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vjrqa儒家与现代人生

第一篇：Fvjrqa儒家与现代人生

Time will pierce the surface or youth, will be on the beauty of the ditch dug a shallow groove;Jane will eat rare!A born beauty, anything to escape his sickle sweep

.--Shakespeare

傅佩荣：儒家与现代人生

--在台湾“总统府”纪念孔子诞辰典礼上的演讲

今天是孔子诞辰2560年的纪念日。缅怀至圣先师，最具体的方法是“温故而知新”，认清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进而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他的教导，尽到承先启后的责任。这不仅是个人的身心安顿所需，也是社会稳定发展、文化赓续创新的契机所在。

由孔子所奠基的儒家学说“究竟”有何主张？它对现代人还有指导作用吗？首先，它在历史上的际遇十分复杂，从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利用，扮演安定社会的主导思想。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可以用“阳儒阴法”一词来描述，表面打着儒家的招牌，里面采取法家的手段，等到国家陷入困境，就把责任推给了儒家。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诠释，为了配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形成僵化而封闭的教条，也就不足为怪了。

于是，一般人对儒家的刻板印象成为：重视群体和谐而忽略个体差异，讲究人情面子而忘了真诚坦荡，最后沦为不讲道理的三纲五常，与不分黑白的酱缸文化。像这样的儒家难免让人望而生畏生厌。但是，这是儒家的真正内涵吗？这是孔子立说的原始精神吗？答案显然并非如此。

其次，现代人生在西方文化主导及全球文化交融的大趋势下，变得既丰富又复杂。我们身处其中，容易觉得忙碌、盲目而茫然。许多学者以“后现代主义”一词为其标签，意思是：没有任何观点可以免于受质疑及被否定，由此形成价值中立或“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现象。这种接近虚无主义的废墟状态，正是人类心灵的最大挑战。针对这种处境，孔子思想能够提出什么解药？如果经由适当研究，发现儒家学说可以救治人类的时代之疾，那将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幸运，也是全人类的幸运。

本文将依序探讨以下三个主题：

一、孔子在重视群体和谐时，并未忽略个体的主体价值；若是不谈行动者的主体，人生又如何可能建构真善美圣等价值呢？

二、相对于西方（以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这三大一神教为代表）所揭示之人类普遍具有“罪恶感”，儒家所侧重的是人类应该有其“羞耻感”。这两种观点反映的都是人性不完美，因而需要进行修炼，那么今日又该怎么做呢？

三、儒家显示深刻的“悦乐精神”，对人生充满向往，要以个人力量承担造福众生的责任，这其中所涉及的人性论是值得深究的。孔子的言行在上述三个主题都有精准的见解与示范。

个体与群体 孔子主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认为实践人生理想的主动力量在于人。他心目中的人是不分阶级、族群与贫富差异的，所以在得悉家中马厩失火时，他的当下反应是“曰：伤人乎？不问马”。因此推崇孔子为人文主义者，说他具有深刻的人道情怀，乃是合宜的判断。

问题在于：孔子所谓的“人”，一般都被认定侧重于群体，这是正确的观察吗？譬如他的核心观念是“仁”，而“仁”字“从人从二”，自然不离人我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分辨：孔子是否注意到道德行为的主体是个人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方面，孔子对人的期许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己”显然是指个体而言，君子与学者应该有此自觉。另一方面，平凡百姓也有其自我要珍惜，最典型的话语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百姓心中打定了主意，谁都无法再去左右他。在道德修行上更是如此，孔子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要进要止，全在于“吾”自己的选择。

为何需要强调个体呢？因为不论群体如何相处，道德价值的主体必须是个人，并且是真诚的个人。像“巧言令色，鲜矣仁”一语，不是暗示我们行仁的条件是真诚吗？有真诚才有动力，也才能从事道德实践，所以孔子会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不真诚，又如何可能“欲”仁？同时这个“我”自然是就个体而言的。《论语》中最受误解的章节之一，是“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这一段。关于“克己复礼”，许多学者的理解是“克制（或约束）自己的欲望，去实践礼仪的规范”。但是读完本段全文，会发现孔子所说的更可能是“能够自己作主，去实践礼仪的规范”，因为他接着谈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由己”是主动，“由人”是被动；若要走上人生正途（仁），就必须“化被动为主动”，经过个体的自觉与自动，真诚而愿意“复礼”（实践礼仪的规范）。

这种真诚而主动的个体将会表现让人惊讶赞叹的力量，在《孟子》书中有一段话，就是谈到三种勇敢时，最高层次的示范是底下这句话：“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通常我们会因为这句话出于《孟子》而以为是孟子之语。事实上，那是孟子引述曾子所转述的孔子之语。我若反省自己，发现自己理屈，那么就算面对平凡百姓，我不觉得害怕吗？然后，反省自己，发现自己理直，那么就算面对千人万人，我也向前走去。

“虽千万人吾往”这句话中的“千万人”不是指群体吗？群体若是表现偏差的观念与作为，“吾”这个个体不仅毫不妥协，并且要择善固执、起而对抗的。孟子由此发展出“大丈夫”的人格典型，其表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试问：天下还有比这句话更能显示个体的尊严与独特价值的吗？ 当然，儒家思想重视个体，其重点不是今日社会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所保障的人权，而是肯定：每一个人在道德实践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杀的尊贵价值。这也是孟子所谓“人人有贵于己者”的意思。

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会发现“群体”的作用远大于“个体”。这也许是个客观事实，但是如果回溯于儒家的起源，向孔子请教的话，就会察觉原来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孔子的观念对于现代人生仍然深具启发性，其故在此。他所启发的不只是我们华人世界，也将是全人类。道德行为的主体是个人，而道德实践的条件与效应则不离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能由个体的真诚出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才能真正普遍推广开来。

羞耻心与罪恶感

就人的现状而言，中西双方的文化都强调修养是不可或缺的。为何需要修养？因为人性并非生而完美。关于“完美”的判断，是不能脱离一个参考标准的。以主导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为例，就在其教义中谈到人的“原罪”。他们相信上帝是完美的，并且上帝所造的人也应该是美好的，但是人的始祖未能恪遵他们与上帝所订的盟约，亦即犯了罪，这才造成人性的缺陷。换言之，人在面对完美的上帝时，不免自觉其“罪恶感”，然后只有凭借虔诚信仰与真心忏悔才有可能获得救赎。这种罪恶感对心灵的影响是极其深重的。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说：“许多人因为罪恶感而犯罪。”这句听来像是颠倒的语句，其实充分反映了西方人由其宗教所塑造的心灵状态。

如果说“罪恶感”是个体在面对无限完美的上帝时所自觉的无能与卑屈，那么“羞耻心”呢？羞耻心是个体在面对“群体”所要求的标准时所自觉的不足与惭愧。个人不能脱离人群社会而生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一套言行禁忌与评价系统，那么当一个人自己觉察或者被人指称未达此一要求标准时，就会产生羞耻心。

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言行标准是否正确无误？这个问题涉及政治、教育、舆论所形成的社会风气。譬如，“笑贫不笑娼”是偏差的风气，但同时也是一部分客观的事实。那么，要如何导正类似的风气呢？在进行导正工作时，谁又有权认定自己代表了真理呢？

在孔子看来，这里应该考虑的是双重挑战：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要有羞耻心，努力朝着社会标准去行动。这时所谓的标准体现于礼仪与法律。孔子显然认为礼才是正途。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至于读书人，孔子的期许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至于如何判断邦之有道无道，则是另一问题。

