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为人处事的启示 [1000字]（样例5）

第一篇：儒家思想对为人处事的启示 [1000字]

儒家思想对为人处事的启示

康杰 11级骨伤二班 201102004093

摘要：在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诱惑，人们各自为了自己的欲望而奔波着，有时难免迷失了前进的正确的方向，儒家思想便是我们前行中的一盏航行灯！今天物质是繁荣了，但是心灵的生态未必随之改变，变得欣欣向荣。也不意味着今天那种仇恨、那种报复、种种的甚至高科技的犯罪就停止了，有点时候会越演越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避免心灵资源的浪费呢，就是我们面对一件事情迅速的做出判断，选择自己最有价值的方式。其实这一切都无不外呼“仁、义、礼、信、智”五字！

关键词：仁、义、礼、信、智

悠久的历史文明，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诸子百家的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在这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渗透之下，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做人做事的特点。

《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是儒家最重要的经书，这四部书被称为四书。在儒家的四书中，诠释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即仁、义、礼、信、智。仁是做人的基础；义是做人的气节；礼是做人的文表；信是做人的支柱；智是做人的主导。

仁是做人的基础，人做得好与不好，首先要看他是否有仁。有一天，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回问孔子何为仁德，孔子说：约束自己，使言论行动都合乎礼仪就是仁。一旦坚持做下去，天下的人都会推崇你为仁人。实践仁德，全凭自己，还凭别人吗？颜回道：请问行动的纲领。孔子答：不合礼制的事不看，不合礼制的话不听，不合礼制的话不说，不合礼制的事不做。颜回说：我颜回虽然迟钝，但一定要把您刚才讲过的话当成座右铭。（先秦《论语?颜回》）关于仁德，孔子还对另一个名叫子张的弟子说过这样的话：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子张问他哪五者，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先秦《论语?阳货》）

由此看来，孔子倡导的仁包含诸多方面，其中包括知廉耻、知善恶、自重自爱，有强烈的荣辱感，还包括为人真诚、博爱、宽厚待人等等。

孔子十分强调做人要仁，并且严格区分义和利。他认为，人

之所以为人，就是要行义而不谋利，即推己及人。在中国，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一直传承到现在。人们普遍认定仁是做人的基础，也就是一个人的本质，一个人的所有的德性。仁与不仁，是衡量一个人品德修养优劣的象征。

义指的是做人的气节。义是一种绝对的道德观，也就是指道义以及符合道义的行为。义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所崇尚的一种精神。义的界限在于取不取不义之财；义的气节在于能不能主持公正；义的境界在于敢不敢为正义献身。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先秦《论语?述而》）孔子的意思是说，吃粗食，喝凉水，睡觉时弯着胳膊作枕头，也有不少乐趣。干不正当的事而得到的富和贵，对我来说就像是天上的浮云。孔圣人对义的界限可谓分明。

忽必烈劝降文天祥失败，便下令杀害文天祥。文天祥死后，人们发现了他写的遗书，书中赞词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义是需要决断的。瞬间的取舍，是判断一个人道德高尚或道德沦丧的分水岭。

礼是做人的文表。

信是中国人做人的一个重要支柱。孔子曰：言必信，信必果。一个人言而有信，就能够得到人们的信任，信誉度高了，才能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反之，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哄过一时一事，下次就没人买你的账，事情也就做到头了。道理谁都懂，却不一定都做得到，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能给人以信任的基础，做起事情来就方便得多，有时甚至是棘手的事，或者眼看就要陷入困境的事，说不定也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前些时侯，一部反映晋商文化的电视连续剧在央视火爆上映，剧中主人公乔致庸以诚经商、取信于民的做法和汇通天下的壮举令人感动。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剧中的大部分内容，写的就是当时山西祁县富商、乔家的第三代大东家乔致庸。对于自己的经商之道，他曾经说过：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才是取利。乔致庸诚信守义

的故事很多，单讲清末年间，他家的复盛油坊从包头弄来一大批胡麻油，准备在山西做一笔好生意，谁知经手伙计心生邪念，竟在油中掺假以牟取暴利。这件事被掌柜发觉后，不但下令立即停止销售胡麻油，还将已经售出的胡麻油全部收回，为顾客调换正宗的好油。如此一来，从表面看乔家商号虽然吃了一些亏，但在无形中却提升了商业信誉，反使乔家的商业越发兴旺昌盛起来。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信是做人的基础。在中国，一个不讲信誉的人，想做成什么大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智，显而易见，说的是人的智慧。智慧是做人的主导，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一辈子休想有所建树。人并非单凭想象就能做成大事，做事里面有很多学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莫过于充分利用你的智慧。智慧不是天生的，必须不断地学习，获取知识的养料，才能成为有智慧的人。孔子曾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知者也。古代哲人荀子也说：学不可以已。人如果停止学习，必然迟钝。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更体现出学习的重要性。

