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家治企 儒家用人 作业整理稿
法家治企 儒家待人
阿里巴巴的马云在不同场合多次公开表示，他信守“员工第一，客户第二”的原则。这短短的8个字深谙了企业管理哲学中的精髓。
“法家治企，儒家待人”，即法家制度管理企业与儒家思想人本管理的“刚柔相济”，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在企业管理中最为深刻的体现。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管理文化长久以来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法家管理文化对现代管理具有指导作用。韩非子的“法”思想为我们提供企业制度建设之道;“术”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制度执行之道;“势”思想,对我们形成卓越的领导风格提供了借鉴。法家管理思想是我国古代众多管理思想里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支。历经2500余年，法家的管理思想至今仍在影响着后世之人，并和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其他流派之间取长补短、相互交融。时至今日，对我们的现代企业的管理工作仍然产生着极其有益的的帮助。
管理者若能很好地把法、术、势相结合，领导的位置就不容易被蒙蔽，而下级也不会因为没有制度的约束而作乱，才能轻轻松松做领导。如果你就职于政治、管理或商业竞争等领域，要想从传统中吸取轻松驾驭局面的智慧，那么法家的领导艺术是你不二的选择，它可以使你表现出色，所获不菲。具体来说，法家智慧对于我们今天企业管理者的启发有如下几点——
1、法治理念与完善的管理机制
韩非子作为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法家的始祖与集大成者，在管理学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企业的管理应当要建立成熟的完善的可操作性强的管理机制。非但如此，法家诸子还倡导法治的“公平、公开、公正”的执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该流程方案需固化，5年内任何人不得擅自改动”(非原话)这是任正非在华为起初聘请咨询公司量身定做其营运流程与管理机制之初给华为中、高管理层的执行批示。在中国众多民营企业当中也唯有任正非对韩非子的“法治”理念理解的独到与执行的雷厉风行。或许，这也正是华为企业能不断取成功并挤身国际知名企业行列经验之一吧。
2、不要依赖人治 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已乎根深蒂固了。因此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过分夸大或者说过于依赖“人治”，抑或是英雄人物了。孰不知，人却是尘世间最不可靠的了。所谓的德才兼备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罢了。那种企图靠人的“忠诚”来维系企业管理的想法，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在人变得越来越浮躁的今天的确是过去时了。而韩非子所主张的“法治”-----结合企业实际，建立建全一套成熟的完善的可操作性强的管理制度，再假以不折不扣的执行力，或许才是当下企业管理迫切需要反思与笃行的真理。
3、执行力
或许当下的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它们也许真的不是缺“法治”的环境或者说基础，在我看来更多的是缺失所谓的“执行力”。所谓执行力，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如果能做到像商秧执法一样“王子犯与庶民同罪”，公平、公开、公正的执法，或许企业的执行力自然就有了。当然，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得要因地制宜，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讲究执行的艺术性、灵活性，或许身为执行者才不至于落得像商秧一样“作法自毖”。
当然，也有很多企业老总和专家学者并不认同法家的观念，亦有儒表法里，儒法互补，儒道互补的说法，其中推崇“道家治企”、“儒家治企”的更是不在少数。但无一例外均不否定“儒家待人”。企业管理虽涉及战略、规划、营销、市场各方面，归结到底，本质上仍然离不开“人”的因素。因此，“儒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一是崇尚无为而治，一则强调“法、术、势”，两者都可以用来作为创业期间“打天下”时企业的管理手段，且卓有成效。但打完天下后，儒家思想便会成为企业平稳发展中的重要支撑。目前大部分运行良好的企业发展规律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诸多企业家争做“儒商”，亦与此不无关系，自有其深远的意义。
中国企业管理中传统文化的因素和根基依然相当深厚。目前来看，中国的企业文化在与国际交流中最有生命力的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那部分，中国企业最适合的管理方式也在于此。其实整个东方的企业都是如此，更加强调“人性”的管理，如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的作用，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
事实上，现代西方的管理者在不断探索和完善企业文化的行为能力的过程中，纷纷将探索目光投向了东方文化，并认为以儒学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其中的德治、人尊、人际关系等思想非常先进，代表了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最终趋势。因为，无论是六西格玛还是所谓的博弈管理理论等西方著名的管理理论，针对的都是具体的项目管理，而不是企业文化管理――这恰恰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关键所在。
然而，现在有很多中国企业将改变企业文化当成一种管理时尚，这是值得商榷的，许多企业的确需要改变其根深蒂固的行为习惯。但是，现代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认为，改变企业的某些不良行为，似乎与改变传统文化无直接关系。
无论是内地近年成长起来的私人企业，还是港、澳、台及东南亚久负盛名的华人企业，他们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成功的文化底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新兴崛起的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式企业，这就更需要传统文化来辅佐其管理企业。毛泽东曾经说过，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其实，一个没有从根上、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企业，也根本不能成为国际性的企业。如果要谈中国企业未来宏观层面和管理方式上的核心竞争力在哪？我认为就在于此。