另一方面，羞耻心还有向内自省的层次，这就涉及真诚觉悟自身言行了。若是自身言行不一，则是可耻的，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若是与人相处而表里不一，也是可耻的，如“匿怨而友其人”。读书人的首要条件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在此，“行己有耻”当然是出于高度的自我要求。到了孟子，更宣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羞耻心”的另一说法是“羞恶之心”，乃是孟子著名的“心之四端”之一，是一个人行“义”的基础。到《中庸》，则又把耻与“勇”连在一起，“知耻近乎勇”。在这一方面，羞耻心来自真诚面对自己的内在要求，其判断标准不再局限于社会规范，而是回溯到心的根源，直接面对儒家所信仰的“天”了。正是因为如此，孟子在谈到人生三乐时，会强调“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种兼顾天人要求的羞耻心是值得我们深入理解的。

在比较中西文化时，如果由“羞耻心”与“罪恶感”这两种角度去省思，可以得到什么启发呢？以罪恶感来说，它源自个人面对上帝时的特殊心态，因此它的最大挑战是不信上帝。一旦不信上帝，即有可能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困境，然后就会出现陀思耶也夫斯基小说中所担心的大问题：“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为何不能为所欲为？”

再以羞耻心来说，它源自个人面对社会标准或个人良知的要求。如果只看社会标准，个人很可能变得世俗化、功利化、空洞化，而这也正是当前社会的一大危机。若是回溯孔子的原意，则不能忽略个人良知，而以符合天命所要求的无限完美为目标。个体的生命价值完全体现于他自觉对人群的责任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同时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天命与兼善天下，亦即“修己以安百姓”，是孔子的人生目标。真正的羞耻心应该带人走向孔子所描述的这种志节。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

孔子所创始的儒家，总是显示中庸之道。这种中庸，并非静态的不偏不倚，而是充满动态而均衡的力量。就个人的生命而言，真诚与否是个关键。只要真诚，就会由内心产生自我要求的力量，敦促自己主动去行善避恶。这种观点可以用“人性向善”一词来概括。“向”代表力量，“善”则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

于是，站在“人性向善”的基础上，人生之道自然就是“择善固执”，而人生理想除了“止于至善”还能有其他选择吗？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努力实践，无异于逐渐完成自己的人性，由此孕生的心得正是“悦乐精神”。一个人只要走在这样的正途上，不论他的遭遇是穷达顺逆，都不影响他内心的喜悦与快乐。孔子描写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肯定颜渊的杰出之处在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到了孟子，依然不忘这种人人皆可获得的快乐，并且具体归结其契机在于真诚。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个人若想快乐，则对万物一无所求，只须反省自己，觉察自己做到完全真诚，这才是人生之至乐呢。孔子说：“君子坦荡荡。”成为君子，是人人皆有同样的可能性的，全看自己是否立志而已。不过，如果把“善”界定为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就不能避免一种情况，亦即儒家总是怀着忧患意识。即使像尧与舜这样的圣王，在面对“修己以安百姓”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样的理想时，仍然会觉得自己力有未逮，亦即“尧舜其犹病诸”。孔子心目中的仁者，须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其奋斗目标，而这项目标所带来的永恒而无限的压力，正是忧患意识的来源。

孟子说得更为直接：“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这正是人类的状况：若无教育，或者未受适当教育，则百姓的表现是与动物相近的。这种观点显然与“人性本善”毫不相容。君子所担心的即在于此。天下若要安定，须由先知先觉之士发挥其责任心，用以启迪后知后觉之人，再由此形成优良的社会风气，大家一起走向人生的光明坦途与幸福之道。

孟子在揭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段大道理时，结论是“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在忧患中可以生存下去，在安乐中却难免于灭亡。所忧患的是双方面：自己是否择善固执，日进于德？自己是否“与人为善”，是否偕同相关的人（包括依自己职责而有互动关系的百姓）一起走向善途？

《中庸》认为“天地虽大，人犹有所憾”。《易传》指出“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儒家观念。其背后对人性的见解，并非宋儒（以朱熹为代表）以来所谓的“人性本善”，而是我们今日重新诠释的“人性向善”。由于人性只是向善，所以人生必须择善固执。由于善是指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此一关系要求我自己在力求完美时也要协助别人如此。“别人”一词包括由近及远的天下所有的人在内。如此一来，儒家的忧患意识就成为人生谨言慎行、修德讲学、立人达人、兼善天下的动力来源了。

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在表面上似乎有些矛盾，其实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有悦乐而无忧患，则人生若非局限于狭隘的利己，就是浮游于表面的享乐；有忧患而无悦乐，则人生又将怀忧丧志，患得患失，徒劳无功而苦不堪言。儒家能够兼取二者，使人在悦乐之时心存忧患意识，在忧患之中又能保持悦乐精神。如此方可“知其不可而为之”，继续以充分的信心与昂扬的斗志向着人生的理想前进。我们学习孔子思想，能够把握上述原则，在面对现代人生的考验时，自然比较容易体会君子之道，“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然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结论

没有人是生而完美的，也没有人不可能走向完美。“完美”一词在今日看来，包括“幸福”在内。其根苗在于人性，其花果则展现于多彩多姿的现代人生。多样的选择让人无所适从，这时所需要的是一套通情达理、取精用宏的价值观，而孔子所始创的儒家思想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兼顾《尚书》所谓“正德、利用、厚生”三方面的要求，引领我们由真诚而主动行善，因行善而造福人群，并在此一过程中也逐渐修成正果，成就自己的人生功课。

我们学习孔子思想，若能在重视群体和谐时也肯定个体的主体性与主动性，那么在面对现代社会的风潮冲击与时尚诱惑时，就不难把持自己的方向。我们在修养自己时，要时时警觉羞耻心，言行不仅合乎社会规范的标准，更要安于真诚的良知，进而上达无愧于天地神明的境界。我们身为知识分子与为民服务的公仆，总是希望造福百姓，因而难免于忧患意识；这时不能忘记孔子的悦乐精神，不但要苦中作乐，还要以苦为乐，甘之如饴，因为这一切所成就的也是自我人性的提升与完美。

纪念孔子诞辰，不再是例行公事，而是要学习一套完整而正确的价值观，使孔子的见解在现代人生得到验证的机会，让世人肯定孔子思想对现代人类的重大意义。(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29期，作者：傅佩荣)

第二篇：儒家的哲学品质与现代性问题

儒家的哲学品质与现代性问题

儒家的哲学品质与现代性问题

摘 要：无论是渴望实现自身的儒学，还是作为未完成态的现代性，它们内在都要求更新、融合，这使得儒学与现代性之间构成一个联结。儒学虽然古旧，但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品质、将历史文化整合到一个解释系统的能力、对于自由与秩序的构想，都深具时代的生命力；同样，现代性虽然是人类的命运，但其自身存在的谜一般的悖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执著、工具理性与虚无主义的盛行，都将是其无法克服的痼疾，它同样需要自我超越。儒学与现代性的交融将是儒学的复兴和现代性的新方案。

关键词：现代性；中庸；自由；秩序。

现代性是人类的命运。任何一个拒绝现代性的民族或个体都将被现代所吞噬，这一点自环球航行、殖民体系的建立一直到上世纪发生的世界大战都已经得到无数的验证。然而，每个民族如何获得并展开自己的现代性，如何在现代文明中确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和身份，则是完全不同的。大多数民族只能按照发源于欧洲的现代精神确立自身的现代性样式，只有少数民族才能挑战这一模式。而凡是这些敢于挑战的民族无不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实际上，它们挑战的勇气正是来自于长期积累的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从根本上质疑欧洲现代以来的价值观。尽管这些挑战无一例外的都以失败作为归宿，但并不表明这些文化资源在现代没有它们的用武之地。只有当它们耗尽与现代性对抗的勇气和能力，进而被迫接受并融合、消化现代性，它们自身的价值才能在现代性中突显出来，才能成为现代性的一部分并匡正、规范现代性。换句话说，只有借助于现代性，它们自身的价值才能得以张显；同样，现代性只有接受它们，才能获得存在形态的多样性，进而克服自身的狭隘性。

