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推荐）

第一篇：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推荐）

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

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各有不同。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刑法思想中内容最丰富的部分。这两个学派的刑法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刑法思想的基础，也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发展的指导思想。

从夏商时代的神权法思想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法律思想，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法律也在不断确立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主流地位。

春秋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开始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他所主张的贤人治国、德礼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原则作为一种朴素的法律精神在当时获得了可靠的市场支持。

随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及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在各自的学派中也详尽阐述了他们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为后来法律在中国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孔子、老子、韩非子等人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也可以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法律工作者。

由于所处的社会阶级不同，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也明显带有各自阶级的色彩。儒家追求礼治，法家则坚定的信奉法治。

儒家的礼治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礼法传统，强调家国一体、孝悌为本的宗法观念。家族伦理、亲亲尊尊、明德慎罚、中庸之道成了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和最高价值标准。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鲁国及春秋各国的教育事业，其所提倡的以仁为本的主体思想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行为规范。

跟儒家明显带有官方性质的传道、授业、解惑相比，作为史上最著名的隐士，老子的思想则更容易获得来自民间的支持与认同。在许多自然与社会现象无法得到足够的科学支持的背景下，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开始在当时的社会中大行其道。老子认为“道”高于仁义礼法等一切规范，仁义礼法等社会人事的有为都不如“道”的无为，只有“道”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与最终归宿。

对于儒家思想，尤其是道德观，道家批判起来绝不留情面。李耳、庄周等道派代表人物在一种自我营造的乌托邦的氛围中，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为后人留下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法律虚无主义的光辉思想。

春秋之后，土地私有制势不可挡，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原有的社会关系开始逐渐被新的秩序所代替。儒家与道家所树立起来的法律规范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在这样一个时代更迭的历史时刻，法家出现了。他们坚定地团结在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封建新兴地主阶级周围，重新定义法的概念、性质、起源以及作用。推行“以法治国”的全新理念，彻底摒弃了儒家“贤人治国”方针政策。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认为，法是以刑罚为主要手段，依人们的等级名分而确定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制定公布与执行，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成文的行为规范。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必须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对儒家的道德教化以及道家的无为而治不屑一顾，极力主张法律的强制手段才是统治阶级江山永固的唯一法宝。

当然，作为封建专制社会，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的根本都是试图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定的社会等级制度。

儒家治国的最高目标是要达到以宗法等级为核心的礼治局面，道家治国的最高目标是要通过无所为无所不为的理想主义方式实现江湖一统、秩序永存，而法家治国的最高目标则是要建立以郡主专制为核心的国家最高暴力机关，以达到法治的局面。

现在看来，法家的法治主张更符合战国时期的时代要求，法律思想也基本概括了法的内部属性，初步完成了从神治到人治到法治的过渡，法家的法律思想已经依稀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法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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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企业管理与道家儒家法家思想

企业管理与道家儒家法家思想

道家思想：清净无为，遵行客观规律。

儒家思想：“人之初，性本善”，注重教育启发，主张和谐。

法家思想：“人之初，性本恶”，执行文化，一切按规章制度办事。

企业管理从层次来看主要分三层，通常都叫高层、中层、基层，不同的位置要有不同的心态和性格，好的团队应该是什么样的性格呢？

高层管理人员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决策层，是把握企业前进方向的舵手。应该具备道家清净无为的性格，无为不是碌碌无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遵行事物发展的客观。要有战略的眼光去思考问题，去思考为与不为的界限，比如法律、成本、规划。一般而言，那些不为的是无害的，但机会成本绝不能忽视。如果不为是因为弱点导致表现不佳，就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变、提高，如找一个互补的合作伙伴，甚至变换一个职位。

中层管理人员是连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基层管理人员及一般员工的纽带，是贯彻企业经营战略的关键。中层管理人员应该主张儒家思想，即中庸和谐，沟通上级、下级，也要平级沟通，企业的和谐主要是依靠中层干部来实现的。中层管理人员要能理解企业高层的决策，还要依靠技术技能给予下级专业技术上的指导。儒家思想的主张逐渐成为技能要求，流行的“木桶理论”刚好可以用来寻找中层管理人员在管理技能中的不足，通过培训可全面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整体绩效。

基层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是企业组成的重要基础。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态度往往也决定了他们的工作业绩。法学思想主张一切按规章制度办事，强调执行力，正是日常工作顺利开展的保证。基层每一个员工都应该做好本职工作，在本职岗位上争创一流，任何岗位上的一流员工对于企业而言都有最宝贵的财富。

易经告诉我们要讲究平衡，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样是一个平衡的过程，公司与员工、员工与员工、公司与客户、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等，在一个团队里，管理者既需要魄力和权力，更需要胸怀和宽容，人与人之间需要个性互补，能力互补，知识互补。在企业不同的管理层具备不同的个性思想，交溶互补，这就是梦幻团队。

