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阅读答案

第一篇：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阅读答案

教育在儒学中占有最为重要的位置。孔子被奉为至圣先师，孔子以后的历代儒家，他们也大多数既是思想家、政治家，而同时又都是杰出的教育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教育思想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教育，基本上就是尊孔读经的儒学教育。儒家教育思想的许多积极因素，多来源于儒家人物直接的教育实践。儒家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儒家教育思想中的许多成分，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儒家有教无类思想的提出，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适应了社会的发展的需要。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包含以下两种含义：第一，从人的外在性来看有教无类是指在教育对象上，不分地域与国别，不分贵族与平民，人人都应该受教育。第二，从人的天赋素质以及后天的习惯与行为方面来看，有教无类是指不论智愚、不论品行善恶，只要诚心求教，都应当给与教育。这不仅对先秦时期的教育具有积极意义，对现代教育的发展也同样存在深远的影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而发展教育则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首要任务，教育公平则成为了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当今社会的教育公平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教育机会公平。它的一个极端是教育机会均等，但在现有条件下，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性，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我国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主要表现为：农村初中生辍学、中学阶段的择校、不同省市高考分数线的差异、城市打工者子女入学及某些教育腐败等。这些问题是显性的，反映的是弱势群体受教育机会不公平问题。总的说来，我国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现为城乡差异，地域差异和阶层差异明显。另一个是在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均能得到充分、全面、和谐的发展。虽然必定存在发展的差异，但是不应该存在由学生家庭背景、性别、种族和学校条件、教师态度等外部原因引起的个体差异。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在当今这样一个教育资源有限社会中，仍存在实施的困难性，但其思想中的平等观念，对我们改革教育制度仍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追求教育的高质量和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是现代改革的时代特征。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使大多数人接受教育是社会应为之追求的方向。其次，儒家因材施教的倡导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始自孔子，虽然他并没有在理论上提出因材施教的概念，但却始终将之贯穿于教育实践活动中。所以朱熹说：夫子教人，各因其材。作为一种教育思想，注重在人的差异基础上通过不同的教育方法，促进每个人的发展，是科学求实的，是孔子留给后世的弥足珍贵的教育思想财富。从现代教育发展的角度来说，接受教育在家庭背景、性别、民族和性格等因素存在差异。教育本应以学生实际出发，既要提出统一要求，又要照顾个别差异，把集体教学和个别指导结合起来，使每一个学生的才能都得到充分发挥。但在高考这无形指挥棒的指导下，教育越来越倾向于单一化，从而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差异，并将学生培养成善于高考的模子。这样的教育方式直接导致了高分低能，理化知识强，事件经验缺乏的学生，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甚至会给一个国家的人才培养构成一定的威胁。因此，在当今这样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我们更需要的是多方位的复合型人才。承认学生间的个别差异，并了解学生的特点，才能培养出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新型人才，所以说因材施教才是扭转局面的关键。最后，儒家思想比较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孔子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善于自省、明于外察，别人身上好的品质和坏的方面都可以作为自己的老师，自己则应该加以分辨和取舍。进而鼓励学生在老师面前不要谦让甚至有时候学生也可以作老师。在中外教育史上，像孔子这样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实属罕见。这对于我们现在要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来说，具有启发意义。（节选《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删改）1213题为选择题。请在答题卡选择题答题区作答。（12题选对一项给2分，选对两项给5分，多选不给分）12.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两项是(5分)A.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教育，就是尊孔读经的儒学教育，来源于儒家人物直接的教育实践。B.在先秦时期教育中，儒家有教无类的思想已经体现出它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对现代的教育也有深远的影响。C.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始自孔子，孔子还在理论上提出因材施教的概念。D.教育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差异，将学生培养成善于高考的模子，使得教育越来越来倾向于单一化。E．只有承认学生间的个别差异，并了解学生的特点，才能培养出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新型人才。13.下列关于因材施教这一思想，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A.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B.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C.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D.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14.儒家的教育思想在现代社会中有什么现实意义？（4分）15.结合文中的观点，谈谈你对下面这段话的理解。（4分）北京大学创造机会鼓励学校保安队员学习。17年来，该校共有300名保安员获取了大学文凭。北大帮保安调整适合学习的岗位和班次，北大的一些课程也允许保安员们旁听，一些教授也非常喜欢好学的保安员，有的老师不仅向他们赠送书籍，还把自家的旧电脑送给了保安员，方便他们学习；另外，北大工会组织开办的平民学校每年也都会给保安员们留出 20个听课名额。参考答案12.(5分)B、E（A.基本上是尊孔读经的入学教育。C.孔子没有在理论上提出。D.因果颠倒）13.D(A..有教无类的思想B.躬身实践的重要性C.学习的目的)14.（4分）（1）儒家有教无类的思想对促进教育公平，改革教育制度有重大的借鉴意义。（2分。教育公平1分 教育制度1分）（2）儒家因材施教的倡导，这对扭转教育单一的局面，培养多方位复合型人才具有重大意义。（1分）（3）儒家思想比较强调学生主体地位，这对我们培养创造性人才具有启发意义。（1分）15.（4分）（1）这段话体现了儒家的有教无类这一思想。（1分）（2）有教无类指的是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受到教育，不因为贫富、贵贱、智愚、善恶等原因把一些人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1分）（3）保安本身就是这个社会地位比较低的群体，但是北大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拒绝让他们入学。而且还给他们创造学习的机会，例如允许保安员们旁听、赠送书籍送电脑给他们、给他们留出听课名额，从而激励保安们努力学习。（保安身份1分，结合具体文本分析1分。如果学生只答教育公平这一观点最多给两分。）

