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现代意义

第一篇：儒家思想现代意义

儒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其中的“仁治”、“正已”、“人和”等管理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重新理解儒学、准确阐释儒学对于我们当前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儒家与法家、道家管理思想的比较

（一）法家管理思想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和韩非子等。法家思想主要是克礼贵法。法家反对儒家所谓的礼教，认为儒家主张礼教实质目的是为了固化等级制度，并认为礼教最终导致贵族阶层的权力世袭和腐败重生。法家认可人的好恶之私心，认为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法家认为民之好利对于国家治理是一件好事，因此法家强调法制，通过法制的建设来定分止争，即通过对民众财产的认可来实现恒产者有恒心的社会状态。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进一步强调把“法”“术”和“势”相结合以实现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商鞅亦提出不要因循守旧的思想，强调“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张。由此可见，法家强调外在的管理和控制，而儒家强调内在的修身和自省。

（二）道家管理思想道家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和庄子等人。道家强调道法自然，提倡人应该顺应自然，实行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存理念。道家反对对名利的追逐，强调至虚守静。道家认为好的君王应该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达到无不为。道家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鱼，大道至简是治理的最好方式。因此道家强调对自然的效法，自然体现了事物的本质规律，自然而然实质上就是一种顺应自然、尊重规律的态度，对人民和君主来讲都应该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境界。道家同时强调管理的艺术，认为“大音希声、大象希形”（《老子·道德经》）[1]

二、儒家管理思想简述，这种思想其实就是大智若愚的处世哲学。这种思想与儒家所倡导的克已复礼的入世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道家强调超世，儒家强调入世。道家的管理智慧在于率性而出、返朴归真。而儒家强调因循社会的变化而主动的调整和克制。前者强调从个体的本性出发来形成社会管理的模式，而后者强调要因循社会的变迁来完善个体教养的修齐。

（一）仁治的管理智慧儒学博大精深，儒学所谓的“儒”即指有学问的关心人类幸福的人。儒学亲仁爱、倡和谐，要达到孝悌信仁、无度不丈夫。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认为“仁”即人与人相处的和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2]

对于如何实行仁政，孔子认为要举群贤之力，不耻下问。“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哉！”（《孟子·梁惠王下》）并且儒家认为仁者对“上”人要忠，对“中”人要恕，对“下”人要慈。忠诚、宽恕和慈爱的主张对于处理好人际关系十分有益。因此儒家的仁治并非人治，前者强调自身的修身和养性，后者强调对人治理上的专制和独裁。孔子进一步提出“仁政”说，并主张“宽猛相济”，可见孔子并非认为在治国策略上只采取“仁政”而彻底否定“法治”。儒家思想虽然与法家所谓“尊礼重法”和道家“道法自然”有所不同，但也并非完全的对立和不容，儒家更强调“仁者不忧”和“仁者忧道”，突出个人的“克已复礼”和“见义忘利”，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尚的人格要求和自我管理。

[3]孟子强调领导者要德才兼备，要对贤者充分的放权，这也是施行仁政的一种方法。孟子进而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指出君王要善于倾听多数人的谏言，“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3]

（二）正已的管理原则由此可见，儒家的仁政思想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非常具体和深刻的，它清楚明白的指出君子实行仁政时要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并强调君子“选贤与能”时要察之慎行，这对于当前管理工作中的选人用人机制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2]政就是“正”，所谓政治家的责任就是领导社会行正事、走正道。政治的要求，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保持端正，然后才可正人，如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和作为宗教家的甘地等人以感化的教育来转移社会风气，也可以说是“政者正也”的典范。帅之以正，这是孔子的定义，也是千古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名言。季康子是一个当权的人，所以孔子对他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要管理者带着端正自己的言行举止，下面自然就风清气正了，这是偏重于为政，偏重于领导而言的。中国古代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是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因而指出“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2]，这都是强调管理者的作用，管理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下属，管理者正则下属正，管理者不正则下属不正。孔子因此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礼记·大学》）[4]。孔子在这里所谓的絜矩之道就是规范人的日常行为的尺度。儒家实际是强调君子要正已和仁恕，对待周遭的上下级关系，儒家主张“子所恶，勿恶于人。”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也，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3]

儒家认为正已的关键在于“修身”。孔子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孟子在这里指出仁德的言辞不如仁德的声望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能获得民众支持之心。良好的政治，百姓可能会违反它；而良好的教育，百姓则乐于接受它。良好的政治能聚敛到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育能赢得民心的拥护。由此可见，君王行仁政，要通过善教和仁声来实现，而君王如何赢得声望，则必然需要通过“正已”来实现。[4] 孔子进而指出修身贵在“诚”。孔子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礼记·中庸》）[4]孔子进而认为能够天生真诚的人是圣人。孔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礼记·中庸》）[4]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强调通过修身来做到正已，而如何修身，最重要的是明善和诚身。当今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企业管理，管理者都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只有通过个人的行为来示范，才能最终通过声望的魅力来实现最佳的管理状态和良好的组织氛围。这也就实现了儒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2]

