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老子与庄子的思想异同
庄子的道和老子的道的异同
王菲 03121261 计算机学院
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道家在先秦各学派中扮演重要角色。道家思想以其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独特领悟,在中国传统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并在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形成进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先秦道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此两人,可谓是中国道家思想之鼻祖,亦为中国道家思想所宗主。后起道家著述,其思想体系,再不能越出庄老两书之范围,亦不能超过庄老两书之境界。”充分的肯定了老庄在道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老子是先秦道家思想的奠基人,庄子则是老子之后道家思想的又一重要集大成者,两人作为道家这一先秦重要思想派系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中必然存在着一脉相承的道家观念的精髓。老子和庄子虽然有极为相同的道论、认识论和逻辑推理,虽然同为早期道家的哲学大师,但是由于老庄生活年代、人生际遇等等个人生平经历上的种种不同,在社会实践方面,却有着不同层次的引申,有着方向相反的哲学目的和社会观。老、庄虽同为道家大师巨匠,但如从人道和政治实践的角度予以划分衡量,二人却要属于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思想体系。他们的思想主张必然也存在差异之处。
老子与早期儒家以及其他先秦诸子趋向一致,而庄子则独立于诸子百家之外。老子与庄子的哲学目的和社会观方向相反。老子和庄子的思想虽然涉及面都很广,但又各有偏重,这种差异既是时代打在他二人身上的烙印,也与各人的性格分不开。老子哲学本质上是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庄子哲学称之为生命哲学(个体哲学)更恰当。庄子追求个人的自由、个体的超越,在这一方面,他已超越了老子,却也似乎走了老子的极端。庄子直接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他把道的理论引申到人生方面,多方面地思考了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老子追求清静无为,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遵循这样的规律(道): 事物本身的内部不是单一的、静止的,而是相对复杂和变化的。事物本身即是阴阳的统一体。相互对立的事物会互相转化,即是阴阳转化。太极阴阳方法(德)来源于事物的规律(道)。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以“无为”为目的,而是以“有为”为目的。因为根据之前提到的“道”,“无为”会转化为“有为”。这种思想的高明之处在于,虽然主观上不以取得利益为目的,客观上却可以更好地实现利益。从“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可见: 老子所说的“自然”不是类似于神的概念,万物的规律(道)由自然来指定,即是“道法自然”。有人误解了此处自然的意思。应当注意到:。事实上,人活着犹如宇宙之存在,没有人能理性地指出其目的。因此,非理性地选择某个(些)目标成为唯一的选择。老子是站在道这个无穷高的位置来看问题。因此,老子只说了“方法”,但没有指出“目的”。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人何必为刻意达到目的而痛苦不堪。无为,逍遥亦是一种为人处世之道。关于老子的宇宙观,根据之前的道,“无”与“有”(万物存在即是“有”)会相互转化。因此老子认为宇宙万物来自虚无,也走向虚无。比如:人的生与死。其政治思想以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为主。老子对他理想中的社会描述道:“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小国寡民”是老子经过感悟、体验和总结而升华出的一种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乌托邦。在政治方式上,老子的主张是无为而治。在老子看来,无为是最高境界,他说:“为学日益,为益日损。损只又损,以至与无为。无为则无不为。”在老子看来,“道”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状态,而无为正是达到道的境界的最直接的途径。无为政治也是最符合道的原则的政治.庄子追求随心所欲,庄子的主要思想有“天道无为”,相对的认识论,无条件的精神自由等。他的思想属于唯心主义体系。