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间传说的现代意义

第一篇：浅析民间传说的现代意义

浅析民间传说的现代意义

传说是一种古老而至今活跃的民间文学体裁，传说通过在流传中变异、丰富和成熟，使得我国有数量众多、传播广泛的传说作品。传说发展至今，对现代社会不仅有值得重视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而且也有令人倾倒的艺术魅力。民间传说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什们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呢？一方面，单从传说的定义来看，传说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故事。例如帝王将相传说、历史人物传说。在历史人物传说中的李自成起义、陈胜吴广起义、以及足智多谋的诸葛亮等传说。就拿陈胜吴广起义来说：“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他们的革命首创精神鼓舞了千百万劳动人民起来反抗残暴的统治。并且也让我们懂得人人平等，不分高低贵贱，一个人的成绩是做出来，不是天生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变不平等的命运”。在帝王将相传说中，如：上古五帝、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李世民、武则天等等历史人物都有很多传说，其中主要讲述帝王的神奇出生、宫廷逸事以及帝王如何残暴、好色和贪婪等故事。另一方面，民间传说可以纠正历史记录的谬误。在起义英雄传说里，它反映了官逼民反的历史事实，歌颂了造反起义的好汉。但是封建社会的一般史书注重记载以统治者为主角的朝廷大事，对起义首领很少作正面的较详细的记录，而且通常把起义者称作“匪”、“贼”、“逆臣”等，作出否定的评价。例如在《资治通鉴》将黄巢污蔑为“盗贼”、“匪寇”等。民间传说对现代人民的生活存在着娱乐意义。一方面，民众在辛勤劳作之后，可以通过传说生动离奇的情节获得精神上的放松和充实。例如四大爱情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祝》，它们都是用曲折奇妙的情节讲述着各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在故事中都有一对深受民众喜爱的情侣形象，特别是故事里的女主人公，都聪明伶俐、情深似海，而且都敢作敢为的女性形象。另外，故事的意境也很优美，富于神奇的幻想色彩，常使生活艰辛的民众获得无限的精神享受。例如，在我们家乡，一般等吃完饭后大家没事就喜欢看这些电视或听听收音机，来消遣生活。另一方面，民众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总是处于困苦和压抑之中，那些传奇性的情节满足了它们在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愿望，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慰藉。例如孟姜女哭倒长城、杨柳青画上的驴下来为穷苦人拉磨、《找福》、《人参娃娃》等，使在现实中冤屈难伸或穷愁不堪的民众在传说里达成了心愿。在《人生娃娃》中财主胡瓜皮家的小童工小虎子整天挨打挨骂，夜里还要不停地挑水。一次，他发现一个身穿红围兜的娃娃在井边玩耍，便与他成了好朋友。娃娃看小虎子被财主打得伤痕累累，为了帮他还清债获得子自由，便送给他一株大人参。财主见了这颗人参，料定这小娃娃一定是人参精，最后在抓小娃娃的时候，不幸被掉下的石块埋在了洞里。这个传说就反映了弱小群体会得到神灵扶助，强权恶霸就会受到惩罚，这些类似的传说极大程度的丰富了民众的精神世界。

民间传说在经济发展中有重要意义。民间传说一般以地方性的人文景观、名人遗迹、山川胜景等作为传说的核心，这些本来就是地方旅游的主要资源。以狗不理包子为例。天津小吃有三绝：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其中狗不理包子最为著名。一般旅游者一到天津都要去品尝一下狗不理包子。这对于天津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还有一些名人遗迹如：四川的杜甫草堂、山东的孔子庙、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江苏贤妻山、浙江雁荡山等等，这些都促进了所在地区的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对其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民间传说对现代人们的生活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传说中往往寄寓着民众的世界观、道德观、社会理想等。在传播中以“可信”的讲述故事和传奇性的情节对一代代的民众起着观念培育和道德教化的作用。比如四大爱情传说中，“四大传说”的女性形象与宗教影响及原始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形象蕴含着民众在对其他生命的体会中肯定人类价值的情愫。例如，织女作为神仙，仙界是凌驾于尘世的幻境，仙人是凡人难以企及的神灵，可织女身为天帝之女，却无视神仙的身份及高贵的地位，自愿沦落为普通凡人的一员。这既体现了女性中为了爱情不怕牺牲的精神，也体现了一种不怕苦不怕累的吃苦耐劳精神。“四大传说”不仅渗透着民众力图驾驭人生、抗击命运的生活态度，显露出与传统文化的人生哲学颇不相同的风貌，而且积淀着民众对生命内容的深邃思考，这种思考既有正统文化的影响，更有民众自身哲人般的洞察。这些深邃的思考与敏锐的洞察力是社会教育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养成起着重要作用。

