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本站推荐）

第一篇：论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本站推荐）

论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

黎敏

经济离不开文化,文化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企业家们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灵魂。中国的现代企业管理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而儒家文化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之“根”和“源”,长期以来形成了优秀的文化传统,诸如仁爱和民本主义思想、为政以德的人格魅力、和为贵的处事方式等,成为中华民族奋进不已的精神动力。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儒家思想完全可以成为独特的文化资源和智力资源。作为现代企业,如何把儒家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文化,以便更好地指导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管理成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借鉴儒家思想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基本原则

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实践相融合的产物。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卓越的基础在于战略与文化的配合,新世纪的企业家应凭借具有儒家思想内涵的企业文化精心制定战略,突破和超越旧有的管理模式。同时,在建设企业文化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好两个基本原则:

1.个性与共性互补的原则

任何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微观文化或者浅表层次的企业文化,哪些是适应企业的内外环境,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哪些是不适应企业的内外环境,不利于企业发展的；哪些是企业文化建设中共性的东西,哪些又是自己所必须具有的个性的文化,这些是企业家们应该注意的。企业文化建设中共有的儒家管理理念很多,“诚信”、“修身、治国、平天下”、“自强不息”等都是企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精神,都是企业文化建设中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但是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和与众不同的内外环境,因此在构建企业文化时应该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有个性才有吸引力和生命力,任何不切实际的、盲目的模仿都不是本企业应有的企业文化。如云南玉溪卷烟厂是享誉全国的著名企业,儒家思想“满招损,谦受益”的借鉴,使企业提炼出了“天下有云烟、天外还有天”的企业精神。其独特鲜明的警示和鞭策作用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2.时代性与民族性融合的原则

企业文化应该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既然是民族的,同时也要是传统的,但传统的并不意味着根深蒂固而一成不变。不同的民族,其传统的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等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国的企业文化应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如儒家的勤劳节俭、自尊自强、重视民节、忠诚、和谐和仁

爱等观念。因此,企业应在汲取优秀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相一致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竞争文化,有时需要的是企业间的头破血流,难免会显现得不那么“仁义”和“礼让”,但这是市场的需要。摆脱封闭保守的小生产方式,建立与社会化、国际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现代企业文化,这才是根本。换句话说,我们应根据发展的前景来构设自己的企业文化,使之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二、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

1.“以人为本”是现代企业文化的核心

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仁”。儒家主张“以民为本”,与现代企业文化把人置于组织中重要资源的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从实践经验中,得出一个真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可以说,儒家思想本质特征在于肯定人的价值。而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尊重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前提条件,反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是肯定管理主体的创造力。东亚儒家文化圈继承儒家学说,在企业经营中形成“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重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取得了明显效果。

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为本”,注重培养职工的互相尊重、团结协作、改进创新的精神。在企业内部以人为本的核心是解决员工和企业的关系问题,即如何看待企业员工的权力和需要的问题。具体地说,第一要关心和尊重每个人和承认每个人的成就、尊重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注重激发人的自觉性,注重从组织、制度、授权、奖惩等方面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二要使每个人都有适合其能力、志趣的岗位与责任,充分发挥个人的特长,即人尽其才；第三要把员工的智力开发和培养人才放在首要地位,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 高员工的文化和专业素质,让员工觉得事业有前途、工作有奔头；第四要重视在企业内部创建一个激发人上进、心情舒畅、协调和谐的工作环境,如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改善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等；第五要尽可能改善、提高、满足员工正当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要,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这就要求企业既要学习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机制,又要立足于本民族传统文化,在管理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同现代企业管理真正结合好,把儒家中“仁爱”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既重制度约束和经济、行政手段的运用,更重思想引导、精神激励。以仁爱之心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培养人,对员工倾注极大的热情。充分认识到员工的需要、想法和愿望,尽量满足员工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并让员工积极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这样企业才能稳健发展。

2.“为政以徳”与企业领导者的人格魅力相一致

儒家思想主张“为政以徳”、“修身治国”,十分注意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儒家主张衡量一个领导者是否合格的根本标志,就在于他的品徳如何。孔子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为政以徳,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领导者要正人先正已,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这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众星都会围绕着它运行。

对企业而言,企业文化是为企业目标、企业使命服务的,管理的目的是实现企业目标,完成企业任务,使企业利润最大化。领导者的品德--也就是人格魅力,在这一过程中能起的作用是关键的。“管”包括管人、管财、管物；“理”就是理顺企业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关系,协调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利益。一个企业的兴亡,都深深打着企业领导人的烙印。一个好的领导者,一个真正能够为企业服务、为员工服务,对企业负责、对员工负责的管理者,除了拥有现代化的管理才能和具备良好的个人品质外,还应具有一个管理者必须具备的人格魅力。他的人格魅力,能打动人、吸引人,赢得员工的信任和合作。他发出的号令,才有感召力,令行禁止。而感召力的产生,只能来自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即个人品德、情操产生的一种亲和力。许多条件下,这种领导者个人品德、情操产生的亲和力与管理之下权力所产生的效力成正比。一个领导者如果没有亲和力,企业就不会产生凝聚力；没有凝聚力,就不会产生竞争力。

