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能否适应现代社会转型要求

第一篇：儒家传统能否适应现代社会转型要求

儒家传统能否适应现代社会转型要求

儒家传统能适应现代社会转型要求。因为儒家思想的理论性，实践性，相对性和灵活性，决定了它的开放性和适应性。这也是孔子学说得以持续两千年不衰的根本原因之一。就经济建设来说，儒学的教化功能能转变为企业精神，促进经济发展。就经济文明建设来说，儒家的人格国格观念如果赋予了新的内容，可以成为中国现代事业的动力。

儒家传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转型要求。因为儒家思想重在守成，而不是进取。它维护的是以支配占有泯灭个性为特点的封建等级社会。是不发达的自然经济的产物。与平等进取竞争的现代工商文明不相容。当代的中国应将儒学作为认识世界的一个阶梯，而不是最后的追求。

儒家传统能适应现代社会转型要求。产业化科学化都市化并不是现代社会的全部特征。现代化还应包括人性方面的内容。包括人及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完整。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儒家伦理的仁爱精神，中庸思想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准则，是值得重视和批判继承的。

第二篇：适应社会转型需求开展现代八型政府经验材料

文章标题：适应社会转型需求开展现代八型政府经验材料

**区是一个老工业基地，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企业机制转换、人们观念转变，区情社情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增强驾驭全局能力，区政府结合社会转型和自身实际，自２００６年以来，积极开展现代“八型”政府建设活动，取得了明显实效。

建设现代“八型”政府是适应社会

转型的客观要求。第一，建设“现代八型政府”是政府转型的主要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经济转型正在向政治转型、社会转型过渡，政府转型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新的形势下，政府必须进一步理顺和处理好与社会、市场、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的关系，坚持与时俱进，创新管理理念，努力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王权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从“发号施令”向“主动服务”转变、从“以官为本”向“以民为本”转变。

第二，建设现代“八型”政府是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从国内情况看，我国正处于深刻的变革时期，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改革的聚焦点由过去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转向政府领域。从国际情况看，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得各国在政治改革的同步性、普遍性上越来越接近。

第三，建设现代“八型”政府是加快发展的科学决策。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是广大干部群众追求所在、渴望所在、关注所在。国际、国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各地都在竭尽所能，依据不同的地域特色，力争实现追赶式、跨越式发展。要想在发展中抢得先机，关键要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如何将发展机遇转化为发展优势和发展成效，关键在政策、环境、干部，关键在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哪里政府行为规范、投资成本低、办事效率高、社会环境好，哪里就能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第四，建设现代“八型”政府是开拓务实的民心工程。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建设现代“八型”政府，强化对公务员的教育和管理，必将从思想上、制度上解决政府机关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保持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一项开拓务实的民心工程。

**区建设现代“八型”政府的主要做法。建设现代“八型”政府，涉及施政理念的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变、执政能力的提升、服务行为的规范等多个方面，是一项深层次、全方位的系统工程。

一、科学界定现代“八型”政府建设内涵。建设现代“八型”政府，必须尊重民意，打造人民群众满意的政府。民意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深入群众才能够听到最真实的声音。为准确掌握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政风存在的突出问题，区政府紧紧围绕“转变干部作风、优化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通过问计专家、倾听民意、理性分析，科学判断，反复推敲，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现代“八型”政府建设目标，即：全员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政府，优质高效、运转协调的服务型政府，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亲民型政府，真抓实干、注重实效的务实型政府，依法行政、行为规范的法治型政府，决策民主、公开透明的阳光型政府，履职尽责、言行一致的责任型政府，厉行节约、清正廉明的廉洁型政府。

二、精心设计现代“八型”政府建设载体。区政府提出以“６８５４３”工程为载体，即：大兴勤奋好学、真抓实干、亲民爱民、开拓创新、诚实守信、勤政廉洁“六种风气”，实行严禁有令不行行政不作为、有禁不止行政乱作为、办事拖拉服务不到位、各自为政班子不团结、官僚主义为政不亲民、朝令夕改承诺不兑现、吃拿卡要行为不廉洁、作风涣散纪律不严明“八个严禁”，倡导马上办、主动办、上门办、积极办、公开办“五办”作风，完善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便捷高效的机关运转、行之有效的监督检查、社会矛盾防范化解“四大机制”，推进政务公开工作、行政审批行为、行政执法行为“三个规范”。