在今天，许许多多的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能够出人头地，不惜重金、不辞劳苦地把孩子送到这样那样的学校里学习，或请人开小灶，期盼孩子能够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这或多或少都是受了传统思想的影响。

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看重学习？因为自古以来儒学灌输的就是人必须从学习中获取知识，人有了知识才能有智慧，而智慧是做人能否成功的根本。

自古以来，儒家学派中仁、义、礼、信、智的做人之道，被中国人奉为圣明，因此许多脍炙人口的、有关做人之道的好故事才会千百年来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琴长泰：《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汉译版，第27页

朴东焕：《东方的逻辑何在》，韩译版，第131页

finggarette h：《孔子的哲学》，汉译版，第42页

于丹：《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第43页

第二篇：儒家思想对从事现代管理工作的启示

儒家思想对从事现代管理工作的启示

付晨华

10药学班

201002010058 摘要：儒家管理思想儒学自孔子创立以来，历两千五百余年，对中华文明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研究儒学，提炼其管理思想，并进行深刻的理解、消化、分析，这对当今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来讲可说是极宝贵的智慧财富。关键字：人为本

义为重

和为贵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我国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他们著书立说，阐述治国管理理论，从而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先人的治国思想及具体的管理理论博大精深，可谓是百花齐放，各领风骚，演绎着历史的变迁。经验也罢，教训也好，所有的思想我们都可从多方面去消化吸收。这样，以史为鉴，以人为镜，以贤为准，我们在未来的发展当中才能正确把握自己、单位、乃至国家的命运。

（一）“人为本”与现代人本管理

“人为本”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在儒家管理思想中，有着丰富的人本管理理念。那么，现代管理如何借鉴儒家“人为本”的理念呢？人是有情感的，从事管理工作的人不能不考虑被管理者的情感。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要重视对员工的感情投入；注意提高员工的物质生活水平，尊重和满足员工的高层次精神需求，以平等、友爱的态度对待员工，以事业吸引员工，以真情感化员工，以情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从而达到振奋企业员工精神，加强企业员工对企业认同感，提高企业工作效率的目的。每个人都是在爱中诞生和成长的，人的幸福离不开彼此的关爱，所以爱心是人性的一部分，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要使员工热爱企业，甘心为企业做出奉献，首先要爱护员工，实施“爱的管理”。即要把企业视为家庭的延续，负起家长的责任，给予员工以家庭式的真爱、照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给员工以归属感，使其甘心贡献心力。企业管理者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主体，他们的素质优与劣，修养高与低，能力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即在管理过程中，除了传统、职位、资历诸因素赋予的权力性影响外，更要依靠品格、才能、知识和情感诸因素赋予的非权力性影响，依靠自身的完美形象，有效地影响或改变被管理者的心理和行为，使之在被管理者的心中产生一种魅力，从而使被管理者产生一种敬爱感、敬佩感、信赖感和亲切感，迸发出一种巨大的内聚力和极大的积极性，自觉自愿地努力工作。

(二)“义为重”与现代企业的价值取向

对企业管理者而言，如果私欲膨胀，不重视道义，势必与同事争利，与下属争利，造成企业纪律松懈、私欲膨胀、管理混乱、效益下降。对企业整体而言，如果只顾短期效应，忽视公平竞争和社会道德，只顾局部利益而损害消费者的权益，企业就无法生存和发展，无法面对知识经济的竞争和挑战。因此，在管理活动中，如何将“义”与“利”很好统一起来，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对企业的生死存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企业管理者必须树立追求利润既是为企业，也是为社会做贡献的信念。儒家“重义轻利”，就是看重与“利”有关的合理的生产分配政策和制度，“轻利”，就是轻视那些与合理的生产分配制度不相容的私利。对一个企业而言，目的是获取正当的利润，利润是企业员工工作的盈余表现，这些盈余应该普及于社会，变成社会繁荣的基础。企业盈利，就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税收，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贡献，在这个层面上，“义”与“利”是统一的。

