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从事现代管理工作的启示

第一篇：儒家思想对从事现代管理工作的启示

儒家思想对从事现代管理工作的启示

付晨华

10药学班

201002010058 摘要：儒家管理思想儒学自孔子创立以来，历两千五百余年，对中华文明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研究儒学，提炼其管理思想，并进行深刻的理解、消化、分析，这对当今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来讲可说是极宝贵的智慧财富。关键字：人为本

义为重

和为贵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我国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他们著书立说，阐述治国管理理论，从而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先人的治国思想及具体的管理理论博大精深，可谓是百花齐放，各领风骚，演绎着历史的变迁。经验也罢，教训也好，所有的思想我们都可从多方面去消化吸收。这样，以史为鉴，以人为镜，以贤为准，我们在未来的发展当中才能正确把握自己、单位、乃至国家的命运。

（一）“人为本”与现代人本管理

“人为本”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在儒家管理思想中，有着丰富的人本管理理念。那么，现代管理如何借鉴儒家“人为本”的理念呢？人是有情感的，从事管理工作的人不能不考虑被管理者的情感。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要重视对员工的感情投入；注意提高员工的物质生活水平，尊重和满足员工的高层次精神需求，以平等、友爱的态度对待员工，以事业吸引员工，以真情感化员工，以情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从而达到振奋企业员工精神，加强企业员工对企业认同感，提高企业工作效率的目的。每个人都是在爱中诞生和成长的，人的幸福离不开彼此的关爱，所以爱心是人性的一部分，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要使员工热爱企业，甘心为企业做出奉献，首先要爱护员工，实施“爱的管理”。即要把企业视为家庭的延续，负起家长的责任，给予员工以家庭式的真爱、照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给员工以归属感，使其甘心贡献心力。企业管理者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主体，他们的素质优与劣，修养高与低，能力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即在管理过程中，除了传统、职位、资历诸因素赋予的权力性影响外，更要依靠品格、才能、知识和情感诸因素赋予的非权力性影响，依靠自身的完美形象，有效地影响或改变被管理者的心理和行为，使之在被管理者的心中产生一种魅力，从而使被管理者产生一种敬爱感、敬佩感、信赖感和亲切感，迸发出一种巨大的内聚力和极大的积极性，自觉自愿地努力工作。

(二)“义为重”与现代企业的价值取向

对企业管理者而言，如果私欲膨胀，不重视道义，势必与同事争利，与下属争利，造成企业纪律松懈、私欲膨胀、管理混乱、效益下降。对企业整体而言，如果只顾短期效应，忽视公平竞争和社会道德，只顾局部利益而损害消费者的权益，企业就无法生存和发展，无法面对知识经济的竞争和挑战。因此，在管理活动中，如何将“义”与“利”很好统一起来，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对企业的生死存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企业管理者必须树立追求利润既是为企业，也是为社会做贡献的信念。儒家“重义轻利”，就是看重与“利”有关的合理的生产分配政策和制度，“轻利”，就是轻视那些与合理的生产分配制度不相容的私利。对一个企业而言，目的是获取正当的利润，利润是企业员工工作的盈余表现，这些盈余应该普及于社会，变成社会繁荣的基础。企业盈利，就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税收，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贡献，在这个层面上，“义”与“利”是统一的。

其次，企业管理者必须树立追求利润既是为企业。也是为商业伙伴的理念。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生存，除了必须与社会和国家休戚与共外，也离不开商业伙伴的理解、合作和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企业要善于“利他”，要讲求“义”，“以义取利”，企业才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同行和社会各界的认同和赞誉，从而直接提高企业品牌这一重要的无形资产。

最后，企业还应正确处理好企业发展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作为企业要讲“利”，但不能为了“小利”，不顾“大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企业短暂的发展。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统一的整体，应同步、协调发展。如何在企业发展中保护好环境，使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是当今人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企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战略选择。

(三)“和为贵”与现代企业的管理目标

“和”的意义，首先指的是人际和谐，“和”是儒家“仁爱”思想的延伸。孔子说：“仁者爱人”，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相互支持，相互容忍，相互谦让，以“和”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和”还体现为人的内心修养，强调正心诚意，寡欲尚贤。“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也是要求人们勿烦勿躁，保持“平和”的心境。儒家的这种“以和为贵”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管理学价值，对现代企业精神及管理目标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人和”理念

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的现代企业，要进一步鼓励和强调给予每位员工更大的自主权，为他们提供充分发挥自己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条件和机会，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能力。同时，知识经济的分工协作，进一步加强了企业员工的沟通与合作，企业的凝聚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显得十分重要。如何将企业的团队协作精神与员工的个体实现有效地统一起来，是现代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2.“和而不同”与企业管理中的“和”与“争”