三、建立完善现代“八型”政府建设长效机制。区政府着重建立了三个方面的机制。一是有力的领导机制。成立了建设现代“八型”政府领导小组，从政府办、纪委（监察）、人事等部门抽调专人成立办公室。区政府领导分别联系相关单位和部门，指导现代“八型”政府建设活动。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每月定期召开情况汇报会，交流情况、总结经验、查找不足，确保了创建活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和既定方案顺利推进。二是明确的奖惩机制。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组织专班起草、完善了现代“八型”政府（机关）建设考评细则、奖惩办法、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等文件和制度，在起草、完善过程中，几上几下，数易其稿，确保了各项措施和要求具体可行，切合实际。三是健全了监督机制。从机关、企业、社区聘请了２０名建设现代“八型”政府监督员，对活动的组织实施进行全程监督。根据活动实施方案，采取明查

第三篇：儒家为己之学传统的现代意义

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P154)“古”象征着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今”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现实。孔子所谓“为己”即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为人”则是迎合他人以获得外在的赞赏。以为己否定为人，意味着儒家将为学的重点指向自我。完善自我，成就理想人格，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正是儒家哲学的价值取向。

“为己”思想由孔子提出后，作为儒家思想的基本前提为后期儒学流派所继承，“为己之学”得到进一步展开。传统儒家从先秦孔孟荀到宋明朱子王阳明，坚持了“学者为己”的为学宗旨。“为己之学”反映了儒家对主体自我的肯定，体现了对个体内心精神世界的关切。在当今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面对人役于物、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人类的尴尬境地，现代新儒家杜维明对传统儒家的“为己之学”赞赏有加，认为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家的为己之学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说：“在儒家的传统里，学做一个完善的人不仅是一个首要关切的问题，而且是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的问题。”[2](P49)学者为己是儒家的一贯之道。

那么，为己之学的具体含义及其在价值导向上的精神实质是什么？

以笔者浅陋之理解，其含义似可包括：为学性质上的学做人与为学内容的道德性；为学动机的为己性与为学目的的成己性；为学过程的涉己性与为学效果的己为性。

“在儒家看来，学就是学做人。”[2](P49)真正的学问就是学做人，而不是出自其他的考虑。诚然，如果从生物学的意义上看，我们无一例外地都可以称是人，这是我们与生俱有的权利。但是，如果从伦理学或哲学的意义上看，成为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学的过程。因此，学做人意味着道德上的完善，人格的确立及精神境界的升华。儒家之“学”虽有认识论的意义，包括知识经验的积累，但更主要地应理解为自我道德修养。儒家把他们的学问称为“圣人之学”，它所关注的焦点是人如何成就德性完善人格的问题。“儒家学做人的观念表明，通过个人努力，人类有可能变得‘神圣’。”[3](P4)学做人的圣人之学也就是为己之学。或者说学做人是为己之学的性质，而学道德或道德修养是为己之学的内容。儒家虽然并不排斥智性甚至主张“尊德性而道问学”、“必仁且智”的，但却是以尊德性为优先价值，以仁为本的。

为己之学的起点必然是为学动机的为己性，这里的“为己”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而是说作为人际关系中心的自我，是道德修养的主体和核心，是为学的起点。按照儒家的思维方式，自我处于各种关系的核心，因此，要外王必然要内圣，要实现天人合一、社会和谐，均要以个人的自觉修养为基础。学者为己的启发意义，也许可以被理解为自我修养的一种命令，内在的认识自己是在外部世界正确行为的前提。“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之于人也。”[4](P226)为己之学指向自我以实现圣贤人格为指归；为人之学以求人知，是一种功利价值。因此，儒家所言之学就是在于强调修己成圣的优先性与根本性。

