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

第一篇：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

一、封建法律史中的儒家思想之起源（汉律儒家化之封建思想史背景）

（一）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1）汉律儒家化之历史背景

（2）汉律儒家化之思想背景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1）立法指导思想之表现

（2）律法方面之表现

（3）司法方面之表现（浅谈春秋决狱）

3、汉律儒家化之历史影响

（二）浅谈唐律之儒家化

1、唐初立法之历史背景

（1）随末唐初的历史背景对立法者之立法思想之影响

（2）汉律秘唐初立法思想之比对，注重民事立法完备（荀子之舟水之说）

2、唐律儒家化之具体表现

（1）立法思想方面

（2）律法之儒家——屈法伸礼以维护家族纲常伦理·家庭财产支配权，连坐制度。

（3）司法之儒家化

3、唐律在秋国法制史上的影响

（1）以礼为立法根据

（2）以礼为定罪量刑标准（上犯下，下犯上）

（3）以礼注释法律

三、在当今法制社会如何看待汉唐法律儒家化这一历史现象

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

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思想想之起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一）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汉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正是从董仲舒开始，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既然说从汉化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或者说是其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及行为，那么儒家思想又是如何达到这一登峰造极之效果的呢？这便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并为汉武帝采纳，进而董仲舒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又为汉武帝采纳开始的。

1）汉律儒家化的历史背景

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中心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似乎有些力不从心，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演。据此，统治者急需一种比黄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温柔的手段来施行统治。汉武帝提出“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书，而董仲舒对以《春秋》大一统之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大德施教化，辅之以刑罚，即德主刑辅，为武帝采纳，至此儒家思想重登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2）汉律儒家化的思想背景

汉初七十年，统治者施行以黄老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的统治，终于达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但在丰富的物质基础之上，旧有的法律已不足以调解基于人们丰富的物质财富上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各诸侯实力的强大，而又各自为政甚至蠢蠢欲动对中央集权统治的威胁更是愈演愈烈；针对这种形势，董仲舒指出了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应以儒家经典《春秋》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儒家礼治思想钳制社会思想和行为。另外，又结合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看到法家思想只能“诛恶”而不能“劝善”的弊端，提出了《春秋繁露·基义》中“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即“德主刑辅”之说。以顺应统治者的需求。

董仲舒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不为重视的历史，于是将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法家的“三纲”结合，更系统地将“三纲”论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思想赋之以阴阳家神秘化的表述结合起来满足统治的需要。

也就是说董仲舒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进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随着董仲舒的观点被汉武帝所接受，董仲舒也因而晋身于统治阶层中较高的位置，进而对立法、司法有着重大影响，也因此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和思想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在立法指导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的君权神授思想，将皇权神化，认为皇帝是百姓与上苍的中介，或者说代理，可以代天行赏或行罚。皇帝的至尊权威不受任何侵犯，否则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凡是侵害皇帝个人和皇权统治的行为均视为最严重的犯罪。均构成“死罪”，如“欺漫”、“诋欺”、“诬”、“废格沮事”、“诽谤”甚至“腹诽”和“阿党”，“通行饮食”、“见之故纵”等罪名，有一些是对皇权统治构成危胁的罪名但更多的是对皇帝个人权威的法律保护，即皇帝个人代表了国家意志。这与以后儒家强调皇帝的权威是分不开的，而董仲舒则利用神化将其合法化。本来法律是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儒家化的汉律则首先赋予皇帝特殊的人格，不受任何限制。其至尊地位，在法律上规定任何侵犯皇帝言行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甚至心理活动都不可以，如“腹诽”罪即在心里诽谤朝政，大臣颜异因此而被杀。这正是儒家重视内在修养这一特点在立法上的表现，儒家思想中的“八目”相当重视内在修养，而儒家化后的汉律也将心理因素做为犯罪与否和犯的是什么罪的依据。针对保护皇权的法律就更是如此。

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之思想，法律教育互补说，而非单纯的惩罚目的说，也据此减刑了许多肉刑，使犯罪者得以改过机会，而非将其处死做为处罚目的。他主张以德教为主，兴办学校，提倡儒家教育，把犯罪苗头从心理上消灭掉。而刑罚只是辅助之作用，而不象秦朝统治以刑罚多、刑罚重，一味强调“刑以杀为威”，并且以刑罚做为目的而忽视教育的作用，这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吸取了秦朝残酷统治的历史教训，结合西汉初年统治阶层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取其中间位置的德主而刑辅，即不单纯采取法家单纯的苛刑重典不近人情的惩罚目的学说，又不单纯的以教育为唯一方式，而是采取了儒家所谓中庸之说有主有辅，而孔子的刑罚教育目的学说在这里发挥了极大作用。孔子的认为教育以德礼教化百姓，便可达到“礼仪之邦”无为而治的目的。而对于那些“斗筲之性”的人则刑罚，而这种人只占少数，因此以德礼教育为主，刑罚为辅即可将统治推向仁政，因此在汉朝的立法上比秦朝更倾向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和家庭伦理观念的约束。其思想实质便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这便引出了——礼律融合，三纲五常的尊卑思想指导立法或者说是指导了法律的价值取向。

“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这一法家著作，而“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董仲舒之后的《白虎通义》中。不过对“三纲五常”作全面、系统论述的还是董仲舒，可以看得出董仲舒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及道家之说，并为之所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及“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又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而在《春秋繁露·顺命》中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于天子，子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基于这种思想指导在立法过程中很多汉律的条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纲”除了做为一种道德规范外，更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至此个人、家庭、社会与政治统治从行为规范到法律制度形成了内在的统一。

而“五常”之道是董仲舒在汉武帝一次策问中提出，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他说：“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可见“三纲”是用以约束臣民，而“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本位和道德价值标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亦不乏其中。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一句话可以体现出其思想所在：“夫仁人者，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利者、盗之本也”《春秋繁露·天道施》。“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不能义者，利败之也。”可见董仲舒是以重道义，轻功利的思想来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统治者讲求仁政，而对百姓施以德教、礼教，淡化功利之心。至此，由董仲舒根据儒家思想构建的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便初现其雏形。

（2）在律法方面的表现，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的统治思想，除德教方面，更在法律条文方面表现出了礼律融合，将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直接地以法律形式体现出来。赋予了汉代法律以儒家化的价值取向，更以儒家的道德规范定了汉朝臣民的行为规范。

A、首先是刑事立法方面

a、在刑事立法的原则上，就已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与现代不同，汉朝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年龄与现代大有区别，它将年龄划分为三段，即幼年、成年、老年，只有成年而未步入老年的人才负有刑事责任能力，而根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心”，而七、八岁或以下的孩童又稚气未脱不明世事，皆无刑事责任能力。因此，汉律彼有“矜老和怜幼”之意，这正是儒家思想理想化社会状态的法律价值观的体现。

b、“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原则最早出自于孔子的儒家经典《论浯·子路》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汉宣帝地节四年诏（汉律的一种法律形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延尉闻’”，规定了卑幼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不负刑事责任。儒家的家庭、宗族伦理观念在这里以法律原则的形式得以明确表达，并且在直至清朝的，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法典中得以继承。他抛弃了法家“一断于法”的观点。而是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这一递进的关系中从个人与家庭的伦理纲常关系直接演变成了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法律手段。可见儒家思想对汉律影响之深，对封建法制史影响之久远。

c、“先告自除其罪”，这有些象现代法律中的自首情节，但不尽同，现代自首情节只做为一个可减免的酌定情节，不至于因自首而免除刑罚，但在汉律中先告自免其罪原则就带有儒家注重内省内修的成份，这也反映了儒家参与立法所导致的法律价

“诏书六条”，其第一条便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西汉统治者也颁布过“限田令”，这在物质条件上——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充分保护了统治者的权力，也按照社会阶层的不同，限之以不等的土地，使不同阶层按法律只能拥有不等限量的地，在身份地位显示出其伦理观，即荀子所提出的“礼者、贵践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一方面，统治者拥有最大量的土地，而以下各阶层都只能拥有少量土地，另一方面将各阶层都禁锢于其土地上（汉律规定诸侯不可擅自离开封地，否则即构成严重的犯罪）。并以儒家思想法律化来使这种封建伦理观制度化，以便统治者的地位世世代代，稳固地延续下去。汉律在债权方面也有一些规定，如买卖依契约，借贷取息限制和过期债务不偿还则要受惩罚，土地租佃的制度，其大体是保护贵族，地产阶级的权利，但就汉律关于所有权立法的整体而言，是对帝王绝对保护，对贵族、地主阶级保护、限制并重，平民阶层就只有服务于统治阶层的管理，在财产制度上汉律依然是按照儒家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与之在财产制度方面的立法比较，汉代身份法律制度方面更趋细化和完整而究其原因，也多是将儒家的伦理纲常观点制度化，道德法律化的表现。