第二篇：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影响之我见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影响之我见

儒家思想作为古代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古代产生深远影响更对现代社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以下是我对儒家思想影响的一点看法：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首先，儒家思想讲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基本核心是“仁”，以“仁”为基础和精髓的儒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它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的“天人合一”“民贵君轻”“孝道”“大一统”“有教无类”等思想主张依然光芒四射。对儒家思想的发掘和借鉴，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发展和弘扬，可以更加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这对于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作用。

二、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积极影响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我认为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儒家的仁政思想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现代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代思想深受儒家文化中的仁的影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

2、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如今的保护环境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有其指导作用

人与天道的结合使人不能违背“天的旨意”，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和法则，把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作为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保护能够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有很大借鉴意义。也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口号也体现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觉悟，是天人合一的体现。

3、“民为邦本”体现了当代社会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对现代社会的以人为本有重要指导作用。且不论政府是否真正做到了这点，但是口号中“以人民利益为重中之重，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无不体现了这点。

4、儒家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培养了大量高质量现代化人才

孔子“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 “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可以接受教育的制度，这对教育大众化和教育平等化无疑是一大贡献，还有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等，时至今日，这种

教育教学理念还在学校中普遍存在，这种思想促进了现代社会对高质量现代化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有利于社会前进发展。

5、另外，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也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

三、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也渐渐显露出来。我认为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浓重的等级观念导致个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被严重扼杀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孔子也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的所谓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是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而在当今社会，不会说只会埋头苦干，不懂创造没有个性的所谓人才，并不是很受欢迎的。

2、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法治精神严重缺乏

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直到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虽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屡见不鲜，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任重而道远。事实证明，现代社会光靠道德是克制不了一些人的行为的，要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社会才能更长远地走下去。

3、过分中庸，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

孔子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没有一定的法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中庸”和改革创新相矛盾。过分中庸显得畏首畏脚，不能进行改革创新，而失去创新则失去了生机与活力，显然是不合适的。

四、我们应该正确对待儒家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作为个人，儒家思想对于我的影响也是很强大的，首先是孝，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我自认为平时做的不错，仁，宽厚待人也是我坚持的原则。但消极影响也是存在的，过于中庸，缺少创新也是以后要改进和注意的地方。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个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发挥其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要从观念、思维、制度、政策、行为、环境等方面，自觉

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做到兴利除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总之，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在遭受一些人猛烈批判，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也日益得到关注。所以，我们要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部分，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好传统和现代，保护和发展，开发和利用的关系，对儒家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所在。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 百度文库 百度知道

《论语》《孟子》《先秦诸子百家汇编》

《新儒家思想史》（作者：张君励）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实教育的消极影响》（作者：李洁）

第三篇：论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论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吉林长春)摘要：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主要是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进而推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其中仁学体系、中庸思想和礼乐文化等观念对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从春秋孔子开创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使得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国民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中国的国学。然而在今天大力倡导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如何正确认识儒家思想对我国的影响,不仅必要,而且对我国社会健康的发展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关键字：儒家思想；社会主义；现代化；仁学体系；中庸思想；和谐社会

一、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 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所逐渐培养出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其内涵是深邃而丰富的。通过学者们不懈的思索与追问,人们对其具体内涵的认识已是愈益全面。十六大概括的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等,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而像厚德载物、创新求变、理想人格、民族忧患、历史借鉴等等,也都是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养育出来的重要的民族精神。中国精神的形成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发展过程,在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中, 儒家思想居于主流地位。因此, 中国精神, 不可避免地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可以认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较大程度地涵括了中国精神的主要方面。

（一）中国精神之仁爱传统

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孝梯也者, 其为仁之木与”。（《论

语·学而》〕孟子也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推崇仁爱原则、崇尚和谐、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仁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影响并制约着当代中国人际关系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推动作用,这是当代德育应该吸取和借鉴的。

