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为己之学传统的现代意义

第一篇：儒家为己之学传统的现代意义

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P154)“古”象征着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今”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现实。孔子所谓“为己”即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为人”则是迎合他人以获得外在的赞赏。以为己否定为人，意味着儒家将为学的重点指向自我。完善自我，成就理想人格，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正是儒家哲学的价值取向。

“为己”思想由孔子提出后，作为儒家思想的基本前提为后期儒学流派所继承，“为己之学”得到进一步展开。传统儒家从先秦孔孟荀到宋明朱子王阳明，坚持了“学者为己”的为学宗旨。“为己之学”反映了儒家对主体自我的肯定，体现了对个体内心精神世界的关切。在当今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面对人役于物、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人类的尴尬境地，现代新儒家杜维明对传统儒家的“为己之学”赞赏有加，认为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家的为己之学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说：“在儒家的传统里，学做一个完善的人不仅是一个首要关切的问题，而且是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的问题。”[2](P49)学者为己是儒家的一贯之道。

那么，为己之学的具体含义及其在价值导向上的精神实质是什么？

以笔者浅陋之理解，其含义似可包括：为学性质上的学做人与为学内容的道德性；为学动机的为己性与为学目的的成己性；为学过程的涉己性与为学效果的己为性。

“在儒家看来，学就是学做人。”[2](P49)真正的学问就是学做人，而不是出自其他的考虑。诚然，如果从生物学的意义上看，我们无一例外地都可以称是人，这是我们与生俱有的权利。但是，如果从伦理学或哲学的意义上看，成为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学的过程。因此，学做人意味着道德上的完善，人格的确立及精神境界的升华。儒家之“学”虽有认识论的意义，包括知识经验的积累，但更主要地应理解为自我道德修养。儒家把他们的学问称为“圣人之学”，它所关注的焦点是人如何成就德性完善人格的问题。“儒家学做人的观念表明，通过个人努力，人类有可能变得‘神圣’。”[3](P4)学做人的圣人之学也就是为己之学。或者说学做人是为己之学的性质，而学道德或道德修养是为己之学的内容。儒家虽然并不排斥智性甚至主张“尊德性而道问学”、“必仁且智”的，但却是以尊德性为优先价值，以仁为本的。

为己之学的起点必然是为学动机的为己性，这里的“为己”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而是说作为人际关系中心的自我，是道德修养的主体和核心，是为学的起点。按照儒家的思维方式，自我处于各种关系的核心，因此，要外王必然要内圣，要实现天人合一、社会和谐，均要以个人的自觉修养为基础。学者为己的启发意义，也许可以被理解为自我修养的一种命令，内在的认识自己是在外部世界正确行为的前提。“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之于人也。”[4](P226)为己之学指向自我以实现圣贤人格为指归；为人之学以求人知，是一种功利价值。因此，儒家所言之学就是在于强调修己成圣的优先性与根本性。

起点与核心是人自身，那么在为学的过程中必然是始终涉己的，这种为学过程要有效果、取得成就，也必须依赖于自己的努力。既然进行道德修养是为己之学的内容，那么，这种学的过程必然是一种价值认识或道德认识的过程而非事实与科学认识，后者要尽量避免主观性参与，才能达致对客观真理的接近，而前者恰恰要结合主体的需要、情感、意志、行为等才能进行。道德思考或道德思维，就是一种切己或涉己的思维，即对自己如何处理与周围其他人的关系，采取何种手段或行为，以及关于这一系列行为、手段的意识进行思考，道德思维的实质，就是解决自我的意识、思想、情感、行为是否应当的问题。以应当为实质内容的道德思维，是为己切己的，所谓“为己”，是指所思维的应当首先是为自己立法而不是为人立法，就是在日常为学和行为实践中，时时存有“为我”的思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想一想我应当不应当如何。事事处处联系自身的思想、行为而进行反思，因而必然时时处处涉己。学与切己自反相结合，是儒家道德思维的一个鲜明特色，道德思维就是要把所获得的知识同己身相联系，从中明了做人的道理。道德思维总是离不开主体自身——“我”，总要以“我”为整个思维的支点。舍弃了“我”，其思维则不具有道德的意义，或者说不属于道德思维。在道德思维中，“我”是轴心、是重心。道德思维的目的，就在于使“我”有所得，在于通过自省，来陶冶情感、磨练意志、增进理性、完善人格。为己之学不仅在思维中是切己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涉己的。既然道德修养或为己之学要切己涉己，那么要在学习过程中有所成就，即使自己的人格境界有所提升，就只能靠自己的作为和努力。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1]（《论语·卫灵公》。下引该书只注篇名）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自身之内，不在自身之外，如何实现这种价值，是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只能依靠自己，不能依靠别的什么力量，因此，儒家所讲的为己，只能是自为，而不是他为，是靠自己的躬身践履。儒家认为，自我修养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为不为的问题，这就必须从自我做起。“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1]（《述而》）“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1]（《泰伯》）“仁以为己任”就是说这是做人的责任，完全是自己的事，只能靠自己去实现。