儒家企业伦理以人性化管理为主要特征，法家企业管理以制度化管理为主要特征。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证明，采用儒家企业伦理与法家企业管理相结合的思想进行企业管理，能很好地促进企业的成功。“法家制企”(制度化管理)与“儒家待人”(人性化管理)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制度化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手段规范员工的行为，人性化以其感召力和劝导力提高员工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个企业离开了制度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为了更好地约束和规范员工行为，让员工明确自己的岗位和职责，就要依据管理任务制定合适的管理制度。如果说制度是无情的话，人则是有情的，如能实现人本管理和制度管理的和谐平衡，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模式。要在制度与人本之间寻找一个更好的平衡点，更好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企业创造更大的效益。
企业管理要实行制度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的统一
企业管理要实行制度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的统一。对于年轻富有朝气的企业来说，决定了它的管理模式就是必须运用制度化夯实基础，体现的就是刚性管理制度的建设，它是管理的基础?用人性化来升华管理，体现的就是柔性管理的人性化建设，是管理的最终目标。
1、制度化是企业管理的基础
中国古代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管理思想，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亦相结合，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即包括管理的本质观、目标观、行为观、组织观、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中国的法家理论认为，好逸恶劳是人的天性。根据这种理论，依法治企是公司管理的首选。在管理中，首先必须进行刚性制约，就是在管理活动中依靠各项规章制度，强制性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无论是“正激励”还是“负激励”，都应是从严管理、偏重考核、奖勤罚懒。企业不仅要建立具有保证工作要求的员工手册和各项工作制度，还要建立起具有调动工作人员去实现目标的有效机制，包括责权机制、制约机制、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因此，企业首先要进行刚性的制度体系基础建设，其作用是约束公司员工的日常工作行为规范，教导员工遵章守纪。对各个工作环节，公司要制订详细的职责说明及明确的岗级规定，让每位员工有章可循，真正做到管理制度完善、各种流程顺畅、业绩考核到位，体现制度的约束性、监督性、控制性、统一性和公平性。
2、人性化是管理的升华
儒家思想主张“仁”道，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他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深刻体现了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因此，企业经营者要重视人的价值和人格，即“民为贵”；要正确把握人性的本质，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企业要关心人、理解人、重视人、依靠人、尊重人、凝聚人、培育人，最大限度地开发企业的人力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得道多助，天下顺之”。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是一种柔性管理，必然赢得全体员工的拥护。
3、以儒家思想引导人，以法家思想约束人
制度化和人性化是相互联系的。在制度建设中，要注意制度的人性基础；同时，在人性管理中，要把遵章守纪作为员工的最基本的要求提出来，使“法家治企“与“儒家待人一能够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法家治企”与“儒家待人”在现实管理当中，既是相互矛盾，又是密不可分的。如何把握二者关系，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十分重要。体现在企业管理中，就是如何让员工理解并接受制度化的刚性管理，又能领会领导风格以及人性化的柔性管理，让员工欣然接受。
制度化管理和人性化管理在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制度化管理师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性化管理可以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加强制度化、人性化管理可以促进企业文化建设。
总之，中国人是崇尚太极的民族：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以在注重制度化建设的同时，也要合乎中国人的文化习俗，实行人性化管理。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易行，易行才能成功。采用“法家治企”(即制度化)与“儒家待人"(即人性化)相结合的思想的管理方式符合东方文化“刚柔相济’’、“仁者爱人”的内涵。所以说，这种有效的管理方式是重塑员工行为的良方，更是企业兴旺发达的关键。
第二篇：企业管理与道家儒家法家思想
企业管理与道家儒家法家思想
道家思想：清净无为，遵行客观规律。
儒家思想：“人之初，性本善”，注重教育启发，主张和谐。
法家思想：“人之初，性本恶”，执行文化，一切按规章制度办事。
企业管理从层次来看主要分三层，通常都叫高层、中层、基层，不同的位置要有不同的心态和性格，好的团队应该是什么样的性格呢？
高层管理人员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决策层，是把握企业前进方向的舵手。应该具备道家清净无为的性格，无为不是碌碌无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遵行事物发展的客观。要有战略的眼光去思考问题，去思考为与不为的界限，比如法律、成本、规划。一般而言，那些不为的是无害的，但机会成本绝不能忽视。如果不为是因为弱点导致表现不佳，就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变、提高，如找一个互补的合作伙伴，甚至变换一个职位。
