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教学思想的三大特点

第一篇：儒家传统教学思想的三大特点

儒家传统教学思想的三大特点

钟杨

（四川教育学院教育系，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摘要：传统的教学思想并非过时陈旧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和学相统一，强调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都是其特点。需要的是我们在现代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展这些有价值的教学思想。关键词：儒家；传统；教学；特点

中图分类号：Ｉ３０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７５７（２００３）０９－０００７－０４

提到传统教学思想，教育界许多人通常会联想到过时、陈旧和古板等词汇，并把现实教学活动中一切不合时宜的东西归结为受传统教学思想的影响，诸如理论脱离实际、只重教不重学、学生智力发展缓慢等等。其实，这种理解是片面和不科学的。实际上，传统教学思想也有褒贬好坏之分，也有适应不适应当前情况之分，它并不等于保守落后，并不都是过时和陈旧的。作为中国传统教学思想主流的儒家教学思想，如果我们辩证地加以看待，认真考察其思想脉络，至少可以概括出对我们不无裨益的三大特点。

一、儒家教学思想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教学活动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并非现代教学思想中才有的新鲜提法，而是古已有之。它作为传统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一直沿用至今并经久不衰。儒家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术人才，因而历来都强调教学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以这样说，儒家从孔子开始至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从来就没有过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主张。下面以各历史时期的几位著名代表人物的教学思想为证，说明传统教学思想并不具备或“享有”理论脱离实践的特点。

孔子，儒家的开山鼻祖，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学思想，可以说是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教学实践，其精深、优秀可想而知。孔子在教学中特别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即便是在讨论如何处理学与思的矛盾问题时，他也没有忘记联系实际。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这里的“思”，并非脱离实践的思，而是说的“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即要联系自己的实际来思考。显然，孔子是主张理论联系实际的。又如他在讨论学与用的矛盾问题时，即要求学生学以致用，学习所得，必须见诸行动，即把知识运用到政治生活和道德实践中去。他以学＜诗）为例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也就是说，熟读了＜诗）三百篇，管理政事却管不了，出使外国却又不能独立应对，像这样的人，读＜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得显然，孔子认为这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是知而不能行。因此，他不仅要求学生经过学、思获得和巩固知识，而且还要求把实践也纳入到教学过程中去。孔子不仅在思想上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且在行动上也体现得极为充分。他带领学生周游列国本身就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

苟子也是我国古代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认为教学过是一个特殊的认识过程。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荀子・劝学））按他的意思，学生接受教师传授知识，首先通过耳、目等感官，得到感性认识，再通过“心”的积极思考，逐步上升为理性认识，然后由人体直接的实践活动表达出来。如果认为正确，便可视为法则而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在他看来，教学过合起来。他又说：“不闯不若闯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效儒》）教学的认识过程，从感性到理性，最终在于实践——“行”。“行”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也是终极目标。只有学而能行，才算完整的认识，也才能最后把握真理。由此可见，苟子是不主张只知不行的，而是强调教学应知行结合，即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知。

宋代的朱熹可以说是儒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大教育家。在他的教学实践活动中，从来都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宋史＞本传讲朱熹“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他教育弟子：读书则穷究其理，行己则践其迹。可见他主张教学中的读书穷理与躬行实践并重。在朱熹看来，读书穷理只是手段，而目的则是躬行实践。他特别强调“读书需要切己体验”，指出：“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读书不可只专求纸上求义理，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就身上推究，始得。”（《朱子语类》卷十一）按他的意思，读书必须把书中的知识联系到自身的实践，只有亲身实践了，才算真正获得了知识。如果仅仅知道了而不去实践，那与不学没有什么两样；反之，想去实践但又没有弄清道理，那么这种实践将是盲目而不可靠的。总之，知而不行，等于不知；不知而行，实为蛮干。可见，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朱熹是主张两者结合的，难怪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同上，卷九）

清初教育家张履祥也同以上教育家一样，主张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所处的时代，由于科举制度的病入膏肓，导致了士人学风的败坏和不务正业。学校教育中的一切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着科举考试，学生为追求功名利禄，百般钻营，不惜弄虚作假，置学习的真正目的于脑后。对于学习的内容只知死记硬背，而不去深入钻研。结果得到的全是一些空疏无用的东西。针对这种情形，张履祥在教学中告诫弟子应避免走这条路，并要求他们在学习上从事于实学或是有用之学，做到学以致用或是理论联系实际。他说：“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适用。”（《张杨园先生全集答颜孝嘉））即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弄清道理，而弄清道理的目的则是为了运用。可见，他把教学中的理论联系实际看得是多么的重要。在教学中他也常常教育学生：“须读有用之书，毋习制义，当务经济之学。”（张履祥＜年谱））

以上仅举了四位古代教育家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思想。如要详细论及，董仲舒、王充、王守仁，王夫之、颜元，戴震等著名教育家也都在教学活动中强调这一点。从这一点上，我们很难看出传统教学思想“书本至上”、“学习脱离实际”的影子。可以这样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我国传统教学思想中的精华，沿用至今仍然适应现代教学的需要。

二、儒家教学思想注重教和学的相互统一

中国的传统教学思想，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主张教和学的统一。既重教的原则方法，也重学的启发指引。几乎没有“教师中心”或是“学生中心”的嫌疑。

先从学法上讲。孔子在教学中就很注重学生的主体作用。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态度问题。比如他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论语・学而》）意思是讲在学习的时候，言语，行动、容貌、爱好等等方面，都必须表现出端正庄重、注意集中、严肃认真、坚定不移的态度，否则学到的东西也不会牢固。显然，孔子在这里不仅是教学生学会，更是在教学生会学。

孟子在教学活动中也注重对学生学法的指导。比如他要求学生的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即是如此。他认为学习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应该按顺序前进。他说：“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按他的意思，学习象流水一样，不把洼地流满，不再向前流。求学应有一定步骤，不能急于求成，“其进锐者其退速”（同上）。在这里，孟子解决的是学生的学习速度问题。

宋代大教育家张载的教学，也很善于让学生会学。比如他在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时，特意强调了“博学精思”。张载认为，博而不精是有害无益。他说：“汗漫无所执导，所以临事不精，学者先须立本。”（《张子语录中＞）“书多阅而好忘者，只为理未精耳。”（＜经学理窟・学大原上））这是说，读书学习时漫无边际的博览没有理解其中精义，到头来什么也不精通，也容易忘记。这是因为没有弄清书中精义的缘故。因此，“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为学“当识其要，总其大体”（《义理》）。也就是说，学习时既要注重广博，同时也要注重精思。