现代社会是竞争的社会，没有竞争，社会就会停滞甚至倒退；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必然要被淘汰；没有竞争力的人，也难以立足社会。因此，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决不能为追求和谐而放弃竞争。先秦儒家在提倡“和”的同时，提出“和而不同”的思想，承认事物内在和外部矛盾的存在，并要求主体上的人在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时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到的见解，肯定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斗争，正确处理“和”与“争”，它们之间的“争”，是在为实现共同目标前提下的“争”。

参考文献：

[1] 杜鹏程，陆鹏，许岚.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指导作用[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56-59.[2] 周建波．儒墨道法与企业经营[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87．

[3] 杨欣．韩非子的用人艺术及其现代启示[J]．广西大学学报，2004，(1O)：5O-53．

[4] 刘春喜.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J].人力资源开发，2010（8）：92-93.[5] 苏勇.管理伦理[M].郑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48-50.[6] 赵静.传统文化对现代管理的促进与补充[J].2010（11)：110-112.

第二篇：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影响之我见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影响之我见

儒家思想作为古代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古代产生深远影响更对现代社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以下是我对儒家思想影响的一点看法：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首先，儒家思想讲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基本核心是“仁”，以“仁”为基础和精髓的儒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它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的“天人合一”“民贵君轻”“孝道”“大一统”“有教无类”等思想主张依然光芒四射。对儒家思想的发掘和借鉴，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发展和弘扬，可以更加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这对于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作用。

二、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积极影响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我认为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儒家的仁政思想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现代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代思想深受儒家文化中的仁的影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

2、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如今的保护环境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有其指导作用

人与天道的结合使人不能违背“天的旨意”，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和法则，把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作为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保护能够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有很大借鉴意义。也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口号也体现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觉悟，是天人合一的体现。

3、“民为邦本”体现了当代社会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对现代社会的以人为本有重要指导作用。且不论政府是否真正做到了这点，但是口号中“以人民利益为重中之重，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无不体现了这点。

4、儒家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培养了大量高质量现代化人才

孔子“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 “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可以接受教育的制度，这对教育大众化和教育平等化无疑是一大贡献，还有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等，时至今日，这种

教育教学理念还在学校中普遍存在，这种思想促进了现代社会对高质量现代化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有利于社会前进发展。

5、另外，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也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

三、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也渐渐显露出来。我认为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浓重的等级观念导致个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被严重扼杀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孔子也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的所谓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是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而在当今社会，不会说只会埋头苦干，不懂创造没有个性的所谓人才，并不是很受欢迎的。

2、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法治精神严重缺乏

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直到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虽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屡见不鲜，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任重而道远。事实证明，现代社会光靠道德是克制不了一些人的行为的，要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社会才能更长远地走下去。

3、过分中庸，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

孔子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没有一定的法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中庸”和改革创新相矛盾。过分中庸显得畏首畏脚，不能进行改革创新，而失去创新则失去了生机与活力，显然是不合适的。

四、我们应该正确对待儒家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作为个人，儒家思想对于我的影响也是很强大的，首先是孝，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我自认为平时做的不错，仁，宽厚待人也是我坚持的原则。但消极影响也是存在的，过于中庸，缺少创新也是以后要改进和注意的地方。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个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发挥其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要从观念、思维、制度、政策、行为、环境等方面，自觉

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做到兴利除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总之，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在遭受一些人猛烈批判，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也日益得到关注。所以，我们要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部分，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好传统和现代，保护和发展，开发和利用的关系，对儒家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所在。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 百度文库 百度知道

《论语》《孟子》《先秦诸子百家汇编》

《新儒家思想史》（作者：张君励）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实教育的消极影响》（作者：李洁）

第三篇：儒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一、中国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形成是通过孔子完成的。孔子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剧烈冲突的时代，在奴隶制处于崩溃的前夜，他作为统治阶级管理思想家毫不隐讳的使命就是复兴周礼。他第一个从理论上总结了奴隶制社会的管理经验，第一个系统地整理、总结了中国的传统管理文化，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去传播这种管理文化，正是这两个总结，奠定了孔子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引来无数后人的颂扬和批判。

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礼、中庸。仁主要是社会管理伦理学说，即所谓仁爱、仁义、仁政等。如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他用仁把所有的公共管理规则统率起来。仁的学说反对管理生活中的苛，宣扬人类之爱的管理思想。他用爱人观念加强血缘联系，消除内部冲突，同时也有差等地把爱人观念按宗法模式扩展到整个社会。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管理等级制度和秩序的伦理规范。也具有处理管理主体的道德信条，这些规范一方面可以成为管理群体团结和谐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则发展为管理式的繁文缛节和极端苛刻的纲常名教，中庸是一种管理思想、方法，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除管理矛盾，避免管理冲突，稳定管理秩序的目的。

