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过程中，虽然社会、经济已经获得很大发展，然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不平衡问题诸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腐败、权钱交易、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等，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危及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种社会背景下，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了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与墨家思想的所倡导的和谐理念和精神有许多相通之处。因而，深入研究和发掘墨家思想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我们在利用墨家思想来强化和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时，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中借鉴合理、有效的措施，吸收和灵活运用其积极的思想。

（一）“尚贤”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建设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的高度概括。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根本目标首先就应是建设一支“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人才队伍。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人，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学文化素质何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以人为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同时又为实现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指明了现实途径。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以加强人才服务工作，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社会关系逐步融洽、协调，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

（二）“尚同”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尚同思想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要求人民以及地方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即思想政见不能与天子相异，且强调君主的绝对领导地位，即“上之所是，亦必所非，亦必非之”。这种思想当然有一定的专制主义味道，但是，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主义中，面对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当中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增强地方的活力和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地方的职能和权限不断扩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地方政府在微观领域获得加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地方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何利益主体。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地方政府与中央、与人民争利的现象。

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出现了严重地方保护主义，这也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和谐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使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难以建立起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难以形成，资源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最优化配置，重复建设加剧，产业结构趋同，无序竞争加剧，同时加剧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影响社会的稳定。

因此，要进一步强调地方的局部利益、短期利益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长期利益。地方保护主义从思想根源上分析就是缺少长期观念和全局观念，一切以我为中心，以局部的 利益为中心，以牺牲整体利益来谋取局部的短期利益。首先，要继续强调全局观念，以全国利益最大化为取向。不允许为了地方暂时的利益而牺牲国家整体的利益和长远利益。地方政府的利益与中央政府不一致时，地方利益要服从中央利益。中央政府在尊重地方经济民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的同时，要进一步强调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制度的服从，维护中央的权威，维护市场经济制度的严肃性、公平性。其次，要加大地方政府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使其意识到，地方保护主义是与市场经济规律背道而驰的，是一种短期的局部利益，不可能持久。

（三）“节用”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曾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中国资源储量的“本”并不丰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资源需求大幅度增长，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不在“节用”上下功夫，继续不顾环境、不计代价、不顾长远利益，竭泽而渔、竭矿而采，将会很快耗尽自然资源，对环境的造成更大破坏，这将会影响国家的持续、健康、和谐发展。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必须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以节约利用资源何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为核心，推动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围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核心，以资源综合利用何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从体制、政策、技术、管理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同时，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节约意识，全力构建节约型消费模式，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资源节约教育，提高全社会对构建节约型社会重大意义的认识。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俭、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逐步形成文明、节约的消费模式。

（四）“兼爱”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墨子的 “兼相爱、交相利”思想，是针对当时诸侯之间的战争纷争不断，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等“不相爱”现象提出的。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正处在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新的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经济活动还没有纳入法制的轨道，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不和谐的因素。许多人为了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而忽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并不反对利益主体对私利的追求，但这种追求不能以满足自身的单纯“利己”为目的，而应以“兼相爱、交相利”的复合价值观为指 导原则，“利他”是出发点，“利己”是终结点，最终双方追求的结果是在相互作用中实现共赢。只有一个人从单纯的“利己”、“利他”观中解放出来，人与人之间诚信、平等、友爱合作的关系才能建立，才能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社会互助体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等要素进行合理的调配和组合，使之达到平和、协调、全面，避免社会发展中出现失衡、片面、无序和对立的现象。这也就是墨家思想中“兼爱”的要求，即各社会阶层、社会团体和个人，都要相互关爱，彼此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在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友谊关系，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意识，这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客观需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关系：人与自然地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使这四个基本关系长期稳定地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其中任何一个关系的不稳定、不和谐，都会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稳定、和谐。

1、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和谐的前提与基础。人与自然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与作用，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源，以谋求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时又将放废物排放于自然界；另一方面是自然界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及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相互协调达到和谐状态，才能取得社会的健康发展。

2、建立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妥善、协调何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个人与政府的关系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基础。首先，我们要通过立法和法规，建立社会公平环境，为每一个公民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同时，要倡导社会的互助、协作精神，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调节作用。