那么，儒家的为己之学传统，其价值导向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我们认为：

第一，儒家的为己之学是成人成圣的心性之学，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旨在强调一种道德价值而非功利价值。这一方面是指为己之学的内容是德性心性，另一方面也是儒家的一种价值导向。在儒家学说中之所以会出现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冲突，穷根溯源，与儒家（先秦）的“学而优则仕”的办学宗旨和“内圣外王”的最高理念有直接的关联。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对人才的需求，各国的养士之风与私学兴起，使“学而优则仕”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自然也就成为各家及儒家的办学宗旨，与此相关联，儒家把利禄视为为学的当然所得，认为“学也，禄在其中矣。”[1]（《卫灵公》）功名利禄虽不为儒家所完全排斥，但必须在符合仁义道德的情况下才是被允许的。儒家的基本价值导向是重义轻利，以义取利，因此，在道德价值与功利价值方面必然强调道义为先的价值导向。内圣外王是儒学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模式，儒家坚持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只有从内圣中才能开出外王。另一方面，内圣还必须走向外王，不仅要成圣成德，独善其身，还要成名成功，兼善天下。儒家既然要求外王之功，那么“学以求人知”、“学以求功名利禄”，自然会成为儒学的应有之义。甚至应该说，成就外王之功是儒者自我完善、实现自身价值的必要组成部分。由此看来，由“内圣外王”的理念所导致的为己与为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矛盾中，儒家坚持为己之学的导向，为己之学就是内圣之学。从孔子儒家的“为己之学”中，鲜明体现了人的内在德性价值的优先性和首要性。儒家这种强调人的德性价值的人文关切虽然有超时代的永恒价值，但也不免有其理想化的色彩和在现实中的软弱无力，但这种提升人性的人文关怀精神仍然是可贵的。

第二，是对人的自我完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的弘扬，是对人不受外在的功名利禄所役的独立精神和人的主体性的肯定。修心、进德、成性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自我完善，实现身心和谐、人际和谐，最后达致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要人们善养浩然之气，要有“大丈夫”气概。苟子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货物，必人役于物，此之谓矣。”[5]（《荀子·修身》）这种内在精神诉求就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安身立命之所不在彼岸，也不在来生，而是在自己的身心性命中，在自己的现实存在之中。这实际上就是在自己身上实现人生的理想，找到人生的归宿。而“为己之学”就是这种安身立命的唯一正途，以主体实现为最高原则，以自我实现为旨归，自安其身，自立其命，以实现自身心灵的安宁，而不为外物所动。

第三，是对为学的正确学风的倡导，对功利的、虚浮的不良学风的贬抑。儒家既然把修德成性看作为学的内容，把弘扬人的德性内在价值看作其为学宗旨，那么，自然认为能够达致这一目标的为己之学是一种正确的、良好的学风，并对那种追求外在的虚名，把为学当作谋利进身的工具的不良学风进行批评。因此，为己之学是一条由本及末由体及用的正确道路，而为人之学却以学求人知，追求功名利禄，不但不能成就自我，反而丧失了自我，更无以成就万物，这是一条逐末忘本的歪门邪道。虽然人性中也不免有功利的一面，为学也不免有追求功名利禄的一面，不能完全排斥学以致用的工具性价值，但儒家的价值观仍然是坚持以修身养性为为学正途、根本和基础而反对一味追名逐利的不良学风。

