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与德育教育

第一篇：谈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与德育教育

谈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与中职生德育教育

惠州工业科技学校李万山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年的文化沉淀，从古到今，儒家思想孕育了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的优秀品德，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学校德育教育发展的深厚基础。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教育有着巨大的影响，如果取其精华、剔除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去旧赋新，其合理性对当今中职生实现传统文化在德育方面的价值有着积极的意义。

儒家“五常”为仁、义、礼、智、信。“仁”即仁慈、善良。“义” 即正义，正直。“礼”即礼仪、礼节。“智” 即智慧、才智。“信”即诚信、信用。

一、传统儒家思想对现阶段中职生德育教育的重要性

1、有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发展，除了物质因素以外，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有着精神、价值、道德修养的追求。儒家思想是教育人如何做人：明礼诚信，守德为人。在儒家经典中，对做人的标准，成才的途径，修身的方法，都有全面、精辟的论述，对学生的一言一行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2、进一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

现在中职生多为90后的学生，他们生活的年代处于社会的进步、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时代，中职学生个性鲜明，视野开阔，有自己独特的鲜明的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他们受各种思潮的冲击，其道

德观念日趋模糊，容易与学校倡导的文明道德、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观念相冲突。这时，加强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中职生思想道德淡泊、责任缺失得不到有效控制，将是教育的失败。

3.有利于促进学生知行合一

由于网络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学生通过上网、QQ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多，但现阶段中职学校德育教育仍是主要是教师讲授为主，重视的是知识的教学与灌输，使得学生在知行关系上，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脱节，在实际生活中，不知道如何把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而儒家思想经过去伪存真后，内容更贴近学生的实际和生活，儒家思想主要要求知行统一，言行相顾，言行一致，依靠道德实践来检验、证实道德认识的真假与深浅。知行合一，才能使职高德育课教学成效明显。

二、加强中职生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教育的举措

1、“仁”——爱国主义，融洽和谐

仁者，亲也。本意是“博爱”，指在与另一个人相处时，爱祖国，爱他人，也就是人们互存、互助、互爱的意思，故其基本涵义是指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能做到融洽和谐，凡事不能光想着自己，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为别人考虑，做事为人为己，即为仁。现阶段，道德冷漠现象频繁产生，人际情感的疏远，中职生依赖于网络，沉湎于网络而不能自拔，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与他人、社会接触的机会，以至于对他人与社会漠不关心。在他们身上不同程度存在着国家意识感不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减退的问题。

儒家经典中诸如《三字经》《千字文》等对中华五千年的灿烂历史文化有详细的阐述，中职生可以利用传统的儒家文化充分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只有通过感悟中国灿烂的古代史和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的近现代史，才能产生民族认同感，才会培养起自己的爱国情操。

2、“义”——集体主义，互助互爱

义者，做事遵循内心的道德约束，去做应该做的，在别人有难时出手出头助人，即为义。社会正向多元化发展，市场经济中各种激烈的竞争，学生自身成长过程中竞争的加剧，使中职生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和强化。然而部分中职生强调人生价值就是自我价值，从而滋生出“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在校集体观念淡薄，只讲权利，不提义务，只求索取，不讲奉献，忽视互助互爱。

中职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中职生德育工作更应重视抓好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首先，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力度，使中职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建设祖国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其次，还要坚持集体主义教育，把集体主义原则作为学校的主导价值要求，引导学生互助互爱，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学生学会关心他人，从关心自我的圈子里跳出来，关心社会、国家的经济、关心同学、关爱长辈，培养他们正确的道德责任感，最终学会做人。

3、“礼”——文明礼仪，恭敬尊重

礼者，即对他人有礼，敬人即为礼。俗语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的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行为规范，社会才会和谐有序。礼仪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促进人对人的恭敬与尊重，协调人际关系和睦，倡导言谈举止的文明礼貌。现阶段，中职生在传统的道德规范走下坡路的社会中文明礼仪的意识受到严峻挑战，文明礼让、尊老爱幼等礼仪意识明显下降，出现许多与礼仪修养、精神文明建设极不和谐的现象，平时缺乏基本的礼仪常识，如无视校规校纪，不尊重师长、行为不羁、难以与别人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