他片面夸大一切事物的相对性,否定客观事物的差异,否定客观真理,在认识论上走向相对主义。从这种认识论出发,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一切顺应自然,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在政治上,他主张无为而治,反对一切社会制度,摈弃一切文化知识。在政治思想上,继承并且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人类生存方式上主张返朴归真,在个性上主张逍遥,本性自足,在存在论上主张万物一体。游世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庄子思想的核心,而《逍遥游》可以说是《庄子》的总论。逍遥者,象征无所拘碍之自得自由的状态。他认为民靠其常性生活,而不受外表的干涉,就是过上了很自由的生活,也就是逍遥游。他在《马蹄篇》中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天放”,是自然而放任的意思,亦即是极端自由的意思。他认为人民一切的不幸,是来自政治的干涉。他在谈到政治时,攻击仁义的不足,一方面认为仁义不是人之本性;另一方面,认为就算是最好的干涉也不如不干涉。游世思想的核心意识是“不认真”或者叫做“放弃认真”。不认真的看待现实社会的一切,以此把个人从社会生活的黑暗压力中解救出来。庄子思想是从老子思想发展而来,他把老子的道发展成主观唯心主义,把朴素的辩证法发展成为相对主义。
他对“道”的解释更加神秘,认为“道”是“先天地生”的“非物”,是精神性的东西,他把老子关于对立面转化的看法引向极端,认为无论大小、长短、贵贱、美丑、成毁等一切差别都不存在,基于这个观点,他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夭折的幼儿),而彭祖(传说中最长寿的人)为夭。”这就混同了大小、寿夭的区别,否定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走向“不别同异”、“万物一齐”的相对主义。于是他提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就是说可以不必过问是非,生死如一,表现出悲观厌世的情绪。他不仅认为“齐是非”、“齐万物”,甚至“齐物我”,正如他所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进入神秘主义境界,一切皆不可知。
作为没落阶级的代表,他竭力逃避现实,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达到“真人”境界。要成为“真人”,就要能够“坐忘”,即完全忘掉自己,在精神幻觉中消除形骸的我,在精神上和天地合一,与万物同体,完全解脱尘世间的利害、得失、毁誉、是非,精神上得到绝对自由,进入逍遥游的境界。庄子批判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庄子认为,所谓的伦理规范,都是与真正的“天道人德”相违背的。仁、义、礼、智这些伦理规范的出现,实际上是道德衰败的结果,道德愈是败坏,礼仪规范也愈是隆盛。为世人多所称赞的名分与知识,正是使人类社会的道德衰败的凶器,名与知不仅不能使人的道德良善,反而却只能使道德愈加败坏。老庄道家哲学是智慧之学,它以“道”为最高的准则,连缀于自然、社会、生活各方面之中,内涵博大精深,蕴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老庄思想以“道”为原则和依据,对现实社会政治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主张“无为而治”,建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彰显了未来社会的生活图景;老庄“天人合一”的理念,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启发我们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政治思想上与儒家讲礼治、法家讲法治不同,道家主张“无为而治”。以“无为而治”为核心,道家提出了自己系统而深刻的政治伦理理论。和谐社会的构建,从根本上说,就是能否化解各种社会利益矛盾,使整个社会及其生活体系走向和谐发展。道家政治伦理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庄子的思想一直被人认为是消极的,但任何事都要辩证地看待。在当今这个风云雷动、物欲横流、鱼龙混杂的世界里,活着的确是不易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呼风唤雨,更不是人人皆欲成为“风云人物”而后快的。怎么办,看看庄子的思想,聆听庄子的话语,在内心深处建立起一个平静安宁的自守精神世界,最简单也能让人们有一个暂时的心灵避难所,得到暂时的超脱和舒放。这样也更有利于现实世界中处于矛盾和紧张情绪中的问题解决。其实本来人生就是如幻梦一场,但关键的是我们还得在这个梦境中存续下去,因此在我们与现实世界的冲突不能缓解的时候,何不将一尊酒倾入江心明月的倒影,脱却苦闷,用有限的生命体会无限的生成意义和精神哲理呢!
