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第一篇：罗马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罗马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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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6-05-26 14:26

内容摘要：罗马法流传至今仍不减其影响，在于其蕴涵的罗马法精神。罗马法精神主要包括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三者影响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观点和对法律的研究方法，并且激发了当代人的社会主体意识。

关键词；法律精神；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理性精神

和其他的古代法律相比，罗马法颇为人们所称道，其理由不仅在于罗马尤其是其私法被奉为现代民法的模范文本的事实，更在于从罗马法中体现出来的统帅整个罗马法律制度的灵魂性内核——罗马法精神。

大体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制度包含的法的观念，[1]是指支配法律现象和法律文化体系的价值信念系统，[2]是时代精神在社会法律领域的贯彻，是时代法律文化的内在精神特质，是对法律制度运行和发展起支配作用的法律价值基础，是一个民族法律价值的灵魂。[3]依上述界定，罗马法精神乃指适应罗马社会商品经济交易要求、反映罗马时代文化特质与政治结构的抽象的观念性原则，这些观念性原则统帅、指导着罗马人的生活包括法律生活；并且它们——尽管曾被历史尘封——能够被现代的人们从历史的故纸堆中发现，它们是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

一、自然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说罗马法蕴含了丰富的自然法精神就象说教会法充满了上帝的意志—样不会令人怀疑。梅因说：“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有‘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4]但是，如果要追问罗马法如何就体现了自然法精神，则需颇费一番口舌。

自然法首先表现为一种哲学思潮，此可在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土多德处略见端倪。其后，它被斯多葛派学者所继承，并与法律发生密切的联系，在此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灵魂人物当推西塞罗。西塞罗教导我们说：

“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雨永恒的。罗马的法和雅典的法律并不会不同，今天的法律和明天的法律也不会不同，这是因为有的只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它；再者，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他是这一法律的制定者、颁布者和执行者”。[5]

西塞罗及其学说成为当时罗马社会的流行话语，此影响了罗马法学家。在公元6世纪的《法学阶梯》中我们可以直接目睹自然法被这些法学家嵌入罗马法中的效果。在《法学阶梯》第一、二卷里，罗马法被明确地区分为三部分；自然法、万民祛和市民法。自然法被界定为：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给——切动物的法律。因为这种法律不是人类所特有，而是—切动物都具有的，不问是天空、地上或海里的动物。由自然法产生了男女的结合，我们把它叫做婚姻：从而有子女的繁殖及其教养。的确我们看到，除人而外，其它一切动物都视为同样知道这种法则。[6]

在罗马法文本中，这种直接赋予自然法以显明的力量的情形并不多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罗马法受自然法精神的浸润的结论。因为罗马法学家把自然法哲学注入法律决不是采取机械的、教条的方式进行的。“如果我们只计算那些肯定归属于斯多葛派教条的法律条文的数目来衡量斯多葛派对于罗马法发生的影响，这将是一个严重虽然是报普通的错误”。[7]斯多葛派对于罗马法的贡献，“并不在于它们提供给罗马法的特殊论点的数量，在于它们给予它的单一的基本假设”。[8]这个基本假设被后人冠以“不言而喻的真理”——那就是：人是生面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追求生命、自由、财产和幸福的自然权利——法律的—切规定都必须以此为最高原则。

到此为止，我已经初步阐述了自然法渗透入罗马法这—事实。与此同时，有关自然法的概念及其内涵还未及说明，而这二者对于把握自然法精神是颇有助益的。

前已述及优氏《法学阶梯》对自然法的界定，但这仅仅是诸多版本中之一种而已。实际上，人们对自然法的理解从来就投有取得过共识；他们把它或者理解为某种物质、行为或概念的性格和品质；或者认为是宇宙的天然秩序及其体现的特征；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特定关系的天然缘由，例如血缘关系；或者是人类的善良感情和普遍的道德意识；或者是理性。[9]透过这纷纷扰扰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东西。

首先，自然法不是为体现立法者意志而产生的，并且同公正和正义永远相符合。因此，自然法总是正义的衡量标准和保护伞。在现实中，某件事物或行为是否公正、正义，不局限于拿它和实定法相比较，更重要的是它是否符合于自然。与自然相符合便是自然的，因而也是正义的。此明显区别于实定法。一般而言，实定法“表现至少部分表现为立法者的任意创制的法”，[10]因而它是否公正、正义则是有待进—步确证——一般的说法是，它并不总是如此。

其次，与上述相联系，由于自然法的正义化身的形象以及自然普遍存在的理论，导致了自然法的普遍性的结论。从空间效力、对人效力而言，实定法只局限于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人，如罗马市民法只适用于共和国境内的罗马市民。而自然法穿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不分种族、性别、财富、智力而适用于所有人，不拘是贵族抑或平民，自由人亦或奴隶，也不仅是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是。在自然法慈祥的目光下，现实中的种种差异都已被自然法所过滤，剩下的都是同样赤裸的平等灵魂。

再次，由于自然法并不体现立法者的意志，人们可能会问：它是如何产生的?对这个问题照例有不同的答案。有人认为自然法产生于自然，有人认为其来源于上帝，亦有人认为其源自于人之本性，不一而足。但不管歧义是如何之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来源上的先验性。先验性赋予自然法以神秘性，而神秘性又往往与神圣性有着莫名其妙的关联。

历史地看，自然法观念虽历经数千年，其间命运多舛，但迄今仍有着重要意义。

首要的意义在于它为人们批评社会安排提供了参考坐标。

现代社会愈来愈趋向于认为实定法是唯一的法的渊源，从而导致法律沦为肆意统治的合法根据。这与罗马法是相违背的。在罗马法中，自然法与市民法二者是不一样的，市民法只是自然法抽象指令的具体化。自然法高于市民法，市民法必须以自然法为坐标和准绳。“法学家显明地把‘自然法’想象为一种应该逐渐吸收各种民事法律的制度”，[11]因为自然法是正义的化身。

自然法描绘的公正、正义的美丽图景，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灯塔。在它的指引下，人类穿越历史的惊涛骇浪从野蛮走向文明。自然法是一种理想，一个座标，虽然并不能够(很快)实现，但它“能够提供一种用于评价国家法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普遍性的准则”[12]；并且，“幸亏由于自然法观念的发明，对社会安排进行激烈批评才第—次了可能”。[13]所以梅因说：“这个概念的所以有其价值和作用，是因为它能使人在想象中出现一个完美法律的典型，它并且能够鼓舞起一种要无限接近于它的希望。”[14]

其次，自然法有助于确立法律信仰精神。

伯尔曼有言曰，“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僵化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为狂信”。[15]这样的声音现在听起来仍震聋发馈。一个人没有信仰会导致狂妄，一个社会没有信仰会导致混乱。非法治国家自不待言，因为那里从来就没有法律信仰。法律只不过是治理的工具，必要时用一用，但不用也无妨。所以在那里，法律总是沦为人们的笑柄。即使是在法治国家，受各种现代思潮以及行政权力扩张的事实影响，法律信仰也正遭受严重的危机。因此，当前的形势与未来的目标要求我们确立法律信仰的精神，而自然法恰有志于此。

自然法是正义的法、理性的法，是与人的本性、自然本性相协调的法，因而自然法是神圣的法。在自然法面前，单个人是卑微的但是平等的。人们对正义的追求、对自身的认同产生了对自然法的信仰，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古典自然法学派、复兴自然法学派的兴起即为明证。自然法与实定法之间虽有区别，但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皆为正义的绳索而捆绑——毕竟实定法是自然法抽象原则的具体化。因此，人们对自然法的信仰移情为对法律的信仰；信仰实定法是因为其中蕴涵的自然的正义，是对正义的顶礼膜拜。

再次，自然法为法律全球化提供了理论上的一个脚注。

当前法律发展的—个显明特征乃是法律的全球化运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立法过程中相互借鉴与吸收对方成功的范例，两大法系之间也逐渐开始了其相互融合的实践。此种现象的成因或许很复杂，自然法也许能成为其中的一个脚注。