南宋陆九渊更是把广求师友作为一种学习方法来要求学生。在他看来，学习的开始阶段，师友的启发是有益的。在消极方面，师友可以帮助学生发现和清除其浮伪物欲和习气；在积极方面，师友可以帮助自己反省觉悟，以掌握真实的道理。所以他说：“亲师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资质有美恶，得师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攻之。”（＜陆九渊全集＞卷三十五）关于师友对学习者的帮助，陆九渊首先谈到的是学习要“遇明师”。按他的意思，学习如果缺乏老师，尤其是缺乏明师的指导，那么在树立学习的正确目标和选择适宜的学习内容和方法上都难免会惶惑而不知所从。他认为，人并非生而知之的，对知识总有迷惑不解的时候，因而应该有惑必求师。其次谈到的是学习须慎择友。他认为，在和多数人共同学习时，朋友之间浸灌熏陶的影响之深远，以及彼此规切磨砺的利益之巨大，远非独学无友的孤陋寡闻所能比拟。因此，学习时必须在“慎择”的前提下广交朋友。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教学思想没有丝毫地忽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而是既肯定了学生的主体作用，也强调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再从教法上看。儒家最为注重的就是启发教学。比如孔子教学就特别提倡这一点。孔子有一句教学名言是这样讲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按照宋代教育家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貌；言，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朱熹：＜四书集注・论语・述而））在这里，孔子首先讲到的是让学生形成“愤”、“悱”的心理状态，然后再言及的是启发的目的，即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和思维能力，并以此检验启发是否得当。这是孔子对启发式教学的高度概括，体现了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再如《学记）在总结先秦儒家启发教学方法时说：“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用现代的话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优秀教师的教学是善于引导。引导学生而不牵着走；勉励学生而不压抑屈从；开导学生而不把所有道理和盘托出。引导而不牵着走，就使教与学之间的矛盾关系变得和谐；勉励而不压抑屈从，就使学生对学习感到快易；开导而不和盘托出所有道理，就可使学生独立思考并求得其余道理。如果教学真正做到了让教学和谐，学生快易，而且又能独立思考，那就可以说是善于诱导了。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学记》是把教学中的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主体作用结合在一起的。启发式教学是我国优秀的教学传统，相因相袭两千多年，至今仍在教学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按儒家的说法，只有那种善于多方启发诱导的人才能当教师。也难怪朱熹会这样感叹：“指引者，师之功也。”（《朱子语类》誊八）

儒家在教法上还非常重视教学相长。《学记》中有这样一段精到的论述：“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日：教学相长也。”在这段话里，我们不难看出教学过程中包含着两对不同性质的矛盾。首先教师从事教学的职业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以及自身的智能结构，构成教的内因；在其认真施教时，学生追求学成的自主意识和表现的自觉性、积极性，必然会促进教师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去认真钻研，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这就构成了教的外因。二者辩证的统一形成教师“知困”而“能自强”的根本动力。其次，学生学习的自主意识，强烈的求知欲和学习的自觉性，构成学的内因；在教师的认真教诲、启发诱导和严格要求下，使学生感到一定的压力，理解学习的重要和欲罢不能，这又构成了学的外因。二者辩证的统一形成学生“知不足”而“能自反”的根本动力。这样，教师和学生能各自认识到这两对矛盾的话，那么教师就能自强不息，加强自我修养、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努力改进教学，进而加强对学生的教育，促进学生的学习；学生也能全面反思，检查不足，然后加倍努力，争取多学，去促进教师认真施教，提高教学质量。

综上所述，不论是从学的角度，还是从教的角度看，我国古代的教育家们都注重教学过程中的教与学的统一，都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的有机结合，决非只重教而不重学。

三、儒家教学思想强调发展学生思维能力

传统教学思想并不像一些学者理解的那样，只重视书本知识的传授，只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忽略学生智力或是思维的发展。实际上，传统教学思想是相当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的，诸如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激发学习兴趣、注重广于见闻、提倡启发思维、主张有疑有问、重视逻辑推理、强调创新精神等等都是如此。

教学活动中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是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前提条件。关于这一点，早在孔子那里就已受到重视。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很善于引人人胜，使学生对学习极感兴趣，处于一种欲罢不能的，态。孔子认为，学生的学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好学乐学。他指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好学的心理表现就是“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同时他也强调乐学，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一个人只有通过在教学过程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才会自觉主动地学习，使思维处于积极的状态之中，才能“闻一以知二”，“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宋代教育家张载也主张要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向慕之心”，他说：“慕学之始，犹闻都会纷华盛丽，未见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进则到，画则自弃也。”（《学大原下＞）兴趣浓厚了，学习自然会有进步。他认为：“乐则生矣，学至于乐，则自不已，故进也。”（＜学大原上＞）只要把学习看作是极快乐的事情，就会思维活跃，学而不厌，不断进步。

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必须要广于见闻。按认识论的说法就是没有广博的间接经验和丰富的感性知识，人的认识不可能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思维水平也不可能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因此，使学生获得广博的间接知识和丰富的感性知识，是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基础。儒家教育家很早即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教学过程中特别要求学生广于见闻。孔子提倡学生要善于。多闻多见”，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政＞）按孔子的意思，只有多听，才能选择其中合理的部分加以接受；只有多看，才能都记在心里，加深认识，只有多听多看，谨慎思考，才不致于使思维步人歧途，才可能减少怨尤和遗憾。可见，孔子的。多闻多见”，实则是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一种极好的教学方法。南宋朱熹也很强调感性知识对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基础作用。他以盖房子为例，说明只有“阔开基，广开址”（＜朱子语类辑略》），才能使建筑物坚实牢靠。人的思维能力的发展同样需要坚实的基础，那就是必须要求广博的感性知识。他在解释《论语＞中“多闻多见”时指出：。多闻多见两字，人多轻说过了，将以为偶然多闻多见耳。殊不知此正是合当用功处。圣人所以‘好古敏以求’，又日‘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则闻见孤寡，不足・以为学也”。（同上）

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有疑有问，一直是儒家教育家们采用的一种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方法。孟子在教学活动中极力主张要存疑，他认为有疑问的学习才能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真正获得知识。他要求学生在学习时要有存疑的精神，反对那种没有疑问的学习，所以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汉代王充强调。问”的作用，认为只有大胆怀疑，通过询问，才能弄清楚不理解的问题，才能活跃思维。他说：“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久乃知，不问不识。”（＜论衡・实知篇》）又说：“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隋代王通更是直截了当地肯定了“问”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方面的作用。他认为要推广仁的精神，增强人的智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多问，即他所说的：“广仁益智，莫善于问。”（《中说・问易》）明末清初的教育家王夫之认为，寻求问题彻底解决的办法以及提高思维能力的办法，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能够提出疑问。他说：“由不疑至于疑，为学Ｂ长，由疑至于不疑，为道Ｂ固”（《诗广传）卷四）。他把疑、问、思三者的关系理解为：有疑者必问，问而自反则必思，思而有得则疑消惑解。他认为“问”有两种，一是问人，一是问己，相比之下，后者更能促进思维的发展。

古代儒家教育家大多比较重视学生学习过程中逻辑推理能力的培养。汉代教育家董仲舒认为，学生在思考问题时应尽量多从各种事物中找出区别和联系，这样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有助于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为此，他提出了“博贯多连”的思维方法，即：“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春秋繁露・精华》）南宋朱熹在教学过程中则强调用“类推”的方法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他教导学生说：“人固有理会得处，知孝于亲、友于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热，不可谓不知，但须去致极其知，因那理会得的推之于理会不得的，自浅以至于深，自近以致于远”（＜朱子语类＞卷十四）。这是由已知到未知，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的推理方法。他还认为，研究事物的道理应从多方面去探索，只要有一方面研究透彻了，其他方面也可以类推。按他的说法就是：“道理之大原固要理会，纤细委曲处也要理会，制度文为处也要理会，古今治乱处也要理会，精粗大小无不当理会。四边一齐合起，功夫无些罅漏，东边见不得，西边须见得，这下见不得，那下须见得，既见得一处，则其他处亦可类推。”（同上，卷一百二十一）

