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儒家法律思想及其影响
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极其影响
一提起儒家思想,人们往往会想到“德治”、“仁”、“礼”,法治的标签一般都被贴在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上。但是,虽然以德治为主,儒家也有一套自己的法律思想。而且从古至今,这套思想也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的思想。本文将从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名词、核心内容及其影响这三个方面浅析儒家法律思想,最终得到自己的结论。
一、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名词探究
儒家法律思想,顾名思义,即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的关于法律方面的思想。儒家法律思想一直强调礼和德的重要性,而法律只不过是前两者的辅助工具而已。在流传于世的儒家经典文献中,“礼”、“仁”、“德”、“孝”等字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想要了解儒家法律思想,必须了解儒家法律思想的这几个核心名词
(一)德
“德”也是儒家思想认为一个“君子”应当具有的品质。儒家认为,“德”包括忠、孝、仁、义、温良、恭敬、谦让等。
古代儒家曾经提出过“明德配天,以德慎罚”、“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思想。可见,“德”在儒家思想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仁
“仁”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他提出要为“仁”的实现而献身,即“杀身以成仁”的观点,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礼 《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即,礼,为在日常生活中,君子行动所遵守的方法和规则。《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可见,在儒教中,礼甚至作为了判断一个人是否为“人”的标准。
在儒家思想中,礼的集大成者当然是孔夫子。尊崇儒家思想的人,奉孔子为圣人,像孔夫子一样尊教重道,是每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人的理想。遵守礼的人,会合宜且虔诚地参加古老的仪式典礼。他会根据他的身份习尚与礼节—儒家思想的根本概念—表现优雅而庄重地控制着自己所有的举止、身形姿态与动作。可以说,“礼”体现出一种典雅和自治以及儒的尊严。
但是,礼并没有在古代中国的全民中适用,它只是贵族的特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句古语便很好的说明了这点。
(四)忠与孝
忠是维系国君与臣民之间的纽带,而孝则是维系家庭关系的一条纽带。忠是指臣子对国君的绝对的沉浮,孝是指在家庭关系中家长的绝对的支配地位。这也体现出身份在古代中国的重要作用。这两个字,好像戴在中国人头上的几千年的紧箍咒。至今对中国有着极大的影响。“百善孝为先”,便体现出了这个道理。一个不忠不孝的人,会遭到刑罚的处罚,同时也会遭到人们的唾弃。
二、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国有国法,家有家法
在古代中国,家和国史两个非常重要的单位。若干人组成了一个家,而若干家便又组成了一个国。“国家”一词便由此而来。在国家和家庭中,都有着自己的规则和方法。这些规则和方法统称为宗法。
因为由国和家之分,所以便有大宗和小宗之分。“亲亲父为首,尊尊君为首”是古代宗法的基本原则。除了这个基本原则之外,还有很多纷繁复杂的规则,在内在和外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比如在家庭中,以父亲为最具有权威的人。而父亲去世后,长兄即为最具有权威的人。还有,一个女子,需遵守三从四德。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从三从四德等规则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法律思想对秩序的严格要求。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妇女必须忍受无数规则的束缚和约束。这样下来,虽然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水平。但是,一是因为当时教育普及范围不高,所以老百姓只是在被动的遵守这些规则,二是这些规则确实压制了人们尤其是女子的内心和行动的自由。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几百上千年后迟迟不愿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封建统治异常稳固的原因。
(二)德主刑辅,礼刑并用
分析这句话。道德和法律同时为调控社会的一种手段,在封建社会儒家法律思想的支配下,道德显然站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但是道德和法律虽然有不同,但是也有相通的地方,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相互转化。孔子遍是希望通过“德主刑辅”达到“德治”。“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听讼,吾犹人也,必使起无讼乎”(《颜渊》),“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以德去刑,以仁去刑,而非以暴治暴,以刑止刑,其所侧重是违法与犯罪之防范,以道德教化来进行防范,本身就是法律向道德的转化,由刑辅德,为德治提供了硬性保障,这一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体现法律与道德之地位比较,更重要的是促成一种法律文化的形成,一种法律社会化的底蕴。
礼和刑事古代调控社会的两种手段。虽然礼法并用,但是在儒家法律思想中,礼显然比刑更加重要。比如在家庭中,三从四德等规则是礼的一部分,这些规则控制着中国人几千年。而刑在中国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是明显低于礼的。除此之外,礼和刑并不是对所有人适用的。周朝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即刑不能适用于大夫以上,里不能适用于平民百姓。这是赤裸裸的不公平。也是当时当时社会的法律适用的最准确的概括。
除此之外,在古代中国,道德和礼还能干预司法。“春秋决狱”遍是最好的证明。“春秋决狱”是指审判者运用儒家经典如春秋等判决案件。这样的做法在现在来说是极不合理的,严重的干预了司法的稳定性、严肃性权威性。但是,也许“春秋决狱”给司法注入了一些人文精神和道德关怀。但总的来说是绝对的弊大于利的。
所以,在那个时代,法律是居于道德和礼的后面的,德和礼占据着统治的地位,法律终究视为前两者服务的。那时候的法律人,可能是哭泣的。
(三)法律的适用张弛结合 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一思想乃其“仁”之思想的体现,但欲达到“中”,他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就是“宽猛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载:“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而在《礼记.杂记》中:“子曰: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亦反映了孔子之如此思想。如果说“德主刑辅”作为其法律思想的主导思想原则,而“宽猛相济”则是其法律思想的具体指导方针。“择其二端二用,”也是孔子政法思想的中庸之道。如古代对破坏社会基础家庭基础的违法犯罪行为(如十恶)采取了极其严酷的刑罚,甚至违法犯罪人会千刀万剐。而长辈对小辈的侵害则可以从轻或减轻抑或免除处罚。这样做可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但也破坏了司法的平等性。
(四)仁的核心地位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孝悌是仁的基础。其法律思想是主要是基于对国家或社会,家族或宗族的兴衰的关注,而过分压抑了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从而在其思想中体现强烈的国本位和家本位思想,而也是这一点一直支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在仁的支配下,不仅是立法、司法还是执法都必须体现仁的思想。但是近现代,随着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之风的吹来,仁思想与西方思想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和越来越实质化的交流与碰撞。
