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园林影响的案例

第一篇：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园林影响的案例

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园林影响的案例

一、儒家思想

（一）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

（二）一种阶级思想。

（三）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四）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二、儒家对园林的影响及案例

（一）尊卑分明——中轴对称

典型案例：承德避暑山庄南部宫殿区

礼制建筑深受儒家三纲五常影响，儒家注重美与善的统一，礼制建筑的形式与布局趋向对称性以求和谐之美。布局常以中轴做左右对称，中为主，旁为从，左昭右穆，主从尊卑序位分明，体现儒家人伦之序。

典型案例：

（二）“仁”为核心——造台同乐 典型案例：章华台

楚灵王建造的章华之台极为精致，到处都极尽彤镂之能事，作为供人游乐嬉戏的场所，体现了帝王与民同乐的仁政精神。

（三）天人合一——模仿自然 典型案例：阿房宫

阿房宫的空间以天象星座为摹本。《 史记，秦始皇其本纪》 中记载：“公元前212 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忘之宫廷小。无闻周文忘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无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汗抵营室也。”

（四）君权至上——等级森严 典型案例：秦上林苑

为了达成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十分看重用来维持社会各阶层秩序的等级制度，成为必须严格遵守、不得僭越的制度。秦汉园囿的阔大壮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财力、物力、人力、技艺的四重集中使得秦代的宫室规模空前庞大。上林苑的规模充分体现了皇权至上的儒家思想。

（五）比德思想——以景赋情 典型案例：个园

受儒家的比德思想的影响，园林喜好以自然景物为载体，将其赋以人性，暗喻自身对品德美、精神美、和人格美的追求。特别是扬州个园得名“个园”，其意有挺直不弯，虚心向上之意。

（六）大隐文化——隐在朝市 典型案例：沧浪亭

任自然而不废名教的“隐在朝市”的新隐逸思想，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典型的隐逸模式，被人尊称为大隐。儒家知识分子虽不像道家知识分子那样消极遁世，却有“道不明则隐”的选择。

北宗庆历昔年，苏舜钦因支持革新被革职，流寓吴中，见孙氏废园“草树郁然，崇阜广水”，“坳隆胜势，遗意尚存。予爱而徘徊，遂以钱四万得之。构亭北埼，号沧浪焉”。苏舜钦因此与沧浪亭结缘，自称沧浪翁。从此沧浪亭声名鹊起。人称“千古沧浪一水涯，沧浪亭者，水之亭也”。能让曾经仕途通达的苏舜钦放下官场得失甘心终老沧浪亭，而见沧浪亭可见沧浪亭之美，宋代文人求雅之心。

（七）死如事生——陵墓恢弘 典型案例：霍去病墓

《荀子.礼论》：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中国古代陵墓受到儒家事死如生思想的影响，以雕塑人物或走兽分列两侧，象征守卫，称为“石像生”，借以表明墓主人生前的威仪或功绩。

第二篇：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现在企业管理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众多的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多元融合的统一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各民族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纵观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担负这个“主体文化”使命的就是儒家文化。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为我国各民族共同吸收、承传、改造和发展，对构成中华民族共同要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血缘传承、礼仪道德、语言文字、心理状态、行为习俗等的形成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儒家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一）儒学的创立——孔子

在古代，知识分子对于世道都有自己选择的余地，遇到乱世或者遇到一个难以自我发挥的世道，这些知识分子就选择出世；如果遇到太平盛世或者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些知识分子就会选择入世。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的鲁国，其先祖都是鲁国的贵族，但是到了孔子这一代家族就没落了。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早逝，母亲把孔子拉扯成人，由此孔子的精神和内心总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第一，孔子本人对家庭的责任；第二，孔

1，子对鲁国的责任。他的思想精髓是主张“仁义”，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等论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二）儒学的发展——孟子

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二、儒学思想及其于现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儒家经典代表著作有“四书”和“五经”。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

在此，我们就儒学著作中所体现出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文化，并结合现在企业管理的需求进行剖析。

（一）五常——仁、义、礼、智、信

1、仁：仁者，人人心德也。心德就是良心，良心即是天理，乃推己及人意也。仁字，表现为“二人”相处，因为人不能离群而独存。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物为人，而不为己，发为恻隐之心，宽裕温柔，仁也。

“仁”对于现代管理来说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要使整个企业形成融洽和谐的氛围，在追求高绩效的同时，也要适时为员工着想、关心其生活，使员工增强对企业的归属感；对于员工来说，在工作上要真诚踏实，取得领导的信任，帮助身边的同事，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另外，整个企业在社会上也要扮演“仁”的角色，不能为了追求利益而忽视了仁，对于近期出现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负面事件来看，都是企业缺乏“仁”的一种表象。

2、义：义者，宜也，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之意也。所当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见得思义，不因果滥取不义之财物。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4所以人发为羞恶之心，发为刚义之气，义也。利，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

“义”对于现代管理来说，要求企业要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在追求高额利润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帮危扶弱的社会责任，例如汶川地震之后，全国的企业纷纷捐赠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义”的表现。

3、礼：礼者，进退周旋得其体，乃是正人身之法也。尊卑长幼有序，处事有规，淫乱不犯，不败人伦，以正为本，发为恭敬之心，斋庄中正之态，礼也。

“礼”对于现代管理来说，企业应该正立于社会中的形象，做到遵纪守礼，树立品牌影响力。并把顾客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对客户以礼相待，对于面向顾客的一线人员来说，也要掌握一些必要的待人接物的知识与技巧。

4、智：智者，知也，无所不知也。明白是非、曲直、邪正、真妄，即人发为是非之心，文理密察，是为智也。

“智”对于现代管理来说，企业要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让企业当中的人都能够不断的学习与提高。