首先汉律划分了社会等级制度，第一是特权阶层，即皇室亲属均封为贵族，军功爵位制，官吏等级制，在特权阶层内也细化，分化不同地位。而根据“官当”、“议请”制度，则特权阶层的人犯罪可以免受刑罚，汉律对特权阶层中个人拥有何等级的特权，如何拥有该特权均有详细的规定。如皇子封为国王，国王之子封为列侯。按照军功大小不同可分为二十等爵位，爵位也可以钱粮换取；官吏按职位高低赋以不等的俸禄，平民可以通过学习或辟举的途径成为官吏；而犯罪也会使爵位、官职受到削减。就好象《荀子·王制》中所说的“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为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可见，在社会等级制度上，汉律是照搬儒家学说的“礼制”。而家庭制度上更是“三纲、五常”之道为核心，将封建宗法下的家庭伦理引入法律。“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家长制在汉代家庭法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在汉律中对家长不孝或触犯父权者，如殴打杀害家长，告发尊长犯罪、甚至在为尊长服丧期间与人通奸即属大逆不道，要处以极刑，而家长殴打晚辈则一般不受法律管辖。在婚姻立法方面汉律规定了“一夫一 妻多妾制”，皇帝就是这一制度的典型，而妻子不可多夫，汉律虽无明文禁止离婚，但以汉律中“七出、三不去”的弃妻原则和《白虎通·嫁娶篇》中“夫有恶行，妻不得去”，“地无去天之义，夫虽有恶，不得去也”和《后汉书》中“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可见汉律是依儒家“三纲”中“夫为妻纲”严重倾向于保护夫权，只要不“乱妻妾位”便可大量蓄妾。男女之间在婚姻家庭权利上得不到真正的平等，妇女只能“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而没有独立的个人权利，成为男性社会的附属品。在继承方面，除身份王位的继承外，财产的继承与现代区别不大。

可见，汉律在民商法律中倾向于宗法家庭立法，重视伦理纲常的制度化家庭化，道德法律化，而轻视了商业秩序的制度化、规范化，这与儒家重义而轻利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3）在司法制度方面

汉代司法制度已拥有较完备的司法机构和诉讼程序，但在诉讼方面有几点较明显的封建礼教色彩。

①重大疑难宗件的最后裁决权，由皇帝独揽，特别是涉及“先请”宗件则一律奏请皇帝，君权神授，君为臣纲的董氏儒家思想又次体现出来。

②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卑幼不可告发尊长，否则以不孝论处，则体现了父为子纲的伦理观，在这里，伦理纲常、礼制大于法律。正如《荀子·劝学》中“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和“礼义制而制法度”（《荀子·性恶》）所指的礼——法关系思想。

③“春秋决狱”这是儒家思想引入汉律的典型代表，它是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无法律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其要旨是，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动机，并以其动机有无恶意做为定罪量刑的首要条件，而首犯、从犯、已遂、未遂只是次要条件，桓宽在《盐铁论·刑德》中说：“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合于法者诛。”则“心”、“志”成为定罪依据。《荀子·王制》中说：“故公平者，听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礼义者，治之始也”；《荀子·劝学》中双提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在《荀子·性恶》中更提到：“礼义制而制法度”和《荀子·修身》中的“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可见，荀子在很早就提出了以礼法并用，以礼制法，以礼治事（政），可是荀子的主张并未被最高统治者采纳，直到董仲舒揉合各家所长，该思想才为统治者所用，因此，董仲舒成为社会管理阶层后大行其道，不但引礼入律，还礼律并用，甚至以礼代法，并注有《春秋决事比》，“比”是汉代的一种法律形式，类似判例法，以及《春秋决狱》232事，除此之外还有《春秋决狱辑佚》十三条，《春秋断狱》（东汉应劭所作）及《汉书·艺文志》中的“公平董仲舒诒狱”十六篇，看来以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家学者大量引用儒家经典断狱。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论其轻”。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又说：“循三纲之纪，通八端之理，乃可谓善。”可见汉代在司法断案在无律可引时便完全以儒家思想定夺。

另外，在汉代盛行私人注律，而注律的人，多为儒家门徒，由西汉的杜周、杜延年父子的“大杜律”“小杜律”到东汉的叔孙宣、郭令卿、郑玄等“诸儒章句十有余家”，而私人注律如合符统治者要求，则被用以断案。

可见汉律儒家化之程度颇为广泛而深入，由立法思想到法律条文和法律条文解释；由社会等级身份阶层到家庭关系，由行为规范到思想道德指南，甚至无律可循也要引以断案。

3、汉律儒化之历史影响

汉律儒家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历朝历代统治者无不礼法并用，只是礼法何重何轻根据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有所不同，① 结合和针对儒家思想的精华部分（如仁、义、礼、智、信、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并且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形成一套新的，适合我国传统和社会现实互相有机结合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以这一道德体系为社会主义法制化服务。形成一套即尊重中国传统道德习惯，又适应社会现状的价值观体系。

② 在立法和司法实践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上述的价值观体系，一方面尊重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道德习惯，另一方面与世界接轨，做到既不丢弃传统道德习惯这一法的渊源，又与处于国际社会中国共产党存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

③ 应当持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否则，腐朽的不是儒家思想，而是我们的视角。不要因为法条的过时或者思想更新得滞后而全盘否定,而是如何客观地看待和改进、更新，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集众家所长而为我所用。

④ 法律和道德，一个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底线，一个作为人们行为近乎上限的指引；一个注重社会现实性，一个颇具思想性；二者既不可混为一谈，又不应彻底割裂；应当互相作用互为补充，即本文的结论——结合儒家思想这一传统道德习惯和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现状以指引人民的道德思想体系，服务于社会主义法制这一行为规范体系。即——以德育人，依法治事。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

2、《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曾宪义主编

3、《中国法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叶孝信主编

4、《中国法制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蒲坚主编

5、《中国思想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韦政通

6、《中国文化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李宗桂

7、《大学·中庸》……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1月版

8、《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沈宗灵主编

9、《中国的智慧》……岳麓书社2003年12月版韦政通

10、《孟子》……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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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儒家法律思想评析

儒家法律思想评析

发表时间：2006-12-3 9:48:00 阅读数次： 14

有学者论及：秦始皇依靠武力自西向东统一了中国，而孔子则依靠思想自东向西统一了中国。事实上，孔子（儒家）的思想并非仅仅如此，而且统领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其博大精深，融会了政治、道德、经济、艺术、法律等诸多方面。无庸质疑其伦理道德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进程，但孔子对法之精神的揭示也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基础，为其发展提供了总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今天，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以为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提供镜鉴。

一、孔子法律思想的物质基础及理论基点

法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科，同艺术宗教法律一样，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其最高理想是能够“克己复礼”，复礼，即复周礼，其理想社会的模板也是周代社会的克隆，其思想基础与周代的治世之道有直接的继承性。

史料记载，周代的中国，特定的地理条件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侧重于渭河平原一带，依次向东是广阔的平原；良好的自然气候条件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天时地利；秋收春种使得人民衣食无忧。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各行业进而产生，与其他东方古国一样阶级产生以后，以维持定居和稳固统治的上层建筑随之产生；再者，中国奴隶社会的漫长发展和阶级社会的政治早熟现象，由父系氏族社会直接进入了奴隶社会，家天下的局面成为中国阶级社会的雏形，由家及国，家法推而广之成为国法，形成“大宗”和“小宗”来维系社会以形成“尊尊”、“亲亲”、王祭天、侯祭川的局面，血缘成了社会关系的锁链，“家平则国治”，德教则为优益之法，由此形成的“明德慎刑”、“敬德保民”的治国之道。

西周后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熄战、和平、稳定成为时代之需，孔子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又欲恢复旧的稳定秩序，提出其经世之法，而且付诸行动，“知其不可而为之”。

孔孟之道形成后，“人之初，性本善”成为其理论根基，孟子归“羞恶知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于“性本善”，为理论体系找到了基点，而孔子并非如此，“性本善”的迹象并不明显，“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于此之理解，程树德在《论语集释》中解释到“性也，人所禀以生也，习者，谓生后有百仪常所行习之事也，人俱禀天地之气以生，虽复厚薄有殊，而同是禀气，故曰相近也，及至识，若值善友，则相效为善，若逢恶友，则相效为恶，善恶既殊，故曰相远也”。康有为《论语注》中“孔子则不言善，单言远近”。如此大

抵乃孔子之思想的基础。由于人“性相近，习相远”，因而人性可塑。一方面强调友对个人的影响，“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乐道之善，乐多贤友，益矣”；另一方面“自省”，“自讼”，“自责”，“择善而从”以达到“求仁得仁”，自识以后，内外互动，形成仁，从而达到摒“四恶”，达“五美”，但内心自省置于首位，由此形成了儒家思想的内向性格。从这种意义上说，由此形成的“人性可塑”为道德教化提供了可能性，再者由于当时社会传统形成以久的宗法观念为其提供了可行性，为其法律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孔子的法律思想评析

一、宗法

宗法作为一种曾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控制方式在维护政权稳定方面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宗法`即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庭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中国法律思想史》），在家庭内部，例有家法，由家及国，家法亦国法，从而产生“小宗”、“大宗”之分，和“尊尊君为首”、“亲亲父为首”的宗法原则，大宗以小宗为基础，小宗则以孝为中心。在宗法的层面之下的起作用的是一种畸形的权利义务机制，或是说是权力义务机制，臣从君，子从父，幼从长，女从男，否则不义，如此可教，教之不改，则消灭之，如孔子言：“先教后杀”。进一步说由这种森严的等级造就了其纯粹的义务本位而淹没了权利和个性，换言之，人的

及其权利的概念并不存在，人的价值的存在直接取决于其社会地位及与之相关的道德义务的履行，因而，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独立、个性也就无从谈起，带来的只能是强制、专制、特权、义务、服从、集中和封闭。由此铸就了宗法基本的基本导向---秩序和安全。

二、德主刑辅

“德主刑辅”四个字体现了孔子对法律建设的关注，也体现了其法治思想的精髓。道德与法律同是作为社会的调控机制有诸多异处：如非强制性与强制性，内在性与外在性，非对抗性与对抗性，但二者在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方面亦有诸多相通之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而德主刑辅原则正是侧重于此，通过德主刑辅达到德治。“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听讼，吾犹人也，必使起无讼乎”（《颜渊》），“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以德去刑，以仁去刑，而非以暴治暴，以刑止刑，其所