（二）中华民族精神之爱国主义传统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由儒家思想里“忠”的伦理范畴演化而来的。“忠也

者,„——其心之谓也”，《忠经·天地神

明章第一》里作如是说。朱熹在《四书集注》

解释忠的涵义“尽己之谓忠。”都是对“忠”

字的正确理解。孔子认为：君子行事以忠信为主（《论语·学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份》）。到了西汉经文经学大师范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所谓的“王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之后“忠” 由

原来的儒家〔孔子〕的伦理范畴而一跃成为重要的政治道德范畴,其含义主要是指对君主忠诚。可见，儒家思想陶铸已久的中国人早已把“重视整体精神、强调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注重国家、注重整体的整体趋势同观念是中华民族独特的道德传统,注重个人服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传统道德的重要特点。整体观激励人们自觉维护整体利益，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形成克己奉公的美德，而整体观则孕育了最宝贵的爱国情结, 形成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自觉

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关心天下兴亡，具忧国优民的博大情怀；形成了同仇敌忾、不屈不挠的反压迫、反侵略精神。我国历史上涌现出了许多忧国忧民、以身殉国、忠贞报国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增强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造就万众一心,激励同舟共济, 成为团结、维系和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伟大精神力量。

（三）中华民族精神之诚信观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 为政》）。说明孔圣把“信”看重到何等程度。《论语》中“信”字共出现过38次,其含义用作“诚实不欺”者24次,用作“相信”或“值得相信”者11次，用作“使相信”或“使信任”者1次，其他用法仅2次。其实,《论语》“信”字的诸多含义中，与“诈”相对的“诚实不欺”应是最基本的规定, 其他如“相信”、“信任”, 乃至通常所说的“信用”等,都不过是“诚实不欺”的引申和拓展、像《论语》说的“弟子入则孝, 出则弟, 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以及“恭、宽、信、敏、惠”，“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等,都表明“信”的基本要义在于“开心见诚,无所隐伏”《后汉书马援传》。

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来具有诚信的优良传统, 许多杰出分子在贫弱危难之际之所以仍坚持讲诚守信,就是山于不断进行诚信的自我修持所熔铸成的。因此,一个人如果真诚地注重诚信的内在修养,他必定可以成为一个有德性、有同情心的人,也必定在己与人、己与社会的交往中怀着诚实不欺、真实无妄的理念去行动,从而堵住诸如坑蒙诱骗、背信弃义、制假销假等不道德事件的发生。不仅如此,由于儒家诚信观念的修养总是与理想人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其诚信的运用不在于取得工具性价值,而在于给人以心理的需要和自由的扩展 即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精神世界的理解予以提升和拓展。这种诚信道德的修养思想,尽管在历史流变中往往被当作引申制度原则的依据然其梢神却可以游离于实际的制度而存活于人的心灵世界,从而在中华文化的演进中传承不坠。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具有相当高的超越性,所以它完全有助于消解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精神价值被贬低,而物质财

富价值越来越受尊崇的“金钱拜物教”的异化现象，以便建立起一个以诚换诚、以信任换信任的良性的社会生活环境。故而,儒家以加强心性修养而确立诚信的致思取向并没有过时,它对促进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仍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以市场价值的效用性或实用性去全盘否定它。

（四）中国精神之“和”为贵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著名命题,肯定差异性事物间的和谐关系。荀子则进而把“和”的观念引申到万物生成的高度“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和而不同”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博大的胸襟去容纳万物。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使人们注重和谐维护整体,谦让宽容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人际关系的和睦,社会的和平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思想。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奉行这一伦理原则,与人为善,推己及人 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中华各民族始终互相交融,和衷共济,形成了团结和睦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始终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与世界其他民族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推崇仁爱原则、崇尚和谐、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最具民族特色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

二、儒家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建设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传递的过程。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才能站在一种新的高度看待历史和现实的发展。

（一）治国方略

孟子从孔子的“仁”学观念中得出了实施“仁政”的治国理念。“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贵君轻”都强调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仁,人心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以人为本才能促进国家的兴旺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就是对该思想的现代诠释。“以力服人为之霸,以德服人为之王”；“大学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使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二者辩证的统一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建设。

（二）经济建设

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说、“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体现了“无过无不及”的方法论原则,既不冒进、也不保守,既勇于开拓创新、又有所不为,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带动发展,先富带动后富,不急不躁、稳步前进,迈向小康社会的理想目标。不能以环境的牺牲促进经济的发展,不能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三）文化教育

儒家思想最注重的就是人的思想的改造,“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被称为君子,又有君子才能对国家的建设作出贡献。而知识是常学常新的,要学以致用、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才能最大化的发挥知识的效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无疑是对儒家教育观念的新尝试。