创造思维是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创新，是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当今素质教育的核心）。在这一点上，儒家教育家更是特别倾注心血，从孔子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均是如此。比如唐代韩愈即非常强调思想方法上的创新精神，他要求学生“师古圣贤人”要“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要“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韩昌黎全集・答刘正夫书》），并把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定义为：“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同上）。宋代张载则一贯反对那种在学习和思想方法上食古不化的态度。他认为在学习和思想方法上只有摒弃守旧态度，才能创造出新意来，也即他所说的：“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学大原下》）。因此，他告诫学生：“学贵心悟，守旧元功”（《义理》）。南宋朱熹则继承了孔子“温古知新”的思想，他说：“须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朱子语类）卷一）。在这里他是把温故与知新相结合的，温故是知新的基础，通过不断地复习１日有知识，就能加深理解，创造出新意来。因此他说：“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心得”（＜同上，卷二十四》）。另外，朱熹在教学过程中还强调要在尊重前人学术见解的基础上，敢于议前辈，立新说。正如他说：“前辈固不敢妄议，然论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圃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则不容不立论。”（＜学规类嫡＞）为此，他教导学生：“学者不可只管守以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朱子语类》卷十一）明代王守仁也比较重视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首先，他肯定了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和提创见的权利和能力，即他所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中》）。其次，他主张在学习过程中，对古圣贤人的见解，不能盲从，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新见解，按他的说法就是：“夫学，贯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乎！’＇（同上）

以上是儒家强调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教学思想。无论我们从何种角度看，在这种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学生也不会是“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智力发展缓慢”和“学习效果不佳”的。难道说古代那些改革家，诸如董仲舒、范仲淹、王安石；那些思想家，诸如韩愈、朱熹、王守仁、王夫之、颜元等等都不是在这种教学思想指导下学有所成而最终成就大业的？他们勇于开拓、改革和创新的精神，难道不是在这种教学思想指导下培养出来的？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论述，笔者认为，传统教学思想中不乏精粹的、且沿用至今仍在教学活动中起指导作用的思想。这些思想是经过千百年教学实践检验并继承下来的，是优良的传统。对于此，我们的责任不是贬低或者否定它，而是如何在现代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它。诚然，我们应当承认传统教学思想有其糟粕的东西，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一概而论。对照上述分析，那种以为传统教学思想“过分强调书本知识的学习，侧重教师如何教的方面，而对学生如何学的问题，则很少论及。在这种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教师中心’，书本至上；而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学习脱离实．际，智力发展缓慢，学习效果不佳”（谢辟．小学教育学

［Ｍ］．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２８．）的说法，显然是缺乏依据和站不住脚的。

（责任编辑：郝丹立责任校对：郝丹立）

第二篇：以儒家传统思想构建银行职业道德

以儒家传统思想构建银行职业道德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以儒家传统思想构建银行职业道德》。儒家伦理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几千年来，在我国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已经积淀成为一种“遗传基因”。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批判继承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及合理成分，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建设银行职业道德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和借鉴意义。

“徒法不足以自行”。自古以来，医有医德，官有官德，百业均有其道，谓之德。从事金融工作的人员，则应当有自己的银德。银德者，是金融工作者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持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立银行道德，正银风，对构建和谐的金融关系非常重要。

一、以人为本。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人为本“是银行道德建设的前提。作为金融工作者，要深知自己的一切资本来自人民。要树立”以人为本“的银行道德，关键在于两条：其一是确立”客户是上帝“的理念。每个金融工作者要设身处地为客户着想，推行金融管理与服务新举措，要满足客户的需要，与客户的承受度相适应，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二是增强对客户的回应能力。金融部门不能拒客户于千里之外，要通过各种途径，建立应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反应机制，解决客户的实际困难。

二、自强自律。”自强自律“是银行道德建设的关键。儒家认为人应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人应该效法天地，刚健不息，积极有为。儒家主张积极人世、用世、有为，奋发图强，积极有为，苦干实干。这种积极的人世哲学和参与精神与现代企业强调全员的开拓精神和参与意识是一致的。儒家思想文化素来倡导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这正是现代企业发展的源动力。同时金融工作者要时刻清廉自重，常思贪欲之祸，常畏律令之威。要建立”守清知畏“的银行道德，关键有三点。第一是自律。第二是要有制度意识。第三是管好近人。一些金融工作者走上毁灭之路，往往与近人之扰有关。

三、敬业乐群。”敬业乐群"是银行道德建设的根本，是儒家伦理道德的理性积淀。它告诫金融工作者要时刻勤于政务，来不得丝毫懈怠。要建立勤勉敬业的银行道德，最要紧的，是要勇于负责，钻研业务，并立足发展，增强创新力。儒家传统的“敬业重道”，无疑也是新时期银行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它要求员工敬业爱岗，干金融行爱金融。要求员工爱岗敬业、勤业精业，勤业是精业的基础，精业是勤业的的升华，是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

诚然，我们对待儒家思想文化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儒家思想的同时，也必须摈弃儒家思想中消极因素和道德弱点。如散漫、因循、事故，平均主义，封闭保守。尤其是宗法等级观念，官本位特权意识等。竞争观念、效率观念、创新意识、民主意识等，则是儒家传统思想中欠缺的。汲取儒家思想之精华，兼容现代文明道德意识，就能不断丰富和完善银行职业道德体系。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道德没有重量，却可以让人有泰山之重； 道德没有标价，却可以让人的心灵高贵；道德没有体积，却可以让人的情绪高昂。让我们工行的每一位员工追随儒家思想的道德之光，让道德在我们职业生涯中绽放最绚丽的色彩吧！

第三篇：探析毛泽东廉政建设思想的三大特点

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是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建设清政廉洁政治，使党政机关及其领导成员树立公仆意识，防止和惩治腐败而提出并为实践所证明的理论结晶。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精神极为光明伟大，具有三大鲜明特点。

一、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毛泽东廉政建设思想的这一特点集中体现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政权性质的论述。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组织领导者只能是公仆，两者不能错位。在延安时期，他就反复强调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彻底地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后来又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1934年1月，他在（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1941年5月，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郑重提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罪者治罪。”

全国新政权建立后，他多次告诫全党和全体干部：“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他认为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应该“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反贪污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 1953年1月，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进一步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这些论述和指示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政府的性质决不允许任何人用以权谋私、贪污浪费和亵权渎职的行为去玷污。这些论述是毛泽东廉政建设思想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宗旨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及其政府的显著标志。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党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这一具有鲜明特色的宗旨一以贯之于各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为政清廉的办事制度，深得民心。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党员和干部自觉地这项宗旨作为高尚操守，为党树立了崇高威信，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热爱。

二、惩腐肃贪，严厉果断

毛泽东从不把从严治党、从严治政停留于主张。并认为要清除腐败、永葆党的廉洁品格和队伍的纯洁性，必须对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危害党的事业者，尤其是对位高权重、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采取果断措施严厉打击并绳之以法。这样，才能震慑腐化堕落分子，做到令行禁止并教育全党，“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