三、儒家法律思想的影响
儒家法律思想史我国中国古代起着支配作用的法律思想。而历史是传承的,法律思想也是传承的。时至今日,儒家法律思想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法治的影响。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慎刑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德主刑辅,礼刑并用”。这反映出儒家法律思想感化教育为先为主,惩罚为后为辅的思想。反映在当代法律中最显著的就是刑法的罪刑法定的原则。
罪刑法定是指被告人的罪名和刑罚都必须要有刑法来规定,既不能由非刑法的东西如习惯契约来规定,也不能由除刑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来规定。而且刑事诉讼必须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进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虽为处罚犯罪人的法,但是它更是保护犯罪人的法,处处体现着慎刑的思想。这与儒家的仁和德教的思想史不谋而合的。
除此之外,其他法律领域也体现着这种谨慎处罚的思想。不仅如此,在立法、司法、执法中,也体现着这种思想。比如行政法的行政合法原则、行政合理原则。
(二)国家为上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君权皇权至上,权大于法。这种思想和基调一直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法律。在古代中国,中国史法治和法制的中心,掌握着最高的立法权、司法权。“法由君出”。而且,中国的法律一直是统一的,没有出现欧美国家同一国家不同法域的套路。在今天我们国家与此也有一定的相同的不同。在当今中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立法权属于人民。而且我国的法律也是统一的。但是,当今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这决不代表人民就能随意干涉法治。这与古代中国权大于法的思想是不同的。
(三)厌讼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道德礼教和调节的作用,其核心在于:注重人际和谐,轻视法律诉讼;重视道德教化,注重犯罪预防;重视贤人政治,轻视个人权利。这也就导致了人民厌讼情绪的出现。古语有云:“好讼之子,多数终凶”。这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厌恶诉讼,爱好息事宁人的思想。这种厌讼的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有的老百姓甚至认为一打官司就会触霉头。这种思想与当今社会的法治是有一定的矛盾的。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厌讼,因为诉讼是我们的合法的权利。当我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我们就应该拿起诉讼的武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道德和调解的作用,不能成为讼棍。总之我们要把握好诉讼的度,既不能厌讼,也不能一味的依靠诉讼。
(四)人治的思想
人治和法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儒家法律思想强调人治,强调“为政在人。”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也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都把统治者道德的好坏,看成是影响民众道德品质的重要因素。
而在当代中国,强调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法为上的思想渗透着整个国家。但是在强调法治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的作用。
首先,不管是立法、司法还是执法等,都是人来实行的。“徒法不足以自行”。缺少了人的法治是无法想象的。其次,法律人的带头示范作用也是非常作用的。倘若每个法律工作者都能遵纪守法,依法办事,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我国的法治也应该会更早更快更好的实现。否则,只是有着完善的法律,而没有拥有信仰法律、掌握法律的法律工作者,那法律只不过是一张充满着生硬辞藻的废纸而已。
(五)仁治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仁治的思想,这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是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的。首先,法律不仅是规范人们的行为的规则,而且也应该有一定的人文精神和仁爱观念。生硬的法律只能被人们所遵守,而不能被人们所信仰。其次,在司法过程中其实是一个判断和推理的过程,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如果一个法律工作者没有仁爱的价值,而是一个偏执的法律狂,我们也很难想象他能驾驭好法律,他也很难运用法律保护当事人权利,做到惩恶扬善。所以,即使是法治,人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六)家庭因素
前文说过,宗法分为大宗和小宗。大宗即国法,小宗即家法。在现代社会,家庭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我国是有这几千年儒家思想积淀的国家。比如,在我国,当今父亲仍然是一个家庭的中心和权威。对于这种思想和习惯,我们不能抱着全有全无的态度去处理。我们应该抱着扬弃的态度去处理。比如,对于孝这个观念,我们应该要大力弘扬的。毕竟,家庭依然是维系社会的纽带。但是对于那些不好的因素,比如“三从四德”这类的,我认为应该是坚决抛弃的。在这个男女平等,甚至女权愈来愈大的社会,我们应该解放妇女,还妇女以自由。而不应该继续的毫无人道的用旧观念来压迫他们。总是,我们应该用扬弃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待和利用儒家的家庭观。
四、结语
儒家法律思想史流传于我国数千年的法律思想和法律传统,对我国古代的法律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当今社会,儒家法律思想依然有着自己的可取之处,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抛弃的糟粕。而且,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清风已经吹入中国很长时间,不断的、越来越强的影响着中国的法治。在此种情况下,中国的法治建设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抉择。留给我们的任务非常重要,也非常艰巨。我认为,面对不同的法律思想,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管是儒家法律思想、法家法律思想、西方法律思想等,我们都应该抱着这种态度和方法来进行抉择。只有这样,我国的法治才会向着包容化的方向发展。会越来越完善。
第二篇:儒家法律思想评析
儒家法律思想评析
发表时间:2006-12-3 9:48:00 阅读数次: 14
有学者论及:秦始皇依靠武力自西向东统一了中国,而孔子则依靠思想自东向西统一了中国。事实上,孔子(儒家)的思想并非仅仅如此,而且统领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其博大精深,融会了政治、道德、经济、艺术、法律等诸多方面。无庸质疑其伦理道德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进程,但孔子对法之精神的揭示也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基础,为其发展提供了总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今天,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以为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提供镜鉴。
一、孔子法律思想的物质基础及理论基点
法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科,同艺术宗教法律一样,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其最高理想是能够“克己复礼”,复礼,即复周礼,其理想社会的模板也是周代社会的克隆,其思想基础与周代的治世之道有直接的继承性。