民间传说在现代社会具有很高的文化意蕴。传说承载者民众思想与文化的发展史，从中可以看出民众在特定时期的历史观念、道德观念和美学观念等，可以作为相关学科研究民间文化的资料。比如牛郎织女传说与“乞巧节”、孟姜女传说与“寒衣节”、梁祝传说与“双碟节”、侗族的斗牛节、仫佬族的吃虫节、傣族的泼水节：“年年有个泼水节，看得起谁就泼谁”；纳西族的火把节用来驱除避害、祈祷丰收；等等。这些不同的民俗节日反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除了这些节日外，婚丧习俗也可以反映民众的生活观念。例如，汉族办婚事大都在新房里和用品上贴写双喜字，葬俗出丧时长子要在灵前摔盆；景颇族盛行抢婚和新娘进房前“过草桥”等等这些不同的文化习俗，一直流传至今，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文化色彩。

民间传说具有重要的文学借鉴意义。传说对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方面，传说的素材被借鉴到民歌和史诗之中，例如四大爱情传说被歌谣、戏曲等其他民间文学体裁借用，越剧的《祝英台与梁山伯》以及著名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另一方面，民间传说对作家文学具有借鉴意义，只需对民间文学影响作家文学的历史价值稍加检视就可得到，如许多小说、戏剧等都借鉴传说做素材进行创作，由此涌现出很多杰出作品，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在记载、解释各种风俗习惯时也引用了很多传说，另外还有一些电视剧《白蛇传》、《宝莲灯前传》，以及秦腔《铡包勉》等等也都借鉴了民间传说，这样既有利于民众的欣赏，又有利于对文化经典的传播。民间传说对现代人们深刻理解乡土文化和民族精神有很大的意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传说叙述人物、刻画景物、解释风俗，传说质朴纯真、充满着乡土气息，讲述运用方言土语，极富韵味，将沉寂的历史山水描绘得灵光四射，使民众在传说的字里行间自然升腾出热爱故园的乡土情结。例如山西人在立夏那天会吃煮鸡蛋、陕西人在龙抬头那天会吃各种煮的、炒的、炸的豆子、河北人当孩子满月那天时会给亲戚朋友送芝麻盐等等一些民俗。这些不同的乡土文化不仅体现了各地方的文化特色，而且也是对古代不同文化形式上的发扬。

传说对现代人民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每一个传说或多或少的都会传达一些思想文化，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一些影响。一个传说背后或使人产生对自己人生的思考，或使人产生对自己的肯定，或使人产生对生命价值与理想信念的追求等等。这些深刻的教育意义启发者民众的身心，激励着民众前进的脚步，犹如民众的一个风向标，指引着民众不断前进再前进！例如“四大传说”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个人之间虽然有很大的贫富差距，但是两个人从来没有为此而离开对方，反而是不离不弃，化蝶双飞。这个传说反而映衬了现代社会里的各种嫌贫爱富，就像有的女孩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就像问身边朋友，如果当你下班后有一个开着宝马拿着玫瑰的人和一个推着自行车手里拿着买的菜的人同时接你下班，你会选择哪一个，一个朋友就很果断的说会选开宝马拿玫瑰的，原因就是有好的物质条件可以提供给自己，另外还懂得浪漫。从这么一个很小的事件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祝英台的重情义与对爱情的忠贞。这种对爱情的追求值得我们现代很多人去思索。

总之，民间传说对现代社会具有深层次的意义，它反映着人们的生活的同时，也传达着庞大的而又古老的文化思想脉络，让我们从中洞察着不同人的不同生活态度，从而，也饱含着民众对人生的深邃思考以及充分体现了经典文化的深厚底蕴。

第二篇：儒家思想现代意义

儒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其中的“仁治”、“正已”、“人和”等管理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重新理解儒学、准确阐释儒学对于我们当前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儒家与法家、道家管理思想的比较

（一）法家管理思想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和韩非子等。法家思想主要是克礼贵法。法家反对儒家所谓的礼教，认为儒家主张礼教实质目的是为了固化等级制度，并认为礼教最终导致贵族阶层的权力世袭和腐败重生。法家认可人的好恶之私心，认为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法家认为民之好利对于国家治理是一件好事，因此法家强调法制，通过法制的建设来定分止争，即通过对民众财产的认可来实现恒产者有恒心的社会状态。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进一步强调把“法”“术”和“势”相结合以实现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商鞅亦提出不要因循守旧的思想，强调“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张。由此可见，法家强调外在的管理和控制，而儒家强调内在的修身和自省。

（二）道家管理思想道家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和庄子等人。道家强调道法自然，提倡人应该顺应自然，实行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存理念。道家反对对名利的追逐，强调至虚守静。道家认为好的君王应该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达到无不为。道家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鱼，大道至简是治理的最好方式。因此道家强调对自然的效法，自然体现了事物的本质规律，自然而然实质上就是一种顺应自然、尊重规律的态度，对人民和君主来讲都应该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境界。道家同时强调管理的艺术，认为“大音希声、大象希形”（《老子·道德经》）[1]

二、儒家管理思想简述，这种思想其实就是大智若愚的处世哲学。这种思想与儒家所倡导的克已复礼的入世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道家强调超世，儒家强调入世。道家的管理智慧在于率性而出、返朴归真。而儒家强调因循社会的变化而主动的调整和克制。前者强调从个体的本性出发来形成社会管理的模式，而后者强调要因循社会的变迁来完善个体教养的修齐。

（一）仁治的管理智慧儒学博大精深，儒学所谓的“儒”即指有学问的关心人类幸福的人。儒学亲仁爱、倡和谐，要达到孝悌信仁、无度不丈夫。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认为“仁”即人与人相处的和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2]