（三）人和的管理境界的管理目标。儒家强调入世，认为个体要学会与社会大众的和谐共处。人和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融洽。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3]孟子进而说“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这学期我们学习了儒家管理思想的有关内容,对于历史,我们要传承.正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等经典思想一样,儒家学说的管理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学习.追求人的存在的完善发展和推进有道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是人类始终在求索和践履的一个关于如何管理自身的永恒问题.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自我主动认识和实践中,人类由远古走向现代文明,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由于人类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是一个不断更新递进的社会活动,因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理想答案,既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形成,也不可能一经形成而不再变化,它将随着人类的生存而存在,并将随着人类的进步而更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对这一问题认识实践的丰富智慧的结晶.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对此具有很深的认识.从儒家文化的内容特征上看,还是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上看,都可以说,儒家文化实际上是关于如何管理人类自身社会行为的学说.儒家的管理哲学思想是儒家文化的主体内容,它构筑了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用.由于儒家的理论本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对其中一些主要的管理思想进行一些分析.我们可以把儒家的管理思想分为这么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管什么?儒家的回答是“治人”；其次是谁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劳心者治人”；最后是怎样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和为贵”.对这三个方面儒家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儒家有一句话很能反映这个哲学.“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人看成社会的最重要的财富有关,那时是以人口的多少来反映国家的强弱.所以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善,则善就会丢掉,而表现出来的是恶.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所以,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儒家对于人性的假设,从理论的深度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偏重于道德.从管理的对象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着重于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论.至于恶的来源,儒家的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来源于天生的,而改变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儒家在对人性的假设方面和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标奋斗的途径.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荀子认为：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引起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其主要的内容有这样几点：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我们知道“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对人的内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转化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来施行管理的.儒家的学说,从来没有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就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指导全国的文化体系却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悲剧.虽然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沧桑,但儒学依然以其特有的文化特质为后代所赏识,尽管在中国极度动荡的历史时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却未能抹杀其光辉,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一直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世界的东方以至于整个世界.其中既有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样也有着封建的糟粕.无论它是什么,历史告诉我们,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孔子讲“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首先可以诠释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原因，同时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来讲，孔子认为“和”是和谐与统一的意思。“同”是相同和一致的意思。和是抽象的，同是具体的；和是本质的，同是表象的；和是共性的，同是个性的。君子相“和”首先在于承认差异和矛盾，没有差异、矛盾和不同，事物就无法发展和进步。只有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和包容差异才能求“和”存异、共存共荣、和衷共济。可见儒家强调人和，更高的境界是追求一种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追求那种表象上的相同，这也是当今社会人类共存的基本法则和行为规范。费孝通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实际上是对君子和而不同的最佳诠释。现代管理强调人与人的交流与沟通，如何实现最佳的人际管理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儒家强调的“和而不同”对于现代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管理过程中对于具体事件的把握需要有求同存异的精神，特别是企业运营之中允许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形成所谓百花齐放的态势的同时又强调人和，对于现代管理十分有益。它不仅能够保证群策群力作用的实现，同时又能够保证企业整体的稳定与和谐。现代管理的每一个个体，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基层的工作者都有必要学习这种管理文化，这对于组织长期稳定的运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