（四）思想道德建设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心怀祖国,把社会的进步当作个人前进的动力,只有社会进步了,个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将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有机结合起来的现实主义道路。“五伦”中的“朋友有信”强调了诚信的重要性。要做到“爱人”,就先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人独立于世,不仅要胸怀远大理想,而且要有独立的人格意志。“知天命而用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行不言之政,处不为之事”,要有积极进取的开拓。只有做到了以上几点,才能达到“仁”的最高境界,成为一个思想道德涵养高的人,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五）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间的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不能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别而有所敌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西方资本主义落后的方面我们要引以为鉴,不能在发展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重复他们的老路;他们进步的方面我们要积极借鉴,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正如孟子所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和平促发展”应该是各国都遵循的有效原则。

（六）儒家思想与创新

怎样才能在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现代化世界竞争中取胜? 无疑得靠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儒家思想由于在世界观上不像资本主义国家受特定宗教的限制,能够比较自由的思考和探讨问题,对新事物的接受速度快,容易吸收新理念形成独具自己特色的创新体系。这无疑是现代化背景下,儒家思想最具时代意义的特征。

三、儒家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一）仁义之德为和谐之基

“和”是儒家哲学中重要的思想范畴之一。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充分说明了人与人之间,思想观点具有差异性,不能完全求得一致,但仍然可以在和谐的前提下, 携手并进, 团结起来一起做事。“和”的思想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能起着积极作用,要达到“和”的理想境界,儒者讲“仁、义、礼、智、信”,其中“仁”与“义”的思想观念在创建和谐社会中要起到基础性作用。

1.“仁”者“爱人”

1.1“仁者,爱人也。”《论语·颜渊》儒家仁学思想中的“爱人”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这就是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其实质就是“修己”与“克己”。在儒者看来,无“爱人”无所谓“和谐”;爱人,就要处处为他人着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处事做人的准则。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1.2“仁则荣,不仁则辱”是儒家哲学中世人的荣辱观,不仅是社会对人的评价标准,而也是社会对个人的基本要求。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意为,一个力求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人最引以为恨的,就是直到死去,自己的名子还不能被世人所传颂。这关键就在于一个人应去追寻什么样的荣誉。儒家思想要求人们应该有荣誉心、耻辱感,所谓:“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矣;士不知有耻,为国家大耻。士荣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龚自珍《明良论二》)“仁则荣,不仁则辱”充分概括了儒家荣辱思想的精神实质。这种观念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对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同样具有积极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2.“非义不居”

“非义不居”是儒家思想中实践精神的代表,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人物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儒家哲学思想认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皆起源于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在此认识的基础之上,儒者们提出了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义与利是对立的两个概念,二者的轻重取舍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对人生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儒学更强调义的获取,强调义所赋予生命存在的道德意义。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把义与利提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来,一个有德行、道德境界高尚的人知道的应该是“义”,而一个无德行道德境界低的人知道的只是“利”。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儒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观和道德境界。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儒学倡导“舍生取义”,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利而只顾义。只是说明,当义利发生矛盾激化时,人的行为要去追逐义而放弃自己的私利。正所谓:“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防义耳。”

(《二程论·河南程氏外书》)有高尚德性的人,不是不计较利害得失的,只是尽力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操作。儒家“非义不居”的思想,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道德标准和方法论依据。

（二）礼乐文化的辅助作用

仁学中的“爱人”思想也表述一种最基本的实践主义精神,它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成功与否,是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所以弃“礼”而只讲“仁”,肯定无法建构和谐社会。所谓“礼”,是社会的道德规范、条规和人类生活准则。也就是说,礼的社会功能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正如孔子所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有了以礼节之的和,才算真和,才能说得上“和为贵”《论语·学而》。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它以“礼”与“乐”的相互支撑来追求和谐的统一,并以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儒家思想认为,“礼”的本质是“序”,“乐”的本质是“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和”,意味着和合、和谐;“序”,意味着等级、秩序。和谐与秩序是对立统一的。世间没有无序而又和谐的状态,也没有不和谐而有序的事物。“礼”规定了家庭、社会、国家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提供给社会生活稳定的发展秩序。“乐”是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在内的综合艺术的总括,是声音、情感、动作的和谐统一,可以抒发情感,调节性情,感化人的心灵。“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所以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是以一个和谐社会状态为根本指导原则的。而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和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基础。但人际和谐还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相互对抗,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因此,“大乐与天地同和,大官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人与社会的关系实质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儒家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为一体,通过人人“兼善天下”来实现“天下为公”,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中庸思想为和谐之准则