文明礼仪是植根于民族精神中的道德品质。加强礼仪教育，对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教育显得十分重要，一是要善于将中职生守则，日常行为规范，有关的班规校纪灌输给学生，使学生的被动行为变为的自觉行为；二是建立健全良好的校园礼仪氛围。校园氛围是对学生成长和学校发展至关重要，营造良好的人文与礼仪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礼仪的热情，加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以宣传栏、广播站、校报等为舆论宣传阵地，以明礼诚信、积极健康的内容向学生做宣传；三是多开展礼仪教育活动，理论要联系当前的社会实际。学校举办礼仪讲座，开展礼仪活动；经常聘请校内外专家学者，举办多种形式的礼仪讲座，加强礼仪教育的指导，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校内外各种礼仪活动和社会公共活动，不断积累礼仪交往经验，展示礼仪的魅力和中职生的风范，把讲文明、讲礼仪的道德风尚注入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4、“智”—— 尊重知识、崇尚科学

智者，智慧、才智，孔子把见多识广，具有观察、辨别、判断事物能力和远见卓识称为智。学习是学生的天职。现实中部分职校生

学习目的性不明确，对职高抱有成见，主要表现为学习懒散，上课注意力分散，作业拖拉，对学习成绩好坏无所谓，厌学情绪严重。儒家文化认为追求知识，增长聪明智慧，也是人生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

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培育学生良知，服务社会。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促使学生从小热爱祖国传统文化，一是通过经典诵读工作的实施，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祖国优秀文化的兴趣，建立经典诵读、古诗词吟诵教学模式，认识世界，认识自我，陶冶情操，带动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和自学能力的培养；二是举办传统文化讲座，如“儒家经典名篇导读”“唐诗宋词欣赏”等讲座，增强学生的人文科学素养，开阔学生学术视野，营造校园文化氛围，激发展学生的思维，养成尊重知识、崇尚科学的良好习惯。

5、“信”——诚实守信，言行如一

信者，人言也，即诚信、信用。儒家把诚信作为人的基本道德。“信”的道德要求，内涵很丰富，包括说话算数，言行如一；尊重事实，反映真相；信守承诺，忠于职守；勇于承担责任，认真履行义务等。现实中，中职生存在着失信行为，造成学生诚信危机，主要表现为说谎、逃课、作业抄袭、考试作弊等方面。诚信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人无诚信，无以立身；国无诚信，无以邦交。

根据中职生的自身特点，利用学校的有用资源提高学生的诚信问题迫在眉睫，一是利用多种教育形式，加强学生诚信教育。例如进行诚信主题班会，诚信故事演讲比赛，同时引导学生通过自感、自悟、自省、自励等方式进行自我教育，使学生在参与中提高，在参与中成长；二是在学校中树立诚信的榜样。例如在学生开展“十大诚信之星”的评选，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以高尚的诚信人格感染学生，率先垂范，做好表率；三是在校园自然环境、文化设施场所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诚实守信”的精神，为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中职生德育教育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而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对中职生德育教育有积极肆意，对塑造中职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促进的作用。

第二篇：谈儒家担当观

谈儒家担当观

我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历来很重视担当精神，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较有影响的担当观，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儒家担当观的形成

何谓“担当”？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接受并负起责任”；《辞海》的解释是“担负；承当”。其基本意思都是勇于接受，并承担起责任。它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忧患意识。检索《四库全书》，“担当”这个词直到宋代才出现，但有关“担当”意识在先秦时期就有较为充分的表达。

先秦时期儒家担当观开始形成，这一时期敬重君子人格，儒家典籍中有关君子的记载非常多，而君子必须具有担当意识。《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认为君子处世，就应该像天那样保持生生不息的强健气势，顽强奋斗，永不停止。《易传》还引孔子的话说，“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在《论语》中也有关于担当的思想，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则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屈原《离骚》中有“哀民生之多艰”，“吾将上下而求索”等。这些都表达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对百姓生活的关心，以及对自己肩负责任的清醒认识。也正是在这种担当观的影响下，出现了《吕氏春秋》所描写的“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的现象。典型的例子，如东汉末年党锢之祸时，李膺“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后汉书·李膺传》，陈蕃、范滂也“有澄清天下之志”，后都慷慨赴难。