第三篇：儒家法律思想评析

儒家法律思想评析

发表时间：2006-12-3 9:48:00 阅读数次： 14

有学者论及：秦始皇依靠武力自西向东统一了中国，而孔子则依靠思想自东向西统一了中国。事实上，孔子（儒家）的思想并非仅仅如此，而且统领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其博大精深，融会了政治、道德、经济、艺术、法律等诸多方面。无庸质疑其伦理道德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进程，但孔子对法之精神的揭示也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基础，为其发展提供了总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今天，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以为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提供镜鉴。

一、孔子法律思想的物质基础及理论基点

法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科，同艺术宗教法律一样，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其最高理想是能够“克己复礼”，复礼，即复周礼，其理想社会的模板也是周代社会的克隆，其思想基础与周代的治世之道有直接的继承性。

史料记载，周代的中国，特定的地理条件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侧重于渭河平原一带，依次向东是广阔的平原；良好的自然气候条件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天时地利；秋收春种使得人民衣食无忧。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各行业进而产生，与其他东方古国一样阶级产生以后，以维持定居和稳固统治的上层建筑随之产生；再者，中国奴隶社会的漫长发展和阶级社会的政治早熟现象，由父系氏族社会直接进入了奴隶社会，家天下的局面成为中国阶级社会的雏形，由家及国，家法推而广之成为国法，形成“大宗”和“小宗”来维系社会以形成“尊尊”、“亲亲”、王祭天、侯祭川的局面，血缘成了社会关系的锁链，“家平则国治”，德教则为优益之法，由此形成的“明德慎刑”、“敬德保民”的治国之道。

西周后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熄战、和平、稳定成为时代之需，孔子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又欲恢复旧的稳定秩序，提出其经世之法，而且付诸行动，“知其不可而为之”。

孔孟之道形成后，“人之初，性本善”成为其理论根基，孟子归“羞恶知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于“性本善”，为理论体系找到了基点，而孔子并非如此，“性本善”的迹象并不明显，“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于此之理解，程树德在《论语集释》中解释到“性也，人所禀以生也，习者，谓生后有百仪常所行习之事也，人俱禀天地之气以生，虽复厚薄有殊，而同是禀气，故曰相近也，及至识，若值善友，则相效为善，若逢恶友，则相效为恶，善恶既殊，故曰相远也”。康有为《论语注》中“孔子则不言善，单言远近”。如此大

抵乃孔子之思想的基础。由于人“性相近，习相远”，因而人性可塑。一方面强调友对个人的影响，“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乐道之善，乐多贤友，益矣”；另一方面“自省”，“自讼”，“自责”，“择善而从”以达到“求仁得仁”，自识以后，内外互动，形成仁，从而达到摒“四恶”，达“五美”，但内心自省置于首位，由此形成了儒家思想的内向性格。从这种意义上说，由此形成的“人性可塑”为道德教化提供了可能性，再者由于当时社会传统形成以久的宗法观念为其提供了可行性，为其法律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孔子的法律思想评析

一、宗法

宗法作为一种曾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控制方式在维护政权稳定方面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宗法`即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庭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中国法律思想史》），在家庭内部，例有家法，由家及国，家法亦国法，从而产生“小宗”、“大宗”之分，和“尊尊君为首”、“亲亲父为首”的宗法原则，大宗以小宗为基础，小宗则以孝为中心。在宗法的层面之下的起作用的是一种畸形的权利义务机制，或是说是权力义务机制，臣从君，子从父，幼从长，女从男，否则不义，如此可教，教之不改，则消灭之，如孔子言：“先教后杀”。进一步说由这种森严的等级造就了其纯粹的义务本位而淹没了权利和个性，换言之，人的

及其权利的概念并不存在，人的价值的存在直接取决于其社会地位及与之相关的道德义务的履行，因而，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独立、个性也就无从谈起，带来的只能是强制、专制、特权、义务、服从、集中和封闭。由此铸就了宗法基本的基本导向---秩序和安全。

二、德主刑辅

“德主刑辅”四个字体现了孔子对法律建设的关注，也体现了其法治思想的精髓。道德与法律同是作为社会的调控机制有诸多异处：如非强制性与强制性，内在性与外在性，非对抗性与对抗性，但二者在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方面亦有诸多相通之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而德主刑辅原则正是侧重于此，通过德主刑辅达到德治。“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听讼，吾犹人也，必使起无讼乎”（《颜渊》），“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以德去刑，以仁去刑，而非以暴治暴，以刑止刑，其所