其次，企业管理者必须树立追求利润既是为企业。也是为商业伙伴的理念。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生存，除了必须与社会和国家休戚与共外，也离不开商业伙伴的理解、合作和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企业要善于“利他”，要讲求“义”，“以义取利”，企业才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同行和社会各界的认同和赞誉，从而直接提高企业品牌这一重要的无形资产。

最后，企业还应正确处理好企业发展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作为企业要讲“利”，但不能为了“小利”，不顾“大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企业短暂的发展。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统一的整体，应同步、协调发展。如何在企业发展中保护好环境，使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是当今人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企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战略选择。

(三)“和为贵”与现代企业的管理目标

“和”的意义，首先指的是人际和谐，“和”是儒家“仁爱”思想的延伸。孔子说：“仁者爱人”，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相互支持，相互容忍，相互谦让，以“和”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和”还体现为人的内心修养，强调正心诚意，寡欲尚贤。“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也是要求人们勿烦勿躁，保持“平和”的心境。儒家的这种“以和为贵”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管理学价值，对现代企业精神及管理目标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人和”理念

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的现代企业，要进一步鼓励和强调给予每位员工更大的自主权，为他们提供充分发挥自己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条件和机会，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能力。同时，知识经济的分工协作，进一步加强了企业员工的沟通与合作，企业的凝聚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显得十分重要。如何将企业的团队协作精神与员工的个体实现有效地统一起来，是现代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2.“和而不同”与企业管理中的“和”与“争”

现代社会是竞争的社会，没有竞争，社会就会停滞甚至倒退；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必然要被淘汰；没有竞争力的人，也难以立足社会。因此，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决不能为追求和谐而放弃竞争。先秦儒家在提倡“和”的同时，提出“和而不同”的思想，承认事物内在和外部矛盾的存在，并要求主体上的人在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时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到的见解，肯定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斗争，正确处理“和”与“争”，它们之间的“争”，是在为实现共同目标前提下的“争”。

参考文献：

[1] 杜鹏程，陆鹏，许岚.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指导作用[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56-59.[2] 周建波．儒墨道法与企业经营[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87．

[3] 杨欣．韩非子的用人艺术及其现代启示[J]．广西大学学报，2004，(1O)：5O-53．

[4] 刘春喜.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J].人力资源开发，2010（8）：92-93.[5] 苏勇.管理伦理[M].郑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48-50.[6] 赵静.传统文化对现代管理的促进与补充[J].2010（11)：110-112.

第三篇：我对儒家思想的看法

我对儒家思想的看法

学号：hhh 姓名：xx 我个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由孔子创立。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而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从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中，我认为儒家思想能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发展到今天，一定有其独特的内涵。而儒家思想以调和君民关系为核心，以维护封建专制为目的，并以人文关怀为导向，对历代统治者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我们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儒家思想以调和君民关系为核心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是关于君民关系的政治理论，其核心论点是：国家为君主之本，庶民为国家之本，所以安定民生为政治之本。“重民”思想最早萌生于西周初年，在春秋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重民轻神”成为社会上的普遍思潮，《左传》中的有关论述，都突出宣扬了“恤民以德”的主题。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继承这些宝贵资源，系统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人孔子整理出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学说，其“仁爱”精神推及社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为外王，亦即“德政礼治”。他将政治和伦理相结合，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以德教为本，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孔子还反对厚敛、攻伐与独裁，要求统治者正己以正天下，所谓“政者正也”，正是对统治者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及德政主张。在对待君民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立足“以民为本”的原则，将其更多地应用于政治之中，以内圣之学开启了外王之道，进而提出了丰富而具体的“仁政王道”思想。从儒家思想以维护封建专制为目的，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根本立足点是出于巩固封建专制的目的。其思想是重视民众的力量，注意民众的生计，关心民众的哀乐，归根究底是出于民众为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的考虑，意识到不能以过度压迫的政策驱使这个被统治对象走向反面，失去控制，成为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从其本质属性上看，儒家思想是在承认民众生存前提下的带有阶级调和色彩的政治理论，由此决定了其治国思想是实行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是“替民做主”，而不是“由民做主”。