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加大了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学习和借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儒学因其被质疑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而倍受责难。改革开放后，人们重新开始学习儒学、研究儒学，因为儒学毕竟是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化血脉和管理智慧。我们有必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重习儒家思想、吸收儒家管理思想的精华，对于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重视人的因素。现在世界上的各种管理学说，无不强调以人为本，人本思想恰恰是孔子最先提出来的。孔子以及儒家的管理思想，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认为要搞好管理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主要包括：“民为贵”的人本论思想，“举贤才”的人才管理思想等。《礼记·中庸》所谓“为政在人”，就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这种思想。孔子“仁”的学说，是儒家管理思想中重视人的理论基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2] 这里君子是统治者、管理者，小人则是被统治者、管理对象。孔子主张爱小人，并且以君子之道教育小人，就是为了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君子的役使，也就是愿意为了实现管理的组织目标而努力。同时，他又强调“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3] 也就是说要选拔政治的人，罢黜***的人，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服从，也能管理好国家。孟子进一步发扬了孔子的这种思想，强调为政、治国的关键在于“得民”，而得民的根本要义是“得民心”：“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4] 同时又说“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5] 把是否重用贤能之时提到了决定国家存亡的高度。而他在用人问题上的反对论资排辈的观点则在现代企业管理学中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荀子则在两者的基础上，进一步精辟的阐述了人与法的关系。“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俱，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便，足以乱矣。”[6] 也就是说，制定法律仅仅是治理的开始，关键是要用贤能的人来执行，君子是制定法、执行法的根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制定良好的管理条例，管理规则仅仅是有效管理的第一步，而真正要想要管理好，甚至能弥补管理规则中的某些缺陷的，却在于管理人才的运用。先秦儒家思想的这些观点都说明了重视人的因素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出发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工作要得到管理对象的支持；二是管理工作要依靠人才来办好。[7]儒家思想的这一个特点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此后历代贤能的君主都注重用贤能来管理国家，而此后的科举制也正是基于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这种不论出身贫寒富贵，只看重个人才能的选管制度作为中国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很多其它的国家。其次是重视管理中领导的作用。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领导者要对被领导者起表率作用。不论是国君还是庶民都要从自我“修身”做起，因为领导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8] 同时，孔子还把领导者自身的品质和行为对群众的影响比喻为风和草的关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9] 也就是说风往东吹，草必往东倒；风往西吹，草必往西道。下面的风气不正，原因是从上面来的。充分强调了领导者的良好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其二，领导者要宽以待人、取信于民。孔子强调领导者要“无求备于一人”，要“赦小过”。认为以宽容态度对待被领导者，容易得到他们的拥护，即“宽以得众”。孟子则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以民为贵作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中心，以得民心作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原则，认为只有得到了民心，才能真正得到天下，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更好的维持其正常的管理。其三，领导者主要应该做好领导工作，而不要包揽具体工作。孔子认为，担负全局的领导、指挥工作的领导者和担任各种具体工作的工作者必须有所分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管理思想——各司其职。重视领导在管理工作中的作用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又一个主要观点，这对我们今天的管理工作仍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其中的很多观点蕴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再次管理必须着眼于长期的战略目标。所谓“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10] 这里，“大事”指长期的战略目标，“无欲速，无见小利”则告诫我们不要急功近利。这是因为，实现长期的战略目标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还要具备各方面的主客观条件，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蹴而就。如果我们不着眼于长期的战略目标而一味的只重视眼前的一些小利，缺乏 耐心和毅力，急于求成，不但会达不到预定的长期战略目标，而且还会招致重大的挫折，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管理必须要着眼于长期战略目标，不可一味急功近利，这是一条有普遍意义的原理。它不仅对国民经济管理使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同样适用。最后，管理必须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11]，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荀子的“上不失天时，下布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12]这些思想都说明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管理思想中，如何使被管理者和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之间，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和谐，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关系和谐了，则各项工作都可以顺利开展了，关系不和谐，则不仅无法达到有效的效果促成管理目标的实现，甚至连正常的管理工作都无法完成。传统儒家管理思想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几乎每个朝代的统治者无论在行政还是经济军事管理中都借鉴了其中的很多思想。继秦始皇以严酷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失败后，诸葛亮吸取了秦汉以来的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选中了孔子“礼义”治国思想作为治国的基本理论。隋唐建立三省六部制，建立议事制度，并开科取士。辅助蒙古统治者进行改革的先驱者耶律楚材更是大张旗鼓的提出了“以儒治国”的思想。此后到宋元明清，我国管理思想的内容直至一直没有发生变化，直到我国近代，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有相当大的社会基础，***实业家都把儒家伦理思想引入企业管理中来。天津东亚公司的宋斐卿在公司大楼的山墙上高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个大字，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儒家的以自我管理来达到全系统管理的思想。这种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很多其它的国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就是很好的证明。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不仅是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渊源，另一方面，它对今天的现代管理也有重大的影响。它的以人为本，重视人才，重视领导，着眼于长远的战略目标以及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的一些进步思想在今天仍然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第二篇：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儒家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

即墨市实验学校 八年级三班

组长：曲翔前 组员：孙仕昊、华军、张秋尧

指导教师：于伟昌

研究背景：

当今社会人们之间彼此隔膜，快节奏的生活更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环境不断恶化，干旱、洪涝交替肆虐全球变暖日益加剧等许多环境问题不断显现。

在当今这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社会里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

然而在两千年前，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还是荒昧的时候，儒家就已提出了超越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儒家思想在几千年后对于现代的人与人、人与自然或许会有所帮助。

作为一个中学生，学习儒家思想更会使我们了解社会、了解自然、了解中国的文化。浅述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儒家思想的精华

归纳结果：

一：儒家思想中的“仁爱”思想：

儒家文化的思想核心为仁，仁的核心就是“爱人”。“仁”是一种合乎礼义，发而中节的情感。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意为恻隐之心是仁的萌芽。他认为道德修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和扩充恻隐之“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颜渊），明确本质是爱人。儒家本着“四海之内皆兄