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宣称：凡依靠法律和习惯统治的国家„„，部分地运用了为整个人类共有的法律„„。而自然理性在整个人类中确立的东西则是为全人类平等遵守的，它被称之为万民法(jus gentium)，因为它是万国适用的法律。[16]在盖斯看来：由于万民法是一个普遍的或者极为普遍的规则体系，所以万民法就是自然法(jus natural)。

既然自然法为整个人类所共有、为全人类所遵守，因而全球各个国家之间的法律趋同现象也就并不令人惊讶了。事实上，自然取得中的先占原则、男女关系中的自然婚姻以及贸易制度中的让与、买卖等，各国法律规定皆大同小异。因为它们都是与自然相—致的。相反，那些各国法律规定大不相同的原则是否都与“自然”相一致倒是值得认真探究的。

二、私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讨论罗马法的私法精神，也许应从公、私法的划分开始。《法学阶梯》第1卷第1篇第4段：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与私法。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在罗马法文本中，《法学阶梯》只论述私法，附加一些刑法和程序法的媒介性主题；《学说汇纂》也是如此，但在第1卷不成系系统地论了一些官员的职责；《法典》十二卷只有最后三卷涉及公法。[17]因此，仅从数量而言，罗马法大量篇幅皆为有关私法之规定。“事实上，仅仅私法才是许多世纪以来人们认真注意的对象，公法仿佛是个徒有其名的、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对象。罗马没有我们所理解的宪法或行政法。刑法也只是在私法周围发展，因而它基本上似乎是有关私人(犯法者和受害者或其家属)的事务，刑法实际上从未成为公法部分，从未达到私法那样的发展程度。”[18]

私法条文的多寡只是从侧面说明了罗马人对个人利益的重视，还不能必然推论出罗马人已经具有了现代人的私权意识。但是在自然法精神的沐浴下，罗马人做到了这一点，其私法精神迄今仍为学者津津乐道。那么什么是私法精神呢?承认个人有独立的人格，承认个人为法的主体，承认个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预的，即使国家在未经个人许可时也不得干预个人生活的这一部分。[19]此即为私法精神的真义。私法精神主要表现为平等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20]

体现罗马私法精神的第—个理念为平等。假如说罗马法制度是不平等的，那么这个结沦几乎不需要论证，因为罗马法规定“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隶”，阶级差别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最大的不平等。既然如此，那我们缘何说罗马私法精神体现了平等观念、原则呢?因为尽管罗马社会是奴隶社会，但罗马法的制度安排却蕴含了平等性的因子，蕴含了对平等的朴素追求，不平等的瑕疵不应该掩盖平等的光辉。

罗马法首先是调整平等市民之间的法律制度。在罗马法中，“一切权利均因人而设”，但并非一切人均为罗马社会的权利主体。除了是人以外，还需具备其它基本条件：是自由的，而且就市民关系而言，还应当是市民。因此，凡是合乎上述三个条件的就可以成为罗马法上的平等主体。奴隶，一般不是权利主体而是权利客体，但是在取得自由人身份以后享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变成为自由人和罗马市民。即使是未出生的婴儿，也处于同新生儿完全同等的地位。[21]所以保罗说：“当涉及胎儿的利益时，母体中的胎儿象活人一样被看待，尽管在它出生以前这对他人毫无裨益”。[22]

从行为能力而言，在罗马法中，精神病人和幼儿没有行为能力，未适婚人包括“近幼儿”只有限制行为能力，他们未经监护人准可不能履行某些可能使其财产减少的行为，而且在新法中，未成年人受到保佐。被禁治产的浪费人被等同于未适婚人。奴隶虽然没有权利能力，但他拥有为主人的利益并以其名义履行适法行为的能力。除上述人以外，所有人皆可以因一定的法律事实或适法行为而取得或丧失财产。并且在此财产流转过程中，他们的地位始终是平等的，因为在罗马法中，“在作为其核心的债务法里面基本上从当事人平等情况出发，不大考虑不平等人之间的合同”。[23]所以任何意思瑕疵包括障碍性错误、诈欺、胁迫、非法行为等有违平等原则的行为都为法律所否弃。

罗马人对平等的追求发展到后来逐步侵蚀了奴隶制度和家庭制度。奴隶在罗马帝国后期地位已大大改善；罗马的已婚妇女在帝国时期实际上己独立于其丈夫，妻子可以自由地很容易地同丈夫离婚。家子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如军功特有产；甚至帝国后期还规定了父亲在抚养子女方面的义务。[24]总体而言，罗马法体现了朴素的平等精神。如果要追究这一现状的原因，那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历史上的每一发展都是由许多同时发生的相互影响的因素决定的，而且要衡量其中某个具体因素所起的作用，往往也是困难的。

罗马私法精神的第二个体现为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意味着法律主体能够依己的意志独立地作为或不作为，不受外部其它人的干涉。但这种作为或不作为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和社会的利益。罗马法的原则“公法不得被私人简约所变通”、“私人协议不变通公法”[25]即为意思自治的外部制约的表现之一。所以在《法学阶梯》中，自由的定义是；做一切想做之事的自然权利，以受法律禁止或强力阻碍为限。[26]

在罗马的法律制度中，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较为广泛。例如，胁迫行为往往会导致其在法律上的无效、主体拥有一定程度上的遗嘱自由等。但能够较为成功地说明罗马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也许是有关债的转移、变更以及契约制度。在罗马法中，最初债权同债务一样也向继承人转移，而且产生于私犯的债最可能也是可向继承人转移的。但是，它们不能以其它方式在不同的人之间相互转移，这是罗马法的原则。但这一原则在罗马法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贸易的需要作出让步。既然债具有财产制度的明显特点，就不可能迟迟地不变为贸易的手段。因此后来，“任何债权均可转让，无论产生于契约、私犯或其它债因。”[27]

债可以转让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变更。无论是为了减少、增加，还是为了根据各种原因改变其初始的效力，或者是为了在主债上附加配有自己的诉权但仍具有附属性的债。当事人可以通过“无形式简约”或要式口约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债加以变更。[28]更能体现意思自治原则的也许是契约。在罗马法中，当事人可以依自己的意思来创设权利义务关系。如在口头契约中的誓约、嫁资口约中，只要当事人作出允诺后，债即产生。在更为普遍采用的要式口约中，未来债权人独立地提出问题，未来的债务人自主地对应回答。比如：“你给吗?”“我给”；“你答应吗?”“我答应”；“你承保吗?”“我承保”；“你担保吗?”“我担保”；“你做吗?”“我做”。只要这些公式般的问答相互完全吻合，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成立。在合意契约、实物契约、简约和协议中，无处不能发现当事人独立自主地设权行为。

平等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作为私法精神的体现，一直以来就没有被人们所遗忘。相反，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当代中国，重提私法精神还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被历代学者所传唱的私法精神的彰显隐含了—个共识性的前提，即对把法律两分为公法与私法表示认同，而这种法律的划分方法至今仍有其理论的和实践的意义。对法律进行分类是学者们乐此不疲的事情。公、私法的划分引导人们在法律学习、法律研究中对复杂的法律现象有较为清晰的全面把握；同时，它还揭示出法律有着不同的功能指向，其一指向“公”即国家，其二指向“私”即个体，这种二分法的利益功能指向有助益于人们认识法律。

罗马法高扬的私法精神还造就了这样一种信念；私权不应为国家公权任意粗暴干涉。某种意义上此限制了国家公权力的误用与滥用。虽然在罗马法中私人的合意不能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但同样国家强制力也不应蛮横地干涉公民之间的合意以及隶属于公民自身的基本权利。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洛克、孟德斯鸠到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皆对政府权力的扩张性、侵略性表示了怀疑和担心，并分别从理论上和制度上给予了切实地制约。现代社会全球性的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国家广泛运用立法、司法、行政手段规制和调节社会生活，司法管辖权的法律体系的多元化日益被单独的中央立法和行政法规取代，法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私权在强大的国家面前更显弱不禁风。因此，重提私法精神，再塑私人品格在当代社会尤显必要。