自从孔子截断众流，实现了“仁”的突破，并下学上达，体察天命，儒学的精神特质便已成型，它解释并规范着中国历史，成为中国历史展开的重要动力。尽管中国历史在近现代遭遇重大改辙，被强行纳入现代性的叙事当中，但并不表明它已经丧失了新生的可能。甚至，从儒学的内在要求看，它在某种程度上渴望现代性，渴望实现此刻的自我。现代性远未完成，并且以自身充满悖论而著称，这也意味着现代性的开放性，现代性同时也要求着自我更新、矫正，这与儒学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

阐释原始儒家的精神品质，并将其与现代性勾连起来，使之具有时代的生命力，并匡正、规范现代性，甚至成为现代性的一种方案，这是作为渴望现代性的儒学和作为未完成态的现代性的共同要求。

一、极高明而道中庸———儒家的哲学品质。

在先秦诸子中，孔子是明确以三代历史文化的整理者形象出现的。而实际上，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形态并不一致，甚至互相抵触。但是，作为具有悠远历史的文化，它们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如何将其整理到同一个解释框架之中，并将三代历史描述为同一种精神品质的展开，则是需要相当大的智慧。

孔子做到了。他采取了非常高明的解释方法———中庸。具体说来，就是“以仁释礼”。礼即周礼，本是周公的发明，周公提出“以德配天”，而“德”落实到现实中需要一套制度，包括丧、祭、嫁、娶、冠、射等行为规范，延伸到政治上便是一种政治制度即礼制，周公制礼作乐本质上是为了诠释天命，而这一制作只有在位者即王者才有权实行，孔子自然不得染指。但孔子将天命———德性———礼乐的展开予以内核式地解释：既然上天生育万物，万物便先在地获得了上天的好生之德，这种好生之德便是一种生育者对被生育者的爱，而被生育者同理也当致谢这种爱，这便是孝；此爱本源于天，天无私覆，人也不能私爱，而应推行于家国以至天下，所

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王者受有天命并赞天地之化育，人当对王者忠。孔子称这种爱为仁，仁就是从天获得的属人的本质。

“仁”是有生命的世界和有生命的人的本质，它本身就意味着生生不息、运转无碍，就是意味着永生，意味着创造。那么这种永生和创造究竟是什么呢？生命对于自身究竟有什么要求呢？自由！生命的本质就是自由，永生和创造就是自由，生命失去了对自由的向往，就是失去了自己的本质。而“仁”，就是自由。但是，不是所有的自由都是可以交换的，儒家的自由不是上帝所给的“理念”，不是来自“天外”的“最高指示”，而是“天地之心”对整个宇宙的觉悟，不仅人的本质是自由，而且万物都是自由，整个世界都是自由，正因为如此，只有整个宇宙是自由时人才是自由的。换句话说，宇宙的自由是人的自由实现的前提，万物的自由是人的自由实现的条件，所以只有人达到与天地相参，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易·传》），人才能获得自己的真正的自由，才能不辜负自己的使命。而天地万物都在“礼”之中，所以儒家的自由就只能在礼之中才能实现，它告诉我们自由的实现是在秩序之中的：没有了秩序，自由就是虚无；没有了“礼”，“仁”就是空话。而“仁”与“礼”的完美结合就是“中庸”。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礼记·中庸》）。是啊，中庸离我们何其远矣！在古典时代末期，王制过分强大，他们利用礼教作为统治的手段，造成“礼教吃人”的可悲局面；但是现代的自由，却又是工具理性的无限制使用，它导致“肆无忌惮”的危险现状。此正所谓“过犹不及”。

世界本身就是神圣，人的使命就是去感受这种神圣，沟通这种神圣，贯通人的文明，续接人的历史。它意味着对一切的神圣、文明、历史都将给予高度的尊重，人对于意义的一切追求都值得同情和理解，而不应该简单的扼杀。在《论语》中，孔子对于隐者的态度最能体现儒家的这个胸怀：

子露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论语·宪问》）。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

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

这里要讨论的不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分歧问题，而是孔子对他们的态度问题。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都是南方的隐者，在那个“礼崩乐坏”、“道术已为天下裂”的时代，他们对政治十分失望，主张避世独居、洁身自好，他们对于孔子屡次漠视，但是他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追求却很让孔子尊敬，因为这种追求的活动也就是一种神圣的过程，是对于高洁生活的向往。孔子并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敌人，而是用博大的胸怀试着理解他们，这正是儒家对于的神圣的高度尊重。当然，儒家也并不是一味的纵容，当“外道”威胁到“仁”、“礼”的时

候，儒家就要极力批判。孟子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又云：“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所以他自己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而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也很能反映儒家的这个态度。

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如果说鬼神是人最早感受到的神圣的话，孔子正是要向这种神圣致敬，恰如《礼记》所言：“致其敬于鬼神。”孔子并不是要承认鬼神的真实存在，对于儒家来说，鬼神的有无并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鬼神作为人发现神圣的道路中的一个“路标”，指示了人继续前进的方向。但是当人们沉湎于和鬼神的嬉戏中时，儒家又将用理性的精神告诫人们继续前行。如荀子所言：

“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至也。”又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荀子·天论》）。

以上所述，表明儒家对于“外道”和其他信仰的尊重，凡是追求高尚生活、追求崇高意义、追求神圣的活动，儒家都给予同情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儒家的作用就是要贯通这种神圣的活动。但是这种活动不能威胁到“礼”，这是底线。在中国思想史上，就是当儒家拥有话语权的时候，也绝不对其他思想流派“赶尽杀绝”，不把其他思想流派当成“异端”。换句话说，儒家是要将一切的存在都纳入“礼”之中的。这不仅包括天地、万物，而且包括鬼神、“外道”。鬼神和“外道”的存在是人存在的佐证。而且，对于儒家来说，鬼神和“外道”必须还要贯通，这意味着儒家必须有一种气魄去接纳所有的神圣，包容所有的宗教。

“仁”与“礼”结合的这种“礼乐共同体”，要求道德与权力的统一、神圣与世俗的统一、自由与秩序的统一。它不是刻意将天堂建立在尘世之中，而是首先承认世界本身就是乐土；不是将道德和权力打成两橛，而是认为道德和权力天然的就是一体；不是把时空宰割成阶段和坐标，而是要沟通一切的文明和历史。儒家把他们的这个特点用“中庸”来概括，即所谓：“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礼记·中庸》）。

二、文不在兹乎———儒家的时代使命。

反观我们的时代，又是一个“礼崩乐坏”、“道术已为天下裂”的乱世。历史似乎又回到逻辑的原点。资本主义像扩散的癌细胞，即将要吞噬整个的世界；理性的无限制使用导致人与人之间更为深刻的奴役；一切神圣的失落让所有的人变得“无家可归”；消费与享乐让天空和大地陷入肮脏枯竭的窘境。来自西方的宗教、政治和哲学都只是在教训所有的非欧民族：到达未来的世界只有一条道路可走，不管它是民主自由还是专制主义。正如“资本主义只是在其他生产方式的簇拥下，并牺牲其他生产方式，才能生存”[1]（P67）一样，民主自由也只是在其他意识形态的簇拥下，并消耗其他的意识形态，才能生存，我们存在的唯一价值只是为了衬托别人的高贵。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民主自由似乎已经成了绝对的真理。所以，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有人宣告：历史已经终结了。[2]