起点与核心是人自身，那么在为学的过程中必然是始终涉己的，这种为学过程要有效果、取得成就，也必须依赖于自己的努力。既然进行道德修养是为己之学的内容，那么，这种学的过程必然是一种价值认识或道德认识的过程而非事实与科学认识，后者要尽量避免主观性参与，才能达致对客观真理的接近，而前者恰恰要结合主体的需要、情感、意志、行为等才能进行。道德思考或道德思维，就是一种切己或涉己的思维，即对自己如何处理与周围其他人的关系，采取何种手段或行为，以及关于这一系列行为、手段的意识进行思考，道德思维的实质，就是解决自我的意识、思想、情感、行为是否应当的问题。以应当为实质内容的道德思维，是为己切己的，所谓“为己”，是指所思维的应当首先是为自己立法而不是为人立法，就是在日常为学和行为实践中，时时存有“为我”的思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想一想我应当不应当如何。事事处处联系自身的思想、行为而进行反思，因而必然时时处处涉己。学与切己自反相结合，是儒家道德思维的一个鲜明特色，道德思维就是要把所获得的知识同己身相联系，从中明了做人的道理。道德思维总是离不开主体自身——“我”，总要以“我”为整个思维的支点。舍弃了“我”，其思维则不具有道德的意义，或者说不属于道德思维。在道德思维中，“我”是轴心、是重心。道德思维的目的，就在于使“我”有所得，在于通过自省，来陶冶情感、磨练意志、增进理性、完善人格。为己之学不仅在思维中是切己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涉己的。既然道德修养或为己之学要切己涉己，那么要在学习过程中有所成就，即使自己的人格境界有所提升，就只能靠自己的作为和努力。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1]（《论语·卫灵公》。下引该书只注篇名）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自身之内，不在自身之外，如何实现这种价值，是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只能依靠自己，不能依靠别的什么力量，因此，儒家所讲的为己，只能是自为，而不是他为，是靠自己的躬身践履。儒家认为，自我修养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为不为的问题，这就必须从自我做起。“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1]（《述而》）“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1]（《泰伯》）“仁以为己任”就是说这是做人的责任，完全是自己的事，只能靠自己去实现。

那么，儒家的为己之学传统，其价值导向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我们认为：

第一，儒家的为己之学是成人成圣的心性之学，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旨在强调一种道德价值而非功利价值。这一方面是指为己之学的内容是德性心性，另一方面也是儒家的一种价值导向。在儒家学说中之所以会出现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冲突，穷根溯源，与儒家（先秦）的“学而优则仕”的办学宗旨和“内圣外王”的最高理念有直接的关联。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对人才的需求，各国的养士之风与私学兴起，使“学而优则仕”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自然也就成为各家及儒家的办学宗旨，与此相关联，儒家把利禄视为为学的当然所得，认为“学也，禄在其中矣。”[1]（《卫灵公》）功名利禄虽不为儒家所完全排斥，但必须在符合仁义道德的情况下才是被允许的。儒家的基本价值导向是重义轻利，以义取利，因此，在道德价值与功利价值方面必然强调道义为先的价值导向。内圣外王是儒学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模式，儒家坚持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只有从内圣中才能开出外王。另一方面，内圣还必须走向外王，不仅要成圣成德，独善其身，还要成名成功，兼善天下。儒家既然要求外王之功，那么“学以求人知”、“学以求功名利禄”，自然会成为儒学的应有之义。甚至应该说，成就外王之功是儒者自我完善、实现自身价值的必要组成部分。由此看来，由“内圣外王”的理念所导致的为己与为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矛盾中，儒家坚持为己之学的导向，为己之学就是内圣之学。从孔子儒家的“为己之学”中，鲜明体现了人的内在德性价值的优先性和首要性。儒家这种强调人的德性价值的人文关切虽然有超时代的永恒价值，但也不免有其理想化的色彩和在现实中的软弱无力，但这种提升人性的人文关怀精神仍然是可贵的。

第二，是对人的自我完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的弘扬，是对人不受外在的功名利禄所役的独立精神和人的主体性的肯定。修心、进德、成性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自我完善，实现身心和谐、人际和谐，最后达致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要人们善养浩然之气，要有“大丈夫”气概。苟子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货物，必人役于物，此之谓矣。”[5]（《荀子·修身》）这种内在精神诉求就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安身立命之所不在彼岸，也不在来生，而是在自己的身心性命中，在自己的现实存在之中。这实际上就是在自己身上实现人生的理想，找到人生的归宿。而“为己之学”就是这种安身立命的唯一正途，以主体实现为最高原则，以自我实现为旨归，自安其身，自立其命，以实现自身心灵的安宁，而不为外物所动。

