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古代法家管理思想与西方法治精神的异同
中国古代法家管理思想与西方法治精神的异同
[摘要]：中国古代法家在以“性恶论”的为前提的管理思想，与以人性假设中X理论重于Y理论为基础的西方法治精神存在着不谋而合的地方，然而由于地理位置、时代背景、民族情结和人文特点等的差异导致两者在内容实质上具有很大的差异。西方法治在对于全体民众更加的民主、平等，西方法治精神代表人类的正义、良知和文明，而法家通常不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法家管理思想在监督执行与考评环节存在问题。
[关键词]：法家管理思想；西方法治精神；人性假设；性恶论
中国式管理因中国经济的腾飞；因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经竞争并表现不俗而倍受关注，国人中早就有人清醒地意识到，厚重流长的中华文化，内藏至理哲学，在二十一世纪里，中国思想哲学逐渐将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哲学思想尤以先秦诸子为其根源。
在先秦诸子中，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和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即“无为”的思想。三家激烈争论，但他们都主张回到过去。此时，主张面对未来的法家横空出世。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这里面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当时许多有罪或者无辜的贵族和贫民，还有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韩非。而这就是他们用生命来坚持、用鲜血来维护的——中国古代法家管理思想。
公元前353年古希腊哲学大师柏拉图晚年在其《法律国》 中明确提出了法治国，作为一种未来国家理想方案之一。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其著述《政治学》中明确主张法治，并对法治的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现代西方法治思想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法治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现代英国著名法学家威廉韦德从法治的核心是依法行政角度，阐述了现代意义上法治的多层含义。
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西方法治思想各种流派：自然的法治理想、合法性的法治模式、全面正义的法治模式等等。纵观历史至今，西方有关法治的概念和学说，从多个角度描述了法治的含义。然而始终如一的是其所坚持的精神——西方法治精神。
比较两者，我们发现：法家的管理思想针对社会认识、人的认识、人的管理，与西方法治精神中的一些管理思想不谋而合。曾经有人说：倘若中国历史上不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文化而是以法家的话，中国可能早就在十三、四世纪前就进入了工业革命。何来今日的西方文明，可历史终归是历史，不可逆转。
那有着不同历史渊源的两种管理思想又有着怎样的异同呢？下面将从人性假设和内容实质两方面进行比较：
一、人性假设
无论是中国古代法家管理思想，还是西方法治精神，它们同样都强调法治，然而他们所强调的法治的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
中国古代法家管理思想是以“好利恶害”人性论为其思想根源。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西方法治的思想根源有二，其一是人性恶论，其二是天赋人权论。即人本质上都是自私的，都会倾向于满足自己而不顾及他人，这一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无论君主、总统与平民都是平等的，都是上帝的子民，人人都享有上天赋予的同样的权利。因此在一个人人自私同时也是人人平等的社会里，只能由全体民众意志统一形成的法律来治理社会，所以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它划分社会主体的权利界限，它授予和约束政府的权力。
可以得出，在人性论中两者都是以“性恶论”为其根源，在细微之处有所不同，西方法治精神更强调全体子民的平等，即使管理者也没有特权，强调人权，而中国古代法家管理思想更加强调管理者的权威。
二、内容实质
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民族情结和不同的人文特点，这些将注定了其内容实质上存在着差异。
法家管理思想的内容实质是：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强调以奖惩的强制性来求得公平并以此实现最高的社会理想。
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法家相信，如果坚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管理；但若抛开法制，才能超卓的人也必然会面临失败。法家还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管理制度，没有强力、灵活的推行措施，也不行。所以，管理权威和管理技巧也是必须的。法家将管理权威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前者指管理者在既成条件下（如受委任）所获得的权威，后者指管理者利用各种资源自行创造的权威。法家尤其注重充分利用和强化“自然之势”，主动创设“人为之势”，并以此为后盾，保证管理制度的实施。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法家思想重视实际的管理，反对依赖空洞、不切实际的所谓忠信概念，以及主观的道德规范。法家认为人不是靠自觉就可以遵守法律的，主张使用具体的、客观的、强制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惩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以期确保每一个人在各自的工作位置上都必须达到最高的和最大限度的工作效率；同时对没有达到目标甚至消极怠工、腐败、浪费等现象进行最严厉的的惩罚。以法律高于一切为主旨，强调雷厉风行的作风与严肃无情、激烈强制的手段。这种管理思想的指导下，管理的核心是以奖惩的强制性来求得公平并以此实现最高的社会理想。
西方法治精神的内容实质是：在一个政府与个人平等的社会或者国家中，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人或者政府、组织都在法律之下遵照法律行事，而这个法律是全体民众的意思，是全体民众自由意志相互妥协的结果，代表人类的正义、良知和文明。
西方法治精神除了强调法律的强制性、平等性外，更注重民主，法律是大家定的，而不是少数管理者定的，这也是它与中国古代法家管理思想最大的差异。