然而，历史真的只能以这种方式终结吗？或者说，历史真的会终结吗？难道我们就只能听命于西方人创造的现代神话吗？不！既然我们的祖先已经告诉我们人的本质就是“仁”，就是自由，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自由的去创造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时代？当然，这里需要分析西方的自由和儒家的自由。西方的自由观念很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有之，当时是以城邦自由民的方式表现，然而，这种自由是一种压迫的自由，它意味着社会必须出

现阶级，自由以一个阶级被压迫为实现的条件，所以必须有奴隶阶级作为自由的保证，自由民对奴隶的压迫就像自由的理念对尘世大地的压迫一样；而在现代文明兴起以后，西方人将这种压迫的自由推广到整个世界，他们在整合欧洲文明和民族的基础上，重新树立了他们的地位，他们以世界主人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他们成了整个世界的“自由人”，而其他的民族只能以“奴隶”的身份换取廉价的同情和扶持。换句话说，西方人将那种压迫的自由从西方世界里推广到整个世界，将那种在西方世界里出现的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转移到整个世界，变成一种中心———边缘的压迫方式。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而儒家的自由却完全不是这样。

在儒家那里，从没有压迫的观念，因为没有来自世界以外的“命令”，没有“理念”的压迫；自由的本质不是造物主所规定的，而就是这种“造物主”本身，人的自由的实现是人自觉的结果，一旦人明白这种本质，人就可以“与天地参”而“赞天地之化育”，实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真正自由。这种自由对一切文明和民族都是开放的，只要不“无礼”，都能找到自己的自由。在中国历史上，佛教、道教、景教、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都能在儒家文化中得到合法的认可，而汉人以外的其他民族也都被纳入中华民族之中，可以说，儒家文化就是一个整合文化，它就是要沟通所有的神圣，续接所有的文明，连接所有的民族，最终要让一切的存在在“礼”之中“和而不同”的获得自由。儒家相信，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流派最后都会达到同一个目标，恰如《易传》所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当然，要实现儒家的自由，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的从文化气质、形而上学就能说明的问题。它还意味着一整套从这种宗教情怀、形而上学“发育”出来的政治体制、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天下秩序。在我们这个时代，儒家只有解决世界的生存问题才能解决它自身的生存问题，只有解决所有民族的生存窘境才能解决中华民族自身的生存窘境。

也就是说儒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文化符号，不是一个用来对抗来自西方的压力的文化反击，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儒教文化圈”和“儒家资本主义”的提法都是欠斟酌的，这只是把儒家当成了资本主义的附庸和同谋，仍然没有逃脱西方的话语逻辑。在中国古代，儒家建立了它自己一整套政治制度、经济方式和意识形态，不管是孔子讲的“学而优则仕”，还是孟子提的“王道”，都没有把儒家只是看成是一个学术流派，而是当着一个完整的社会制度。面对今天的世界形势，儒家必须要有自己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方式，尽管这仍然是十分困难的。

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一八四零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西方世界用舰船利炮将古老的中国强行纳入现代文明的逻辑之内，传统中国的宇宙观念、世界模式、政治体制、经济方式、意识形态全面面临西方文明的质疑和挑战，由此兴起的追求启蒙和救亡的思潮延绵一个世纪而不绝。然而不管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还是康有为《大同书》的制作，甚至是现在“和谐世界”的认识，它都表明中国人并没有完全服从现代的资本主义逻辑，没有完全认同现代的政治经济秩序。两千多年的文明和历史不可能轻易的被抛弃和忘记，而支撑这个文明和历史的儒家思想也依然渗透在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作为儒家主要观念的“仁”“礼”也依然保存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之中，它是中国人保持对世界独特理解的启示和建立自己的理想世界的密码。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民神杂糅，不可方物”的时代，每个人都试图把握真理，然而真理却离人越来越远；人们运用理性作为工具谋求最大化的利益就像巫术可以降神一样。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走向了神话，随着人

类控制自然力量的增强和道德上的弱化，文明变成了新的野蛮，“现代性实已转化为野蛮”[3]（P56），科学的进步超出了人性的发展，人类掌握着自身无法控制的力量，现代性面临它最为尴尬的处境，它自身正在走向它的反面。它需要挑战，需要新的活力，以便激发它真正作为启蒙、作为人道主义的一面。由于理性具有价值和工具的双重身份，就像理性的普遍化带来全球化的同时，更带来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甚至是个人主义，当它向普遍性展开的同时，独特性也随即布满，以致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个人与个人不能通约，它自身已经不能在西方固有的逻辑中展开更崇高的秩序，这只能通过吸纳其他文化的方式进行。儒家文化应该是一个备选的方案，这有待于儒学的更新。

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体验，一种直线式的时间流变观念。虽然这可能起源于基督教的末世思想，特别是奥古斯汀的“把时间弄直”的观念，但进化论的时间观影响甚大。在进化论的主导下，现在已被未来劫持，过去则成为未来的敌人，时间的分裂意味着历史的分裂，世界的分裂。

由于现代性的时间观中蕴含着基督教的末世理论，所以始终很难调和与其它文明的关系，以至于亨廷顿将未来描述为不可调和的“文明的冲突”。在此，儒家的“通三统”的观念仍然有巨大的价值，它暗示了在思想中如何将文化、历史续接与会通的思想，如何将各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安排在一个合“礼”的叙事当中，尽管这种“礼”已经完全不是名分纲常的“礼”。现代性的崛起同样面临着虚无主义的威胁，甚至现代性就是虚无主义的代名词，作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其本质就是被资本推动、透支的欲望，而欲望的背后则是无边无际的虚无。在前现代社会，大多数民族克服虚无主义的办法都是宗教，在虚无的背后安排了一个神，由神将虚无化解，而当现代性兴起后，“上帝死了”，宗教被理解为人类自我意识的投射和忍受压迫的鸦片，甚至是奴性的起源，人类幻想自身的理性、实践和意志能够为自己安排存在的价值。然而，这注定是不可能的，人类远远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而儒家那种不通过宗教而是自身德性的方式建立意义体系的途径似乎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办法，它不仅有效避免个人主义的极端，也同时避免失去宗教后虚无主义的威胁。虚无主义恐怕是未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有效克服虚无主义尚须儒学的积极发展。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又见于《礼记·大学》），两千多年前儒家对于自由与秩序的的思考，应该为我们这个时代指出一条出路。

参考文献：

[1]陈燕谷·从依附理论到全球体系[A]·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贝克·抗毒药：机体化的不负责[A]·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C]·上海：三联书店，1998

第三篇：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生

道之于道,道在心中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生》课程论文

理学院 应用化学102班 刘琦 23210204 [摘要]：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它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以及它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诸多理解和认识，曾经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家思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原始宗教思想、哲学思想、科学理论，与科学技术的总汇，贯串中国文化上下古今之大成。而道教，则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而创立的宗教。对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宝藏进行深入研究、整理和继承，对于民族复兴和在现代条件下传统文化的整合及创新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道家文化；自然观；人生观；人生意义；柔弱胜刚强；立身处世

冯友兰先生曾把人生分为四个境界：一是自然的境界，第二，是功利的境界，第三是道德的境界，第四是天地的境界。所谓“自然境界”，就是满足人们那种自然的、生理的那种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需要的境界，它是人生的第一个境界。那么如果再超越，越过人与动物相同的层次就进入了“功利的境界”。“功利的境界”，就是趋利避害，对我有好处我就做，对我没好处我就不做，这样人有一定功利选择，是人的一个文明化的提升。人在社会中生活，在天地之间，仅仅有这种境界还远远不够，还要用道德境界实施超越。中国哲学要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天地的境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后,那种超越和超然意义和永恒的价值，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和生命，好似用先贤的智慧弹拨我们的心弦。