宋代儒家担当观是随着理学的兴起而深化发展的。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风气败坏，士大夫的担当意识有所弱化。宋代建立后，为了改变这种社会及政治上之颓风，倡导、重视气节，理学兴起，儒家担当观也进一步充实、完善。理学大师们都有很强烈的担当意识。如北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程颢、程颐重视忠孝节义的气节观。检索《四库全书》，文献中较早使用“担当”这个词的，是程颢、程颐弟子整理的《二程遗书》。如“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担当了”；“和叔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其中“担当”的意思就是“承担，并负责任”。朱熹使用“担当”最为频繁，《四库全书》中可检索的就有30多次，《朱子语类》《晦庵集》中多次出现“担当”一词。如他谈到孟子时说，“决然不为小人邪说所乱，不为小利近功所移，然后可以向前担当，鞠躬尽力，上成圣主有为之志，下究先正忠义之传。”从文献看，南宋时期“担当”一词不仅理学大师们接受、使用，一般士人、大臣也广泛使用。如名臣李纲在信中就提到：“万一急缺，虽无指挥，亦须担当。”文天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天下有事，凡能担当开拓排难解纷，惟其才耳。”元明时期“担当”的使用更为普遍。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勇于担当，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顾宪成说过：“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隐求乡里不讲正义，不配称为君子。”陈继儒更以“担当”为视角对人进行观察、评判，说“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船山也呼吁“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总体来说，宋代以来，尤其是理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以来，担当精神不仅为君子、士人所接受，也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儒家担当观的主要内涵

“担当”一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过抵挡、担任、传承、裁决、掌握、承受重担等多种意思表达，但最基本的还是接受并负起责任的意思。我们认为儒家担当观的内涵包括强烈的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责任意识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君子人格、奉献精神等。

责任意识。这是儒家担当观的核心内涵，儒家典籍中有很多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名言，士人、官吏中也有许多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事例。早在先秦时期，担当就是君子的美德。春秋时子产鲜明地提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孔子生活的时代，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混战，为挽救危局、拯救人心，孔子奔走列国，虽饱受磨难亦不肯放弃。他不避艰难，敢于担当，勇于任事。当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时，便致力于平民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而其思想更是影响了后世几千年。孟子救世心切，声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国语》中也有“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的担当思想。东晋时祖逖为北伐中原，“闻鸡起舞”，中流击楫。唐代韩愈也是雄心勃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到宋代，理学家们为重建社会秩序，积极承担培养治理天下人才的重任。如周敦颐志向远大，“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张载评价程颢“救世之志甚诚切”；陆九渊坦陈“使天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苟不用于今，则成就人才，传之学者”；范仲淹自少年时起便慨然“有志于大节”，常自诵“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朱熹在任漳州知府时写过这样的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手中握。”正是因为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以致顾炎武在回顾宋代历史时称“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代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清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言为无数后人景仰。总体来看，宋代以后的文献中涉及“担当”一词大都强调“接受并承担责任”的意思，如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有“所以用程昉者，为河事无人谙晓，又无人肯担当故也”；元代刘因撰《四书集义精要》称“如谓任侠者，是能为人担当事也”；明代海瑞称“自国初至今日竟无一人担当此者，何其故”，由此可见敢于承担责任是儒家担当观的核心内涵。

忧患意识。儒家担当观另一个重要内涵是忧患意识。儒家典籍中关于忧患意识的内容很多。如《周易》中有“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君子以恐惧修省”，“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论语》中也有多处，如“君子忧道不忧贫”。《荀子》也引孔子的话，告诫君子要善待百姓，“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也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淮南子》则称“诸子皆起于救世之弊”。《元史·抄思传》总结了人在三种情况下可成就一番事业，即“知恐惧，成人；知羞耻，成人；知艰难，成人”。最典型的反映儒家担当观中忧患意识的，当是范仲淹的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汤一介先生就说过，“自孔子以来，从中国历史上看，儒家学者多对社会政治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正因为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谨慎、小心、周详地考虑问题，有为君子、士人才能成就担当的责任，完成历史使命。