心。孔子人的弟也”（《论语〃颜渊》）的仁爱精神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或困难境地者伸出援手，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

这种优良传统在当今值得大力弘扬，对于当代社会，这种仁爱思想显得更加尤为重要。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隔膜，人情的冷漠等等的社会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司空见惯。儒家的仁爱思想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起着重要作用。

作为中学生，学会帮助他人，学会宽容他人，用一颗爱心去对待每一个人，这就是我们仁爱思想的体现

二：儒家思想中的“可持续发展”意识：

在儒家思想中，有着超越了那个时代的理念，比如现在国家积极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在当时就已经被儒家提出来了，下面一段话可以印证这一点：“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孟子〃梁惠王上》）宋朝时的儒家又一位大师朱熹曾对这句话这样批注：鱼不满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川林泽，与民共之，而有厉禁，草木零落，然后斧斤入焉……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节爱养之事也。“这里所说樽节爱养，即关心自然和保护自然，顺应万物生长规律，才能取之不竭，指出了人与自然协调，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道理。

儒家没有把征服自然自然万物臵于同等的地一体；不是把自然万物看将人类的仁爱情感倾注于仁民，仁民而爱物”，说的视为己任，而是将人与位，看作是血肉相连的作人类的资源库，而是天地万物。所谓“亲亲而就是这个意思。

由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契合，因而其价值越来越得到当代思想家的重视。

以自己是实践去践行可持续发展，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保护环境，热爱环境，这就是我们中学生能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所做的贡献。

三：儒家思想中的诚信：

中华民族向来是一个以诚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诚信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崇高品德，对于诚信，儒家也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比如在《论语》中就有许多阐述诚信的句子，比如：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论语〃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 儒家历来以“诚”为道德之本，行为之源，而以“信”为德之目。历来以“诚信”为立身、立业、立国之本，并且重视“诚信”的实践，强调言行一致。

在党的十四大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蓬勃展开，商业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发展，诚信与商业看起来是矛盾的、是对立的，然而儒家思想中对于商业中的诚信又是怎样的认为的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儒家商业伦理主要的,是基础；利是义的派生物。没有义，成立。义是产生利的缘由，利是使民丰衣证，离开义，不可能实现利的丰实。

然而时代又毕竟转入技术文明带来的市场经济社会，时代既不可扭转，难道最基本的道德律条就可弃臵吗？

从古到今，儒家并没有排斥必要的经济活动；相反，儒家认为，越是复杂的经济活动，越要依靠信用来维系。否则，人类在机巧发明用尽后，最终毁掉的是自己。儒家虽然以义利之辨来区分君子小人，但从来就没有否定“利”的基本合理性，而是要人们以合符道德的途径、手段、方法去获取正当利益。在根本上，儒家要求一种较完美的境界：义利统一。实在不能统一，将取义弃利。

儒家诚信价值观衍生出的许多观点对当今中国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如儒家强调的“君子生财，取之有道”的思想，对当代中国企业商业伦理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四：儒家思想中的“孝”：

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在儒家思想中“孝”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曾对弟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

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孝道对当代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社会普遍意义和人类共同适用性。

呢？ 认为：义是利就难以足食的保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和国家的基本细胞。而保证家庭和睦稳定、生机勃勃，恪尽孝道就是基础的基础。应该把家庭美德与家庭关系、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以及家庭问题同国家的安定和谐等关系统一和一致起来，非常有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建设。

作为中学生，我们应该尽自己的孝道，其实父母不需要你能给他们多少物质上的东西，其实如果你能多抽出时间陪陪他们 聊聊天 他们就很满足了。父母最希望得到儿女的爱，就是常把他们挂在心间，多打打电话问候，常回家看看，多和他们聊聊天，和他们出去游玩，给他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总之，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心里有他们！为他们着想，不让他们担心！

五：儒家思想中的学习方法：

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史称“万世师表”的孔子在学习方法上有自己独到的见在思而不的明明

解

《论语〃为政》中，孔子说道：“学而不思则罔，学则殆”简简单单的12个字，却将怎样学习阐述白白。只有既学习又思考才会学好，仅仅依靠思考或仅仅依靠学习都会使自己走人学习的误区。

在《论语》中，阐述如何学习的句子还有很多，比如：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这句话告诉我们学习一定要及时复习，对于学过的东西及时复习会有许多收获。

“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这句话告诉我们学习一定要有谦虚的态度，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决不能自以为是，不懂装懂。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句话告诉我们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摒弃别人的短处，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缺点，并加以改正，会使自己更加完善。

孔子的这些有关学习方法的阐述，到了今天，对于我们的学习依然是适合的。如果能将这些学习方法付诸行动，我们会受益匪浅的。

心得体会：

近年来，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刮了起了一股国学风，诸如《论语》、《孟子》等国学经典日渐流行。电视上、报纸上关于国学的信息日益增多，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接连挂牌成立，国学热在当代的中国乃至世界悄然升温。