在学习了儒、道、佛、易等中国传统文化以来,使我在认识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各自的地位、影响及其固有价值和现代意义方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传统和现代化并不是矛盾的，现代化决不是对传统的抛弃和决裂，而应是在对传统继承、创新意义上的现代化。不能把“传统的”等同于“落后的”、“过时的”。我们当今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就在于把它们结合起来，让灿烂的中华文明在今天还能依然彰显她的魅力，越发地历久弥新。

在课程的主干文化四个方面中，我对道家文化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道家的思想主要有四个来源，那就是黄老思想，老庄思想，隐士思想和方士思想。其中，对于老庄思想，可以说是道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但如果以为道家思想仅仅只包括老、庄而已，就会忽略道家真正的“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的内容。因此，老庄思想只是道家思想的一部分，要想更加深入地了解道家思想，就要从道家思想对于人生的意义及立身处世之道方面深入了解。

道家文化从自然观，人生观等方面讲述了何为“道”。从自然观来看，老子提出了以“道”为终级本源的宇宙论。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最初本源，“道”创生万物，为万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庄子同样以“道”为最高范畴，但他对“道”作了带有神秘主义的渲染和富有文学色彩的夸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老子无论是对“道体”还是对各种具体的事物均持有一种相当深邃的辩证观念。他不但认识到事物之间充满各种各样的相对性，而且还发现对立的双方可以相互转化。用这套辩证观念来分析现实的社会和人生问题。从人生观来看，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的人生哲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对“道”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探求世界的本源及其规律，和大多数中国哲学家一样，人生问题、社会政治问题才是他关注的核心。

在道教文化对于我们人生意义的方面，道家提出“生生不已之谓易”。中国文化，根据《易经》这一文化系统的思想，却是从生的一端，来观察宇宙万物和人生，因此而建立起“生生不已之谓易”的观念。

在道家文化发展的历程中，老子所处的年代，和他的一些观念的联系是相当紧密的。对于回归原始的社会历史观：老子对现实极为不满，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并且大声疾呼，“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就引发了人们对于道教文化的一些偏见：一般人常以为老子思想是消极、厌世的或出世的。造成这种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们对他的重要观念望文生义所致。例如：无为、不争、谦退、柔弱、虚无、清静等观念都被人曲解。老子的人生哲 学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自然无为”。“自然”、“无为”其实讲的是一回事，“自然”从肯定面讲，意思是自然而然，依其本性来发展。“无为”从否定面讲，意思是不妄为，不包含任何人为的成份，两者合起来构成老子人生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也是后来道家各派共同追求的理想。第二，“柔弱不争”。“柔弱”、“不争”的意思很接近，“不争”实际上是“柔弱的一种表现。老子非常重视柔弱的作用，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著名论断，“柔弱”并非一般人理解的软弱、懦弱等。老子所说的“柔弱”是含有无比的韧性和持续性的意义。老子常以“水”来比喻“柔弱”，要求我们善利万物而不争，自处其下——海纳百川。至柔而至刚——以柔克刚。随园就方——随遇而安，素位而行。涤除污垢却不改其性——和而不同、和光同尘。不因外境不平而不平——“平常心是道”。

在立身处世之道方面，道家提倡“身重于物”，“少私寡欲”。根据“少私寡欲”的原则，老子提出了四条重要的处世之道：一是“治人事天莫若啬”。二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三是“功遂自退”。四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对于“君子之交淡如水”一句，在为人处事方面深有感触。所谓“淡若水”，即朋友相交，贵在始终“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相互尊重。友谊之树只有用尊重、恭敬之水不断浇灌才能长青。彼此都应该怀着淡若水的心态，友谊才能不加以其他色彩，以最纯洁的方式对待。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可以用“社会人生”来概括。各家用什么思想去体现社会人生呢？儒家谈格致诚正，修齐治平。道家谈“性命双修”，就是去修人的人性，人的自然之性和人的生命，而达到真人、天人、至人的境界。佛家讲“法身慧命”、“明心见性”，就是把人性最光辉的部分呈现出来。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先贤智者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时代怎样变迁，都不能完全抛弃优秀的传统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更不能“全盘西化”。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节节攀升，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在我们引以自豪，充分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还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诸多深层次矛盾和尖锐复杂问题，要化解这些问题，只有按照“道”的要求，用“自然无为”来化解各种心智诈巧，用“柔弱不争”来削弱各种逞强好胜，用“致虚守静”来消解各种欲望冲动，人才有望恢复到其本真的状态，社会才有望回归稳定与和谐。[参考文献]：

[1]王德有.《老庄意境与现代人生》，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2]王兆胜.《逍遥的境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3]叶舟.《庄子的智慧》，中国物资出版社，2005。

http://jpkc.gxun.edu.cn/kj-zgctwhgl/03zongjiao05.htm中国道教文化

第四篇：儒家与经济自由

儒家与经济自由

“天何言哉”和“惠而不费”

儒家的一个基本哲学精神是什么？

儒家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传统，最可贵的是，对格物致知的有限性有深入理解，对非经验部分非常谨慎，保持敬畏。这导致了一种自然秩序哲学。

《论语》记载：“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以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段对话非常精彩，自然秩序就在那里，遵从它就够了。这包含着儒家社会治理的基本思想，与经济学的基本精神一致。本文侧重讲经济自由与经济制度。

由于儒家有这种自然秩序哲学的取向，必然导致经济自由制度的取向。这种自然秩序的原则用到社会中，其倾向就是让社会自己运转，尽量不要干预。

孔子主张政府惠而不费。“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老百姓认为什么有利就让他们去做，这不就是惠而不费了吗？老百姓认为市场有利，就去交易，进行平等谈判，自愿达成契约，不要去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收益大，成本低。在儒家学说主导的两千多年，这是基本原则。

多年前我很奇怪，儒家怎么会有经济自由主义？后来看了侯家驹先生《先秦儒家的自由经济思想》一书，又读了儒家原典，就知道儒家主流就是主张经济自由的。

轻徭薄赋，尧舜之道

老百姓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就像斯密所讲的看不见的手那样，整个社会繁荣起来。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费用，而是说费用很少。它导致轻徭薄赋和小政府。

轻徭薄赋是儒家一贯的主张，反对加税。孔子的学生冉求在鲁国帮助季康子聚敛税赋，孔子说，冉求哪里还是我的学生，对他要“鸣鼓而攻之”。

孟子讲过“百里可王”。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就可以做王了。轻徭薄赋会激励生产，老百姓能获得所创造财富的较大比例，人们会从四面八方归往过来，这个政治领导人岂不就是王了吗？

儒家知道，税赋不可少。他们承认有王和国家，承认一套社会制度，这套社会制度要有费用，提出了类似于最佳税率的概念，叫“尧舜之道”。政府要提供公共物品，但花的钱应该恰当，多了少了都不行。

白圭问孟子：“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税率5%，怎么样？孟子回答说：“子之道，貉道也。”貉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名字，按当时的说法是蛮夷。孟子说“你这是蛮夷的作法。”

孟子问：“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一个国家很大，只有一个人做陶器等生活用品，行不行？不行，不够用。蛮夷不种五谷，主要是打猎、采集，农业上不发达，“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飱”，这些都是有形的和无形的公共物品，“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5%的税率是合适的。但“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在中国，没有礼乐制度和政府结构不行，所以如果采用5%的税率，太低了，不可以为国。

孟子接着的一句话很精彩，“欲轻之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尧舜的税赋是多少呢？十税一。按现在经济学的说法是“最佳税率”。著名的拉弗曲线讲，有一个税率能使政府收入最大化，同时社会福利也会最大化。低于最佳税率，就是蛮夷。