史料记载,周代的中国,特定的地理条件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侧重于渭河平原一带,依次向东是广阔的平原;良好的自然气候条件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天时地利;秋收春种使得人民衣食无忧。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各行业进而产生,与其他东方古国一样阶级产生以后,以维持定居和稳固统治的上层建筑随之产生;再者,中国奴隶社会的漫长发展和阶级社会的政治早熟现象,由父系氏族社会直接进入了奴隶社会,家天下的局面成为中国阶级社会的雏形,由家及国,家法推而广之成为国法,形成“大宗”和“小宗”来维系社会以形成“尊尊”、“亲亲”、王祭天、侯祭川的局面,血缘成了社会关系的锁链,“家平则国治”,德教则为优益之法,由此形成的“明德慎刑”、“敬德保民”的治国之道。
西周后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熄战、和平、稳定成为时代之需,孔子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又欲恢复旧的稳定秩序,提出其经世之法,而且付诸行动,“知其不可而为之”。
孔孟之道形成后,“人之初,性本善”成为其理论根基,孟子归“羞恶知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于“性本善”,为理论体系找到了基点,而孔子并非如此,“性本善”的迹象并不明显,“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于此之理解,程树德在《论语集释》中解释到“性也,人所禀以生也,习者,谓生后有百仪常所行习之事也,人俱禀天地之气以生,虽复厚薄有殊,而同是禀气,故曰相近也,及至识,若值善友,则相效为善,若逢恶友,则相效为恶,善恶既殊,故曰相远也”。康有为《论语注》中“孔子则不言善,单言远近”。如此大
抵乃孔子之思想的基础。由于人“性相近,习相远”,因而人性可塑。一方面强调友对个人的影响,“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乐道之善,乐多贤友,益矣”;另一方面“自省”,“自讼”,“自责”,“择善而从”以达到“求仁得仁”,自识以后,内外互动,形成仁,从而达到摒“四恶”,达“五美”,但内心自省置于首位,由此形成了儒家思想的内向性格。从这种意义上说,由此形成的“人性可塑”为道德教化提供了可能性,再者由于当时社会传统形成以久的宗法观念为其提供了可行性,为其法律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孔子的法律思想评析
一、宗法
宗法作为一种曾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控制方式在维护政权稳定方面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宗法`即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庭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中国法律思想史》),在家庭内部,例有家法,由家及国,家法亦国法,从而产生“小宗”、“大宗”之分,和“尊尊君为首”、“亲亲父为首”的宗法原则,大宗以小宗为基础,小宗则以孝为中心。在宗法的层面之下的起作用的是一种畸形的权利义务机制,或是说是权力义务机制,臣从君,子从父,幼从长,女从男,否则不义,如此可教,教之不改,则消灭之,如孔子言:“先教后杀”。进一步说由这种森严的等级造就了其纯粹的义务本位而淹没了权利和个性,换言之,人的
及其权利的概念并不存在,人的价值的存在直接取决于其社会地位及与之相关的道德义务的履行,因而,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独立、个性也就无从谈起,带来的只能是强制、专制、特权、义务、服从、集中和封闭。由此铸就了宗法基本的基本导向---秩序和安全。
二、德主刑辅
“德主刑辅”四个字体现了孔子对法律建设的关注,也体现了其法治思想的精髓。道德与法律同是作为社会的调控机制有诸多异处:如非强制性与强制性,内在性与外在性,非对抗性与对抗性,但二者在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方面亦有诸多相通之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而德主刑辅原则正是侧重于此,通过德主刑辅达到德治。“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听讼,吾犹人也,必使起无讼乎”(《颜渊》),“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以德去刑,以仁去刑,而非以暴治暴,以刑止刑,其所
侧重是违法与犯罪之防范,以道德教化来进行防范,本身就是法律向道德的转化,由刑辅德,为德治提供了硬性保障,这一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体现法律与道德之地位比较,更重要的是促成一种法律文化的形成,一种法律社会化的底蕴。“化之”乃最高境界。阶级社会里道德的功能与效力与法律相比,在许多情况下,是相形见绌的。但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里,法律的道德化也许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法制观念的民众融合,法律意识的社会渗透,法社会文化的形成与积淀,无疑是社会长治久安的促进因素。但稳定不意味着封闭,而是充满活力的开放,保持个性又兼容并包,滋生于其中的法社会文化亦是如此。
三、“礼”法的角色定位
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社会关系之发展与复杂程度,对法律的发展和完善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尤其是经济关系的丰富,或是说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而如前所述的农业生产的近乎单一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生产单元,家庭家族的束缚,大大限制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多元化和复杂程度,市民社会的畸形发展,使法的调整对象发生了逆转,侧重点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伦理规则,如君臣,夫妇、父子、兄弟、师徒等,自然其中的联系纽带就是等级分化,这种等级下的关系规则,“礼”代替了法,例如父子关系中的孝与教,而非赡养与抚养,形成了法律形式上的匮乏,人是家庭家族之人,而非社会之人,人之社会化的道路还相当漫长,人处在必然王国的最底层,法解放人的道路遥遥不可期,法在哭泣。
由此个人在这种模式下的角色定位必然归于义务的主体,权力的附随,主体的依赖,而且这种定位具有极强的确定性和领域的不可跨越性。表面而言,这种秩序是和谐与稳定的,但这种和谐与稳定是与强制、暴力、鲜血和泪水交织在一起的。
在法律关系中人应是法律关系的当然主体,而在这种体制下,个人的主体地位很大程度地被剥夺了,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在法治化的过程中,身份独立和财产独立是个人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前提条件,身份独立为其意志独立并且获得行为能力提供了前提条件,而财产独立则为其具备行为能力提供了保障。在苛刻的奴隶制生产关系还未完全解体、并没有受到自由化冲击的封建制生产关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条件不可能具备。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任何法律思想都不可能具有现代意义。因而,孔子在其法律思想中不可能对个人的法律地位予以确定。
但是,在“礼”中,他对人进行了另一个层次的定位,即“爱人”,人既是
“爱”的施动者,又是“爱”的受动者,即对个人的尊重、重视及关注,相对于奴隶制下的奴隶而言,堪称是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一次解放和历史的进步,但欲达到“自由人”,其路亦修远,于此而言,正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发展的必然要求。
4、宽猛相济
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一思想乃其“仁”之思想的体现,但欲达到“中”,他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就是“宽猛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载:“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而在《礼记.杂记》中:“子曰: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亦反映了孔子之如此思想。如果说“德主刑辅”作为其法律思想的主导思想原则,而“宽猛相济”则是其法律思想的具体指导方针。“择其二端二用,”也是孔子政法思想的中庸之道。如此之思想,我们不难看出,是从治民思想出发或是说从执政者角度而言的两手策略,同时为立法、司法、执法提供了总的指导方针,堪称人治下的法治辩证观,因而,其法律思想的价值趋向呈现公法的张扬和私法的谦抑。