5、信：信者，不疑也，诚实也。就是言出由衷，始终不渝。信字，表现为“人”和“言”，人言不悔，方为有信也。诚心之意也，以诚居心，必然诚实。处世端正，不诳妄，不欺诈者，是为信也。

“信”对于现代管理也尤为重要。企业经营诚信是第一位的，同样也适用于企业

内部的管理方面，企业管理者要建立威信，不能朝令夕改，员工之间也要坦诚相待，不能尔虞我诈。中国企业界的很多问题，就是在“信”上出了问题，并且这个问题也逐渐扩散的社会的其他层面。

（二）《中庸》——中庸之道

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5其意在强调应该时时能做到适中，既无过，也无不及，不偏不小人而无忌惮也。”○

倚，谓之中庸，此乃中庸之道。而整体和谐性是中庸之道最本质的特征，孟子曰：“民

6”强调了以人为本、注重和谐。另外儒家思想倡导整体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主义理念，认为人的生存发展应该基于群体的发展，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要注重企业团队精神。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等。

1、五达道

五达道主要是运用中庸之道调节五种人际关系。这五种基本人际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将君臣关系视为上下关系，这五种人际关系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际关系。

2、三达德

靠什么调节五达道那些人际关系？靠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慧，因而就有了三达德。三达德，就是智、仁、勇。智、仁、勇是天下通行的品德，是用来调节上下、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

3、九经

九经就是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的九项具体工作。这九项工作是：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

（三）人和 自强

1、《孟子》——人和

7由此可见，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对于事业成功的重要性。上至国家，下至企业，想要办成一件事，都离不开“人和”的理念。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裁韦尔奇一语道破真谛：“现代的企业，必须使公司反应更灵敏，更易与人沟通，并鼓励员工同心协力，为越来越挑剔的客户服务，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赢家。”故企业要通过各种措施，激发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培养员工的敬业精神，女里营造融洽的公司内部氛围，才能更好更快地使企业走向成功。

2、《周易》——自强

8表现出中华民族自古便奉行刚《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良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哺育了中华民族的自主精神、反抗压迫的精神，以及不断学习、不断前进的精神。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管理过程中去，那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消极影响

（一）重伦理而轻科学，导致保守思想长期沉淀，不利于企业进行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管理思想中传递着“大一统”的基因，形成“大而全”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易对现代企业管理形成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手续繁多，信息缓慢，企业活力个性被磨灭，竞争意识、冒险意识不强，趋向保守僵化的消极影响。

（二）重专制而轻民主，不利于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建设，更不利于决策的民主化。很多企业，无论民企还是国企，出现一言堂，个人决策独断专行，个人崇拜就是明显的例证。压制民主，排斥异己，以权谋私，不透明，不公开，不民主现象比较严重，容易阻碍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

（三）重均同而轻个性，易使企业产生消极保守、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平均主义式的企业文化。

在现代企业管理内部管理机制上，平均主义的影子仍然出现在许许多多企业或者企业的某些时期某些场合。从具体行为来看有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平均，不讲业绩；讲公平，不讲效率，论资排辈，忽视能力和差异，强调共性，强调大局整体，忽视甚至故意压制个性，极大地影响优秀人才的发挥发展。

（四）重人情而轻法制，不利于制度的执行和落实，导致有法不依，制度被人扭曲的现象。

儒家具有较强的伦理性，它强调亲情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对于个人来说偏重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这种倾向往往导致重德治、轻法治，重人情、轻制度，从而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尤其严重的是，对人情观念的看重，会在整个企业甚至社会造成关系林立，极大地阻碍了制度化法治化的进程。

（五）重中和而轻竞争，不利于良性竞争的发展。中庸的观念，说到底是一种否认斗争、排斥竞争和简单协同的品德，如果把握不好尺度，一味地求“中和”，将严重影响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发展、进步。

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绝大多数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产生积极影响，是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资源宝库。充分利用其精华是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发展的方向。但一些负面思想也已成为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企业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注释：

1《论语·卫灵公》 ○

2《论语·雍也》 ○

3《孟子·离娄上》 ○

4《论语·里仁》 ○

5《中庸》 ○

6《孟子·尽心章句下》 ○

7《孟子·公孙丑下》 ○

8《周易·乾》 ○

参考文献：

[1]《中庸大全集》，子思，雅瑟，新世界出版社，2010（1）。

[2]《儒家式现代秩序》，秋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

[3]《儒家、儒教与中国制度资源》，干春松，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

[4]《管好员工就靠这几招》，宗权，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1）。

[5]《儒家文化研究》，郭齐男，三聊书店，2012（1）。

[6]《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李宗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1）。

[7]《天地人和——儒家君子思想研究》，李长泰，人民出版社，2012（1）。

[8]《儒家》，百度百科。

[9]《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作者不详。

第三篇：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中涌现出来的儒家学说，因为与中国古代封闭的封建社会制度相适应而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自从西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作为封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占据了历史主导地位，与封建专制思想并行绵延流长。不可否认，儒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同时，它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负面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儒学思想在后世的文化发展中一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受它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在追求统一的形式化过程中逐步僵化，经济上的自洽满足沦为了贫穷愚昧，文化上的皓首穷经变成了思想桎梏。虽然对儒学思想的反思自“五四运动”以来从未中断，然而，由于极力维护旧传统的保守势力阻扰，儒学从来没有受到全面解构，以至于它仍有顽强的生命力，甚至现今还有人设想用儒学的保守意识形态对民主和科学的价值进行评判。孔子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他的思想进行研究，吸取其中合理的成分，当在情理之中。只是“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似乎不能笼统而论。“影响”有正面负面之分，此处认定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却只字不提负面影响。比如，孔子以及儒家的思想作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于那些要维护正统的人(例如皇帝)来说，确实就像命根子。至于平民百姓，却如李贽所言，只是“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育之，小子朦聋而听之”，“万口一词”，“千年一律”，方才“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大概就有一扫这种专制与愚昧的考虑。如今把孔子思想当作“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去继承弘扬，却是意欲何为？新儒学思想对当时中国有何影响:“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20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因此最受诟病。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君子”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品格”，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民主与领袖》)。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明清以来“日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一。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