3.“以和为贵”与现代企业文化所倡导的团队精神相一致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坚持中庸。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的和谐,是一种贵和须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中”,即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谓之中庸。《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执中原则,从“至德”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高度。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事不走极端,极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而存小异,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这正反映了管理文化的本质,是企业文化建设所要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企业内部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上下级之间、同行之间亲密合作,齐心协力,那么企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即“家和万事兴”的道理。“团队”(teamwork)是近年来企业管理界颇为流行的一个词,几乎成了将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统一而

实现组织高效运作的理想工作状态的代名词。儒家伦理中讲“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思想为日本企业家们运用起来,他们十分注重团队意识,推崇“人和”。平时十分注意领导者与职工的沟通,下班之后一起下酒馆,节假日组织集体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领导与员工的关系亲密了,员工就能较好地对办好企业提出自己的意见,达到“共同管理”。

4.“诚信为本”与现代企业文化所倡导的经营理念相一致

儒家认为: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孔子指的“德”的基木内容是仁义。《论语·卫灵公》中讲“德”时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诚之。”这话的意思是指君子办事以合宜为原则,依礼制去实行,而且用谦逊的话说出来,用诚实的态度做成功。倡导“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儒家中“信”的地位极其重要。孔了认为为政的要素有三:兵、食、信。其中信最为紧要。无兵,国亡；无食,人死；国亡、人死均不足惜,国不可无信,人不可无信。这个“信”字在儒家看来,是立民、立兵.立国之本。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

企业的诚信经营,首先表现在经营方针的正确。即儒家所说的“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首先,就是要满足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以赚钱与否为第一。其次,就是要有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道德水平,改变社会不良的风气。由于职业活动是在企业与一定行业内进行,它对社会道德水平有很大影响。如行业种种不正之风,大都与缺乏职业道德有关。如果各行各业都能忠实覆行自己的职业义务,不但有助于改变行业不良风气,而且能促进社会道德的发展。再次,就是要“守信”。信,即诚实、讲信用,与公众交往言行一致,守信不移,重望无欺。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诚信使企业得到公众的认可。诚信对于任何企业而言都是立业的根本。讲诚信是讲究商品质量,货真价实,不短斤少两,即企业对顾客应该坦诚,注重企业道德。如果耍手腕,搞欺诈,企业就不可能正常经营下去。

5.“天人合一”是企业文化的根基

儒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顺应而不是违背自然规律。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惟天地,万物父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四时有明法”；“万物有成理”。它说明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事物的关系。“天人合一”思想,沟通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和谐关系,强调“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种有为的思维方式。人上参天地,下化万物,把天地万物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起来,与天地一同合理地运转。只不过

要求人在有为的时候,要爱天爱地爱人,做到既有所作为又与之和谐相处,不损害天地和他人。达到人与天地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德性的和谐统一。在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日本松下企业文化:“企业报国、光明正大、友善一致、奋斗向上、礼节谦让、顺应同化、感激报恩”,松下文化散发着一种浓浓的天人合一的情结。由此看来,儒家思想的精神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人的生命价值观,它希望人们能够充分理解并维护自己生命的理性,从而全面发挥其本性,回应天地的生命精神。

现代经济重压下的企业来不及或者说缺乏对自己心灵、生命及价值取向的反省,对工具理性、物质准备过于执迷,甚至觉得自己处在“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我”的荒谬境地。儒家思想的精神风格、人文智慧无疑可以为企业提供精神的调解和治疗,它不仅有助于解决现代企业精神的迷失、文化的困惑,而且可以消解企业家的紧张浮躁,从而使人焕发出潜藏的创造性来。这正是现代企业文化所希望达到的最终效果。

三、结束语

现代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管理模式,它代表了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趋势。进行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一方面要注重企业使命观和人才观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应充分尊重与利用两方面的资源:其一是我国传统文化,其二是外国现代企业文化。我国传统文化重点关注的是天地自然规律、人类自身本质规律的探讨和应用,这有助于我们在理性有限的现实下,遵从天地自然规律；而国外现代企业文化则体现着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与要求,这可使我们尽快跻身现代世界经济秩序的行列。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应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之中,并结合现代化的进程,才能把握好企业文化发展的趋势。可以说,儒家思想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它有转化为企业活动以达到其目标的动力,也有使企业达到崇高目标与价值的基本方法。因此,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可立足于儒家思想的背景,用传统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同时借鉴国外关于企业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

（选自《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楚学编辑）

第二篇：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现在企业管理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众多的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多元融合的统一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各民族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纵观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担负这个“主体文化”使命的就是儒家文化。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为我国各民族共同吸收、承传、改造和发展，对构成中华民族共同要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血缘传承、礼仪道德、语言文字、心理状态、行为习俗等的形成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儒家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一）儒学的创立——孔子