至于德主刑辅与宽猛相济之关系,前已提及,也就是说,二者并不属于同一层面,前者更侧重于法律规范的宏观方面,而后者更侧重于中观层面。德主刑辅,从整个社会发展角度出发,以刑去恶,达到德治,从而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之大同世界,在社会整体层次而言,达到稳定和谐与发展的目的。宽猛相济则从中观层面对法律规范作了阐释,其更侧重于法的运用和实证,从法的技术性角度予以论证,而并未涉及到与具体利益相关的微观层面,后者的工作则由宗法和礼中的法律规范来实现。因而孔子 的法学思想不论从其形式是从其内容而言,都具有完整的体系。而此体系的特色就是“仁”指导下的法律哲学观。
5、“仁”在孔子法律思想中的地位及其历史继承性
“仁”作为孔子的政法思想精要,在其法律思想中乃是统帅,“吾道一以贯之”。就其体系而言,“忠孝,知勇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刚毅木讷”无不渗透着仁的气息,但由于其组合又使仁的气息消逝了,综而论之,其法律思想是主要是基于对国家或社会,家族或宗族的兴衰的关注,而过分压抑了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从而在其思想中体现强烈的国本位和家本位思想,而也是这一点一直支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但近代以降,西学东渐,其法律思想也随之而
入,出现了中西思想之碰撞,西方之平等、自由、民主、私权神圣等观念传入,使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受到冲击。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三者相互析取、吸收和融合,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展开,其必然趋势是集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的二元结合,新的法治文化必然是伴随着对家庭、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和个体的自由、充分、全面发展即人的解放而形成。
三、孔子的法律思想沉淀
以孔子法律思想为基础,经由孟子、荀子及其后尘之人不断对其丰富、发展和扩充,及与道、法之结合,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影响和效果。由于宗法的观念,森严的等级划分,苛酷的刑罚制度逐步使法在社会心理上形成两大阶层,处于统治阶级的统治者,将法作为维护统治、维护特权、实现私利的工具,而被统治者则畏惧至极,视法为猛虎,唯刑为是,只重义务而不重权利,从而形成了社会心理的失衡。由于上述心理的失衡而导致的法外之法、特权之法,形成法执行之例外,作为其原因同样也作为其表象的就是法运行的附依性,即在法的运行过程中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附依于政治的运行变化而运行,整个法的发展从未超出政治的发展,权利的行使从未超出权力的行使。另一方面,对法之效果的期望趋向于中庸和平,在重实体的同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更多地倾向于调解以平息讼争,由此形成了法之价值更多侧重于安全和平。概而言之,大致如下:失衡之法心理,例外之法行为,附依之法运行,中庸和平之法期望,调解息讼之法要求,安全秩序之法价值。统而言之,即人治之下的法伦理。
法治化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孔子法律思想给我们的法治化提供了思考的道路。中国的法治化道路将是一个自觉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中国的法治化道路是和平的环境里在党的领导下以新代旧的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方向问题,从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破旧立新、建立起新的法治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是方法问题,吸取世界他国法治文化精华,结合民族文化精华,探索和建立独特的中华民族法治文化。
第三篇: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推荐)
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
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各有不同。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刑法思想中内容最丰富的部分。这两个学派的刑法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刑法思想的基础,也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发展的指导思想。
从夏商时代的神权法思想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法律思想,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法律也在不断确立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主流地位。
春秋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开始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他所主张的贤人治国、德礼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原则作为一种朴素的法律精神在当时获得了可靠的市场支持。
随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及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在各自的学派中也详尽阐述了他们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为后来法律在中国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孔子、老子、韩非子等人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也可以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法律工作者。
由于所处的社会阶级不同,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也明显带有各自阶级的色彩。儒家追求礼治,法家则坚定的信奉法治。
儒家的礼治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礼法传统,强调家国一体、孝悌为本的宗法观念。家族伦理、亲亲尊尊、明德慎罚、中庸之道成了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和最高价值标准。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鲁国及春秋各国的教育事业,其所提倡的以仁为本的主体思想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行为规范。
跟儒家明显带有官方性质的传道、授业、解惑相比,作为史上最著名的隐士,老子的思想则更容易获得来自民间的支持与认同。在许多自然与社会现象无法得到足够的科学支持的背景下,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开始在当时的社会中大行其道。老子认为“道”高于仁义礼法等一切规范,仁义礼法等社会人事的有为都不如“道”的无为,只有“道”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与最终归宿。
对于儒家思想,尤其是道德观,道家批判起来绝不留情面。李耳、庄周等道派代表人物在一种自我营造的乌托邦的氛围中,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为后人留下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法律虚无主义的光辉思想。
春秋之后,土地私有制势不可挡,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原有的社会关系开始逐渐被新的秩序所代替。儒家与道家所树立起来的法律规范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在这样一个时代更迭的历史时刻,法家出现了。他们坚定地团结在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封建新兴地主阶级周围,重新定义法的概念、性质、起源以及作用。推行“以法治国”的全新理念,彻底摒弃了儒家“贤人治国”方针政策。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认为,法是以刑罚为主要手段,依人们的等级名分而确定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制定公布与执行,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成文的行为规范。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必须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对儒家的道德教化以及道家的无为而治不屑一顾,极力主张法律的强制手段才是统治阶级江山永固的唯一法宝。