应当说，孔子的儒家管理思想诞生初期，只是一种理性细胞，还不具备指导社会管理实践的职能。要使它逐步成为封建社会管理活动的主导思想，需要后人全面地发展和继承。这项工作，首先由孟子完成，战国中期，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管理价值理论。他主张用仁义去管理经济，用仁政来发展管理，而开拓管理旨在富乐民生，仁者无敌基于管理成功。继孔孟之后，儒家管理思想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正统管理思想，但还没有真正在统治者意识中起到主导作用。西汉建立之后，统治阶级急需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消除各种学派间的斗争。因此，必须扶正统而废百家，以适应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西汉管理思想家董仲舒做为孔子的继承者，用阴阳五行的管理理论达到了这个目的。他以儒家为中心，借天道说人事，贯穿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北宋中期，以朱熹、二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又再次对儒家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改造，他们以孔孟的管理理论道德学说为基础，从宇宙本源出发，来阐明社会管理行为的目的和功利准则，在对中国封建社会管理主体关系、精神意识等问题上，都提出了较完整的管理哲学体系。本世纪初，中国在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面对外强、内患的多次震撼，传统的管理思想产生了动摇。但以梁漱溟、张君励等为代表的新儒家学派，宣扬心本论，他们通过研究儒家、佛学中的管理观念，认为只有以儒家管理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真味，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人类生命之皈依，世界文明之趋归。新儒学派经过一代代的努力，本世纪中已发展到鼎盛，并广泛传播于港、台、东南亚一些地区和国家。

总之，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导致管理思想上的百家争鸣，而在这场竞争中，源于上古华夏文化的儒家管理思想满足了当时农业社会的管理需要，它由孔子创立，经孟子、董仲舒、宋明理学、新儒家等一代代儒学学派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并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宣扬传播，终于促使儒家管理思想占据了社会管理行为的主导地位，并成为千百年来流传最广泛、最深入人心的管理思想。

二、中国儒家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由于历史上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加上封建社会多年的宗法专制统治，使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

（一）重政治而轻效益的偏向

首先，企业行为政府化。企业成为了国家的行政组织或政府部门的附属物，缺乏独立的人格。企业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目标选择、经营观念等主要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控制和影响，为此，企业常常主动迎合上级行政部门的意愿，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利益。

其次，企业内部结构行政化。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组织机构和编制同国家行政机构对口，管理规章制度参照国家行政机构标准制定，企业行为中政治任务压倒一切的倾向较为严重，经济色彩大大淡化。

第三，企业管理方法和手段行政化。在生产经营中，领导者往往注重行政命令，爱算政治帐，不善于算经济帐。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工作，领导者常常凭主观理想办事，企业不遵循效益第一的原则。

（二）重专制而轻民主的偏向

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封建专制管理的国家，民主管理的空气非常稀薄。战国时期，孟子曾主张民贵君轻。但这种爱民、为民之说并没有真正得到封建帝王的认同。相反，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的个别企业中常常表现为领导者的个人决策，家长制、一言堂。在这种绝对权威面前，上有所好，下必慎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使得一些敢于直言，富有才华的管理者被拒之门外，任人唯亲的现象比较严重。广大职工的智慧和潜能受到压抑，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难以形成。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难以杜绝。

（三）重人情而轻法制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表现在企业管理机制上，常以非理性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原动力。它过分重视人情管理，忽视企业规章制度的作用。结果导致一些企业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现象司空见惯。规章制度停留在嘴上、纸上，而不能见之于行动。这种人情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和谐，但企业毕竟不是一个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

（四）重情意而轻利益的偏向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义被一些传统观念理解为合乎管理阶层的礼制的行为规范，利主要是指物质利益。孔子的管理学说显示出贵义贱利的明确意向。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主张，进一步把义利对立，认为利是引发个人作恶和社会**的总根源。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而宋明礼学，更直接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把封建统治阶级的管理思想行为规范和物质欲望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极。

建国以来一个时期，我们在左倾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脱离群众对实际生活的物质需求，幻想不去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达到共产主义，这是十分可笑的。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从根本上承认了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当前我们讲义，不再是脱离实际历史条件的管理思想，也不再是与利的对立，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

（五）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西方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虽然处处讲人，但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在均同思想影响下，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尚的，个体则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这种总体对个体的排斥，构成了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本质。在企业管理上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企业管理思想上，我们曾经偏重于那些重总体，轻个体的学说。比如：建国后，重视对原苏联管理思想的引进、吸收和探讨，而这种管理思想的一个特点是维护了一种总体至上的观念。反之，对西方国家比较强调个性和个人积极性的管理思想，弃之不顾或否定批判。