侧重是违法与犯罪之防范，以道德教化来进行防范，本身就是法律向道德的转化，由刑辅德，为德治提供了硬性保障，这一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体现法律与道德之地位比较，更重要的是促成一种法律文化的形成，一种法律社会化的底蕴。“化之”乃最高境界。阶级社会里道德的功能与效力与法律相比，在许多情况下，是相形见绌的。但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里，法律的道德化也许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法制观念的民众融合，法律意识的社会渗透，法社会文化的形成与积淀，无疑是社会长治久安的促进因素。但稳定不意味着封闭，而是充满活力的开放，保持个性又兼容并包，滋生于其中的法社会文化亦是如此。

三、“礼”法的角色定位

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社会关系之发展与复杂程度，对法律的发展和完善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尤其是经济关系的丰富，或是说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而如前所述的农业生产的近乎单一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生产单元，家庭家族的束缚，大大限制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多元化和复杂程度，市民社会的畸形发展，使法的调整对象发生了逆转，侧重点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伦理规则，如君臣，夫妇、父子、兄弟、师徒等，自然其中的联系纽带就是等级分化，这种等级下的关系规则，“礼”代替了法，例如父子关系中的孝与教，而非赡养与抚养，形成了法律形式上的匮乏，人是家庭家族之人，而非社会之人，人之社会化的道路还相当漫长，人处在必然王国的最底层，法解放人的道路遥遥不可期，法在哭泣。

由此个人在这种模式下的角色定位必然归于义务的主体，权力的附随，主体的依赖，而且这种定位具有极强的确定性和领域的不可跨越性。表面而言，这种秩序是和谐与稳定的，但这种和谐与稳定是与强制、暴力、鲜血和泪水交织在一起的。

在法律关系中人应是法律关系的当然主体，而在这种体制下，个人的主体地位很大程度地被剥夺了，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在法治化的过程中，身份独立和财产独立是个人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前提条件，身份独立为其意志独立并且获得行为能力提供了前提条件，而财产独立则为其具备行为能力提供了保障。在苛刻的奴隶制生产关系还未完全解体、并没有受到自由化冲击的封建制生产关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条件不可能具备。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任何法律思想都不可能具有现代意义。因而，孔子在其法律思想中不可能对个人的法律地位予以确定。

但是，在“礼”中，他对人进行了另一个层次的定位，即“爱人”，人既是

“爱”的施动者，又是“爱”的受动者，即对个人的尊重、重视及关注，相对于奴隶制下的奴隶而言，堪称是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一次解放和历史的进步，但欲达到“自由人”，其路亦修远，于此而言，正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发展的必然要求。

4、宽猛相济

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一思想乃其“仁”之思想的体现，但欲达到“中”，他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就是“宽猛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载：“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而在《礼记.杂记》中：“子曰：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亦反映了孔子之如此思想。如果说“德主刑辅”作为其法律思想的主导思想原则，而“宽猛相济”则是其法律思想的具体指导方针。“择其二端二用，”也是孔子政法思想的中庸之道。如此之思想，我们不难看出，是从治民思想出发或是说从执政者角度而言的两手策略，同时为立法、司法、执法提供了总的指导方针，堪称人治下的法治辩证观，因而，其法律思想的价值趋向呈现公法的张扬和私法的谦抑。

至于德主刑辅与宽猛相济之关系，前已提及，也就是说，二者并不属于同一层面，前者更侧重于法律规范的宏观方面，而后者更侧重于中观层面。德主刑辅，从整个社会发展角度出发，以刑去恶，达到德治，从而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之大同世界，在社会整体层次而言，达到稳定和谐与发展的目的。宽猛相济则从中观层面对法律规范作了阐释，其更侧重于法的运用和实证，从法的技术性角度予以论证，而并未涉及到与具体利益相关的微观层面，后者的工作则由宗法和礼中的法律规范来实现。因而孔子 的法学思想不论从其形式是从其内容而言，都具有完整的体系。而此体系的特色就是“仁”指导下的法律哲学观。

5、“仁”在孔子法律思想中的地位及其历史继承性

“仁”作为孔子的政法思想精要，在其法律思想中乃是统帅，“吾道一以贯之”。就其体系而言，“忠孝，知勇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刚毅木讷”无不渗透着仁的气息，但由于其组合又使仁的气息消逝了，综而论之，其法律思想是主要是基于对国家或社会，家族或宗族的兴衰的关注，而过分压抑了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从而在其思想中体现强烈的国本位和家本位思想，而也是这一点一直支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但近代以降，西学东渐，其法律思想也随之而

入，出现了中西思想之碰撞，西方之平等、自由、民主、私权神圣等观念传入，使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受到冲击。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三者相互析取、吸收和融合，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展开，其必然趋势是集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的二元结合，新的法治文化必然是伴随着对家庭、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和个体的自由、充分、全面发展即人的解放而形成。