君子人格。儒家重视君子文化，注重培养士人的君子人格，强调道德，注重节操。先秦典籍中提到“君子”的语句很多，据钱念孙先生统计，《周易》中提到53次，《论语》中提到109次，《孟子》中提到82次，《荀子》中提到304次，《诗经》中提到180次。儒家担当观的内涵也包括君子人格。因为敢于担当，就必须要有无私无畏、为国为民奉献、服务的精神，这就需要具有一定的精神境界。《大学》中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强调大丈夫人格，“善养浩然之气”，要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高攀龙在解释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时说“当死便死”，“虽然杀身也要成得一个仁字才好。不然徒死无益，直如草木耳”。曾国藩也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也正因为儒家倡导君子人格，在我国古代形成了一种文死谏、武死战的优良传统。每当民族危难之时，就有一批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为国分忧，为民请命，可歌可泣。

奉献精神。肩负担当的使命，往往要付出，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需要有奉献精神。翻阅史书，我们可以看到为担当而奉献，甚至献出生命的比比皆是。南宋初年岳飞英勇抗击金军，令金兵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但由于秦桧等陷害，最终屈死**亭。明代张居正誓言“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作为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他辅佐万历皇帝开创了“万历新政”，《明史》称，他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但仍然没有逃脱死后被清算、抄家毁墓的命运。至于因劝谏而遭惩罚的事例也俯拾即是，如宋代宋敏求、苏仲、李天临等熙宁三舍人，就因犯颜直谏被罢官；明代杨继盛为弹劾奸臣严嵩遭“弃世”。即使这样，仍有许多志士敢于担当，勇于奉献。像南宋时期理学家胡宏，鉴于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声称“吾徒当以死自担”；明代海瑞曾备棺上谏。所以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儒家担当观因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深沉的忧患意识、倡行君子人格、勇于奉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对促进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值得传承与借鉴。

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

2017-01-06 17:24 来源：学习时报

我有话说

作者：中央党校强舸 薛伟江

“敢于担当”是我们党新时期好干部的重要标准。《准则》提出：“党的各级组织要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体现了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彰显了我们党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也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担当精神体现着我们党的鲜明品格和优良作风，体现着对党员干部先锋作用和履职尽责的应有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顺利推进的基本保证。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正是有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畏艰难、不畏困难的担当精神，使我们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引领和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中流砥柱。现在，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对的矛盾问题更为复杂严峻，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更为艰巨繁重，特别需要党员干部有直面矛盾的勇气，有敢于担当的精神，在攻坚克难、破解难题上走在前列。

与时代和现实发展要求相比，当前干部队伍中相当程度上仍存在担当不足、不敢作为的问题。有的对工作被动应付，推一推、动一动，缺乏应有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有的遇到矛盾问题绕着走，怕惹麻烦、添负担，没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自觉性；有的在急难险重问题面前，玩忽职守、躲闪回避、贻误时机，造成问题的复杂化扩大化；有的遇到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信奉“好人”主义和“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搞“爱惜羽毛”那一套；有的甚至把从严管党治党同敢于担当负责对立起来，为自己的不作为找理由、做开脱。分析干部队伍中种种不担当、不作为现象，既有干部个人党性意识淡漠、责任观念弱化等主观原因，更受到如何对待干部不同表现的客观环境的影响。如果尽不尽责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就难以激发广大干部的进取心和创造性，就必然出现不担当、不作为的倾向。

干部担当和组织担当是一个有机整体。落实《准则》要求，增强干部的担当精神，就要在强化干部内在自觉的同时，着力构建激励和保护担当者的选人用人机制和社会政策环境。要强化“敢于担当”的好干部标准，把“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遵循，注重提拔和使用那些敢于改革、善于任事、锐意进取的好干部。要坚持原则、主持公道，敢于为优秀干部说话，尤其是在招致非议、受到委屈的时刻，要成为他们的坚强支撑，不能因为在改革创新中出现难以避免的失误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形成不必要的思想压力。要坚持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加大治庸治懒力度，对不担当、不作为、敷衍塞责的干部要严肃批评，对在重大事项和关键时刻放弃担当、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责，依纪依法处理，不能让庸官、懒官、“圆滑官”占便宜、得好处，真正形成奖优罚劣、鼓励担当的良好社会环境。

做敢于担当的好干部

2016-12-07 10:07 来源：浙江日报

我有话说

作者：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蓝汉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并将“敢于担当”作为好干部的“五条标准”之一。《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发扬民主、善于集中、敢于担责”，把敢于担责作为党员干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内容。敢于担当已经成为衡量新时期好干部的标杆之一。

什么是敢于担当的好干部？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干部敢于担当，就是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好干部必须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敢于旗帜鲜明，敢于较真碰硬，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的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深刻揭示了敢于担当的好干部的内涵和要求。