由于时代的背景不同，导致两者的不同的命运，在西方法治给其带来文明和发展的今天，而法家管理思想却即使付出鲜血和生命也不能实现，然而我们可以从中比较，发出我们对当今我国法治思考，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道路，任重而道远！
第二篇：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推荐）
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
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各有不同。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刑法思想中内容最丰富的部分。这两个学派的刑法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刑法思想的基础，也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发展的指导思想。
从夏商时代的神权法思想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法律思想，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法律也在不断确立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主流地位。
春秋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开始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他所主张的贤人治国、德礼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原则作为一种朴素的法律精神在当时获得了可靠的市场支持。
随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及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在各自的学派中也详尽阐述了他们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为后来法律在中国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孔子、老子、韩非子等人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也可以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法律工作者。
由于所处的社会阶级不同，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也明显带有各自阶级的色彩。儒家追求礼治，法家则坚定的信奉法治。
儒家的礼治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礼法传统，强调家国一体、孝悌为本的宗法观念。家族伦理、亲亲尊尊、明德慎罚、中庸之道成了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和最高价值标准。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鲁国及春秋各国的教育事业，其所提倡的以仁为本的主体思想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行为规范。
跟儒家明显带有官方性质的传道、授业、解惑相比，作为史上最著名的隐士，老子的思想则更容易获得来自民间的支持与认同。在许多自然与社会现象无法得到足够的科学支持的背景下，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开始在当时的社会中大行其道。老子认为“道”高于仁义礼法等一切规范，仁义礼法等社会人事的有为都不如“道”的无为，只有“道”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与最终归宿。
对于儒家思想，尤其是道德观，道家批判起来绝不留情面。李耳、庄周等道派代表人物在一种自我营造的乌托邦的氛围中，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为后人留下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法律虚无主义的光辉思想。
春秋之后，土地私有制势不可挡，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原有的社会关系开始逐渐被新的秩序所代替。儒家与道家所树立起来的法律规范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在这样一个时代更迭的历史时刻，法家出现了。他们坚定地团结在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封建新兴地主阶级周围，重新定义法的概念、性质、起源以及作用。推行“以法治国”的全新理念，彻底摒弃了儒家“贤人治国”方针政策。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认为，法是以刑罚为主要手段，依人们的等级名分而确定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制定公布与执行，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成文的行为规范。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必须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对儒家的道德教化以及道家的无为而治不屑一顾，极力主张法律的强制手段才是统治阶级江山永固的唯一法宝。
当然，作为封建专制社会，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的根本都是试图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定的社会等级制度。
儒家治国的最高目标是要达到以宗法等级为核心的礼治局面，道家治国的最高目标是要通过无所为无所不为的理想主义方式实现江湖一统、秩序永存，而法家治国的最高目标则是要建立以郡主专制为核心的国家最高暴力机关，以达到法治的局面。
现在看来，法家的法治主张更符合战国时期的时代要求，法律思想也基本概括了法的内部属性，初步完成了从神治到人治到法治的过渡，法家的法律思想已经依稀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法律的影子。
第三篇：法家法治思想的历史意义