侧重是违法与犯罪之防范，以道德教化来进行防范，本身就是法律向道德的转化，由刑辅德，为德治提供了硬性保障，这一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体现法律与道德之地位比较，更重要的是促成一种法律文化的形成，一种法律社会化的底蕴。“化之”乃最高境界。阶级社会里道德的功能与效力与法律相比，在许多情况下，是相形见绌的。但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里，法律的道德化也许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法制观念的民众融合，法律意识的社会渗透，法社会文化的形成与积淀，无疑是社会长治久安的促进因素。但稳定不意味着封闭，而是充满活力的开放，保持个性又兼容并包，滋生于其中的法社会文化亦是如此。

三、“礼”法的角色定位

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社会关系之发展与复杂程度，对法律的发展和完善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尤其是经济关系的丰富，或是说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而如前所述的农业生产的近乎单一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生产单元，家庭家族的束缚，大大限制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多元化和复杂程度，市民社会的畸形发展，使法的调整对象发生了逆转，侧重点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伦理规则，如君臣，夫妇、父子、兄弟、师徒等，自然其中的联系纽带就是等级分化，这种等级下的关系规则，“礼”代替了法，例如父子关系中的孝与教，而非赡养与抚养，形成了法律形式上的匮乏，人是家庭家族之人，而非社会之人，人之社会化的道路还相当漫长，人处在必然王国的最底层，法解放人的道路遥遥不可期，法在哭泣。

由此个人在这种模式下的角色定位必然归于义务的主体，权力的附随，主体的依赖，而且这种定位具有极强的确定性和领域的不可跨越性。表面而言，这种秩序是和谐与稳定的，但这种和谐与稳定是与强制、暴力、鲜血和泪水交织在一起的。

在法律关系中人应是法律关系的当然主体，而在这种体制下，个人的主体地位很大程度地被剥夺了，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在法治化的过程中，身份独立和财产独立是个人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前提条件，身份独立为其意志独立并且获得行为能力提供了前提条件，而财产独立则为其具备行为能力提供了保障。在苛刻的奴隶制生产关系还未完全解体、并没有受到自由化冲击的封建制生产关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条件不可能具备。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任何法律思想都不可能具有现代意义。因而，孔子在其法律思想中不可能对个人的法律地位予以确定。

但是，在“礼”中，他对人进行了另一个层次的定位，即“爱人”，人既是

“爱”的施动者，又是“爱”的受动者，即对个人的尊重、重视及关注，相对于奴隶制下的奴隶而言，堪称是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一次解放和历史的进步，但欲达到“自由人”，其路亦修远，于此而言，正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发展的必然要求。

4、宽猛相济

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一思想乃其“仁”之思想的体现，但欲达到“中”，他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就是“宽猛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载：“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而在《礼记.杂记》中：“子曰：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亦反映了孔子之如此思想。如果说“德主刑辅”作为其法律思想的主导思想原则，而“宽猛相济”则是其法律思想的具体指导方针。“择其二端二用，”也是孔子政法思想的中庸之道。如此之思想，我们不难看出，是从治民思想出发或是说从执政者角度而言的两手策略，同时为立法、司法、执法提供了总的指导方针，堪称人治下的法治辩证观，因而，其法律思想的价值趋向呈现公法的张扬和私法的谦抑。

至于德主刑辅与宽猛相济之关系，前已提及，也就是说，二者并不属于同一层面，前者更侧重于法律规范的宏观方面，而后者更侧重于中观层面。德主刑辅，从整个社会发展角度出发，以刑去恶，达到德治，从而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之大同世界，在社会整体层次而言，达到稳定和谐与发展的目的。宽猛相济则从中观层面对法律规范作了阐释，其更侧重于法的运用和实证，从法的技术性角度予以论证，而并未涉及到与具体利益相关的微观层面，后者的工作则由宗法和礼中的法律规范来实现。因而孔子 的法学思想不论从其形式是从其内容而言，都具有完整的体系。而此体系的特色就是“仁”指导下的法律哲学观。

5、“仁”在孔子法律思想中的地位及其历史继承性

“仁”作为孔子的政法思想精要，在其法律思想中乃是统帅，“吾道一以贯之”。就其体系而言，“忠孝，知勇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刚毅木讷”无不渗透着仁的气息，但由于其组合又使仁的气息消逝了，综而论之，其法律思想是主要是基于对国家或社会，家族或宗族的兴衰的关注，而过分压抑了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从而在其思想中体现强烈的国本位和家本位思想，而也是这一点一直支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但近代以降，西学东渐，其法律思想也随之而

入，出现了中西思想之碰撞，西方之平等、自由、民主、私权神圣等观念传入，使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受到冲击。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三者相互析取、吸收和融合，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展开，其必然趋势是集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的二元结合，新的法治文化必然是伴随着对家庭、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和个体的自由、充分、全面发展即人的解放而形成。

三、孔子的法律思想沉淀

以孔子法律思想为基础，经由孟子、荀子及其后尘之人不断对其丰富、发展和扩充，及与道、法之结合，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影响和效果。由于宗法的观念，森严的等级划分，苛酷的刑罚制度逐步使法在社会心理上形成两大阶层，处于统治阶级的统治者，将法作为维护统治、维护特权、实现私利的工具，而被统治者则畏惧至极，视法为猛虎，唯刑为是,只重义务而不重权利，从而形成了社会心理的失衡。由于上述心理的失衡而导致的法外之法、特权之法，形成法执行之例外，作为其原因同样也作为其表象的就是法运行的附依性，即在法的运行过程中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附依于政治的运行变化而运行，整个法的发展从未超出政治的发展，权利的行使从未超出权力的行使。另一方面，对法之效果的期望趋向于中庸和平，在重实体的同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更多地倾向于调解以平息讼争，由此形成了法之价值更多侧重于安全和平。概而言之，大致如下：失衡之法心理，例外之法行为，附依之法运行，中庸和平之法期望，调解息讼之法要求，安全秩序之法价值。统而言之，即人治之下的法伦理。

法治化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孔子法律思想给我们的法治化提供了思考的道路。中国的法治化道路将是一个自觉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中国的法治化道路是和平的环境里在党的领导下以新代旧的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方向问题，从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破旧立新、建立起新的法治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是方法问题，吸取世界他国法治文化精华，结合民族文化精华，探索和建立独特的中华民族法治文化。

第三篇：独尊儒术与中国法律的儒家化

独尊儒术与中国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儒家思想最早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此之后的各朝各代，儒家思想都有所继承和发展。汉朝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在百家争鸣的各派学说中脱颖而出，使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的主流思想、指导思想，把儒家思想的地位提高到统治思想的地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各个朝代的法律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由此开始的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对我国古代法律产生了巨大影响，儒家思想与法律进一步联系，西汉之后的三国两晋，隋唐等各个朝代中的法律，都与儒家思想相结合，进一步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法律儒家化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发展完善着。自汉代以后，历经唐朝，魏晋南北朝，直至明清，儒家思想一直是历代封建王朝司法活动的指导思想，我国古代法律中很多具体措施，都反映出了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独尊儒术导致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进而使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法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我国法律的儒家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在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今天，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 法律

【论文类型】：理论研究

儒家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个学派。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之际，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后世的发展中，也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在之后的各个朝代，儒家思想一直有所继承和发展，被统治者加以发挥和利用，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制定法律政策治理国家的思想依据。独尊儒术更进一步的促进了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之后的各个朝代中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不仅对我国古代的法律有着重要的影响，对我国现代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借鉴意义。

1独尊儒术概述

中国古代思想的源头基本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家思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派，但是‚百家争鸣‛的局面到汉朝时已经不复存在。从汉朝开始，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中国文化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日益成熟、巩固，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西汉初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此来统一思想，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来的，它的意思并不是搞新的‚焚书坑儒‛，禁止各家的著作和思想，排除异己。只不过是举贤良方正，俊茂异材，‚罢黜百家‛也只是要朝廷对不治儒学而被举为贤良的人不予录用，令其归去，不取‚百家‛，不以‚百家’’作为统治思想，而是把儒家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当时，除儒学外，黄老学说、法家及兵、刑、农、医、阴阳等等的研究都是合法的，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另外，这时的儒家思想已经不完全是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而是经董仲舒改造了的思想。董仲舒把孔子学说神圣化，同时又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家思想中对封建统治者有用的部分思想，从而构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体系。董仲舒用‚天人感应‛和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论‛，‚王者承天意必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因为‚阳为德，阴为刑‛，‚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来论证‚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即封建等级制度和道德秩序。它对人民不主张专靠武力镇压，也不主张‚无为而治‛，而是主张，德刑并用、以德治教化为主，以刑为辅，这套理论对当时西汉王朝的专制统治是非常有利的。从此，由汉至清，儒家思想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统治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

1．1 独尊儒术思想产生的背景 [1] ‚ 独尊儒术‛思想的产生和确立, 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原因决定的, 它是大一统封建国家建立以后, 封建国家统治者们进行长期的统治思想选择的结果, 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必然要求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变革。汉朝建立以来的六、七十年间, 几位皇帝对恢复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取得了辉煌成绩。但是他们主要采用的是黄老的无为政治指导思想, 已不适应发展了的政怡经济的客观要求, 这就为汉武帝即位以后, 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汉武帝即位之时，社会经济已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武帝依靠文景两代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大事兴做，他北击匈奴，内削诸侯王族，在此同时，随着汉王朝统治的巩固和加强，农民和封建地主之间，老百姓和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在逐渐的加剧，因此，从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经成为汉朝统治者的迫切需要。而加强中央集权，首先就必须要结束因汉朝初期实行黄老之术而导致在学术上的混乱局面，确立一种新的统治思想体系，用以规范人心，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服务。董仲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的。汉武帝时期, 完成了封建统一国家统治思想的选择过程, 并经社会实践检验, 确认了儒家思想的守成作用。所以, ‚ 独尊儒术‛也就是历史必然的选择。这不仅对现实的政治统治有利, 更重要的是对封建统一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