中庸思想儒家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庸”即“用”,“中庸”即“用中”,就是按“中”的标准去做,中庸不是折中,也不是中立,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这个事物运动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处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处,是一种“中正”的象征,而“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中庸之道”是一种追求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行为准则,一种勿过勿不及的状态。“中”与“和”有着密切关系,东汉郑玄对“中庸”解释为: “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一词的含义为按“中”的标准去做事就会达到一种“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表现,也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化状态。《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达到“中和”,不仅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这正是众多儒者梦寐以求的为政之最高境界。《礼记·礼运》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是对“大同”社会状态的描述,也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明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准则可以运用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思想言行等各个方面,在为君治国方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为端正,为人处事必求合乎“义”。在经济上,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坚决反对“放于利而行”《论语·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要做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中庸准则要求个人在履行道德职责时“无过无不及”,一旦过了应有的度,就会使原有的道德要求变质,所谓物极必反。掌握中庸准则,个人必须崇德徒义,但也必须兼德。所谓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补。所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中庸准则在树立个人 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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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专业：地理科学 姓名：葛禹彤 学号：1256408031 指导老师：李娟老师

第四篇：分税制改革20年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浅谈

分税制改革20年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浅谈

摘要：1994年中国财税管理体系打破“包干制”框架，实行分税制改革，到如今已有20年。其间中国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分税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中国每项影响宏观经济进程的大事中，都贯穿有它的身影。分税制结束了中央财政虚弱、地方乱象横生的历史，却又成了高地价高房价、地区发展过度失衡的开端，文章用历史的方法将这些片段串联起来，以期阐明一个分税制改革对于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过程。

关键词：分税制；财政分权；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债

1994年，是中国财政史上不可绕过的一年。这一年，中央和地方的原有利益分配框架被打破，确立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税收分配体系，对中国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形成了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分税制的实行，贯穿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据点，从市场经济深化到东西部经济的梯度发展，从08金融危机到从四万亿投资、从城市化建设大举推进到地方融资平台建设等等，其间每一件大事的走向都无法规避分税制的影响。时至今日，分税制依然牵动着中国经济前进的每个步伐。那么，20年来，分税制在中国的改革中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功过几何？让我们回到改革开放以前，从头说起。

一、中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演变的简要回顾

未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财税管理体制是与计划经济的经济组织形式相适应的统收统支。那时的中国，信贷、财务、国家预算几乎杂糅在一起，国有企业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利润悉数上交，用以完成国家今后一年的各项支出。由于当时的物资是有国家统一调配，因此财税体制也必然与这一形式相统一。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逐渐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渡，这一统收统支的财税管理体制也走到了尽头，于是财政包干制的改革顺势启动。

始于1980，终于1994的财政包干改革，经历了几个“收收放放”的阶段，其间具体内容细致复杂，但大体来说中央政府的初衷是要“放权让利”，提高各地方经济建设的主动性。由地方政府按不同的方式承包一定的税收数量，多余的钱地方自己留下，不够的钱地方政府想办法补上。这种承包制与当时正如火如荼开始的农村土地承包、城市企业和其他机构的部分承包并无二致。

1979年前，计划经济使社会失去活力，在农产量萎缩、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背景下，中央允诺了凤阳小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行为，并将其作为农村改革模式进行深入推广。很快这股潮流也波及到了城市、企业、事业单位，于是不可避免的这办法也被引入财税领域。

从农村的承包、城市的承包再到税收包干，可以说都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产物，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来的。承包制潮流开启后，中国经济迎来了崭新的春天，农产量突飞猛进，企业回复活力，地方经济也展现出新的面目。无疑在当时的形势下，包干制相对于统收统支来说是更为进步的财政管理形态。但随着包干改革的深化，很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承包、分成数额的不科学核算与划分。没有固定的标准与统一的测评体系，直接造成地方承包的税收数量、征税方式取决于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能力。包干不仅在第一步定制规则上就有先天缺陷，而且在征税过程中，中央政府没有自己的征税机构，只能依赖于收取地方政府征收上的税款，无异于受人掣肘，陷入被动境地。对于地方征税监管体系的缺乏与信息的缺失更使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力量管控地方征税行为，于是地方政府权力日益膨胀，隐瞒收入、税源的违规做法更是不在话下。为了将更多的税收留在当地，地方政府还尽量将预算内收入转为预算外，逃离出财政管理体制监控的预算外收入，不仅造成财政收支混乱，也为滋生官员腐败提供了温床。包干制实行后最直接反应就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从1985年的38.39%直接下降到1993年的22.02%。中央财政虚弱、地方乱象横生，使得1992年以刚入职国务院的朱镕基为首的中央领导人下决心整改，经过大量的走访、调研、说服工作，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分税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二、分税制改革中转移支付改革滞后加剧地方发展不平衡