当然,作为封建专制社会,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的根本都是试图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定的社会等级制度。
儒家治国的最高目标是要达到以宗法等级为核心的礼治局面,道家治国的最高目标是要通过无所为无所不为的理想主义方式实现江湖一统、秩序永存,而法家治国的最高目标则是要建立以郡主专制为核心的国家最高暴力机关,以达到法治的局面。
现在看来,法家的法治主张更符合战国时期的时代要求,法律思想也基本概括了法的内部属性,初步完成了从神治到人治到法治的过渡,法家的法律思想已经依稀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法律的影子。
第四篇:儒家管理思想对当代企业的影响
儒家管理思想对当代企业的影响
摘要: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来,人们相信资本主义精神是与新教伦理和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本质密切相连的。因此,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工业化的奇迹只有在西方才能实现。然而,二战以后,先是日本随后是亚洲四小龙,再接着是东南亚和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均以高速的经济增长令人刮目相看。何以出现经济奇迹,它的成功经验背后深层文化底蕴是什么?儒家文化内涵博大精深的管理智慧,特别是它饱含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为现代管理提供了源头活水.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传统的人文伦理精神在当代管理实践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也得到了西方管理学界和众多中外知名企业的认可。国学大师汤一介对此有着其独到而非常有见地的看法,他认为当一个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首先要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意大利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和中国宋明时代佛教的兴起皆是如此,因此我们现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同样需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东方管理思想,儒家,企业,人本思想
目 录
一、中国古代的“人本管理”的儒家思想........................................................................................1
二、儒家思想在当代企业管理中的意义.............................................................................................2
(一)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积极意义...........................2
1、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2
2、儒家管理思想弥补了科学管理以来的缺陷............................2
(二)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消极...............................3
1、儒家坚持中庸思想,强调变通,不利于企业规范的打造。..............3
2、儒家思想强调人要出人头地,具有强烈的人上人观念。................3
3、儒家思想强调形式主义,不利于把制度落实到实处。..................3
三、儒家思想对当代企业产生影响的原因分析...............................................................................3
(一)儒家思想流派众多.................................................3
(二)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不断变化......................................4
四、儒家管理思想在当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5
(一)儒家“重视人伦和谐”的思想可以创造企业良好氛围...................5
(二)儒家“育人为本”的思想可以提高企业人才素质.......................6
(三)儒家“以德为先”的思想可以引导企业文化倾向.......................6
五、结语........................................................................................................................................................7 参考文献..................................................................8 致谢......................................................................9
管理思想是人们对管理实践活动的认识,这种认识经过实践的检验将升华为管理理论,而管理理论将接受实践的检验并指导管理活动。从人类日活动起,就逐渐产生了这一理念,并不断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化,远在先秦至汉初期间就形成了众多的流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兼容各家各派的思想理论体系,从此,儒学成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并贯穿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当今时代,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如果能把儒家文化的精华运用于企业管理之中,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来说,其博大精深的管理思想,是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借鉴的一重要源泉。诸子百家,百家争鸣,对于中国管理思想史的探索,其蕴含的哲理是无穷的。
一、中国古代的“人本管理”的儒家思想
中国古代学者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相比,大约在同时代也提出了一系列在学术上能与古希腊学者相媲美,甚至是更胜一筹的“前人本管理”思想。中国古代学者早在公元前提出的“前人本管理”思想与现代人本管理理论极为相似,是构成现代人本管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成功经验中就包括中国古代“人本管理”思想。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管理的“原型”阶段,先秦诸子是这方面的代表,围绕“人本管理”这一核心,诸子提出了诸多堪与现代人本管理理论相齐的思想。