三、孔子的法律思想沉淀

以孔子法律思想为基础，经由孟子、荀子及其后尘之人不断对其丰富、发展和扩充，及与道、法之结合，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影响和效果。由于宗法的观念，森严的等级划分，苛酷的刑罚制度逐步使法在社会心理上形成两大阶层，处于统治阶级的统治者，将法作为维护统治、维护特权、实现私利的工具，而被统治者则畏惧至极，视法为猛虎，唯刑为是,只重义务而不重权利，从而形成了社会心理的失衡。由于上述心理的失衡而导致的法外之法、特权之法，形成法执行之例外，作为其原因同样也作为其表象的就是法运行的附依性，即在法的运行过程中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附依于政治的运行变化而运行，整个法的发展从未超出政治的发展，权利的行使从未超出权力的行使。另一方面，对法之效果的期望趋向于中庸和平，在重实体的同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更多地倾向于调解以平息讼争，由此形成了法之价值更多侧重于安全和平。概而言之，大致如下：失衡之法心理，例外之法行为，附依之法运行，中庸和平之法期望，调解息讼之法要求，安全秩序之法价值。统而言之，即人治之下的法伦理。

法治化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孔子法律思想给我们的法治化提供了思考的道路。中国的法治化道路将是一个自觉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中国的法治化道路是和平的环境里在党的领导下以新代旧的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方向问题，从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破旧立新、建立起新的法治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是方法问题，吸取世界他国法治文化精华，结合民族文化精华，探索和建立独特的中华民族法治文化。

第四篇：法家的法律思想

秦王朝的法律思想,主要是继承秦国时期法律思想的传统,即其基础主要是自商鞅变法后法家思想在秦国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秦国特色的法律思想,其直接思想模式源自韩非的“法治”理论。

法家的法律思想研究

徐祥民

【摘要】： 一，法家没有久远的谱系，法家的法律思想也难以在战国前找到其理论的前身。这种在战国时 期盛极一时的思想体系不是春秋或春秋以前已经存在的某种学说的发展的结果，而是伴随 着中国法的成文化，在制定法律、使用法律的摸索中，在对成文法及其应用的讨论中产生 的。战国前的中国法制没有进入成文法时代。不仅“禹刑”、“汤刑”、“九刑”不能证明夏、商、西周的法已经成文化，《吕刑》不是周代成文法，而且郑国“铸刑书”、晋国“铸刑鼎” 也没有从根本上把周天下的法制从非成文法改变为成文法。春秋时期的私有化运动，春秋 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变化，推动中国法走向成文化。法家的法律思想是在战 国时期各国纷纷制定、实施成文法的实践中与成文法一起走来的。二，儒家、法家等称号是汉代人在总结先秦学术时加给其前人的“谥号”，并非先秦时期本来就 形成了界限分明的“百家”。按照司马谈等人设定的法家标准，结合今人对法家的认识，可 以在春秋时期找到若干法家先驱。除管仲、子产之外，范宣子、邓析、赵鞅、越王勾践等 都各有与法家法律思想接近的政治或法制实践，或者发表过与法家类似的言论。法家学派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一）前期是法家法律思想的形成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和吴起。他们的 主要贡献是推动法律在政治实践中的应用。

（二）中期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成熟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和申不害。他们不仅创立了系统法家学说，而且把这些学说用来指导当时的法制建设。

（三）后期是法家法律思想的综合期和变异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韩非子和李斯。韩非子总结了前期和中期法家的法律思想，对完善法家理论，充实法家法律思想的 内容做出了贡献，但也有过分迷信“术”以至于降低法治的理论价值的过误。李斯 对法家法律思想在秦的法制建设中的应用起了很大作用，但对秦王朝立法、用法实 践中的致命失误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秦王朝建立后用国家权力树立法家之学的统治地位，用法家思想去统一社会舆论，使法家 之学丧失了学术自身应有的生命力。汉兴之初，痛斥秦朝严刑峻罚之声不绝，但法家之学仍然是汉朝初年的基本统治思想。黄 老之学是在汉惠帝即位以后才取代了法家之学的地位。三，法家对法的起源，法的规范性、公共性、强制性、公开性等特征，对法的效用等法的基本 问题，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这些认识不仅指导了当时的法制建设，而且影响了后来的整个 中国法制的历史。在后来两千年的古代中国历史中，人们对法的基本理解即来自法家。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法治思想，也就是以法治国的思想。为了克服商、周以来形成 的传统以及儒、墨显学对法治的障碍，法家对法治的合理性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证，他们的 变法论、性恶论、用众论、中君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当时实行法治的合理。法家的基本法治理论主要包括：