法家法治思想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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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已步入正轨，并且有着明确的目标：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法家思想的法治理论，早在数千年前，法家思想的先驱们就树立起了“法任而国治矣”[1]“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2]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3]诸多法治思想。可以说，法家思想，虽然内容及其丰富，但其中最精彩，最集中的就是法治理论了。从形式上看，法家的法治理论与中国当代的法治理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主张以法为本，强调立法和执法的重要性，强调法律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主张法的公开性﹑平等性﹑客观性和稳定性。对比古今法治，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法家所讲的法是君主立法，且强调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君主的利益，而我国现代的法治观念是与公民的意志相联系，与民主相一致。法家认为：“法生于君”。[4]“法审则上尊而不侵。”所谓君主以法制臣，“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所谓贤臣必须“无有二心”“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5]。“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则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6]。甚至提出：“法不信，则君行危矣”[7]，即即使他提倡法的平等适用，也还是为了保护君权。而我国的法治理论的首要内涵，即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说明我国的立法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是高度民主的。而且在当代，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我国的依法治国，就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由此可见，我国法治社会的贯彻，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内涵是刑，“凡所治者，刑罚也。”而且这个“刑”还是“重刑”。重刑主义是秦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法家认为，少数人的善良无补于整个社会之治，法家治国关注的是大多数的人，治国不能以治良民的方法治奸民，而是要以治奸民的方法治良民，“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9]。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商鞅主张治国莫若用重刑，对犯罪不管轻重，一律从重处罚，他说：“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10]，目的就是用重刑震慑住人们的犯罪行为，是“刑重者民不敢犯”[11]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12]。而且，但我国现代刑法，则坚持罪刑相当原则。罪行相当原则的含义是：凡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判处刑罚，相应的也要作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我国《刑法》第五条就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我国现代的法治观点，更多地倾向于“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这种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罗伯斯庇尔），而且，我们也逐渐认识到，“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刑罚给与那些心灵僵硬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为了打倒一头狂暴的扑向枪弹的狮子，必须使用闪击。但是，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13]。我国现代法治已觉悟到，人们所苦的并不仅是重刑，轻刑亦为人们所苦，过重的刑罚指挥导致人们的厌恶和憎恨。切不可把刑罚的效力于过分的严厉性混淆起来，前者与后者是完全相反的，一切人们都赞助公正的温和的法律，一切人都反对残酷的法律。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小人”，严厉惩罚反抗专制君主统治的臣民。而我国现代的法治则更多的以保护公民之间的平等与自由，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主要目的。法家思想中，所谓“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14] “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15]。这些都非常蝼蛄的点明了法治的目标是使老百姓不敢有丝毫的反抗，所谓“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 “严刑者，民之所谓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陈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不起。”[16]这些，一语道破了加重处罚，严厉镇压民众的反抗，人民就不敢触犯法律，结果也就达到了法治的目标。但是现代的中国法治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自我国走向真正的法治之后，国家十分重视用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国家除了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明确规定公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各项权利外，还建立健全了权利救济制度。立法机关通过颁布《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而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从制度上较好的解决了防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滥用权力和对已发生的侵权损害给予赔偿的问题。