第二篇:老子庄子与道家思想讲稿
老子、庄子与道家思想
一、道家思想的主要概念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概念去讲解、理解道家思想。
1、“道”
“道”在中国文化典籍或话语中的意思多样。如《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朱熹注为“事物当然之理”,与现在所说的“真理”相近。唐代韩愈提出文以载道的“道”,则指儒家正统的政治伦理观念。道家的“道”则另有别意或内涵丰富的多。它由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老子》一书中提出。书中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道”是“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命”在这里作动词“命令”解)的,所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亦作动词解,取法,遵循之意)。简而言之,“道”就是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有着“独立不变,周行而不殆”的永恒绝对的本体意义。《老子》进而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命题,猜测到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并意识到对立面的转化。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无限的、“自本自根”、“无所不在”的,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有神的主宰;认为一切都处在“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之中。但他又认为“道”是“先天地生”的,这又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又相像之处。另外,在《老子》中,还有这样言语:“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前面的“道”,有合理的规则的意思,后面的含义相反。因此,可以说,作为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道”的内涵复杂,既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元素和辩证观念,又有唯心的特征;既是一个哲学范畴,有时又是一个社会性用语。
2、“无”
《老子》认为一切事物的生成变化都是有和无的统一,即所谓“有无相生”,但又强调“无”是更根本的,即所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它被引申到社会人生当中,就是著名的“无为”思想。所谓“无为无不为”,以至“贵柔”、“守雌”、“不为天下先”等等,体现的就是以“无”为根本的“有无相生”。
3、“万物谐一”
这主要出于庄子。前面谈到,他认为“道”是“先天地生”的,从“道未始有封”即“道”是无界限差别的,达到“万物谐一”即万物也应该是齐一的、无差别的。他的“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等思想均源于此。
二、道家思想的积极、消极意义
看到事物是运动、变化、联系的,是道家思想最有价值的观念之一,像《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庄子的“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都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内容。但是另一面,他们或忽视了对立变化的必要条件,也没有把事物相反面的转化看作上升的发展,仅仅是循环往复;或忽视事物的稳定性和差别性,陷入相对主义、诡辩主义乃至宿命的泥淖,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运行意)。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老子》);所谓“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呼殇子,而 1 彭祖为夭”(《庄子》)就有此之嫌。从人生哲学角度说,达观地理解生与死、贫与富、贵与贱等,尤其是庄子的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中获得逍遥自得,包含着丰富的追求个体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美学意蕴,但这也是以不为天下先,无是非、等差别,只求安时处顺的消极处世原则为前提的。从社会学角度说,《老子》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现实的痛恨,对“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的剥削、压迫的控诉,以及发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抗争之声,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他往往又把这些都视为人的欲望所致,他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因此,他进而鼓吹人在物质生活上应“知足”、“寡欲”,应归结到“绝圣弃智”、“无为而治”,即废弃一切人为的进步——从文字、技艺到各种文明,让人类社会回到古远的“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因此,开历史倒车的实质,比孔子、墨子更为显豁。庄子的逍遥人生,有鄙视欲望人生,为不愿同流合污的人留下了一方精神家园的现实意义,但又带有明显的臆想特点和逃避现实的情愫。
三、道家学说与道教的关系