不惟如是，罗马私法精神的全球传播也激发了社会主体的独立意识，为主体摆脱各种形式的依赖关系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平等原则的深入人心不但影响了罗马法律制度，在当代社会也激励着人们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努力，它是人类摆脱依附的前提与基础；意思自治原则给予了主体自我行为的自由，主体有权利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如何做、和谁做等，此为主体摆脱依附性创造了现实可能性或提供了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一句话，私法精神不会因时间而褪色。相反，在文明过程中它愈来愈为人们所珍重。

三、理性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罗马法包含丰富的理性，这是中世纪与现代人的共识。人们总是在不同的场合提醒我们罗马法是理性化身。盖伊·柯克雉尔认为：

罗马法不是我们的普通法，在法国不具有强制力，但它因被看成是理性。„„“求助于罗马法”，我们这个意思是说，求助于罗马法的灵活性和罗马法的理性，而不是我们迫于无可奈何。„„德·杜则认为法兰西习惯法和成文法才是我们的普同法，他把罗马法仅仅看成是写下来的理性。[29]

这样一种理性的罗马法给予后人的并不仅仅是一些可资参考和凭吊残章段句，相反，“罗马法的敕令和解答，无论是单个的或整体的，都构成了在罗马法学家自己心目中绝没有构成的一种书面自然法，一种书面理性，他们将罗马法连同《圣经》、教父著述以及教会的法律—起视为神圣的典籍。”[30]

罗马法的理性主要表现为：法律推理与研究的方法、模范的法律制度、法律的分类模式和法典化倾向及成就。就法律方法而言，尽管罗马法学家在他们对法律的探索过程中是极其讲究实际的，他们将规则仅仅视为是“对事情的简要陈述”。但是，他们在公元2世纪和1世纪引进了希腊辩证推理方法，[31]同时对一般的法律制度进行高度的抽象概括。其导致的结果是——正象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所说——“其实是罗马人最先制定了私有财产的权利，抽象的权利，抽象的人格权利。”“罗马入主要兴趣是发展和规定那些作为私有财产的抽象关系的关系。”

模范的法律制度是罗马人值得骄傲的一面。罗马法中债的制度、物权制度、人格权制度历经二千年依然颠扑不破，为后人所亲睐。确实，罗马法为后世提供了基本的术语体系，这从当代民法学的经典文本与古罗马经典文本之间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大量的证据。另一“方面，罗马法有关法律体系的分类也浸淫了理性的光辉。首要的并且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分类方法乃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次要的则为自然法、市民法和自然法、市民法、万民法的分类模式。人们很难想象这种观点，即认为这种分类模式不是理性指引的结果。

也许最为突显的理性的表现为法典化倾向及成就。一般而言，“法典自身是高度理性的体现”[32]。事实上，罗马法开始于一部法典(十二表法)，也结束于一部法典(优士丁尼民法大全)。法典化来源于对法律的普遍性和系统性的追求的冲动，这种追求的成功实现的前提在于人们承认人本身具有相当程度的理性，依据它人类能够认识、解决法律中的问题，从而最终获致法律的完美状态。因此，任何——部法典都散发出程度不等的理性气息，罗马法文本亦如是——近现代以来的法典编纂逃不脱优士丁尼民法大全的事实即为此—观点的例证。

当然，古典时代罗马人的理性观念是古朴的——和现代相比。它在概念上属于一种自然理性，而在方法上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辩理性。尽管如此，罗马法的理性精神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尽管在今天看来，罗马人事实上还是比较关注对实际问题的探讨，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抹杀罗马人非凡的抽象思维与逻辑能力。理性的力量尽管并不是无穷的，但其重要性亦不容忽视。在法律创制过程中，是以理性为先导还是以经验为先导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如果在立法中全部遵循“摸着石头过河”或“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思路而不充分利用理性的超前性、预见性，有可能导致法律体系的互相矛盾、混乱并且可能产生立法严重滞后的状况，这对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而言颇为不利。

重视理性的作用，在某程度上亦有助于法律专业化的目标实现。罗马时代法学家的作用空前高涨，他们的言论和观点被写进教科书和法典中。一般而言，法学家和法律职业者所受的训练足以使他们摆脱各种偶然性的支配，他们更多时候是依赖于他们所受训练，运用分析推理、辩证推理的方法来运作法律；并且，高瞻远瞩是他们区别于非法学家职业群体的标志之一。他们也重视经验，但他们不是用直觉去体验，而是理性地去分析、归纳、推理这些经验。总之，尽管他们的理性有限，但他们会最大程度地运用理性并且其结果总是大多符合于理性。

结 语

我已经粗略地探讨了罗马法的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以及理性精神。实际上对这三者的上述讨论还略显单薄。原因一方面在于笔者的能力及资料的来源有限；另一方画在于人为地割裂这三者的事实。事实上这三者并不是截然可分的，他们总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筑为成熟的罗马法体系。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他们时，也许会发现许多当时已有的观念和制度并不逊色于如今。因此，当我们面对未来时，我们也许应当想一想昨天的情形以及昨天发展到今天的历程，同时思考这一情形及这一历程如何在可能的方向上演变为未来的目标。

[1]张乃根：《论西方法的精神：一个比较法的初步研究》，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1期。

[2]公丕样：《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3]刘旺洪：《利益衡平：现代市场经济的法的精神》，载《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一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版。

[4]亨利·梅因：《古代法》沈景—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5页。[5]E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6]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页。[7]同注[4]引书第32页。[8]同注[4]引书第33页。

[9]李静冰：《罗马法的哲学透视》，载《比较法研究》1992年第2期。[10]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11]同注[4]引书第44页。

[12]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13]同上第71页。

[14]同注[4]引书第44页。

[15]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7页。[16]同注[5]引书第16页。

[17]阿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政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997年二次印刷)，第207页。

[18]达维：《当代主要法律体系》1978年(英文版)第75页。

[19]谢怀轼：《从德国民法百周年说到中国的民法典问题》，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

[20]王涌：《私权的概念》，载《公法》第1期(1999)，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页。

[21]同注[10]引书第35-39页。[22]同注[10]引书第30-31页。

[23]弗兰克·闵策尔；《求大同：德国民法典立法的成果和错误》，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

[24]同注[5]引书第18-19页。[25]同注[20]引书第389页。[26]同注[10]引书第31-32页。[27]同注[10]引书第316页。[28]同注[10]引书第328页。[29]同注[17]引书第34页。

[30]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31]同上第163-164页。

[32]江平：《罗马法精神与当代中国立法》，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l期。

第二篇：罗马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论罗马法精神及现代意义

裴朝甫

2011级 法律硕士（法学）

摘要：罗马法是对世界法律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法律体系，它对教会法和日耳曼法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作用于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同时也促进了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对后代欧洲地区的法、英、德、意等很多国家的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其他的古代法律相比，罗马法颇为人们所称道，其理由在于不仅罗马法被视为现代民法的模范文本的事实（尤其是其私法），更在于从罗马法中体现出来的统领整个罗马法律制度的灵魂：罗马法精神。

关键词：罗马法，法的精神，私法精神，理性精神

罗马法是以罗马国家的存在为条件而产生的法律。更确切当的讲，罗马法(RomanLaw)是指罗马奴隶制国家的全部法律，存在于罗马奴隶制国家的整个历史时期，它既包括自公元前8世纪罗马国家产生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个时期的法律，而且还包括查士丁尼（Jus-tinianus，公元527—565年在位）时期东罗马帝国的法律。罗马法是由罗马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反映的是当时罗马奴隶制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

大体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制度包含的法的观念，[1]是指支配法律现象和法律文化体系的价值信念系统，[2]是时代精神在社会法律领域的贯彻，是时代法律文化的内在精神特质，是对法律制度运行和发展起支配作用的法律价值基础，是一个民族法律价值的灵魂。[3]依上述界定，罗马法精神是指适应罗马社会商品经济交易要求、反映罗马时代文化特质与政治结构的抽象的观念性原则，这些观念性原则指导、统帅着罗马人的生活，包括法律生活；并且它们——尽管曾被历史尘封——能够被现代的人们从历史的故纸堆中发现，它们是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