第三，是对为学的正确学风的倡导，对功利的、虚浮的不良学风的贬抑。儒家既然把修德成性看作为学的内容，把弘扬人的德性内在价值看作其为学宗旨，那么，自然认为能够达致这一目标的为己之学是一种正确的、良好的学风，并对那种追求外在的虚名，把为学当作谋利进身的工具的不良学风进行批评。因此，为己之学是一条由本及末由体及用的正确道路，而为人之学却以学求人知，追求功名利禄，不但不能成就自我，反而丧失了自我，更无以成就万物，这是一条逐末忘本的歪门邪道。虽然人性中也不免有功利的一面，为学也不免有追求功名利禄的一面，不能完全排斥学以致用的工具性价值，但儒家的价值观仍然是坚持以修身养性为为学正途、根本和基础而反对一味追名逐利的不良学风。

儒家为己之学传统对于当代的社会生活、民众价值趋向及学风教风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第一，对于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提升价值理性、弘扬人文精神，克服工具理性与功利主义思潮过于膨胀的偏颇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的，旨在提升人的德性，使人格的道德价值理性得以弘扬。因此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或德性主义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智性主义文化。如果以马克斯·韦伯创造的概念来讲的话，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价值理性得到提升和弘扬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工具理性比较发达的文化，这是指西方有着悠久和深厚的科学主义文化传统。中国近现代，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我们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经过这之后的科玄论战，似乎使科学主义成为一种人生观，并对大众思想和行为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以弘扬人的德性的孔门儒家则被作为“孔家店”打倒了，我们从外面请来了两位先生，却遗弃了自己固有的“毛里斯”（道德）小姐。虽经新儒家的奋争、创造性转化和弘扬，但似乎效果仍不显著。科学技术的引进，科学精神的弘扬，对促进中国现代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科学的实证与实用性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了人们的工具理性而使人本意识丧失。重科学轻道德、重才轻德、重功利轻道义、重外在事功而轻内在的安身立命是有偏失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功利主义文化成为社会主导意识，这固然对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但这种偏面化的发展，导致了社会上急功近利意识与物欲的膨胀，使人们在物欲横流中丧失了自我或对自我灵魂与精神的关照。身临这样的社会背景，笔者以为仍需要弘扬儒家的德性主义的为己之学传统，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在当代民众精神生活的价值趋向上，儒家的为己之学传统对于引导民众注重修德成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提高国民道德素质，提升民族精神气质有积极作用。儒家的德性主义是对人的内在精神价值、内在幸福的关怀，是对人性的提升和弘扬，现代功利主义文化引导人们追求外在的物质利益和外在幸福，这两者虽然都是需要的，但当代文化似乎更为重视后者而漠视前者。幸福，没有外在的物质利益和物质条件是不行的，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注重修德成善和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追求，才会使人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它给人带来的幸福才是长远的、深刻的，才会使人有安身立命的安宁祥和而不假外求，才会真正实现人的精神自由。人文精神、德性主义的弘扬，是克服现代社会弊端的有效途径，为己之学的传统要求我们首先要关切自己的内心世界、灵魂和道德，追求内在价值和自我完善，这显然是有现代意义的。为己之学的德性主义价值导向、为学动机、思维方式如能深人人心，则必然有助于提高民众的修德成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而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提升全民族的精神气质。

第三，对于端正学风教风，克服学术与教育中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偏颇和不良社会风气有积极作用。为学，不仅在求知，以知为用，而且要以学求道，籍以成性成德。虽不能说学以致用是错误的（同样是致用，仍然有致用于社会和个人之分，如是致用于社会那当然是有价值的），但如果把为学的目的完全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或者说致学目的被过于功利化、工具化，而漠视为学提升人性和人格境界的内在价值，那么就会形成诸多不良学风。时下引起中国学界关注的学术腐败的种种现象，其形成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学者主体身上来检查的话，笔者认为主要是学风不正，或者说是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对待致学的动机和目的，这正是儒家所着力批评的“为人之学”的不良学风。

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膨胀、追求外在价值的这种现代文化弊端不仅体现在当代社会的文化思潮、民众生活、学术研究中，而且也体现在教育活动中，导致了不良的教育风气。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教育重视人文道德教育。人文教育培养德性是教人做人，科学教育培养知性是教人做事，两方面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在否定传统人文主义教育的同时，几乎完全否定了传统人文精神，使科学教育的发展失去了人文价值体系的辅助与支持。这就使现代教育忘记了培养人的本体价值，而只注重了使人成才成器的工具价值。受教育者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内在价值、人的主体性并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这主要表现在：重智轻德，重分数轻素质，重视功利价值，缺乏人文关怀。学校教育的世俗化、功利化越来越严重。教育目的不仅反映社会对人的发展的要求，而且也反映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对自身发展的追求，二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教育只有以促进人的个性发展为目的，提高人的内在价值，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增加入对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自由度，教育才能发挥其工具价值，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教育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和谐统一，也就是教育的完美实现。继承发扬儒家德性主义的人文传统，对开展和加强素质教育以及克服教育的工具化倾向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2] 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3] 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 朱熹.四书集注（陈戌国标点）[M].长沙：岳麓书社，1998.[5]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第四篇：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整合监督资源,