究其原因，是人们对于日益加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的思考。不可否认，现代生活确实有许许多多的便利，有许许多多的科技。但同样的，现代生活诚信缺失，尔虞我诈，人们厌恶欺骗，可人们却在互相欺骗；现代生活人情淡漠，住在同一层楼住了两年彼此之间竟谁都不认识谁，看到小偷，人们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理冷眼旁观；现代生活在带给我们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环境问题：越来越混浊的河水，愈发污浊的天空，不断升高的气温，越来越高的海平面……

面对这种境况，人们开始开始从古代先贤的思想中寻求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儒家的思想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虽然儒家思想已经提出了两千多年，可是直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儒家思想仍然焕发着生机与活力，它以它超前的眼光，睿智的思维正在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儒家从春秋末年创立，经过战国的勾心斗角，秦汉的荣辱浮沉，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以后几千年的风云变幻，儒家思想一直与时俱进，不断地走向成熟。

在国家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儒家思想中的仁爱、诚信等思想，对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今天儒家思想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不可否认，在儒家思想中有一小部分是反映男尊女卑等的封建思想的，像“三纲五常”、“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等。所以学习儒家思想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习儒家文化的精髓。

儒家思想一直启迪着人们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为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儒家思想一定会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第三篇：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

黄林2008301510052电气五班

20世纪80年代，企业文化风靡全球。人们发现，精神文化就像企业机体的神经中枢和潜意识，是其凝聚力和活力的源泉。有专家预言，21世纪的企业竞争，实质上将是文化竞争。长久以来，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和核心的传统文化，已牢固地沉淀于中华民族的心理，形成长盛不衰的传统美德、人格价值及品行修养，激励着我们承担起人生责任、社会责任及时代使命。

儒家思想倡导道德文化的合理化，它指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是因为天生就有良知，有仁爱之心，有道德本性。“三纲”、“五伦”及“八德”，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它赋予整个社会严谨的“人伦”理念，强调人际关系秩序化，推行道德伦理、社会规范以及各种礼节，主张建立一个用礼治调节法治的德治社会。儒家思想还要求人们“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约束管制生命个体的言语行为，遵守严明的礼制，安于君臣、父子、尊卑的地位，不僭越，不逾矩，以实现那种“天人合一”的社会状态，和谐而安宁。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文化，与儒家思想有极大的渊源。对此，我们不妨探个究竟。企业文化，说大就大，说小可小。大到包括群体意识、思维方式，小到一个人的衣着打扮、言行举止。它是全员价值、需求与行为的共同写照，所有人都要参与滋育。他们的人生观——生活目的及价值，职业观——个人工作的意义，企业观——企业存在的理由。三者集合，共同构成企业价值观。企业应当整合不同观念，形成统一的道德理念及规范，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企业文化本质是向善向上的，它塑造的是一个积极向上、诚实守信、开拓创新、恪尽职守、思路开阔、协作分工的团体。《孟子·尽心上》中有语：“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作为一个企业人，不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忠诚敬业，正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诚实守信，是人人所希望见到的。《礼记·中庸》中也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企业所追求的诸如此类关于人的精神品格和品行修养，无一不是儒家思想的延伸、发扬和创新。

企业文化的力量非常巨大。许多事实证明，优良的企业文化至少有：

1、规范力——约束人，从心理上行为上促使员工遵章守纪；

2、导向力——号召人，引导人们把个人理想凝集成企业同一目标；

3、凝聚力——团结人，人际关系和谐有序，内聚力强，员工精诚合作；

4、激励力——鼓舞人，提升员工成就感与责任感，激励他们努力工作。

无可否认，儒家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和狭隘性。在其群体意识范畴里，人与人有着严明的层别，社会具有严格的等级化，下一层必须听从于上一层，上一层拥有决定下一层的生死权。在这种金字塔式的人文思想的影响下，权力绝大程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常常致使人治代替法治，官僚主义易于泛滥，各种指令、信息及行动自上而下进行传递、贯彻和实施，下一层处于被动局面。这对于凸现企业文化的力量，发挥团队优势，是一大障碍。如何辨证对待儒家思想，取之精华弃之糟粕，是至关重要的。

文明空前发展，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仍旧牢牢根植于人的内心，企业经营管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十分深远。一个企业的文化，只有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其精神源泉和

发展动力才能持久。

第四篇：浅谈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论文)

浅谈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摘要：本文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文化出发，分析了儒家核心思想中“仁”“和”“义”“信”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延伸与应用，肯定了儒家人本主义管理理念对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和引导作用，同时，本文也指出，在运用儒家思想塑造企业管理思维和商业伦理时，应注意与现实现结合，保证科学性，实用性，避免文化错位。