法家思想中，对于法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即它不追求法本身的良﹑恶，只要是君主的意志，就要严格执行。尽管法家也强调法必须顺乎自然，合乎民心，“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17]，但是就法是否合乎正义，法家始终站在君主一边，提君主利益辩护。但是我国的现代法治要求发必须是良法，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思想，只有好的法律，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才能达到实施法治的目的。
法家思想的法治理念是“以法治国”，而我国现代的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却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差别。在中文中，“以”和“依”的含义就不同，前者主要有“用”“拿”的意思；后者则主要是“依靠”“依从”“按照”的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法家所强调的法治，实际上是把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作为统治者的为政之具和统治策略，因此很明显的打上了人治的烙印，这样的法治，即成为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最终即归于人治主义一途。而我国的依法治国原则，则是把法作为一种文明价值的体现，作为一种文明理念的灌输，作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普遍观念和内在精神，它要求在法治状态下，通过对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和责任的科学规划，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合理配置，在法律秩序的层面，人们普遍的依据法律规则，制度，原则去从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形成一种严格有序，井井有条的状态，并使违法犯罪现象大为减少。在这种法治中，人们要树立的是法律至上的观念，而且这种观念追求的是民主，平等，自由和正义的价值。
但是，我们要本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用现代法治的视角来看待法家理论时，自然不应忘记它的种种缺陷，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法家思想中有些部分在今天仍然具有普遍价值和指导意义，能够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法家所借鉴利用。
1）“法不阿贵，刑无等级”，反对特权
法家的刑无等级思想是基于当时领主贵族特权猖獗，守旧势力严重阻碍改革进行的社会状况下而产生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8]是对这种思想的最好总结，法家主张适用法律要做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19]在守法上，强调平等性，君主，臣民都应守法。“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20]。商鞅说：“守法守职之吏又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21]，“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22]，“法之不行，自上犯之”[23]。这些反特权主张，在当时贵族特权登记制度的社会条件下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时代呐喊，当然，如前文所说，君主专制下的法治不可能真正实践到避免所有特权，但是不可否认的，在当代人有少数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总以为有特权在身，以权试法，而法家这些法特权的思想，无疑是具有先进教育意义的。
2）“明法去私，反对以私害法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24]。法家强调，法律是公正无私的，不能因亲近友好而随意赏赐。情感不能代替法，个人的好恶，恩怨情仇都必须服从法，天下为公则天下大治。法家强调法的公正性原则，主张行法，司法必须公正无私。商鞅认为，严格依法办事，这就是“公”，反之为了私利而损害法的施行，这就是“私”，法就是要奉公去私。他说：“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分明，而不以私害法则治。”[25]。君主和大臣都放松法度，依任私议，国家必定混乱。确定法律就是为了明确人们言行的当与不当，即“明分”，只有保证了法的公正性，不以私害法，国家才能走上有序的轨道。“夫信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类者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26]。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慎到对此也有很好的阐述，他说：“法之功，莫大于私不行。„„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故有道之国，法立而私议不行。”[27]，慎到还认为，公正是立法，执法的第一要义，法律公正就要抛弃一切徇私和偏私的做法。“故蓍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28]。应该说，法家的这种观点对现实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以私害法的情况在我们当今社会仍是屡见不鲜。我们应借鉴法家“明法去私”的思想，执法必严，公正办案，铲除“人情官司”“权钱交易”等问题，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不徇私情，秉公执法，保护人民的合法利益和国家利益。
3）“法与时移”，制定完备的法律体系。
法家主张“法与时移”，立法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要求。商鞅说：“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不宜于是则行之则不干。”[29]韩非子也认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事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30]所谓“古今异俗，新故异备”，而“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法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但时代却同样在不断变化，因此，作为现代法制运行首要环节的立法，也需要及时制定，修改和废除，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从数量上来看，我国制定的法律是比较齐全的，较建国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实施，促进和保障了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如：现在我国行政权被滥用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而行政救济权利的途径却很有限；与市场经济主体有关的法律制度，如：债券法，反垄断法等法律制度还不太完善，因此，我国应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对缺失的部分应当补充制定，来保障人民的权利，促进经济的发展，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新发展和新要求。