如果说包干是“放权”，分税则是“收权”。分税制的框架下，把所有税种划分为中央税、中央与地

方共享税、地方税三种。其中中央税包含关税、消费税、央企所得税；中央与地方共享最大税种增值税，按75：25的比例分成，2003年后除部分大型央企所得税依旧作为中央税外，其余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中央与地方分别按60：40分成；地方收取的税收主要由营业税、房产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和其他一些小税种组成。很快，分税制将中央、地方利益分配格局倒转过来，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02%一跃而至55.70%，此后也一直保持在50%之上。分税制成功的解决了中央财政空虚的难题，加强了中央对于地方的管控能力和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但在分税改革中，有一个极重要却未触及的盲点遗留至今，就是转移支付。在收入方面的改革完成后，相应支出方面的转移支付改革却一直滞后，基本保留了包干制下形成的转移支付体系。

尽管到2011年分税制已改革将近18年，但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除了最上面的国防、国债利息、外交、金融监管支出、科学技术等5项内容，其他项目，包括文化、卫生、社会保障服务等公共服务在内的支出，地方政府的支出总计都超过了中央政府。但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作为一个国家为国民提供的最基本产品，不应因地区财富的悬殊而形成差异，应朝着均等化的方向发展。正是由于分税改革中，遗漏了转移支付部分，致使地方财权和事权错配，地方政府财权上移却仍需担负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从而形成了我国经济实力好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高，经济实力差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低劣的局面。以教育为例，东部发达城市有着宽敞明亮的教室，先进齐全的多媒体设备，而西部贫困地区的小学却只能以低矮简陋甚至漏风的平房做教室，更勿论具备现代化设备。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调剂资源、优胜劣汰的过程，必定会产生贫富分化，因此面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一类的大宗公共开支，就必须由财力雄厚的中央政府承担起来，但我国反而颠倒过来，这不论是从道义伦理还是经济运行规律来看都是极不合理的。

当然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一种典型的增量改革，即尽量不触动地方既有利益，而改变未来增量收入的分配格局。为了缓和分税推行的阻力，中央政府在改革内容中加入了“税收返还”政策，将收上的税款再以税收返还的形式返还给税源地。高比例的税收返还意味着富裕地区交的税多，但是返还的也多，穷的地区则相反，此时转移支付就丧失它平衡地区差异，调节再分配的功能。1993年分税前，上海市人均财政支出是新疆的2倍，但到1995分税后一年，却变成了3倍。

三、寄希望于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行为异化

事权和财权的骤然割裂，让地方政府有心办事也无力出钱。为了保证地方公务的顺利运行，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到位、为了提高本省GDP总量、为了政绩形象面子……。一切的一切只有靠地方政府自谋出路，于是“土地财政”、“地方债危机”等等名词接踵出现，地方政府行为异化日臻严重，以至如今已到积重难返的地步。

在2013年举办的崇礼中国城市发展夏季论坛上，与会的一位县长感慨道，“我们县虽然小，但它是以工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增值税的85%全部上交了，只有10%，你说我不去卖地我干嘛，这种就会带来两种迹象，第一种，你有地卖的可能卖地。现在房地产市场不行了，不准卖地了，我可能就不干实体经济了，那就干多少算多少，最好不当这县长。”这位县长的发言其实吐露了中国很多基层地区领导人的心声，“土地财政”是逼出来的，最大的税种大头都给了中央，我们什么都没有，只好去卖地。

土地财政，即地方政府通过拍卖、招标、挂牌等方式出让辖区内的土地使用权以获得高额土地出让金来补充财政收入的方式。土地财政运作方式简单，但获取利润极高，因此各地政府乐此不疲。以杭州为例，2009年其卖地收入达1200亿元，雄踞中国榜首，而起同年的财政收入却只有550亿，只是其卖地所得的46%。直到今年，土地财政的势头依然没有消解迹象，就在9月份，融创集团以7.3万元/平方米的价格拿下北京农展馆地块，轰动全国，成为中国新地王。有人粗略的给融创算了一笔账，加上建筑、管理、税费等成本，建成后的物业起码将突破15万/平方米的大关。难怪地产大亨任志强为地产商辩驳，中国的高房价不能怪地产商，是地价推动了房价，地产商不可能拿到天价土地，去为穷人盖低价房。住房是关乎百姓能否安居乐业的民本问题，但高房价甚至让中国月收入过万的白领阶层依然望而却步，没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其中原因到此也不言而喻了。