对于如何实行仁政，孔子认为要举群贤之力，不耻下问。“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哉！”（《孟子·梁惠王下》）并且儒家认为仁者对“上”人要忠，对“中”人要恕，对“下”人要慈。忠诚、宽恕和慈爱的主张对于处理好人际关系十分有益。因此儒家的仁治并非人治，前者强调自身的修身和养性，后者强调对人治理上的专制和独裁。孔子进一步提出“仁政”说，并主张“宽猛相济”，可见孔子并非认为在治国策略上只采取“仁政”而彻底否定“法治”。儒家思想虽然与法家所谓“尊礼重法”和道家“道法自然”有所不同，但也并非完全的对立和不容，儒家更强调“仁者不忧”和“仁者忧道”，突出个人的“克已复礼”和“见义忘利”，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尚的人格要求和自我管理。

[3]孟子强调领导者要德才兼备，要对贤者充分的放权，这也是施行仁政的一种方法。孟子进而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指出君王要善于倾听多数人的谏言，“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3]

（二）正已的管理原则由此可见，儒家的仁政思想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非常具体和深刻的，它清楚明白的指出君子实行仁政时要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并强调君子“选贤与能”时要察之慎行，这对于当前管理工作中的选人用人机制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2]政就是“正”，所谓政治家的责任就是领导社会行正事、走正道。政治的要求，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保持端正，然后才可正人，如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和作为宗教家的甘地等人以感化的教育来转移社会风气，也可以说是“政者正也”的典范。帅之以正，这是孔子的定义，也是千古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名言。季康子是一个当权的人，所以孔子对他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要管理者带着端正自己的言行举止，下面自然就风清气正了，这是偏重于为政，偏重于领导而言的。中国古代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是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因而指出“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2]，这都是强调管理者的作用，管理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下属，管理者正则下属正，管理者不正则下属不正。孔子因此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礼记·大学》）[4]。孔子在这里所谓的絜矩之道就是规范人的日常行为的尺度。儒家实际是强调君子要正已和仁恕，对待周遭的上下级关系，儒家主张“子所恶，勿恶于人。”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也，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3]

儒家认为正已的关键在于“修身”。孔子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孟子在这里指出仁德的言辞不如仁德的声望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能获得民众支持之心。良好的政治，百姓可能会违反它；而良好的教育，百姓则乐于接受它。良好的政治能聚敛到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育能赢得民心的拥护。由此可见，君王行仁政，要通过善教和仁声来实现，而君王如何赢得声望，则必然需要通过“正已”来实现。[4] 孔子进而指出修身贵在“诚”。孔子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礼记·中庸》）[4]孔子进而认为能够天生真诚的人是圣人。孔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礼记·中庸》）[4]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强调通过修身来做到正已，而如何修身，最重要的是明善和诚身。当今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企业管理，管理者都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只有通过个人的行为来示范，才能最终通过声望的魅力来实现最佳的管理状态和良好的组织氛围。这也就实现了儒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2]

（三）人和的管理境界的管理目标。儒家强调入世，认为个体要学会与社会大众的和谐共处。人和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融洽。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3]孟子进而说“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这学期我们学习了儒家管理思想的有关内容,对于历史,我们要传承.正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等经典思想一样,儒家学说的管理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学习.追求人的存在的完善发展和推进有道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是人类始终在求索和践履的一个关于如何管理自身的永恒问题.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自我主动认识和实践中,人类由远古走向现代文明,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由于人类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是一个不断更新递进的社会活动,因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理想答案,既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形成,也不可能一经形成而不再变化,它将随着人类的生存而存在,并将随着人类的进步而更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对这一问题认识实践的丰富智慧的结晶.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对此具有很深的认识.从儒家文化的内容特征上看,还是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上看,都可以说,儒家文化实际上是关于如何管理人类自身社会行为的学说.儒家的管理哲学思想是儒家文化的主体内容,它构筑了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用.由于儒家的理论本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对其中一些主要的管理思想进行一些分析.我们可以把儒家的管理思想分为这么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管什么?儒家的回答是“治人”；其次是谁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劳心者治人”；最后是怎样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和为贵”.对这三个方面儒家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儒家有一句话很能反映这个哲学.“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人看成社会的最重要的财富有关,那时是以人口的多少来反映国家的强弱.所以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善,则善就会丢掉,而表现出来的是恶.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所以,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儒家对于人性的假设,从理论的深度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偏重于道德.从管理的对象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着重于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论.至于恶的来源,儒家的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来源于天生的,而改变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儒家在对人性的假设方面和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标奋斗的途径.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荀子认为：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引起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其主要的内容有这样几点：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我们知道“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对人的内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转化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来施行管理的.儒家的学说,从来没有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就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指导全国的文化体系却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悲剧.虽然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沧桑,但儒学依然以其特有的文化特质为后代所赏识,尽管在中国极度动荡的历史时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却未能抹杀其光辉,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一直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世界的东方以至于整个世界.其中既有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样也有着封建的糟粕.无论它是什么,历史告诉我们,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孔子讲“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首先可以诠释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原因，同时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来讲，孔子认为“和”是和谐与统一的意思。“同”是相同和一致的意思。和是抽象的，同是具体的；和是本质的，同是表象的；和是共性的，同是个性的。君子相“和”首先在于承认差异和矛盾，没有差异、矛盾和不同，事物就无法发展和进步。只有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和包容差异才能求“和”存异、共存共荣、和衷共济。可见儒家强调人和，更高的境界是追求一种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追求那种表象上的相同，这也是当今社会人类共存的基本法则和行为规范。费孝通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实际上是对君子和而不同的最佳诠释。现代管理强调人与人的交流与沟通，如何实现最佳的人际管理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儒家强调的“和而不同”对于现代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管理过程中对于具体事件的把握需要有求同存异的精神，特别是企业运营之中允许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形成所谓百花齐放的态势的同时又强调人和，对于现代管理十分有益。它不仅能够保证群策群力作用的实现，同时又能够保证企业整体的稳定与和谐。现代管理的每一个个体，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基层的工作者都有必要学习这种管理文化，这对于组织长期稳定的运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