4）法要“布之于众”，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
法家强调，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的形式出现，“使之明白易知”[31]，“布之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让“全民皆知其所避就”[32]，而今天，我们仍把普法，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广大领导干部应该带头懂法，守法，护法。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一些干部无视法的存在，认为权大于法，因此，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法制意识已经迫在眉睫。在一部分人民群众中间，同样存在着法律意识淡薄，遇到法律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托熟人，甚至进行钱色交易，而不根据法律寻求解决的途径。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办事成本的提高。因此，当务之急，党和国家应充分利用各种宣传载体，如：电视，报纸，网络来普及法律知识，并且坚持进行法制教育，使全民树立起法律至上的理论。
------------------[1] 《慎法》
[2] 《管子·七臣七主》
[3] 《商君书·定分》
[4] 《管子·任法》
[5] 《韩非子·有度》
[6] 《韩非子·六反》
[7] 《韩非子·有变》
[8]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31页
[9] 《商君书·去疆》
[10] 《商君书·开塞》
[11] 《商君书·画策》
[12] 《韩非子·解老》
[13]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
[14] 《韩非子·画策》
[15] 《商君书·说民》
[16] 《韩非子·奸劫弑臣》
[17] 《韩非子·安危》
[18]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19] 《韩非子·有度》
[20] 《韩非子·有变》
[21] 《商君书·赏刑》
[22] 《商君书·修权》
[23] 《史记·商君列传》
[24] 《韩非子·饰邪》
[25] 《商君书·修权》
[26] 《商君书·修权》
[27] 《慎子逸文》
[28] 《威德》
[29] 《商君书·壹言》
[30] 《韩非子·心度》
[31] 《商君书·定分》
[32] 《商君书·修权》
第四篇：关于我国古代法家“法治”思想浅析
[论文关键词]法家 古代法治 现代法治
[论文摘要]法家的“法治”传统思想包含着以法为本、因时而制、明白易知、刑无等级、强国富民等内容,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意义的契合,对现代法治是有所助益的。但是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相距甚远,如治吏治民不治君、君主至上、重刑思想等很多封建性糟粕,也可能成为现代法治的障碍。因而对法家的思想必须进行批判和分析,做到古为今用。
我国古代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变法”和“以法治国”的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商鞅、韩非、李斯等。“法治”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他们主张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制定为“法”,以“法”作为治国和统一天下的主要方法,即所谓“以法治国”[1]P147、“垂法而治”[2]P163。法家的思想影响了我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我国最早将“法律”二字连用是从法家开始的。自秦汉开始的封建统治者都在统治实践中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法家的主张,实行过一定程度的”法治”。然而,无论是从法治的主体、客体还是从其内涵、目的等方面来比较,法家的“法治”与我国现代法治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一、法家法治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1、法家的“明法论”思想。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务明易”是指法令一定要明白易知,便于遵守。商鞅认为法令的对象是愚蠢的民众,如果太“微妙”,连聪明智慧的人都看不懂,怎么能让民众实行呢?因此他说:“圣人为法,必使明白易知。”[2]P423韩非也提出了“三易”:“易见”即容易使人看见;“易知”即容易使人懂得;“易为”即容易使人执行和遵守。作到了“三易”,就能确立起君主的信用,发挥出政令的效用,使法令得到贯彻。[3]P70法家还主张“以法为教”,官吏和人民都必须学习法律。尤其是向主管法令的官吏学习法律,由司法官员宣讲、解释法律,使天下的人都“知法”。这种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的思想,有助于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也有积极的意义。
2、法家的“因时立法”的思想。他们认为,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社会在向前发展,时代变革,社会条件不同,国家的法制和统治方法也应作相应的改变。商鞅提出:“上世”可以靠“亲亲”,“中世”便只能靠“仁义”;而到了“下世”,“亲亲”与“仁义”都已行不通了;“今世”更不能沿用这些旧的方法。其结论是“不法古,不修(循)今”,必须“当时而立法”[2]P143。在立法原则上法家也提出了“循天道、随时变、量可能”。指立法要符合自然规律,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考虑实行的客观可能性。所谓“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3]P165;“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3]P165;“随时而变,因俗而动”[1]P148等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也是有进步意义的。现代法治虽然提倡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但遵循客观规律、社会现实,不断地修订现有的法律也是无可争议的。