明确人是管理的载体,与现代人本管理把人置于组织中最重要资源的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妙。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尊重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是人本管理的前提条件之一离开“以人为本”、不把人作为管理主体,人本管理就不可能进行。春秋战国的各派管理想都把人视为万物之灵:儒家以天、地、人为“三才”,作为管理客体最初始的要素;道家以天、地、人为“四大”,将人与天地并列,相信人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和智能,便可赞天地之化育,辅万物之自然。孔子的以人为本思想掩诸家而为世所重,孔子在《礼记·中庸》中提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里明确把人作为管理的载体,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看 1 来,管理的本质是“治人”,管理的核心是关于人的完善、人的义务的思想,管理的前提是“人性”,管理的方式是“人治”,管理的关键是“得人”,管理的组织原则是“人伦”,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安人”⋯⋯总之,管理一切都离不开“人”。儒家管理思想本质特征在于肯定人的价值,反映在现代就是肯定管理主体的创造能力和决策价值。孔子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删修《春秋》,宣传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同时提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宣扬了“人类之爱”,并尊重理者独立的人格“三军不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评论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治长》)这表现了孔子对待人的态度,既要“使民”,又要“养民”。孔子强调“使民以时”,反对任意杀戮人民,主张进行德教化。孟子进一步发扬孔子的这种思想,强调为政、治国的关键在于“得民”,而得民的根本要义则是“得民心”,得民心的途径“善教得民心”。儒家管理思想认为人是最根的东西,尤其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
二、儒家思想在当代企业管理中的意义
(一)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积极意义
1、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仁学”管理思想的基本管理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于现代管理文化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仁学”管理思想始于远古尧、舜、禹、汤的先人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孔子只不过是中国远古以来就已经产生了的道德统治和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换言之,道德管理文化产生于中国有文字记录以来的远古文明时代,经孔子加以弘扬和发展成为系统的“仁学”管理思想,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管理原则而延续到现代。“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修己以安人”这样一些范畴和管理原则,反映了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基本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其发挥作用的根本机制在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和行为,其管理驱动力就在于管理者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他人。从狭义讲,“仁学”管理思想是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的管理原则。
2、儒家管理思想弥补了科学管理以来的缺陷
“仁学”管理思想对于缓解现代西方个人中心主义价值观念所带来的精神危机,弥补西方管理文化的根本缺陷,促进人类新型管理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仁学”的管理思想,对于长期浸染于理性化、制度化和物欲化的西方管理人群来说,无疑是极为向往的精神需求。因此,以孔子“仁学”管理思想为特质的东方伦理管理文化,对于变革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基本构造,缓解个人中心主义价值观念带来的精神危机,弥补西方管理制度的根本缺陷,改善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
(二)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消极
1、儒家坚持中庸思想,强调变通,不利于企业规范的打造。儒家思想中有很多相互矛盾的思想。既有君子自强不息的奋斗,又有明哲保身的教条。这种矛盾思想导致现实生活中人的无所适从。
2、儒家思想强调人要出人头地,具有强烈的人上人观念。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文化不利于打造职业经理人团队。现代企业讲究团队协作。而这种人人为王的思想,就使员工经常出现“一个人是一条龙,三个人是一条虫”的局面。同时也导致中小型民营企业管理团队不稳定,经常出现关键管理者拉人单干,与原企业分庭抗礼的局面。这种管理模式的结果就是企业无法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最终导致中小型民营企业无法形成职业经理人管理体制。
3、儒家思想强调形式主义,不利于把制度落实到实处。很多民营企业并不缺少企业文化,但是总是无法落实到实处。他们的根源就在于儒家思想有时过于强调形式主义。这种过于强调形式主义束缚了人们奋斗的决心,导致人们只是应付工作。另外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企业文化只是中高层管理者的事情,广大员工没有参与。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部分企业能够坚持自身的企业文化,但是这种文化与其说是企业文化,不如说是管理层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在建设和维护的过程中,只有管理者在参与,基层员工根本没有投入。所以这种企业文化也不是真正的企业文化。
三、儒家思想对当代企业产生影响的原因分析
当代企业建设既受到儒家思想的积极影响,也受到其消极影响。但是当代建设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消极影响。经过分析,我们认为这种状况主要是由儒家思想自身充满多样性和矛盾性以及儒家思想采取中庸之道的方法论造成的。
(一)儒家思想流派众多
自从孔子创立儒家思想以来,儒家发展出了多个流派,每个流派对儒家思想都进行了不同的解释。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思想主要分为两大流派。一派以孟子为代表,相信性本善,主张施行仁政,讲究人情。这一派的思想是企业实行人性化管理的理论根源。另一派以荀子为代表,坚持人性本恶。性恶派的思想是企业制定各种制度,进行规范管理的理论依据。即使是现在,这两大派别的思想仍然没有分清孰是孰非。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为了适应汉朝统一的需要,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建构了一套适应当时社会所需求的系统化规范化的儒学体系,开创了两汉经学为主体的儒学和汉学学风,形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宋朝时期,儒家思想又经过重新的发展,朱熹等人吸取佛家、道家的思想,重构了新儒家思想。后来王阳明又把儒学改造为心学,从而导致儒家思想的再次分裂——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明末清初,我国商品经济初步发展,黄宗羲等人又发展了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五四以后,新儒家则主张吸收西方民主科学的思想,实现儒学的再次转型。从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流派众多,本身充满了多样性和矛盾性。
(二)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不断变化
儒家思想不光流派众多,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也不同。这种地位的不断变化加剧了其自身的矛盾性与多样性。