分税改革不完善造成的地方财政吃紧，靠土地出让金来负担地方开支，这样简单粗暴的土地财政酿成的恶果是多重的，绝不仅仅只是为广大百姓压上了买房难的大山。地方政府获取土地也需要成本，这成本就是拆迁。每占用一户人家土地，就必然要给予相当的拆迁补偿。但是地方政府本就是因为缺乏资金才靠土地筹钱，必然就不会给予当地居民太高的补偿标准，尤其是相对落后地区，从而埋下引发严重官民对立和群体冲突的种子，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大隐患。从09年四川唐福珍强拆自焚事件到10年江西宜黄拆迁自焚，再到13年5月的福建惠安村民反对强拆扣押特警和前不久的河南周口农民因抗拒强拆服毒自杀等等，强拆俨然已成为中国民众怨气最盛怒火最烈的地带，甚至有人对这些行为冠以触目惊心的“血拆”之名。土地被征走的农民很多人迫于生计进入到了城市，而囿于户籍所限城市的公共服务也覆盖不到他们，生活的困苦，待遇的不公很容易就使这些人走上报复社会的道路，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高度集权的结构，官员权力相对集中，缺乏监督，而土地出让的价格、方式、对象都须经过行政审批才能最终确定，因此在土地财政运作的过程中，自然就滋生出了官员腐败的温床，为寻租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近几年官方媒体通报的官员落马案件来看，特别是对当地土地有话语权的实权者十有八九都参与了土地交易，方式几乎都是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土地批给自己的亲戚或者商人同盟。而上下打点官员、请客招待送礼等等费用对于开发商而说自然是一笔成本，这笔“腐败成本”最终必然会转嫁到物业价格上，这在房地产业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地方财政的收入拮据和腐败空间的滋生分别可以说是土地财政形成的被动原因与主动原因，抛开其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损害，它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以工业为税源的主要税种增值税大部分上交中央，使得地方并无心引导工业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而是以各种方式出让土地。自2003年，中国出现了一波兴建开发区、工业园、产业园的热潮，以致现在各市县占地最多的就是这些园区，这些园区名义上是招商引资，发展高新技术和工业，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圈占了土地，而且往往是市郊和农村的土地后，将其在土地一级市场上转让给开发商。但这些园区设立的目的、主导产业和未来规划往往并不明晰，重复建设的沉疴痼疾也就无法避免，于是无怪乎“产能过剩”和“产业布局不合理”在关注中国经济的各种报章的出现频率是越来越高。

四、祸根深埋的地方债危机

然而，客观来说，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维持运转的做法只持续到2009年。09年之后地方政府陷入了一轮更为猛烈的融资投资热，就是为2008年国务院出台的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中安排给地方的新增投资项目准备配套资金。

四万亿投资计划，落实到地方上被称作“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措施”，在此扩内需十措施下达至地方后，各省开始积极争取这个计划中的中央新增投资项目。虽然号称四万亿，但中央直接投资的只有1.18万亿，余下的近三万亿需要地方财政自行解决，这部分就被称作配套资金。当时中央也考虑到地方收入来源有限，于是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过敏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另外，为了防止地方拿到项目后，不积极落实配套资金，财政部在09年专门发布《进一步加强中央建设投资预算执行管理的通知》，表示对于配套资金不落实的地区，将扣减或暂缓下达该读取后续中央建设投资预算。一边是地方融资平台的放开，一边是不落实就要削减中央投资的明确导向，各地方政府只能识时务的筹措资金。

面对巨大的三万亿缺口，即使土地财政收入此时也显得捉襟见肘。据审计署今年发布的数据，4个省级、17个省会城市2012年土地出让收入比2010年降低2.83%，而这些地区需要偿还的债务2315.73亿元，为当年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的1.25倍。

可以说肇始于1994分税改革，地方建设碍于资金瓶颈就已陷入被动乏力状态，催生出土地财政这样的畸形产物，到08年的扩内需政策又直接激发了地方政府的投资需求，这时显然土地财政也不能满足地方“胃口”了，取而代之，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高筑成了当下各方最为关注的严重问题。所谓融资平台的实际载体就是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各地城投公司获取资金的方式大致有三，向商业银行贷款、发行公司债券、向其他公司或个人借款；其还款资金来自于地方财政拨款、所投资项目的经营性收入。在早期的城投公司运作中，第一种向商业银行贷款占了融资来源最大比例，这些贷款基本都投向了短期内

没有收益或收益很低的基础投资建设，如道路改造等，但城投公司形成的经营性现金流很少，根本无法按期还贷，因此很多城投公司都被银行列入授信黑名单，并成为银行风险监管的重点整治和防范对象。但银行监管层的重点只是资产负债表上的业务，却忽视了规模越来越大也较难管理的“影子银行”。在直接获取贷款阻力加大后，城投公司采用了一个变通的办法，通过银行发行理财产品。银行利用理财产品来吸纳资金，到期有加上利息的回报，实际性质与吸收存款一样，但却被划为表外业务，游离于正规监管体系之外，因而也被称为“影子银行”，通过“影子银行”，大量资金正在涌入地方融资平台，成为目前随时会引爆危机的定时炸弹。