一、私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讨论罗马法的私法精神，也许应该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开始。《法学阶梯》第1卷第1篇第4段：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与私法。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在罗马法文本中，《法学阶梯》只论述私法，附加一些刑法和程序法的主题；《学说汇纂》也是如此；《法典》十二卷只有最后三卷涉及公法。[4]因此，仅从数量上而言，罗马法的大量篇幅皆为有关私法的规定。事实上，仅仅私法才是许多世纪以来人们认真注意的对象，公法好像就是个徒有其名的、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对象。罗马法没有我们所理解的宪法或行政法。私法条文的多寡只是从侧面说明了罗马人对个人利益的重视，还不能必然推论出罗马人已经具有了现代人的私权意识。但是在自然法精神的沐浴下，罗马人做到了这一点，其私法精神迄今为止仍为学者津津乐道。那么什么是私法精神呢？承认个人有独立的人格，承认个人为法的主体，承认个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预的，即使国家在未经个人许可时也不得干预个人生活的这一部分。此即为私法精神的真义。[5]私法精神主要表现为平等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

第一，体现罗马私法精神的第—个理念是平等原则。假如说罗马法制度是不平等的，那么这个结论几乎不需要论证，因为罗马法规定“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隶”，阶级差别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最大不平等。既然如此，那我们缘何说罗马私法精神体现了平等观念、原则呢？因为尽管罗马社会是奴隶社会，但罗马法的制度安排却蕴含了平等性的因子，蕴含了对平等的朴素追求，不平等的瑕疵不应该掩盖平等的光辉。

罗马法首先是调整平等市民之间的法律制度。在罗马法中，“一切权利均因人而设”，但并非一切人均为罗马社会的权利主体。除了是人以外，还需具备其它基本条件：是自由的，而且就市民关系而言，还应当是市民。因此，凡是合乎上述三个条件的就可以成为罗马法上的平等主体。奴隶，一般不是权利主体而是权利客体，但是在取得自由人身份以后享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变成为自由人和罗马市民。即使是未出生的婴儿，也处于同新生儿完全同等的地位。

在罗马法中，从行为能力而言，精神病人和幼儿没有行为能力，未适婚人包括“近幼儿”只有限制行为能力，他们未经监护人许可不能履行某些可能使其财产减少的行为，而且在新法中，未成年人受到保护。奴隶虽然没有权利能力，但他拥有为主人的利益并以其名义履行适法行为的能力。除上述人以外，所有人皆可以因一定的法律事实或适法行为而取得或丧失财产。并且在此财产流转过程中，他们的地位始终是平等的，因为在罗马法中，在作为其核心的债务法里面基本上从当事人平等情况出发，不大考虑不平等人之间的合同。所以任何意思瑕疵包括障碍性错误、诈欺、胁迫、非法行为等有违平等原则的行为都为法律所否弃。

罗马人对平等的追求发展到后来逐步的侵蚀了奴隶制度和家庭制度。奴隶在罗马帝国后期地位已大大改善；罗马的已婚妇女在帝国时期实际上己独立于其丈夫，妻子可以自由地很容易地同丈夫离婚。家子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如军功特有产；甚至帝国后期还规定了父亲在抚养子女方面的义务。总体而言，罗马法体现了朴素的平等精神。

第二，体现罗马私法精神的第二个体现为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意味着法律主体能够依自己的意志独立地作为或不作为，不受外部或其它人的干涉。但这种作为或不作为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和社会的利益。罗马法的原则“公法不得被私人简约所变通”、“私人协议不变通公法”即为意思自治的外部制约的表现之一。所以在《法学阶梯》中，自由的定义是：做一切想做之事的自然权利，以受法律禁止或强力阻碍为限。

在罗马的法律制度中，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较为广泛。例如，胁迫行为往往会导致其在法律上的无效、主体拥有一定程度上的遗嘱自由等。但能够较为成功地说明罗马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也许是有关债的转移、变更以及契约制度。在罗马法中，最初债权同债务一样也向继承人转移，而且产生于私犯的债最可能也是可向继承人转移的。但是，它们不能以其它方式在不同的人之间相互转移，这是罗马法的原则。任何债权均可转让，无论产生于契约、私犯或其它债因。债可以转让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变更。更能体现意思自治原则的也许是契约。在罗马法中，当事人可以依自己的意思来创设权利义务关系。在更为普遍采用的要式口约中，未来债权人独立地提出问题，未来的债务人自主地对应回答。比如：“你给吗？”“我给”、“你答应吗？”“我答应”、“你承保吗？”“我承保”、“你担保吗？”“我担保”、“你做吗？”“我做”。只要这些公式般的问答相互完全吻合，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成立。在合意契约、实物契约、简约和协议中，无处不能发现当事人独立自主地设权行为。

平等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作为私法精神的体现，一直以来就没有被人们所遗忘。相反，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当代中国，重提私法精神还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被历代学者所提倡的私法精神彰显了—个共识性的前提，即对把法律两分为公法与私法表示认同，而这种法律的划分方法至今仍有其理论的和实践的意义。对法律进行分类是学者们乐此不疲的事情。公、私法的划分引导人们在法律学习、法律研究中对复杂的法律现象有较为清晰的全面把握；同时，它还揭示出法律有着不同的功能指向，其一指向“公”即国家，其二指向“私”即个体，这种二分法的利益功能指向有助于人们认识法律。

罗马法的私法精神还造就了这样一种信念；私权不应为国家公权任意粗暴干涉。某种意义上此限制了国家公权力的误用与滥用。虽然在罗马法中私人的合意不能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但同样国家强制力也不应蛮横地干涉公民之间的合意以及隶属于公民自身的基本权利。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洛克、孟德斯鸠到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皆对政府权力的扩张性、侵略性表示了怀疑和担心，并分别从理论上和制度上给予了切实地制约。现代社会全球性的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国家广泛运用立法、司法、行政手段规制和调节社会生活，司法管辖权的法律体系的多元化日益被单独的中央立法和行政法规取代，法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私权在强大的国家面前更显弱不禁风。因此，重提私法精神，再塑私人品格在当代社会尤显必要。

不惟如是，罗马私法精神的全球传播也激发了社会主体的独立意识，为主体摆脱各种形式的依赖关系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平等原则的深入人心不但影响了罗马法律制度，在当代社会也激励着人们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努力，它是人类摆脱依附的前提与基础；意思自治原则给予了主体自我行为的自由，主体有权利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如何做、和谁做等，此为主体摆脱依附性创造了现实可能性或提供了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一句话，私法精神不会因时间而褪色。相反，在文明过程中它愈来愈为人们所珍重。

二、理性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罗马法包含丰富的理性，这是中世纪与现代人的共识。人们总是在不同的场合提醒我们罗马法是理性化身。

罗马法的理性主要表现为：法律推理与研究的方法、模范的法律制度、法律的分类模式和法典化倾向及成就。就法律方法而言，尽管罗马法学家在他们对法律的探索过程中是极其讲究实际的，他们将规则仅仅视为是对事情的简要陈述。但是，他们在公元2世纪和1世纪引进了希腊辩证推理方法，同时对一般的法律制度进行高度的抽象概括。其导致的结果是——正如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所说——“其实是罗马人最先制定了私有财产的权利，抽象的权利，抽象的人格权利。”“罗马入主要兴趣是发展和规定那些作为私有财产的抽象关系的关系。” [6]

模范的法律制度是罗马人值得骄傲的一面。罗马法中债的制度、物权制度、人格权制度历经二千年依然颠扑不破，为后人所青睐。确实，罗马法为后世提供了基本的术语体系，这从当代民法学的经典文本与古罗马经典文本之间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大量的证据。另一方面，罗马法有关法律体系的分类也埋没了理性的光辉。首要的并且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分类方法乃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次要的则为自然法、市民法和自然法、市民法、万民法的分类模式。人们很难想象这种观点，即认为这种分类模式不是理性指引的结果。