关键词：儒家文化现代企业管理

当我们提到现代企业管理时，人们很容易想到西方管理学，从法约尔、韦伯到迈克·波特。但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在企业经营管理哲学方面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西方企业比较注重“理性”管理，而中国的企业更强调“人性”的管理，这明显受到了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今，“儒家管理思想与当代企业管理实践”已经成为海内外中国儒家文化的热门课题。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结合管理学研究儒家思想，汲取有益的思想以丰富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对提高我国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过程

儒家思想是一种伦理型思想，其主要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对现代企业管理影响较大的有：仁、和、义、信等。

（一）“仁”

孟子吸收孔子的思想，确立仁政学说，在《大学》中提出“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观点。用现代思想来解释就是要求企业领导者能够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内圣），懂管理（外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施仁政。仁，又谓“爱人”，源于“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致敬之”。这就要求领导滴员工有仁爱之心，体恤下情，使得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

（二）“和”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经典古语讲的就是人和的意义，儒家伦理重视团体力量，强调“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就要求企业讲人和，讲团结，以合力促发展。当然，在管理中也要重视个人能力，处理好二者关系，既调动个人积极性，又体系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

（三）“义”

儒家主张重义轻利，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虽然看似有些偏颇，但对于当今社会存在的一些企业个人见利忘义，背信弃义，无利不起早的卑劣行径无疑是有针对性的。同时，儒家思想并非完全否定利，而是提倡道义经商。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儒家思想对企业发展的指导意义在于引导企业兼顾盈利与国家发展和人民的生活。

（四）“信”

子曰：“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即只有诚意才能取得对方的信任，如果没有诚意，谁还敢信？古有商鞅立木为信，今有谢延信一诺千金，足见中华民族对忠诚守信的重视与传承。纵观商界能够屹立百年不败的企业，无一不是将诚信奉为企业发展的头条。

儒家思想始于孔子，由孟子继承发展，并逐渐定型为整个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之后，经历代儒学大家（董仲舒、朱熹）集成发展，达到成熟顶峰。直至近代鸦片战争之后，西学流入，反帝反封斗争大大削弱儒学地位，上世纪5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直至拨乱反正后，国人重拾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逐渐的将儒家的精华思想渗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

二、“仁”“和”“义”“信”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一）“以人为本”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人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和主体。现代企业管理应该从人出发，将道德、情感、心里等因素引入管理，形成“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具体来讲，在该思想的指导下，首先要树立“以民为贵”的企业信念，把依靠全体职工办企业作为企业管理的宗旨，尊重关心企业员工，培养人才，重用人才，发挥各级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次，“为政在人”，成立德才兼备的领导集体，强调德才兼备的企业领导层的关键作用，这对领导层不断精近业务提高自身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最后，将“顾客就是上帝”的经营理念贯穿始终。无论是联想的“五星服务”还是康佳的“大拇指服务”都是对这种理念的现实应用。

（二）“以和为贵”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是企业成功的保证。如何在“以和为贵“的思想下，培养职工团队协作精神，确立共同的企业目标，以达到“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局面是每个企业领导层需要学习和探索的。张瑞敏带领的海尔团队无疑是将“和”的理念发挥的淋漓尽致的代表。海尔把自己的价值观定义为“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共同价值高于个体价值，共同协作的价值高于独立单干的价值，社会价值高于利润的价值。”而这种文化牵引力确保了海尔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员工满意度达到最大化，从而奉献出最好的产品。

（三）“义利并重”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现代企业要富有活力，要在竞争中取胜，单靠物质刺激和行政手段己不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还要靠“理想”、“信念”、“义利并重”的价值观。现代企业的价值观，必须是有利于企业和职工正确对待和处理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深圳三九贸易集团一直主张：先义而后利者荣。在其1995年与法国一家贸易集团结算时，因对方疏忽而少收了三九集团7000万法郎。该集团毫不犹豫的退还了这笔巨款，赢得了业内良好的信誉，在“利他”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与效益。

（四）“至诚守信”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人无信则不立，商无信也不立。现代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务必要把握两点：树立契约意识，塑造“诚信为本的企业形象”；确立道德理念，维护“至诚守信”的企业信誉。这是现代企业长远生存与发展的基石。青岛啤酒深刻的明白这个道理，并身体力行的将这种理念运用到每一次交易与合作中。2001年青啤与新加坡一家啤酒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曾经约定：若甲方欲转让其余49%股权给乙方，转让价格按协议确定的定价原则计算”。2003年外方提出转让股权，尽管当时因市场环境不利，致使经营效果不尽理想，青啤公司还是信守承诺，坚决执行合同，保持了优异的合同履约率。这正验证了青啤董事长所说过的：青啤的百年基业，可谓诚信为本。