为什么好干部要敢于担当

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员干部必须敢于担当。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党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党的干部的担当。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要求党员干部必须要比群众想在前、走在前、干在前、吃苦在前。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无数党员同志敢于担当，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一切。敢于担当是党的优良作风的重要体现。党员干部敢于担当，既是党员先进性的要求，党的优良作风的体现，更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要求，党员干部要做好人民群众的“主心骨”，发展的“领头雁”，从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党的性质和宗旨在实践中得到生动的诠释。

敢于担当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等，无不体现了志士仁人为国为民担当的胸怀。近代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都没有使中国人民屈服，我们依靠的就是在民族危难关头那一个个敢于为国为民担当的志士仁人。敢于担当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新的形势要求党员干部要敢于担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国当前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缩小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对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展现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及主攻方向，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明确的战略需要优秀的党员干部贯彻执行。新形势、新战略迫切需要敢于担当的好干部。

如何做敢于担当的好干部

能担当。能担当要求党员干部有担当意识。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之中，党员干部要认识到敢于担当是对民族的责任、是对人民的责任、是对党的责任。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担当意识，要把个人的担当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领会惟有尽责才能实现梦想的道理。能担当要求党员干部有担当能力。打铁还需自身硬，铁肩才能担道义。当前的新形势对党员干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员干部必须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立足本职砥砺品质、锤炼作风，练就服务群众的真本领。担当意识明确担当责任，担当能力决定担当范围，能担当的好干部必须是担当意识和担当能力的统一。

敢担当。当前，有的干部在工作中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怕担责，怕担风险，怕得罪人，说话绕着说，做事推诿扯皮，不履职不尽责。这些不敢担当的表现，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更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做敢担当的好干部，首先要敢于破解难题。党员干部要敢于面对改革中的难题，拿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敢于冒风险、涉险滩、攻坚克难。我们要牢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调研期间对浙江省提出“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的期许，紧密结合浙江实际，以“八八战略”为总纲，勇于破解改革难题，坚决贯彻落实“拆治归”转型升级组合拳。其次要敢于承担责任。党员干部在改革创新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失误，但关键在于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在工作中，党员干部要敢于承担责任，对工作中出现的错误要及时报告、及时总结、及时纠正，主动承担责任。党员干部要相信党和人民会对自己的工作作出中肯的评价。古有“狭路相逢勇者胜”，今有狭路相逢敢担当者胜，只有真正敢担当的人，才能真正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和本领，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

善担当。担当不是要求党员干部做有勇无谋的“莽张飞”，而是要求党员干部做运筹帷幄的“诸葛亮”。善担当要求党员干部在担当时讲党性、顾大局。要从全局的角度思考处理问题,解决矛盾，推动整体的发展。面对大是大非时要讲党性，敢于亮剑，坚决与之作斗争。善担当要求党员干部在担当时讲究工作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处理问题与矛盾时善于抓重点、巧解决，做到“四两拨千斤”。善担当要求党员干部在担当时讲纪律、守法律。在工作时要坚守法律底线，牢记纪律要求，在合法和遵守党规党纪的前提下开展工作。善担当要坚决反对乱担当。担当不是滥用职权、目无法纪、为所欲为，而是权责分明、依法做事、依规工作。担当是在法律约束下的担当，是在党规党纪约束下的担当，是在制度约束下的担当。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善担当是敢于担当的生动实践。因此，只有做到善担当才能实现认识和实践的统一。

锻造勇于担当的政治品质

2017-05-24 10:03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作者:中共河北省纪委副书记 吕永志

勇于担当是领导干部的优秀政治品质。习近平同志指出：“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个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每一名领导干部都应勇于迎接挑战、敢于承担责任，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勇于担当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

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勇于担当的优秀政治品质。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勇于担当的奋斗史。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崇高理想作为奋斗目标，担当起打破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神圣使命，矢志“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党担当起救亡图存的重任，团结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义无反顾地投身抵抗侵略的伟大斗争，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毅然决然地担当起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自觉担当起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接续奋斗，勇敢担当起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我们党才不断发展壮大，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才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勇于担当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必然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广大领导干部要有四种担当。一是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的政治担当。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二是攻坚克难、敢闯敢拼的改革担当。始终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积极进取、主动作为。三是全心全意、无私奉献的为民担当。时刻牢记党的根本宗旨，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多做顺民意、谋民利、惠民生的实事，扎扎实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四是夙夜在公、恪尽职守的责任担当。把高标准履职尽责作为基本要求，无论身处何种岗位、担任何种职务，都要坚持原则、忠于职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充分发挥表率作用。