在09年《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的指导意见》 颁布，国家鼓励融资平台发债的条文出台后，发行城投债逐渐与商业银行贷款并列成为主要的融资渠道。以上饶城投集团公司为例，2008年底融资不到3亿元，全部为商业银行贷款，到2010就实现融资17.96亿元，其中发行企业债券10亿元，占55.7%成了最大部分。虽然一定程度使商业银行避开了风险中心，但城投债的发行使地方政府债务率逐年加大。在地方债风险膨胀被中央注意到后，2012年审计署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债务情况进行了审计，结果显示同年有9个省会城市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此外审计结果还指出由于偿债能力不足，一些省会城市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5个省会城市2012年借新还旧率超过20%，最高的达38.01%。没有偿债实力借新还旧的做法掩盖了地方政府资不抵债的危机，无异于饮鸩止渴，长此以往，雪球越滚越大，局面将更难收拾。

很多学者将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归结为“正门没开”，提倡修改《预算法》来为地方政府直接发债放行，这样可以将现在由融资平台兜兜转转所借的债务置于可监管的视野之中。但是鉴于我国地方人大很难起到对财政收支实质性监督作用和实现预算硬约束的实际，恐怕一旦打开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的政策阀门，在地方领导人对于GDP政绩的渴求氛围中，地方负债率将如开闸泄洪般不可控制，最后的结果就是将债务直接转嫁到债权人即公众头上。而且，我国的官员任期制度，对官员借债又减少了一重约束，助涨了其举债冲动，因为借来的钱投向建设，在任的一届成绩上去了，还债？那就不是本届任期要考虑的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不论是搞土地财政，抑或大肆举债，其实都是“理性人”的行为，地方政府要支出要发展自然就得解决资金难题，这其中“错”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规则，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恰恰体现的是规则设计的扭曲。在分税制改革始终不够完善留有缺陷的前提下，利益分配一直就没有得到公平解决的地方政府面对刺激经济扩内需大潮的来袭，就更加显得盲目与无所适从，当形成了一条异化扭曲的卖地和借债做依托的发展路径后，此时已是骑虎难下。若想要地方政府放弃长期以来奉融资平台为圭臬的做法，引导其走上健康良性发展道路，就必须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框架，全面深化分税制改革，尤其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五、分税制改革路在何方？

从94年实行分税制至今，已有整整20年。其加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充实中央财力，规范地方经济行为的改革初衷早已实现，使中国经济面貌焕然一新，成绩有目共睹。但由于种种原因，转移支付改革的滞后与事权财权不相匹配的遗留问题却一直存留至今，成了分税改革最大的缺陷，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而随着时间推移，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经济政策重心向扩内需增投资倾斜转移时，这种负面影响就变得愈加不可忽视，乃至成为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隐患之一，以至于到了如今不得不变的地步。

2013年5月24日，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发布财税〔2013〕37号文，正式宣布将于同年8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营改增试点。这不啻于向财税分配制度投了一颗重磅炸弹，必定激起巨大波澜。此项改革的初衷是降低第三产业税负，改变我国重商品轻服务的格局，去除重复征税，引导税收体系走向合理化公平化。但实际上，营业税是地方的主要税种之一，一旦变为增值税，本就乏善可陈的地方税空间将变得更加狭窄，因此营改增的推广势必牵动财税体制的改革，倒逼税收分配新政的出台。无疑，不论对地方政府，抑或中国整体经济来说，这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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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作为独立学派的儒家形成于春秋末年,孔子是其创立者。在孔子奠定的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经由孟、荀等后来人的内外扩充,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开放的、兼容性极强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如果划分时期的话，可以说，孔子、孟子、荀子三位大师，基本上属于原始儒家，即最早的儒家。孔子是当然的儒学创始人，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仁学体系。这个“仁”就是“仁义”的“仁”。孟子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发展成一种仁政的学说，由仁爱之心，发展为统治者、最高的领导要关爱自己的百姓，要施仁政，儒家的思想又向前迈进一步，孟轲发展了孔子的“礼治”和“德政”思想，提倡“王道”，主张“仁政”。荀子的思想，更多吸收了齐文化里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使儒学达到王道和霸道并重有高度，但是从本质上他又没有离开孔子思想。但是，直到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还只是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支，或者说是九流中的一派。到了秦朝，秦始皇采取“焚书坑儒”的政策，很多儒家的著作也被秦始皇焚烧了。

儒家学说在汉代以后开始真正地走上社会舞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充实。在汉武帝当政时期，儒家大师董仲舒在《天人三策》里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儒学逐渐走上成熟与理性、人性。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李贽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它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影响，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提倡“以农为本”。(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1)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4)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5)伦理观念,等级制度至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

总之,儒家思想既有其合理的一部分，也有其负面影响。作为当代教育工作者，应当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 “温故知新”“诲人不倦”等等，仍是我们需要遵循的教育原则和应有的工作态度。道德,仁义, 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这些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将永远是我们的追求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