儒家为己之学传统对于当代的社会生活、民众价值趋向及学风教风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第一，对于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提升价值理性、弘扬人文精神，克服工具理性与功利主义思潮过于膨胀的偏颇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的，旨在提升人的德性，使人格的道德价值理性得以弘扬。因此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或德性主义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智性主义文化。如果以马克斯·韦伯创造的概念来讲的话，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价值理性得到提升和弘扬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工具理性比较发达的文化，这是指西方有着悠久和深厚的科学主义文化传统。中国近现代，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我们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经过这之后的科玄论战，似乎使科学主义成为一种人生观，并对大众思想和行为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以弘扬人的德性的孔门儒家则被作为“孔家店”打倒了，我们从外面请来了两位先生，却遗弃了自己固有的“毛里斯”（道德）小姐。虽经新儒家的奋争、创造性转化和弘扬，但似乎效果仍不显著。科学技术的引进，科学精神的弘扬，对促进中国现代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科学的实证与实用性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了人们的工具理性而使人本意识丧失。重科学轻道德、重才轻德、重功利轻道义、重外在事功而轻内在的安身立命是有偏失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功利主义文化成为社会主导意识，这固然对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但这种偏面化的发展，导致了社会上急功近利意识与物欲的膨胀，使人们在物欲横流中丧失了自我或对自我灵魂与精神的关照。身临这样的社会背景，笔者以为仍需要弘扬儒家的德性主义的为己之学传统，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在当代民众精神生活的价值趋向上，儒家的为己之学传统对于引导民众注重修德成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提高国民道德素质，提升民族精神气质有积极作用。儒家的德性主义是对人的内在精神价值、内在幸福的关怀，是对人性的提升和弘扬，现代功利主义文化引导人们追求外在的物质利益和外在幸福，这两者虽然都是需要的，但当代文化似乎更为重视后者而漠视前者。幸福，没有外在的物质利益和物质条件是不行的，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注重修德成善和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追求，才会使人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它给人带来的幸福才是长远的、深刻的，才会使人有安身立命的安宁祥和而不假外求，才会真正实现人的精神自由。人文精神、德性主义的弘扬，是克服现代社会弊端的有效途径，为己之学的传统要求我们首先要关切自己的内心世界、灵魂和道德，追求内在价值和自我完善，这显然是有现代意义的。为己之学的德性主义价值导向、为学动机、思维方式如能深人人心，则必然有助于提高民众的修德成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而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提升全民族的精神气质。

第三，对于端正学风教风，克服学术与教育中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偏颇和不良社会风气有积极作用。为学，不仅在求知，以知为用，而且要以学求道，籍以成性成德。虽不能说学以致用是错误的（同样是致用，仍然有致用于社会和个人之分，如是致用于社会那当然是有价值的），但如果把为学的目的完全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或者说致学目的被过于功利化、工具化，而漠视为学提升人性和人格境界的内在价值，那么就会形成诸多不良学风。时下引起中国学界关注的学术腐败的种种现象，其形成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学者主体身上来检查的话，笔者认为主要是学风不正，或者说是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对待致学的动机和目的，这正是儒家所着力批评的“为人之学”的不良学风。

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膨胀、追求外在价值的这种现代文化弊端不仅体现在当代社会的文化思潮、民众生活、学术研究中，而且也体现在教育活动中，导致了不良的教育风气。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教育重视人文道德教育。人文教育培养德性是教人做人，科学教育培养知性是教人做事，两方面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在否定传统人文主义教育的同时，几乎完全否定了传统人文精神，使科学教育的发展失去了人文价值体系的辅助与支持。这就使现代教育忘记了培养人的本体价值，而只注重了使人成才成器的工具价值。受教育者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内在价值、人的主体性并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这主要表现在：重智轻德，重分数轻素质，重视功利价值，缺乏人文关怀。学校教育的世俗化、功利化越来越严重。教育目的不仅反映社会对人的发展的要求，而且也反映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对自身发展的追求，二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教育只有以促进人的个性发展为目的，提高人的内在价值，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增加入对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自由度，教育才能发挥其工具价值，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教育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和谐统一，也就是教育的完美实现。继承发扬儒家德性主义的人文传统，对开展和加强素质教育以及克服教育的工具化倾向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2] 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3] 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 朱熹.四书集注（陈戌国标点）[M].长沙：岳麓书社，1998.[5]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第二篇：儒家传统能否适应现代社会转型要求