我个人认为儒家思想以人文关怀为导向这就是按照“以民为本”的原则施政，儒家普遍强调在治国管理上要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精神，治国目标的设定与治理方式的运用，都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具体利益，采取富有人性、相对温和的统治方式，力求避免激化矛盾，酿成冲突，在满足统治者根本利益与照顾民众基本生存权利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并为这种张力寻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因此，以“德政”作为治国的最高纲领，以“仁政”作为治国的最佳模式，就成为儒家治国思想的必要之义和主导倾向。孔子规劝人君要“薄以待一身，厚以待百姓”，并进而阐发了对君主的道德规范，从而表明了自己的人文关怀。孟子的人文关怀则体现在其民生主张上，概而言之，就是保民、养民、富民、教民，施仁政于民。对与治国思想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规范意义。

我个人认为儒家思想有好的一方面，也有坏的一方面，儒家思想也有弊端的，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儒家思想虽然有好的一方面，但是当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后就不难发现，其实质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民众并用来服务封建专制。这一本质体现了儒家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也正是这种阶级局限性使得民本思想无法在理论上彻底，进而导致其无法在实践中真正实现。首先，儒家民本思想是为了调节君民关系而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使“民”更好地接受“君”的统治，君主则在不损害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提下采取一些“利民”的措施，使民众更加心甘情愿地受统治阶级的驱使。其最终目的是“利君”。其次，儒家民本思想虽然标榜“重人”、“重民”，但这种“重人”的思想又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先，一旦个人利益或群体利益与国家利益抵牾，都要无条件地让位于国家利益。同时，在“君”和“民”的关系上，“民”始终处于被动消极、无所作为的一方，其最终意义只能靠君主的统治和施舍来体现。因此，“重民”只能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手段，而非最终目的。最后，儒家民本思想对于统治者而言，不过是上台时巩固统治的工具。由于缺乏相应的机制限制统治阶级的权力，儒家民本思想的政治主张只能依赖于君主的个人喜好和道德修养，大部分都无法真正得到落实，只能充当无力的道德说教，所以说儒家思想居然一定的局限性。虽然儒家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个人认为，儒家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儒家思想的作用是不可以忽视的，儒家思想讲究的智、信、圣、仁、义、忠，直到现在还在对我们做出影响，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我们当代的主流思想之一。

第四篇：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摘要：作为独立学派的儒家形成于春秋年末，孔子是其创立者。在孔子奠定的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经由孟、荀的内外扩充，形成一个成熟的、开放的、兼容性极强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

关键词：儒家思想思想体系中国文化影响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问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20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知和重视。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现代社会已不是昔日可比，科技水平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社会生产力也在不断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物质条件在不断的扩充与完善，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物质的丰富，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在我们为物质生活能更好而努力奋斗的同时，却在不知不觉中遗失了我们最传统的东西：我们的公德心、为人处世的和谐、礼让、真诚、互助等等，这些本是我们最应该坚持与发扬的。这是我们的文化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但是在现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中这些似乎已经是上世纪的遗迹，已经鲜为人知。

近年来，西方的许多社会病，如犯罪、吸毒、家庭破裂等也在东亚滋生和蔓延。许多有识之士提出重建精神价值。韩国的新民运动，新加坡的礼貌运动，敬老运动，推广华语运动和台湾的读经教育等相继出现。这些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把儒家伦理重新找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一个国家要达到良好的治理，除了依托国家强力外，还得依托精神力量。而道德确实是一种有利于治国的重要的精神力量。而社会主义国家要能良好的治理，更必须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不仅要依法治国，而且要以德治国，正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识了“为政以德”这一治国的客观规律，自觉地把它运用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上。作为治国主体的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制度中，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管理国家，管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战略规划，正是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有机结合。

一直以来，在如何调节社会关系，特别是企业内部的各层关系之间的问题上，在如何培养人们服从权威，遵守纪律的自觉性等问题上，东亚与北美、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有明显不同。后者主要依靠行政、法律手段，依靠物质的奖励惩罚，而在有儒学文化背景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就强调了儒家伦理的作用。

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布吉尼认为，儒家伦理与美国现代经济民主主义的巧妙结合，是日本经济成功的秘密所在。这种经济形式叫做“儒学资本主义”。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说：“《论语》加算盘，是企业成功的法宝。”确实，在日本，职工一进入企业就要接受忠于企业及其领导人的思想道德教育，而企业领导人则以长辈身份给下属以慈爱和礼遇，实行各种形式的感情投资，使职工感到企业像家庭，感戴“家长”，从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企业如此，日本经济怎能不繁荣？