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整合监督资源，建立国有企业惩防腐败体系运行机制

国有企业上市后，公司性质的变化要求企业运行的各个方面必须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反腐倡廉工作同样也面临如何适应的问题。笔者认为，上市公司条件下，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在全面贯彻中央《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总体要求的前提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以创新精神，整合监督资源，建立适合企业特点的内部监督运行机制。

一、正确认识国有上市公司反腐倡廉工作的地位和取向。

加入上市公司后，反腐倡廉工作在企业中处于何地位，应取何取向？是我们首先要明确认识的问题。

中央纪委十七届二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实事上，加入上市公司，企业由过去传统的国有企业改变为社会公众公司，对企业反腐倡廉工作的要求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大大增强。企业一旦发生腐败问题，不仅损害国家利益、股东利益，同时也会严重影响公司本身的信誉度，进而对公司价值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对国有上市公司而言，反腐倡廉既是党和国家的要求，同时也是众多股东的要求，在更宽泛的层面成为企业的一项社会责任，为社会公众所关注。我们必须认识到，加入上市公司后，反腐倡廉工作已经成为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企业声誉、维护股东利益、保护企业资产安全、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管理、规避法律风险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国有企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获取利润，保证其所经营管理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毫无疑问，企业的所有管理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一根本任务而展开，而企业反腐倡廉工作归根到底就是要保证企业资产安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因此，上市国有企业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必须由单纯查办违纪案件转变为综合监督、效能监察，致力于建立国有企业惩防腐败体系，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基点，健全覆盖企业决策、经营、管理等重要领域，包括财务、投资、人事、分配等各个方面的内部监控机制。

适应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建立国有上市公司惩防腐败体系的核心，在于健全公司内部监督制约机制。需要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明确惩防腐败体系与公司治理结构监督机制的关系，找准建立惩防体系监督机制的侧重点。

笔者认为，国有上市公司惩防腐败体系的监督机制，首先是公司治理结构监督机制的一部分，属于公司内部监督自律机制；其次，是公司治理结构框架下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细化和补位。二者是一个整体。

完善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制度的主要缺陷之一就是监督机制虚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是股东监督的抽象化。在公司治理的框架下，公司内部的权利结构表现为委托代理和纵向授权关系，公司的具体经营活动由董事、经理来执行，他们对公司施加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股东由于权利的高度分散性和不愿支付因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以及实施监督行为所必须支付的高昂成本，只能进行一种抽象的监督。第二是监事会监督的薄弱与缺位。监事会监督的弱化表现为监事会职权设置存在不足：其一，监事会业务监督仅限于董事和经理，而不包括公司其他管理人员，加之行使业务监督权的具体措施缺失，业务监督难免落空；监事会缺乏落实财务监督权的组织保障，而且公司法亦未明确行使财务监督权的具体措施，财务监督亦难免流于形式。其二，监事会只具有合法性监督权，而且还不包括对董事、经理违反股东会决议的行为的监督，至于妥当性监督权则基本缺失。其三，监事的事前监督权只限于董事会会议列席权以及纠正请求权，而无其他权力配套，列席权变为旁听权，难有实效。至于事后监督，监事会虽然有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力，但如果董事会怠于或不愿召开，监事会则无能为力。

由上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公司制度对于企业内部监督的规定仅限于机构设置和分权原则，并且更加倾向于经营者自由判断。如果企业的监督机制停留在公司法原则性规定的层面，则不能建立完善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事实上，有诸多上市公司，正是由于以“恪守公司法”为由而怠于完善监督机制，导致出现了内部腐败问题，给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和恶劣影响。因此，国有上市公司有必要在公司治理结构框架下建立惩防腐败体系的监督机制。