3、建立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

人的自身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和终极目标。人的素质高低，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决定人的自身和谐程度。人的素质越高，道德水准越高，文明化速度越快，就越能促进人的自身和谐。建立和谐社会，就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树立社会主义理想，建立完善的人格、品质；培养健全的社会道德和自觉服务社会的意识；增强人文素养和职业技能，提高服务社会的本领，同时还要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培养健康向上、稳定和谐的心理特征，提高自身文明素质，使自身成为真善美统一的个体，才能真正实现和享有社会和谐。

（五）“非攻”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各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相互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各国之间只有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才能推进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同时，中国已经融入到世界中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安定有序、和谐运行，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状况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世界的和谐相处来作支撑。为了建设安定有序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也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倡“非攻”的思想，倡导和谐世界的理念与政策。

目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局部的战乱、紧张、动荡此起彼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全球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严重破坏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面对新的挑战，世界各国应超越传统观念，坚持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争端，加强交流合作，增进相互协调，反对诉诸武力来解决国际矛盾和争端。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建设适应各国发展水平和要求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保障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平等发展的权利，充分尊重各国发展的多样性。支持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结语

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墨家思想也有其消极和不足的一面，例如，墨子倡导兼爱、非攻，强烈反对战争和暴力，主动放弃了以武器的批判来改造世界、赢得自身解放的途径与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从而使“兼相爱，交相利”的这种体现着小生产者政治经济利益的构想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不可能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所以“不相爱”，除了“人的本性自私”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政治的、阶级的利益关系所致。同时，墨子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于墨家思想，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分析方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研究整理和科学继承墨学思想精华的同时，坚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升华和发展，特别是关于“尚贤、尚同、节用、兼爱、非攻”等与构建和谐社会思想一脉相承的的思想智慧，进行创造性的诠释，结合现实社会的需求和特点进行更深一步的认识和解读，赋予其时代价值，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 耿立卿，王思义，墨子的和谐观及其现实价值，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01期。[2] 施炎平，“尚义和谐”理想的追求——析墨家和谐观的特色和价值，探索与争鸣 2008年 11期。[3] 孙波，论墨子的社会和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 03期。[4] 高海深，魏重斌，墨子兼爱思想对建立和谐社会人际关系的启示，理论导刊，2006年06期。[5] 吕建中，陈雪平，和谐社会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科学路径，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09月。[6] 徐华，温旭琼，和谐社会 和谐中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06月。

第四篇：中国法家思想对构建法治政府的启示

《行政文化学》作业

题

目： 中国法家思想对构建法治政府的启示

班

级： 2012级公共事业管理班 姓

名： 郭鹏飞 学 号： 201210114052

完成日期： 2015年6月12 日

指导教师： 邓增强 老师

中国法家思想对构建法治政府的启示

摘要：法家主流思想是法治，“依法治国”是法家的核心，“法” 就是一个规则,“法”成了内部人的共同契约,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我国构建法治政府来说,古代法家思想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关键词：法家思想 法治政府 依法治国

一、法治政府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提出了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思想。战国时期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主要学派，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法家主要有三个学派：赵国人慎到重“势”，韩国人申不害重“术”，魏国人商鞅重“法”，这三个学派的思想由韩非集大成，构成法家思想的核心。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齐法家。齐国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立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礼法并用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至战国时期，齐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百家争鸣的策源地，继承弘扬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学派。管仲学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最高成就。

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带有普遍的成人立身标准，自古至今中国的先哲们都有所指。法家思想精英也不例外。“诚”，真心实意，开诚布公。“信”的基本含义为诚实、不疑、不欺。法家先驱管仲认为讲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如何讲诚信，他从两个方面做了阐释。首先他重诚信，把诚信纳入德行的范畴。“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贤大夫不恃宗室，士不恃外权。坦坦之利不以攻，坦坦之备不为用。故存国家、定社稷，在卒谋之间耳。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管子·枢言》）。“其王信明圣，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圣也？曰：慎使能而善听信。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圣，明信圣者，皆受天赏。使不能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祸”（《管子·四时》）。第二，管仲把诚信的道德观念拓展到刑罚和军事领域中。他分别在《管子·权修》、《管子·版法解》和《管子·九废》中指出：“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岂敢为之乎？”；“刑赏信必，则善劝而奸之”；“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而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将不战之卒，而幸以胜；此兵之三暗也。”