儒家的人本、“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统一，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天人合一”的说法，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一直被斥为现代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

总之，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在遭受猛烈批驳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日益得到关注。所以，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内容，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所在。

第四篇：儒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摘要：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学派。思想是一个社会的行为准则，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中的精华内容是教导人们道德行为规范的准则，对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重大作用。儒家思想对对当今社会的影响是探讨和传承发扬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纽带。儒家在伦理道德、思想文化上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道德建设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关键词：儒学；仁；道德行为；民族精神；传承发扬；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儒家思想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儒学的一些思想是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呢吧对儒家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地继承和发扬（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谈积极方面的意义）。但在当今社会，时代在变，思想也在不断变化，面对多元的文化交融与冲突，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它对当今社会又有什么样的影响作用呢？

一、孔孟的思想以“仁”为核心，是今天“以人为本”的重大体现。

“从思考人的存在为出发点，强调“仁爱”和“贵和持中”的中庸思想。孔子明确而坚定地主张人的人格独立和人格尊严是不可、也不能侵犯和予夺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1]从孟子“民为贵，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理念的提出，发展到当今的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等思想路线密不可分，是儒家思想“仁”的体现。

二、孔孟思想主张忠孝，有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增强向心力与凝聚力。

精神和凝聚力是一个民族的赖以生存的直接必要条件，是一个民族最直接的反映。一个民族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儒学作为“大一统”的封建文化,既有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封建制度的支撑作用,又有对中华大家庭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心理维系和文化延传作用。”【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在形成中华民族这个稳定的共同体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发挥了任何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凝聚作用

三、孔孟思想主张修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

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主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对人们品质塑造、道德水平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儒家的仁爱思想对当代社会道德体系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三个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儒家提倡的伦理中心价值原则，伦理道德规范被看做是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最高标准。”【3】儒家思想看到了道德建设在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加以利用，是今天以德治国思想的来源。

四、孔孟礼乐思想有助于提高民族的人文素质、精神素质

我们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但是这种礼仪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而得到的。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自身素质和精神面貌是及其重要的。儒家礼乐教化是以“礼乐”为手段的“仁义”教育,包括礼教、乐教、诗教,其表现形式是审美教育,其核心是道德教育。【4】 那么又应该如何处世，怎样才能被他人所尊重呢？也就是说，人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才能成为受他人尊重的人，所以，作为一个政府来讲，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提升人民的道德水准，而不仅仅是要把经济搞好。如果经济上去了，而人的精神面貌非常之差，那这社会是不能进步的，因此。礼乐思想教导人们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文化水平对提高人文素质，精神面貌具有重大意义。

五、儒家的诚信思想，对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具有重大意义。“诚信”是儒家所一贯提倡并力求践履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其思想内涵主要有三层意义：其一，“诚”作为哲学范畴，是为真实，亦即真实无妄的本然之道，系指宇宙万物之实有而言，不诚不能有万物，即所谓“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其二，“诚”作为道德范畴，是为诚实，这是为人的基本素质。

它无论对于处理国际关系、社团“诚信”是建立和平友好、平等互利、良性合作的国际关系新格局的道德杠杆：对于一个国家、社会而言，“诚信”是国家取信于民、使社会保持和谐安定的基本道德准则；对于一个单位、一项事业而言，“诚信”则可以说是立业之本，是现代企业和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奉行的生存信条；而对于每个社会成员而言，“诚信”则是立身之本，处世之道。因此，我们应当大力提倡“诚信”精神，并在各行各业的实践中努力奉行“诚信”原则，建立起高标准的信用体系

形成以道德为支撑，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治本之策。【5】要切实加强社会信用建设，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尤其要加快建立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法律，道德的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而市场经济信用原则的核心则是诚 信守诺，完整履约。信用是经济生活中对交易者合法权益的尊重与维护。对经济学 中最难回答的“公平”问题，其最合理的认定来自社会认同，而认同感的培育是建 立在互信的基础上的。效率最大化作为经济行为的终极目标，其超常实现的基础在 于道德，其核心正是诚信。如果说信用是一种“承诺的交换”，那么，诚信就是对 承诺的信守。诚信是一种需要长期精心呵护的稀缺资源，可以创造持久的价值。综 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成熟的、有持久生命力的企业或商业、中介机构，它们的发 展壮大与其具有诚信的品质密不可分。

六、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儒家传统思想发展至今，之所以影响深远，关键在于它能根据统治者和社会的需要而不断得到改造，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五四运动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6】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我 们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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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赵守正．管子通解[M]．北京：北京学院出版社，1989：344.【2】 赖美琴;;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凝聚力[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3】吴立新;儒家德治思想与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J];理论学习;2001年12期

【4】张保霞.儒家人文精神及其当代价值[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06)



  [5].王锐.当前中国经济领域的诚信缺失及对策[D].南京师范大学.2005 [6][魏衍华.原始儒学：早期中国的大成智慧[D].曲阜师范大学.2010

第五篇：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21世纪的今天，再谈儒家，似乎有点“过时”。然而，千百年来，植根于中国人心中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无不在“儒”的基础上引申和阐发。尤其是西汉以后的儒家，早已脱离原有的学术派系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根本，追名逐利之敲门砖，政治传统之工具。经过多少篡改，多少曲解，多少加固，多少阐释，儒家已建立起稳定的思想架构和完整的体系。现在，立足于较为理性和客观立场上的现代人，回望儒家，又是怎样评说呢？儒家在当代价值几何？对中华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而今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也出自于儒家思想。那么，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又表现在哪些发面呢？