针对我国现行公司制度中监事会业务监督空置、财务监督薄弱以及妥当性监督缺失的问题，建立国有上市公司惩防腐败体系监督机制，应重点健全公司内部的财务监督机制、业务监督制约机制，特别是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运行机制。同时，要十分注意界定监督与经营之间的关系，科学设置妥当性监督的条件限制。

二是，探索企业党组织、纪检监察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框架下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

国有企业改制成为上市公司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其领导体制发生了深刻变革。在这一架构下，企业党组织和纪检监察组织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目前还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方案和模式。需要我们在建立惩防腐败体系的过程中认真探讨。

许多地方实行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由监事会主席兼任纪委书记，虽然这种模式一定程度上把企业党建和企业管理结合起来，对加强党对企业经济工作的领

导起到一定的制度保证作用，但是，这仅从形式和身份上解决了企业党委和纪委进入法人治理结构的问题。从理论上讲，独立性和权威性是保证有效监督的前提条件，在具体实践中，上述模式不能完全满足要求，国有资产监管中“信息不对称”等难题仍未有效解决。一是，按照组织原则，纪委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这就意味着监事会从属于董事会，使得监事会难以独立发挥监督职能。二是，在企业的实际运作中，企业党委虽然按规定“参与企业经营管理重大问题的决策”，但其参与的主要形式是“列席总经理办公会，对有关议题发表意见”，其参与程度显然不足。而企业内部的纪检监察部门，对企业经营管理过程的参与程度更弱。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变目前国有企业的监管体制和方式，如派驻机构、垂直监督、在纪检监察机构内设置监事业务管理室等，在实践中对纪检监察组织的有效介入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断探索。

笔者认为，除了解决企业党组织、纪检组织的身份问题，更重要的是建立起内部监督机制，企业党组织、纪检组织通过这种机制的有效运行发挥作用。监督的目的，积极地说在于提升公司的价值，消极地说在于防止损害公司的价值。基于实现监督目的的需要，国有上市公司惩防体系的建立健全和有效运行，必须以企业内部相关业务操作为支撑，依赖于企业各项管理工作的协调配合。同时，惩防体系的建立和运行，也应当促进企业管理在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方面有新的提高。因此，需要我们把握好惩防体系的基本框架，着力服务于企业中心任务，与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有机地结合，做到惩防体系与企业内部管理监控的统一。

三、合理设计惩防体系的基本框架，整合监督资源，构建适合企业特点的监督模式。

现阶段，虽然监督方式很多，但由于各类监督方式存在的自身局限性，各类监督资源分散，监督效果和效率都不明显。企业内部的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监督乏力。同时，由于条块分割，在监督上相互协调沟通不够，没有形成相互衔接、协调一致的运行机制，甚至形成了监督的盲区。因此，必须积极构建整体联动的监督模式，完善产权监督，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职工群众监督，提高整体效能，共同推动监督工作。

一是，合理设计惩防体系制度框架，将惩防体系制度要求融入企业管理的业务流程，保持企业管理体系的整体性。惩防腐败制度体系，是建立和保证惩防体系运行机制的基础。以往许多国有企业中，反腐倡廉制度很少介入企业业务流程控制，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客观上形成了“两张皮”，从而影响各项制度的执行。因此，要通过构建惩防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两张皮”的问题，把反腐倡廉工作制度有机地融入企业管理流程中，使惩防体系的规范成为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流程的一部分，通过流程管理的相互制约，强化惩防体系的作用.二是，合理设计惩防体系职能分配，注意把握各项监督职能的有机结合，保证监督资源的整体合力。在现代公司中，公司的职权是由众多的公司机关共同分享，公司内部分权的目的在于实现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相互制衡、相互协调。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惩防体系，必须重视各项监督职能的合理设置与有机结合。在内部监督中，存在不同的监督主体和形式，除监事会、纪检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构之外，还有财务、人事干部等职能监督和业务部门内的业务审核等。不同的监督主体都具有不同的监督方式、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建立国有企业惩防体系应结合实际，设计好监督职能分配，使各项监督职能有机结合，达到整合监督资源，提高监督效率，强化监督实效的目的。

三是，信息共享，建立各类监督信息交流共享的工作机制。要在监督组织体系内建立工作制度、监督方式和技巧、监督检查情况等各类监督信息的相互通报、相互反馈和相互交流的工作机制，完善系统内外沟通协调机制。对需要有关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要进一步明确职责，通过建立经常性的工作联系制度、情况通报制度等，及时交流信息、沟通情况、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建立监督联系单位和监督工作信息员制度，形成渠道畅通、反应灵敏、反馈及时的信息网络，及时掌握有关信息，改进监督工作方法，提高监督资源整合水平。