自从孔子开创儒家思想,到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一枝独秀,逐渐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但是自从明末清初以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开眼望世界,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儒家思想被彻底打倒。自从被打倒后,儒家思想一直没有崛起过。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更是以官方的立场正式宣判了儒家思想的封建糟粕地位。特别是文革期间,国内几乎彻底摧毁了儒家思想的根基,导致国内儒家思想研究出现了严重断层。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官方才重新肯定了儒家思想的积极影响。但是此时儒学仍没有复兴,儒家思想更没有应用到企业文化建设等实践中来。直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相继崛起,外国学者发表了大量关于儒家思想是促使日韩崛起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才真正开始研究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四、儒家管理思想在当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对企业进行科学的管理,就是要应用科学的管理理念,合理地组织和最大限度地利用企业本身既有的各种资源,调动企业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作为我国古代很有影响的儒家管理思想,它的价值、作用毋庸置疑,将儒家管理思想很好地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一定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拓展企业的生存空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任何一种管理都必须适应自己的民族文化土壤和社会历史背景,都必须同自己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因此,对儒家管理思想加以继承、发扬,对于提高现代企业管理的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儒家“重视人伦和谐”的思想可以创造企业良好氛围
个体总是生活在群体中,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伦和谐。其主要人伦思想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讲求以和为贵,重视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和为贵的思想,是积极地看待自然和社会中的差异,分歧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与发展。二是讲求“仁者爱人”。仁是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其核心是爱人,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为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三是强调“五伦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要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就要明确每人在不同伦理关系中的位置,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将其以适当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确立下来;四是要求“知礼以立”“克己复礼”。“礼”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制度化体现,主张在等级秩序之下协调人们的行为。孔子认为社会要安定团结,个人要发展完善,没有礼的约束熏陶是不行的。19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使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在惊叹之余开始探索“东亚经济奇迹”的原因。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赫尔曼·卡思首先明确地以儒家伦理来加以解释,并称日本与东亚“四小龙”为“新儒教国家”。日本筑波大学高桥进教授在分析日本企业经营与儒家思想之间的联系时说,日本企业的组织原则为“集体主义”“终生雇佣”和“年功序列 5 制”;组织伦理强调忠诚,孝顺、智慧,否定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其中“集体主义”体现了“礼”“和”,“终生雇佣”体现了“仁”“孝”,“年功序列制”体现了“礼”“五伦十义”。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兼大英百科全书主编弗兰克·吉布尼则认为,日本将中国古老的儒家文化与战后的美国企业引入的现代经济观念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运用,形成东西合壁的“儒家资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源思想”,“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这才是日本经济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二)儒家“育人为本”的思想可以提高企业人才素质
重视教育是儒家思想的另一重要特征。儒家思想既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也重视教育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说明了儒家进行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对事物、人心的了解(格物、至知)做到树立正确的伦理观念,不为各种私欲邪念所动摇(诚意、正心),从而形成完善的人格(修身)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积极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齐家)为国家的安定繁荣作出贡献(治国平天下)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孔子“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循序渐进”“举一反三”“性相近,习相远”等诸多教育理念从古至今对人类的影响、教育都有着重大意义和作用。“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这是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该企业创造了完善的人力资源教育培训制度,遵循着循序渐进、不断更新岗位的原则让每个担任不同职务从事不同工作的员工都受到相应的阶梯式的教育培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培训教育,重视“资本知识化”,把培养人才比做“缝鞋垫”与“做西装”,首先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一步一个台阶,培养出很多复合型高层管理人才,不仅使企业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观念不断更新,而且对整个社会素质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全过程中,教育培训是基础的、根本的环节,培训如何做事、教育如何做人对企业的影响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可见到的,但却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打下了深厚坚实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一个企业能够不依靠各领域的人才而跻身与尖端企业中,也没有一个企业能够不通过学习—探索—创新就长久不衰的,并且企业中每个个体素质的提高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教育培训人才应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使命。
(三)儒家“以德为先”的思想可以引导企业文化倾向
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是儒家思想的一贯主张。《大学》开篇中就提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要求先做人后做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仁是儒家思想的最高思想境界,认为“能行五者(恭、宽、敬、敏、惠)于天下,仁矣”,而“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末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等观点也是要求人们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才能处理好同他人的关系。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仁学”管理思想虽然产生在古代封建社会之中,并且服务于其时的当政者,但是这种以人为本的软性管理理论具有珍贵的普世价值,尤其在如今物欲化的现代社会中更具有积极的意义。
五、结语