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加大了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学习和借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儒学因其被质疑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而倍受责难。改革开放后，人们重新开始学习儒学、研究儒学，因为儒学毕竟是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化血脉和管理智慧。我们有必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重习儒家思想、吸收儒家管理思想的精华，对于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重视人的因素。现在世界上的各种管理学说，无不强调以人为本，人本思想恰恰是孔子最先提出来的。孔子以及儒家的管理思想，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认为要搞好管理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主要包括：“民为贵”的人本论思想，“举贤才”的人才管理思想等。《礼记·中庸》所谓“为政在人”，就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这种思想。孔子“仁”的学说，是儒家管理思想中重视人的理论基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2] 这里君子是统治者、管理者，小人则是被统治者、管理对象。孔子主张爱小人，并且以君子之道教育小人，就是为了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君子的役使，也就是愿意为了实现管理的组织目标而努力。同时，他又强调“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3] 也就是说要选拔政治的人，罢黜***的人，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服从，也能管理好国家。孟子进一步发扬了孔子的这种思想，强调为政、治国的关键在于“得民”，而得民的根本要义是“得民心”：“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4] 同时又说“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5] 把是否重用贤能之时提到了决定国家存亡的高度。而他在用人问题上的反对论资排辈的观点则在现代企业管理学中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荀子则在两者的基础上，进一步精辟的阐述了人与法的关系。“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俱，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便，足以乱矣。”[6] 也就是说，制定法律仅仅是治理的开始，关键是要用贤能的人来执行，君子是制定法、执行法的根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制定良好的管理条例，管理规则仅仅是有效管理的第一步，而真正要想要管理好，甚至能弥补管理规则中的某些缺陷的，却在于管理人才的运用。先秦儒家思想的这些观点都说明了重视人的因素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出发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工作要得到管理对象的支持；二是管理工作要依靠人才来办好。[7]儒家思想的这一个特点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此后历代贤能的君主都注重用贤能来管理国家，而此后的科举制也正是基于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这种不论出身贫寒富贵，只看重个人才能的选管制度作为中国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很多其它的国家。其次是重视管理中领导的作用。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领导者要对被领导者起表率作用。不论是国君还是庶民都要从自我“修身”做起，因为领导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8] 同时，孔子还把领导者自身的品质和行为对群众的影响比喻为风和草的关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9] 也就是说风往东吹，草必往东倒；风往西吹，草必往西道。下面的风气不正，原因是从上面来的。充分强调了领导者的良好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其二，领导者要宽以待人、取信于民。孔子强调领导者要“无求备于一人”，要“赦小过”。认为以宽容态度对待被领导者，容易得到他们的拥护，即“宽以得众”。孟子则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以民为贵作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中心，以得民心作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原则，认为只有得到了民心，才能真正得到天下，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更好的维持其正常的管理。其三，领导者主要应该做好领导工作，而不要包揽具体工作。孔子认为，担负全局的领导、指挥工作的领导者和担任各种具体工作的工作者必须有所分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管理思想——各司其职。重视领导在管理工作中的作用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又一个主要观点，这对我们今天的管理工作仍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其中的很多观点蕴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再次管理必须着眼于长期的战略目标。所谓“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10] 这里，“大事”指长期的战略目标，“无欲速，无见小利”则告诫我们不要急功近利。这是因为，实现长期的战略目标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还要具备各方面的主客观条件，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蹴而就。如果我们不着眼于长期的战略目标而一味的只重视眼前的一些小利，缺乏 耐心和毅力，急于求成，不但会达不到预定的长期战略目标，而且还会招致重大的挫折，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管理必须要着眼于长期战略目标，不可一味急功近利，这是一条有普遍意义的原理。它不仅对国民经济管理使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同样适用。最后，管理必须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11]，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荀子的“上不失天时，下布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12]这些思想都说明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管理思想中，如何使被管理者和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之间，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和谐，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关系和谐了，则各项工作都可以顺利开展了，关系不和谐，则不仅无法达到有效的效果促成管理目标的实现，甚至连正常的管理工作都无法完成。传统儒家管理思想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几乎每个朝代的统治者无论在行政还是经济军事管理中都借鉴了其中的很多思想。继秦始皇以严酷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失败后，诸葛亮吸取了秦汉以来的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选中了孔子“礼义”治国思想作为治国的基本理论。隋唐建立三省六部制，建立议事制度，并开科取士。辅助蒙古统治者进行改革的先驱者耶律楚材更是大张旗鼓的提出了“以儒治国”的思想。此后到宋元明清，我国管理思想的内容直至一直没有发生变化，直到我国近代，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有相当大的社会基础，***实业家都把儒家伦理思想引入企业管理中来。天津东亚公司的宋斐卿在公司大楼的山墙上高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个大字，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儒家的以自我管理来达到全系统管理的思想。这种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很多其它的国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就是很好的证明。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不仅是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渊源，另一方面，它对今天的现代管理也有重大的影响。它的以人为本，重视人才，重视领导，着眼于长远的战略目标以及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的一些进步思想在今天仍然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第三篇：中国文化现代意义