把锻造担当精神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同志指出，看一个领导干部，很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精神。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四风”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不愿担当、不敢担当的问题仍然存在。面对为官不为等新问题，管党治党应将是否具有担当精神作为干部评价的重要标准，促使领导干部努力锻造勇于担当的优秀政治品质。

担当精神并非与生俱来的，需要在长期的理论学习、实践砥砺、党性锻炼中逐步培养和升华。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练就担当的过硬本领。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气度，也要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还要有夙兴夜寐、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干劲，培养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胸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凛然正气，增强勤政为民的意识和自觉性。

第三篇：儒家德育思想对于中国当代德育教育的启示

儒家德育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德育教育的启示

儒家德育名句:

1、德者事业之基。《菜根潭》

道德是事业的基础。

2、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

做好事的家庭必给后代流下幸福，贯做恶事的家庭必给后代留下祸殃。

3、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

德行好的人,必然与邻居相处融洽.4、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尚书.周官》

讲道德，心安理得；做坏事，心劳日拙。

5、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尚书.周官》

财富可以修饰房子，道德可以滋润人身，使人心宽体胖。

6、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尊敬我的长辈，继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我的子女，继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子女。

7、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

爱别人的人，别人永远爱他；尊重别人的人，别人永远尊重他。

8、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礼，这就是仁。

9、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

先顾礼义后求利益才算光荣，先求利益而不顾礼义便是耻辱。

10、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战国策·魏四》

别人对我有恩德，不应该忘怀；我对别人有恩德，不应该不忘怀。

11、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礼记·曲礼上》

对自己喜欢的人要看到他的缺点，对自己憎恶的人要看到他的优点。

12、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

与朋友相交往，说话要守信用。

13、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

君子以文章来交朋友，以朋友的帮助来培养自己的仁德。

孔子的德育思想

一.德育的地位与作用 道德教育，即德育。在孔子的整个教育 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

二.孔子论德育内容

孔子所提倡的德育内容，可以用“仁”字来概括。仁德是孔子要求培养学生具备的最高尚的道德品质，这一高尚的道德品质几乎包括了人应具备的所有的美德：

忠、孝、诚、信、智、勇、温、良、恭、俭、让、廉、和、宽、敏、惠、中庸、忠恕。爱人：是“仁”的核心。

在《论语》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孔子要求为政者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多从人民的利益着想，做到“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认为，一个真正有仁德的人治理国家，必须做到“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等，由此可见，孔子的爱人思想是与其惠民、重民、养民的思想相联系的。复礼，是仁的表现。

三.孔子论道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

孔子在长期从事道德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一整套指导学生进行自我修养的方法。 1.立志有恒：孔子在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人格，即在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同样强调立志的重要，他是我国教育史上最早提出立志问题的教育家。他鼓励学生立志、言志，在孔子的激励下，孔门之中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

2.安贫乐道：孔子鼓励学生在进行自我修养的过程中，要“志于道”、“志于仁”，有坚定理想和信念。

“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从孔子开始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无数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终极理想目标。孔子把追求这种崇高的理想和信念看成是最高尚的品德。子曰：

“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3.推己及人，即忠恕之道也是孔子所提倡的修养仁德的原则方法。

4.克己内省：要求学生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经常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自我省察和自我批评，严格要求自己，克欲制情，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缺点错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从而达到“安仁”、“执礼”的目的。 5.改过迁善：将正确的道德信念付诸实践.6.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子曰: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孔子要求学生

“言必信，行必果”，要“慎于言而敏于行”

中国道德缺失十大领域 1.互联网

在绚丽多彩的网络中，却寄生着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网络欺诈、流氓软件、网络恶搞等等毒瘤，扭曲互联网的功能、玷污互联网的形象。这是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讲，具体到我们身边，常见的一些不良的现象，比如网上造谣、发布虚假信息，网友之间相互攻击侮辱、谩骂、搞人身攻击；窥探、传播他人隐私；炒作色情、暴力、怪异等低俗内容；故意恶搞、幸灾乐祸等等。