二、法家法治思想中的消极因素[!--empirenews.page--]
1、法家的“君主至上”思想。法家都是把法律当作最高统治者个人统治的工具,他们认为法能保障和加强君主至尊地位与专制权力。首先,法家认为立法大权必须全部收归君主。“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P17君主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独一无二的权力。
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乃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所倡导,他认为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三要素的。“法”指法令,“势”指权势、权力,“术”指统治策略和手段。三者之中,法令最为重要,必须“以法为本”而兼顾势、术。韩非明确地指出:“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3]P131、“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3]P135、“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3]P137他还强调推行法术必须占有权势地位。可见他还是对君主重权势与术,而对臣民则强调严刑峻法,轻罪重罚,以此来实现君主集权的专制政体。法律是君主的统治工具,君主本人不必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所累。古代法家倡导的“法治”是“君主专制”。而我们现代法治却是民主的,把法当作权力控制的手段、途径。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法律高于权力,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法律对权力的控制,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
2、法家的“以刑去刑”的重刑思想。在这方面,商鞅第一个系统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论。主要包括:其一,在刑罚与赏赐的内部关系上,他强调刑主赏辅,赏赐仅仅是刑罚的辅助。他说:“夫刑者所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2]P138其二,“刑不善而不赏善”。他认为法的任务在“治奸人”,而不在“治善人”。对付“奸民”的手段只能是“重刑”。刑罚重,民众就不敢犯法,这样便都不敢做坏事,就使全国的民众就变“善”了,这叫做“不赏善而民善”。其三,轻罪重罚。他指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认为加重对于轻罪的刑罚,便不致产生轻罪,重罪更无从出现。这种公然否定罪刑相适应、向人民炫耀暴力、滥施淫威的观点,表明了新兴地主阶级及其“法治”与人民在本质上的对立关系。韩非也发展了商鞅的重刑主张,认为重刑是符合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是“禁奸”的有效手段,是“爱民”不是伤民。也就是要使人民在严刑峻罚面前心惊胆寒不敢犯法。[3]P143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的这种观点,后来成为秦始皇推行严刑峻法的理论基础。在整个封建社会也有深远的影响。这种残酷镇压人民的做法,“以刑去刑”的重刑主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与现代法治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是格格不入的。[1][2]下一页
三、法家法治思想中既积极又消极的因素
1、法家的单纯“法治”的思想。“法治”是针对儒家的“礼治”、“德治”提出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轻视法律的强制作用,法家针锋相对,主张“以力服人”,“法治”是最有效的方法。现代法治却认为“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两者并不矛盾,道德是制定法律的基础和根本,它从正面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合乎天理和人道的,只有这样做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和尊敬;如果相反去做,就会受到人们的鄙夷。而法制是推行道德的约束和保障,它从反面制恶制暴,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如果做了,就要受到相应的制裁。应该说道德规范是指导人民行为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的社会行为基本准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德治”和“法治”是一个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单独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要顾此失彼的。当然,法家的“法治”思想符合封建制确立时期的时代要求,与儒家的“礼治”相比更为积极进取。[!--empirenews.page--]
2、法家的“治吏”思想。法家也把治吏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3]P113的观点。还提出“刑无等级”这一在执法和适用法律上治吏的思想。商鞅提出“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犯上制者,罪死不赦。”[2]P280韩非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避尊贵,不就卑贱。”[3]P42只有君主依法治吏,才能“禁奸臣”。法家的治吏思想在规范权力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上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两者的目的都在防止权力的懈怠与权力的滥用。法家的治吏思想对于倡行法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法家的治吏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它不是现代法治意义中的权力控制。两者的主体是不同的,法家的治吏的主体是皇帝,而法治中的权力控制的主体是人民。两者的对象是不同的,法家治吏的“吏”是不包括最高权力拥有者——皇帝的,而法治中的权力控制所要控制的是除人民及其终极权力之外的一切权力与权力拥有者。