其次，企业在管理制度和方法上趋于共同，缺少特点。从前，由于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不是独立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因此，国家的方针目标就是企业的方针目标；国家的价值观念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念；国家的管理文化就是企业的管理文化……所有企业同遵一旨，同出一源。

第三，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铁饭碗、大锅饭至今仍是个别企业改革发展的阻碍。具体表现就是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均同，不讲贡献；讲公平，不讲效率等等。长期以来这种求和去异的儒家管理思想，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顽固地保护着人们的心理长城。

第四，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共同性胜于特殊性，群体性高于个性性。使职工个性长期处于抑制和闭锁状态，个人需要绝对服从集体的利益，排斥任何做法的个人主义。其结果，使一些企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六）重生产而轻流通的偏向

在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下，中国的儒家管理思想长期以来重农轻商，在管理上明确提出了农本工商末、“工商众则国贫”的口号，这种管理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障碍极大，影响极深。它使中国历史上的流通领域长期处于闭塞和萎缩状态，无法对生产产生促进作用。

（七）重伦理而轻科学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是以政治伦理为本的。因而历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它们认为人是最根本的东西，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儒家管理思想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即主体人格的确立比知识的获得更为重要。管理伦理为质，管理知识为量，这种重道轻艺的倾向，使科学技术多高明也只是粗迹，不懂不为耻。而“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最有价值。这种儒家管理思想和行为的畸形状态，阻碍了寻求科学真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八）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反传统倡革新的思想家和勇士，他们的管理思想也产生过广泛影响，但最终多被儒家管理思想吞没。其根本原因是：首先，当维新者在管理意识上起来反传统时，却又常无意识地停留在传统之内，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他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如：康有为从反孔到尊孔，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其次，历史上多次革新实践，革新者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继承传统者。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许多著名改革家的结局告诉人们，宁求稳健而不务革新，可能是较明智的选择。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从反到护，反则必险护则相安的历史教训和结局仍在一些企业的改革实践中重演。

三、科学管理是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必由之路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历史上尽管中国儒家管理思想曾不断“演变”、改制，但实际上大多属于封建管理机制的改革和调整，而不是封建管理方式整体上的质变。这种内在演变，无法摆脱历史的沉重羁绊和局限。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我们发现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知识的更新和西方工业社会产生的巨大变革，已经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这种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向应是：应变、求实、进取、创新、攀高。面对这些，谙熟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显得步履艰难，它其中的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科学中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但是，当我们重新认识这一问题时，也不应全面否定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它的许多优长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应该说，无论是主观，还是在客观上，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因此，只有通过对它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将其合理成分和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科学精神相融汇，再注入马克思主义管理观的生命血液，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第四篇：儒家思想现代意义

儒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其中的“仁治”、“正已”、“人和”等管理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重新理解儒学、准确阐释儒学对于我们当前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儒家与法家、道家管理思想的比较

（一）法家管理思想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和韩非子等。法家思想主要是克礼贵法。法家反对儒家所谓的礼教，认为儒家主张礼教实质目的是为了固化等级制度，并认为礼教最终导致贵族阶层的权力世袭和腐败重生。法家认可人的好恶之私心，认为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法家认为民之好利对于国家治理是一件好事，因此法家强调法制，通过法制的建设来定分止争，即通过对民众财产的认可来实现恒产者有恒心的社会状态。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进一步强调把“法”“术”和“势”相结合以实现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商鞅亦提出不要因循守旧的思想，强调“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张。由此可见，法家强调外在的管理和控制，而儒家强调内在的修身和自省。

（二）道家管理思想道家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和庄子等人。道家强调道法自然，提倡人应该顺应自然，实行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存理念。道家反对对名利的追逐，强调至虚守静。道家认为好的君王应该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达到无不为。道家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鱼，大道至简是治理的最好方式。因此道家强调对自然的效法，自然体现了事物的本质规律，自然而然实质上就是一种顺应自然、尊重规律的态度，对人民和君主来讲都应该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境界。道家同时强调管理的艺术，认为“大音希声、大象希形”（《老子·道德经》）[1]

二、儒家管理思想简述，这种思想其实就是大智若愚的处世哲学。这种思想与儒家所倡导的克已复礼的入世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道家强调超世，儒家强调入世。道家的管理智慧在于率性而出、返朴归真。而儒家强调因循社会的变化而主动的调整和克制。前者强调从个体的本性出发来形成社会管理的模式，而后者强调要因循社会的变迁来完善个体教养的修齐。