综上所述,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而一个人、一个民族不可能割裂传统文化的影响,企业管理活动也离不开特定的民族文化的印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任何一种管理都必须适应自己的民族文化土壤和社会历史背景,都必须同自己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因此,对儒家管理思想加以继承、发扬,对于提高现代企业管理的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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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导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朴实无法、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对本人影响深远。不仅使本人树立了远大的学习目标、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方法,还使本人明白了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本次论文从选题到完成,每一步都是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倾注了导师大量的心血。在此,谨向导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在写论文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问题都得以解决。所以在此,再次对老师道一声:老师,谢谢您。
第五篇:儒家教育思想对韩国企业文化的影响(模版)
企业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一种管理现象,它是企业在云做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经营思想、经营作风、价值标准、行为规范、规章制度和传统习惯的综合反映。企业文化是企业全体人员言行的集合。韩国的企业文化既不同于欧美型企业文化,也不同于日本型企业文化,它是受儒家思想、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同影响形成的借鉴型企业文化,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其中儒家思想在其中占主导地位。
1.和衷共济的团队精神
儒家思想注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的群体意识和团队精
神,认为人类社会靠的是有社会组织的群体力量,认为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整体高于个人,个人应倡导“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
[2]的整体主义原则。在韩国企业文化中,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是一个道德原则,在强调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尊重个人利益的同时,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儒家文化从人的群体性出发,主张和为贵,“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3]它要求人们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外平成”[4]的“五典”维持企业成员之间的和谐,以“礼”和“仁”来协调公共人际关系,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以体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善。因此韩国企业文化不强调个人主义,注重群体和谐、关心人、敬业乐群、勤奋和谐、互相合作、上下同心等等。
另外,韩国曾是以种植稻米为主的农业国,“稻耕文化”孕育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共同体意识。企业作为传统家庭的变形与扩大,构成了新的共同体,这一点也对形成和衷共济的团队文化起到了一定影响。
2.家长权威的从属关系
儒学强调“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将其作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君为臣纲”,即“忠君”,是封建传统阶级意识的“至理”,强调下级对上级绝对的忠诚和服从。因此,韩国企业中对经营业主的尊敬和对上司的服从被评价为美德,同时经营业主和上司以权威和慈爱带动着员工和下属。这些反映了儒教社会的两面性存续要素即权威与和睦。同时,在君师父一体的传统理念中,通过对君师父的人伦性礼仪和义务的忠实履行来达到三者间的均衡,但实际上人们在忠孝间更倾向于后者,将孝评价为优先价值,这在近代以后对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
另外,在韩国家庭里,父亲作为家庭的长辈,要成为夫人和子女效仿的典范,并以其权威来治家。而韩国企业多为家族式管理,企业创始人非常重视家庭的血缘关系,认为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能够帮助自己巩固企业,所以在韩国企业主多为家长,企业管理者多为亲属。于是,家庭中家长式的权威管理被传递到企业中去,形成了下属必须服从上级的垂直式从属关系和服从意识。
3.务实勤勉的劳动意识
儒家教育思想推崇“名必有实,事必有功”[6]的务实作风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7]的勤勉态度,主张要“谨于言而慎于行”。[8]在儒学基础上形成的实学更是保留了这种思想,实学主张面向现实,不尚空谈,在儒学和性理学的基础上寻求更加切合现实的实际性,提出务实踏实和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和生活观。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诞生了“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改善农民生活和在农民中提倡新的劳动道德的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其指导方针概括为‘勤奋、自立和合作’这样一个口号。”[9]不管是传统思想还是现实运动都折射出韩国国民务实勤勉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意识。
另外,韩国的企业多为私人创办,成功的创业者大都经历过白手起家、历经磨难、顽强拼搏、创造巨额财富的实践活动,而且由于韩国民族在历史上一直背受欺压,所以韩国人又有着振兴本民族的民族志向。吃苦耐劳、勤勉敬业的传统美德,与振兴经济、效忠祖国之志相结合,迸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创业者的奋斗史深深地激励着企业的后来人。于是,在韩国就形成了务实勤勉的劳动意识和工作风格。
4.重教尚贤的人才观念
在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韩国民众也具有重视教育和人才的传统。中古以前的孔子在韩国更多地是作为教育圣人的形象,古代韩国人接受了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0]“学而优则仕”[11]等思想,主要在人性伦理上重视对人的教育,他们视受教育高低与否来论人的高下。儒家重视教育,更重视学习,把学习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直接联系起来。在学习化时代的今天来理解儒家的这种思想,就是将学习放在首位,树立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观念并付诸实践。
新儒教伦理强调人的学习、修养和教育,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教育赋予了极高的价值。接受过良好教育是通向较高社会地位的途径,全社会都形成了尊师重教、崇尚人才的风气,在企业也不例外。企业录用新职员时,非常注重学历,高学历意味着良好的资质,能获得较高职位。并且十分推崇终生学习的思想,十分重视员工的在职培训,使企业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人才第一”的思想渗透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正是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凝练成一种向上的企业精神,树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才使员工有了一种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从而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和感召力。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思想,已成为韩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