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发展史。中华民族在其发展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注重伦理道德，崇尚优秀文化的民族。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西风劲吹，大众文化愈来愈向自私化、娱乐化、庸俗化等方向发展，这时我们必须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因为文化传统源于历史又超越历史，具有现实的精神生命和文化范式，富有时代意义和现代价值。

在科学已经成为群体和社会的取向的氛围下，接受和追求科学也就成为了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自律的真实内容。修身养性的自我品格锻炼可以转化为树立、培养和坚守对科学文明的向往和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科学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伦理在促成和助长这一趋势过程中的积极的作用。

在传统文化日益衰弱的当代社会，国民的道德素质也逐渐下降。所以，加强优秀传统精神的教育变得刻不容缓，尤其是提升在高等教育中的比重。这将有利于整个社会朝着礼让、严谨、和谐的方向发展。

引人孔子的儒学例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经过创造性的借鉴和转换，完全可以成为我国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思想资源。当然，我们对儒家礼乐文化的借鉴并非简单的继承，而是批判地继承和超越。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中原有的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些过时的、落后的内容必须坚决摒弃，其过分节制人的情欲的一面也应该予以消除或调整，这是不言而喻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儒家礼乐文化的“和谐”精神完全可以帮助我们适当地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社会道德、价值取向、人际关系、家庭和社会秩序等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从而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人自身的和谐，保证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安定和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宗旨，用现代意识和眼光挖掘传统礼乐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发扬中华民族重礼节、尚美善的优良传统，建构与现代经济生活相适应的礼仪规范和审美情趣。我们相信，通过吸收儒家传统礼乐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完全可以实现传统与现实的对接，构建起符合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现代人文精神的新型道德规范、伦理规范和礼仪规范，并进而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性化的新型社会。

社会的现代化归根结底细分到最后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综合素质提高的一个过程。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应该具有现代化的社会理想和现代的知识修养，也就是说需要较高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全面发展的人。提高人的素质的途径很多，但对于中国而言，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当代的大学生群体，是中国高素质人才的代表，关于对他们的培养，更是需要传统文化的帮助。中国传统的 价值理念不仅能激励现在的现在的大学生奋起图强，更让他们拥有一个宽广的胸怀来迎接全球化的到来。现在的中国是由传统蜕变而来的中国，相信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和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新光大，世界的东方将再次站起一位儒雅的巨人。

第四篇：国学经典的现代意义范文

国学经典的现代意义

摘要：国家软实力越来越在国家发展强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华深厚的底蕴文化，丰富的国学对于现在急速发展的中华民族无疑是一种推力，国学经典与现代气息相融合外化而内不化的给国家以及华夏的每一个子孙智慧与启迪。

关键词：国家 文化 儒家 内心 思想

一个国家的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在渊源的历史积淀中拥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而文化有三种形态：文献，文物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我们大多数是通过诵读经典文献，感受文化魅力，秉承中华的博大内涵。经过历史的沉浮，我们把古人生生不息传递下来的文化冠以国学的称号，作为一个国家的精神财富，赋予它时代的意义，将历史的精华不断的传承。而“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一般来说，国学应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以孔孟儒学为核心，为主体。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国学精神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高旭在其〈南社启〉说：“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又说：“然则国魂何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

一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中华几千年早就积淀了深厚的民族魂，但是对于当今社会，国学该怎样内化与现当代社会发展和谐一致，是我们学习国学应该思考的问题。

从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大清国门之始，我们多从器物上，抑或制度上迫切的，同时也是无奈的向西方靠近。而博大精深的国学却被我们无视的扫进了故纸堆。不禁一声叹息，不禁黯然神伤。

而后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强势的侵蚀国人的思想。

新文化运动中，激进资产阶级猛烈的打到孔家店，排斥一切传统文化，认为西方文化才是救国治国的根本之法。在那个动荡的社会，各个阶级都在寻找救国道路，思想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文化日益侵占人们牢固的思想根基。而现今国学的复兴，正挽救着人们渐渐衰老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是我们市场经济发展到一个时期的实践证明，在发展经济社会的同时更需要相应的精神和道德体系来和谐整个国家社会的永久发展。“国学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挽救中国发展遇到的思想瓶颈，它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成为一个国家是否能持久并强大发展的重要支撑。所谓“读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鉴今