中层管理人员是连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基层管理人员及一般员工的纽带，是贯彻企业经营战略的关键。中层管理人员应该主张儒家思想，即中庸和谐，沟通上级、下级，也要平级沟通，企业的和谐主要是依靠中层干部来实现的。中层管理人员要能理解企业高层的决策，还要依靠技术技能给予下级专业技术上的指导。儒家思想的主张逐渐成为技能要求，流行的“木桶理论”刚好可以用来寻找中层管理人员在管理技能中的不足，通过培训可全面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整体绩效。
基层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是企业组成的重要基础。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态度往往也决定了他们的工作业绩。法学思想主张一切按规章制度办事，强调执行力，正是日常工作顺利开展的保证。基层每一个员工都应该做好本职工作，在本职岗位上争创一流，任何岗位上的一流员工对于企业而言都有最宝贵的财富。
易经告诉我们要讲究平衡，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样是一个平衡的过程，公司与员工、员工与员工、公司与客户、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等，在一个团队里，管理者既需要魄力和权力，更需要胸怀和宽容，人与人之间需要个性互补，能力互补，知识互补。在企业不同的管理层具备不同的个性思想，交溶互补，这就是梦幻团队。
第三篇：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比较
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比较
摘要：我们今天讲构建和谐社会，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有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有无有以及人之幼”的和谐蓝图与和谐之愿；又说要建立法制社会，推进法制化进程，而在公元前两百多年，韩非就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主张以法治国，“认为以法治国，举措而已。”儒家和法家作为先秦时的两大重要思想流派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般。儒家尚礼，法家重法且尤种刑，但两者异中又不乏共同之处，探讨儒法两家的异同并从中总结出了两者各自的优劣从而扬起所长避其所短、兼采二者之优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不无裨益。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变；凡育所学，皆成性格。政治思想作为政治和思想的结合物，既有政治的广度又具备了思想的深度，既给人史的明智，又给人诗的灵秀既让人有数学的周密，又让人有科学的深刻，还使人不乏伦理学的庄重与逻辑修之学的善辩。；历史证明儒法两家就是涵盖了政治是思想这一特质的思想流派。
一、儒、法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姑且不论道从何来，一、二、三优势什么，可以推知的是：万事万物皆有因果。追溯先秦时代的历史，儒法政治思想之“果”产生的因由。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各诸侯国在华夏大地上纷纷兴起，诸侯国各霸一方，王权被削弱，各诸侯国之间为争夺土地和人民展开了残酷的斗争，烽烟四起，连年战乱，生灵遭殃，百姓涂炭，中华大地陷入了分离与征战的局面。乱世造英雄，也造就了一大批的思想家，面对混乱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纷纷招徕门徒，宣扬自己的思想，希望借此来实现自己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墨子用“夏政”，道家“无为而治”，法家立言，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诸家思想应运而生。
儒家产生于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三位思想家为改革时弊、实现天下太平，分别提出了诸家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孔子尚仁、礼，孟子主张“仁政”，荀子认为当礼法并用。法家也产生于礼崩乐坏、诸侯国割据称雄的先秦时期，前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一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后期代表人物是韩非。前期法家中，商鞅重视“法”，申不害重视“术”，慎到重视“势”。后期法家的代表是法家的集成大者，在继承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的前提下创立了法、术、势皆用的政治思想。
二、儒、法政治思想的联系
两家除在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相似之处外，在思想观点上也有某些共同之处。无论是孔子的“仁”、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礼法并用”还是法家的“法”“术”“势”，其服务的对象都是统治者，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扩大自己的通知权益、加强对百姓的统治力度的一种策略。儒家随在法体上属于人治——博施济众、立人达人，但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在主张治人的同时又提出了治法：一曰用人之法，二曰劝禁之法，三曰正名之法。荀子的礼治思想，究其实质实际上是礼法并用，如《荀子·王制》说：“礼仪者，治之始也”，《君道》则曰：“法者，治之端也”，意思是说礼仪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荀子·劝关键词：历史背景 联系 区别 “德”“法”结合 标本兼治 说》又说：“礼者，法之大分，内之纲纪也”。认为二者之中，礼是第一位的，制定法律应以礼仪为依据。尽管荀子之“法”与法家之“法”内容与本质都不一样，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却是有史实为据的，如法家人物韩非与李斯皆师从荀子、拜在荀子门下。
法家起于儒家之后，据有关的资料，法家的思想的一部分还是由儒家蜕变而来的；李克是卜商的弟子，商鞅向李克习法径，二卜商出于孔丘之门；吴起在魏国做官时，其施政之分类于法家，《吕氏春秋》说他求学于曾子；“盖儒家正名之义，施之于士大夫为礼，行之于庶人为刑，及宗法大坏，礼失其用，正名之旨遂浸趋于刑法”。
三、儒家与法家政治思想的区别
儒家与法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治国之道上，儒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法家则是重视法律的作用，主张“一断于法”。此外，在君民关系问题上，儒家与法家也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从治国之道来看，儒家重德法家重法；儒家重贤，法家种刑。