在古代，知识分子对于世道都有自己选择的余地，遇到乱世或者遇到一个难以自我发挥的世道，这些知识分子就选择出世；如果遇到太平盛世或者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些知识分子就会选择入世。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的鲁国，其先祖都是鲁国的贵族，但是到了孔子这一代家族就没落了。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早逝，母亲把孔子拉扯成人，由此孔子的精神和内心总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第一，孔子本人对家庭的责任；第二，孔

1，子对鲁国的责任。他的思想精髓是主张“仁义”，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等论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二）儒学的发展——孟子

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二、儒学思想及其于现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儒家经典代表著作有“四书”和“五经”。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

在此，我们就儒学著作中所体现出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文化，并结合现在企业管理的需求进行剖析。

（一）五常——仁、义、礼、智、信

1、仁：仁者，人人心德也。心德就是良心，良心即是天理，乃推己及人意也。仁字，表现为“二人”相处，因为人不能离群而独存。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物为人，而不为己，发为恻隐之心，宽裕温柔，仁也。

“仁”对于现代管理来说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要使整个企业形成融洽和谐的氛围，在追求高绩效的同时，也要适时为员工着想、关心其生活，使员工增强对企业的归属感；对于员工来说，在工作上要真诚踏实，取得领导的信任，帮助身边的同事，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另外，整个企业在社会上也要扮演“仁”的角色，不能为了追求利益而忽视了仁，对于近期出现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负面事件来看，都是企业缺乏“仁”的一种表象。

2、义：义者，宜也，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之意也。所当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见得思义，不因果滥取不义之财物。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4所以人发为羞恶之心，发为刚义之气，义也。利，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

“义”对于现代管理来说，要求企业要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在追求高额利润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帮危扶弱的社会责任，例如汶川地震之后，全国的企业纷纷捐赠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义”的表现。

3、礼：礼者，进退周旋得其体，乃是正人身之法也。尊卑长幼有序，处事有规，淫乱不犯，不败人伦，以正为本，发为恭敬之心，斋庄中正之态，礼也。

“礼”对于现代管理来说，企业应该正立于社会中的形象，做到遵纪守礼，树立品牌影响力。并把顾客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对客户以礼相待，对于面向顾客的一线人员来说，也要掌握一些必要的待人接物的知识与技巧。

4、智：智者，知也，无所不知也。明白是非、曲直、邪正、真妄，即人发为是非之心，文理密察，是为智也。

“智”对于现代管理来说，企业要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让企业当中的人都能够不断的学习与提高。

5、信：信者，不疑也，诚实也。就是言出由衷，始终不渝。信字，表现为“人”和“言”，人言不悔，方为有信也。诚心之意也，以诚居心，必然诚实。处世端正，不诳妄，不欺诈者，是为信也。

“信”对于现代管理也尤为重要。企业经营诚信是第一位的，同样也适用于企业

内部的管理方面，企业管理者要建立威信，不能朝令夕改，员工之间也要坦诚相待，不能尔虞我诈。中国企业界的很多问题，就是在“信”上出了问题，并且这个问题也逐渐扩散的社会的其他层面。

（二）《中庸》——中庸之道

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5其意在强调应该时时能做到适中，既无过，也无不及，不偏不小人而无忌惮也。”○

倚，谓之中庸，此乃中庸之道。而整体和谐性是中庸之道最本质的特征，孟子曰：“民

6”强调了以人为本、注重和谐。另外儒家思想倡导整体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主义理念，认为人的生存发展应该基于群体的发展，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要注重企业团队精神。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等。

1、五达道

五达道主要是运用中庸之道调节五种人际关系。这五种基本人际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将君臣关系视为上下关系，这五种人际关系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际关系。

2、三达德

靠什么调节五达道那些人际关系？靠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慧，因而就有了三达德。三达德，就是智、仁、勇。智、仁、勇是天下通行的品德，是用来调节上下、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

3、九经

九经就是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的九项具体工作。这九项工作是：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

（三）人和 自强

1、《孟子》——人和

7由此可见，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对于事业成功的重要性。上至国家，下至企业，想要办成一件事，都离不开“人和”的理念。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裁韦尔奇一语道破真谛：“现代的企业，必须使公司反应更灵敏，更易与人沟通，并鼓励员工同心协力，为越来越挑剔的客户服务，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赢家。”故企业要通过各种措施，激发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培养员工的敬业精神，女里营造融洽的公司内部氛围，才能更好更快地使企业走向成功。

2、《周易》——自强

8表现出中华民族自古便奉行刚《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良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哺育了中华民族的自主精神、反抗压迫的精神，以及不断学习、不断前进的精神。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管理过程中去，那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消极影响

（一）重伦理而轻科学，导致保守思想长期沉淀，不利于企业进行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管理思想中传递着“大一统”的基因，形成“大而全”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易对现代企业管理形成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手续繁多，信息缓慢，企业活力个性被磨灭，竞争意识、冒险意识不强，趋向保守僵化的消极影响。

（二）重专制而轻民主，不利于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建设，更不利于决策的民主化。很多企业，无论民企还是国企，出现一言堂，个人决策独断专行，个人崇拜就是明显的例证。压制民主，排斥异己，以权谋私，不透明，不公开，不民主现象比较严重，容易阻碍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