在先秦诸子学说中,之后同宗教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道家。形成于东汉晚期、由张道陵创立的道教(五斗米道,道教的早期形态,因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称),奉老子为教祖和最高天神,称之为“太上老君”,简称“老君”,这就是我们在道观中见到的“太上老君”神像;《老子》则被当作《道德经》。张道陵后来被尊为“掌道”和“正一天师”,道徒们亦称之为“张天师”。道教把《老子》提出的“道”神化为宇宙主宰并作为根本的信仰,对其中“谷神不死”、“长生久视”等内容作了宗教解释,作为宣扬道教神仙信仰的依据。同时继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巫术和求仙方术,宣传用符箓可以“招请鬼神”、“禳灾求福”,炼丹修持可以“与道合一”,得“道”成“仙”,走出尘世,进入仙境。晋以后,道教进行了多次变革,吸收了儒家的伦理纲常和佛教的轮回之说,最后构筑起由玉皇上帝、阎罗天子到城隍、土地的一套神袛系统,以及“去欲守静”的宗教教义。元以后,道教分成正一道和全真道两大教派,前者主要宣扬“招神去妖”、“禳灾求福”,道士可以结婚,称“火居道士”;后者主要主张“炼丹修仙”,倒是不结婚、须吃素。至此我们可以大致明确,道家学说并不等于道教,道家学说主要是一种哲学学说,道教则是一种宗教;作为哲学家的老子和“太上老君”的老子也不是一回事,《道教经》与《老子》的本意,也不能等同。而且对道家学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道教根本没有涉及。
四、简谈儒道互补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不但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在此后的中国精神文化进程中,也是关系最为紧密的两种思想。
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之间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进或松、或广或窄地有着某种联系。但有联系并不一定就能产生互补效应,比如,人们常说的风、马、牛不相及——其中马、牛兴许有互补作用,马善于快速奔跑,于是给人代步,人骑马,乃至有了冷兵器时代的优势兵种骑兵;牛性子慢,更善于匀速牵引,于是被多用来耕耘。而风与马或风与牛,即很难说有何互补作用,因它们之间不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世间具备互补关系的事物、包括精神、思想等,首先体现为一种对立关系,所谓对立,广泛意义上说,也就是不同,差异,其运动或展开的结果,往往就是相通、甚至统一。儒和道,我以为就属于后一种现象或关系。
一般认为,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 2 持”。因而,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另一方面,道家和儒家在精神上也不是全然对立,而是存在着相互接近、相互沟通的特质。比如,在天人关系上,儒家虽然有“天人合一”之说,但其主调仍然是宗法伦理,所以天人协调还是要归结为人际协调。道家则有所不同,它既以超脱社会伦常为目的,于是把复归“自然”当作寄托身心的不二法门,这就使天人协调从人际协调的从属地位独立出来而成为“第一义”。而且,道家所谓的“自然”,绝不等同于儒家的“天命”或“天理”,它是一种超功利的境界,带有玄思的品格和自适的情趣。从这个角度来把握与发挥天人关系的作用,恰好可以补足儒家在这方面的缺略,给拘限于人伦日用世界的儒家学说打开新的天地。人性是复杂的,人生是多变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后世不少文化人、作家、诗人正是从儒家指示的这条“独善”之路,找到了通往道家思想之门;儒和道,就这样由对立走向了互补,相反而又相成。
第三篇:《老子》与《庄子》读书报告
《老子》与《庄子》读书报告
一、再谈老子的“不争”思想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wù),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第八章)
“善利万物”而不争功、不争名、不争利,是谓“不争”;水“处众人之所恶”而不争名,是谓“不争”世。人往往以为“不争”者,必无能。其实不然。老子要求人们:“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明知自己力量强大,却使自己保持柔弱的心态,并甘愿做那山中最低处的溪沟。
老子在这里所讲的“不争”大概是“无为”思想的的引申。最高的善人要选择底下的地方,心胸要保持深沉宁静,因为像水一般与世无争,因此没有什么过失。我至今仍然坚持相信老子的不争不是陶潜那样单纯的避世,而是“无欲”的体现。不争,不是消极,而是不勉强;不争,不是怯懦,而是不嫉妒;不争,不是自欺,而是淡泊。
这种心态,实在是现代人所需要学习的。
近30年来,中国在不断地变革与发展,中西方文化的不断激突、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人与人的关系也在逐渐随之变化,换句话说,在变质。在我看来,现代的都市人之间的关系大多维系于“利益”二字,那些纯真的亲情、友情、爱情已不多见。很多时候,我周围的同学都在感叹高中时代的关系单纯、美好,那时的同窗之情另无数人追忆。到了大学,人与人明显多了很多明争暗斗和利益冲突,有时不得
不感慨人心险恶。
我想,如果我们都能秉持老子“不争”的理念,当我们不再为毫厘的得失而计较,当我们不再为利益而谄媚攻讦,我们便能放下很多东西——名利也好,地位也罢,我们的人际关系或许能有所改善。不是把信任寄托于金钱的力量,而是真正的信任一个人,爱一个人。
不争,便能淡化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还我们一份最真的感情。我常听人提到这样一句话:“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这也是我信仰的不争理念的一个方面:不与人争,但必与己争。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快乐都不是源自于“我不好”而是源自于“别人比我好”。我参加比赛得了一等奖,但我的同学拿了特等奖,所以我不开心;我的女朋友没有我兄弟的漂亮,所以我不开心;我有房有车年薪50万,但是有人住别墅开宝马年薪过亿,所以我不开心。
这是何必。
我们的标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这句话,说出来是何其容易,践行它又是何其难!身为清华人,似乎“争上”是我们的共同特点,这本无错,但是我们要知道,凡是人,必然有其极限,总是坚持“别人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能”某种意义上是鲁莽的。只要我做到了我的最好,我曾尽我最大的努力,就好。超越自我,就是最美的飞翔。
不争,便能在历经沧桑后,无怨无悔。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六十六章)
这是老子追求“不争”的最高目标。以“不争”而争天下,也唯
有老子能有如此精深奥妙的辩证法思想了。
不争,并非不为,而是教人要法“道”自然而有所作为。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的我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韬光养晦”即是放低姿态,不咄咄逼人,不锋芒毕露;“有所作为”即是待时而动,顺势而为,这与老子的思想何其相似!