《论语.子路》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和而不同”

儒家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的思想对当今国际关系的处理有着积极意义。

21世纪是一个多元社会，政治，思想观念，宗教信仰都呈多极发展。面对这种趋势，我们以儒家包容的心态去接收世界的多元化发展，提倡和平共处，和而不同，兼爱非攻，避免战争，相互促进。经济上要讲究调均，政治上要讲究道义这种思想被世界所认同，从而成为世界的共同思想财富。在一定意义上，国学正以一种强势感染着西方，乃至世界人们的思想。国学能带领着中华文化慢慢东学西渐。

在人与自然上，国学精神讲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面对当今的世界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更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而智慧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前就将答案告诉我们了。归纳起来即“取之有制，用之以时”

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宋朝哲学家张载说：“民胞物与”的说法也给当今治理国学社会自然提供了指导。

国学在国家社会层面给我们提供思想的帮助，对于个人学习国学思考国学，更是对自己思想内涵，人生境界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国学的精神力量让每一个学习的人都为之感到幸福。

儒家的仁爱，老子的辩证，庄子的想象力，都给我们一种诗意的生活。儒家的内圣外王的思想，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内圣则是一种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的要求，已到达至仁至贤德境界。外王则是一种社会教化的要求，以达到仁政，王道的目标。更多的告诉当今的人要注意培养个人内心修养而来追寻外在功利。而往往我们则是迫切的最其外在而忽略了修养，而导致素质修养的退化。

而我认为庄子的思想更对现代人的精神具借鉴性。庄子是诸子百家中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文章气势磅礴，纵横恣肆，幽默诙谐，他的思想深邃宏阔，笼盖古今，发人生醒，他的寓言故事现象神奇，寓意悠长,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金钱权利等物欲功利性很强的东西，而渐渐的忽视了内心的精神。人们疾走在经济的仕途，来不及停下来品一杯茶，读一本陶冶精神的书，来不及思考自己真正的生命意义。

而庄子告诉我们在人的内心应该坚持自己的秉性而不要随波逐流，而面对物欲横流的世界则应该通达和顺应。他在《知北游》中说到：“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庄子告诉我们，在纷繁物饶的社会，我们面对外界的很多诱惑都应该保持自己的内心，强调内心的力量。在面度金钱的诱惑时，要坚守自己的职责与道德底线，在面对权利的威胁时要做正人生，做正自己的灵魂。

“小人则以身徇利益，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他告诉我们世人的所追求。天下熙熙攘攘，人们都在急功近利的追求他们所谓的幸福种种，但有多少人在黑夜里醒着，不断思考追求的真正意义。世俗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应该来一场国学的洗礼！

庄子“乘物以遨游”“独与天地精神来往”而最后告诉我们所有的一切“大道合乎自然”只要不违心，内心的修养生活的所求一切都可以安然。

刘军宁先生在《南方周末》撰文说呼唤一场文艺复兴也就成为自然。他说：“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

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如今国学的现当代意义，则是在进行一场国学的复兴，一种对国学的扬弃，让国学支撑着中华几千年的历史继续恢弘。

我们坚信，只要秉持开放且包容的心态，那么国学一定可以起到振衰起弊之功效。并且和平崛起的文化内涵呼唤国学的研究发展与之相互呼应。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学并非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我们不仅期待着，同时也在为之努力着。

第五篇：罗马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论罗马法精神及现代意义

裴朝甫

2011级 法律硕士（法学）

摘要：罗马法是对世界法律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法律体系，它对教会法和日耳曼法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作用于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同时也促进了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对后代欧洲地区的法、英、德、意等很多国家的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其他的古代法律相比，罗马法颇为人们所称道，其理由在于不仅罗马法被视为现代民法的模范文本的事实（尤其是其私法），更在于从罗马法中体现出来的统领整个罗马法律制度的灵魂：罗马法精神。

关键词：罗马法，法的精神，私法精神，理性精神

罗马法是以罗马国家的存在为条件而产生的法律。更确切当的讲，罗马法(RomanLaw)是指罗马奴隶制国家的全部法律，存在于罗马奴隶制国家的整个历史时期，它既包括自公元前8世纪罗马国家产生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个时期的法律，而且还包括查士丁尼（Jus-tinianus，公元527—565年在位）时期东罗马帝国的法律。罗马法是由罗马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反映的是当时罗马奴隶制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

大体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制度包含的法的观念，[1]是指支配法律现象和法律文化体系的价值信念系统，[2]是时代精神在社会法律领域的贯彻，是时代法律文化的内在精神特质，是对法律制度运行和发展起支配作用的法律价值基础，是一个民族法律价值的灵魂。[3]依上述界定，罗马法精神是指适应罗马社会商品经济交易要求、反映罗马时代文化特质与政治结构的抽象的观念性原则，这些观念性原则指导、统帅着罗马人的生活，包括法律生活；并且它们——尽管曾被历史尘封——能够被现代的人们从历史的故纸堆中发现，它们是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