1．2 独尊儒术思想的确立及其意义 1．2．1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确立

汉武帝凭借前期所积累的财富和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统一全国的安定的社会环境, 施展他的雄才大略, 决心开拓进取, 进行思想转变, 把前朝崇尚黄老的无为政治, 改变为尊崇儒家的有为政治, 使整个社会思想都统一于儒学之下, 开始实行‚ 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汉武帝‚ 独尊儒术‛思想的确立，儒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起了推动性的作用。汉武帝这次崇儒活动的顺利进行，给‚ 独尊儒术‛思想的确立奠定了舆论基础。董仲舒用孔子春秋大一统的名分思想，向汉武帝提出的统一统治思想重要性的重要建议。他认为, 统一的国家, 必须有统一的思想作指导,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然，大家认识分歧，思想混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上难持一统，下不知所从，国家如何以治这条建议，完全适合汉武帝的心意和他的有为政治。因而得到了汉武帝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公孙弘也上书汉武帝，‚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于是, 汉武帝‚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 罢黜百家, 表彰六经‛，完成了‚独尊儒术‛之大举。汉武帝把儒家思想学说推向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的地位, 是汉王朝在统一政治之后, 选择统一的政治思想和完成思想统一事业的必然结果。

1．2．2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义

[4]

[3]

[2]‚ 独尊儒术‛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使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首先，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 仁‛和‚ 礼‛ , 以‚仁‛安人, 纵‚ 礼‛治国, 推行‚ 仁政‛思想。儒家的‚ 仁政‛，一方面从政治和道德两个方面限制统治者的权欲，另一方面又给被统治者以做人的权利, 这样, 就可以妥善地处理二者间的利害关系，起到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用伦理化的政治调节社会矛盾，安定社会政治秩序。使社会矛盾趋于大体平衡和缓，从而保持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

其次，汉武帝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政治统治模式。‚ 独尊儒术‛ , 把儒家思想拥上封建王朝唯一的官方统治思想的地位, 儒家思想的政治统治模式便成为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基本国策。汉代儒学的奠基人董仲舒, 对儒家的这一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 明确提出‚ 三纲‛、‚ 五常‛说, 把道德和政治结合起来,从而理顺了国家政权和家族个体农业者之间的关系, 强化了君父之权。这就把散漫的个体家族形式的小农经济, 凝结成了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较为稳定的经济基础, 支撑着封建社会缓慢地向前发展。

最后，随着‚ 独尊儒术‛思想的确立, 儒家这种以道德为中心的人生价值取向,也就是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承认、采纳, 再经过董仲舒等汉儒的理论论证和发展, 使其成为封建社会中评判人生价值的定式, 并为后世所效法, 起了上承前世, 下启后代的作用。自此至清末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 始终把它作为不变之真理而用之不息, 陶冶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品格, 哺育着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概述

2．1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概念

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就是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贯彻到立法司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即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问题。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西汉武帝时起,便奉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由此而开始了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从西汉到唐朝经过几百多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历史也是封建法律逐步儒家化的历史。儒家化的过程完结以后,封建社会的中国古代法律最终定型。

2．2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及汉初社会客观经济条件，使汉初统治者采取了‚黄老思想‛作为治国和立法思想。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中期的统治者逐步确立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确立了‚德主刑辅‛为标志的儒家综合为治的法文化学说，以及儒学大师不断引经说律和引经注律，标志着法律儒家化历史进程的开始。中国封建时代法律儒家化进程始于汉朝中期，发展于三国两晋南北朝，完成于唐朝。其主要标志是‚春秋决狱‛、魏晋律学及《唐律疏议》。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两汉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时期，魏晋南北朝是发展时期，隋唐则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成熟时期。

2．2．1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始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从这以后,儒家的礼治、德治等法律思想就深入到了封建法律的各个部门。君权、父权、夫权成为封建社会的权力核心，而且法律对其及其维护，其思想的核心部分即‘三纲五常’，‘纲常伦理’和‘阴阳天人’，这些观点从未受到过动摇。汉朝中期以后，统治者开始在治国思想上舍法取儒，统治者面临着如何将正统的儒家思想贯彻到法律领域，但是汉初‚汉承秦制‛以法家思想建立起来的既有法律体系无法在短期内转变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法律体系，所以，公叔弘和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又称引经注律，即是以《春秋》等儒家经典、儒家思想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并按照经义的精神解释和适用法律，把儒家的经典法律化，使其其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是汉朝统治者未了寻求儒家学说与法律制度相结合，推动法律儒家化的手段。从此，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垄断了中国二千多年的法学领域。

2．2．2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发展

魏晋时期法律儒家化的发展主要是律学。魏晋律学是中国传统律学的重要发展阶段，受汉代‚春秋决狱‛及律令章句之学的兴起，推动了魏晋律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儒学的法律化和法律解释的经学化。这一时期‚准五服以制罪‛、‚重罪十条‛、‚八议‛、‚官当‛等制度是儒家化的重要表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时是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发展阶段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从西汉的纳礼入律到魏晋时期的礼律并重，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已经走过了五百多年的历程儒家的思想体系和道德观念，从影响司法实践到全面融入律法当中，对中华法系的形成有着巨大的作用。如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使得儒家礼仪制度与法律制度的适用完全结合在一起，是中国封建法律伦理法特征的集中表现。

2．2．3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成熟

唐律儒家化与前朝各代法律儒家化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先前各朝尤其是汉朝常常是以礼代律，依礼断狱，并没有将礼与律完整地融合，而唐律则终结了引经决狱的时代，而是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完全融进法律之中，将礼与法合为一体，使唐律处处渗透着礼教色彩。而结合唐代高超的立法技巧，儒家伦理道德在唐代便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唐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立法均以‘一准乎礼’为指导原则和核心思想，只是侧重点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有所不同。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以《唐律疏议》为代表，标志传统律学的成熟。唐律的制定始终贯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思想，以维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确立的君权、父权、夫权为根本任务，充分体现儒家贵贱有等、亲疏有份的思想，强调宽仁慎刑。至此，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同时也表明了我我国封建法律的成熟。唐律的儒家化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而且影响了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法律思想和文化，尤其是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独尊儒术促成了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

[5]‚独尊儒术‛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可以说，它完成了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奠基工程，此后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不断利用这一工程的思想杠杆，强化皇权，巩固各自的统治地位，使我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便引导着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即独尊儒术促进着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发展。

3．1 独尊儒术促进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

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并没有像秦时‚焚书坑儒‛一样，排斥异己，尊儒是说把以六经为依据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但并不是禁绝百家，非儒家不用。除儒学之外，黄老之学、法学等都占有一定的市场，留有一席之地。因此，尊儒不但不会损害‚儒‛的尊荣地位，相反，更会促进儒家思想的完善和发展。其次，独尊儒术的进步作用和积极意义在于：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政治统治模式，形成了全国真正的统一思想，发扬了新兴地主阶级积极进取的精神，缓和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巩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在法律中，更多的体现出儒家思想中的仁政，恤刑思想，有助于维护统治的稳定，减少封建统治和老百姓之间的阶级矛盾。由此开始的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进一步奠定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

3．2 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更进一步提升了儒家学说的地位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使儒家思想学说中最重要的‚礼‛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定法律的依据。即中国古代的法律，受到儒家思想的强制影响，而儒家思想的集中概括，就是‚礼‛。封建统治者极力将儒家礼教与立法，司法互相渗透、补充，以儒家礼教为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从礼所确认所维护的社会规范来看，无疑起着明显的法律作用，礼和法在中国古代是相通的,儒家所主张的‚德主刑辅‛，成为封建时代统治者从事法律活动的基本原则。儒家礼法结合的思想，强烈影响着封建法制。自汉律开中国封建社会礼法结合之先河，以后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是礼法并用，只是礼法孰轻孰重根据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变化而有所不同，可是引礼入律直至清律都没有改变。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使儒家思想也由此一直在我过古代封建统治思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渗入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意义

4．1 法律儒家化对中国古代法律的意义

儒家思想贯穿于中国封建法律的始终并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成熟、完善始终起着决定的作用。从西汉起法律开始儒家化的进程,儒家思想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而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活动中,其核心是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礼法并用、立法宽简等等。儒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从而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立法。

4．1．1 法律儒家化对我国古代法律的积极意义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使‚礼‛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定法律的依据。正如荀子所说：‚礼者，法之纪纲也‛。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加强了对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封建伦理制度的维护。将儒家所倡导的礼义规范纳入法律法令之中，把儒家经典法律化,开辟了礼法结合的途径。确立了如‚八议‛、‚十恶‛、‚官当‛、‚五刑‛等法律制度,并将不忠、不孝定为‚大逆不道‛而给予严惩。这些做法都将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和政权法律统治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是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量,从而构筑起严密的统治网,维护着封建统治。司法

[6]执行方面也极大的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如秋冬行刑的制度,主张先德后刑以养生,以及死刑复奏制度也体现了恤刑慎杀的儒家理念,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

4．1．2 法律儒家化对我国古代法律的消极影响

‚独尊儒术‛思想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对我国古代法律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独尊儒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在封建政权确立之初有它的进步性，但随着封建地主政权的巩固和进一步强化，这一思想的局限性和消极性也就越来越显现出来。