在廉政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曾先后亲自发动和领导过中央苏区的反贪污腐败斗争，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斗争，亲自参与处理了三起重大腐败案件（1934年熊仙壁贪污腐败案，1937年黄克功避婚杀人案和1952年张子善、刘青山贪污腐化案）。这里，仅引毛泽东处理黄克功案件时写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案件审判长雷经天的亲笔信就足以充分表明他惩治腐败的严正立场、坚强决心和果断举措。他在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实为惋惜，但黄犯下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共产党员红军干部有如此卑鄙、残忍、失掉党的立场、失掉革命立场和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军委不得不根据其罪行和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普通人，正因为他是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是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行为所致。毛泽东还告诫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戒。毛泽东指示雷经天在公审大会上当着黄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宣布这封信。毛泽东几十年前的这封言之凿凿的亲笔信让我们在称颂他震古铄今伟业的同时，对他惩腐肃贪、除恶务尽的举措不得不由衷地颂赞。

每当毛泽东领导开展一项重大的反污腐化斗争之后，腐化蜕化分子必然受到极大震慑，党政机关干部和人民受到深刻教育，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再次净化，廉政建设效果显著。在处决张子善、刘青山之后的近三十年里，全国未曾出现过类似重大要案。

三、身先垂范，廉洁自律

在廉政建设中，毛泽东的表率作用很具特色。他坚持共产党的章法，决不搞裙带关系，坚持任人唯贤，反对干部人事工作的腐败不正之风。《毛泽东书信选集》收录了建国初期他回复家乡亲朋故旧的近20封书信，内容涉及谢绝举荐至亲密友参加工作、介绍同窗入党、推荐晚辈升学、优先抚恤家乡烈士家属和指示地方党政组织按照普通人一样管理他的亲戚等等。他不仅将其办事准则告之父老乡亲，还将处理亲人一般来信的原则告之秘书田家英，“凡是要求来北京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这些珍贵的手迹和谈话记载了毛泽东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反对任人唯亲，为共产党执政开创新的政风的史实，表明了他高尚纯洁的思想境界，令人肃然起敬。

毛泽东历年提倡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堪称艰苦朴素的典范。在全国解放以后，他仍然保持艰苦朴素本色。他的卫士回忆：“1953年底到1962年底，主席没添一件新衣，制服袖子磨破两次，都是送王府井织补好后继续穿。”他曾对卫士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吃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三年困难时期，他与全国人民同过艰苦生活，吃饭定量，连续六、七个月没吃一片猪肉，脚因营养不良而浮肿。

“其身正，不令而行”，领导干部的身先垂范对下级是无声的命令。毛泽东同志对群众极为关心，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不允许他们特殊。毛岸英从苏联学习结束返回延安，就派他到农村去锻炼，接着又送他去抗美援朝的战场。两个女儿在北师大附中学习时，为了不使他们有特殊感，防止学校特殊待遇，家长栏填写了保健医生王鹤滨的名字。正由于有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严以律己的表率作用，新中国建立后，在广大机关干部 自然形成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艰苦奋斗、廉政为民的新风尚，涌现了一心想着全体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艰苦奋斗的铁人王进喜，以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和拒腐蚀永不沾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整个社会官风正、民风淳，堪称政通人和。

为不断消除腐蚀革命伟大前途的障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把接受党外批评与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把开展日常性的防腐倡廉教育和惩腐肃贪的专项斗争相结合，把惩处反面教员和褒奖先进典型相结合，创造和总结出了许多于当今廉政建设仍十分有益的经验。

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表明，开拓民主新路，反腐倡廉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由于现阶段处于特定历史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消极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无疑增加了共产党人执政的难度。因此，我们必须从抵御执政风险和巩固执政地位的高度，研究和实践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始终高扬反腐倡廉的大旗，从根本上遏止腐败现象的蔓延，进一步巩固执政党的地位。

第四篇：儒家法律思想评析

儒家法律思想评析

发表时间：2006-12-3 9:48:00 阅读数次： 14

有学者论及：秦始皇依靠武力自西向东统一了中国，而孔子则依靠思想自东向西统一了中国。事实上，孔子（儒家）的思想并非仅仅如此，而且统领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其博大精深，融会了政治、道德、经济、艺术、法律等诸多方面。无庸质疑其伦理道德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进程，但孔子对法之精神的揭示也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基础，为其发展提供了总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今天，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以为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提供镜鉴。

一、孔子法律思想的物质基础及理论基点

法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科，同艺术宗教法律一样，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其最高理想是能够“克己复礼”，复礼，即复周礼，其理想社会的模板也是周代社会的克隆，其思想基础与周代的治世之道有直接的继承性。

史料记载，周代的中国，特定的地理条件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侧重于渭河平原一带，依次向东是广阔的平原；良好的自然气候条件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天时地利；秋收春种使得人民衣食无忧。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各行业进而产生，与其他东方古国一样阶级产生以后，以维持定居和稳固统治的上层建筑随之产生；再者，中国奴隶社会的漫长发展和阶级社会的政治早熟现象，由父系氏族社会直接进入了奴隶社会，家天下的局面成为中国阶级社会的雏形，由家及国，家法推而广之成为国法，形成“大宗”和“小宗”来维系社会以形成“尊尊”、“亲亲”、王祭天、侯祭川的局面，血缘成了社会关系的锁链，“家平则国治”，德教则为优益之法，由此形成的“明德慎刑”、“敬德保民”的治国之道。

西周后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熄战、和平、稳定成为时代之需，孔子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又欲恢复旧的稳定秩序，提出其经世之法，而且付诸行动，“知其不可而为之”。

孔孟之道形成后，“人之初，性本善”成为其理论根基，孟子归“羞恶知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于“性本善”，为理论体系找到了基点，而孔子并非如此，“性本善”的迹象并不明显，“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于此之理解，程树德在《论语集释》中解释到“性也，人所禀以生也，习者，谓生后有百仪常所行习之事也，人俱禀天地之气以生，虽复厚薄有殊，而同是禀气，故曰相近也，及至识，若值善友，则相效为善，若逢恶友，则相效为恶，善恶既殊，故曰相远也”。康有为《论语注》中“孔子则不言善，单言远近”。如此大

抵乃孔子之思想的基础。由于人“性相近，习相远”，因而人性可塑。一方面强调友对个人的影响，“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乐道之善，乐多贤友，益矣”；另一方面“自省”，“自讼”，“自责”，“择善而从”以达到“求仁得仁”，自识以后，内外互动，形成仁，从而达到摒“四恶”，达“五美”，但内心自省置于首位，由此形成了儒家思想的内向性格。从这种意义上说，由此形成的“人性可塑”为道德教化提供了可能性，再者由于当时社会传统形成以久的宗法观念为其提供了可行性，为其法律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孔子的法律思想评析

一、宗法

宗法作为一种曾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控制方式在维护政权稳定方面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宗法`即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庭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中国法律思想史》），在家庭内部，例有家法，由家及国，家法亦国法，从而产生“小宗”、“大宗”之分，和“尊尊君为首”、“亲亲父为首”的宗法原则，大宗以小宗为基础，小宗则以孝为中心。在宗法的层面之下的起作用的是一种畸形的权利义务机制，或是说是权力义务机制，臣从君，子从父，幼从长，女从男，否则不义，如此可教，教之不改，则消灭之，如孔子言：“先教后杀”。进一步说由这种森严的等级造就了其纯粹的义务本位而淹没了权利和个性，换言之，人的