处下,处后也一种积蓄力量酝酿准备的态势,给自己观察事态作好应付准备留出时间与空间,创造条件以便实现转化,如在武打片的打斗场面,武功高强的人不会一开始就把全部招式地都使出来,而是先处于守势,试探对方的实力,了解其招式的弱点,可能先挨数拳数脚,一旦摸清对方的破绽在哪,以其致命一击,虽然是后发制人,但能获胜,收到“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效果。
就像一篇文章中写道:“对于我们全球化、现代化的社会,随着社会的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得到丰富,对各种的需要也越来越强烈,人们的价值观变得多元化,在这么一个多元化价值观的社会里,如何能够保持我们本真的自我,不被所谓的功名利禄所累,如何坚守我们个人高尚的品格,不被世俗的面纱所掩盖;面对欲望知道知足寡欲,为人处事懂得谦下不争,善于守柔不逞强,老子的这些“无为”思想对于个人,一个集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是值得深思与学习的,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念无疑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二、读庄子的《马蹄》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齕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義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庄子·马蹄》)
读庄子,我更多的读到的是庄子对自由的向往,对不羁的赞颂。庄子,天生的浪人,隐士,仿佛一匹野马奔驰在漫漫中华文化长卷铺筑的旷野。“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对世俗鄙弃的呼告历经千年却依旧绕梁不绝。庄子对自由的渴望,大概到达了令人惊异的地步。
自由,人类从亘古至今始终在歌唱不息的主题,多少人为了“自由”二字而献出自己的全部。曾看过电影《勇敢的心》,里面最感人的场景就是威廉·华莱士在临刑前那句饱含深情、又无比激昂的“Freedom”。现在的人们在形体上一般不会有太多的拘束,然而精神上的枷锁却比千年来的所有时代都要沉重,难以打破。
“身不由己”,我曾一次次听到这句长长的、苦涩的叹息。我们的身上总是背负着太多的身份,责任,欲望。我们放不下,我们很在意,所以我们在精神上便遭到束缚,得不到自由。换句话说,束缚着我们的,大概只是“名”“利”二字。正因如此,庄子淡泊功名、“相忘于
江湖”的思想才难能可贵,值得我们去思索。
应该说,庄子所鞭笞的是一种不自由的状态,虽没有直接提起,但却可以从字里行间窥视其涵义。这种不自由的状态即受“物”限制,有所待的生存方式。庄子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论及了这个问题,从大鹏之飞待于九万里风到蜩与斑鸠,可以说在庄子看来,有所待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不仅是鸟兽鱼虫,即使是主观能动性最强的人类也很难豁免。即使是列子这样的人,也只得到“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的评价。甚至可以说,人类的有所待在庄子看来才是真正的悲哀。《齐无论》中说:“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就是说人之于世必定有所依附,而人却不知其所待。“即受此形于造物,则造物与我相守不亡,以待此形之归尽而后已”,人就在这种所待的约束之下浑浑噩噩走向死亡。这也是庄子极力反对的一种有待的状态。
我想,庄子的《逍遥游》最恰当的体现了他对自由的人生的定义:“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是主张精神上的逍遥自在的,所以在形体上,他也试图达到一种不需要依赖外力而能成就的一种逍遥自在境界;庄子是主张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具有平等的性质,人融入于万物之中,从而与宇宙相终始;庄子提倡护养生命的主宰亦即人的精神是要顺从自然的法则,要安时而处顺;庄子要求重视内在德性的修养,德性充足,生命自然流注出一种自足的精神的力量。
然而,在我看来,虽然庄子对于仁义、礼乐的虚伪性、蒙蔽性的揭露是相当深刻的,但是庄子追慕上古社会的原始状态则极不可取,“无为自化”的政治主张也是消极的,回避现实的。在这一方面,庄子的历史局限性是无法回避的。
第四篇:浅析屈原与庄子浪漫主义之异同
论屈原与庄子浪漫主义之异同
【摘要】 庄子和屈原同为战国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他们的浪漫主义风格因为相同的时代背景而有不少相似之处,但由于他们出身不同,他们的作品从创作手法、创作风格上相比较,差异也是显著的。【关键字】屈原 庄子 浪漫主义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孕育了无数文人才子,造就了江淮一代富于幻想的浪漫主义风格。庄子和屈原,一个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道家的代表人物;一个是著名的政治家、爱国诗人和浪漫主义诗人。他们同生活在战国时期,在浪漫主义文学史上都占了重要地位。但由于出身不同,政治态度不同,经历不同,所以庄子和屈原虽然同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虽然在批判现实、崇尚人格美等方面有相同之处,但在创作风格精神境界、思想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