首先，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基础上的，一些理论观点和规范范畴的阐发必然烙上非科学、伪科学的印记，甚至纯粹是唯心的东西。

其次，儒家思想过分强调愚忠和厚信，抬高皇权，并提出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赤裸裸地表明它的学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性质。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带有浓厚的贵贱等级名分色彩，如‚亲亲‛‚尊尊‛的基本原则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根本特征都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否定了人天生的平等性，权利赋予了贵族，义务留给了平民，其终极目的是维护封建贵族特权。对司法程序的指导原则的影响是确立了原心定罪的原则,这一原则从道德至上的立场出发,过分强调了犯罪者的主观动机而相对忽视了犯罪的客观事实,从而为酷吏任意出入人罪打开了方便之门。

再次，‚三纲五常‛、‚天人感应‛说等神化了的理论，成为了两千多年来束缚中国人民思想的沉重桎梏，压抑了人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等传统的思想逐渐转化为人们的行为约束，后又成为现实的法律制度，‚三纲五

[7]常‛等道德伦理观念不断法典化，支配着后世的立法、司法活动。重视‚三纲五常‛，必然强调人们的义务和责任，而不是权利。其结果，势必导致法律的不公平，人权的不平等。汉代推行春秋决狱以后，为了让儒家思想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作用，均采用以礼入法的形式。而作为社会价值判断的不同标准，道德有其自身的规范，法律也有其自身的强制性，虽然法律具有的禁止功能与道德对于义务的强调本身就很接近，但是法律与道德是有根本区别的。春秋决狱模糊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界限，使法律屈从于道德。过分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把它变得如同法一样威严，不可侵犯，其结果是取消了道德，磨灭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因此，儒家思想总是将身份人伦的考虑注入所有的社会关系，而时时影响法律的独立运作。在‚情理法‛兼顾的心态之下，天理、人情即使顾及到了。但法律往往得不到适当的发挥空间，人民‚法治观念‛始终无法培养起来。

4．2 法律儒家化对中国当代法制建设的意义

[8]儒家法律思想在经过两千多年的沉淀，传承，发展，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儒家法律思想也在文化交流与冲突中发展，适应着时代发展的要求，所以，对儒家法律思想进行研究，对我国法制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4．2．1 法律儒家化对我国当代法制建设的借鉴意义

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这一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影响了封建法律乃至中华法系的形成，其中的精华部分对当今的法治建设仍然有较大借鉴意义。

第一，儒家学说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法律思想和治国之道，孔子曾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因而

[9]我们要用与时俱进的眼光来看待儒家思想的发展及其对法律的影响，以批判地继承的科学态度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情况，弘扬儒学精神尤其是其中的民本思想，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做到以人为本使之既符合我国传统道德习惯，又能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10]。

第二，儒家礼法结合的思想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在搞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同时搞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把法律制裁的强制力量和道德教育的感化力量紧密地结合起来。如果只讲德治，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也难以保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相反如果只强调法治而忽视道德建设和自我约束，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让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遵守法律，培养对违法犯罪的羞耻感和对遵纪守法的荣誉感，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三，儒家思想中的以加强人们道德修养、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的‚人本位‛思想对现代人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而其中‚孝悌‛、‚仁义‛等道德标准仍应为现代人所追寻。在现代的中国法制中,仍应把‚仁‛、‚德‛作为法制的灵魂。而且,对于儒家法律思想的内在精神气质和品格 ‚仁‛,其蕴含着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反映了对人的重视和关注。立法者的意志应与‚求善‛的诉求统一起来,使法以仁，德为方向来发挥社会管理的功能。而这些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如忠，孝，仁，德等，在现代生活中也有重要意义，我们应注重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发挥人道主义精神。这些行为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扬，这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建设现代法制国家。4．2．2 法律儒家化对我国当代法制建设的消极影响

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成是历史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是适应特定的历史需求而产生的,因此它必然具有封建社会的一些特征,反映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带有一定的消极因素,与现代社会的要求相冲突，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和发扬儒家思想中的精华的时候，我们要吸取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带有浓厚的贵贱等级名分色彩，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亲亲尊尊特权的等级思想我们应该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将其彻底摒弃，发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精神，消除等级观念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真正做到人人平等，执法为民，这对我现代法制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绝对抛弃儒家思想中为维护封建等级特权而提出的一些思想观念，但是也应该借鉴其中的积极因素，保留并且赋予全新内容，以丰富我国的法律制度，服务我国现代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结语 ：

儒家思想在我国古代法制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春秋产生以来，在之后的各朝各代，都有思想家对其内容进行发展和损益，使其更加符合时代的潮流，顺应统治者的需要，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特别是西汉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各个朝代的立法思想、原则中都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内涵，古代法律儒家化，儒家思想，对我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虽然在封建社会末期，儒家思想僵化，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但是在其内容中还是有许多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在现代法治建设中，儒家思想也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借鉴价值。我们要从中择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发扬儒家传统优良思想，更好的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引文与注释：

[1] 《董仲舒传〃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 [2] 《史记•儒林列传》 [3] 《史记•儒林列传》 [4] 《史记•儒林列传》 [5] 《唐律疏义》 [6] 《苟子〃礼记》 [7] 《礼记》

[8] 王旭东,方新枝.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中州学报：76 [9] 高长山.《荀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587.[10] 邓学彬.浅谈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76 参考文献：

[1]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一版 [2] 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版:43 [3] 崔永东.中国法律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版:13 [4] 李延铸.法制变迁的机会、成本与历史作用.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第一版:96 [5] 史广全.中国古代立法文化研究 法律出版社.第一版:87 [6] 夏 静.简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淮阴工学院学报:63 [7] 管学辉.浅谈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法制与社会:9 [8] 张如珍.论独尊儒术思想的产生及其确立意义.社科纵横:43 [9] 余汉英,董仲舒‚独尊儒术‛说探析 山东大学学报 [10] 陈凯,王宵燕.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原因初探.山西大学学报:52 [11] 张淑英.浅析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内蒙古电大学刊：48

第四篇：儒家法律思想及其影响

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极其影响

一提起儒家思想，人们往往会想到“德治”、“仁”、“礼”，法治的标签一般都被贴在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上。但是，虽然以德治为主，儒家也有一套自己的法律思想。而且从古至今，这套思想也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的思想。本文将从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名词、核心内容及其影响这三个方面浅析儒家法律思想，最终得到自己的结论。

一、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名词探究

儒家法律思想，顾名思义，即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的关于法律方面的思想。儒家法律思想一直强调礼和德的重要性，而法律只不过是前两者的辅助工具而已。在流传于世的儒家经典文献中，“礼”、“仁”、“德”、“孝”等字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想要了解儒家法律思想，必须了解儒家法律思想的这几个核心名词

（一）德

“德”也是儒家思想认为一个“君子”应当具有的品质。儒家认为，“德”包括忠、孝、仁、义、温良、恭敬、谦让等。

古代儒家曾经提出过“明德配天，以德慎罚”、“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思想。可见，“德”在儒家思想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仁

“仁”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他提出要为“仁”的实现而献身，即“杀身以成仁”的观点，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礼 《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即，礼，为在日常生活中，君子行动所遵守的方法和规则。《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可见，在儒教中，礼甚至作为了判断一个人是否为“人”的标准。

在儒家思想中，礼的集大成者当然是孔夫子。尊崇儒家思想的人，奉孔子为圣人，像孔夫子一样尊教重道，是每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人的理想。遵守礼的人，会合宜且虔诚地参加古老的仪式典礼。他会根据他的身份习尚与礼节—儒家思想的根本概念—表现优雅而庄重地控制着自己所有的举止、身形姿态与动作。可以说，“礼”体现出一种典雅和自治以及儒的尊严。

但是，礼并没有在古代中国的全民中适用，它只是贵族的特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句古语便很好的说明了这点。

（四）忠与孝

忠是维系国君与臣民之间的纽带，而孝则是维系家庭关系的一条纽带。忠是指臣子对国君的绝对的沉浮，孝是指在家庭关系中家长的绝对的支配地位。这也体现出身份在古代中国的重要作用。这两个字，好像戴在中国人头上的几千年的紧箍咒。至今对中国有着极大的影响。“百善孝为先”，便体现出了这个道理。一个不忠不孝的人，会遭到刑罚的处罚，同时也会遭到人们的唾弃。

二、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国有国法，家有家法

在古代中国，家和国史两个非常重要的单位。若干人组成了一个家，而若干家便又组成了一个国。“国家”一词便由此而来。在国家和家庭中，都有着自己的规则和方法。这些规则和方法统称为宗法。

因为由国和家之分，所以便有大宗和小宗之分。“亲亲父为首，尊尊君为首”是古代宗法的基本原则。除了这个基本原则之外，还有很多纷繁复杂的规则，在内在和外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比如在家庭中，以父亲为最具有权威的人。而父亲去世后，长兄即为最具有权威的人。还有，一个女子，需遵守三从四德。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从三从四德等规则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法律思想对秩序的严格要求。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妇女必须忍受无数规则的束缚和约束。这样下来，虽然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水平。但是，一是因为当时教育普及范围不高，所以老百姓只是在被动的遵守这些规则，二是这些规则确实压制了人们尤其是女子的内心和行动的自由。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几百上千年后迟迟不愿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封建统治异常稳固的原因。