吴起和商鞅等改革派，把诚信置入改革措施中，在倡导践行变法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诚信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他是靠诚信为变法打基础，他懂得用诚信赢得民心，从诚信入手树立改革者的形象。

法家思想的进步意义在于法家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司法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条法律对应的处罚，是不能用任何形式抵消的。王子犯法应该与庶民同罪。

法家的核心思想，依法治国，执法一视同仁，没有高低贵贱。你要惩治任何人，首先得有充分证据，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是“法治”，任何人不得不依法！

法家，用法律限制天子，你逾越法律，无视法律，就会亡国。王子今天逾越了法律的一条而已，这种做法，它不会导致这个王朝的立即崩坏。但是“千里之体溃于蚁穴”，法家有个优点是根据社会矛盾的不断完善法律。法家不断的在实践中自我完善，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家更强调的是人的行为规范。依法治国，法律平等，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本保证。

法要“布之于众”既然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人民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那么法律就应当以成文的形式出现，并做到公布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韩非强调：“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之所以公布，其目的有二：一是“使万民知所避就”，能以法律自戒，二是为了监督官吏公开断案，防止罪犯法外求情。

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其权威性。法家坚决反对在“法令”之外讲仁爱、道德，韩非子明确指出：“明其法禁，察其谋计。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故存国者，非仁义也。”他认为，“任法而治”要排除一切人为的因素，以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正所谓“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法家认为，法一旦颁布生效，就必须“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君臣要“任法去私”。强调“法”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乃“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形象说明了“法”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在运用过程中不因人的主观因素不同而发生变化，对任何人都应当做到一视同仁。所谓“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皆体现了法家公平执法的决心。

“壹法”、“一尊”强调统一法律的内容、立法权，并保持法的稳定性，即:“壹法”、“一尊”。“法莫如一而固”，“一”指的就是“法”的内容，不能“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固”则指保持法的稳定性，“朝令夕改”只会是亡国之道，这也反映了战国末期，法家从“变法”到“定法”的立场之转变，只有“政法独制于主”，才能保证“政不二门”，达到统一立法权之目的。

对于治理国家而言，法治既是一种战略资产，又是一种发展动力；既是一种物质财富，又是一种精神财富。在此意义上说，建设中国法治政府，既是构筑战略资产，又是孕育发展动力。建设中国法治政府，就是依法行政；就是使政府行为受到国家强制力和社会公信力所保障的法律规则的制约；就是使政府既有行使权力的责任，又有遵守法律的义务；就是借助于法律的程序，使政治权力的运行体现出公民权力的含义；就是为行政权力制定法律边界。

二、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就是政府在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过程坚持法治原则，严格依法行政，政府的各项权力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求各级政府从决策到执行及监督的整个过程都纳入法制化轨道，权力与责任紧密相联，集阳光政府，有限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于一身，并用法律加以固定即法治政府。

(1)法治政府的特征

自人类建立国家并出现真正意义的政府以来，对任何治理国家，人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迄今为止，法治是治理国家的最好模式。可以说政府类型的发展历史就是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历史。

在权力来源上，法治政府强调的是法律至上，即人民意志至上。政府的权力直接来源于宪法和法律而宪法和法律是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机关制定的，是人民公意的反映，即法治政府的权利来源于人民，政府职员是人民的公仆。

在管理方式上，法治政府强调法律权威切法治政府之法必须是良法，即法的内容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法的公平、公正、自由、安全秩序等价值观念。政府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执行法律、信仰法律，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依法对公民社会实施管理，法律成为其根本的行为准则，不允许特权存在。法律存在的目的在于治官、治权，从而到达保障公民权力的目的。法律规范都为权力规范，以权力为本位。

在权力行使上，法治政府强调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公开透明。

在权力行使目的上法治政府强调政府通过治官、治权来达到人民赋予的权利真正为人民谋利益，政府的一切工作都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即执政为民，以民为本。