一、相同的时代背景及不同的出身经历对他们思想的影响
庄子和屈原都生活在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战国时代,因此他们都有着批判现实的写作倾向。但虽身处同一时期,两人的出身以及社会经历是有很大差距的。屈原是楚国人,出身贵族,生活优越,庄子是宋国蒙人,生活贫困潦倒。由于出身经历不同导导致迥异的态度,使他们作品的风格不同。庄子是“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①的平民知识分子,屈原则是身仕左徒三闾大夫并为楚王近臣的同宗
① 选自《庄子 杂篇 列御寇第三十二》。
贵族。对庄子而言,出身的困乏使其内心深处充满着对当时世态的悲愤与绝望,从他哲学有着退隐、不争、率性的表象上,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个对现实世界有着强烈爱恨的人。而屈原后期被流放,那一时期的作品中仍旧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
二、对待现实的态度以及政治态度对他们风格的影响
两者都有着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的老子的思想,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他对时代有绝望感,窒息感,对现实抱以一种不得已的消极态度,对人世间事物抱以不得已的超脱态度,强调独志和自化。庄子追求其人格的绝对自由,表现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的宏大气魄。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并且本身就是贵族,曾任三闾大夫和左徒之职,楚民族独特历史发展进程形式的热爱祖国,顽强不屈、勇于进取的精神流淌在他的血液里,滋养了他的爱国激情和刚正不阿、奋斗不止的抗争精神。所以他始终把个人的命运同楚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国势的兴衰。
而与此同时,由于二人不同的政治态度,形成了他们在创作上不同的浪漫主义风格。庄子做文章的目的主要不在于批判社会,而在于崇尚自然,在于为困境中的人类寻找精神的家园。庄子认为人活在世上,犹如“游于羿之彀中”,到处充满危险。对于君主的残暴,庄子是一再强调的,“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所以庄子不 愿去做官,因为他认为伴君如伴虎,只能“顺”。“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还要防止马屁拍到马脚上,“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伴君之难,可见一斑。庄子认为人生应是追求自由。
而屈原的终极目标是中国最终要重新恢复统一,并出现唐虞三代那样的盛世,故他致力于法治,而时刻担心祖国的现实、民族的前途,对朝野上下的贪婪愚忘之风的迫害贤良,祸国殃民的群小切齿痛恨,对自身的价值和也所坚持的理想充满自信,所以他愤概难平,种种忧怨,郁结心头,故浑融为一股悲慨愤激之气,形成了屈原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郁愤缠绵的风格。
三、思想宗旨不同而形成了迥异的浪漫主义精神
庄子和屈原政治态度迥异,故形成了创作上不同的浪漫主义精神即消极与积极。
庄子的作品用生动形象而幽默诡异的寓言故事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种寓言的方式使庄子的思想和想象具有着水一般的整体性。他始终葆有平民分子的强烈愤世精神,由于他为人正直不阿,不媚权贵,不屈于权势利益,所以他对社会上的许多丑恶现象都能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而与此同时,庄子又是道家学说的极力倡导者,追求与世无争、虚静无为的恬淡生活,消极入世,对自然界的无上崇拜,故被一直评论为消极的浪漫主义风格。屈原的作品始终充满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和顽强的斗争精神,他孜孜不倦的追求进步理想,他的崇尚的品格充满了他文章的自始至终。他对自己的遭遇愤慨难平。屈原虽“以道自任”,但超乎寻常的忠诚换来的却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结局。对宗国的眷恋,对国君的深情,对时不我待的感伤,对忠贞而被放逐的委屈,对重新起用的希冀,种种忧怨,郁结心头。这种情绪在诗人胸中激荡冲撞,浑融为一股悲慨愤激之气,于是就形成了屈原浪漫主义创作上一种积极入世的浪漫主义风格。
四、庄子和屈原所代表的消极浪漫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