2.食品行业 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3.医药行业 中国医疗行业鱼龙混杂，道德败坏。各种骗子医院大行其道，医托盛行，并利用媒体大肆宣传欺骗患者。一个感冒黑你个几百块钱那算是仁慈了，见死不救都经常能见诸报端。乱收费乱开药收红包的现象已经是主要创收手段和普遍真理。4.娱乐业 在这个圈子“道德”这个词是被当作笑话来讲的。“虚荣”、“堕落”、“集邮”、“不择手段”成了这个行业的代名词，“满嘴谎言”是他们的基本行为准则，吸毒则是他们放松玩High的常用手段。在这个“潜规则”盛行的行业里，无数的年轻男女“惨遭蹂躏”。基于其行业特性，容易成为社会大众兴趣所在，特别是青少年的关注，为广大青少年树立了极坏的榜样。这个圈子像一个铺满鲜花的大火坑，无数人被鲜花吸引跳了下去，被烧的骨头都不剩。

5.房地产业 该行业本身并没有什么缺德之说，主要是从业人员的道德缺失非常厉害。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从上到下素质之差，档次之低，有目共睹！本来寄希望于房地产行业调整后该行业能够好好自省和提升一下，但市场稍微回暖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涨价的，偷工减料的，假卖房的，售楼小姐们的白眼„„

6.官场 提起中国官场腐败，中国老百姓可以说个个咬牙切齿和深恶痛绝，中国官场腐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基本已成为公开化，中国官场腐败为何变得越来越猖獗？难道说真的到了无药可治地步？任凭其继续发展下去？

不少专家学者在评论中国官场时，打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把中国官员全部拉出去枪毙掉，可能有个别是“冤死鬼”，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说不定有多少是漏网之鱼。中国官场已经到了这地步了，老百姓只有眼睁睁去看着了。这也说明了什么？说明当今中国官场腐败可怕性。7.旅游业

近年旅游业的丑闻连连，其糟糕快要赶上娱乐圈了。但是，旅游是一种大社会的行为，像模像样的旅游都是跨区域的，都是“异乡”行为，所以对大多数旅游者来说“旅游业的丑闻”所造成的影响力比娱乐圈丑闻的杀伤力要大多了，“旅游业的丑闻”的影响都是跨区域的，可以说就是政治问题，甚至外交问题。8.体育

是什么导致中国最球如此不堪一击？是什么致使球迷如此伤心？中国足球究竟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假、黑、丑事？本书由三部分深入揭开了以上谜团。南勇究竟做了些什么？南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他为首的足协官员彼此之间究竟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国家国字号系列为何屡战屡败？作为国家水平最高代表的他们究竟隐藏了哪些秘密？国内联赛竞技水平日趋底下，而为何赌球却风生水起？

9.社会群体 虐熊事件，小悦悦事件„„人人急功近利，人性淡漠，社会关爱缺失，一些社会成员的公德失范，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以往调节“熟人社会”的道德机制受到削弱，而调节“陌生人社会”的道德机制尚在建立和完善之中。

10.学术教育领域 学术和教育的金钱化和产业化是最大的根源！研究证明，一个人灵魂的健康成长，只和自己的家庭和老师有主要关系。可是我们的老师们和学校都干了什么呢？幼儿园的老师会因为没有送礼而不给孩子小红花；小学的老师会因为没有送礼而当众羞辱孩子；中学为了升学率把所有体育课和课外活动取消，无人再提素质教育，培养出一个个“豆芽菜”和“考试机器”；大学为了增收疯狂扩招，培养出无数个“半成品”找不到工作还要“被就业”。

通过对儒家德育思想的分析对于当代中国德育教育可以得出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正确处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吸收儒家伦理的精华，结合当今时代发展的特点，不断充实完善德育的内容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念，这其中既有封建性的糟粕，又有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的精华。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所说，儒家思想是两种哲学，即政治儒学和人生伦理。政治儒学是为古代君王制度的合理化作辩护的，人生伦理规范了个人的日常言行举止。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其加以区分，去除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封建性糟粕，并结合当今时代发展的新特点，不断充实新的内容。第二，赋予“忠”以时代意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我国在加快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要一如既往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要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使他们从小树立国家意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第三，遵循教育规律，发展学生的道德思维，培养他们的道德能力 首先，我们应针对学生的心理和认识发展规律，制定合理的适合不同年龄层次的教育计划和纲要。在此过程中，要提高教师对培养道德认知力的认识，使其懂得教育的技能技巧，从而激发学生对道德问题的思考，引导学生掌握基本的分析方法和推理程序。其次，应以尊重学生个性为主，激发其主体性，使其自觉提升道德境界。再次，应重视社会实践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开展各种德育实践活动，使学生实现由“知”到“行”的转变。第四，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