孟子接着说：“欲重之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桀就是夏桀，暴君。如果税赋多于1/10，就是暴君。尧舜之道是最佳的税率。在孟子那个时代，觉得恰当的就是十税一。当然不能太拘泥，不一定是十税一，后来中国的发展也未必如此。如果国家比较大，公共物品就有规模经济性，平均成本就会低，税率就可以更低。比如汉景帝时是三十税一；又比如清代的田赋大约5%。康熙时推行“摊丁入亩”，并承诺“永不加赋”。有一项对清代田赋的研究说，到了清未，实际田赋也只有2~4%。

不与民争利

再一个原则是“不与民争利”，在儒家的传统中这是很强的观念。

《史记》记载，春秋战国有个叫公仪休的人，在鲁国当宰相，当大官后回家，看菜地里种着菜，就把菜拔掉了，看老婆织布，就把织机毁了。为什么？他的道理是，我当了官，政府给我奉禄，就不应做这些事。种菜织布拿到市场上卖，我的东西卖出去了，可能别的老百姓就卖不出去。这就是与民争利。这个故事很有名，“拔葵去织”是一个成语。

这个原则在后来的多次辩论中都被提出来。比如在汉代《盐铁论》的争论中，在北宋新旧党的争论中，都会提到这个原则。如果有人提设立官营的工业，就会有士大夫站出来说，这不对，是与民争利。

总体来讲，儒家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取向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取向。这是一个基本结论。

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取向，会使一个社会更有效率。里面包含有多层逻辑。第一层逻辑是，如果老百姓之间自由交易，自愿达成契约，这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自愿的，交易或契约就会缺乏效率。

新古典经济学讲，自由自愿的交易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交易，定价就不在均衡点上，交易量也不均衡，不是有过剩就是有短缺。政府制定价格，可能低于均衡价格，但会导致供给减少，需求不能被满足，整个社会就会丢掉这么大一块福利。所以只要是自由交易，会带来财富的增量；整个社会这样的交易越多，效率越高，社会越繁荣。

更一般地说，这就是一致同意原则。只要一致同意，就会达到更高效率，叫做“同意即最佳”，只要这个交易是双方同意的，就是一个最佳结果，对应的就是帕累托最优。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在这个基础上，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社会就会导向效率更高的结果，比如说，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如果是一个奉行经济自由的社会，它的分工会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计划经济的分工和专业化就很难发展。我的博士论文《分工与交易》就是讲计划经济时期为什么无法推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经济自由还导致社会的制度不断演进，变得越来越有效率。比如交易制度演进，一开始是偶然的交换，后来发展出集市交易、定期交易、专业商人、大型百货商场、连锁店和贸易中心，等等。随着交易的进行，有关交易的制度不断演进。金融市场能更容易看到这种制度发展：如金属货币、纸币、股票、存款、贷款、期票、汇票、期货、期权等等。

简单地讲，经济自由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基础。经济自由主义的表层意思是给个人经济自由，尊重市场，小政府，轻税赋；深层含义就是遵从自然秩序。我们注定不能完全了解这个社会、世界、宇宙；当我们不知道、没把握时，只能对自然秩序保持一种敬畏的态度，尊重、畏惧它就够了，它自然会给我们一个好的结果。自然秩序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带来好的结果，这是一种信念，不是人的理性计算所能把握和预料的。经济自由主义更深层次的思想，是一种哲学。

我比较早地对儒家感兴趣，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我1993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先秦哲学和现代制度主义”。前些年，我写了一篇短文叫“天何言哉”，用孔子这段话来总结改革的经验，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天何言哉”。不是政府有多伟大，而是我们遵从了这样一种自然秩序，是政府明白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慢慢地从市场领域退出，“不与民争利”所获得的结果。

总结如下：儒家主张的是遵从自然秩序的原则取向，强调的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强调的是“轻徭薄赋”，强调的是最佳税率，强调的是小政府，也强调“不与民争利”。

儒家自由经济思想的实施与传播

儒家的这些主张，在成功的朝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实施。如清代的税赋很低。康熙以后不收人头税，只收田赋，摊丁入亩，大约是5%的税率。一个儒家主导的社会经济秩序，基本上是市场经济和强调轻徭薄赋、小政府的秩序，人们有基本的经济自由。

当然历史过程中穿插着有暴政，有很多介入和管制。秦就是暴政，税率可能有30%。再比如隋，有那么多公共工程，税率也很高。汉武帝时期，因为任用桑弘羊这些人，搞官工业，各种政府干预，都有问题。

中国历史以儒家主流为主，但其间有些曲折，宋有王安石变法，是很糟的“变法”，一个很重要的取向是聚敛财政收入。它的结果不好，税率上来了，税收总量并没有上来。儒家旧党反对王安石，认为这样做是不符合儒家原则。

同时，历史有扰动。宋代海外贸易非常发达，尤其在南宋，被挤压到南方，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开辟。宋以后，元明清也有大量海上贸易。主要的货物有瓷器，包括现在大家非常热衷的青花瓷，还有丝绸，茶叶等。但其间有海禁，原因不是因为反对自由贸易，而是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军事原因。比如有海盗。

儒家的一些思想曾影响欧洲。这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可以证明。我的一篇文章叫“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1993年在《读书》上发表过，有比较完整的叙述。在十六、七世纪，有大量欧洲传教士到了中国，目的是传播基督教，同时了解和学习中国的文化。他们把中国的这些思想传到欧洲，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欧洲当时处于启蒙时代，启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国的儒家、道家的影响，一部分来自中国的思想资源。

有一本书叫《中国：欧洲的楷模》，是马弗里特写的，有大量记载。我在芝加哥大学找到过英文版。上部分讲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怎么通过传教士传到欧洲，有很多笔记、信件，在欧洲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影响。下卷是魁奈的一本书，叫《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这本书对中国的思想和制度有一个相对全面的梳理，当时欧洲人很激动，接受了很多这样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内容就是有关自然秩序的哲学，对欧洲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魁奈一直在关注中国，但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前七章，按照现在的学术道德讲知识产权，很成问题，大量剽窃了一个传教士有关中国的叙述。只有第八章是他自己写的，讲到了中国这套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所以，儒家的这些思想非常实际地影响到了西方知识界和西方经济学的建立。经济学是在实际上实现过中西汇通的学问，不是牵强附会地说这两种文化传统很相似。这是历史，有案可缉，没有猜测成份。当时西方世界称魁奈为西方的孔子，他接受了许多孔子的思想。

中国的历史，儒家只是断断续续地占主导地位。期间有大量其它思想也在起作用。文景之治是道家思想起主导作用的，汉武帝后，儒家的影响才逐渐大起来。魏晋南北朝到唐朝，宋儒崛起前，佛家思想占优势地位。法家也在不断起作用。

在汉武帝时期，因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有了一定的国力以后，想去打匈奴，就要聚敛财政收入，桑弘羊要求盐铁专营，办官工业，一套官僚垄断的制度就建立起来。汉昭帝时爆发了盐铁会议的争论。文学贤良们反对桑弘羊这些官僚阶层聚敛更多财政收入用于军事开支的主张。《盐铁论》把这场争论记录了下来，它反映，当面对官僚垄断时，儒家主流精英们会奋起捍卫儒家的基本原则。盐铁会议后，汉朝政府取消了对酒的垄断，也部分取消了盐铁专营。从长期来看，汉以后基本形成了市场经济制度和较低的政府税赋的经济结构。

所以，不能排除历史上会出现政府干预的事情，但总有争论，通过这些争论，能看到儒家这些原则总是存在。

浙东学派与儒家主流

儒家里有一派叫浙东学派，有陈亮、叶适等，强调儒家的功利主义层面。如果义是对的，必然有利；既然正确，就应该有事功。有一本书叫《功利主义儒家》，对此做了专门讨论，作者叫田浩。功利主义儒家不算主流，他们强调义利合一，义利并举。有点像墨子讲的“义者，利也”。一件好事，它必然有利。