也许最为突显的理性的表现为法典化倾向及成就。一般而言，“法典自身是高度理性的体现”[7]。事实上，罗马法开始于一部法典（十二表法），也结束于一部法典（优士丁尼民法大全）。法典化来源于对法律的普遍性和系统性的追求的冲动，这种追求的成功实现的前提在于人们承认人本身具有相当程度的理性，依据它人类能够认识、解决法律中的问题，从而最终达到法律的完美状态。因此，任何—部法典都散发出不同程度的理性气息，罗马法文本亦如是——近现代以来的法典编纂逃脱不出优士丁尼民法大全的事实即为此—观点的例证。

当然，古典时代罗马人的理性观念是古朴的——和现代相比。它在概念上属于一种自然理性，而在方法上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辩理性。尽管如此，罗马法的理性精神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尽管在今天看来，罗马人事实上还是比较关注对实际问题的探讨，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抹杀罗马人非凡的抽象思维与逻辑能力。理性的力量尽管并不是无穷的，但其重要性亦不容忽视。在法律创制过程中，是以理性为先导还是以经验为先导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如果在立法中全部遵循“摸着石头过河”或成熟制定一个思路而不充分利用理性的超前性、预见性，有可能导致法律体系的互相矛盾、混乱并且可能产生立法严重滞后的状况，这对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而言颇为不利。

结 语

我已经粗略地探讨了罗马法的私法精神以及理性精神。实际上对这两者的讨论还略显单薄。原因一方面在于自己的能力及资料的来源有限；另一方面在于人为地割裂这两者的事实。事实上这两者并不是截然可分的，他们总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筑为成熟的罗马法体系。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他们时，也许会发现许多当时已有的观念和制度并不比今天逊色。因此，当我们面对未来时，我们也许应当想一想昨天的情形以及昨天发展到今天的历程，同时思考这一情形及这一历程如何在可能的方向上演变为未来的目标。

注释：

[1]张乃根：《论西方法的精神：一个比较法的初步研究》，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1期。

[2]公丕样：《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3]刘旺洪：《利益衡平：现代市场经济的法的精神》，载《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一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版。

[4]阿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政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997年二次印刷），第207页。[5]谢怀轼：《从德国民法百周年说到中国的民法典问题》，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6]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

163-164页。[7]江平：《罗马法精神与当代中国立法》，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l期。

付建平

第三篇：罗马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罗马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内容摘要：罗马法流传至今仍不减其影响，在于其蕴涵的罗马法精神。罗马法精神主要包括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三者影响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观点和对法律的研究方法，并且激发了当代人的社会主体意识。罗马法对人的自然状态的推崇，对融合自然理性与道德的追求，以及可贵的平等思想都被后世发扬光大，称为现代文明的基本要素。罗马法在制度上和精神上都不愧为古代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遗产。

关键词：法律精神 自然法精神 私法精神 理性精神

Spirit of Roman Law and Its Significance

Abstract：Roman law is still not diminished its impact spread,Roman law in the spirit of its implication,The spirit of Roman law, including the spirit of natural law, moral and rational spirit of private law,Three of the modern society in which people view the law and legal research methods,And inspired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contemporary people.Roman law to man's natural state of fusion natural rational esteem, and moral pursuit, and valuable equality were later called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to carry forward the basic elements.1 Roman law is in the system and spiritual left us all the ancient worthy the most valuable heritage.Keywords：Spirit of the law the spirit of natural law private spirit rational spirit

目 录

1、自然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4）

2、私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6）

3、理性精神及其现代意义………………………………………（9）

4、参考文献………………………………………………………（11）

罗马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罗马法发源于罗马城邦。随着罗马疆域的不断扩大，从统一意大利，垄断地中海，到建立地跨欧、非、亚三洲的奴隶制帝国，罗马法也由狭隘的城邦习惯法、市民法，发展为万民法，最后形成为第一个具有世界性质的法律制度。罗马法形成以后经过了“王政”时期，共和国时期与帝国时期几个阶段。罗马法产生后，随着罗马国家历史的延续，适应罗马政治、经济与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公元前5世纪，罗马共和国元老院设置了法典编纂委员会，制定了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十二表法》。该法是罗马法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它对罗马社会早期的习惯法作了初步总结，并为以后罗马法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罗马 共和时代后期，法学研究活动开始兴起，有力地推动着罗马法的发展。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皇帝查士丁尼亲自主持编纂了由《查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和《查士丁尼新律》组成的《民法大全》，标志着罗马法发展到成熟、完备的阶段。这部法典完整地和系统地保留了罗马法的精华，对于欧洲各国的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恩格斯称其为第一个世界性的法律。德国著名的法学家耶林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亡，宗教随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罗马帝国不仅在当时成就了并远播了古代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体系——罗马法，而且，整个中世纪西欧法学的发端与发展就是一部罗马法的诠释与发展史。在古代罗马遗留给后世的诸多遗产中，罗马法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其影响逾千年而不衰。和其他的古代法律相比，罗马法颇为人们所称道，其理由不仅在于罗马尤其是其私法被奉为现代民法的模范文本的事实，更在于从罗马法中体现出来的统帅整个罗马法律制度的灵魂性内核——罗马法精神。

大体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制度包含的法的观念，(1)是指支配法律现象和法律文化体系的价值信念系统，(2)是时代精神在社会法律领域的贯彻，是时代法律文化的内在精神特质，是对法律制度运行和发展起支配作用的法律价值基础，是一个民族法律价值的灵魂。(3)依上述界定，罗马法精神乃指适应罗马社会商品经济交易要求、反映罗马时代文化特质与政治结构的抽象的观念性原则，这些观念性原则统帅、指导着罗马 人的生活包括法律生活；并且它们——尽管曾被历史尘封——能够被现代的人们从历史的故纸堆中发现，它们是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

(1)张乃根，《论西方法的精神：一个比较法的初步研究》，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1期。

(2)公丕样，《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3)刘旺洪，《利益衡平：现代市场经济的法的精神》，载《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一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版。

一、自然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自然法首先表现为一种哲学思潮，此可在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土多德处略见端倪。其后，它被斯多葛派学者所继承，并与法律发生密切的联系，在此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灵魂人物当推西塞罗。西塞罗教导我们说：“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雨永恒的。罗马的法和雅典的法律并不会不同，今天的法律和明天的法律也不会不同，这是因为有的只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它；再者，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他是这一法律的制定者、颁布者和执行者”。(4)西塞罗及其学说成为当时罗马社会的流行话语，此影响了罗马法学家。在公元6世纪的《法学阶梯》中我们可以直接目睹自然法被这些法学家嵌入罗马法中的效果。在《法学阶梯》第一、二卷里，罗马法被明确地区分为三部分；自然法、万民祛和市民法。自然法被界定为：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给——切动物的法律。因为这种法律不是人类所特有，而是—切动物都具有的，不问是天空、地上或海里的动物。由自然法产生了男女的结合，我们把它叫做婚姻：从而有子女的繁殖及其教养。的确我们看到，除人而外，其它一切动物都视为同样知道这种法则。(5)

在罗马法文本中，这种直接赋予自然法以显明的力量的情形并不多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罗马法受自然法精神的影响的结论。因为罗马法学家把自然法哲学注入法律决不是采取机械的、教条的方式进行的。“如果我们只计算那些肯定归属于斯多葛派教条的法律条文的数目来衡量斯多葛派对于罗马法发生的影响，这将是一个严重虽然是报普通的错误”。(6)斯多葛派对于罗马法的贡献，“并不在于它们提供给罗马法

(7)的特殊论点的数量，在于它们给予它的单一的基本假设”。这个基本假设被后人冠以“不言而喻的真理”——那就是：人是生面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追求生命、自由、财产和幸福的自然权利——法律的—切规定都必须以此为最高原则。

《法学阶梯》对自然法的界定，但这仅仅是诸多版本中之一种而已。实际上，人们对自然法的理解从来就没有取得过共识；他们把它理解为某种物质、行为或概念的性格和品质；或者认为是宇宙的天然秩序及其体现的特征；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特定关系的天然缘由，例如血缘关系； 或者是人类的善良感情和普遍的道德意识；或者是理性。(8)透过这纷纷扰扰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东西。

(4)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5)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页。