四是，职能互补，整体联动。注重把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结合起来，赋予传统监督主体补充性的新职能，增强各监督主体的监督力度。充分发挥党内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财务审计监督等各个方面的优势，加强对企业重大问题上的监督，特别重视对重大决策、财务支出、干部任用、廉洁自律等方面的监督。要依法对企业负责人履职、企业重大事项、资产运营等方面加强监督管理和绩效考核，完善经营责任审计制度。组织人事部门与纪检监察机关密切配合，对领导人员收入申报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落实情况定期进行检查。赋予审计部门对业务监督对象工作质量的评判权，对被监督对象有任职建议权，对责任追究有质询权，将审计问题的整体情况纳入业绩考核，切实增强审计监督的权威性。注意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在实施重大事项的监督时，各类监督主体协同监督、整体联动，形成一体化运作，提高监督效能。业绩考核和组织人事部门考核时，可以联合相关业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执行监督任务，解决监督检查深度和广度有限问题。有效激活、运用职工民主监督，听取意见，改进工作。

五是，运用监督成果，切实提高监督实效。实现监督成效，关键在于落实监督意见，突出整改效果及责任追究。要建立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和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对于考核不称职、审计发现严重问题、监督发现严重怠于履职的经营者，要及时地调整下来；对经营不善、或因失职渎职造成资产重大损失的经营者，应及时按照程序予以解聘，对重大经营失误负主要责任及违法违纪的领导人员，视其情节追究其经济、纪律、法律责任。对提供重大遗漏报告和虚假证明文件的，追究当事人的直接责任和有关部门领导的连带责任。落实干部提拔使用前征求纪委意见制度。

六是，注重强化企业廉洁文化建设，保障惩防体系有效运行。建立国有上市公司惩防体系，应当同步强化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把企业廉洁文化作为重要内容纳入企业文化建设规划，同步推进。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创新形式，搞好反腐倡廉教育。改变过去反腐倡廉教育一定程度上停留在思想纪律宣传上的倾向，注重人性化，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在企业廉洁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注意研究职工群众的特点，了解职工群众的需求，重视职工群众全面发展，激励职工群众勤廉敬业，全面促进企业和谐健康环境的形成。把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工作有形

化、具体化和群众化，为教育提供思想内容，为制度提供精神支撑，为监督提供价值标准，使反腐倡廉教育更有影响，制度建设更有力度，监督制约更有实效。借助企业文化平台，把廉洁从业的要求具体为一种价值导向，引导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自觉行动。

第五篇：适应现代财务管理制度要求的企业制度

适应现代财务管理制度要求的企业制度

2013-09-06 11:00:06清华大学领导力培训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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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的经营方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特别是正式加入WTO后，由于关税减让、非关税壁垒逐步取消，市场准入逐步放开，国际大公司的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将越来越多地涌入中国市场，迫切要求我们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与国外大公司竞争。

建立以财务管理制度为中心的运行机制是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一、财务管理制度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性

财务管理制度是伴随着生产发展和人们管理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财务管理制度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在企业管理工作中所处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并且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市场经济中，特别是随着金融市场和企业组织形式的不断完善创新，财务管理制度thldl.org.cn才是综合性最强、渗透作用最大、对其他各项管理影响最深的管理。也只有抓住财务管理制度这个“牛鼻子”，才能带动和推动其他各项管理。

(一)财务管理制度在企业管理的中心地位

企业管理就是通过一系列科学、规范的手段，对企业的人、财、物等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利用，使其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企业管理必须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诸如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质量管理、劳动人事管理、营销管理、财务管理制度等，涵盖着企业人财物、供产销各个方面。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企业管理各项工作既有科学的分工，又有紧密的配合。

(二)财务管理制度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

在投资过程中加强财务管理以实现收益最大化;经营过程中加强财务管理以实现现金流量最大化;融资过程中加强财务管理制度。随着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和金融系统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企业资产预期收益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外部投资者与企业对经济和金融形式。公司发展的评价和差异日益增大，股票市场又往往对信息反应过速或不实导致企业高估或低估资金成本。企业融资过程中只有加强财务管理，综合考虑全部因素，才能更好地匹配资产收益风险降低融资成本。