儒家传统能否适应现代社会转型要求

儒家传统能适应现代社会转型要求。因为儒家思想的理论性，实践性，相对性和灵活性，决定了它的开放性和适应性。这也是孔子学说得以持续两千年不衰的根本原因之一。就经济建设来说，儒学的教化功能能转变为企业精神，促进经济发展。就经济文明建设来说，儒家的人格国格观念如果赋予了新的内容，可以成为中国现代事业的动力。

儒家传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转型要求。因为儒家思想重在守成，而不是进取。它维护的是以支配占有泯灭个性为特点的封建等级社会。是不发达的自然经济的产物。与平等进取竞争的现代工商文明不相容。当代的中国应将儒学作为认识世界的一个阶梯，而不是最后的追求。

儒家传统能适应现代社会转型要求。产业化科学化都市化并不是现代社会的全部特征。现代化还应包括人性方面的内容。包括人及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完整。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儒家伦理的仁爱精神，中庸思想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准则，是值得重视和批判继承的。

第三篇：儒家中和观的现代启示及其意义

儒家中和观的现代启示及其意义

谢树放在《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撰文指出,儒家中和观的现代启示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以和为贵,致中和,以求社会和平发展。“和为贵”,中庸之用贵在求和。万物得中和而生,失中和而亡。中和是真善美的统一,宇宙万物、社会人事得中和,即符合其存在发展规律,才能生长、发展。第二,恰到好处,讲中庸,以求掌握真理。中庸,作为方法论其要害是恰到好处、适时适宜。中庸之道是儒家对至德至善的追求,也是其对真理的追求。中庸之执中、时中,即要适时适宜,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第三,修身为本,讲忠恕,以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中和观在处理自身与他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强调修身为本,养仁爱之心,行忠恕之道,以求人际关系的和谐。第四,主德求和,讲德治,以求社会健康发展。第五,和而不同、讲原则,以求坚持正义。儒家中和观是执中与时中的结合,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结合,而并非无原则的调和折中。持守中道,须强调坚持原则,这中道的原则就是儒家的善德、仁义。第六,天人合一,讲求“天道”,以求生态平衡。

第四篇：弘扬传统 儒家孝道主持词（本站推荐）

洙泗小学“儒风孝道”讲堂主持词

尊敬的各位领导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儒风孝道”之乡。泗水县是先师孔子的出生地，更是名副其实的儒孝文化发源地，虞舜孝感动天，仲由百里负米等故事千古流传。泗水人民深受几千年的儒孝文化熏陶，近年来涌现出张甲生，包庆淼等一大批道德模范。

为了进一步宣扬儒孝文化，今年初，我县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儒风孝道之乡”建设，让儒家的孝文化深深地融化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让百姓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浸润。这是我县深化“四德”工程建设，打造“爱满全乡，幸福泗水”的一个延伸。

为了让这股儒孝之风刮得更浓烈，我们洙泗小学也相继开展了各类活动。在学校每年3到4月份的读书节中，经典诵读必不可少，以《弟子规》《论语》等经典国学为依托，引导孩子们学习先人文化精髓，对照自身言行，提升文化品位。同时，每学期开展感恩教育系列活动，以“孝”为主题，利用不同形式向父母表达感谢，号召全体师生做一个“能知恩，懂感恩，会报恩”的人。