及其权利的概念并不存在，人的价值的存在直接取决于其社会地位及与之相关的道德义务的履行，因而，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独立、个性也就无从谈起，带来的只能是强制、专制、特权、义务、服从、集中和封闭。由此铸就了宗法基本的基本导向---秩序和安全。

二、德主刑辅

“德主刑辅”四个字体现了孔子对法律建设的关注，也体现了其法治思想的精髓。道德与法律同是作为社会的调控机制有诸多异处：如非强制性与强制性，内在性与外在性，非对抗性与对抗性，但二者在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方面亦有诸多相通之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而德主刑辅原则正是侧重于此，通过德主刑辅达到德治。“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听讼，吾犹人也，必使起无讼乎”（《颜渊》），“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以德去刑，以仁去刑，而非以暴治暴，以刑止刑，其所

侧重是违法与犯罪之防范，以道德教化来进行防范，本身就是法律向道德的转化，由刑辅德，为德治提供了硬性保障，这一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体现法律与道德之地位比较，更重要的是促成一种法律文化的形成，一种法律社会化的底蕴。“化之”乃最高境界。阶级社会里道德的功能与效力与法律相比，在许多情况下，是相形见绌的。但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里，法律的道德化也许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法制观念的民众融合，法律意识的社会渗透，法社会文化的形成与积淀，无疑是社会长治久安的促进因素。但稳定不意味着封闭，而是充满活力的开放，保持个性又兼容并包，滋生于其中的法社会文化亦是如此。

三、“礼”法的角色定位

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社会关系之发展与复杂程度，对法律的发展和完善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尤其是经济关系的丰富，或是说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而如前所述的农业生产的近乎单一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生产单元，家庭家族的束缚，大大限制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多元化和复杂程度，市民社会的畸形发展，使法的调整对象发生了逆转，侧重点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伦理规则，如君臣，夫妇、父子、兄弟、师徒等，自然其中的联系纽带就是等级分化，这种等级下的关系规则，“礼”代替了法，例如父子关系中的孝与教，而非赡养与抚养，形成了法律形式上的匮乏，人是家庭家族之人，而非社会之人，人之社会化的道路还相当漫长，人处在必然王国的最底层，法解放人的道路遥遥不可期，法在哭泣。

由此个人在这种模式下的角色定位必然归于义务的主体，权力的附随，主体的依赖，而且这种定位具有极强的确定性和领域的不可跨越性。表面而言，这种秩序是和谐与稳定的，但这种和谐与稳定是与强制、暴力、鲜血和泪水交织在一起的。

在法律关系中人应是法律关系的当然主体，而在这种体制下，个人的主体地位很大程度地被剥夺了，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在法治化的过程中，身份独立和财产独立是个人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前提条件，身份独立为其意志独立并且获得行为能力提供了前提条件，而财产独立则为其具备行为能力提供了保障。在苛刻的奴隶制生产关系还未完全解体、并没有受到自由化冲击的封建制生产关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条件不可能具备。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任何法律思想都不可能具有现代意义。因而，孔子在其法律思想中不可能对个人的法律地位予以确定。

但是，在“礼”中，他对人进行了另一个层次的定位，即“爱人”，人既是

“爱”的施动者，又是“爱”的受动者，即对个人的尊重、重视及关注，相对于奴隶制下的奴隶而言，堪称是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一次解放和历史的进步，但欲达到“自由人”，其路亦修远，于此而言，正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发展的必然要求。

4、宽猛相济

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一思想乃其“仁”之思想的体现，但欲达到“中”，他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就是“宽猛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载：“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而在《礼记.杂记》中：“子曰：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亦反映了孔子之如此思想。如果说“德主刑辅”作为其法律思想的主导思想原则，而“宽猛相济”则是其法律思想的具体指导方针。“择其二端二用，”也是孔子政法思想的中庸之道。如此之思想，我们不难看出，是从治民思想出发或是说从执政者角度而言的两手策略，同时为立法、司法、执法提供了总的指导方针，堪称人治下的法治辩证观，因而，其法律思想的价值趋向呈现公法的张扬和私法的谦抑。

至于德主刑辅与宽猛相济之关系，前已提及，也就是说，二者并不属于同一层面，前者更侧重于法律规范的宏观方面，而后者更侧重于中观层面。德主刑辅，从整个社会发展角度出发，以刑去恶，达到德治，从而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之大同世界，在社会整体层次而言，达到稳定和谐与发展的目的。宽猛相济则从中观层面对法律规范作了阐释，其更侧重于法的运用和实证，从法的技术性角度予以论证，而并未涉及到与具体利益相关的微观层面，后者的工作则由宗法和礼中的法律规范来实现。因而孔子 的法学思想不论从其形式是从其内容而言，都具有完整的体系。而此体系的特色就是“仁”指导下的法律哲学观。

5、“仁”在孔子法律思想中的地位及其历史继承性

“仁”作为孔子的政法思想精要，在其法律思想中乃是统帅，“吾道一以贯之”。就其体系而言，“忠孝，知勇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刚毅木讷”无不渗透着仁的气息，但由于其组合又使仁的气息消逝了，综而论之，其法律思想是主要是基于对国家或社会，家族或宗族的兴衰的关注，而过分压抑了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从而在其思想中体现强烈的国本位和家本位思想，而也是这一点一直支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但近代以降，西学东渐，其法律思想也随之而

入，出现了中西思想之碰撞，西方之平等、自由、民主、私权神圣等观念传入，使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受到冲击。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三者相互析取、吸收和融合，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展开，其必然趋势是集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的二元结合，新的法治文化必然是伴随着对家庭、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和个体的自由、充分、全面发展即人的解放而形成。

三、孔子的法律思想沉淀

以孔子法律思想为基础，经由孟子、荀子及其后尘之人不断对其丰富、发展和扩充，及与道、法之结合，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影响和效果。由于宗法的观念，森严的等级划分，苛酷的刑罚制度逐步使法在社会心理上形成两大阶层，处于统治阶级的统治者，将法作为维护统治、维护特权、实现私利的工具，而被统治者则畏惧至极，视法为猛虎，唯刑为是,只重义务而不重权利，从而形成了社会心理的失衡。由于上述心理的失衡而导致的法外之法、特权之法，形成法执行之例外，作为其原因同样也作为其表象的就是法运行的附依性，即在法的运行过程中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附依于政治的运行变化而运行，整个法的发展从未超出政治的发展，权利的行使从未超出权力的行使。另一方面，对法之效果的期望趋向于中庸和平，在重实体的同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更多地倾向于调解以平息讼争，由此形成了法之价值更多侧重于安全和平。概而言之，大致如下：失衡之法心理，例外之法行为，附依之法运行，中庸和平之法期望，调解息讼之法要求，安全秩序之法价值。统而言之，即人治之下的法伦理。