二、财务管理制度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

更新思想，转变观念。企业管理要以财务管理制度为中心，实行财务管理制度，就必须转变观念。必须认识到，财务关系是各种关系的反映，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要通过财务关系来处理协调，所有经营管理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经营成果最终要通过财务成果来反映和体现。也就是说，生产经营是手段，经济效益是目的。树立市场观念、风险与收益对等观念，资金循环观念、机会成本观念、全员财务意识观念、经营观念、竞争观念、节约观念、效率观念、信息观念、人才观念、法制观念等等，树立一个有价值的财务管理制度思想新体张宇先生

—— 天下伐谋高级合伙人、财务领导力学院院长、独家讲师！

计领域的金牌讲师，国资委下属企业CMA集训班特聘讲师，国内多家培训机构的特聘讲师。

MBA、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会员。

10年的职业讲师经验，前4年主要讲授营销以及质量和设备管理、最近6年主要讲授管理会计的知识体系。

10年世界500强企业的管理经验。

决策和管理水平。

面的企业管理理论素养。系统地掌握管理会计的理论体系，同时又熟悉企业的销售、生产、采购等经营活动，并将两者进行完美结合。因此既能为企业财务人士授课，又能为经营部门的管理人员授课。

出版书籍

《财务领导力》

擅长课程

《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课程系列》、《管理者的财务素养课程系列》、《全面预算编制实务课程》、《经营与财务的绩效管理课程》、《战略成本管理课程》、《投资与经营的决策分析课程》

培训客户

中国电信、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海油、南车集团、中国船舶、中国国家投资、中国工商银行、民族证券、华润集团、今世缘酒业、宁波港、徐州矿业、摩托罗拉（中国）、乐斯福（明光）有限公司、法国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法国希诺基发电运营有限公司、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杭州中粮美特容器有限公司、广州奥桑味精有限公司等

系，充分发挥财务管理制度在创造或取得最大经济效益过程中的龙头作用。

(一)发挥财务杠杆作用，合理调度使用资金

“巧妇难为无米之饮”。资金是企业的粮食，没有资金，企业就不能开展业务，甚至于倒闭。但企业大量资金存放在银行，也未必是好事。有资金不进行投资，企业将会失去更好的发展机会。这就要求财务借助财务杠杆的作用，提高商品的适销能力和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

(二)发挥财务预测功能，提高项目收益可靠性

财务预测是建立在历史数据和现实市场基础上的。财务人员通过历史资料，选择适当的分析方法，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比较，预测数据变化的走向。对现实市场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市场第一手资料，分析预测项目的可行性或不可行性，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减少决策的盲目性。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制度，是发挥财务预测功能的一种方式。通过预算管理，明确企业发展的目标。通过实际与预算的比较，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及时调整目标偏差。

(三)发挥财务监督职能，节约成本，提高效益

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总是为如何扩大经营、提高经济效益而困扰。但在市场份额相对饱和之时，通过扩大销售取得效益是比较困难的。外延上不能取得更大突破，只有从内涵上挖掘出效益，也即节约成本。企业的成本包括商品采购成本、各种费用成本，还包括资金使用成本。对采购商品成本的控制，要求采购要货比三家，选择合适的供应商，对库存商品进行有效的控制，减少商品的积压。这不仅有利于加速商品的周转，还有利于减少仓容、租金和人力成本。对各种费用的控制，要求必须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对各种开支做出明确规定，包括开支范围、开支标准、审批权限等。财务人员应秉持职业道德，对各种费用开支进行严格的审核，杜绝不合理、不合法的开支，堵塞漏洞。资金使用成本控制要求必须充分利用资金进行可行性投资，利用资金的时间价值，使资金保值增值。对应收的款项及时收回，防止资金被占用，节约资金的使用成本。在出版、发行行业，由于行业的特殊性，货款被占用或占用别人的货款是常有的事。出版社占用材料供应商的货款、发行单位占用出版社的货款、下级书店占用总店的货款。凡此种种，打破了正常的结算秩序，造成了不诚信的经营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讲究的是诚信经营。保持资金流的畅通，才能构建和谐的市场环境。这就要求财务部门必须加强资金管理，加强对发出商品的跟踪，分析应收账款的账龄，通过合法途径收回应收账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