（三）重均同而轻个性，易使企业产生消极保守、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平均主义式的企业文化。

在现代企业管理内部管理机制上，平均主义的影子仍然出现在许许多多企业或者企业的某些时期某些场合。从具体行为来看有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平均，不讲业绩；讲公平，不讲效率，论资排辈，忽视能力和差异，强调共性，强调大局整体，忽视甚至故意压制个性，极大地影响优秀人才的发挥发展。

（四）重人情而轻法制，不利于制度的执行和落实，导致有法不依，制度被人扭曲的现象。

儒家具有较强的伦理性，它强调亲情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对于个人来说偏重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这种倾向往往导致重德治、轻法治，重人情、轻制度，从而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尤其严重的是，对人情观念的看重，会在整个企业甚至社会造成关系林立，极大地阻碍了制度化法治化的进程。

（五）重中和而轻竞争，不利于良性竞争的发展。中庸的观念，说到底是一种否认斗争、排斥竞争和简单协同的品德，如果把握不好尺度，一味地求“中和”，将严重影响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发展、进步。

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绝大多数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产生积极影响，是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资源宝库。充分利用其精华是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发展的方向。但一些负面思想也已成为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企业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注释：

1《论语·卫灵公》 ○

2《论语·雍也》 ○

3《孟子·离娄上》 ○

4《论语·里仁》 ○

5《中庸》 ○

6《孟子·尽心章句下》 ○

7《孟子·公孙丑下》 ○

8《周易·乾》 ○

参考文献：

[1]《中庸大全集》，子思，雅瑟，新世界出版社，2010（1）。

[2]《儒家式现代秩序》，秋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

[3]《儒家、儒教与中国制度资源》，干春松，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

[4]《管好员工就靠这几招》，宗权，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1）。

[5]《儒家文化研究》，郭齐男，三聊书店，2012（1）。

[6]《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李宗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1）。

[7]《天地人和——儒家君子思想研究》，李长泰，人民出版社，2012（1）。

[8]《儒家》，百度百科。

[9]《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作者不详。

第三篇：儒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一、中国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形成是通过孔子完成的。孔子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剧烈冲突的时代，在奴隶制处于崩溃的前夜，他作为统治阶级管理思想家毫不隐讳的使命就是复兴周礼。他第一个从理论上总结了奴隶制社会的管理经验，第一个系统地整理、总结了中国的传统管理文化，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去传播这种管理文化，正是这两个总结，奠定了孔子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引来无数后人的颂扬和批判。

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礼、中庸。仁主要是社会管理伦理学说，即所谓仁爱、仁义、仁政等。如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他用仁把所有的公共管理规则统率起来。仁的学说反对管理生活中的苛，宣扬人类之爱的管理思想。他用爱人观念加强血缘联系，消除内部冲突，同时也有差等地把爱人观念按宗法模式扩展到整个社会。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管理等级制度和秩序的伦理规范。也具有处理管理主体的道德信条，这些规范一方面可以成为管理群体团结和谐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则发展为管理式的繁文缛节和极端苛刻的纲常名教，中庸是一种管理思想、方法，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除管理矛盾，避免管理冲突，稳定管理秩序的目的。

应当说，孔子的儒家管理思想诞生初期，只是一种理性细胞，还不具备指导社会管理实践的职能。要使它逐步成为封建社会管理活动的主导思想，需要后人全面地发展和继承。这项工作，首先由孟子完成，战国中期，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管理价值理论。他主张用仁义去管理经济，用仁政来发展管理，而开拓管理旨在富乐民生，仁者无敌基于管理成功。继孔孟之后，儒家管理思想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正统管理思想，但还没有真正在统治者意识中起到主导作用。西汉建立之后，统治阶级急需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消除各种学派间的斗争。因此，必须扶正统而废百家，以适应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西汉管理思想家董仲舒做为孔子的继承者，用阴阳五行的管理理论达到了这个目的。他以儒家为中心，借天道说人事，贯穿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北宋中期，以朱熹、二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又再次对儒家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改造，他们以孔孟的管理理论道德学说为基础，从宇宙本源出发，来阐明社会管理行为的目的和功利准则，在对中国封建社会管理主体关系、精神意识等问题上，都提出了较完整的管理哲学体系。本世纪初，中国在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面对外强、内患的多次震撼，传统的管理思想产生了动摇。但以梁漱溟、张君励等为代表的新儒家学派，宣扬心本论，他们通过研究儒家、佛学中的管理观念，认为只有以儒家管理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真味，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人类生命之皈依，世界文明之趋归。新儒学派经过一代代的努力，本世纪中已发展到鼎盛，并广泛传播于港、台、东南亚一些地区和国家。

总之，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导致管理思想上的百家争鸣，而在这场竞争中，源于上古华夏文化的儒家管理思想满足了当时农业社会的管理需要，它由孔子创立，经孟子、董仲舒、宋明理学、新儒家等一代代儒学学派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并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宣扬传播，终于促使儒家管理思想占据了社会管理行为的主导地位，并成为千百年来流传最广泛、最深入人心的管理思想。