（2）我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政府 第一法律至上原则。这是法治政府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其关键在于政府必须把权力限制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政府必须把法律作为自身行为的依据和出发点。对于法治国的政府而言，法律至上原则是由一整套制度安排来加以保障的。政府如果不遵循法律至上的原则，通常会丧失合法性而被新政府所替代。对于非法治国条件下的法治政府而言，法律至上原则意味着该政府必须通过互动的方式推动一套整体性的制约，政府权力的制度的形成。除此之外，还要重点强调两点。一是限制执行国家权力的具体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防止用公权谋求个人利益；同时还必须防止其滥用公权侵犯私人权益。二是要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按照法律的要求实施“自治”，也就是自动自愿的遵从法律。

第二是限权和分权原则。限权原则要求，对政府权力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都要对其进行限制，不能有丝毫懈怠。限权原则并不能仅仅局限于依靠法律来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而且要求通过其他一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安排来充分维护这一限权原则。分权原则建立在知识分工的基础上，是对人的有限理性的一种积极回应，防止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破坏自由民主。分权原则不仅要对发现、制定、执行、审批和审查法律等的权利进行分立，而且也必须对其他的政治权力进行分立和制衡等。

第三是行政的程序化和效率原则。行政的程序化实际上是法律至上原则、限权和分权原则的具体化，要求任何政府的工作机构和工作人员在行使权力时都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否则就是违法。行政的程序化对行政的自由裁量权做出了限定，是防止行政权力被滥用的有力措施。在遵守程序的前提下，又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有效的行使自由裁量权，提高行政效率。

三、如何更好的建立法治政府

第一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完善行政执法监督体系，为此，一是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上，要用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来引导和指导政府立法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各个环节，切实把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力、促进人的自由平等发展作为制度建设的灵魂，贯穿始终；二是在制度内容设计上，要公正合理地分配权力义务，加强部门权力的相互制约和监督权利对于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和程序对于权力的制约，使政府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在制度框架内正确行使权力，尽心履行职责。

第二要高度重视和培育有利于法治政府建设的法律文化。我国传统的法家文化体系中，法律文化并不健全。我国传统法家文化有重实体轻程序，重义务轻权力，重刑轻民的特点，需要改变，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应通过多种途径，使执法者自觉改变管制型和全能型政府所对应的政府核心主义，改变忽视权力来源和权力行使宗旨的价值倾向，建立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位基本理念的服务政府。

参考文献

刘靖华，姜宪利.中国法治政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焦凤君.法治政府建设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8.洪威雷,芦文龙.行政文化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0.徐慧婷.中国法制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2

第五篇：周恩来精神对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启示

周恩来精神对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启示

摘要：周恩来精神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社会事业发展的一种巨大推动力量。周恩来精神对于构建和谐农村社会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一是弘扬周恩来甘当公仆的精神，切实保障农民利益；二是弘扬周恩来的民主平等精神，推动农民政治参与；三是弘扬周恩来的协作和合精神，化解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四是弘扬周恩来的求真务实精神，奠定和谐农村社会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周恩来精神；构建；和谐农村；启示

周恩来精神已经成为推动我们党和国家社会事业发展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周恩来精神对于构建和谐农村社会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弘扬周恩来精神必将有利于成就农村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美好的发展。

一、弘扬周恩来的甘当公仆精神，切实保障农民利益

周恩来精神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心声，“敬爱的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这些无数质朴的语言不仅体现了人民对周总理的深情，更体现了周总理甘当公仆、真诚为人民服务彰显的无穷人格魅力。从投身革命之日起，周恩来就自觉地把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人生的最高准则，毕生奋斗，始终不渝。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说过：“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 “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1]。这些言语让我们感受着周恩来对人民的挚爱真情。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周恩来时刻牵挂、惦念着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因此，他始终把增加粮食产量作为发展农业的头等任务。建国伊始，他就说:“人民首先需要的是粮食，衣服可以穿破的，可以少穿一件，而粮食每天要吃”[2]。农民是中国最广大的群体，周恩来秉持着为农民服务的理念，为保护农民利益，付出了很多心血。周恩来提出尽可能地发展多种农业经济，在农业的多种经营中，周恩来很重视棉花和油料作物的生产，以保障民众生活，增加农民收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适当地增加棉花和油料作物的播种面积，使棉花的生产能赶上工业需要，油料的生产能够迅速达到和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同时坚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水利是农业[3] 1 的命脉，周恩来对兴修水利和植树造林高度重视，以期营造出蓝天、绿树、清水，使人民有健康清新的生活环境。周恩来还认为，要发展生产、改变农村落后面貌，需加强农村教育、文化、和医疗等事业的建设。他要求“积极地开展农民业余文化教育，扫除文盲，克服我国农村文化落后状态”。