三、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儒家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有几集的一面，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即既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良莠混杂，瑕瑜互见，对此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照搬照用，应该坚持批判继承、去糟取精的原则。

例如，儒家所倡导的“礼”，核心在于维持上下等级关系，“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思想拿到现代企业中就演化成消磨人的进取心和发展欲望，这是竞争

型社会所要不得的。再如，在管理目标上，儒家思想更强调“朝纲独揽”，“分权制衡”，这与现代企业所需的“权责分明”“各司其职”是相悖的。权谋之术不能代替科学管理，企业与社会的长远发展需要人治更需要法制。

所以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辉煌精神文明成果是值得学习、继承的，但是每种思想都有其历史的适用性和局限性，面对全球化的现代市场经济时代，我们应该吸取其中的优秀成分，让其在现代企业的发展中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高月兰.企业管理视域中的儒家文化[J].经济师，2006,10:235-236

[2]方为.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意义思考[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2:64-70

[3]蒋晓华.儒家文化与新世纪中国企业管理[J].江苏企业管理，2006，4:41-42

[4]徐华新.儒家人本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6,5:130

[5]张秀丽.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价值初探[J].中国科技信息，2005,11:56-57

第五篇：儒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一、中国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形成是通过孔子完成的。孔子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剧烈冲突的时代，在奴隶制处于崩溃的前夜，他作为统治阶级管理思想家毫不隐讳的使命就是复兴周礼。他第一个从理论上总结了奴隶制社会的管理经验，第一个系统地整理、总结了中国的传统管理文化，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去传播这种管理文化，正是这两个总结，奠定了孔子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引来无数后人的颂扬和批判。

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礼、中庸。仁主要是社会管理伦理学说，即所谓仁爱、仁义、仁政等。如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他用仁把所有的公共管理规则统率起来。仁的学说反对管理生活中的苛，宣扬人类之爱的管理思想。他用爱人观念加强血缘联系，消除内部冲突，同时也有差等地把爱人观念按宗法模式扩展到整个社会。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管理等级制度和秩序的伦理规范。也具有处理管理主体的道德信条，这些规范一方面可以成为管理群体团结和谐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则发展为管理式的繁文缛节和极端苛刻的纲常名教，中庸是一种管理思想、方法，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除管理矛盾，避免管理冲突，稳定管理秩序的目的。

应当说，孔子的儒家管理思想诞生初期，只是一种理性细胞，还不具备指导社会管理实践的职能。要使它逐步成为封建社会管理活动的主导思想，需要后人全面地发展和继承。这项工作，首先由孟子完成，战国中期，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管理价值理论。他主张用仁义去管理经济，用仁政来发展管理，而开拓管理旨在富乐民生，仁者无敌基于管理成功。继孔孟之后，儒家管理思想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正统管理思想，但还没有真正在统治者意识中起到主导作用。西汉建立之后，统治阶级急需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消除各种学派间的斗争。因此，必须扶正统而废百家，以适应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西汉管理思想家董仲舒做为孔子的继承者，用阴阳五行的管理理论达到了这个目的。他以儒家为中心，借天道说人事，贯穿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北宋中期，以朱熹、二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又再次对儒家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改造，他们以孔孟的管理理论道德学说为基础，从宇宙本源出发，来阐明社会管理行为的目的和功利准则，在对中国封建社会管理主体关系、精神意识等问题上，都提出了较完整的管理哲学体系。本世纪初，中国在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面对外强、内患的多次震撼，传统的管理思想产生了动摇。但以梁漱溟、张君励等为代表的新儒家学派，宣扬心本论，他们通过研究儒家、佛学中的管理观念，认为只有以儒家管理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真味，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人类生命之皈依，世界文明之趋归。新儒学派经过一代代的努力，本世纪中已发展到鼎盛，并广泛传播于港、台、东南亚一些地区和国家。

总之，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导致管理思想上的百家争鸣，而在这场竞争中，源于上古华夏文化的儒家管理思想满足了当时农业社会的管理需要，它由孔子创立，经孟子、董仲舒、宋明理学、新儒家等一代代儒学学派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并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宣扬传播，终于促使儒家管理思想占据了社会管理行为的主导地位，并成为千百年来流传最广泛、最深入人心的管理思想。

二、中国儒家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由于历史上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加上封建社会多年的宗法专制统治，使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

（一）重政治而轻效益的偏向

首先，企业行为政府化。企业成为了国家的行政组织或政府部门的附属物，缺乏独立的人格。企业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目标选择、经营观念等主要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控制和影响，为此，企业常常主动迎合上级行政部门的意愿，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利益。

其次，企业内部结构行政化。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组织机构和编制同国家行政机构对口，管理规章制度参照国家行政机构标准制定，企业行为中政治任务压倒一切的倾向较为严重，经济色彩大大淡化。