二、中国儒家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由于历史上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加上封建社会多年的宗法专制统治，使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

（一）重政治而轻效益的偏向

首先，企业行为政府化。企业成为了国家的行政组织或政府部门的附属物，缺乏独立的人格。企业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目标选择、经营观念等主要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控制和影响，为此，企业常常主动迎合上级行政部门的意愿，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利益。

其次，企业内部结构行政化。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组织机构和编制同国家行政机构对口，管理规章制度参照国家行政机构标准制定，企业行为中政治任务压倒一切的倾向较为严重，经济色彩大大淡化。

第三，企业管理方法和手段行政化。在生产经营中，领导者往往注重行政命令，爱算政治帐，不善于算经济帐。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工作，领导者常常凭主观理想办事，企业不遵循效益第一的原则。

（二）重专制而轻民主的偏向

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封建专制管理的国家，民主管理的空气非常稀薄。战国时期，孟子曾主张民贵君轻。但这种爱民、为民之说并没有真正得到封建帝王的认同。相反，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的个别企业中常常表现为领导者的个人决策，家长制、一言堂。在这种绝对权威面前，上有所好，下必慎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使得一些敢于直言，富有才华的管理者被拒之门外，任人唯亲的现象比较严重。广大职工的智慧和潜能受到压抑，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难以形成。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难以杜绝。

（三）重人情而轻法制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表现在企业管理机制上，常以非理性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原动力。它过分重视人情管理，忽视企业规章制度的作用。结果导致一些企业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现象司空见惯。规章制度停留在嘴上、纸上，而不能见之于行动。这种人情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和谐，但企业毕竟不是一个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

（四）重情意而轻利益的偏向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义被一些传统观念理解为合乎管理阶层的礼制的行为规范，利主要是指物质利益。孔子的管理学说显示出贵义贱利的明确意向。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主张，进一步把义利对立，认为利是引发个人作恶和社会**的总根源。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而宋明礼学，更直接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把封建统治阶级的管理思想行为规范和物质欲望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极。

建国以来一个时期，我们在左倾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脱离群众对实际生活的物质需求，幻想不去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达到共产主义，这是十分可笑的。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从根本上承认了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当前我们讲义，不再是脱离实际历史条件的管理思想，也不再是与利的对立，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

（五）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西方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虽然处处讲人，但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在均同思想影响下，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尚的，个体则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这种总体对个体的排斥，构成了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本质。在企业管理上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企业管理思想上，我们曾经偏重于那些重总体，轻个体的学说。比如：建国后，重视对原苏联管理思想的引进、吸收和探讨，而这种管理思想的一个特点是维护了一种总体至上的观念。反之，对西方国家比较强调个性和个人积极性的管理思想，弃之不顾或否定批判。

其次，企业在管理制度和方法上趋于共同，缺少特点。从前，由于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不是独立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因此，国家的方针目标就是企业的方针目标；国家的价值观念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念；国家的管理文化就是企业的管理文化……所有企业同遵一旨，同出一源。

第三，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铁饭碗、大锅饭至今仍是个别企业改革发展的阻碍。具体表现就是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均同，不讲贡献；讲公平，不讲效率等等。长期以来这种求和去异的儒家管理思想，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顽固地保护着人们的心理长城。

第四，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共同性胜于特殊性，群体性高于个性性。使职工个性长期处于抑制和闭锁状态，个人需要绝对服从集体的利益，排斥任何做法的个人主义。其结果，使一些企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六）重生产而轻流通的偏向

在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下，中国的儒家管理思想长期以来重农轻商，在管理上明确提出了农本工商末、“工商众则国贫”的口号，这种管理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障碍极大，影响极深。它使中国历史上的流通领域长期处于闭塞和萎缩状态，无法对生产产生促进作用。

（七）重伦理而轻科学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是以政治伦理为本的。因而历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它们认为人是最根本的东西，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儒家管理思想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即主体人格的确立比知识的获得更为重要。管理伦理为质，管理知识为量，这种重道轻艺的倾向，使科学技术多高明也只是粗迹，不懂不为耻。而“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最有价值。这种儒家管理思想和行为的畸形状态，阻碍了寻求科学真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八）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反传统倡革新的思想家和勇士，他们的管理思想也产生过广泛影响，但最终多被儒家管理思想吞没。其根本原因是：首先，当维新者在管理意识上起来反传统时，却又常无意识地停留在传统之内，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他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如：康有为从反孔到尊孔，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其次，历史上多次革新实践，革新者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继承传统者。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许多著名改革家的结局告诉人们，宁求稳健而不务革新，可能是较明智的选择。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从反到护，反则必险护则相安的历史教训和结局仍在一些企业的改革实践中重演。