屈原的作品没有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他主要批判的是:是非颠倒,蔽美称恶的统治集团,主要不满昏君和腐朽的贵族。屈原二次流放,却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虽屡遭打击,却毫不动摇。“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的“好修”招来了嫉妒与诽谤,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司马迁评价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灌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蝠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② 屈原有着非常浓厚的忠君思想和强烈的国家观念,忠君爱国可以说是屈原思想的核心。被庄子所否定的忠臣贤士,正是屈原所肯定和歌颂的对象。屈原的忠君,是时代的阶级的局限使然,而屈原的爱国,正是他所以光辉伟大之所。和庄子比起来,一者束缚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之中,一者放
②选自《史记》,司马迁
任于传统伦理观念之外。
而庄子则彻底怀疑,否定,批判了社会的一切政治状况和俗理,道德规范。《齐物论》中有“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庄子认为如果能做到“齐物”,那么他便能达到“逍遥”的境界。而庄子解释“齐物”,便用的“无为”。他试图使用其特有的辛辣和冷峭的文字讽刺着社会上的黑暗面,同时宣传“无为”,达到心灵不被外物所拖累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意在号召人们抛弃了功名利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五、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的异同
他们都惯用象征的表现手法。
庄子思想恣肆奔放,思辨性强,具有飘逸浩渺的浪漫主义特色,主张不拘泥于语言文字,借助比喻、夸张、想象、象征、暗示等方法,发挥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去联想、想象、领悟无限的“言外之意”。在庄子寓言里,鲲鹏展翅,绝云气,负青天,水击三千里”,其想象不可不谓大胆。梦中觉醒,不知己为蝴蝶或蝴蝶为己;蜗牛角上,“触蛮二氏略地争战.伏尸百万,逐北旬又五日而后返(《则日》),其想象不可不谓怪异,可以说是风云开阖,神鬼变幻,令人叹为观止。想象的大胆、奇异,必然导致意境开阔、怪诞。庄子崇尚的是“无为而 不为”的自然之道,是客体内在的必然性,“它无所不在”,“在缕蚁”、“在瓦壁”。它使一切客体按一定的规律、目的自由运行,使“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③庄子要把握的就是这个合乎规律又合目的的自然之道。
屈原则采用丰富的神话素材,通过自由的幻想,构成奇特的情节、境界,这是屈原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一个重要特征。
六、在美的人格形态上的异同
崇尚人格美是屈原和庄子的浪漫主义创作所力倾的,他们都不与“小人”同流合污,保持性行高洁的人格。庄子崇尚自然率真、反对后天的人工雕饰。一部《庄子》,洋洋洒洒,无异于对不平时代的愤怒控诉。他之所以扬言要“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乃是因为“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所使然。于是,他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来表现他的审美价值取向、他的风骨和态度。
而屈原则接受了儒家“文质彬彬”的影响,强调“内美”与“修能”的统一。这一人格修养的方式引申到艺术美,可以说屈原的审美观既强调天然本质之美,但更重视后天的人工雕饰之美,既强调内在的道德之美,又重视外在的形式之美,力求做到自然与人力,美与善的和谐统一。
最后,是两人对后人的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庄子散文雄奇浩荡洒脱,李白、苏轼、辛弃疾等豪放派诗人,大多得力于庄子,从那
③选自《庄子〃知北游》
里吸取丰富的营养,才使他们在诗词文赋方面取得伟大的艺术成就。庄子文字的汪洋恣肆,意象的雄浑飞越,想象的奇特丰富,情致的滋润旷达,给人以超凡脱俗与崇高美妙的感受,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可以说,《庄子》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而后世对屈原所吸取的是借助神话游仙来隐,曲折地象征现实生活。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庄子和屈原作为浪漫主义文学家,不仅是现实的叛逆者,而且都是理想主义者,都对理想有着强烈的追求。但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却又截然不同:屈原立足于忠君爱国,追求的理想是实现他的“美政”;庄子没有国家观念,他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的自由。这种对个人自由的追求,正是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庄子译注》,孟庆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1日版 《庄学研究》,崔大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史记〃屈平贾生列传》,司马迁,长沙岳麓出版社,1988年版 《楚辞选》,马茂元,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五篇:庄子思想