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德治，《论语·季氏》有言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说的是如果统治者自身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并且依据优良的道德品质来治理国家，以优良的道德品质来影响民众，就可以获得民众在心里上的支持。继孔子之后，孟子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性善论出发，主张在政治上实施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认为，仁政是治国的基本原则，能否行仁政是决定一个国君能否得人心的核心因素，是一个国家成败的得失的关键。为此，孟子把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政治兴亡的根本原因都归结为统治者能不能行仁政；“三代之得天下者也，以仁；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与孟子相对的，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从性恶论出发，荀子重视礼的作用，主张实行礼治，试图通过隆礼，建立安定的政治统治秩序和健全的政治制度。
无论是孔子的德治，还是孟子的仁政，亦或是荀子的礼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觉悟基础之上的（荀子尽管认为人性本恶，但毕竟可以化性起伪，并不是无可救药的）。《大学》中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是对儒家重德的最好概括。
法家重法在前期代表商鞅和后期代表韩非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商鞅认为，法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只有实行法治，国家才能安定，治理国家不可一日无法：“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被民也。为治而去法令，尤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韩非认为，治理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如果以法治国，任何事情都好办——“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在韩非看来，法的重要性体现为：首先，法律是全体臣民的行为规范，“一民之轨莫如法”；其次，法律是制止社会**的有力工具，只有实行法治，才会避免人与人之间的争夺；第三，法律是惩罚犯罪行为的唯一准绳。
与重德和重法相对应的，儒家与法家在治国之道上的另一个不同点是儒家尚贤，主张选贤任能、任人为贤，而法家则主张严刑重罚，“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不起”。
其次，在君民关系问题上，儒家倡导“民本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法家则主张君主至上，恶、认为君主的利益高于一切，民众的存在价值就在于能为君主说利用，在处理君民关系时，儒家主张统治者要对人民实行“仁政”，对人民采取休养生息政策，采取比较温和的措施来缓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对劳动者采取比较慎重、“以其所重禁其所轻”的目的，认为君主对待民众不能行爱道，只能用权势使民众绝对地服从。
四、儒家、法家各有所长，各具其短，“德”“法”并用才能修内治外、标本兼治。
儒家主张的“德”注重的是人的内在修为，由于人所具有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在缺乏强有力的外在制约的条件下，这种德治无疑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不可能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的。而法家的严刑苟法脱离了仁礼的教化，最终无法使民众心甘情愿地臣服于统治者的残酷统治，严刑峻法之下，民众或者揭竿而起，以载舟覆舟之势将残暴之君推翻，即使暂时无揭竿之力而只能臣服，也会“不敢言而敢怒”对暴君道路以目、对暴政怨声载道。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使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使事物变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且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儒家的“德”使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体现，是内因，法家的“法”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外在制约，是外因。儒家过分强调“德”的作用，忽视了“德”起作用的外在条件；法家的法过分夸大了法律的作用而忽视了让法律起作用的根本。因此，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无法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无法使国家长治久安，有“德”无“法”则国乱，有“法”无“德”则民反，历史上周王室的衰微、秦朝的灭亡可做为前车之鉴。历史上也确实有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实现大一统的。但此时的“儒”也并非先秦之“儒”，而是经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况且汉武帝时，虽明倡儒学，但实际上皆采百家，杂用王霸，而且武帝的政治思想有四大突出的特点：求变，求治之本，德刑皆用，任贤。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反思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国家的治理而言，“德”与“法”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二者不可偏废其一，既要借助儒家的“德”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的自身修养，促使社会成员自觉地遵守“法”以约束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也要通过法家的“法”促使全体社会成员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必依，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促进“德”的完善。以“德”辅“法”，以“法”促“德”，如此“法”才会越发完善，“德”才会日臻完善。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传承中继往开来，构建和谐社会更多是对儒家之“德”的继承和发扬，建设法治国家则是对法家之法的纳旧赋新。有了“德”与“法”这两只相辅相成的轮子，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列快车必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突飞猛进、取得骄人的成绩！