三、科学管理是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必由之路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历史上尽管中国儒家管理思想曾不断“演变”、改制，但实际上大多属于封建管理机制的改革和调整，而不是封建管理方式整体上的质变。这种内在演变，无法摆脱历史的沉重羁绊和局限。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我们发现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知识的更新和西方工业社会产生的巨大变革，已经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这种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向应是：应变、求实、进取、创新、攀高。面对这些，谙熟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显得步履艰难，它其中的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科学中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但是，当我们重新认识这一问题时，也不应全面否定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它的许多优长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应该说，无论是主观，还是在客观上，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因此，只有通过对它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将其合理成分和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科学精神相融汇，再注入马克思主义管理观的生命血液，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第四篇：论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论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吉林长春)摘要：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主要是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进而推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其中仁学体系、中庸思想和礼乐文化等观念对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从春秋孔子开创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使得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国民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中国的国学。然而在今天大力倡导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如何正确认识儒家思想对我国的影响,不仅必要,而且对我国社会健康的发展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关键字：儒家思想；社会主义；现代化；仁学体系；中庸思想；和谐社会

一、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 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所逐渐培养出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其内涵是深邃而丰富的。通过学者们不懈的思索与追问,人们对其具体内涵的认识已是愈益全面。十六大概括的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等,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而像厚德载物、创新求变、理想人格、民族忧患、历史借鉴等等,也都是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养育出来的重要的民族精神。中国精神的形成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发展过程,在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中, 儒家思想居于主流地位。因此, 中国精神, 不可避免地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可以认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较大程度地涵括了中国精神的主要方面。

（一）中国精神之仁爱传统

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孝梯也者, 其为仁之木与”。（《论

语·学而》〕孟子也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推崇仁爱原则、崇尚和谐、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仁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影响并制约着当代中国人际关系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推动作用,这是当代德育应该吸取和借鉴的。

（二）中华民族精神之爱国主义传统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由儒家思想里“忠”的伦理范畴演化而来的。“忠也

者,„——其心之谓也”，《忠经·天地神

明章第一》里作如是说。朱熹在《四书集注》

解释忠的涵义“尽己之谓忠。”都是对“忠”

字的正确理解。孔子认为：君子行事以忠信为主（《论语·学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份》）。到了西汉经文经学大师范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所谓的“王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之后“忠” 由

原来的儒家〔孔子〕的伦理范畴而一跃成为重要的政治道德范畴,其含义主要是指对君主忠诚。可见，儒家思想陶铸已久的中国人早已把“重视整体精神、强调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注重国家、注重整体的整体趋势同观念是中华民族独特的道德传统,注重个人服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传统道德的重要特点。整体观激励人们自觉维护整体利益，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形成克己奉公的美德，而整体观则孕育了最宝贵的爱国情结, 形成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自觉

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关心天下兴亡，具忧国优民的博大情怀；形成了同仇敌忾、不屈不挠的反压迫、反侵略精神。我国历史上涌现出了许多忧国忧民、以身殉国、忠贞报国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增强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造就万众一心,激励同舟共济, 成为团结、维系和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伟大精神力量。

（三）中华民族精神之诚信观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 为政》）。说明孔圣把“信”看重到何等程度。《论语》中“信”字共出现过38次,其含义用作“诚实不欺”者24次,用作“相信”或“值得相信”者11次，用作“使相信”或“使信任”者1次，其他用法仅2次。其实,《论语》“信”字的诸多含义中，与“诈”相对的“诚实不欺”应是最基本的规定, 其他如“相信”、“信任”, 乃至通常所说的“信用”等,都不过是“诚实不欺”的引申和拓展、像《论语》说的“弟子入则孝, 出则弟, 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以及“恭、宽、信、敏、惠”，“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等,都表明“信”的基本要义在于“开心见诚,无所隐伏”《后汉书马援传》。

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来具有诚信的优良传统, 许多杰出分子在贫弱危难之际之所以仍坚持讲诚守信,就是山于不断进行诚信的自我修持所熔铸成的。因此,一个人如果真诚地注重诚信的内在修养,他必定可以成为一个有德性、有同情心的人,也必定在己与人、己与社会的交往中怀着诚实不欺、真实无妄的理念去行动,从而堵住诸如坑蒙诱骗、背信弃义、制假销假等不道德事件的发生。不仅如此,由于儒家诚信观念的修养总是与理想人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其诚信的运用不在于取得工具性价值,而在于给人以心理的需要和自由的扩展 即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精神世界的理解予以提升和拓展。这种诚信道德的修养思想,尽管在历史流变中往往被当作引申制度原则的依据然其梢神却可以游离于实际的制度而存活于人的心灵世界,从而在中华文化的演进中传承不坠。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具有相当高的超越性,所以它完全有助于消解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精神价值被贬低,而物质财

富价值越来越受尊崇的“金钱拜物教”的异化现象，以便建立起一个以诚换诚、以信任换信任的良性的社会生活环境。故而,儒家以加强心性修养而确立诚信的致思取向并没有过时,它对促进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仍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以市场价值的效用性或实用性去全盘否定它。