一、儒家的思想体系

作为独立学派的儒家形成于春秋末年，孔子是其创立者。在周室衰微、礼乐崩坏的春秋大局中，孔子适应形势，创立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庞大思想体系，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理论取向是现世的人文关怀；它主张仁政，强调“德治”；重视人生的价值，强调人格的独立；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这些理论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弟子后学又各自宏扬、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作为原始儒学的定型则主要经历了孟、荀、易三个环节。孟子从内在心性方面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孟子道性善，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民贵君轻”、“正经界”、“制民恒产”为基本内容的“仁政”学说。这套理论体系，因其对心性学说的发挥，而被视为道之正统，其“内圣”说更为后世所推崇。韩愈称其为“醇乎醇者”。宋儒黄戟认为“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有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黄戟：《宋史“道学”朱熹传》）。所谓“道统说”难免不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主张，孟子不过是对孔子学说的一个方面的发挥，与“内圣”相对的“外王”学说，则由荀子加以充实扩大。荀子言性恶，倡言化性起伪，主张治理天下应以礼为本，礼法结合，他讲“群”论“分”，说“礼”谈“法”，形成“隆礼尚法”的政治学说和“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节，礼之序也”的“仁亲、义行、礼节”说。荀子派内立宗，自标新意，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外王学说。尽管韩愈称荀子为“大醇而小疵”，意指荀子思想有逸出儒家框架的痕迹，其实这还是站在心性学说一路所作的指责。就孔子思想的内涵而言，荀子这学仍是孔子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并成为其后儒重礼制、讲事功一路的发展源头。难怪荀子在《儒效》中以“大儒”和“俗儒”来划清与孟子的界线。自认是孔学真精神的传授者。无论孔、孟，都未详说“性与天道”，即使是荀子，虽有专门的《天论》，其用意亦不过论述天行有常、天道自然，“圣人”必须明于天人之分，“不与天争职”，除此而外，则“圣人为不求知天”。而《易传》提出的天道、地道、人道系统，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使得原始的儒学的建构具有某种形而上的哲学基础。从而使原始儒家思想体系的建构最终得以完成。不仅如此，由于《易传》言天道、谈阴阳、明礼法、重思辩的特点，还为尔后同诸如道、阴阳、法、释等其他学派的融合提供了共同的因子。朱熹论《易》时说“《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说出那形而下者。《春秋》以形而下者，说到那形而上者去。”（《朱子语类》卷六七）总之，有孔子奠定的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经由孟、荀的内外扩充，及《易传》形而上基础的确立，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开放的、兼容性极强的思想体系，成为后世儒学发展的总的源头。而这些都构成儒学原义的最基本的内容。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国实现现代化，是走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需要有物质文明建设，也需要有精神文明建设。我国目前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严峻问题之一是精神文明建设赶不上物质文明建设，在近几年的四化建设中，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国内出现了贪污贿赂、倒卖诈骗、一切向钱、假公济私、见利忘义等十分严重的腐败现象。这就不能不使人回想到儒家思想中的公私之分、义利之辩那些精华的东西，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还是有益的，应该把它们继承发扬下来。由此可知儒家思想在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能做出贡献，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一个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既要有她的独立的经济、独立的政治，也要有她的独立的文化。所谓独立的文化，就是要由她自己国家民族的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或吸取别人而加以消化的，以维护其生存和发展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思想信仰等文化因素，其中以思想最为活跃，成为这些因素的核心。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广阔的领土，众多的人民，那么维护这个国家民族的人民得以生存和发展下去的传统文化，必有她的强大的凝聚力量。像这样的传统文化，要一旦完全抛弃她，和她发生彻底的决裂，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更是不应该的。像这种历时数千年，虽累经剧变而未绝灭的传统文化，糟粕固然很多，精华亦复不少。在今天对待她的应有态度，就是要如何正确地引导她到现代化的道路上来。去掉她的已经僵化了的、腐烂了的部分，保存和发展其还有生命力的、还有健康的部分，使她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继续作出贡献。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属于这类的文化，中国的儒家思想就是属于这类的思想。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

（１）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２）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３）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４）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５）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

（１）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２）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有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３）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一统。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４）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５）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

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哪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

三、如何扬长避短，发扬传统文化

首先，对于文化艺术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越演越重，经济一体化浪潮越发汹涌之际，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变迁、创新与调适成为民族研究与工作中的重大课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演进的自觉水平。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素，对国家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力和影响力。

文化资源、人文环境和民族素质，又是一个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弘扬和利用，将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丰富的经济生长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没有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作为支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没有后劲，我们就无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对于传统文化实施科学有效的保护，也是实现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全面富强民主现代国家的现实需要。

其次，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开发与利用、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的关系。确保中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首先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按照自身的规律得到深刻的继承和持续的发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看似属于纯然的公益事业性文化建设投入，实则蕴涵着非常巨大的潜在效益和长远利益。不仅对实施保护的工作方针和工作原则在具体的运用中要严格掌握，避免急功近利走样变味的所谓“保护”，成为违反规律的草率操作与竭泽而渔的过度开发，以免动机良好措施不当的“保护”反倒成为毁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罪魁祸首；而且要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深刻认识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几种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凡是涉及上述关系的，都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和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

最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须上升到一个全民族的高度，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国学大师文怀沙说，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精神的氧气”，毕竟“树的影子拉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我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妈妈的心。”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关于“儒”，对于现在的我们——大学生而言，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讲什么中国文化，不能不面对儒教。儒家是中华文化的命脉与根本。讲什么中国文化，不能不面对儒教。实际上，儒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内涵和意义是不一样的，就其发展历程而言，儒家思想分为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以及新当代的新儒学。此四个阶段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后世所谓“孔孟之道”既是先秦儒学，所倡导的是孔子与孟子的儒学思想，出现了孔子、孟子、荀子三位大师级人物，其思想特点是：都以政治伦理为核心。倡导礼乐制度。