(6)同注(4)引书第32页。(7)同注(4)引书第33页。

(8)李静冰，《罗马法的哲学透视》，载《比较法研究》1992年第2期。

首先，自然法不是为体现立法者意志而产生的，并且同公正和正义永远相符合。因此，自然法总是正义的衡量标准和保护伞。在现实中，某件事物或行为是否公正、正义，不局限于拿它和实定法相比较，更重要的是它是否符合于自然。与自然相符合便是自然的，因而也是正义的。此明显区别于实定法。一般而言，实定法“表现至少部分表现为立法者的任意创制的法”，(9)因而它是否公正、正义则是有待进—步确证。

其次，与上述相联系，由于自然法的正义化身的形象以及自然普遍存在的理论，导致了自然法的普遍性的结论。从空间效力、对人效力而言，实定法只局限于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人，如罗马市民法只适用于共 和国境内的罗马市民。而自然法穿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不分种族、性别、财富、智力而适用于所有人，不拘是贵族抑或平民，自由人亦或奴隶，也不仅是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再次，由于自然法并不体现立法者的意志，人们可能会问：它是如何产生的？对这个问题同样也存在着不同的答案。有人认为自然法产生于自然，有人认为其来源于上帝，也有人认为其源自于人之本性。但不管歧义是如何之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来源于先验性。

历史地看，自然法观念虽历经数千年，但迄今仍有着重要意义。

首要的意义在于它为人们批评社会安排提供了参考坐标。现代社会愈来愈趋向于认为实定法是唯一的法的渊源，从而导致法律沦为肆意统治的合法根据。这与罗马法是相违背的。在罗马法中，自然法与市民法二者是不一样的，市民法只是自然法抽象指令的具体化。自然法高于市民法，市民法必须以自然法为坐标和准绳。“法学家显明地把‘自然法’想象为一种应该逐渐吸收各种民事法律的制度”，(10)因为自然法是正义的化身。自然法描绘的公正、正义的美丽图景，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灯塔。在它的指引下，人类穿越历史的惊涛骇浪从野蛮走向文明。自然法是一种理想，一个座标，虽然并不能够很快实现，但它“能够提供一种用于评价国家法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普遍性的准则”(11)；并且，“幸亏由于自然法观念的发明，对社会安排进行激烈批评才第—次了可能”。(12)所以梅因说：“这个概念的所以有其价值和作用，是因为它能使人在想象中出现一个完美法律的典型，它并且能够鼓舞起一种要无限接近于它的希望。”(13)其次，自然法有助于确立法律信仰精神。伯尔曼有言曰，“没 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僵化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为狂信”。(14)一个人没有信仰会导致狂妄，一个社会没有信仰会导致混乱。法律只不过是治理的工具，必要时用一用，但不用也无妨。所以在那里，法律总是沦为人们的笑柄。

(9)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10)同注(4)引书第44页。

(11)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12)同上第71页。

(13)同注(4)引书第44页。

(14)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7页。

即使是在法治国家，受各种现代思潮以及行政权力扩张的事实影响，法律信仰也正遭受严重的危机。因此，当前的形势与未来的目标要求我们确立法律信仰的精神，而自然法恰有志于此。自然法是正义的法、理性的法，是与人的本性、自然本性相协调的法，因而自然法是神圣的法。在自然法面前，单个人是卑微的但是平等的。人们对正义的追求、对自 身的认同产生了对自然法的信仰，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古典自然法学派、复兴自然法学派的兴起即为明证。自然法与实定法之间虽有区别，但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皆为正义的绳索。因此，人们对自然法的信仰移情为对法律的信仰；信仰实定法是因为其中蕴涵的自然的正义，是对正义的顶礼膜拜。

再次，自然法为法律全球化提供了理论上的一个脚注。当前法律发展的—个显明特征就是法律的全球化运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立法过程中相互借鉴与吸收对方成功的范例，两大法系之间也逐渐开始了其相互融合的实践。此种现象的成因或许很复杂，自然法也许能成为其中的一个脚注。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宣称：凡依靠法律和习惯统治的国家„„，部分地运用了为整个人类共有的法律„„。而自然理性在整个人类中确立的东西则是为全人类平等遵守的，它被称之为万民法，因为它是万国适用的法律。(15)在盖斯看来：由于万民法是一个普遍的或者极为普遍的规则体系，所以万民法就是自然法。

既然自然法为整个人类所共有、为全人类所遵守，因而全球各个国家之间的法律趋同现象也就并不令人惊讶了。事实上，自然取得中的先占原则、男女关系中的自然婚姻以及贸易制度中的让与、买卖等，各国法律规定皆大同小异。因为它们都是与自然相—致的。

二、私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讨论罗马法的私法精神，也许应从公、私法的划分开始。《法学阶梯》第1卷第1篇第4段：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与私法。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在罗马法文本中，《法学阶 梯》只论述私法，附加一些刑法和程序法；《学说汇纂》也是如此，但在第1卷不成系系统地论了一些官员的职责；《法典》十二卷只有最后三卷涉及公法。(16)因此，仅从数量而言，罗马法大量篇幅皆为有关私法之规定。“事实上，仅仅私法才是许多世纪以来人们认真注意的对象，公法仿佛是个徒有其名的、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对象。罗马没有我们所理解的宪法或行政法。刑法也只是在私法周围发展，因而它基本上似乎是有关私人（犯法者和受害者或其家属）的事务，刑法实际上从未成为公法部分，从未达到私法那样的发展程度。”(17)

私法条文的缺陷只是从侧面说明了罗马人对个人利益的重视，还不能必然推论出罗马人已经具有了现代人的私权意识。但是在自然法精神的沐浴下，罗马人做到了这一点，其私法精神迄今仍为学者津津乐道。那么什么是私法精神呢？

(15)同注(5)引书第16页。

(16)阿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政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997年二次印刷），第207页。

(17)达维，《当代主要法律体系》1978年（英文版）第75页。承认个人有独立的人格，承认个人为法的主体，承认个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预的，即使国家在未经个人许可时也不得干预个人生活的这 11 一部分。(18)此即为私法精神的真义。私法精神主要表现为平等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19)

体现罗马私法精神的第—个理念为平等。假如说罗马法制度是不平等的，那么这个结沦几乎不需要论证，因为罗马法规定“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隶”，阶级差别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最大的不平等。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何说罗马私法精神体现了平等观念、原则呢？因为尽管罗马社会是奴隶社会，但罗马法的制度安排却蕴含了平等性的因子，蕴含了对平等的追求。

罗马法首先是调整平等市民之间的法律制度。在罗马法中，“一切权利均因人而设”，但并非一切人均为罗马社会的权利主体。除了是人以外，还需具备其它基本条件：是自由的，而且就市民关系而言，还应当是市民。因此，凡是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就可以成为罗马法上的平等主体。奴隶，一般不是权利主体而是权利客体，但是在取得自由人身份以后享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变成为自由人和罗马市民。即使是未出生的婴儿，也处于同新生儿完全同等的地位。(20)所以保罗说：“当涉及胎儿的利益时，母体中的胎儿象活人一样被看待，尽管在它出生以前这对他人毫无裨益”。(21)

从行为能力而言，在罗马法中，精神病人和幼儿没有行为能力，未适婚人包括“近幼儿”只有限制行为能力，他们未经监护人准可不能履行某些可能使其财产减少的行为，而且在新法中，未成年人受到保佐。被禁治产的浪费人被等同于未适婚人。奴隶虽然没有权利能力，但他拥有为主人的利益并以其名义履行适法行为的能力。除上述人以外，所有 人皆可以因一定的法律事实或适法行为而取得或丧失财产。并且在此财产流转过程中，他们的地位始终是平等的，因为在罗马法中，“在作为其核心的债务法里面基本上从当事人平等情况出发，不大考虑不平等人之间的合同”。(22)所以任何意思瑕疵包括障碍性错误、诈欺、胁迫、非法行为等有违平等原则的行为都为法律所摒弃。