此外，将儒学研究与现代文明困境结合起来讨论，也是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新主题，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十分重视儒家人文精神，并提出了从儒家人文精神出发来反思近代启蒙以来的文化问题。他认为，从人的尊严来看，西方的人权理论仅仅提出了一个“最低要求”，然而“在儒家的传统里有关伦理学的课题，确有很丰富的资源。”他说：“儒家人文主义将会成为21世纪人类繁荣的灵感之根源。”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实际上面临严重的危机，解救西方现代化危机的根本出路就在于重提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夏威夷大学的安哲乐也在《儒家学说与社会进步》一文中指出：“求助于正确理解的儒家资源，可以为一种更加切实可行的新型的美国民主指出一个可能的方向。”由此可见，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也不只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促进社会的进步。

二十一世纪将是智慧的世纪。无论是人工智慧的科技产品，还是人脑智慧的开发，都将极为兴盛。但是对人类来讲，是福是祸还难以断言，因为人性若不能向善，即使

拥有尖端科技和人脑智慧，也只会将犯罪升级。

儒家不是宗教，但在中国影响比宗教还深，中国人常将儒、释、道并称为三教。儒教至少从西汉起就统治了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其影响之广大深远是世所少有的。儒家思想虽常被称为孔孟之道，但它自有其创立、形成、发展和巩固的历史，并不就等同于孔孟的当时思想。历代统治者为了利用儒教巩固其统治，对其中于己有利的部分加以肯定、强调乃至动用政权力量强迫人民信奉，对不利部分则加以摒弃和压制。而且历史是发展的，孔孟某些教义即使在以后被证明是不正确或有害的，在当时却合乎人民认识水平或具有进步意义。正如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虽不符实际，却不能否认他是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如果说儒家思想对后世的科技发展起有负面影响的话，责任也不能由孔孟两人承担，而应由统治者负责，这是需要说明的。

当然，几千年来，中国有很多有识之士，不满于圣贤之道、祖宗之法，在政治、哲学、科技各领域进行过多方面的斗争，出现了一批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航海家、工业和农业专家，取得可喜的成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他们才是民族精英和历史的创造者。可惜在黑暗统治下，在满天阴云笼罩下，他们的人数不多、影响有限，如同在死水池塘中扔下几块石子，激起一些涟漪而已。在他们身后，这些影响也就消失，不能积累起来，形成推动大变革的潮流与力量。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需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

儒家的思想是一个宝库，能在社会建设中取其精华地加以利用，对儒学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起来，发挥它应有的价值，这才是我们研究儒学的意义所在。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中最值得珍惜的传统。它并非仅存在于吾人心灵之外的典籍，更存在于每个中国人内心的观念和价值。这珍贵的传统从未与时代脱节，且处处预示了每个时代的时代性。因此，我们应当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开创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使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脉络中，获得张举，进而成为现代文化中的活力，永续它的光辉传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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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廖名春：《荀子“法后王”说考辨》，《管子学刊》（淄博），1995年第4期.

第五篇：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中涌现出来的儒家学说，因为与中国古代封闭的封建社会制度相适应而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自从西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作为封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占据了历史主导地位，与封建专制思想并行绵延流长。不可否认，儒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同时，它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负面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儒学思想在后世的文化发展中一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受它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在追求统一的形式化过程中逐步僵化，经济上的自洽满足沦为了贫穷愚昧，文化上的皓首穷经变成了思想桎梏。虽然对儒学思想的反思自“五四运动”以来从未中断，然而，由于极力维护旧传统的保守势力阻扰，儒学从来没有受到全面解构，以至于它仍有顽强的生命力，甚至现今还有人设想用儒学的保守意识形态对民主和科学的价值进行评判。孔子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他的思想进行研究，吸取其中合理的成分，当在情理之中。只是“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似乎不能笼统而论。“影响”有正面负面之分，此处认定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却只字不提负面影响。比如，孔子以及儒家的思想作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于那些要维护正统的人(例如皇帝)来说，确实就像命根子。至于平民百姓，却如李贽所言，只是“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育之，小子朦聋而听之”，“万口一词”，“千年一律”，方才“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大概就有一扫这种专制与愚昧的考虑。如今把孔子思想当作“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去继承弘扬，却是意欲何为？新儒学思想对当时中国有何影响:“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20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因此最受诟病。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君子”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品格”，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民主与领袖》)。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明清以来“日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一。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

儒家的人本、“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统一，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天人合一”的说法，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一直被斥为现代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

总之，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在遭受猛烈批驳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日益得到关注。所以，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内容，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