（一）仁治的管理智慧儒学博大精深，儒学所谓的“儒”即指有学问的关心人类幸福的人。儒学亲仁爱、倡和谐，要达到孝悌信仁、无度不丈夫。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认为“仁”即人与人相处的和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2]

对于如何实行仁政，孔子认为要举群贤之力，不耻下问。“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哉！”（《孟子·梁惠王下》）并且儒家认为仁者对“上”人要忠，对“中”人要恕，对“下”人要慈。忠诚、宽恕和慈爱的主张对于处理好人际关系十分有益。因此儒家的仁治并非人治，前者强调自身的修身和养性，后者强调对人治理上的专制和独裁。孔子进一步提出“仁政”说，并主张“宽猛相济”，可见孔子并非认为在治国策略上只采取“仁政”而彻底否定“法治”。儒家思想虽然与法家所谓“尊礼重法”和道家“道法自然”有所不同，但也并非完全的对立和不容，儒家更强调“仁者不忧”和“仁者忧道”，突出个人的“克已复礼”和“见义忘利”，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尚的人格要求和自我管理。

[3]孟子强调领导者要德才兼备，要对贤者充分的放权，这也是施行仁政的一种方法。孟子进而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指出君王要善于倾听多数人的谏言，“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3]

（二）正已的管理原则由此可见，儒家的仁政思想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非常具体和深刻的，它清楚明白的指出君子实行仁政时要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并强调君子“选贤与能”时要察之慎行，这对于当前管理工作中的选人用人机制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2]政就是“正”，所谓政治家的责任就是领导社会行正事、走正道。政治的要求，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保持端正，然后才可正人，如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和作为宗教家的甘地等人以感化的教育来转移社会风气，也可以说是“政者正也”的典范。帅之以正，这是孔子的定义，也是千古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名言。季康子是一个当权的人，所以孔子对他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要管理者带着端正自己的言行举止，下面自然就风清气正了，这是偏重于为政，偏重于领导而言的。中国古代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是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因而指出“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2]，这都是强调管理者的作用，管理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下属，管理者正则下属正，管理者不正则下属不正。孔子因此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礼记·大学》）[4]。孔子在这里所谓的絜矩之道就是规范人的日常行为的尺度。儒家实际是强调君子要正已和仁恕，对待周遭的上下级关系，儒家主张“子所恶，勿恶于人。”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也，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3]

儒家认为正已的关键在于“修身”。孔子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孟子在这里指出仁德的言辞不如仁德的声望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能获得民众支持之心。良好的政治，百姓可能会违反它；而良好的教育，百姓则乐于接受它。良好的政治能聚敛到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育能赢得民心的拥护。由此可见，君王行仁政，要通过善教和仁声来实现，而君王如何赢得声望，则必然需要通过“正已”来实现。[4] 孔子进而指出修身贵在“诚”。孔子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礼记·中庸》）[4]孔子进而认为能够天生真诚的人是圣人。孔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礼记·中庸》）[4]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强调通过修身来做到正已，而如何修身，最重要的是明善和诚身。当今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企业管理，管理者都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只有通过个人的行为来示范，才能最终通过声望的魅力来实现最佳的管理状态和良好的组织氛围。这也就实现了儒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2]