一、私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讨论罗马法的私法精神，也许应该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开始。《法学阶梯》第1卷第1篇第4段：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与私法。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在罗马法文本中，《法学阶梯》只论述私法，附加一些刑法和程序法的主题；《学说汇纂》也是如此；《法典》十二卷只有最后三卷涉及公法。[4]因此，仅从数量上而言，罗马法的大量篇幅皆为有关私法的规定。事实上，仅仅私法才是许多世纪以来人们认真注意的对象，公法好像就是个徒有其名的、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对象。罗马法没有我们所理解的宪法或行政法。私法条文的多寡只是从侧面说明了罗马人对个人利益的重视，还不能必然推论出罗马人已经具有了现代人的私权意识。但是在自然法精神的沐浴下，罗马人做到了这一点，其私法精神迄今为止仍为学者津津乐道。那么什么是私法精神呢？承认个人有独立的人格，承认个人为法的主体，承认个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预的，即使国家在未经个人许可时也不得干预个人生活的这一部分。此即为私法精神的真义。[5]私法精神主要表现为平等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

第一，体现罗马私法精神的第—个理念是平等原则。假如说罗马法制度是不平等的，那么这个结论几乎不需要论证，因为罗马法规定“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隶”，阶级差别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最大不平等。既然如此，那我们缘何说罗马私法精神体现了平等观念、原则呢？因为尽管罗马社会是奴隶社会，但罗马法的制度安排却蕴含了平等性的因子，蕴含了对平等的朴素追求，不平等的瑕疵不应该掩盖平等的光辉。

罗马法首先是调整平等市民之间的法律制度。在罗马法中，“一切权利均因人而设”，但并非一切人均为罗马社会的权利主体。除了是人以外，还需具备其它基本条件：是自由的，而且就市民关系而言，还应当是市民。因此，凡是合乎上述三个条件的就可以成为罗马法上的平等主体。奴隶，一般不是权利主体而是权利客体，但是在取得自由人身份以后享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变成为自由人和罗马市民。即使是未出生的婴儿，也处于同新生儿完全同等的地位。

在罗马法中，从行为能力而言，精神病人和幼儿没有行为能力，未适婚人包括“近幼儿”只有限制行为能力，他们未经监护人许可不能履行某些可能使其财产减少的行为，而且在新法中，未成年人受到保护。奴隶虽然没有权利能力，但他拥有为主人的利益并以其名义履行适法行为的能力。除上述人以外，所有人皆可以因一定的法律事实或适法行为而取得或丧失财产。并且在此财产流转过程中，他们的地位始终是平等的，因为在罗马法中，在作为其核心的债务法里面基本上从当事人平等情况出发，不大考虑不平等人之间的合同。所以任何意思瑕疵包括障碍性错误、诈欺、胁迫、非法行为等有违平等原则的行为都为法律所否弃。

罗马人对平等的追求发展到后来逐步的侵蚀了奴隶制度和家庭制度。奴隶在罗马帝国后期地位已大大改善；罗马的已婚妇女在帝国时期实际上己独立于其丈夫，妻子可以自由地很容易地同丈夫离婚。家子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如军功特有产；甚至帝国后期还规定了父亲在抚养子女方面的义务。总体而言，罗马法体现了朴素的平等精神。

第二，体现罗马私法精神的第二个体现为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意味着法律主体能够依自己的意志独立地作为或不作为，不受外部或其它人的干涉。但这种作为或不作为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和社会的利益。罗马法的原则“公法不得被私人简约所变通”、“私人协议不变通公法”即为意思自治的外部制约的表现之一。所以在《法学阶梯》中，自由的定义是：做一切想做之事的自然权利，以受法律禁止或强力阻碍为限。

在罗马的法律制度中，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较为广泛。例如，胁迫行为往往会导致其在法律上的无效、主体拥有一定程度上的遗嘱自由等。但能够较为成功地说明罗马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也许是有关债的转移、变更以及契约制度。在罗马法中，最初债权同债务一样也向继承人转移，而且产生于私犯的债最可能也是可向继承人转移的。但是，它们不能以其它方式在不同的人之间相互转移，这是罗马法的原则。任何债权均可转让，无论产生于契约、私犯或其它债因。债可以转让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变更。更能体现意思自治原则的也许是契约。在罗马法中，当事人可以依自己的意思来创设权利义务关系。在更为普遍采用的要式口约中，未来债权人独立地提出问题，未来的债务人自主地对应回答。比如：“你给吗？”“我给”、“你答应吗？”“我答应”、“你承保吗？”“我承保”、“你担保吗？”“我担保”、“你做吗？”“我做”。只要这些公式般的问答相互完全吻合，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成立。在合意契约、实物契约、简约和协议中，无处不能发现当事人独立自主地设权行为。

平等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作为私法精神的体现，一直以来就没有被人们所遗忘。相反，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当代中国，重提私法精神还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被历代学者所提倡的私法精神彰显了—个共识性的前提，即对把法律两分为公法与私法表示认同，而这种法律的划分方法至今仍有其理论的和实践的意义。对法律进行分类是学者们乐此不疲的事情。公、私法的划分引导人们在法律学习、法律研究中对复杂的法律现象有较为清晰的全面把握；同时，它还揭示出法律有着不同的功能指向，其一指向“公”即国家，其二指向“私”即个体，这种二分法的利益功能指向有助于人们认识法律。