法治化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孔子法律思想给我们的法治化提供了思考的道路。中国的法治化道路将是一个自觉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中国的法治化道路是和平的环境里在党的领导下以新代旧的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方向问题，从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破旧立新、建立起新的法治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是方法问题，吸取世界他国法治文化精华，结合民族文化精华，探索和建立独特的中华民族法治文化。

第五篇：儒家传统思想对我国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本站推荐）

儒家传统思想对我国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一、儒家传统思想对我国历史的负面影响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张批判的继承，但在儒家思想领域，继承的较多，批判的却很少。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当然，很多消极因素并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经过历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遗余力的“义务教育”，儒家思想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下面几个方面：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真是令人诧愕，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领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吗？当然，文革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领袖一呼群氓响应”的局面？应当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才是文革的可怕之处。对于妇女，更是为其戴上“紧箍咒”，要她们牺牲自己来换取名节的虚名。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场面：一批白发苍苍的元老级大臣跪在金銮殿上，声泪俱下，甚至以头抢地，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于是，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在摇旗呐喊，而很少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到了近代，我们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国门，资产阶级曾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的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 的谈资罢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说，任何革命有其轰轰烈烈，也有其蓄积的过程。不错，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可是中国历史的封建专制为何长达两千年而且其影响至今余波未尽？我们在分析历次改革或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归纳出来条条框框。当然，失败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哲学上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根本原因就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内部。

“复古”思想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八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初登中国诗坛令文学界惊骇万状，它与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儿歌不同，也与某一时期流行的“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风铆铿锵”的鼓动诗不同，使一些习惯传统的人大为恼火，非议纷纷。有人说它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解放潮流中一个倒转的旋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这些在今天看来令人发笑的评论深深折射出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看到新生事物，便视之为异端，而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有时，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都会感慨：在唐朝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于是就有一种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古代的文献备受推崇，很多人儿时就了解“四书五经”，遇到了新问题，总喜欢到古书中去寻找答案，这种模式严重抑制了中国人创新思想的发挥。

西方文化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想影响了往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劳动，忽视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从而造成了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脑体分离，经济和科技的落后。东西方两种思想孰优孰劣，只要看一下鸦片战争中的武器就知道了：中国人是大刀长矛，英国人是长枪火炮。有人也许会列举“四大发明”中某某项成果领先欧洲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否定上述观点。诚然，谁也不能对中国古代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但我们只要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中国在某些领域领先欧洲时，欧洲人亦在某些方面领先中国。最好的证明就是打开初中的物理、化学课本，你会发现上面中国人的名字并不多，一堆欧洲人的名字倒会跃入我们的眼帘：牛顿、伽利略，道尔顿„„实际上，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学问”的精神思想而不仅在于精神。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文明几近断绝，汉继秦火之余，遍地书灰，终能建成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唐宋以后，所有典籍都被仔细收藏，而汉民族的境况却是每况愈下。无数史实证明：我们过于重视“音乐”而忽略了“体育”。

此外，封建王朝利用儒学中“崇本抑末”的观点，限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道路；把知识分子的精力吸引到读儒家经典，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近代保守势力利用孔子“明华夷之辩”的思想处理中学与西学之争，坚持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失去了赶上西方的重要机会。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积极因素塑造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品质，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这些都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带着情绪化色彩来看待这一问题。过去的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决不仅仅是那些厚厚的史书，可怕的是留在中国社会中的不良习气，留在中国人心中的毒瘤思想。以前，我们对待什么事都是浮于表面，所以“前车翻了千千万，后车来了也亦然”。“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历史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是不是本着对历史，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让人民去真正的认识儒家思想呢？

二、儒家传统思想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起负面影响的几支主流思想

1.大一统思想的负面影响 2.中庸思想的负面影响

中庸思想于2500年前提出，并长期为大多数国人的为人处事的指导思想。《中庸》指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封建官僚及御用文人认为“只有遵循千古不变的原理，走不偏不倚的道路，才能治理好国家和管理好社会。”

什么是中？朱熹解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意思是，“中庸之道”就是反对过与不及。简单地说就是“去两端、取中间”。当今现代化社会的某些国人便把中庸之道转译或美化为“要在过与不及之间转折或把握一个度，”“中庸之道就是要获得‘恰到好处’的效果。”

有的国人通常可以信奉好几种思想，当他有权有势时，是法家；有家有业时，是儒家；有家无业时，是道家；权势家业全无时，就出家了。他也可以持好几种言论，有权时，主张集权；无权时，主张民主；有钱时，主张财产私有；没钱时，主张平均分配。但不变的是“中庸”思想为主导的，喜欢平稳、不求创新、“好常恶变”，圆滑世故，明哲保身。这些落后的东西，形成了国人的性格缺陷，即所谓劣根性。中庸之道对国人有着很强的腐蚀性，国人劣根性的产生，是跟几千年中庸之道的腐蚀分不开的。

一是持有中庸观点的人不可能敬业尽责。中庸之道思想深重的人，只可能有选择性地负责，而不是对所服务的机构全身心的敬业尽责。

二是中庸扼杀人才、危害人员评估。人才往往是不拘一格的，尤其有创造力的人才，他们的想法在最初往往显得离经叛道、不合常例。如果抱有“中庸之道”去衡量人才，那么他们便永远没有被承认的可能。另一方面，多数中国人向以不得罪人为处世之本，中庸哲学的文化积淀很厚，一些主管不愿扮“黑脸”做反面评量。因此只要有“头痛人物”，便设法延缓评估工作，幻想问题会自行消失。三是中庸扼杀创新。创新十分重要。尤其中层者适合创新。但反过来看，创新是有风险的，毕竟创新就是变革，总与一些人得到利益，一些人失去利益。于是一些人便开始运用“中庸”之道，持其两端而得其中。创新也便成为一句动人的口号。

四是中庸导致管理死角。管理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管理职责的空白，也就是管理缺位，好多事情该管却没有人管，在部门管理和层次管理的体制下，总有一些管理的死角和空白，产生一些管理上的漏洞，从而容易被钻空子，给企业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损失。管理当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管理中的的“灰色区域”。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有些事情既有人管又没人管，平时不当回事，不放在眼里，往往是出现问题了，才临时抱佛脚。平时谁也“顾不上”，一到上级来检查，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便立刻“突击清理”，这样的情况在现实中是比较普遍的。另一种情况是许多管理人员恪守“中庸”之道，政绩平平，抱着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处事心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这样的管理人员就属于“灰色人员”，可想而知他们的管理工作效果会如何。

3.小农平均思想的负面影响 4.封闭思想的负面影响 5.官本位思想的负面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很优秀，这是肯定的。但是对科技创新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是有负面影响的。

首先，各行各业的排序历来是“士农工商”。如果是一般的排序，那是无所谓的。总有老大、老

二、老

三、老四。如爹妈一个看法，就无所谓。问题是排序以后，明确讲要“重本抑末”。“本”这里指的是农，“末”指的是工商，尤其是商。士不在本末之列，而在一切之上，是当官的。农是士的本，整个社会的本。工商是末，是要抑制它的。而工商恰恰是要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哪儿来的工呢？中国历来把创造发明看成雕虫小技，只有读书做官才是主流。知识分子都是奔的仕途经济。把真正的创造发明，看成是末流。不仅在思想观念上看不起，还有很多政策限制。儒家思想还倡导“安土重迁”，安于守在自己的本土，而对迁移看得很重，最好不要动。“父母在，不远游”、“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就是这种思想。儒家思想也不倡导竞争。主张“和为贵”、“中庸之道”。中国虽然不尚竞争，但却热衷于勾心斗角。我们都是看四大名著长大的。四大名著讲的都是勾心斗角：《三国演义》是国与国之间的勾心斗角；《水浒传》讲的是老百姓和官府衙门之间的勾心斗角；《红楼梦》是大家庭中的勾心斗角；《西游记》是人和神与妖魔鬼怪之间的勾心斗角。从小就在学勾心斗角。但是在正常竞争面前，中国人却又讲礼仪、谦让之类的话了。