两汉儒学，上承经过荀子法家化之后的儒学，经董仲舒的“天人思想”所改造，实行“阳儒阴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化君权神授，把大量儒家伦理道德法律化，使之与“礼”并行，作为约束。

这种改变，使儒家思想迎合了统治阶层的要求，从而最终让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思形态”，影响历史长达两千年之久。

随后，由于佛教的传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玄学和佛教对儒教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为了战胜佛教，儒教开始大量吸收佛教的精神，“援佛入儒”，于是宋明理学应运而生，程朱理学继承了先秦孔孟的精神，构筑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以及心理素质。

继之近代，儒学在国人之中失去信任度，发展也达到历史的低谷。

毋庸讳言，儒家在现今的确早已过时，但也不能一味全盘否定，看看儒家文化圈中的各国，日本、韩国（自诩为儒家的真正传承者）、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等，儒家的有些基本精神和现代社会其实并不矛盾。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教，都以本国最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信仰作为国家的精神轴心、宗教信仰。可见国家的传统文化与信仰是非常重要的，而先前我们一概的否定式不足取的，龚自珍说过：“如要亡其国必先去其史。”而我们已经把先前的历史丢的所剩无几。儒家在肯定精神生活和道德修养的同时，也有他的信仰，无论我们如何去争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孔老夫子的思想史维系社会、国家和家庭的重要力量。他也慰藉着中国人的生活，是人的精神源泉。反观现在的国家行政人员，有几人是有信仰的去做事、去为人，有这样一帮人在当政，无怪乎我们身边的离奇事件一件胜过一件，就算我们在网上看到任何的有关当政者如何实行怪政，也不会感到奇怪。

我相信中华文化现在并未能体现其优秀的特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的物质要求都有很大提高之后，我们在回头回味儒家文化，就会重新的发现她的优势。

浅析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张批判的继承，但在儒家思想领域，继承的较多，批判的却很少，也只有在专家学者的著作中可以见到只言片语，而且或在书店中束之高阁，或在图书馆中被深埋角落，无法雅俗共赏。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当然，很多消极因素并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经过历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遗余力的“义务教育”，但历史已经成为事实，儒家思想曾对中国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下面就其中的几个方面作一下简要分析。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真是令人诧愕，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领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吗？当然，文革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领袖一呼群氓响应”的局面？应当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才是文革的可怕之处。对于妇女，更是为其戴上“紧箍咒”，要她们牺牲自己来换取名节的虚名。人们总是把潘金莲说成“荡妇”，如用现在思想 解放的观点来分析，他不正是古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吗？民国初年，某报上刊载了一篇报道，大意是某妇人在其夫死后亦跳崖寻夫去了，以完成她的贞烈人生。该报非但没有对此种行为提出异议，而是对此列妇的行为大加褒扬，称赞她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鲁迅曾深刻的揭露出，辛亥革命后封建专制表面上没有了，单家族制还活着，封建礼教还活着。由这篇报道，也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场面：一批白发苍苍的元老级大臣跪在金銮殿上，声泪俱下，甚至以头抢地，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于是，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再摇旗呐喊，而很少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会令人想起一幅图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打个比方，改革者在台上演戏，民众在台下看戏，成功了，听不到掌声；失败了，大家一哄而散，回去取些银两，还可以私下买几个蘸了鲜血的馒头。到了近代，我们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国门，资产阶级曾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说，任何革命有其轰轰烈烈，也有其蓄积的过程。不错，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可是中国历史的封建专制为何长达两千年而且其影响至今余波未尽？我们在分析历次改革或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归纳出来条条框框。当然，失败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哲学上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根本原因就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内部。

“复古”思想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八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初登中国诗坛令文学界惊骇万状，它与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儿歌不同，也与某一时期流行的“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风铆铿锵”的鼓动诗不同，是一些习惯传统的人大为恼火，非议纷纷。有人说它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解放潮流中一个倒转的旋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这些在今天看来另人发笑的评论深深折射出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看到新生事物，便视之为异端，而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有时，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都会感慨：在李世民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于是就有一种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古代的文献备受推崇，很多人儿时就了解“四书五经”，遇到了新问题，总喜欢到古书中去寻找答案，这种模式严重抑制了中国人创新思想的发挥。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想影响了往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劳动，忽视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从而造成了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脑体分离，经济和科技落后的。东西方两种思想孰优孰劣，只要看一下鸦片战争中的武器就知道了：中国人是大刀长矛，英国人是长枪火炮。有人也许会列举“四大发明”，某某项成果领先欧洲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否定上述观点。诚然，谁也不能对中国古代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但我们只要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中国在某些领域领先欧洲时，欧洲人亦在某些方面领先中国。最好的证明就是打开初中的物理、化学课本，你会发现上面中国人的名字并不多，一堆欧洲人的名字倒会跃入我们的眼帘：牛顿、伽利略，帕斯卡、道尔顿``````````` 实际上，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学问”的精神思想而不仅在于精神。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文明几近断绝，汉继秦火之余，遍地书灰，终能建成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唐宋以后，所有典籍都被仔细收藏，而汉民族的境况却是每况愈下。有人以唐为强，可是唐代京师三陷，天子四迁，何以谓之强呢？无数史实证明：我们过于重视“音乐”而忽略了“体育”。

此外，封建王朝利用儒学中“崇本抑末”的观点，限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道路；把知识分子的精力吸引到读儒家经典，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近代保守势力利用孔子“明华夷之辩”的思想处理中学与西学之争，坚持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失去了赶上西方的重要机会。