（二）德主刑辅，礼刑并用

分析这句话。道德和法律同时为调控社会的一种手段，在封建社会儒家法律思想的支配下，道德显然站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但是道德和法律虽然有不同，但是也有相通的地方，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相互转化。孔子遍是希望通过“德主刑辅”达到“德治”。“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听讼，吾犹人也，必使起无讼乎”（《颜渊》），“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以德去刑，以仁去刑，而非以暴治暴，以刑止刑，其所侧重是违法与犯罪之防范，以道德教化来进行防范，本身就是法律向道德的转化，由刑辅德，为德治提供了硬性保障，这一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体现法律与道德之地位比较，更重要的是促成一种法律文化的形成，一种法律社会化的底蕴。

礼和刑事古代调控社会的两种手段。虽然礼法并用，但是在儒家法律思想中，礼显然比刑更加重要。比如在家庭中，三从四德等规则是礼的一部分，这些规则控制着中国人几千年。而刑在中国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是明显低于礼的。除此之外，礼和刑并不是对所有人适用的。周朝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即刑不能适用于大夫以上，里不能适用于平民百姓。这是赤裸裸的不公平。也是当时当时社会的法律适用的最准确的概括。

除此之外，在古代中国，道德和礼还能干预司法。“春秋决狱”遍是最好的证明。“春秋决狱”是指审判者运用儒家经典如春秋等判决案件。这样的做法在现在来说是极不合理的，严重的干预了司法的稳定性、严肃性权威性。但是，也许“春秋决狱”给司法注入了一些人文精神和道德关怀。但总的来说是绝对的弊大于利的。

所以，在那个时代，法律是居于道德和礼的后面的，德和礼占据着统治的地位，法律终究视为前两者服务的。那时候的法律人，可能是哭泣的。

（三）法律的适用张弛结合 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一思想乃其“仁”之思想的体现，但欲达到“中”，他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就是“宽猛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载：“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而在《礼记.杂记》中：“子曰：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亦反映了孔子之如此思想。如果说“德主刑辅”作为其法律思想的主导思想原则，而“宽猛相济”则是其法律思想的具体指导方针。“择其二端二用，”也是孔子政法思想的中庸之道。如古代对破坏社会基础家庭基础的违法犯罪行为（如十恶）采取了极其严酷的刑罚，甚至违法犯罪人会千刀万剐。而长辈对小辈的侵害则可以从轻或减轻抑或免除处罚。这样做可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但也破坏了司法的平等性。

（四）仁的核心地位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孝悌是仁的基础。其法律思想是主要是基于对国家或社会，家族或宗族的兴衰的关注，而过分压抑了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从而在其思想中体现强烈的国本位和家本位思想，而也是这一点一直支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在仁的支配下，不仅是立法、司法还是执法都必须体现仁的思想。但是近现代，随着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之风的吹来，仁思想与西方思想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和越来越实质化的交流与碰撞。

三、儒家法律思想的影响

儒家法律思想史我国中国古代起着支配作用的法律思想。而历史是传承的，法律思想也是传承的。时至今日，儒家法律思想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法治的影响。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慎刑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德主刑辅，礼刑并用”。这反映出儒家法律思想感化教育为先为主，惩罚为后为辅的思想。反映在当代法律中最显著的就是刑法的罪刑法定的原则。

罪刑法定是指被告人的罪名和刑罚都必须要有刑法来规定，既不能由非刑法的东西如习惯契约来规定，也不能由除刑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来规定。而且刑事诉讼必须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进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虽为处罚犯罪人的法，但是它更是保护犯罪人的法，处处体现着慎刑的思想。这与儒家的仁和德教的思想史不谋而合的。

除此之外，其他法律领域也体现着这种谨慎处罚的思想。不仅如此，在立法、司法、执法中，也体现着这种思想。比如行政法的行政合法原则、行政合理原则。

（二）国家为上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君权皇权至上，权大于法。这种思想和基调一直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法律。在古代中国，中国史法治和法制的中心，掌握着最高的立法权、司法权。“法由君出”。而且，中国的法律一直是统一的，没有出现欧美国家同一国家不同法域的套路。在今天我们国家与此也有一定的相同的不同。在当今中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立法权属于人民。而且我国的法律也是统一的。但是，当今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这决不代表人民就能随意干涉法治。这与古代中国权大于法的思想是不同的。

（三）厌讼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道德礼教和调节的作用，其核心在于：注重人际和谐，轻视法律诉讼；重视道德教化，注重犯罪预防；重视贤人政治，轻视个人权利。这也就导致了人民厌讼情绪的出现。古语有云：“好讼之子，多数终凶”。这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厌恶诉讼，爱好息事宁人的思想。这种厌讼的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有的老百姓甚至认为一打官司就会触霉头。这种思想与当今社会的法治是有一定的矛盾的。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厌讼，因为诉讼是我们的合法的权利。当我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我们就应该拿起诉讼的武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道德和调解的作用，不能成为讼棍。总之我们要把握好诉讼的度，既不能厌讼，也不能一味的依靠诉讼。

（四）人治的思想

人治和法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儒家法律思想强调人治，强调“为政在人。”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也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都把统治者道德的好坏，看成是影响民众道德品质的重要因素。

而在当代中国，强调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法为上的思想渗透着整个国家。但是在强调法治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的作用。

首先，不管是立法、司法还是执法等，都是人来实行的。“徒法不足以自行”。缺少了人的法治是无法想象的。其次，法律人的带头示范作用也是非常作用的。倘若每个法律工作者都能遵纪守法，依法办事，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我国的法治也应该会更早更快更好的实现。否则，只是有着完善的法律，而没有拥有信仰法律、掌握法律的法律工作者，那法律只不过是一张充满着生硬辞藻的废纸而已。

（五）仁治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仁治的思想，这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是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的。首先，法律不仅是规范人们的行为的规则，而且也应该有一定的人文精神和仁爱观念。生硬的法律只能被人们所遵守，而不能被人们所信仰。其次，在司法过程中其实是一个判断和推理的过程，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如果一个法律工作者没有仁爱的价值，而是一个偏执的法律狂，我们也很难想象他能驾驭好法律，他也很难运用法律保护当事人权利，做到惩恶扬善。所以，即使是法治，人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六）家庭因素

前文说过，宗法分为大宗和小宗。大宗即国法，小宗即家法。在现代社会，家庭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我国是有这几千年儒家思想积淀的国家。比如，在我国，当今父亲仍然是一个家庭的中心和权威。对于这种思想和习惯，我们不能抱着全有全无的态度去处理。我们应该抱着扬弃的态度去处理。比如，对于孝这个观念，我们应该要大力弘扬的。毕竟，家庭依然是维系社会的纽带。但是对于那些不好的因素，比如“三从四德”这类的，我认为应该是坚决抛弃的。在这个男女平等，甚至女权愈来愈大的社会，我们应该解放妇女，还妇女以自由。而不应该继续的毫无人道的用旧观念来压迫他们。总是，我们应该用扬弃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待和利用儒家的家庭观。

四、结语

儒家法律思想史流传于我国数千年的法律思想和法律传统，对我国古代的法律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当今社会，儒家法律思想依然有着自己的可取之处，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抛弃的糟粕。而且，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清风已经吹入中国很长时间，不断的、越来越强的影响着中国的法治。在此种情况下，中国的法治建设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抉择。留给我们的任务非常重要，也非常艰巨。我认为，面对不同的法律思想，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管是儒家法律思想、法家法律思想、西方法律思想等，我们都应该抱着这种态度和方法来进行抉择。只有这样，我国的法治才会向着包容化的方向发展。会越来越完善。

第五篇：从汉朝刑法原则和制度看法律的儒家化

从汉朝刑法原则和制度

看法律的儒家化

一、序论 ：

儒学，始于春秋战国，自孔子创立以来，经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使之内容日渐丰富，结构日趋完善。其以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人生观及价值观，道德操守为基点，不断发展完善。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

在历经了从“礼治”即“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①“隆礼重法”经“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以法为本”，到“无为而治”直到“独尊儒术”。最终奠定了其正统法律思想的地位。建汉以后，董仲舒新儒学理论的提出，确定了以儒家学说为正统思想，同时，儒家学说的内容也深刻的影响了汉代的法律制度。至此，开始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

本文以汉代的刑法原则和制度为切入点，结合对汉代法律与儒家伦理二者间发生结合的原因分析，具体阐述中国法发展中的重要转变。

二、本论

(一)汉前的法律制度概述

(二)儒学进入法律

1.儒家思想得以确立的原因：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

2.董仲舒的新儒学

（三）儒家文化在汉代刑法中的表现

1.汉代刑法原则

（1）“上请”（2）“体恤”（3）“亲亲得相匿”（4）“自告”与“自出”（5）“造意”与“非造意”

2、汉代刑法制度

（1）汉文帝、景帝改革

（2）“春秋决狱”与“秋冬行刑”

A.“春秋决狱” B.“秋冬行刑”

（四）法律的儒家化的影响

三、结论

呼应开头的序言;

四、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1、曾宪义：《中国法制史》，北大出版社，2007年版。

2、杨景凡、余荣根：《孔子法律思想》。

① 《论语·子路》

3、沈家本著：《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

4、俞荣根著：《儒家法思想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6、郑琴主编：《中国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7、黄京平：《刑法总则案例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

8、徐远：《儒家思想与东亚社会发展模式》，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版。

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京海印刷厂2004年9月版。

10、武树臣：《儒家法律传统》，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版。

11、马小红、柴荣：《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

12、陈长琦：《中国古代国家与政治》，文物出版社2002年1月版。

13、商绍先：《中国刑法史精要》，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版。

14、韩星、陈明：《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社会神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15、《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法律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16、《汉书•宣帝记》