（三）人和的管理境界的管理目标。儒家强调入世，认为个体要学会与社会大众的和谐共处。人和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融洽。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3]孟子进而说“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这学期我们学习了儒家管理思想的有关内容,对于历史,我们要传承.正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等经典思想一样,儒家学说的管理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学习.追求人的存在的完善发展和推进有道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是人类始终在求索和践履的一个关于如何管理自身的永恒问题.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自我主动认识和实践中,人类由远古走向现代文明,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由于人类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是一个不断更新递进的社会活动,因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理想答案,既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形成,也不可能一经形成而不再变化,它将随着人类的生存而存在,并将随着人类的进步而更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对这一问题认识实践的丰富智慧的结晶.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对此具有很深的认识.从儒家文化的内容特征上看,还是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上看,都可以说,儒家文化实际上是关于如何管理人类自身社会行为的学说.儒家的管理哲学思想是儒家文化的主体内容,它构筑了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用.由于儒家的理论本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对其中一些主要的管理思想进行一些分析.我们可以把儒家的管理思想分为这么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管什么?儒家的回答是“治人”；其次是谁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劳心者治人”；最后是怎样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和为贵”.对这三个方面儒家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儒家有一句话很能反映这个哲学.“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人看成社会的最重要的财富有关,那时是以人口的多少来反映国家的强弱.所以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善,则善就会丢掉,而表现出来的是恶.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所以,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儒家对于人性的假设,从理论的深度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偏重于道德.从管理的对象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着重于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论.至于恶的来源,儒家的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来源于天生的,而改变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儒家在对人性的假设方面和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标奋斗的途径.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荀子认为：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引起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其主要的内容有这样几点：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我们知道“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对人的内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转化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来施行管理的.儒家的学说,从来没有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就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指导全国的文化体系却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悲剧.虽然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沧桑,但儒学依然以其特有的文化特质为后代所赏识,尽管在中国极度动荡的历史时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却未能抹杀其光辉,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一直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世界的东方以至于整个世界.其中既有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样也有着封建的糟粕.无论它是什么,历史告诉我们,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孔子讲“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首先可以诠释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原因，同时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来讲，孔子认为“和”是和谐与统一的意思。“同”是相同和一致的意思。和是抽象的，同是具体的；和是本质的，同是表象的；和是共性的，同是个性的。君子相“和”首先在于承认差异和矛盾，没有差异、矛盾和不同，事物就无法发展和进步。只有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和包容差异才能求“和”存异、共存共荣、和衷共济。可见儒家强调人和，更高的境界是追求一种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追求那种表象上的相同，这也是当今社会人类共存的基本法则和行为规范。费孝通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实际上是对君子和而不同的最佳诠释。现代管理强调人与人的交流与沟通，如何实现最佳的人际管理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儒家强调的“和而不同”对于现代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管理过程中对于具体事件的把握需要有求同存异的精神，特别是企业运营之中允许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形成所谓百花齐放的态势的同时又强调人和，对于现代管理十分有益。它不仅能够保证群策群力作用的实现，同时又能够保证企业整体的稳定与和谐。现代管理的每一个个体，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基层的工作者都有必要学习这种管理文化，这对于组织长期稳定的运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

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加大了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学习和借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儒学因其被质疑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而倍受责难。改革开放后，人们重新开始学习儒学、研究儒学，因为儒学毕竟是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化血脉和管理智慧。我们有必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重习儒家思想、吸收儒家管理思想的精华，对于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重视人的因素。现在世界上的各种管理学说，无不强调以人为本，人本思想恰恰是孔子最先提出来的。孔子以及儒家的管理思想，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认为要搞好管理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主要包括：“民为贵”的人本论思想，“举贤才”的人才管理思想等。《礼记·中庸》所谓“为政在人”，就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这种思想。孔子“仁”的学说，是儒家管理思想中重视人的理论基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2] 这里君子是统治者、管理者，小人则是被统治者、管理对象。孔子主张爱小人，并且以君子之道教育小人，就是为了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君子的役使，也就是愿意为了实现管理的组织目标而努力。同时，他又强调“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3] 也就是说要选拔政治的人，罢黜***的人，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服从，也能管理好国家。孟子进一步发扬了孔子的这种思想，强调为政、治国的关键在于“得民”，而得民的根本要义是“得民心”：“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4] 同时又说“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5] 把是否重用贤能之时提到了决定国家存亡的高度。而他在用人问题上的反对论资排辈的观点则在现代企业管理学中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荀子则在两者的基础上，进一步精辟的阐述了人与法的关系。“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俱，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便，足以乱矣。”[6] 也就是说，制定法律仅仅是治理的开始，关键是要用贤能的人来执行，君子是制定法、执行法的根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制定良好的管理条例，管理规则仅仅是有效管理的第一步，而真正要想要管理好，甚至能弥补管理规则中的某些缺陷的，却在于管理人才的运用。先秦儒家思想的这些观点都说明了重视人的因素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出发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工作要得到管理对象的支持；二是管理工作要依靠人才来办好。[7]儒家思想的这一个特点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此后历代贤能的君主都注重用贤能来管理国家，而此后的科举制也正是基于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这种不论出身贫寒富贵，只看重个人才能的选管制度作为中国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很多其它的国家。其次是重视管理中领导的作用。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领导者要对被领导者起表率作用。不论是国君还是庶民都要从自我“修身”做起，因为领导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8] 同时，孔子还把领导者自身的品质和行为对群众的影响比喻为风和草的关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9] 也就是说风往东吹，草必往东倒；风往西吹，草必往西道。下面的风气不正，原因是从上面来的。充分强调了领导者的良好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其二，领导者要宽以待人、取信于民。孔子强调领导者要“无求备于一人”，要“赦小过”。认为以宽容态度对待被领导者，容易得到他们的拥护，即“宽以得众”。孟子则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以民为贵作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中心，以得民心作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原则，认为只有得到了民心，才能真正得到天下，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更好的维持其正常的管理。其三，领导者主要应该做好领导工作，而不要包揽具体工作。孔子认为，担负全局的领导、指挥工作的领导者和担任各种具体工作的工作者必须有所分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管理思想——各司其职。重视领导在管理工作中的作用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又一个主要观点，这对我们今天的管理工作仍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其中的很多观点蕴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再次管理必须着眼于长期的战略目标。所谓“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10] 这里，“大事”指长期的战略目标，“无欲速，无见小利”则告诫我们不要急功近利。这是因为，实现长期的战略目标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还要具备各方面的主客观条件，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蹴而就。如果我们不着眼于长期的战略目标而一味的只重视眼前的一些小利，缺乏 耐心和毅力，急于求成，不但会达不到预定的长期战略目标，而且还会招致重大的挫折，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管理必须要着眼于长期战略目标，不可一味急功近利，这是一条有普遍意义的原理。它不仅对国民经济管理使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同样适用。最后，管理必须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11]，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荀子的“上不失天时，下布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12]这些思想都说明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管理思想中，如何使被管理者和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之间，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和谐，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关系和谐了，则各项工作都可以顺利开展了，关系不和谐，则不仅无法达到有效的效果促成管理目标的实现，甚至连正常的管理工作都无法完成。传统儒家管理思想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几乎每个朝代的统治者无论在行政还是经济军事管理中都借鉴了其中的很多思想。继秦始皇以严酷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失败后，诸葛亮吸取了秦汉以来的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选中了孔子“礼义”治国思想作为治国的基本理论。隋唐建立三省六部制，建立议事制度，并开科取士。辅助蒙古统治者进行改革的先驱者耶律楚材更是大张旗鼓的提出了“以儒治国”的思想。此后到宋元明清，我国管理思想的内容直至一直没有发生变化，直到我国近代，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有相当大的社会基础，***实业家都把儒家伦理思想引入企业管理中来。天津东亚公司的宋斐卿在公司大楼的山墙上高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个大字，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儒家的以自我管理来达到全系统管理的思想。这种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很多其它的国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就是很好的证明。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不仅是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渊源，另一方面，它对今天的现代管理也有重大的影响。它的以人为本，重视人才，重视领导，着眼于长远的战略目标以及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的一些进步思想在今天仍然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第五篇：谈谈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作用