（四）中国精神之“和”为贵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著名命题,肯定差异性事物间的和谐关系。荀子则进而把“和”的观念引申到万物生成的高度“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和而不同”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博大的胸襟去容纳万物。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使人们注重和谐维护整体,谦让宽容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人际关系的和睦,社会的和平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思想。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奉行这一伦理原则,与人为善,推己及人 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中华各民族始终互相交融,和衷共济,形成了团结和睦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始终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与世界其他民族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推崇仁爱原则、崇尚和谐、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最具民族特色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

二、儒家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建设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传递的过程。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才能站在一种新的高度看待历史和现实的发展。

（一）治国方略

孟子从孔子的“仁”学观念中得出了实施“仁政”的治国理念。“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贵君轻”都强调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仁,人心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以人为本才能促进国家的兴旺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就是对该思想的现代诠释。“以力服人为之霸,以德服人为之王”；“大学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使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二者辩证的统一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建设。

（二）经济建设

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说、“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体现了“无过无不及”的方法论原则,既不冒进、也不保守,既勇于开拓创新、又有所不为,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带动发展,先富带动后富,不急不躁、稳步前进,迈向小康社会的理想目标。不能以环境的牺牲促进经济的发展,不能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三）文化教育

儒家思想最注重的就是人的思想的改造,“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被称为君子,又有君子才能对国家的建设作出贡献。而知识是常学常新的,要学以致用、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才能最大化的发挥知识的效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无疑是对儒家教育观念的新尝试。

（四）思想道德建设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心怀祖国,把社会的进步当作个人前进的动力,只有社会进步了,个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将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有机结合起来的现实主义道路。“五伦”中的“朋友有信”强调了诚信的重要性。要做到“爱人”,就先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人独立于世,不仅要胸怀远大理想,而且要有独立的人格意志。“知天命而用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行不言之政,处不为之事”,要有积极进取的开拓。只有做到了以上几点,才能达到“仁”的最高境界,成为一个思想道德涵养高的人,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五）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间的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不能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别而有所敌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西方资本主义落后的方面我们要引以为鉴,不能在发展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重复他们的老路;他们进步的方面我们要积极借鉴,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正如孟子所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和平促发展”应该是各国都遵循的有效原则。

（六）儒家思想与创新

怎样才能在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现代化世界竞争中取胜? 无疑得靠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儒家思想由于在世界观上不像资本主义国家受特定宗教的限制,能够比较自由的思考和探讨问题,对新事物的接受速度快,容易吸收新理念形成独具自己特色的创新体系。这无疑是现代化背景下,儒家思想最具时代意义的特征。

三、儒家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一）仁义之德为和谐之基

“和”是儒家哲学中重要的思想范畴之一。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充分说明了人与人之间,思想观点具有差异性,不能完全求得一致,但仍然可以在和谐的前提下, 携手并进, 团结起来一起做事。“和”的思想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能起着积极作用,要达到“和”的理想境界,儒者讲“仁、义、礼、智、信”,其中“仁”与“义”的思想观念在创建和谐社会中要起到基础性作用。

1.“仁”者“爱人”

1.1“仁者,爱人也。”《论语·颜渊》儒家仁学思想中的“爱人”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这就是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其实质就是“修己”与“克己”。在儒者看来,无“爱人”无所谓“和谐”;爱人,就要处处为他人着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处事做人的准则。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1.2“仁则荣,不仁则辱”是儒家哲学中世人的荣辱观,不仅是社会对人的评价标准,而也是社会对个人的基本要求。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意为,一个力求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人最引以为恨的,就是直到死去,自己的名子还不能被世人所传颂。这关键就在于一个人应去追寻什么样的荣誉。儒家思想要求人们应该有荣誉心、耻辱感,所谓:“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矣;士不知有耻,为国家大耻。士荣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龚自珍《明良论二》)“仁则荣,不仁则辱”充分概括了儒家荣辱思想的精神实质。这种观念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对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同样具有积极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2.“非义不居”

“非义不居”是儒家思想中实践精神的代表,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人物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儒家哲学思想认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皆起源于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在此认识的基础之上,儒者们提出了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义与利是对立的两个概念,二者的轻重取舍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对人生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儒学更强调义的获取,强调义所赋予生命存在的道德意义。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把义与利提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来,一个有德行、道德境界高尚的人知道的应该是“义”,而一个无德行道德境界低的人知道的只是“利”。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儒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观和道德境界。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儒学倡导“舍生取义”,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利而只顾义。只是说明,当义利发生矛盾激化时,人的行为要去追逐义而放弃自己的私利。正所谓:“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防义耳。”

(《二程论·河南程氏外书》)有高尚德性的人,不是不计较利害得失的,只是尽力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操作。儒家“非义不居”的思想,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道德标准和方法论依据。