参考文献 萧公权·《中国的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何周华·《对儒家法家政治思论的评述》 摩尔（J·H·Moore）·《蛮性的遗留》，李晓峰译，海南出版社，1993年 《中国政治思想史》，曹德本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06政教 200640511023 何海英
第四篇：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推荐）
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
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各有不同。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刑法思想中内容最丰富的部分。这两个学派的刑法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刑法思想的基础，也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发展的指导思想。
从夏商时代的神权法思想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法律思想，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法律也在不断确立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主流地位。
春秋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开始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他所主张的贤人治国、德礼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原则作为一种朴素的法律精神在当时获得了可靠的市场支持。
随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及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在各自的学派中也详尽阐述了他们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为后来法律在中国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孔子、老子、韩非子等人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也可以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法律工作者。
由于所处的社会阶级不同，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也明显带有各自阶级的色彩。儒家追求礼治，法家则坚定的信奉法治。
儒家的礼治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礼法传统，强调家国一体、孝悌为本的宗法观念。家族伦理、亲亲尊尊、明德慎罚、中庸之道成了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和最高价值标准。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鲁国及春秋各国的教育事业，其所提倡的以仁为本的主体思想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行为规范。
跟儒家明显带有官方性质的传道、授业、解惑相比，作为史上最著名的隐士，老子的思想则更容易获得来自民间的支持与认同。在许多自然与社会现象无法得到足够的科学支持的背景下，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开始在当时的社会中大行其道。老子认为“道”高于仁义礼法等一切规范，仁义礼法等社会人事的有为都不如“道”的无为，只有“道”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与最终归宿。
对于儒家思想，尤其是道德观，道家批判起来绝不留情面。李耳、庄周等道派代表人物在一种自我营造的乌托邦的氛围中，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为后人留下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法律虚无主义的光辉思想。
春秋之后，土地私有制势不可挡，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原有的社会关系开始逐渐被新的秩序所代替。儒家与道家所树立起来的法律规范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在这样一个时代更迭的历史时刻，法家出现了。他们坚定地团结在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封建新兴地主阶级周围，重新定义法的概念、性质、起源以及作用。推行“以法治国”的全新理念，彻底摒弃了儒家“贤人治国”方针政策。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认为，法是以刑罚为主要手段，依人们的等级名分而确定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制定公布与执行，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成文的行为规范。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必须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对儒家的道德教化以及道家的无为而治不屑一顾，极力主张法律的强制手段才是统治阶级江山永固的唯一法宝。
当然，作为封建专制社会，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的根本都是试图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定的社会等级制度。
儒家治国的最高目标是要达到以宗法等级为核心的礼治局面，道家治国的最高目标是要通过无所为无所不为的理想主义方式实现江湖一统、秩序永存，而法家治国的最高目标则是要建立以郡主专制为核心的国家最高暴力机关，以达到法治的局面。