罗马人对平等的追求发展到后来逐步侵蚀了奴隶制度和家庭制度。奴隶在罗马帝国后期地位已大大改善；罗马的已婚妇女在帝国时期实际上己独立于其丈夫，妻子可以自由地很容易地同丈夫离婚。家子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甚至帝国后期还规定了父亲在抚养子女方面的义务。(23)总体而言，罗马法体现了朴素的平等精神。如果要追究这一现状的原因，那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历史上的每一发展都是由许多同时发生的相互影响的因素决定的，而且要衡量其中某个具体因素所起的作用，往往也是困难的。

(18)谢怀轼，《从德国民法百周年说到中国的民法典问题》，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

(19)王涌，《私权的概念》，载《公法》第1期（1999），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页。

(20)同注(10)引书第35-39页。(21)同注(10)引书第30-31页。(22)弗兰克.闵策尔，《求大同：德国民法典立法的成果和错误》，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23)同注(5)引书第18-19页。

罗马私法精神的第二个体现为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意味着法律主体能够依己的意志独立地作为或不作为，不受外部其它人的干涉。但这种作为或不作为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和社会的利益。罗马法的原则“公法不得被私人简约所变通”、“私人协议不变通公法”(24)即为意思自治的外部制约的表现之一。所以在《法学阶梯》中，自由的定义是；做一切想做之事的自然权利，以受法律禁止或强力阻碍为限。(25)

在罗马的法律制度中，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较为广泛。例如，胁迫行为往往会导致其在法律上的无效、主体拥有一定程度上的遗嘱自由等。但能够较为成功地说明罗马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也许是有关债的转移、变更以及契约制度。在罗马法中，最初债权同债务一样也向继承人转移，而且产生于私犯的债最可能也是可向继承人转移的。但是，它们不能以其它方式在不同的人之间相互转移，这是罗马法的原则。但这一原则在罗马法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贸易的需要作出让步。既然债具有财产制度的明显特点，就不可能迟迟地不变为贸易的手段。因此后来，“任何债权均可转让，无论产生于契约、私犯或其它债因。”(26)债可以转让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变更。无论是为了减少、增加，还是为了根据各种原因改变其初始的效力，或者是为了在主债上附加配有自己的诉权但仍具有附属性的债。当事人可以通过“无形式简约”或 14 要式口约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债加以变更。(27)更能体现意思自治原则的也许就是契约。在罗马法中，当事人可以依自己的意思来创设权利义务关系。如在口头契约中的誓约、嫁资口约中，只要当事人作出允诺后，债即产生。在更为普遍采用的要式口约中，未来债权人独立地提出问题，未来的债务人自主地对应回答。只要问答相互完全吻合，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成立。在合意契约、实物契约、简约和协议中，无处不能发现当事人独立自主地设权行为。

平等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作为私法精神的体现，一直以来就没有被人们所遗忘。相反，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当代中国，重提私法精神还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被历代学者所传唱的私法精神的彰显隐含了—个共识性的前提，即对把法律两分为公法与私法表示认同，而这种法律的划分方法至今仍有其理论的和实践的意义。对法律进行分类是学者们乐此不疲的事情。公、私法的划分引导人们在法律学习、法律研究中对复杂的法律现象有较为清晰的全面把握；同时，它还揭示出法律有着不同的功能指向，其一指向“公”即国家，其二指向“私”即个体，这种二分法的利益功能指向有助益于人们认识法律。

罗马法高扬的私法精神还造就了这样一种信念；私权不应为国家公权任意粗暴干涉。某种意义上此限制了国家公权力的误用与滥用。虽然在罗马法中私人的意思表示不能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但同样国家强制力也不应蛮横地干涉公民之间的意思表示以及隶属于公民自身的基本权利。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洛克、孟德斯鸠到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 国的独立宣言，皆对政府权力的扩张性、侵略性表示了怀疑和担心，并分别从理论上和制度上给予了切实地制约。现代社会全球性的国家干预(24)同注(20)引书第389页。(25)同注(10)引书第31-32页。(26)同注(10)引书第316页。(27)同注(10)引书第328页。的经济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国家广泛运用立法、司法、行政手段规制和调节社会生活，司法管辖权的法律体系的多元化日益被单独的中央立法和行政法规

取代，法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私权在强大的国家面前更显弱不禁风。因此，重提私法精神，再塑私人品格在当代社会尤显必要。

罗马私法精神的全球传播也激发了社会主体的独立意识，为主体摆脱各种形式的依赖关系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平等原则的深入人心不但影响了罗马法律制度，在当代社会也激励着人们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努力，它是人类摆脱依附的前提与基础；意思自治原则给予了主体自我行为的自由，为主体摆脱依附性创造了现实可能性或提供了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一句话，私法精神不会因时间而褪色。相反，在文明过程中它愈来愈为人们所珍重。

三、理性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罗马法包含丰富的理性，这是中世纪与现代人的共识。人们总是在 不同的场合提醒我们罗马法是理性化身。盖伊。柯克雉尔认为：“罗马法不是我们的普通法，在法国不具有强制力，但它因被看成是理性。„„“求助于罗马法”，我们这个意思是说，求助于罗马法的灵活性和罗马法的性，而不是我们迫于无可奈何。„„德。杜则认为法兰西习惯法和成文法才是我们的普同法，他把罗马法仅仅看成是写下来的理性。(28)

这样一种理性的罗马法给予后人的并不仅仅是一些可资参考和凭吊残章段句，相反，“罗马法的敕令和解答，无论是单个的或整体的，都构成了在罗马法学家自己心目中绝没有构成的一种书面自然法，一种书面理性，他们将罗马法连同《圣经》、教父著述以及教会的法律—起视为神圣的典籍。”(29)

罗马法的理性主要表现为：法律推理与研究的方法、模范的法律制度、法律的分类模式和法典化倾向及成就。就法律方法而言，尽管罗马法学家在他们对法律的探索过程中是极其讲究实际的，他们将规则仅仅视为是“对事情的简要陈述”。但是，他们在公元2世纪和1世纪引进了希腊辩证推理方法，(30)同时对一般的法律制度进行高度的抽象概括。其导致的结果是——正象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所说——“其实是罗马人最先制定了私有财产的权利，抽象的权利，抽象的人格权利。”“罗马入主要兴趣是发展和规定那些作为私有财产的抽象关系的关系。”

模范的法律制度是罗马人值得骄傲的一面。罗马法中债的制度、物权制度、人格权制度历经二千年依然为后人所亲睐。确实，罗马法为后世提供了基本的术语体系，这从当代民法学的经典文本与古罗马经典文 本之间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大量的证据。另一“方面，罗马法有关法律体系的分类也浸淫了理性的光辉。首要的并且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分类方法乃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次要的则为自然法、市民法和自然法、市民法、万民法的分类模式。人们很难想象这种观点，即认为这种分类模式不是理性指引的结果。

(28)同注(17)引书第34页。

(29)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30)同上第163-164页。

也许最为突显的理性的表现为法典化倾向及成就。一般而言，“法典自身是高度理性的体现”(31).事实上，罗马法开始于一部法典（十二表法），也结束于一部法典（优士丁尼民法大全）。法典化来源于对法律的普遍性和系统性的追求的冲动，这种追求的成功实现的前提在于人们承认人本身具有相当程度的理性，依据它人类能够认识、解决法律中的问题，从而最终获致法律的完美状态。因此，任何一部法典都散发出程度不等的理性气息，罗马法文本亦如是。

当然，古典时代罗马人的理性观念是古朴的——和现代相比。它在 概念上属于一种自然理性，而在方法上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辩理性。尽管如此，罗马法的理性精神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重视理性的作用，在某程度上亦有助于法律专业化的目标实现。罗马时代法学家的作用空前高涨，他们的言论和观点被写进教科书和法典中。一般而言，法学家和法律职业者所受的训练足以使他们摆脱各种偶然性的支配，他们更多时候是依赖于他们所受训练，运用分析推理、辩证推理的方法来运作法律；并且，高瞻远瞩是他们区别于非法学家职业群体的标志之一。他们也重视经验，但他们不是用直觉去体验，而是理性地去分析、归纳、推理这些经验。总之，尽管他们的理性有限，但他们会最大程度地运用理性并且其结果总是大多符合于理性。