3、法家的“民本”思想。“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是法家“法治”的理论基础。法家认为,法不是天造地设的神物,而是人性民情的反映。韩非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3]P149“因民情”是指法律的制定要以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基础。商鞅说:“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2]P175表面看来,人性理论和强调立法上因民情、重民、利民的这种民本思想考虑的是人民的需要与愿望。这种传统的民本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很有影响力,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民主起到引入的作用。而且,民本思想绝对比单纯的专制思想要进步得多。但是,这种思想实际上是要将法律变成操纵人民切身利益的手段,为统治者所用,不同于现代法治中的民主思想,而且“民本思想”毕竟是“君权思想”之下的产物,它骨子里包含的并不是现代民主与法治。如果将民本理解为民主,那么民本就会成为民主的障碍,从而影响法治。因此,必须理性地对待这种民本思想。现代法治的民主思想是指必须运用法律从社会层面上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力与民主权利,实现社会普遍的民主。法律保护人民民主权力与民主权利的民主才是完善的。
总之,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法家的“法治”是为了“治民”、“治吏”,即“法治”的主体是皇帝,客体是民众和官吏;“法治”的内涵在于以严刑峻法来威慑百姓,实行法治的目的是要“定分止争”,使老百姓服服贴贴地屈从于专制统治。而现代法治主体是全体人民,客体是各项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生活。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均纳入法律的轨道,接受法律的治理;法律有至上的权威;国家的权力依法行使;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受到保护等等。对法家的法治传统思想,一方面要看到积极的一面,即它的很多学说有助于中国现代法治的启动;另一方面要批评它消极的一面,警惕它给我们现代法治建设带来障碍。
第五篇：中国古代雕塑与西方雕塑
中国古代雕塑与西方雕塑的产生及发展比较
（1.长春xxxx学院，xx 艺术设计 公共2班）
[摘要]本文提出中国古代雕塑和西方雕塑的不同的发展方向，和比较。从不同角度剖析了中国古代雕塑和西方雕塑不同的美学性质。
关键词：装饰性；实用性；精炼；雕绘；平面性；意象性；多变性；欣赏力；
The ancient Chinese sculpture and western sculpture is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Changchun institute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of urban construction
dairui Art design speciality Public design class 2）
Abstrac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ancient Chinese sculpture and western sculpture of different directions, and more.From different angles, analyzes the ancient Chinese sculpture and western sculpture different aesthetic properties.Key words: Adornment sex;Practical;Refining;Carving painting;Graphic sex;YiXiangXing;Variety;Appreciation;
一、中国古代较少纯粹的雕塑艺术品，这是一般人不重视中国古代雕塑的主要原因。西方雕塑发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人体，将神塑造成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崇拜神，也崇拜和神一般完美的英雄——战士与运动家。为他们塑造供人膜拜瞻仰的偶像和纪念像。如此形成传统，在西方世代相传，成为一种纯粹的雕塑艺术。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都不同于古代希腊。中国远古时期重礼教，尊鬼神，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天才，并且同样也形成传统，影响深远。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品发展出以装饰功能为主的实用性雕塑，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的工艺品，例如象形器皿和供摆设的小型工艺雕刻。一类为建筑（包括陵墓）装饰雕刻，例如一般欣赏教材中都会列举的南朝王陵石刻辟邪和唐代顺陵石狮。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上以外，还反映在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上。明器是随葬用品，其中雕塑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动物雕塑，一般教材都举秦始皇陵陪葬坑兵马俑和唐三彩俑、马为例。俑是人殉的取代物，动物雕塑也用来代替活体陪葬，它们的实用性很强，并非纯粹的雕塑艺术品。宗教造像也是如此，它们是供信徒顶礼膜拜所用的，以佛教造像最有代表性。欣赏教材多以南北朝和唐代的作品为例，因为这些时代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普遍较高。宋元和明清也有好作品。佛教造像有宗教上特殊的造型要求，它们和古希腊那种以人为范本的真实自然的神象有所区别，在欣赏时需要了解经规仪轨的种种规定，如佛象两耳垂肩，手长过膝等等，否则很容易认为比例不准确，解剖有错误而加以否定。纯粹的雕塑一般以纪念性雕塑为代表。中国古代重视绘画艺术，纪念性人物和事件，通常以绘画来表现而极少使用雕塑，例如汉唐功臣和历代帝王像，都是画在壁画和卷轴画里。纪念性雕刻在帝王上大夫染指绘画之前的西汉时代偶有创作，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欣赏教材都有介绍的霍去病墓石刻“马踏匈奴”。此外，东汉四川都江堰李冰像和五代前蜀主王建坐像，也是现存的古代纪念性雕刻，实属凤毛麟角。中国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也有其艺术的特殊性。我们不能因为纯雕塑品少就不承认带实用性的雕塑品，也属于雕塑艺术而拒绝认识它们、理解它们和欣赏它们。