17、《论语•子路》

18、《汉书•刑法志》

·论文类： 高正尉：《儒家法律思想的发展》、《从汉朝刑法原则和制度看法律的儒家化》2006年09月02日，法学公社的老董：《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 高正尉：《儒家思想》 陈兆鹏：《试论儒学对汉代法律的影响》 王边银：《浅谈汉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与意义》

从汉朝刑法原则和制度看法律的儒家化

一、汉前的法律制度概述：

我国刑法起源略早于夏，在父系氏族社会后期，就有“皋陶之刑”。夏建以后，制定了刑法，即“夏有乱政，而作禹刑”。且发展为“夏刑三千”。此所谓“五刑”之源。商朝随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及国家机器的不断强化，法律制度较夏朝有所充实。商灭夏后，即制定法律。《左传·昭公六年》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后在祖早二十五年，又“重作汤刑”。使法律日趋完备。据后存资料记载，商代法峻刑残，有桎梏、流放、割劓、砍足、剖心、断头、火烧、活埋等。且实行天罚与神判相结合。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宗族奴隶制法律制度的特点。

西周法律制度以宗法制的确立为基础，结合“礼”以调整社会关系及行为规范。《礼记·礼运》所载：礼“禁于将然”“绝恶于未萌，起敬于微缈，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而刑则“已然”。如《汉书·陈宠传》所说“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时至春秋，周天子“天下宗主”地位动摇，传统制度被打破，秦国统一后，仍然严刑峻罚，独尊法家。使得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甚至“焚书、坑儒”以至民不聊生。秦将法家学说定为“一尊”，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执法上的以权利为中心与法家理论日益僵化，导致的立法不够完备，致使执法中竟以“杀人众者为忠②臣” 再难以“缘法而治”终使秦的夭折宣告了法治的失败。

二、儒学进入法律

（一）儒家思想得以确立: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

秦亡汉立，经济凋敝，天下饥谨。鉴于秦亡“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的教训，无法再“法治”，而百业待兴，政权待稳。“以道为本，文武并用，德刑相济”的黄老学说，便被统治者列为主导思想。“无为而治”在政治上约法省禁，以德化民；在经济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不但巩固了统治，而且稳定了民心，从而为当时的政局的稳定，经济的恢复，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无为之策”带来了中央集权的力量不足，使得中央集权与王国力量日益扩大,势不两立.而统治者急需政治“大一统”的愿望无不使黄老“无为”理论显得陈腐落后。此时又加上漠北兴起匈奴的步步逼进，内忧外患。黄老学说与统治者日益增长的加强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愿望相悖。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再寻出路。

还顾：墨名，阴阳，法各家，道家及黄老学派过于消极，利守不利攻，不利于社会发展。墨家代表中下层人的利益，又与统治者阶级要求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阴阳家过分推崇自然之力，对治国治民缺乏论证，于是儒学的“大一统”观点就略显优势。儒家学说在凝聚历代统治阶级经验的同时，更具“大一统”理论及“宗法等级理论”。这不但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同时亦可抑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倾向，巩固社会秩序。再者，儒学虽经“焚书坑儒”但“显学”地位未失，在民间影响力较大。由《史记·秦始皇本记》中载：皇长子扶苏以“诸生皆诵法孔子”为由劝秦始皇改法从儒可见。同时，儒学为入世之学，持“中庸”原则。可避免法家急功好利给社会带来的不安。也可避免道学及黄老学派过于消极而给社会发展造成的阻碍。“民本”的思想给专制集权体制带来了开明的气息。此外，董仲舒以儒为本，以阴阳学为解释，杂糅各家之长，上“天人感应”三策，宣三纲之道，恰合汉五帝统一之意，便呈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新局面。

（二）董仲舒的新儒学

提及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就不得不提到董仲舒。其新儒学的提出，使得儒家法律思想开始向封建法律渗透，成为儒家思想登上政治舞台的必要前提。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吸收了阴阳五行家、法家以及殷周的天命神权等各种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因素，创造了新的儒学。他提出了“三纲、六纪、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且将《春秋》的精神，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并根据时局进一步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实际上，董仲舒就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理发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进而便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首先，董仲舒为了论证“君权神授”，创造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② 《史记·李斯列传》 把天描绘成创造一切，支配一切的神，人的情感、意思是与天相适应的，君主的统治是天意的具体安排。君主必须秉承天意来行事。即“君主授命于天，天下授命于天子”③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是？”④他还把君主与臣民的关系看成是干与枝，本与末的关系，主张“强干弱枝，大本小末”。⑤皇帝的至尊权威不受任何侵犯，且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凡是侵害皇帝个人和皇权统治的行为均视为最严重的犯罪。如“欺谩”、“诋欺”、“诬”、“废格沮事”、“诽谤”甚至“腹诽”和“阿党”、“通行饮食”、“见之故纵”均构成“死罪”。董仲舒利用神化将保护皇权以合法化，而儒家化的汉律又赋予皇帝以特殊人格，至尊地位。儒家思想中的“八目”——注重内在修养这一特色，⑥也在儒家化后的汉律中得以体现。即见“腹诽”——将心理因素作为犯罪与否和犯什么罪的依据。

其次，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思想，根据人间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仁义道德思想，以及“阳尊阴卑”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一套维持封建等级的制度“三纲五常”论。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思想，法律教育互补说，区别与单纯的惩罚目的说，据此以减刑使犯罪者有改过的机会。主张德教为主，兴办学校，提倡儒家教育，以教化来从根源控制犯罪。同时，汲取了秦亡的教训，采取儒家中庸之说，即有主辅之分。引孔子刑罚教育目的学说，以达到“礼仪之邦”无为而治的目的。而对于“斗筲之姓”则以刑罚教之。这种思想便是儒家“三纲、五常”思想的实质性表现，由此便有了“礼律融合”。“三纲”早见于《韩非子》而“三纲五常”则在董仲舒之后《白虎通义》中首现连用。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及“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子兼功于夫。”又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同时在《春秋繁露·顺命》中说“天子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使得个人、家庭、社会与政治统治从行为规范到法律制度形成了内在的统一。

“五常”则是董仲舒在汉五帝策问中提出，即“失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⑦可见“三纲”用以约束臣民，“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为整个社会的伦理本位和道德标准。其中君主表率作用亦不乏其中，由此，董仲舒援引儒家思想而构建的社会行为规范及价值便初现雏形。

再者，除德教方面，法律条文方面亦出现了“礼律融合”。赋予了汉代法律以儒家化的价值取向，即由汉代的法律原则与制度为媒介使汉代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得以体现。

三、儒家文化在汉代刑法中的体现

③④⑤⑥⑦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春秋繁露·王者三通》

《春秋繁露·十指》

“腹诽”即在心理诽谤朝政，大臣颜异因此而被杀。

《汉书·董仲舒传》

（一）汉代的刑法原则

1、“上请”

亦可称“先请”即某些官僚贵族犯罪后，一般司法机关不得擅自审理，须奏请皇帝，“请”其作出，减免的决定。根据与皇帝关系的亲疏远近，官职功劳的高低大小，决定刑罚的适用及减免，异词保护贵族官僚的特权。

两汉时期公侯其子嗣和官吏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在法律上都享受有罪“先请”特权。这实质上也可以认为是对儒家所提倡的宗法道德的维护，汉朝历代皇帝多次颁布诏令，规定或修改先请的适用。如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诏：“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宣帝黄龙元年诏：“吏不满六百石，下至绶长、相，有罪先请。”另据《后汉书·百官志王》记载“县令、长，三百石侯国之相，秩次亦如之。”《汉书·惠帝记》“民有罪得买爵之三十级，以免死罪。”在此，将孔子的非同姓血缘的君父一体制加以贯彻，既估计了犯罪官僚贵族与皇帝关系的前提，又为非同姓但又有功臣的行为放宽了条件，符合了儒家“孝、忠”的思想原则，在其实质上，却给了地主豪绅等贵族有钱人以钱赎刑的特权，这种“君以礼事臣，臣以忠待君”的君臣之纲的赏罚制度和儒家文化大夫的社会等级制度在法律上淋漓尽致的体现，虽较发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断于法”思想的阶级性更为明显，较努力制时期具有一定先进性，但在很大程度沙锅内也破坏了法的平等、公正的内在价值。

2、“体恤”

即“矜恤”其规定了老幼废疾者或妇人的犯罪，可以在量刑和监禁方面给予优待。汉朝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划分为但段，即幼年、成年、老年，只有成年而未步入老年者才负刑事责任。这条原则以儒家宣扬的“仁政”思想为知道，把儒家尊老怜幼的道德原则法律化，详见《汉书·刑法志》载“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心”。汉惠帝诏：“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⑧皆完之。”汉宣帝诏：“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生。”⑨汉成帝诏：“年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便得以明晰。

3、“亲亲得相匿”

即“亲属相隐”，最早见与秦律中“子为父陷”。后在儒家经典中得以完善表述。即孔子《论语·子路》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汉宣帝四年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减受法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⑩从中可以看出这条规定了卑幼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不负刑事责任。这条规定无疑是对儒家所提倡的家族道德的一种维护。在此，儒家的家庭、宗族伦理观念等得以法律原则形式明确表述，意味着孔子道德观念已被转化为法律原则。

4、“自告”与“自出”

即“先自告除其罪”汉律中“自告”或称“自出”，类于现自首但有所区别，指犯罪者在其罪行未被发觉之前，自己到官府报告其犯罪事实，可以免除其罪。⑧⑨⑩ 《汉书·惠帝记》