（二）礼乐文化的辅助作用

仁学中的“爱人”思想也表述一种最基本的实践主义精神,它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成功与否,是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所以弃“礼”而只讲“仁”,肯定无法建构和谐社会。所谓“礼”,是社会的道德规范、条规和人类生活准则。也就是说,礼的社会功能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正如孔子所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有了以礼节之的和,才算真和,才能说得上“和为贵”《论语·学而》。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它以“礼”与“乐”的相互支撑来追求和谐的统一,并以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儒家思想认为,“礼”的本质是“序”,“乐”的本质是“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和”,意味着和合、和谐;“序”,意味着等级、秩序。和谐与秩序是对立统一的。世间没有无序而又和谐的状态,也没有不和谐而有序的事物。“礼”规定了家庭、社会、国家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提供给社会生活稳定的发展秩序。“乐”是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在内的综合艺术的总括,是声音、情感、动作的和谐统一,可以抒发情感,调节性情,感化人的心灵。“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所以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是以一个和谐社会状态为根本指导原则的。而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和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基础。但人际和谐还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相互对抗,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因此,“大乐与天地同和,大官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人与社会的关系实质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儒家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为一体,通过人人“兼善天下”来实现“天下为公”,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中庸思想为和谐之准则

中庸思想儒家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庸”即“用”,“中庸”即“用中”,就是按“中”的标准去做,中庸不是折中,也不是中立,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这个事物运动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处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处,是一种“中正”的象征,而“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中庸之道”是一种追求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行为准则,一种勿过勿不及的状态。“中”与“和”有着密切关系,东汉郑玄对“中庸”解释为: “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一词的含义为按“中”的标准去做事就会达到一种“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表现,也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化状态。《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达到“中和”,不仅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这正是众多儒者梦寐以求的为政之最高境界。《礼记·礼运》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是对“大同”社会状态的描述,也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明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准则可以运用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思想言行等各个方面,在为君治国方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为端正,为人处事必求合乎“义”。在经济上,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坚决反对“放于利而行”《论语·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要做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中庸准则要求个人在履行道德职责时“无过无不及”,一旦过了应有的度,就会使原有的道德要求变质,所谓物极必反。掌握中庸准则,个人必须崇德徒义,但也必须兼德。所谓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补。所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中庸准则在树立个人 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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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专业：地理科学 姓名：葛禹彤 学号：1256408031 指导老师：李娟老师

第五篇：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

黄林2008301510052电气五班

20世纪80年代，企业文化风靡全球。人们发现，精神文化就像企业机体的神经中枢和潜意识，是其凝聚力和活力的源泉。有专家预言，21世纪的企业竞争，实质上将是文化竞争。长久以来，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和核心的传统文化，已牢固地沉淀于中华民族的心理，形成长盛不衰的传统美德、人格价值及品行修养，激励着我们承担起人生责任、社会责任及时代使命。

儒家思想倡导道德文化的合理化，它指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是因为天生就有良知，有仁爱之心，有道德本性。“三纲”、“五伦”及“八德”，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它赋予整个社会严谨的“人伦”理念，强调人际关系秩序化，推行道德伦理、社会规范以及各种礼节，主张建立一个用礼治调节法治的德治社会。儒家思想还要求人们“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约束管制生命个体的言语行为，遵守严明的礼制，安于君臣、父子、尊卑的地位，不僭越，不逾矩，以实现那种“天人合一”的社会状态，和谐而安宁。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文化，与儒家思想有极大的渊源。对此，我们不妨探个究竟。企业文化，说大就大，说小可小。大到包括群体意识、思维方式，小到一个人的衣着打扮、言行举止。它是全员价值、需求与行为的共同写照，所有人都要参与滋育。他们的人生观——生活目的及价值，职业观——个人工作的意义，企业观——企业存在的理由。三者集合，共同构成企业价值观。企业应当整合不同观念，形成统一的道德理念及规范，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企业文化本质是向善向上的，它塑造的是一个积极向上、诚实守信、开拓创新、恪尽职守、思路开阔、协作分工的团体。《孟子·尽心上》中有语：“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作为一个企业人，不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忠诚敬业，正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诚实守信，是人人所希望见到的。《礼记·中庸》中也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企业所追求的诸如此类关于人的精神品格和品行修养，无一不是儒家思想的延伸、发扬和创新。

企业文化的力量非常巨大。许多事实证明，优良的企业文化至少有：

1、规范力——约束人，从心理上行为上促使员工遵章守纪；

2、导向力——号召人，引导人们把个人理想凝集成企业同一目标；

3、凝聚力——团结人，人际关系和谐有序，内聚力强，员工精诚合作；

4、激励力——鼓舞人，提升员工成就感与责任感，激励他们努力工作。

无可否认，儒家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和狭隘性。在其群体意识范畴里，人与人有着严明的层别，社会具有严格的等级化，下一层必须听从于上一层，上一层拥有决定下一层的生死权。在这种金字塔式的人文思想的影响下，权力绝大程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常常致使人治代替法治，官僚主义易于泛滥，各种指令、信息及行动自上而下进行传递、贯彻和实施，下一层处于被动局面。这对于凸现企业文化的力量，发挥团队优势，是一大障碍。如何辨证对待儒家思想，取之精华弃之糟粕，是至关重要的。

文明空前发展，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仍旧牢牢根植于人的内心，企业经营管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十分深远。一个企业的文化，只有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其精神源泉和

发展动力才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