今晚的“儒风孝道”讲堂，请大家先欣赏节目表演，随后请我校儒学导师贺秀芹主任为大家做儒学孝道讲座。接下来，请欣赏由我校幼儿园小朋友带来的《弟子规》诵读。

相信在这些经典诵读的熏陶下，我们的孩子必会健康成长。一个姓氏，一种渊源，姓名不同，心却相连。接下来请欣赏舞蹈《百家姓》。

要说世间最伟大的爱是什么，毫无疑问，是母爱！它是平凡的，却又是最伟大的，有了她，我们便是世间最幸福的！接下来，请欣赏歌曲《妈妈，格桑拉》

感谢孩子们的精彩演唱，也祝愿我们的妈妈健康长寿！接下来，请我校儒学导师贺秀芹主任做儒学孝道讲座。结束语：

感谢贺主任的精彩报告。（）各位领导以及观众朋友们，今晚的“儒风孝道”讲堂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细心聆听。

第五篇：儒家经典的当代意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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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苗

法学1班

儒家经典的当代意义

在从古至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儒家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儒家思想更是在漫长千年封建统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儒家子弟所编纂的经典著作更是给人以醍醐灌顶的功效。自古至今，影响深远，意义非凡。

经济乃一国之根本，而儒家经典中所阐述的经济论述更是不可小觑。“利”与“义”是市场经济中一直存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见利思义”还是“见利忘义”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它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天差地别。如果“见利忘义”势必会导致经济的滞后与社会的不稳定，更甚是国际关系的紧张。而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而“见利忘义”显然是不会为我国的发展营造出这样的氛围。而“见利思义”则可比是一个良性循环，并且事实证明，在香港出现的以李嘉诚为首的大批成功的商人，他们成功的挤进世界500强的成功缘由就是儒家伦理加上现代化管理。由此可知，儒家经典“以其利而得之”的合理运用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儒家经典对我国社会的稳定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我看来，社会的稳定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经典中阐述的“天(自然界）人合一”；而。“知天”和“畏天”的统一，正是“天人合一”的重要表现，从而表现着“人”对“天”的一种内在责任，“天”和“人”是相即不离的。“人”离不开“天”，离开“天”，则“人”无法生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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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苗

法学1班

离不开“人”，离开“人”，则“天”的道理无法彰显，从而彰显了人不能罔顾自然而发展，警戒人要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否则“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另一方面，我认为，儒家的“仁学”能对造就“人与人”，扩而大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和谐，即造就“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据我们所知，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较之于“人与自然的矛盾”更为复杂，它不仅涉及到“自我与他人”、“人与社会群体”、“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种种矛盾，例如：对物欲和权力的追求，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占有和野心的膨胀，造成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对立和战争，而有“帝国霸权”和“恐怖主义”等等。过分注重金钱的追求和物质的享受，特别是统治者的贪污腐化，欺压老百姓，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的冷漠，帮派林立，黑社会的猖狂等等。而儒家的“仁学”，“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对紧张的社会关系有着明显协调作用。

儒家经典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也有着突出贡献。例如：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

儒家思想并对我国外交产生深远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初，我国就奉行儒家“和”的思想，从而与多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至今我国仍奉行着“和而不同”的思想。和平思想也已经深深植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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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苗

法学1班

中国外交的政策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发展不会为其他国家构成潜在或实在的威胁。相反，中国外交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将使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为人类提供更多的模式和文化借鉴，成为传播和平与正义的媒介，将一个“和”而“不霸”的中国呈献给世界。

儒家经典对东亚各国也有着不凡的当代意义。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韩国政府也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经典对欧洲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人权观、博爱观、理性观、无神论观等现代观念上，促进了人文、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科学等方面学说的发展。

儒家经典对世界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现在世界各国已经掀起了学习《论语》和中国古典的热潮，一些国家诸如日本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即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孩子们进行教育，《论语》已成为很多发达国家国民的教科书，并被全面推广。他让世界重新认识儒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精神轴心，与多元文化共存共荣，促进中国统一，促进世界多元化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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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苗

法学1班

儒家经典意义非凡，我们要更好地学习儒家经典文化，更好地促进儒家经典文化的传播，彰显儒家经典的独特魅力，展现我国传统经典的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