《汉书·惠帝记》

《汉书·宣帝记》 其带有儒家注重内省自修的成份，反映了儒家参与立法所导致的法律价值取向——教育目的说，儒家思想中的“五常”与“八目”在这一原则下体现得淋漓尽致。

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八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求人对子我内心的修养，强调只有内修成功，才能进一步追求其社会价值的体现，反之对于犯罪之人，以为内修出了问题，若可“先告”则就根本上已解决了问题。因此便可免于惩罚，儒学奉行“仁”“德”在“法”“德”间，“德”居首位。“自出”可以说在符合了统治思想的同时，稳定了社会，同时也笼络了人心。

5、“造意”与“非造意”

汉律中有“造意”与“非造意”的区分。“造意”指蓄谋，犯罪前的谋划策动，而“非造意”指事先无预谋的犯罪行为，这种区分的方法源于荀子的学说。区分目的指主观恶意的程度，而内心善恶则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孔孟学说以为“人之初，性本善。”而荀子则“性恶”，虽然孟荀之间有巨大区分，但同为儒学，孟子性善倾向内心修养，荀子则讲求外部教育，两者目的都在修身正心，因而内心善恶便成为定罪量刑的标准，而《荀子·劝学》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性恶》又说：“礼仪制而制法度，”就是说礼为法的根据总纲，而法为礼的体现及确认二者合而为一。而礼对人的心性和行为的要求则会波及到惩罚而蓄意去做某些违反其规定的行为则更是“罪大恶极”则会受到更大的惩罚。则“造意”与“非造意”的区别可见是程度情节上的区分。

二、汉代刑法制度

1.汉文帝、景帝改革

文帝十三年，齐太仓令获罪当是黥刑，其小女缇萦上书请求将自己没官为奴，替父赎罪，并指出肉刑制度断绝犯人自新之路的严重问题。文帝为之所动下令废除肉刑，所以，于公元前167年文帝下诏废肉刑，进行刑制改革，其诏中称：“刑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后丞相张苍、御史大夫马敬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把黥刑（墨刑）改为髡钳城旦舂（去发领部系铁圈服苦役五年）；劓改为笞三百斩左趾（砍左脚）；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币死刑。虽文帝之举从法律上宣布废除肉刑，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改革中不乏有由轻改重的现象，因受“以右为尊”的影响，使得斩右趾改为弃币死刑，劓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不再处以肉刑，但因笞刑数太多，受刑之人仍难保性命，所以有后班固称其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之”之说。景帝继位以后，针对以上问题又进行了更为完善的改革。其主持重定律令，将文帝的劓刑笞三百，改为笞二百；斩左趾笞五百，改为笞三百，又颁《瞂令》规定笞杖尺寸，以竹板制成，削平竹节，以及行刑不得换人等，使刑制改革向前迈进一大步。

这些改革从侧面保护了生产力，给犯罪人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以其实质上而言，便是儒家刑罚教育目的说的结果，即董仲舒所谓“德主刑辅”而“明德慎刑”。

2.“春秋决狱”与“秋冬行刑”（1）“春秋决狱”

汉代《春秋决狱》是典型的法律儒家化在司法领域的反映，是儒家思想引入汉律的典型表现。其指审判案件时，如无法律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篇中对“春秋决狱做了解释说：“春秋之所狱也，必本其实而原其志；志刑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可见其要旨为：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者从轻处理，这强调审断时应重视行为人在案情中的主观动机；在着重考察动机的同时，还需依据事实，分别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桓宽在《盐铁论·刑德》中说：“春秋之治狱，论以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给予法者诛。”则“心”“志”为定罪依据。据《通典》卷六九记载：“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子，甲无子，振活养之，虽非所生，谁与易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董仲舒以为“父为子隐”乃“春秋之义”，并据此对包庇杀人犯的义父不予论处。又如“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诸之。”即说，对君主和嫡亲尊长必须绝对服从，不可有反逆之心，否则即使未付诸行动，也要予以严惩。载《荀子·王制》中：“故公平者，所之衡也，中和者，所之绳也。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礼仪者，治之始也”；《荀子·劝说》中又提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性恶》中更涉及“礼仪制而制法度”。《荀子·修身》中“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由此可见荀子早有以礼法并用，以礼制法，以礼治事之意，而董仲舒揉合各家所长，引礼入律，礼律并用，甚至以礼代法，并注《春秋决事比》、《春秋决狱辑佚》等。由《春秋繁露·深案名号》中“循三纲之纪，通八端之理，乃可谓善，”可见汉代司法断案在无律可引时便完全以儒家思想定夺。其中《春秋决狱》所谓“论心定罪”无非亦为“忠、孝”精神的体现。（2）“秋冬行刑”

“秋冬行刑”早见于春秋“赏以春夏，刑以秋冬”11之说。汉初流行黄老之学，《黄帝四经》主张“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认为“先德后刑，顺于天”，而董仲舒由于受到黄者学说德刑观的影响，提出了“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刑罚，当其处不可不发，若暖春清寒，当其时不可不出也”之说。12据《资治通鉴》载，武帝“元光四年冬十二月晦论杀魏其侯于渭城”。胡省三注曰：“汉法以冬月行重刑，遇春则赦若赎，故以十二月晦论杀魏其侯”。可见汉统治者根据天人感应理论，规定春夏不得执行死刑。《后汉书·章帝记》载，东汉舜帝元和二年重审：“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十二月报四。”除其谋反大逆等“绝不待时”以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因此时“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申严百刑”，以示所谓“顺天行诸”。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秋冬行刑”实则亦为儒学思想指导下以刑罚制度为媒介所体现出的“天人感应理论”的产物。

四、法律儒家化的影响

儒学进入法律以后，中国便步入了以儒为主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法律的儒家化时代。也可以说进入了法律的伦理时代。法律的儒家化是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历代王朝无不礼法并用，引礼入律直至清朝都没有改变，如“亲亲得相首匿”等。自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更直接将其经典条文化、法律化，便将“三纲五常”近乎成为指导中国封建社会人们行为规范的习惯法。君权、父权、夫权成为封建社会的权利核心，法律对其加倍维护。而“仁、义、礼、智、信”则亦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儒家化的中国传统法律是中国政治体系中不可获缺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是当时社会既定条件在法律领域内共同作用 1112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春秋孥露·四时之副》 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它得以存在的合理性和适时性都注定其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一）汉律的儒家化的思想构成了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基础

“三纲五常”之道自此成为行为规范，引礼入律直至清律都未曾改变。虽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些内容已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时有少部分改动，但“三纲五常”之道、“纲常伦理”之说及“阴阳天人”之论均未受到动摇。从清律中“秋审”及家庭制度便可见其麟角。

（二）汉律儒家化的趋势使得法家“一尊”地位丧失，致使法家作为独立思想的消失，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部分。

法家思想由此被儒家思想精髓所吸收。可见宋代大儒朱熹的“重刑主义”思想得知。13瞿同祖认为“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定，纯本于法家精神。”以其源自是李悝、商君、李斯之法。自汉代开始的法律儒家化，制律者多为“儒家”，如贾谊、陈宠、公孙宏、郑冲、崔浩等等，陈寅恪也说：“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以立法参与者的出身来论法律的性质是不可靠的，商鞅、李斯的法律未必“纯本”于法家，贾谊等的法律也未必就反映了“儒家”精神。特别如后世的朱元璋、洪秀全所立之法并不必然代表他所出身的阶级一样。况且，上述诸儒生，本身也多有法家背景，王充即指出“法律之家亦为儒生。” 许多方面儒法是相通的，只是其主张作为治国手段时的次序不同。法家主张法高于道德教化，因为他们不相信道德教化能“禁暴止乱”；而儒家主张在于礼教优先于法或刑，“出礼则入刑”，刑是实现礼义教化的保障。并不能说儒家反对法律手段，或法家反对道德教化手段。这只是一个优先选择的问题。可以看得出，汉代法律儒家化后，法家思想已经深入儒家思想的精髓，并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4

（三）汉律儒家化的法律思想构成了中华法系的基础

中华法系开始形成于秦朝及汉代初期，汉律的儒家化便是其得以开始形成的标志，直到隋唐时期才真正成熟。在汉律儒家化后的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正统法律思想，后经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余年的发展。隋唐时法律思想及法律制度逐渐成熟，自成体系。中华法系的得以形成不但影响了古代中国的法律发展进程。同时，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的法制也产生了影响。唐朝以后宋元明清各朝都以《唐律疏义》为蓝本，创制了本朝的法律制度。日本也仿隋唐法制，至今乃用省，县，府，道等作为国家政级划分。虽然在清代修律过程中中华法系宣告解体，但可以从中华法系的“法律以君主的意志为主”，“礼教为法律最高原则”，“刑法发达民法薄弱”，“行政司法合一”15等特点中清晰地看到法律儒家化的影子。

汉律的儒家化使得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及发展成为可能。在为法律儒家化标榜为亚洲各国法律的指导思想的同时，也为中国刑制的发展，中国后世法律制度的完善附带了一些消极的因素。宗法礼制下的儒化思想以维护封建统治为本的官方哲学，无不淋漓尽致的体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的阶级特权。破坏了法律的平等，公平的内在价值。使得中国的法律丧失 朱熹在湖南上任亲自上阵捉获数千农民打入牢房，回扣押了宁宗即位颁发的大赦令，直到杀死十几名起义农民领袖后，才予以公布。14 诡梦人：《浅谈汉代法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与意义》2008年12月 1315诡梦人：《浅谈汉代法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与意义》2008年12月

了作为法的价值，功能及品格，亦为中国法的滞后与枯竭埋下伏笔。但即便如此，虽中国法无法像西方法律一样成为现实世界法制的主流文化，亦可为中国特色法律建设提供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