（一）法治目的论。法家主张实行法治的主要目的是“王天下”。

（二）明法论。法家不仅要求法律公开，而且希望“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他们要求人人必 知法律是为了让百姓“自治”，即主动地趋法定奖赏之利，避法定刑罚之害。

（三）重刑论。法家主张用重刑严惩罪犯，以求止罪，也就是“以刑去刑”。

（四）行法论。法家主张信赏必罚，且要求赏不僧、刑不滥。四，在汉武帝以后的儒学独霸的时代，洁家洁律思想的影晌还在。其影晌方式主要有三。一是 某些思想观点已被社会广泛接受，构成了中国民众的一般法律意识的组成部分。二是在诸 如三国时期这样的分裂战乱时期，特殊的政治需要使法家之学得以部分复兴。三是窝于法 律制度之中，通过法律制度对社会产生影响。在儒学独霸的时代，人们也常常使用一些创自法家的思想观点，如法度适时更革、重刑止 奸等。五，秦之强盛得益于洁家思想的指导，但不能因此便简单地把秦朝的短命而亡归结为法家的错 误。商勒、韩非思想有异，其对实践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前者促使秦盛，后者加速秦亡。韩非子不与臣“共”的独断使秦国家失去臣的支持：他的“术”论导致对洁治的破坏和君 王对权力的滥用；他对君臣矛盾的过分的渲染引导国家偏离了增强国力的航道，导致了民 穷财尽。商敦的法律思想有兴秦之功，也有理论不完务的缺失。主要是：

（一）功利主义的法律工具论难以避免对法律的铬误使用；

（二）强国弱民的制民论有走向君王与臣民对立的可能性；

（三）只见人不见社会的人性论无法培植政权的道德基础：

（四）以奸止为度的重刑论种下了走向极端重刑的基因，从而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 火索。六，法家的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其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具有相同的意义。以往的研究者不原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1 【分类号】：D909.2 【DOI】：CNKI:CDMD:1.2001.012597 【目录】：

          前言13-20 第一章 法的成文化与法家法律思想的产生20-47 第一节 战国前的中国法制没有进入成文法时代20-33

一、“禹刑”、“汤刑”、“九刑”不能证明夏、商、西周的法已经成文化21-23

二、《吕刑》不是周代成文法23-25

三、众多法律形式的存在使成文法无立足之地25-30

四、战国前条文化的规范尚未取得反复适用的强行性效力30-32

五、郑铸刑书、晋铸刑鼎不能根本改变周天下的法制状况32-33 第二节 社会变革推动法的成文化33-44

一、春秋时期的私有化运动33-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社会结构的变化38-40

三、政治结构的变化40-44 第三节 法家法律思想与成文法一起走来44-47

一、战国时期各国法的成文化44-45

二、法家法律思想是关于成文法的认识成果45-47 第二章 法家学派47-75 第一节 法家学派的由来47-52

一、战国时期无“法家”之名47-49

二、法家学派出自于汉代的学术总结49-50

三、对法家的界定50-52 第二节 法家先驱52-62

一、管仲53-56

二、子产56-58

三、范宣子58-60

四、邓析60-61

五、赵鞅61-62

六、越王勾践62 第三节 法家学派的产生发展及其主要代表人物62-75

一、前期法家63-65

二、中期法家65-71

三、后期法家71-75 第三章 法家对法律的基本认识75-85 第一节 对法律起源的认识75-79

一、人类社会早期没有法律75-76

二、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76-77

三、法律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物质财富77-79 第二节 对法律特征的认识79-82

一、规范性79-80

二、公共性80-81

三、强制性81-82

四、公开性82 第三节 对法律效用的认识82-85

一、定分止争83

二、禁奸止邪83

三、生力生强83-84

四、制臣服虎84-85 第四章 法家对法治合理性的论证85-94 第一节 法家鼓吹法治的文化环境85-8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商周以来形成的传统是推行法治的障碍85-86

二、儒墨显学各有治国之术86 第二节 法家实行法治的理论86-94

一、变法论86-88

二、性恶论88-90

三、用众论90-92

四、中君论92-94 第五章 法家的基本法治理论94-107 第一节 法治目的论94-97

一、“工具”的一般效能94-95

二、商鞅的“治——富——强——王”方略95-97 第二节 明法论97-98

一、立法明白易知97

二、“治国贵不断”97-98 第三节 重刑论98-103

一、以刑去刑98-100

二、刑重而必100-102

三、行刑重其轻者102-103

四、刑用于将过103 第四节 行法论103-107

一、信赏必罚103-105

二、赏不僭，刑不滥105-107 第六章 韩非子对法家法律思想的发展107-119 第一节 对法家理论的完善107-115

一、赏誉同轨，非诛俱行108-111

二、保持法的稳定、划一111-112

三、明主治吏不治民112-115 第二节 对儒、道等家观点的吸收和运用115-119

一、对道家观点的运用115-116

二、儒术步入法治理论殿堂116-119 第七章 齐法家法律思想的特点119-127 第一节 齐法家形成发展的文化环境119-121

一、齐文化传统对齐法家的影响120-121

二、稷下学风对齐法家的影响121 第二节 齐法家法律思想的特点121-127

一、“以民为本”，“令顺民心”121-122

二、君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122-124

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124-1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仓廪实而囹圄虚125-127 第八章 秦王朝的建立与法家学说的命运127-134 第一节 统一王朝的建立对法家学说的挑战127-130