周恩来甘当公仆精神对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有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新农村建设农民是基本力量，是主力军。我们当前应传承周恩来的甘当公仆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念，在新农村建设中渗透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深情厚爱，急农民群众之所急，想农民群众之所想，从农民群众的愿望和需求出发，从农民生产生活中最紧迫的实际问题入手，区分轻重缓急，突出建设重点，为农民群众多办好事、实事。要把农民群众的评价作为衡量工作成绩的尺度，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特别是领导干部，只有心中有农民，才有动力搞好新农村建设。新一届政府确立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新农村建设中就是以农民为本，关爱贴近农民，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业发展与农民富裕。

二、弘扬周恩来的民主平等精神，推动农民政治参与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周恩来一生崇尚民主、追求民主、实践民主，周恩来青年时代就如饥似渴地吸收和宣传民主、自由精神，并为追求人民民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不断寻求扩大民主的途径和方法。他说，使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经常去接触人民、接触实际，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得恰当，做错了没有，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偏差；让人民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发现了缺点错误就改正。周恩来在回答为什么一切要依靠群众、一切要走群众路线时说：“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归根到底，一切胜利的取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5]。他说：“更多的办法还是依靠群众创造，革命战争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大家来想办法，一定有出路”[6]。周恩来认为，无论革命和建设，始终有一个贯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问题，始终有个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首要的、基本的、贯彻始终的问题，就必须解决民主集中制问题，建设民主政治，发扬民主精神。周恩来是民主的忠实践行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举一例：1961年5月，周恩来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调查。他不辞辛苦，走村串户，调查了解实情。一位农民见总理这样平易近人，[4] 2 就直言相告农村灾情和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尖锐地说：这两年一年不如一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在场的地方干部听了显得很尴尬，认为这个人是“落后分子”。周恩来却不以为然，不但没有责怪，反而赞扬“这个人说的是真话，只有当他把我们看作是自己的人时，会说这样的话，这是最一针见血的话”[7]。总理的手和这位农民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总理和农民的心也紧紧贴在了一起。周恩来这种平等和气待人的民主精神着实让人感动。

周恩来民主平等精神是一面光辉的旗帜，对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在指导构建和谐农村社会方面也很突显。不少地方政府和部门的领导干部严重脱离农民群众，习惯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手段，热衷于大包大揽，醉心于“为民作主”，居高临下，不愿深入调研，不关心农民疾苦，不考虑农民所思所想，不问农民愿不愿意，凭个人意志“拍板”决策。事实上, 现在农民的民主意识已今非昔比，亿万农民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与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农民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来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村中事务管理及干部行为，迫切要求参政议政，用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来保障经济上的物质利益。农民是新农村的主人，农民感觉良好是最为关键的。农民需要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农民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农民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农民需要什么样的合作形式？农民需要什么样的乡村管理？这些都不能想当然，应该把知情权、选择权和话语权交给农民，让他们的声音受到充分的尊重。弘扬周恩来民主精神，问计于民、集思广益，加快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步伐，让新农村农民学会依法自我管理、明白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学会民主思维，按照民主的规则办事，对新农村的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弘扬周恩来的协作和合精神，化解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和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的重要哲学概念，也是一种文化理念、政治理论和社会理想，其核心和精华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创造和谐的生存空间，共建美好的家园和世界。周恩来的协作和合精神体现在与社会各界不同对象的交往中。不论是对党内同志还是对党外人士，不论是对高层领导还是对基层干部，不论是对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对普通工人、农民，不论是对自己的朋友还是对可以团结的敌人，不论是在国内交往还是在外事活动中，周恩来总是以大局为重，真诚相待，团结和解。周恩来说：“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 3 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8]。周恩来在革命、建设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处在各种矛盾的漩涡之中，始终不为自己的利害得失考虑，而是坚持从维护党的团结的大局出发，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使党一次又一次地避免了分裂和毁灭的危险。即使对自己的对手和敌人，周恩来也决不是一味地斗争和对抗，只要有团结和解的可能，他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协商、求同存异。张冲是国民党的要员，他曾假冒伍豪(周恩来)之名，在上海报纸上登过“伍豪叛变投敌的声明”，借此诬陷诋毁周恩来。周恩来和张冲之间，既有公仇，又有私怨。但是，在重庆谈判中张冲竭力保护过毛泽东，并声明与内战的发动者意见不一。因此，周恩来和张冲化敌为友，建立了良好关系，当张冲去世时，周恩来送去挽联，并出席追悼会。周恩来协作和合精神和智慧，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容纳了一切难容之事，解决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我们的各项事业。