谈谈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作用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虽然是几千年前的思想，但其中一些思想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流，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与现代管理学有相通之处，对现代企业管理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着重从以下几方面谈谈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所产生的重要重用。

一、儒家思想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宝贵财富

（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政思想。“仁”即仁爱，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儒学精义的所在，而《论语》中“仁”是商人视为经营管理的“黄金法则”，“终身行之”可以掌握自己经营的命运，并且能获得他人的帮助，从而达到商业上的成功，反之会遭受失败，所以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的管理是不容忽视的。

仁爱，体现的是人道原则。任何一种有生命的管理理论都不能回避这个主题。儒家思想里面有句话这样说的“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企业管理中也是如此。企业领导者爱惜员工，赢得员工的尊重，使得他们忠于职守，忠于企业，有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因此企业内部容易协调一致，能形成强大的内聚力和整体力。

（二）“民为邦本”的人本思想。儒学中有等级思想，但儒学思想其中也有强调民本的。《尚书》中有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孔子在谈治国之道时说：“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证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儒学这种以民本得民心，从而达到稳定、兴旺发达的思想，我们抽去其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这一消极方面，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能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做到“民为贵”，树立以人为本的企业信念，这样才能上下同舟共济，企业才会有所发展。

(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激励人们要向日月星辰永远运转那样，要刚健有为，奋发向上。自强不息关键在于“自”，强调自立、自爱、自重。当今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经常会面临挫折与困境。对此，管理可以从儒家思想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以求再发展。

（四）“诚信为本”的企业信念。《论语》中多处讲到“信”，《为政》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任何人都要讲信用，无信不立。有信用的人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拥戴。企业在处理与外部关系时，也要强调信誉，企业信誉是一项无形的资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黄金、设备等有形资产还要重要。企业在处理内部人际关系时，也要强调信誉，主要是管理者要守信，一旦失信于民，就会失去了威信，管理便难以实施。因此，管理者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必须要做到言行一致。

（五）“和义取利”的价值观。在后人的眼里，孔子只讲“义”而不讲“利”。其实，孔子也讲“利”，只不过孔子讲的“利”是“义”的基础上的“利”，并不是见利忘义，而是见利思义。孔子的儒家思想利义观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企业是经济组织而非慈善机构，企业必须旗帜鲜明地去追求经济利益。但是，应该要“取之有道，用之有道”，而无需毫不言利。儒家思想在此给企业提供了追求利益的正确思想指导。