罗马法的私法精神还造就了这样一种信念；私权不应为国家公权任意粗暴干涉。某种意义上此限制了国家公权力的误用与滥用。虽然在罗马法中私人的合意不能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但同样国家强制力也不应蛮横地干涉公民之间的合意以及隶属于公民自身的基本权利。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洛克、孟德斯鸠到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皆对政府权力的扩张性、侵略性表示了怀疑和担心，并分别从理论上和制度上给予了切实地制约。现代社会全球性的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国家广泛运用立法、司法、行政手段规制和调节社会生活，司法管辖权的法律体系的多元化日益被单独的中央立法和行政法规取代，法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私权在强大的国家面前更显弱不禁风。因此，重提私法精神，再塑私人品格在当代社会尤显必要。

不惟如是，罗马私法精神的全球传播也激发了社会主体的独立意识，为主体摆脱各种形式的依赖关系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平等原则的深入人心不但影响了罗马法律制度，在当代社会也激励着人们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努力，它是人类摆脱依附的前提与基础；意思自治原则给予了主体自我行为的自由，主体有权利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如何做、和谁做等，此为主体摆脱依附性创造了现实可能性或提供了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一句话，私法精神不会因时间而褪色。相反，在文明过程中它愈来愈为人们所珍重。

二、理性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罗马法包含丰富的理性，这是中世纪与现代人的共识。人们总是在不同的场合提醒我们罗马法是理性化身。

罗马法的理性主要表现为：法律推理与研究的方法、模范的法律制度、法律的分类模式和法典化倾向及成就。就法律方法而言，尽管罗马法学家在他们对法律的探索过程中是极其讲究实际的，他们将规则仅仅视为是对事情的简要陈述。但是，他们在公元2世纪和1世纪引进了希腊辩证推理方法，同时对一般的法律制度进行高度的抽象概括。其导致的结果是——正如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所说——“其实是罗马人最先制定了私有财产的权利，抽象的权利，抽象的人格权利。”“罗马入主要兴趣是发展和规定那些作为私有财产的抽象关系的关系。” [6]

模范的法律制度是罗马人值得骄傲的一面。罗马法中债的制度、物权制度、人格权制度历经二千年依然颠扑不破，为后人所青睐。确实，罗马法为后世提供了基本的术语体系，这从当代民法学的经典文本与古罗马经典文本之间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大量的证据。另一方面，罗马法有关法律体系的分类也埋没了理性的光辉。首要的并且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分类方法乃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次要的则为自然法、市民法和自然法、市民法、万民法的分类模式。人们很难想象这种观点，即认为这种分类模式不是理性指引的结果。

也许最为突显的理性的表现为法典化倾向及成就。一般而言，“法典自身是高度理性的体现”[7]。事实上，罗马法开始于一部法典（十二表法），也结束于一部法典（优士丁尼民法大全）。法典化来源于对法律的普遍性和系统性的追求的冲动，这种追求的成功实现的前提在于人们承认人本身具有相当程度的理性，依据它人类能够认识、解决法律中的问题，从而最终达到法律的完美状态。因此，任何—部法典都散发出不同程度的理性气息，罗马法文本亦如是——近现代以来的法典编纂逃脱不出优士丁尼民法大全的事实即为此—观点的例证。

当然，古典时代罗马人的理性观念是古朴的——和现代相比。它在概念上属于一种自然理性，而在方法上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辩理性。尽管如此，罗马法的理性精神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尽管在今天看来，罗马人事实上还是比较关注对实际问题的探讨，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抹杀罗马人非凡的抽象思维与逻辑能力。理性的力量尽管并不是无穷的，但其重要性亦不容忽视。在法律创制过程中，是以理性为先导还是以经验为先导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如果在立法中全部遵循“摸着石头过河”或成熟制定一个思路而不充分利用理性的超前性、预见性，有可能导致法律体系的互相矛盾、混乱并且可能产生立法严重滞后的状况，这对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而言颇为不利。

结 语

我已经粗略地探讨了罗马法的私法精神以及理性精神。实际上对这两者的讨论还略显单薄。原因一方面在于自己的能力及资料的来源有限；另一方面在于人为地割裂这两者的事实。事实上这两者并不是截然可分的，他们总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筑为成熟的罗马法体系。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他们时，也许会发现许多当时已有的观念和制度并不比今天逊色。因此，当我们面对未来时，我们也许应当想一想昨天的情形以及昨天发展到今天的历程，同时思考这一情形及这一历程如何在可能的方向上演变为未来的目标。

注释：

[1]张乃根：《论西方法的精神：一个比较法的初步研究》，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1期。

[2]公丕样：《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3]刘旺洪：《利益衡平：现代市场经济的法的精神》，载《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一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版。

[4]阿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政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997年二次印刷），第207页。[5]谢怀轼：《从德国民法百周年说到中国的民法典问题》，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6]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

163-164页。[7]江平：《罗马法精神与当代中国立法》，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l期。

付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