一、商鞅虑所未及的问题127-128

二、吕不韦为统一所做的理论准备128-130 第二节 法家学说发展的终结130-134

一、秦王朝对法家学说的毫无保留的选择130

二、政府造学术则无学术130-132

三、腐败的权力与腐败的学术132-134 第九章 法家思想对汉初统治集团的影响134-141 第一节 汉朝初年的统治思想不是黄老之学134-136

一、“约法三章”与黄老思想无关134

二、萧何不信黄老之学134-135

三、刘邦及其诸大臣不得“无为”135-136 第二节 汉初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法家思想136-139

一、刘邦对“水德”情有独衷137

二、汉承秦制的法制建设实践137-139 第三节 黄老“无为”“因”于汉高君臣的“有为”139-141

一、黄老之学的精髓是“因”139

二、刘邦君臣的“有为”为黄老之学立所“因”139-141 第十章 法家法律思想在儒术独尊时代的影响141-147 第一节 汉后法家学说的存在方式141-145

一、法家的思想观点被社会广泛接受141-143

二、法家之学在特定时期得以“复兴”143-144

三、法家的法律思想融进法律制度之中144-145 第二节 儒术独尊时代常见的法家法律观点145-147

一、法度适时更革论145

二、重刑止奸论145-147 第十一章 秦朝灭亡与法家学说的关系147-162 第一节 “集大成”的韩非子之学是亡秦祸首148-154

一、“独断”不“共”与天下之士“箝口而不言”148-150

二、术与滥罚150-152

三、罕言生力与大兴土木152-154 第二节 商鞅法治理论的缺失154-162

一、功利主义的法律工具论154-156

二、强国弱民的制民论156-158

三、只见人不见社会的人性论158-160

四、以奸止为度的重刑论160-162                 第十二章 法家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162-180 第一节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162-167

一、亚里士多德法治的构成性要件162-166

二、“良法”对法治的意义166-167 第二节 法家法治的基本含义167-169

一、施治以法为据，不法外断事167-168

二、政事决于法不决于智168

三、行法不从私168-169 第三节 “西方法治论”者的观点不能成立169-174

一、法家也追求法的完善169-171

二、中、希法治理论都不以民主为基础171-173

三、法家的法治要求君王守法173-174 第四节 中、希法治观及其存在条件的区别174-180

一、中、希法治观产生的不同条件174-177

二、中、希法治观的区别177-180 结论180-183

第五篇：法家的法律思想

法家的法律思想

内容摘要：法家主张依法治国，最为重视法律的作用。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同时其对法律的论述已涉及法律本质起源及作用等方面，其论述之深刻，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这对后世产生了消极影响。

关键词：法律观 重刑

法术势

影响

正文 一 法家的法律观

（一）法的本质

法家对法律本质有独到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法是民众的行为准则。法家在解释“法律”时总是将它与民、天下、百姓联系在一起。慎到指出“法”是“齐天下之动”，即规范和统一天下民众的一种制度。“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至也。”①商鞅认为法令是治理民众的准则。管子认为，“法者，天下之仪也”。②法要规范民众的外部行为。

（2）法是由国家制定和公布的成文命令。商鞅说：“法者，国之权衡也”。法度是人主为了治理天下而设置的，韩非子明确指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③强调法是一种成文制度，由君主设定，国家机关掌握，同时必须公布于百姓。

（3）法是关于赏罚的规定。在法家的著作中，法与刑赏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他们将法称之为赏诛之法和赏罚之法。在两者中，法家偏重于罚，认为赏依附于刑，是刑罚的辅助，因此法家又将刑罚作为法的中心内容，认为法是刑罚的系统化、固定化。

（4）法具有强制力和制裁力。法的表现不是引导式的教育，而是惩罚性的禁令，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经常将“法”与“令”结合使用。法与令都具有禁止性，从消极的方面进行强制，而儒家则偏重于“礼”，从正面进行引导。法令的强制性在法家理论中表现为强制的制裁，这种制裁不是良心或道德的谴责，而是残酷的刑罚和赤裸裸的暴力。