有人说儒家思想像粮店，不能批，否则我们就没有饭吃。为什么不能？中华民族的心弦难道如此脆弱吗？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积极因素塑造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品质，陶冶了一带又一带中华儿女，这些都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带着情绪化色彩来看待这一问题。过去的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决不仅仅是那些厚厚的史书，可怕的是留在中国社会中的不良习气，留在中国人心中的毒瘤思想。过去塑造了我们，我们有续写着未来。以前，我们对待什么事都是浮于表面，所以“前车翻了千千万，后车来了也亦然”。一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说过：“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历史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是不是本着对历史，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让人民去真正的认识儒家思想呢？

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

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周敦颐、程颐、张载、顾炎武、戴震等。

文化地位

今天儒家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形成的。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

内圣外王之学

“内圣外王”是儒学全部学说的总的概括。《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内圣范畴，内圣即通过修养成为圣贤的一门学问。“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范畴，外王即是在内心修养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活动推行王道，创造和谐社会大同社会的一门学问。“内圣外王”皆以“仁义礼智”为根本指针，其中“仁”“礼”在“内圣外王”两个层面中的根本意义相同，但在两个层面上有不同的具体解释和具体效用。

外王学说

刘周“大众儒学倡议书”中关于儒学“外王”学说的表述：

（一）大众儒学是儒学的原教旨。

（二）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

1．仁，就是爱人，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社会的道德秩序，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

仁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礼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人们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人们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普遍遵守符合自身社会地位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

人民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古今中外，凡是能够使国家达到太平的统治，事实上都没有违背儒学的仁和礼两大原则。

2．儒学的真谛是仁礼一体。不讲究仁，只讲究礼，人民就会反抗其统治。不讲究礼，只讲究仁，人民就会轻慢其统治——即人民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一刻也不可以分开的，这就叫作仁礼一体。

人类社会是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古代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特别严重，每个人都必须依赖群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每个人都习惯于遵守群体共同的道德规范，而认为群体共性对个性的约束非常合理。但是越到后世，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不断减弱。因此，反对共性约束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潮便逐步发展起来。所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就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

所以，礼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内容。拿着古代的“礼”来统治现代的社会，就会违背仁的原则。违背了仁的礼，一定会受到人民的反对和反抗。所以，礼贵在不违背仁的原则。不违背仁的原则，就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改变礼的一些具体内容。只有根据时代变化而改变和调整礼的一些具体内容，才可以达到不违背仁的原则。这就是仁礼协调，一体不二的要点。

3．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年来的旧的礼制，这是因为这个礼制中的许多内容，有违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已经违背了仁的原则。所以，辛亥革命推翻旧的礼制，本身正是体现了儒学的仁的原则。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也只有在推行仁政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新的社会道德秩序，才能得到最后稳定并实现长治久安。

现代意义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依据《结构论》的系统综合理论，曾邦哲提出公元前约几百年几乎同期发展的希腊（自然）文化、犹太（律法、波斯时期）文化、印度（佛教、精神）文化、华夏（儒家、伦理）文化奠基了人类至今以来的核心文化模式。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传播与应用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文化和软实力建设逐渐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就我国的文化建设作出部署，明确提出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建立强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和底色，在整个传承体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自2006年以来，我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几百所孔子学院，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已经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认可。目前，国内权威的儒家文化研究和传播平台有国际儒联、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各高校国学院等，其中中国孔子基金会作为国家设立的儒家文化当代传播与应用的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电影、电视剧、动画片、记录片、电视节目（如《新杏坛》）、出版物（如《孔子研究》、《儒风大家》等）的策划、投资方面，还有产业探索方面，设立了山东儒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儒家文化的当代应用进行了有效探索，与金融机构合作发行孔子卡、建立国学社区、公交《论语》、国学大讲堂、与茶酒等文化的提升与融合等，通过不同形式的儒家文化渗透与普及，使大家对儒家文化有了一个全面、直观的认识。

由于长期以来社会大众对儒家文化的误解，使儒家文化被插上了腐朽、保守、专制的标签，现在是通过普及，让大家认识真实的儒家、人性的儒家、当代的儒家、国际化的儒家的时候了。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国全体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之社会。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谐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官学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及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

自儒学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统正宗以后，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发挥。“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而“以儒治世”是历代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是把已经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从孔孟到西汉董仲舒“君权神授”到魏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到唐韩愈的天命论到宋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明清各种儒学思想见解，都体现了把儒学进行合理改造，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治世”，维护统治的目的。

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历五千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未来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希望之光、和谐之光、精神之光。

四、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儒学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在社会与政治制度方面，儒家与道家、墨家、法家、农家不同，既不维护无阶级、无国家的理想，也不支持纯粹地域国家的主张，而是坚持家族组织与政权组织的统一，维护宗法等级的政治体制和伦理道德。秦汉以后，中国出现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儒学思想又发展出为专制君权服务的功能。由于它的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现实完全合拍，所以它能定为一尊，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种社会政治学说能够与它争锋，也没有哪一种宗教能够把它挤垮。东汉以后道、佛都曾盛极一时，但是它们只管人的精神解脱一件事，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仍是由儒家管着。等到宋明理学吸收佛道思想，将这件事也管起来之后，儒家学说又全面地恢复了自己的统治权，佛道则因自己的功能被替代，所以归于式微。儒家思想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需要，因此起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制度，促进封建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发展的作用；但由于同样原因，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它又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科学民主意识的成长。

儒家处理各阶级、等级之间关系的原则不仅有礼(等级秩序)；而且有和(和谐)，这就是乐的精神与仁的精神。儒家强调统治者有责任给民众以关心与爱护，向他们施行仁政德治。这样做首先符合外王的精神，因为正如儒家代表人物所说，“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君为民而设，让人民丰衣足食，才是善政，如果民不聊生，君主怎么能巩固自己的政权？其次这也符合内圣的精神，因为仁是至善，是天道，与仁为一便可以优入圣域，与尧舜一样成为伟大的圣哲。儒家向来有一种道高于政的意识，认为现实的政必须符合儒家的道，而不是相反。所以儒家的优秀代表人物总是坚持用自己的道去要求乃至批评君主，敢于以德抗位。他们以仁为武器，抨击时君世主的苛政，在一定程度上保卫了民众的利益。