孔夫子的学说中还有“天不变道亦不变”。自然规律是不变的，因此认识自然规律的原则也不变。“天”和“道”都是不变的，因此反对变革。孔夫子总宣扬复古倒退，总是叹息“今不如昔”，我们也一代一代地叹息过来。小时候听老人讲“今不如昔”，“世风日下”。长大了对年轻人叹息“今不如昔”，“世风日下”。现在的年轻人将来大概还要对下一代说“今不如昔”，“世风日下”。中国几千年来，就是老子批评儿子，总觉得过去好。事实上社会在进步。但总觉得一代不如一代。这些思想和激烈竞争、面向海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西方人思想是不一样的。

近古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落后也是影响科技创新的。中国社会科学落后中国人不大愿意承认。科技落后大家愿意承认，承认了科学技术落后，国家强调科学技术，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处。但要我们承认社会科学落后就比较难。如果要我们承认中国文化落后，那是打死也不肯承认的，好像承认这点就挖了祖坟似的。其实近古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是落后了的。首先，发展现代科学，不管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两大方法论都没有诞生在中国，一个是实证方法，一个是形式逻辑。另外，中国的社会科学缺乏理性。理性，就是指超越自我中心，追求客观真理的品性。分析社会现象，分析问题要超越自我，不能以对我怎么样来分析事情是怎样的。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有偏差，应该追求客观真理。事实是什么样，千方百计地追求。中国伦理、教育、法律、政治都有，但是都没有上升到理性的专 门学问，这些在中国，都是作为上下、尊卑、君臣秩序来谈的。中国的伦理就是要“天地君亲师”，臣子听皇帝的，儿子听老子的，学生听老师的。中国的教育是以教师为中心，我怎么传授给你。传导、授业、解惑，都是我怎么对你，而不是考虑你该怎么成长，没有成为教育学。中国很早就有法律，秦始皇就有法律，汉朝继续，法律越来越严密。中国的法律很早就有，但是始终没有形成中国的法学，法学是以人为核心，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准的。而中国的法律都是统治者要求下面应该怎样。中国的法学就是要老百姓听从管理。中国的政治历来是讲上层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中国的制度都是为统治者设计怎样更好统治，而不是统治者怎么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或者为社会的发展等等来考虑。西方为什么会发展那么快，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作基础，有宗教革命、政治革命作基础，有一系列哲学理论作先导。而中国没有。这差别有多大？我们拿西方和中国的封建社会、后封建社会的时间过程来比较一下。西方封建社会是1500年，中国封建社会是2700年。封建后就是后封建社会，西方如果拿法国大革命成功算后封建社会的开始，法国大革命成功是1795年，标志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完成。就拿这个时间算起是210年。而中国，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算起，也只有90年。如果以30年为一代人，那么西方的封建时代比后封建时代是50∶7，也就7代人在积极解决50代人留下的封建积淀。而中国是90：3，只有3代人开始解决90代人留下的封建积淀，可见中国反封建任务的艰巨。不是谁想要快就快得了的。这是第一根捆绑的绳索。

三、充分发掘和利用儒家思想之精华，积极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古代“儒”字的含义。儒字源于儒家、儒学，意味着有学问、有知识。春秋时期，儒墨即成为“显学”，至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自此成为国学，成为历史封建王朝的文化工具。儒泛指所有学问、知识、文化。称得上儒的人肯定要饱读诗书，有广博的学问。

儒虽然泛指一切知识文化，但它仍有一个独特的文化内核，即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简言之可用仁、义、礼三字归纳。所谓“仁”是友爱、同情之意，“义”为信任、忠贞之意，“礼”，则是举止适宜之意。虽然儒家文化涉及很多知识层面，但它最根本的是谈做人的道理，是一种很典型的道德文化，尤其讲究个人的道德修养，西方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成儒家的基本精神，因此称得上儒的人，必定是品德高尚的贤者。

现代市场经济正充分显示、也正充分考验人的知识和智慧。现代经济的思维、手段和方式都是前所未有的，如互联网络、电子商务等。随着贸易的迅速发展，全球统一市场的出现，竞争会变得异常复杂，它不仅需要市场主体有丰富而灵通的市场信息，最现代的生产流程、有效的营销手段、科学的经营管理、性能优异的产品，而且要求产品有更多的科技、文化附加值，体现出市场主体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才华。而要做到这些，若非满腹经纶的儒商，又岂可胜任？而面对硝烟四起的商业战场，唯有这种商界的博学鸿儒，方能称雄于变幻莫测的国内外市场。就是以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的经营之道，严格按照精神要素规范自己的言行。具体而言，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经营宗旨

“博施济众、依群利己”，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价值观，也是我国实现现代化 所必须的市场经营宗旨。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圣乎？”孔子赞叹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在儒家看来，广泛地给人民好处，普遍救济群众，是最大的“仁”。因此，我们不仅强调企业经济效益，同时还要强调注重社会效益。

所谓“博施济众、依群利己”，具体地说，作为现代企业，要想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知名度，应树立为民、为国、服务社会的企业宗旨，把仁爱之德博施于人民大众，真诚友好地对待竞争对手和客户。

为了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我们还提倡“爱物”，崇尚节俭也是现代企业文化的一个方面。企业财富再多，也要节约每一分钱，因为每一分资金都起着推动和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2．以人为本、尊重人才的管理理念

“仁”是儒家伦理精神的中心范畴中最高道德准则。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其悠久的历史中，从理论上体现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并强调”仁者爱人”，把人作为一切文化的核心。我们根据“天地之中，人为贵”思想，推行“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要求全方位地关怀与爱护每一个人，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同时，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企业管理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因此，在管理手段上，注重以德服人，以情感人，实施各种情感管理和情感策略。

在复杂多变甚至尔虞我诈的商海中，要靠人才、靠超群的智慧和谋略方能制胜。当今世界竞争的焦点已从市场竞争、产品竞争发展到人才竞争。凡是发达国家历来都重视人力资源的投资，实际上是智力投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当今，我们正处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加强人才资源的管理和科学合理地使用人才资源，已是当务之急。

3．以义取利 诚信为本的道德观念

“信”“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现代化的市场经营价值观。在“信义”二字中，“信”，是泛指诚实不欺，讲信用的品德；“义”是指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要尊重别人的人格，尊重别人的财产和爱护公共财产。儒家提倡诚实信用，提倡道义经商，反对投机取巧，见利思义，背信弃义。