(5)法律要公正、客观。他们认为法律应该像量长短的尺寸等度量衡一样，作为人们的准则，并且对任何人一样客观公正。在春秋战国时代，宗法等级制度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再加上儒家的引导，礼治依旧是主要社会控制手段。而法家从“道”的角度出发，认为“道”对世间万物是平等的，因此法律应顺从道德要求。

（二）法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的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 ①② 《慎子·佚文》

《管子·禁藏》 ③ 《韩非子·难三》

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可见法律的作用是以定分的方式来保护财产所有权，制止纷争。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禁暴是指以法律为手段镇压民众的反抗。

“君尊主尊，独制四海”。即法能保证君主的至尊地位与专制权力，韩非子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权制独断于君则威”④的思想。明确指出法能保证君主的专制，防止臣民反抗。

（三）法的起源 法家认为，法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在人类社会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靠自然生成的习俗保持社会的秩序。正如恩格斯所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里描述的：“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者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家庭经济都是由若干个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庭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构，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都调整好了。”即然这样，法律又是在何时出现的呢？按照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识到法出自“下世”，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生产生活资料占有的不平衡性也必然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占有生产生活资料的少部分人就会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财富，法律就来到了人间。

二法家的重刑主义

法家重刑思想是法家法治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思想，其理论价值彰显了法家思想家们思想争鸣的本意：长久的保持君主专制统治，实现富国强兵。法家的重刑思想源于春秋时期子产“宽猛并用，以猛为主”的思想。以重刑打击守旧势力镇压人民的反抗，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是法家经常推行的政策。法家人物当中，商鞅和韩非在其各自著作中都不吝其辞、极力赞美重刑主义，并提出系统的重刑主义理论。

法家的重刑主义是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为基础的。商鞅既是第一个系统提出人性“好利恶害”观点的人，又是最早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重刑论的思想家。韩非继承商鞅的“重刑论”和“好利恶害”的人性论，系统分析了使用重刑的必要性。韩非《韩非子·六反》解释说：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 ④ 《商君术·修权》

之所加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重与轻不只是以刑罚的外部形式为标准，而是以能否止奸为标准。足以使臣民畏其罪而不敢犯的刑就是重刑，不足以使臣民惧怕，民知其刑仍旧犯法谋私的刑就是轻刑。

法家使用重刑的基本的思路是:“以刑去刑”。法家重刑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确保让犯罪人必然遭受重刑。这也就是商鞅在《商君书·赏刑》所要求的“刑重而必得”，韩非在《韩非子·奸劫轼臣》所说的“诛重而必”。为什么一定要“必”得、“必”诛呢?因为是否必罚是刑罚能否发挥禁奸止过作用的重要条件，是使臣民选择不犯罪道路的重要条件。韩非认为，“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犯罪而不'必得'，就会出现像《商君书·算地》“小人辟淫而不苦刑”，从而助长小人的“侥幸”心理。既然犯罪不一定受罚，却一定得利，按照权衡利弊的逻辑，人们自然会为得利而去犯罪。诚如《韩非子·八说》中：“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诛”，人们权衡的结果才是为犯罪害大于利，才会做出不犯罪的选择，重刑才能真正发挥禁奸止过的作用法家使用重刑的方法是“告奸连作”。告奸连坐。告奸连坐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赏告奸，另一方面是连其罪。商鞅在《商君书·开塞》中提出:“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夫”，他主张赏告奸，用投之以利的方法诱使百姓告发违法犯罪的行为。他把这种方法称作“以奸民治良民”。“合而复者”为“善”民，“别而窥者”为“奸”民。用奖赏鼓励人们相互监伺，调动国家机器之外的百姓举告他人的奸恶，就能使国家更及时、更无遗漏地发现犯罪者。所以，他在《商君书·开塞》篇里自信“任奸则罪诛”，《商君书·说民》“以奸民治，必治至强”。商鞅不仅在理论上认为赏告奸是可行的，而且实际地采用了这种办法。韩非说商鞅在秦行“赏告奸”之法，《史记·商君列传》对商鞅的变法之令有“告奸者与斩秘首同赏”的记述。赏是诱使人们告奸，但赏不能使所有的人对所有的犯罪都去告发。商鞅在主张赏告奸的同时，也提出了迫使人们不得不告奸的办法，即连坐。他在《商君书·赏刑》不仅说：“重刑而迁其罪，则民不敢试”，而且还提到连坐的三种情况：一是职务连坐。“守法守职之吏”有犯罪行为时，“周官之人”不告发者连坐。二是家庭连坐。家庭成员有人犯罪，其他人不告发的，也要连坐受刑。商鞅认为，“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的“至治”'就是用这种连坐之法换来的。三是邻里连坐。其办法是把民按什伍编成小的单位，让同伍同什的人相互监督。《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曾“令民为什伍，而相牧伺连坐。”《索隐》曰:“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按《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商鞅不仅设计了而且也实行了连坐制度。其基本要求是：“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韩非对商鞅的告奸连坐之法做了总结。在他看来，知奸之术的核心是“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实行这种办法主要是想让百姓为自己的不受连坐而举告他人之罪，因恐于耳目众多，犯罪难逃而检点自己的行为，抑制犯罪的欲望。