儒家提倡的仁爱精神，不仅是用于缓和阶级矛盾，君臣、君民矛盾的政治原则，而且也是协调家人、族人、国人以及天下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历史上，“爱人”，“博施济众”以及“忠”、“恕”思想，不仅造成家庭与家族内部的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的人际关系，而且在社会上培养出救死扶伤、尊老爱幼的良好风尚，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普遍意识，培养了人们之间相互关心与和睦相处的有益气氛。从这方面说，仁的意义远远超出为封建社会服务的范围，具有普遍和永久的价值，成为人类世世代代共同赞美的思想与德行。

儒学也被称为儒教，但是与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它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它不追求彼岸的幸福，或外在的超越，专注于此岸的即现实的政治、伦理生活。在近代以前，儒家的这种态度是最具理性精神的。当然儒家思想中并不是没有超越的精神。正如当代新儒家所说，儒家的超越是内在的超越。在孟子那里，心性与天就联系在一起了；到了宋明时代，理学家们吸收佛道智慧，提出天理就是人性或人心的说法。这样，对于人来说，天理既是超越的又是内在的，人们可以在现世的道德生活中达到与天(理)为一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从而得到超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家思想也具有某种宗教性质。儒家思想的世俗的性质，影响了中国的佛道二教，它们也很注意维护世俗的君臣父子关系，使中国不致产生宗教迷狂，避免了欧洲那种教会与政治权力的对立，对于社会的安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有利也就有弊，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做后盾，世俗的理想、道德律令对于许多人来说不具有强烈的鼓舞或整饬人心的作用；同时，从社会进步来说，没有宗教组织与政权的对立，社会上就缺少了一种缝隙，能让新的思想与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从中较为自由地发展起来。

在人性问题上，儒家一般持性善论观点。与性恶论特别是基督教的性恶论相比，性善论的确有不容忽视的缺点，但从总体上看它也有明显的优点。在禁人为恶方面，儒家威慑力不足，但是在劝人为善成圣方面却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由于承认性善，所以儒家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人是一个生命体，人的生命是天赋的，所以人命关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权，这个权利应该得到所有人的承认，任何草菅人命的行为都应受到谴责和抵制。人也是一个道德主体，由于人本来具有善性，“人皆可以为尧舜”，或者说人本性就是圣人。因此，儒家虽未强调人在法律上的平等，但强调自天子以至庶人在道德上不存在高低上下。正因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所以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儒有„„可杀而不可辱也”。(《礼记·儒行》)这种人格尊严的思想有利于培养人们的主人翁意识，也有利于转化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儒家特别重视群体意识。儒家的学者们很早以前就认识到家族与社会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荀子以为人之所以能战胜禽兽，就是因为人能群，亦即人能组成群体——家族与社会。儒家重视并且积极维护群体的秩序与和谐，以为这是群体生存的根本保证。为此提倡“崇礼”与“尽伦尽制”的概念，“和为贵”与“保合太和”的概念。儒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认为每个人对于社会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否认社会责任的佛老持否定态度，认为人如果不对社会尽职尽责，就是一个自私自利之徒。为此提出“天下为公”，“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一系列光辉的道德原则，是我们的巨大思想财富。儒家教导人们热爱群体，特别是要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志士仁人热爱祖国的人民、山河、历史、文化，一贯为祖国的兴旺繁荣而勤奋工作。在国家危难之际，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他们挺身而出，艰苦卓绝，舍生忘死地参加战斗，面对敌人的屠刀，又能大义凛然，慷慨就义。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有一串串闪光的名字：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邓世昌、吉鸿昌„„他们对于祖国坚贞不渝的忠诚，可歌可泣的业绩，是人们心中的永久丰碑，是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

儒家有强烈的人文观念与道德理想主义观念。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历史文化，在于人的道德观念与行为。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人接受自古以来文化传统的教育与熏陶，在自己身上培养了人性和人的文化品格。没有人文的化成，就没有文明的人类。

与法家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主张不同，儒家一向重视道德和文化教育。在这种精神指导下，汉以后历朝都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从中央到地方设有各级各类学校，讲授五经、四书和历史知识。汉代设立五经博士的制度，隋唐以后科举取士的制度，大大激发了士人学习儒家经典的热情，使得识字率、文化知识的普及程度极大地提高了。与此同时，政府和私人都重视解说经典，编纂史籍，著书立说，收藏图书，交流学术等等，这些成绩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在人的文化中，道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荀子指出，人之所以高出矿物、植物、动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是因为人不但有质量，有生命，有知觉，尤其在于人有“义”——道德观念。所以，崇德尚义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它要求人们严格划清公私、义利的界限，天理与人欲的界限。认为人只为满足个人私利而生活，无视道德律令的约束，就是把自己降低为动物。在道德修养方面，儒家学者总结了体认真理与修养心性的丰富实践经验，津逮后学。由于过分注意人文学科特别是道德修养，儒家学者中多数人对于自然界的现象、规律，缺乏求知的热情与兴趣，不是把自然知识当作士大夫无须过问的贱业弃置一旁，就是拿自然知识来附会自己的政治伦理观念。虽然儒家并非注定要排斥科学技术，不少儒家学者同时也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等等，但在儒家主流派眼中，科技是所谓技艺，不能与“大道”相提并论。这点是儒家思想与古希腊自然哲学特别是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传统颇为不同之处。人既有精神的需要，也有物质的需要，分别由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来满足，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培养只讲道德修养而不能解决人的物质生活问题的人，不会给社会带来幸福；同样培养只懂科学技术而没有伦理观念的人，也绝非人类之福。