第三，企业管理方法和手段行政化。在生产经营中，领导者往往注重行政命令，爱算政治帐，不善于算经济帐。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工作，领导者常常凭主观理想办事，企业不遵循效益第一的原则。

（二）重专制而轻民主的偏向

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封建专制管理的国家，民主管理的空气非常稀薄。战国时期，孟子曾主张民贵君轻。但这种爱民、为民之说并没有真正得到封建帝王的认同。相反，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的个别企业中常常表现为领导者的个人决策，家长制、一言堂。在这种绝对权威面前，上有所好，下必慎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使得一些敢于直言，富有才华的管理者被拒之门外，任人唯亲的现象比较严重。广大职工的智慧和潜能受到压抑，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难以形成。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难以杜绝。

（三）重人情而轻法制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表现在企业管理机制上，常以非理性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原动力。它过分重视人情管理，忽视企业规章制度的作用。结果导致一些企业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现象司空见惯。规章制度停留在嘴上、纸上，而不能见之于行动。这种人情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和谐，但企业毕竟不是一个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

（四）重情意而轻利益的偏向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义被一些传统观念理解为合乎管理阶层的礼制的行为规范，利主要是指物质利益。孔子的管理学说显示出贵义贱利的明确意向。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主张，进一步把义利对立，认为利是引发个人作恶和社会**的总根源。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而宋明礼学，更直接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把封建统治阶级的管理思想行为规范和物质欲望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极。

建国以来一个时期，我们在左倾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脱离群众对实际生活的物质需求，幻想不去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达到共产主义，这是十分可笑的。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从根本上承认了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当前我们讲义，不再是脱离实际历史条件的管理思想，也不再是与利的对立，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

（五）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西方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虽然处处讲人，但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在均同思想影响下，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尚的，个体则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这种总体对个体的排斥，构成了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本质。在企业管理上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企业管理思想上，我们曾经偏重于那些重总体，轻个体的学说。比如：建国后，重视对原苏联管理思想的引进、吸收和探讨，而这种管理思想的一个特点是维护了一种总体至上的观念。反之，对西方国家比较强调个性和个人积极性的管理思想，弃之不顾或否定批判。

其次，企业在管理制度和方法上趋于共同，缺少特点。从前，由于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不是独立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因此，国家的方针目标就是企业的方针目标；国家的价值观念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念；国家的管理文化就是企业的管理文化……所有企业同遵一旨，同出一源。

第三，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铁饭碗、大锅饭至今仍是个别企业改革发展的阻碍。具体表现就是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均同，不讲贡献；讲公平，不讲效率等等。长期以来这种求和去异的儒家管理思想，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顽固地保护着人们的心理长城。

第四，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共同性胜于特殊性，群体性高于个性性。使职工个性长期处于抑制和闭锁状态，个人需要绝对服从集体的利益，排斥任何做法的个人主义。其结果，使一些企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六）重生产而轻流通的偏向

在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下，中国的儒家管理思想长期以来重农轻商，在管理上明确提出了农本工商末、“工商众则国贫”的口号，这种管理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障碍极大，影响极深。它使中国历史上的流通领域长期处于闭塞和萎缩状态，无法对生产产生促进作用。

（七）重伦理而轻科学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是以政治伦理为本的。因而历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它们认为人是最根本的东西，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儒家管理思想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即主体人格的确立比知识的获得更为重要。管理伦理为质，管理知识为量，这种重道轻艺的倾向，使科学技术多高明也只是粗迹，不懂不为耻。而“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最有价值。这种儒家管理思想和行为的畸形状态，阻碍了寻求科学真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八）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反传统倡革新的思想家和勇士，他们的管理思想也产生过广泛影响，但最终多被儒家管理思想吞没。其根本原因是：首先，当维新者在管理意识上起来反传统时，却又常无意识地停留在传统之内，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他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如：康有为从反孔到尊孔，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其次，历史上多次革新实践，革新者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继承传统者。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许多著名改革家的结局告诉人们，宁求稳健而不务革新，可能是较明智的选择。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从反到护，反则必险护则相安的历史教训和结局仍在一些企业的改革实践中重演。

三、科学管理是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必由之路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历史上尽管中国儒家管理思想曾不断“演变”、改制，但实际上大多属于封建管理机制的改革和调整，而不是封建管理方式整体上的质变。这种内在演变，无法摆脱历史的沉重羁绊和局限。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我们发现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知识的更新和西方工业社会产生的巨大变革，已经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这种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向应是：应变、求实、进取、创新、攀高。面对这些，谙熟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显得步履艰难，它其中的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科学中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但是，当我们重新认识这一问题时，也不应全面否定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它的许多优长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应该说，无论是主观，还是在客观上，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因此，只有通过对它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将其合理成分和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科学精神相融汇，再注入马克思主义管理观的生命血液，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