三“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

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四法治与人治的对立

儒家的“人治”主张认为在治理国家过程中“人”起决定性作用。而法家则强调“法”而不是“人”，他们抨击人治其实是统治者随心所欲的“心治”和“身治”，以个人的感情为基础，必然随心而定，也必然随心而变，没有客观的标准。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看出法家“法治”的含义：反对“礼治”，追求法的平等性；反对“德治”，追求法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反对“人治”，追求法的客观性和稳定性。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法家的“法治”与西方的“法治”有很大差异。首先，法家所主张的法律是君主制定的，君主掌握着立法的全部大权，如《管子·任法》中说“法生于君”，因而这些法律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威和利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西方法治则强调法律要从公众利益出发，考虑大多数人的意志。其次，在法家的法治理论中，权力和法律是二元并立的，而且法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权力，法律是权力的从属物，没有约束力，进而导致将法治变为暴政。在西方法律与权力是相互对立的，法律的产生就是为了约束权力，防止其过度膨胀。

最后，法家推行法治的目的是“以刑去刑”，用严酷的刑罚使民众不敢犯法，最终达到消灭刑法的目的。而西方的法治却是通过法律来约束国家和民众的行为，最终确立法律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

由于上述主张，法家法律思想的特点有：法家主张变法，反对因循守旧。主张“以法治国”、“一断于法”；倡导富国强兵的政策；实行君主专制，法、术、势相结合；提倡性恶论和进化史观；使用了统一的概念，范畴。

五对后世的影响

法家提倡的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权，以及主张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这对后来2000多年的皇朝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后世的统治者根据法家的君主专制思想建，立了一套统治秩序，国君高高在上，其统治地位不可动摇。同时又建立了庞大的官僚队伍，为国家的统治服务，君主则运用法、术、势进行监督。

法家的“一断以律”、“法不阿贵”的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世的许多官吏秉公执法、直言不讳，为了国家的统治利益，敢于同权贵斗争，敢于冒死相谏。这种天下为公的精神可以说与法家思想一脉相承。

法家思想特别重视法律和法学一般理论的研究，许多法家的代表人物对法学理论有着自己的见解。这使法学得到发展丰富了中国古代法和法律思想。同时法家还重视法制建设，在立法、司法的实践活动方面成就颇高。

法家主张法律稳定和统一,公开颁布法律,反对议事以制,所以他们主张法治的前提是必须有成文法,要求制定准确、规范且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法典。促进了中国成文法的确立和发展。

形成了依法断罪的传统

古代法律在适用过程中最早施行的是议事以制,即以合适的判例来断案,而不公开颁布成文法。经过先秦时期法家的大力主张成文法成为主要的法律渊源。为了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西晋时期刘颂主张律法断罪,皆当以律令正文为主。《唐律疏议·断狱》“诸断罪具引律令格式正文”条规定:“诸断罪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杖八十。”《大清律例·断狱》“断罪引律令”条律文规定:“凡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笞三十。若数事共条,止引所犯罪者,听。其特旨断罪,临时处治不为定律者,不得引比为律。若辙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可见,中国古代的统治者要求官员在断罪时都要引用成文法。依法断罪要求官员在适用法律时必须遵守预先公布的国家法律,在无律可引的情况下,才能依照判例来进行判决。这实际上是要求官员必须要服从君主个人意志,维护封建统治。由于成文法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进行规范,所以成文法具有其僵硬的一面。案件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又会导致以类推比附的手段来断案。总之,依法断罪一方面维护着法律的稳定,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古代官员自由裁量的权力,它维护了君主的个人意志。

先秦时期就形成了法律公平的思想,后世的思想家把法律视为布大信于天下,法律是公和信的象征。保证刑当其罪,维护法律的稳定。法家思想推动了法律公平的实现。

从古代刑罚体系的发展和演变的历程来看,中国古代法律具有残酷性的特点。这与法家所主张的重刑的思想有着一定的联系。“法治”成为统治阶级进行暴力统治的工具。法家把刑罚看做是对犯罪之人的报复,刑罚也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秩序的目的,所以中国传统社会里刑罚是比较残酷的。对后世造成了不利影响。但它使后世统治者实行仁政，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动了历史进步。我认为，总体而言法家思想利大于弊。

参考文献：《百子全书》，浙江人民出版社。

《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国法家》，新华出版社。

《诸子百家》，同济大学出版社。

《中国法律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