罗马法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罗马法尤其以罗马私法而闻名。可以说如果没有罗马法，就没有现代民法。现代民法是继受罗马法而成。法国德国更是继受了罗马法从而形成了世界两大法系之一的大陆法系。而我国民法则是继受了现代民法而成。罗马法对人的自然状态的推崇，对融合自然理性与道德的追求，以及可贵的平等思想都被后世发扬光大，称为现代文明的基本要素。罗马法在制度上和精神上都不愧为古代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遗产。

(31)江平，《罗马法精神与当代中国立法》，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l期。参考文献：

⑴张乃根，《论西方法的精神：一个比较法的初步研究》，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1期。

⑵公丕样，《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3)刘旺洪，《利益衡平：现代市场经济的法的精神》，载《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一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版。

(4)亨利.梅因，《古代法》沈景—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5页。

(5)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 20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6)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页。

(7)李静冰，《罗马法的哲学透视》，载《比较法研究》1992年第2期。(8)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9)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10)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7页。

(11)阿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政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997年二次印刷），第207页。(12)达维，《当代主要法律体系》1978年（英文版）第75页。(13)谢怀轼，《从德国民法百周年说到中国的民法典问题》，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

(14)王涌，《私权的概念》，载《公法》第1期（1999），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页。

(15)弗兰克.闵策尔，《求大同：德国民法典立法的成果和错误》，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16)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17)江平，《罗马法精神与当代中国立法》，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l期。

第四篇：长征精神的现代意义

长征精神的现代意义 0213101 021310124 陈旦

【摘要】：长征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彰显了崇高的理想信念。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走向成功的强大精神动力。本文论述了长征精神的内涵，揭示了长征精神在当今社会背景下的时代价值，并且阐述了长征精神对党，国家以及青少年的影响。

【正文】：

七律 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从毛泽东写的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是一部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他以其独特的魅力突破了时代和国界,不仅在中国人民心中产生了无穷的精神力量,而且也为整个世界所称颂。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长征中的人们明知征途有艰险，却毫无畏惧、万死不辞，前仆后继地奔向一个目标？究竟是什么让他们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跨越万水千山，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革命篇章？是坚定不移的信仰、是不屈不挠的求索、是无所惧的前行、是向着理想勇敢奋斗的精神。是老人们口中述说的长征精神。

什么是长征精神？不同的人对长征精神有不同的概括。2006年10月22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对长征精神作了系统的概括，指出：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风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而在这当今纷杂多变的社会背景下，长征精神又具有精神导向、凝聚向心、感召励志、教育塑造的时代价值。

长征精神的凝聚向心价值是长征精神时代价值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指长征精神在社会凝聚中作用的意义表现。长征的胜利说到底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和信念所激发的革命精神的胜利。红军武器低劣，衣食匮乏，但靠的就是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是毛泽东对长征伟大意义的生动概括。几十年来，在中国一提起长征，几乎妇孺皆知。长征精神感召激励价值是红军广大指战员与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一种精神价值。正是有了这样全面丰富的感召激励价值，才使得长征精神能够把人的活力、人的激情、人的信念、人的力量鼓动起来燃烧起来。

长征精神规范导向价值主要是指长征精神对人的信仰的确立，人格的形成和价值取向的确定等方面发生规范引导作用的意义的表现。长征精神通过规范引导人，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培养人勇于克服困难，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对理想对事业的不懈追求，真正体现精神价值在人的进步和完善中的实现。

长征精神的教育塑造价值主要是指长征精神在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等方面发生教育塑造作用的意义表现。科学地认识长征精神的教育塑造价值，对于用长征精神教育人培养人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长征那英勇的足迹镌刻在为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中，始终为中国人民铭记；长征那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朝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前进。

现在，我们重温长征的历史，并不是号召大家再次用脚步去丈量那漫长的征程，而是要我们用心灵去感受去领悟长征精神，去传承去发扬长征精神，进而培育我们新时代的长征精神。

多少年来，长征精神已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树立了不朽的丰碑。长征精神犹如一颗闪亮的星，射出璀璨的光芒；长征精神又像一杆路标，指示着青年一代的人生航向；长征精神是一本大书，给人以人生的思考，生命的启迪；长征精神更像一粒种子，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新世纪，新时代，新希望，新蓝图，一切都是新的。作为有着鸿鹄之志的新青年，你可曾想过，在新的长征中，我们肩上负载着怎样全新的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征精神有永恒的价值和永远的魅力，它必将激励我们不断取得新的辉煌成就。

【参考文献】：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

2、《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第五篇：鲁迅精神的现代意义

（一）“卑怯”的内心状态

这一意识在《阿Q正传》中有集中的表现。《狂人日记》是鲁迅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整体判断，《阿Q正传》却是他对国人性格的整体剖析。“国人的灵魂”的一般表现就是“精神胜利法”，而“精神胜利法”的深层意识就是逃避现实的卑怯心理。

无论是作为一种心理性格，还是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卑怯的精神根源都是中国封建文化和社会的伦理观念与等级制度。在这样的思想和现实存在中，传统中国人缺少平等机会和自我意识，相对于每一上级阶层和个人，都有一种本然的卑怯。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所谓中国的历史也只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交替循环。“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作为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二）否定“伦理政治”

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以伦理政治为本位的，而现代文化相对来说是以利益和人为本位的。在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中，人是否具有社会价值，是否能为社会所认可和保护，不在于其思想的独出与人格的真诚，而在于其是否适应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关系。若脱离这种关系就会失去其价值，而成为乱臣贼子，成为孤独者，从而受到这既定伦理关系的排斥，被社会所抛弃。于是，“枪打出头鸟”便成了代代相传的立身处世的箴言。在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中魏连殳便是这样一个以反叛社会、传统史，而以回归社会传统史，及时这并不符合他自己真正的内心欲望。由于思想与行为的与众不同，魏连殳被本家们视为一个异类，成为孤独者。鲁迅自己亦有过这样的思想历程。五四新文化运动初起，鲁迅沉寂于梦醒后无路可走的痛苦中。他在《呐喊·自序》当中说道：“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额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中国传统政治不是一种法制政治，而是一种伦理政治。伦理政治是一种非现代政治，现代政治应是一种民主政治。伦理政治的运行规则是等级制和德行论。等级制的本质是人的不平等，作为民，特别是最弱者，便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

鲁迅的小说《孔乙己》历来被视为是对封建科举制和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其实鲁迅真正所指，应该是对封建等级制和愚昧庸众的批判，不然的话，就无法理解作者对于孔乙己所表现出的那种沉入心底的人道主义同情。小说选择孩子视角，本身就具有这样一种意义：等级制的价值观念已渗透于整个社会。“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知识还是道德都必须通过权力环节才能获得价值的实现。

鲁迅以思想革命为先，对传统伦理道德全面否定，就是看破了中国封建礼教“吃人”的秘密。

然而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以现代新儒学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为武器，借助于一种民族情感的保护，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各地操办盛大得到祭孔大典，高校纷纷成立国学院、国学班，还有热心者设立国学私塾，找天资聪慧小儿，行周礼，着汉服，吟诗诵经。而出版市场也搭国学热的快车，各种“丛书”“经典”铺天盖地。真是东风浩荡，浩荡东风，似乎前些年学者们畅想的“中国的世纪”就要到来。在这种文化复古的潮流中，鲁迅及其思想首当其中受到置疑和否定。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人们政治意识的淡化和文化意识的强化，这一判断的真正价值便受到愈来愈明显的怀疑，最早是《收获》杂志“走进鲁迅”专栏，发表的某些文章，表现出对于鲁迅思想与价值的怀疑。旅美学者刘禾在1993年发表了《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来自于斯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其理论是受弊于美国传教士的殖民霸权话语，进而批判中国的国民劣根性。2000年冯骥才发表文章《论鲁迅的功与“过”》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来自于西方人的东方观，他的民族自省得益于西方人的“旁观”。鲁迅的小说不自觉地把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遮住了，以至于我们看不到那些传教士“高傲的面孔”。批评者意欲重评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文化价值取向。近年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复古与排外的时代激情下，从民间立场上对于鲁迅的文化选择再一次进行否定。面对这种国学热合文化保守主义潮流，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乃至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