庄子思想
一、追求绝对的思想自由
1.老子注目于本体论,深入认识天、人关系。这是对于世界与宇宙的宏观考察。2.孔子注目于社会伦理,深入认识人、人关系。这是对于社会与历史的宏观考察。3.庄子则注目于认识论,深入认识人的精神领域。这是对于宇宙与社会两方面的考察,其考察既宏观又微观,达到了认识论发展的极高水平。达到此点的关键在于追寻精神领域的绝对自由。
(1)真正的自由须“无待”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2)真正的思想自由必须“忘己”。
“不知周之梦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齐物论》)“忘吾有四枝(肢)形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达生》)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北游》)“相忘以生”(《大宗师》)
“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我,是之谓入于天。”(《天地》)这种忘我的状态,庄子称为“吾丧我”(《齐物论》)
(3)“齐物”方可“游刃”于“和谐”之境
体悟事物的对立统一性质,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变动不居的事物,“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齐物论》)“小年大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逍遥游》)“庖丁解牛”: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养生主》)
二、庄子及其后学的仁义观
1、《庄子》内、外篇的仁义观:
《庄子》内篇多从逍遥、齐物的角度对于仁义进行比较客观地分析, 如谓“大道不称, 大辩不言, 大仁不仁”;又谓:“自我观之, 仁义之端, 是非之涂, 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齐物论》)。
庄子推崇的“圣人”、“至人”、“真人”等,决不以仁义自诩,他们“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人间世》),仁义实在是不值一提的事情。如果“躬服仁义”,那就如同受了黥刑一样而不得逍遥。庄子提倡“坐忘”,首先应当忘掉的就是“仁义”。反之,如果非要宣扬仁义,“强以仁义绳墨之术暴人之前”,那就是“灾人”(《人间世》),即祸害于人。
《庄子》外篇诸篇对于仁义的抨击和剖析,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断定“仁义”是对于人性的戕害,是对人心的迷乱。2)断定“仁义”是造成社会**纷争的根源。
3)以道家基本观念对于“仁义”学说进行重新诠释。
4)属于外篇的《天地》《天道》《天运》等, 将仁义视为“道”和精神逍遥的工具, 即所谓“假道于仁, 托宿于义, 以游逍遥之虚”(《天运》)
三、庄子及其后学的“情性”观
“情性”观是庄子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认为“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存在。《庄子》内篇就有以“生”代“性”之例。而“情”则指人的喜好、厌恶之类的情感,是人主观思维的结果。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人有生命就有性,而情是后天的产物,有生命者非必有情。庄子的“情性”观的中心内容在于强调情性的悲苦。
在《庄子内篇》中,庄子认为人生实处于悲苦之中,谓人自从降生下来就处于不停顿的悲苦中等待死亡。如《齐物论》中:“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在《庄子·外篇》中,庄子后学发挥了庄子情性悲苦的基本观念,并提出了“人生苦短”之说: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知北游》)
人在如白驹过隙般时间内等待者覆灭,所以“人类悲之”。
四、庄子后学的“无为”理论
《盗跖》篇的作者在此基础上,更深入一步阐明了对于“无为”观念的独到认识,此即本篇所谓的:“无转而行,无成而义,将失而所为,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将弃而天。”
“无成而义”(不要刻意地追求“义”)、“无赴而富”(不要奔求财富)、“无殉而成”(不要舍生忘死地追求成功的名声)等,都是刻意追求。而刻意就是“转(专)”,如果刻意追求“义”、“富”、“成”等目标,那就会失却人应当具有的顺从自然的准则(“将失而所为”),就会抛弃人的天然本性(“将弃而天”)。
《盗跖》篇谓:“是以足而不争,无以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争四处而不自以为贪;有余故辞之,弃天下而不自以为廉。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之度。”从上下文意看,此段应当是继前句而对于“知(智)者之为”的再说明。智者应当通过自我满足和“无以为”而达到“不争”“、不求”的境界。
不要刻意追求,而一切行动随顺自然,这便是《盗跖》篇作者对于无为观念的基本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