二、儒家管理思想及其对企业管理现代价值

现代企业管理就是通过对人、财、物、时间、信息的组织、协调、运用等以期获得最终的利润目标。管理在企业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决定一个企业在竞争中的实力、条件的最根本的因素则是管理的内部环境，意即企业内部对管理活动发生影响，的诸因素的总称，包括管理的主客体、组织气氛等，也就是指企业的内因。儒家的“仁”、“中庸”思想对于改进和完善企业管理的内部环境，增加企业竞争的内在实力有着积极重要意义。

1首先“仁”的关爱思想具体到企业管理中，要求企业管理者关心爱护企业的职员,不论贫富贵贱，对待职工要一视同仁,关心他们的疾苦,真心实意地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而且要着重于真正把他们当作组织和社会的主人，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其次，“仁”的人本观、人才观在现代社会，不仅未过时，与现代化矛盾对立，相反却是现代企业管理充分重视的重要思想。人本观要求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运用各种科学的方法和途径，使每个职工都成为组织管理的参与者，使每个人都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事工作，从而全身心地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努力。纵观中外企业在管理中取得惊人成功的原因，立足于以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对现代企业如何用人，选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从而能发挥出企业员工最大的潜能，创造企业辉煌。

儒家的中庸思想一方面要求管理者处理事情要坚持原则、坚持标准、不偏不倚、恰当适度，避免偏激、矫枉过正，确保人心稳定。另一方面，和而不同的思想又对管理的内部环境因素中的组织气氛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企业而言，则要求管理层正确处理及调和管理者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关系，要“以和为贵”，管理者与职工要达到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尊重；职工之间要达到相互关心、和睦相处。认真领会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精神,创建良好的企业组织气氛,构建团结向上的组织文化，这是关系到企业管理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精华与现代化并存，并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三、儒家思想的“礼”为企业提供生存的力量

（一）以“礼”为基础的经营管理特色：以“礼”为核心理念，用礼制、礼乐追求企业体制的合理化，其要旨是追求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规律性，以富于人文精神，合乎人性的礼制和礼乐来规范企业秩序；用礼制约束人，用礼乐营造敬业、敬人的企业氛围，激发人们的逻辑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人们能够自觉地从理智上求真；各司其职，使企业上上下下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自与其角色、职务相称，做到其“实”与其 “名”相符合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防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样的角色或职司的紊乱，用完善的层级制度和制度的文化氛围来约束企业成员。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意即用礼制来约束之，犯错误的人就少了。孔子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样必造成治理体制的紊乱。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礼乐的关键性作用在于形成一种“敬”的企业氛围：敬重自己的角色或职司，敬重上司，尊重下属，使企业内秩序井然，这样企业就能成大事。可见孔子的治道决不是人们所附会的随意性极大的所谓“人治”。可见，以礼为基础的经营管理模式能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而取得可观的利润。

（二）“礼”也是企业茁壮成长的必然选择：“礼”既是一种内在管理，也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竭诚为公众服务，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企业来说，尤为重要。这是企业生存的保障和发展的条件。一种富有人情味的经营观，一个独到的为消费者设想的见解，一个温情的微笑，无不展现出企业非凡的魅力。企业形象并不是空中楼阁，企业形象建立在员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之上。员工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企业的形象。企业只有竭诚为公众服务，对用户采取以礼相待，热情周到地提供服务，尽力满足顾客的需要，才能受到消费者的肯定和赞誉，才能增强新老用户的信心，从而吸引更多的客户，才可维持企业的生存并逐步发展壮大。换句话说，企业发展壮大离不开儒家思想中“礼”的引导。

四、“天人合一”能成为现代企业的文化根基

（一）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能否取得成功离不开企业文化的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之一，是维系企业内部团结的重要因素，能为企业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既然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管理如此重要，因此，必须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而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可以现代企业进行文化建设的借鉴，最终能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作用，能在企业中产生归属感，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为企业管理成功作出重要贡献。

（二）“天人合一”是企业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要顺应而不违背自然规律。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惟天地，万物父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四时有明法”；“万物有成理”。这些儒家思想说明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事物的关系。“天人合一”的思想，阐述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和谐关系，强调“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种有为的思维方式：人上参天地，下化万物，把天地万物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起来，与天地一同合理地运转。“天人合一”思想要求人在有为的时候，要爱天爱地爱人，做到既有所作为又与之和谐相处，不损害天地和他人，达到人与天地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德性的和谐统一。所以，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对于一个企业的文化建设是很有指导意义的，而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不可或缺的因素，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总结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至今仍然对现代企业管理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意义，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最终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强化对人的内外控制企业要取得成功，首先要修炼内功，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的品德修养。因此，现代企业管理可尝试以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为背景，用传统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我们要把儒家思想中的传统优秀管理文化与现代管理理论，现代管理经验结合起来，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管理文化，建立起优秀的管理组织，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