现在看来，法家的法治主张更符合战国时期的时代要求，法律思想也基本概括了法的内部属性，初步完成了从神治到人治到法治的过渡，法家的法律思想已经依稀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法律的影子。
第五篇：儒家 道家 法家管理思想的区别
儒家 道家 法家管理思想的区别
上海交通大学
陈昊闻
摘要：作为先秦时代的三大主要思想代表，儒家道家和法家在对管理的理解上有所不同。本文简要介绍了三家的思想内容及其在管理学上的体现，并横向进行比较，来探究先秦时期几种主流观点对管理学的理解。
关键词：儒家 道家 法家 管理思想
一．儒家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儒家的根源可追溯到周朝，在先秦时期孔子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使其在几千年来不断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在儒家的思想中，其基本精神是人性本善论，儒家讲究以人为中心，讲究以德服人，讲究以教化为手段，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儒家思想强调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达到其目标： 1.政治与伦理合一的思想
儒家思想中，人不仅是根据个人行为利益最大化来制定决策，而是在复杂的2价值取向下进行综合的评判和抉择的个体，即人不仅仅是作为经济人，而更是作为社会人的存在。根据这一点，儒家曾数次被统治者奉为全社会共同文化的价值取向。统治者们希望通过儒家的这一思想的宣传，来创建一个全社会成员所共有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准则，来保证所统治的社会秩序稳定和正常运转。儒家也确实能做到这一点，大多数的官员以及知识分子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推动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平稳发展。2.礼的思想
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礼不仅仅代表了礼仪，典礼的意思，还代表了一种各得其所，秩序稳定的思想。孔子认为，庄重的礼仪会使人虔诚，有所敬畏，所以制定了包括祭天祭祖，节庆婚丧等各类活动的及其详尽的礼仪流程，来规范各个不同角色的行为，达到各得其所，秩序稳定的目的。从这一点来说，礼可以看作是儒家体现其核心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贯彻其思想的一种工具。
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儒家看来，平天下要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只有每个人修身养德，家庭才能和睦，社会才会有秩序，天下也才能长治久安。这个思想也体现了儒家认为个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元素，体现其对人的关注。儒家认为，构成社会的稳定和正常运转需要从个人这个基本元素入手。只有使每个人都自发地遵守其制定的秩序，才能更深刻的在国家层面贯彻其理念，最终达到用儒家理念治国的目的。二，道家思想的基本内容
道家思想的主旨，基本上是以“道”为中心的无为而治的思想。道家所谓的道，其实就是一种支配世间一切事物活动的基本规律。道家认为应该自发的遵从这种规律，根据自身对道这个观念的理解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动。道家的思想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体现： 1.无为而治
人们往往会误解道家“无为而治”的内涵，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无作为观点。其实道家无为而治的真正内涵，是不做出有违自然规律的事，在最大程度上主动顺应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这一角度来说，道家的无为而治其实是一种积极的思想。2.戒除干涉的思想
道家认为，人与人有着差异性，所以很难有一种绝对的规范可以治理所有的人。因此治理过程中既不能施力过猛，又不能太过宽松，在对待任何事物时都应该顺应自然，顺应人情和天理，应戒除任何极端的举措。三，法家思想的基本内容
与儒家思想相反，法家强调的是人性本恶，法家讲究以“刑”为中心，来规范人的行为。法家重视建立制度，通过奖罚来树立权威，达到被管理者服从管理者的目的。法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体现在以下几点： 1.自利论的观点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人性自利，即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向着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的。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就会发生种种损害他人的行为，法家认为要避免这种行为的发生，就需要制定严格的法来制约。2.抱法处世则治
法家观点认为，应该用法度的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与思想。韩非子把法作为规范社会秩序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下面，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例外，否则法的权威性就会受到损害。所谓”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就是在强调这一点。四，儒家道家法家管理思想的区别
通过前面论述可以看出，在思想方面儒家和道家思想相对来说比较接近，都是站在人性本善的角度来实行管理。儒家讲究通过礼和教化来激发人心中的善，使其行为得到规范，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道家讲究无为而治，认为社会秩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稳定，无需做过多的事来加固或改变这种稳定，所谓管理只是约束越过这种稳定的少数人，即无为而治。法家则与上述两类观点相反，认为人性本恶，人的行为是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而这种行为又会妨碍到别人的利益，所以应该用严厉的法度来规范人的行为，从而避免损人利己的行为，达到社会的正常运转。
参考文献 【1】《道家儒家法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王芳华 高松
《上海管理科学》2004年05期 【2】《儒家法家道家管理思想浅析》 刘洪华
《企业导报》2010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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