今天的农村社会矛盾众多，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地区之间等方面的差距还都比较大，农村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关系的调整，干群之间、群众经济利益的磨擦、思想观念的碰撞等引发了复杂多样的矛盾。近几年来，由于农村矛盾没有达到及时的疏导化解，导致矛盾激化，群众集体上访，围攻地方政府的事件时有发生。农村社会稳定事关全局，关系重大，也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对此，需弘扬周恩来协作和合精神，理顺农村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和情绪，做好沟通和协商，化解各种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以维护农村社会的长期和谐稳定，维护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四、弘扬周恩来的求真务实精神，奠定和谐农村社会的物质基础

周恩来是强调以农业为基础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实践上也前后连贯、始终如一地坚持。他的这一思想立足于中国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不仅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中国当时和今天的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积极的影响和作用。1949年7月，周恩来就指出“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提高了，原料增加了，工业生产就更有基础”。我国于1953年开始实行的“一五”计划，其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但周恩来并未因此而忽视农

[9] 4 业的基础性地位。他于当年9月强调“农业更需要发展” [10]。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周恩来紧紧抓住农业这个基础，对1961年至1965年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苦撑危局，仍不忘抓农业，促生产。他说：“中国的农业是一门大学问，要好好地学习”。他同时还强调了农业的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周恩来的“以农业为基础”思想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具有重大启示作用，即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忽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农业丰则基础强，只有把农业搞好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周恩来对广大农民予以充分重视与肯定。他说，“我们开源主要依靠人民”，首先便是“来自农村的负担”,“将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民大概还要拿出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作为负担。这个事实也可以说明中国农民的伟大”[12]。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就敏锐地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他认为，有必要另成立一个专管农村工作的部门，主持农村工作，根据他的建议，1952年成立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其主要任务是制定农村各项工作的政策方针，这对农村面貌的改善起着重要作用。

周恩来的“三农”思想，着眼实际，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党和国家关于“三农”问题的战略决策，增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自觉性。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高度重视城乡协调发展、农民的利益维护以及改革妨碍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和制度等问题，即是对周恩来“三农”思想的进一步继承、发展和创新。2006年1号文件提出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农村建设。这些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和实现农民的物质利益，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弘扬周恩来的求真务实精神，当前建设和谐农村社会，党和政府一定要真正实现思想倾向上的根本转变，不应是历史上的“重视榨取”和建国初期的“重视为工业积累资金”，而是重视统筹城乡发展，跳出就三农论三农的圈子，对“三农”导向实现根本改变，并一以贯之，真正实现让广大农民共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实现农村社会的繁荣稳定。

周恩来精神是留给中华民族最具感染力的宝贵精神财富，他的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的。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征途中，尤其在和谐农村社会建设中还有许多困难，可以说任重而道远，周恩来精神无疑具有永恒而

[11] 5 无穷的榜样放射力量，将为我们提供持久智力支撑，也是取之不竭的力量之源。大力弘扬周恩来精神，像他那样去对待工作和生活，对待农业、农村、农民，相信我们的和谐农村社会建设将会大放光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41.[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63；187.[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261.[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01.[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08.[7]孙超.周恩来领导艺术[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255.[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47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4.[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63.[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风范·思想·乡情[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290-291.[1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作者简介：杜立芳（1975-），女，江苏淮安人，讲师，硕士生，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工作单位：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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