儒家主流也承认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它承认老百姓的利，也承认君王的利。孟子劝梁惠王行仁政，梁惠王说，他不能行仁政，因为“寡人好色”。孟子说，你好色没关系，只要承认老百姓也好色就行。他又说“寡人好货”，孟子说，你好货也没关系，只要承认老百姓也好货，就能行仁政。

儒家不是禁欲主义，承认欲望，承认功利，但不以功利为最高目标，要超越功利。义利之辩，在义和利之间，更强调义。这是朱熹和陈亮之间的微妙区别。

朱熹和陈亮辩论，陈亮说：“功到成处，便是有德”。朱熹说，“固是得道义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两者之间区别很微妙，但也很重要。

陈亮讲的义是形而下的，经验的，是人和人互动形成的均衡。“义者利之和”，有着利益冲突的人之间达成的均衡就是义。在互相冲突的个人之间，找到解决方案，一个均衡点。很了不起，这也是制度经济学强调的好制度的一个特点。

但是这个“义”跟朱熹所讲的“义”有所不同。朱熹讲的是超越的义，这个义是经验所不能或较少体会到的，必须从整体主义的角度，超越地去体验、发现。

如果只有经验推导的形而下之义，这个社会不可能整合得很大。没有超越的义，没有宗教性，国家与文明不可能整合得很大，只靠经验是不够的。所以，超越的义有某种性质，会带来一些和利不太相同的结果，但它肯定代表更大人群的更大的利。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朱熹讲得更对。现代经济学发现了市场失灵。再扩大一点说，就是个人主义失灵，仅从个人的成本收益角度去衡量事物，可能会出错。这就是朱熹所说，也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要有其它方法来补救。或者直接靠道德，或者借助于政府。而政府也可能失灵，人们不可能完全监督政府，所以最终还是要靠道德，也就是靠“义”。

用简单的数字比喻，陈亮是说，义和利100%一致；朱熹是说，义和利在99%的情况下是一致的，但在1%的情况下是不一致的。这是他俩的区别。这1%就是市场失灵，个人主义失灵。但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是解决那1%的情形。所以我说，朱熹所代表的主流，比陈亮的更接近正确。

但是，就是这些功利主义的儒家，会在某些时候起积极作用。他们和斯密思想更接近，斯密思想基本上是形而下的。斯密也有义，就是《道德情操论》里的道德，即大家为了自己的利而去达成道德上的均衡，达成一种对道德的遵从。但是它基本上是形而下的道德，是人互相多次博弈形成的一种道德均衡。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人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没有引进“上帝”。

斯密思想对于欧洲中世纪神权压人权的状态就是一种反抗，这是他的合理性。神权压人权含有某些人的特权在其中，如教会的特权。斯密的自由主义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一是老百姓要理直气壮地争自己的利益，还一个含义就是打破强权集团对利益的垄断。

浙东学派也这样。改革开放后，为什么浙江发展得比较快？和浙东学派的传统有关。但我要强调，这个社会和世界还有很多东西超过我们的理解，所以我们不能仅遵从经验，也要遵从超越的理解，要逐渐走向儒家主流所主张的义利之辩。第一承认功利，第二淡泊功利，最后是超越功利。这是一种恰当的态度。

所以通过儒家主流和功利主义儒家的辨析，儒家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浙东学派有着微妙的区别，也和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有微妙的区别。它在强调利和由利驱动的自然秩序时，也强调超越的义。但它不把超越的义太夸张，只是说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

这就是儒家对社会秩序，经济制度、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一个与现代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稍有区别的儒家的经济自由主义。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选自作者新近出版的著作《儒学的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首发于2015年11月28日《南方周末》时略有删改 ]

201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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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儒家八德与企业管理[推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的冲突和文化的融合已成为当代中国企业家不可避免的问题。西方科学经管的方法一度曾给中国企业家面前一亮。在已经吸收和引进西方经管方法后，中国企业家忽然又发现西方那一套管理方法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本土企业。在解决了流程科学化的管理难题之后，由于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同，使企业陷入了一种没有活力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僵硬状态。于是企业家们又对西方管理方法发生了怀疑。不是全盘否定就是全盘肯定是中国企业家的通病。思考之余，我们在寻求一种更适合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之道。其实西方科学的管理方法并没有错，只是企业家在照搬西方那一套管理方法时，把中国传统的管理哲学给丢掉了。因为中国具有5000多年的文化历史。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经深深地被印上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烙印。这一烙印很难改变，所以在管理中国人时，首先是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的运用中国固有的传统哲学，然后才是西方管理科学。好的管理方法就是把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模式与西方科学管理方法有机的结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络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构建的道德伦理体系始终是中国人血脉里挥之不去的人文情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被新加坡作为治国方略加以应用。新加坡开国元勋，前总理李光耀在大量研讨中国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精髓归纳了八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被人尊称为“八德”。用“八德”哲学理念治理下的新加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使得弹丸之地的新加坡挤入了“亚洲四小龙”的行列，也使新加坡人共同价值观得到了很好的实施，令世界为之瞩目，由此新加坡也被冠以新儒学的实践者。其实在企业这个组织中，如果将这“八德”运用于管理中，也会起到很是好的效果，它是中国化哲学思维模式在企业中的具体应用。

儒家“八德”哲学理念应用于企业管理，有着不同意义的诠释。孝——企业员工道德行为的基础

“百善孝为先”，中国传统文化中把“孝”一直当成是中国人伦理道德的起点。对于何为“孝”，孔子曾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为孝不仅是人们所说的喂养，因为动物也有喂养之举。孝更是一种敬养，是对长辈的恭敬之心。可见，儒家思想所说的“孝”并不仅是对长辈的赡养行为，而更是衡量个人行为的心理状态最基本的标准尺度。孝敬父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爱心和有道德的最基本的衡量标准，连父母都不孝顺，就连文明的生活都谈不上，何谈敬业爱业，何谈爱护企业与同事，何谈团结互助，更谈不上尽忠报国的大孝。正象李光耀指出的：“孝道不受重视，生存的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而变得粗野。”

对于企业来说，孝道文化的体现首先表现为要热爱企业，这是作为员工的本份。一个成

功的企业，需要员工对企业具有很强的归属感，而这种强有力的归属感则建立对于管理层要拥有关怀、怜爱之心，管理层的孝道文化体现在关心下属、体恤下属，让员工体会到企业温暖。而对于员工而言对上级领导要有尊重之心，应该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组织活动，培育孝道文化还应该鼓励、支持员工与家人之间建立和睦、融洽的关系，因为家庭的和谐稳定对于塑造和谐、亲和力强的企业氛围起着很是关头的作用。企业文化的建设其实就是员工道德行为的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文化是企业员工道德行为的基础。孝道文化也可以引申为感恩文化，感恩也是企业文化优异的组成部分，有了感恩之心，企业员工的自我道德就会达到一种很高境界。

悌—企业建立团队精神的保障

《论语》“学而篇”第六句：“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中的悌在儒家文化中原意为对兄长的敬重，这里的悌在现实社会中可以引申为不仅是兄弟相处之道，还有夫妻相处之道和同事及朋友相处之道。

就企业组织而言，悌就是员工之间一定要相互帮助，相互友爱，象一个大师庭一样成员之间彼此体现悌的道德伦理内涵。悌文化的体现不仅在个人层面，而且还体现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的优劣，因为在一个企业中会以部门为单位、小组为单位，分别存在不同的大小团队，而这些团队的相互配合是团队建设的关头所在。倡导悌文化就会解决所有部门和团队始终把企业的整体利益成为所有行动的指南的团队法则。所以弘扬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悌”文化是构建体现团队精神的保障。