二、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
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和写实的西方宗教神像相比，中国佛像因装饰性的虚拟成分，更带有一种非人间性的神秘，但又包含一种蔼人的亲切，因为装饰性既不同于生活真实，却又是中国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司空见惯的艺术真实，所以有此效果。同时，装饰性对于增强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也十分有效。辟邪石狮的整体造形，完全经过装饰化变形，犹如青铜器或玉器上的某个装饰部件。身上更有线刻图案来加强这种装饰品格。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经过这样处理过的石兽，往往比写实的雕刻石兽更威风、更勇猛，且更神圣不可侵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能。（辟邪和石狮多为陵墓的仪卫性装饰品，用途在于显示墓主的权威。）
三、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
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雕塑始终由工匠从事，文人士大夫极少参与。早期绘画的作者也只有工匠，但从东汉晚期开始，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参与了绘画创作，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国家、社会及文化的统治者，自然也统治了绘画，使绘画地位高高凌驾在雕塑之上，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象绘画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因此，通常雕塑表面光滑，没有西方雕塑那么多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这种特点，在教材最常引用的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造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象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
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
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
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
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八、中国古代雕塑风格往往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
儒家哲学尊天命，受其影响，中国艺术反映为崇高、庄严、壮丽、重穆、典雅等等风格。道家哲学崇自然，在艺术上则表现为飘逸、雄浑、淳厚、古朴、淡泊、天真、稚拙等等风格。中国画和雕塑都具备这两个系统的风格特征，例如佛教造像和陵墓仪卫性雕刻，一般具备前一系统的风格，龙门奉先寺大佛最为典型。它是唐代武则天出资修造的，寓有帝王的精神气度，风格上必然强调崇高、庄严、重穆和典雅。明器艺术中的俑和动物雕塑多属后一系统的风格，它们和生活关系密切，风格上追求自然，朴拙可爱。两者各异其趣，各有千秋。西方古典雕塑风格比较接近前一系统，却少有后一系统的风格特征。希腊古风时期的古拙是艺术技巧幼稚阶段的自然产物，不是刻意追求的风格。中国画和雕塑却有意返朴归真、退熟回生，追求一种内在美，一种原始美，一种大巧若拙的哲学精神境界。这些追求是难于站在西方艺术角度来理解的，所以一般习惯欣赏写实性雕塑的人，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总有障碍。这就需要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从根本上来认识中国艺术，否则欣赏也好，创作也好，都很难进入堂奥。
九、中国古代雕塑遗产大量属于佛教造像，佛教美术有其特殊的经规仪轨，形成自己的特点。
佛教美术源于古代印度，中国的佛教雕塑源自古印度的犍陀罗、马土腊和芨多等地区与时代的佛教雕塑。中国艺术家在学习摹仿过程中，逐步将它们加以改造，使其既保存了某些原产地的样式，又更多地体现出中国特色。而印度犍陀罗佛像受到希腊化时期的古典雕刻影响，它们也有个雕塑本土化的演变过程。因此，在欣赏中国古代佛像时，适当对照希腊、印度的古代雕刻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认识和理解各自的美感区别。同时需要了解佛教造像的经规仪轨。上文提到的佛像两耳垂肩，手长过膝，就出自经规仪轨。佛像有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形象上的神化特征，两耳垂肩、手长过膝而外，又如螺发绀青相、顶上肉髻相（不是普通发髻）、眉间的毫相等等可以通过造型艺术加以表现的相好，在雕塑时都必须严格符合要求。佛和菩萨的肢体动作，特别是手势（称作“手印”或“印相”）各有含义。各种佛经人物依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的造形（如有的三头六臂，有的千手千眼），不同的服饰标识（如佛和罗汉著朴素的袈裟，菩萨则衣饰华丽）、不同的姿势（如接引佛才站着，其他佛皆取坐姿）等等，都有固定的要求。如不了解，很容易觉得佛教造像怪诞和雷同。
上述各种特点，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关连。我们在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时，需要综合各个特点来认识，才可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承认它们确实还有不少好处。特点不一定就是优点。但有了特点，一种艺术就有了它存在与发展的理由和价值。中国艺术，包括中国雕塑之所以能一枝独秀地屹立在世界艺术之林，全在于它有着与众不同的许多特点。这些特点是世界所承认和尊重的。当许多中国人奔赴西方学习雕塑时，西方雕塑家也来中国借鉴中国古代雕塑。有位美国雕塑家曾对中国美术学院的雕塑系学生说过：“你们不要捧着金饭碗要饭。”这句话我把它当作一颗定心丸摆在本文的结尾，送给对中国古代雕塑的“好在哪里”尚有怀疑，不敢理直气壮在西方雕塑的浪潮下欣赏中国雕塑美的学者们，但愿有点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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