儒家观念中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易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学》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教导和鼓励人们刻苦自励，在道德与事业上不断攀登高峰。自强就要战胜自我，要有不怕艰难险阻，克服任何困难的勇气，同时还要有远大目标，决不因小有成就而止步不前。孔子本人就是一位自强不息的典型，在个人的学习与修养方面，不以“不惑”、“知天命”为满足，一直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种最高境界。在政治理想的追求方面，也同样如此。在周游列国时，他看出时君世主不愿意实行儒家之道，但他从不向命运低头，硬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坚持行道，相信终有一天人们能认识到他的道是正确的。自孔子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都用这种精神鼓舞自己，精进不已。近代以来，个人的自强又发展为民族的自强，这种精神支撑我们战胜日本强盗，取得百年来反侵略斗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在思维方式上，儒家也有自己的特点与突出贡献。特点之一是对于世界做整体的、综合性的思考。儒家像道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一样，他们关注的是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是各个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每一个事物的具体构成。在他们所绘制的世界图景之中，宇宙是一个系统，天地万物以及人类，都在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之网中，没有一件事物是孤立的；同时也没有一件事物是静止的，它们都在阴阳两种对立的势力推动之下，永无休止地、循环往复地运动变化。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有自己的优越之处，也有不可避免的缺点，这就是不擅长对具体事物做分析性的研究，它的认识在质与量两方面都缺乏必要的明晰性。这种缺点决定了儒家对自然现象的说明，本质上不同于近代自然科学。第一，它所依据的经验是从日常生活获得的经验，而不是科学观察与实验中得到的经验；其次，它不会对经验进行逻辑分析与量化的研究，所以它所热衷的是寻求自然现象的“原因”，而不是像近现代自然科学那样，从现象的科学数据中找出规律，一般是由公式来表达的现象间的数量关系。当今各门科学的发展都将从分析走向综合，这个综合与古代朴素的综合是不同的，但是古代综合思想毕竟可以给现代人一个有益的启发。有不少西方科学家在向东方寻找智慧，就是一个证明。

特点之二是观察与处事的中庸原则。中庸是执两而用中，是和而不同，儒家依据这个原则观察与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避免各种各样的片面性。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人们也否定了它的斗争哲学，因为片面强调斗争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那么是否可以从此强调和合，将和合看作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也是不正确的，这是另一种片面性，起码不符合儒家思想实际。在和与斗的关系中，儒家既不一味主张斗争，也不一味主张和合。因为这两种倾向都违反了中庸精神。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既然是讲“仁者爱人”，为什么又要有好有恶呢？爱人是总原则，是对人类来说的，但在一个具体的人群之中，情况就复杂了，总是有好坏善恶之分，对恶人是否也要好之爱之，只讲和合而不讲斗争呢？孔子主张有好有恶，不对恶人实行恶亦即斗争原则，也就不能对于人类实行爱，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道理。再从人类对于自然的关系来说，儒家诚然是主张和谐的，但这里面也同样包含斗争，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人要生存必须向大自然索取，所谓和谐只是索取要有一个限度，要保证自然资源能够再生和维持自然环境继续适合人类生存，总之是达到索取与维护的平衡。所以，兼综和合与斗争，斗争不废和合，和合不废斗争，这才符合儒家的中庸原则。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儒家思想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从荀子开始便吸收了道家、法家的思想，“外儒内法”成为历代统治者的信条。汉代儒家与阴阳五行等思想结合，产生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思想。魏晋时代它与道家思想结合，产生了玄学思想。宋元以后儒家吸纳佛、道观念，成为新儒家——理学。明清时期，徐光启融合儒教与基督教，刘智会通儒教与伊斯兰教，都得到成功。近现代以来，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们试图把它和西方近代思想结合起来，这个工作正在继续。

正因为儒学是开放的，所以它有很强的适应性。在古代，它不仅适应于中国的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而且适应于朝鲜、越南和日本，推动了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文明与文化的发展进步。

但是其开放性似乎也有一定限度，对差距较大的思想，譬如近现代思想，儒家思想体系很难将其融入。现代新儒家想从中开出民主政统与科学学统所遭遇的困境，就是有力的证明。

儒家思想从孔子特别是汉武帝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形成与民族文化一心理素质的培养，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它也产生过许多负面的效应。尤其近代以来，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已经不能指导我们走出传统社会，实现近代化和现代化，相反却总是让我们被动挨打。正如不能把古代的繁荣完全归功于它一样，也不能把近代的落伍完全归罪于它，但在总体上它无疑是过时了。那么儒家思想对于我们，除了它历史上的辉煌，是否还有什么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包括许多方面，例如关于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礼制、仪法与三纲思想；伦理方面的君臣伦理、家族伦理、个人伦理，修养论，境界论，以及教育学、哲学思想等等。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它的基本体系已经被打破，礼制与三纲思想已经被废除，但是儒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如它倡导的思维方式与伦理思想，往往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超越它的时代性的东西，尤其是它所揭示的世代相传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公德，在今天和将来还具有生命力，这是应该当作祖辈留给我们的传家宝，精心加以继承与弘扬的。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思维方式与道德思想都与当时的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其具体发挥总是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普遍意义在现实中是大大打了折扣的。因此儒家思想的积极的方面，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并不是现成的，拿来就可以用的，而是要经过一个提炼的过程亦即批判继承的过程。比如说儒家思想中有爱国主义精神，这自然是优秀的传统，但是现实中的儒家爱国主义思想，都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人所爱的国是具体的某姓的王朝。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儒家思想有所选择，既不因其具体表现形式而予以抛弃，也不因其抽象的普遍意义而将它看得过高，以为现成可用。

我们相信，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今天，批判继承儒家思想，能够在新世界观、新道德体系的建设方面做出积极贡献；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抵制腐败和一切丑恶现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将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