忠—是企业执行力的前提

《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其学生子张的一段对话：“子张问：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巳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令尹。何如？子日：忠矣。”意思是说子张问孔子：“一位叫做子文的官员多次当官，面无喜色，又多次被免职，面无怨色，前任所推行的政策，一定告诉新的人，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个人算得上忠了”。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的“忠”不仅是指常规意义上的愚忠和尽忠，还有“忠于职守”的意思。具体在在企业中“忠”包含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是忠诚于事业。每一个员工一定要做到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在工作中尽自己的悉数力量，做好本职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谨小慎微的工作状态。第二层意思是要忠心于组织，组织大到国家和企业，小到部门和班组，忠心表现在个人利益一定要服从集体利益。在关头时刻一定都要以大局和集体为重。爱国爱企都是以具体表象行为体现的，某种情况绝对服从也是忠心的体现。在日本，把“忠”运用到管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日本把“忠”、“孝”、“悌”联成一体，构成了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念。这

种价值观，在企业管理中，它要求每一个层次的负责人都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上级。这样大大提高了员工的执行力。应当看到，无论企业采取甚么样施来提高其竞争力，最重要的是这些措施能够得到真正有效的落实和执行，自的管理制度与经营战略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就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作用，执行力的高低是分出企业优劣成败的关键。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也说过：“微软在未来十年内，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执行力”。可见，企业的竞争力首先取决于企业的执行力，忠是提高企业执行力的前提条件。

信——企业基业常青的基点

诚信伦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企业的道德基础。在企业价值观的塑造中，“诚”是企业聚心之魂，“信”是企业立足之本，诚信理念是中国化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之一。也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我国古有“无信不立”之说，《论语》中孔子说：“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企业道德经营的必备要义。儒家常讲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的先决条件就是诚信。

诚信是我国传统的商业道德。早在战国时，对商业活动就有“市价不二，国中无伪”的要求。在商业发达的明清之际，商家无不标榜诚信，也大都“以儒道经商”。

晋商与徽商就是中国古代以诚信经商势力最大的两股商业力量。梁启超说，“晋商笃守信用”，徽商亦“贾而好儒”，能够“以诚待人，以信接物”。良好的信用文化成了商家们的成功之道。

诚信是现代企业的黄金品牌。时至今日，许多知名企业已经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海尔的高层管理者将不合格的冰箱砸掉，就是要实现对市场、对消费者的承诺“决不让一件不合格的海尔冰箱流向市场”。“诚信”是品牌，也是无形资产。国际上许多大企业都很重视诚信伦理。比如，IBM把诚实作为企业的座右铭；松下公司把“赢得人们的信任”作为企业的价值观；诺基亚把“科技以人为本”作为自己诚信的实质。

企业诚信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成功的基础，企业诚信是指企业在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中要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并以此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是企业确立价值观必须纳入的内容。当前中国企业一个凸起问题便是诚信缺失。企业“诚信”缺失危害很大，企业诚信缺失影响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以至是许多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因为诚信缺失，致使企业品牌一夜倒塌。作为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三鹿和如今的双汇就是最好的明证。加强现代企业诚信文化建设确立以诚信为核心的企业价值观是企业基业长青的最基本保证。

礼——企业行为道德的规范

儒家思想很是重视礼的构建，孔子认为礼是社会秩序的基础。礼也有两层意思，意识规

章制度，二是人与人的礼节礼仪，对应于企业来说，礼也表现为一方面员工应该遵守各种规定，遵纪守法。另一方面学会接人待物的各种礼仪。因为这代表一个企业的形象。其中约束与规范是“礼”的管理功能之一，儒家管理强调道德的内驱力，道德的自律与自觉，但也不忽视管理的约束机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中的“齐”就是约束，即用“礼”来约束人的行为，“礼”是人的行为指导。在现代管理中，约束是经由过程规章制度来实现的，因此建立合理的、科学的、系统的、适用的规章制度是现代管理中不可缺少的。规章制度一方面要具有约束性，但绝不是为了约束而约束，约束的目的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达到人的行为的自觉性以及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有序和协调，从而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礼”是企业行为道德规范的体现。

义——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孔子在《论语？里仁》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说君子以坚持道义为快乐，小人以逃逐财利为快乐；在经济关系上，义是处物质利益关系的最高准则，所有道德的人都要遵守，做到在物质利益前不做非分之想，不贪不义之财。《论语》中还有许多关于义利观的论述，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等，都是主张先义后利，强调经济生活的道德原则，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精神价值重于物质价值。这里就包含了把义和利统一起来的思想。并且认为“义”重于“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孔子提出“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原则就是中国企业如何在发展的过程中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也是企业树立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在孔子的伦理道德论述中，以“义”作为评判企业和人的行为的道德原则。这里的“义”就是一种社会责任和企业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企业只看到面前利益。而没有考虑它所承担的“义”。没有履行它的社会责任，没有体现它存在的价值，必然会遭到市场的抛弃。

例如：“三鹿奶粉”和“双汇事件”就是把利放在了第一位，而把义丢到了脑后。中国企业在逃逐利润的同时，必须坚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以牺牲道德和消费者利益换取利润，最终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义利观”伦理道德是企业构建核心价值观也必须遵循的哲学理念。

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廉也是儒家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道德之一。“廉”作为古代为官者的道德，有清正、收敛、俭朴、明察等多重涵义。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就是说，如果执政者带头做到公平无私，那么下面的官员就不敢以权谋私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官者的伦理行为昭示着社会的伦理导向，是整个社会道德的表率。

在企业中廉洁自律是企业公平、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在企业管理中，廉洁文化还有俭朴的涵义。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俭朴也是一种人生观、生活态度和行为规范，俭不完全是为了节省钱财、过穷日子，俭最重要的作用是可以保持人的本真生活状态——纯朴。有了俭，就有了勤奋，就有了时间，有了精力，就能勤勤恳恳地干事业。在企业中廉文化建设要大力倡导重节省、戒吃苦的生活方式，增强职工节省意识，并把它体现在工作决策上，体现在工作实践中和生活细节中，极力让俭朴成为一种风尚，成为团队发展进步的标志。没有廉洁，没有俭朴，企业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耻—企业家及员工做人的底线

耻在儒家思想中就是羞耻和知羞改过的意思。孔子认为凡是不合道理的事，违背良心的事情，绝对不做。人若无耻，等于禽兽一样。另外孔子特别强调知耻改过的道德拯救。孔子说：“知耻近乎勇”，知道毛病就去改过，为当所为，也是勇的表现，所以耻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做了耻事的人没有悔改之意。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家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一定要担负起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不做违背社会公德、违反国家法律等各种毛病行为。对于员工来说一定要自尊自爱。对于企业管理来说，企业家及员工要在知耻的基础上建立敬畏之心，中国的有些企业家群体一旦成功以后，就变得自信满满，忘了谦虚，忘了知耻，完全丧失了中国人历来特有的敬畏之心。结果企业开始做一些与社会道德相违背的羞耻行为，致使企业一败涂地。在企业管理中一定倡导员工以愚昧无知为耻，以好逸恶劳为耻，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骄奢淫逸为耻。凡是不合道理的事，违背良心的事情，绝对不做。知耻和不做违反道德和法律的事是企业家和员工做人的底线。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精神成果，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习俗、观念形成了几千年的主导作用。儒家倡导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是古往今来的许多政治家治国的政治追求，也是中国人构建道德伦理的崇高理想。儒家固然存在封建历史的局限性，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哲学思想，“八德”思想精髓是企业从人的心性本质而建立的道德行为约束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优异中国传统文化根植在企业管理中最成功的实践探索，也是中国化管理哲学理念重要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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