“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价值观，首先包含行为准则上的“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根据这一原则，在市场经营中注意正确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确立“义利合一”的办企业方针，注意正确处理好企业与职工、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义利关系，现代企业家选择创立与发展有利于国家、民族利益，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企业，耻于“见利忘义”和靠假冒伪劣产品和不正当竞争手段牟取暴利。

其次，“以义取利，诚信为本”还包括行为准则上的“诚信”。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取信于民，企业就稳定发展；失信于民，企业就难有立足之地。实践这一原则，在市场经营中强调“用户至一，信誉第一”的意识，向用户提供满意的服务。当今世界经济迅猛发展，商品日益丰富，同类产品竞争日益激烈，广大消费者也日益挑剔，消费者地位日趋显赫，“顾客是上帝”，稍有不慎，得罪了“上帝”，那等于在砸自己的饭碗。

4．以和为贵、协调关系的经营方法

“和”是儒家追求的一大境界，在儒家看来，“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和。”在管理方式上，儒家倡导“礼之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的协调管理思想。一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企业家，提倡把市场经济中以金钱为代表的价值法则与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人和”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一种“温和的金钱关系。”

现代企业管理中，“和”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内部人与人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企业各部门分工协作的和谐；另一是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和谐。一般说来，企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人们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和冲突，而这些矛盾和冲突对企业凝聚力无疑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就可能缓和，甚至化解企业内部紧张局面，给企业带来光明。另外，企业是外部环境这一大系统中的一个单元。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外部环境的制约。企业为求得生存发展，就必须适应外部环境。主要表现在：如何满足顾客的需求，开发对路的产品，赢得市场；如何保障企业所需资金、原材料等与企业经营的有机衔接；如何通过有效的外部公关活动，协调企业与政府、新闻媒介、社团等的关系，以期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等等。

5．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

儒家还有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观点，即主张开拓创新，赞扬自强不息。《礼记·大学》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对于事业和人生，儒家强调积极有为的自强不息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宣传积极前进，永不退缩，努力克服困难，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

要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开放意识、创新意识和市场意识。

开放意识即要求我们不仅要以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为渊源，也要认真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即“本儒”和“洋儒”的结合，中西方先进文化的结合。

创新意识即要求我们不断学习，不断挑战自我，不断革新和创造。形成人人探索、个个创新的机制，把研究开发作为发展的重要任务并用一定的制度保证，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

市场意识即要求我们时刻关注瞬息万变的市场，注意社会的需求。一定要让我们像滔滔的流水，永不枯竭；要日日思变，永不掉队；要时刻警惕，勇于进取，自强不息。

参考文献

匡亚明：《孔子评传》 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

（一）重政治而轻效益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建立和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总把本阶级的政治利益置于首位，不惜阻碍破坏经济的正常发展。久而久之，政治中心成为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我们党没有及时地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深深渗透到社会各地区、各部门中，使得我国企业管理工作上也披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首先，企业行为政府化。企业成为了国家的行政组织或政府部门的附属物，缺乏独立的人格。企业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目标选择、经营观念等主要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控制和影响，为此，企业常常主动迎合上级行政部门的意愿，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利益。

其次，企业内部结构行政化。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组织机构和编制同国家行政机构对口，管理规章制度参照国家行政机构标准制定，企业行为中政治任务压倒一切的倾向较为严重，经济色彩大大淡化。

第三，企业管理方法和手段行政化。在生产经营中，领导者往往注重行政命令，爱算政治帐，不善于算经济帐。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工作，领导者常常凭主观理想办事，企业不遵循效益第一的原则。

（二）重专制而轻民主的偏向

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封建专制管理的国家，民主管理的空气非常稀薄。战国时期，孟子曾主张民贵君轻。但这种爱民、为民之说并没有真正得到封建帝王的认同。相反，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的个别企业中常常表现为领导者的个人决策，家长制、一言堂。在这种绝对权威面前，上有所好，下必慎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使得一些敢于直言，富有才华的管理者被拒之门外，任人唯亲的现象比较严重。广大职工的智慧和潜能受到压抑，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难以形成。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难以杜绝。

（三）重人情而轻法制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表现在企业管理机制上，常以非理性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原动力。它过分重视人情管理，忽视企业规章制度的作用。结果导致一些企业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现象司空见惯。规章制度停留在嘴上、纸上，而不能见之于行动。这种人情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和谐，但企业毕竟不是一个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

（四）重情意而轻利益的偏向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义被一些传统观念理解为合乎管理阶层的礼制的行为规范，利主要是指物质利益。孔子的管理学说显示出贵义贱利的明确意向。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主张，进一步把义利对立，认为利是引发个人作恶和社会**的总根源。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而宋明礼学，更直接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把封建统治阶级的管理思想行为规范和物质欲望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极。

建国以来一个时期，我们在左倾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脱离群众对实际生活的物质需求，幻想不去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达到共产主义，这是十分可笑的。8 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从根本上承认了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当前我们讲义，不再是脱离实际历史条件的管理思想，也不再是与利的对立，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

（五）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西方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虽然处处讲人，但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在均同思想影响下，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尚的，个体则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这种总体对个体的排斥，构成了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本质。在企业管理上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企业管理思想上，我们曾经偏重于那些重总体，轻个体的学说。比如：建国后，重视对原苏联管理思想的引进、吸收和探讨，而这种管理思想的一个特点是维护了一种总体至上的观念。反之，对西方国家比较强调个性和个人积极性的管理思想，弃之不顾或否定批判。

其次，企业在管理制度和方法上趋于共同，缺少特点。从前，由于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不是独立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因此，国家的方针目标就是企业的方针目标；国家的价值观念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念；国家的管理文化就是企业的管理文化„„所有企业同遵一旨，同出一源。

第三，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铁饭碗、大锅饭至今仍是个别企业改革发展的阻碍。具体表现就是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均同，不讲贡献；讲公平，不讲效率等等。长期以来这种求和去异的儒家管理思想，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顽固地保护着人们的心理长城。

第四，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共同性胜于特殊性，群体性高于个性性。使职工个性长期处于抑制和闭锁状态，个人需要绝对服从集体的利益，排斥任何做法的个人主义。其结果，使一些企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六）重生产而轻流通的偏向

在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下，中国的儒家管理思想长期以来重农轻商，在管理上明确提出了农本工商末、“工商众则国贫”的口号，这种管理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障碍极大，影响极深。它使中国历史上的流通领域长期处于闭塞和萎缩状态，无法对生产产生促进作用。

（七）重伦理而轻科学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是以政治伦理为本的。因而历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它们认为人是最根本的东西，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儒家管理思想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即主体人格的确立比知识的获得更为重要。管理伦理为质，管理知识为量，这种重道轻艺的倾向，使科学技术多高明也只是粗迹，不懂不为耻。而“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最有价值。这种儒家管理思想和行为的畸形状态，阻碍了寻求科学真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八）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反传统倡革新的思想家和勇士，他们的管理思想也产生过广泛影响，但最终多被儒家管理思想吞没。其根本原因是：首先，当维新者在管理意识上起来反传统时，却又常无意识地停留在传统之内，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他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如：康有为从反孔到尊孔，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其次，历史上多次革新实践，革新者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继承传统者。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许多著名改革家的结局告诉人们，宁求稳健而不务革新，可能是较明智的选择。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从反到护，反则必险护则相安的历史教训和结局仍在一些企业的改革实践中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