所谓显性教育，是指充分利用各种公开手段、公共场所，刊领导、有组织、有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隐性：教育则指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手段，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前者是一种直接的、注入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后者则是一种间接的、渗透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第五,加强学生法制精神培养

德育与法治精神并不排斥,科尔伯格德育发展阶段里面说到德育发展的，第四阶段：维护权威或秩序的道德定向阶段，第五阶段：社会契约道德的定向阶段，第六阶段：普遍原则的道德定向阶段，都为我们如何去发扬学生法制精神提供了理论支撑。当代中国出现的很多问题都与法制精神发展不足有关，所以发展学生法治精神显得尤为重要！第六，让学生学会“道德自律” 儒家先圣孔子反复强调要克己内省，要求学生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经常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自我省察和自我批评，严格要求自己，克欲制情，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缺点错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道德自律”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但是反思中国当下社会整体的道德败坏，就会觉得“道德自律”显得弥足珍贵。

第四篇：儒家与经济自由

儒家与经济自由

“天何言哉”和“惠而不费”

儒家的一个基本哲学精神是什么？

儒家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传统，最可贵的是，对格物致知的有限性有深入理解，对非经验部分非常谨慎，保持敬畏。这导致了一种自然秩序哲学。

《论语》记载：“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以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段对话非常精彩，自然秩序就在那里，遵从它就够了。这包含着儒家社会治理的基本思想，与经济学的基本精神一致。本文侧重讲经济自由与经济制度。

由于儒家有这种自然秩序哲学的取向，必然导致经济自由制度的取向。这种自然秩序的原则用到社会中，其倾向就是让社会自己运转，尽量不要干预。

孔子主张政府惠而不费。“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老百姓认为什么有利就让他们去做，这不就是惠而不费了吗？老百姓认为市场有利，就去交易，进行平等谈判，自愿达成契约，不要去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收益大，成本低。在儒家学说主导的两千多年，这是基本原则。

多年前我很奇怪，儒家怎么会有经济自由主义？后来看了侯家驹先生《先秦儒家的自由经济思想》一书，又读了儒家原典，就知道儒家主流就是主张经济自由的。

轻徭薄赋，尧舜之道

老百姓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就像斯密所讲的看不见的手那样，整个社会繁荣起来。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费用，而是说费用很少。它导致轻徭薄赋和小政府。

轻徭薄赋是儒家一贯的主张，反对加税。孔子的学生冉求在鲁国帮助季康子聚敛税赋，孔子说，冉求哪里还是我的学生，对他要“鸣鼓而攻之”。

孟子讲过“百里可王”。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就可以做王了。轻徭薄赋会激励生产，老百姓能获得所创造财富的较大比例，人们会从四面八方归往过来，这个政治领导人岂不就是王了吗？

儒家知道，税赋不可少。他们承认有王和国家，承认一套社会制度，这套社会制度要有费用，提出了类似于最佳税率的概念，叫“尧舜之道”。政府要提供公共物品，但花的钱应该恰当，多了少了都不行。

白圭问孟子：“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税率5%，怎么样？孟子回答说：“子之道，貉道也。”貉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名字，按当时的说法是蛮夷。孟子说“你这是蛮夷的作法。”

孟子问：“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一个国家很大，只有一个人做陶器等生活用品，行不行？不行，不够用。蛮夷不种五谷，主要是打猎、采集，农业上不发达，“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飱”，这些都是有形的和无形的公共物品，“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5%的税率是合适的。但“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在中国，没有礼乐制度和政府结构不行，所以如果采用5%的税率，太低了，不可以为国。

孟子接着的一句话很精彩，“欲轻之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尧舜的税赋是多少呢？十税一。按现在经济学的说法是“最佳税率”。著名的拉弗曲线讲，有一个税率能使政府收入最大化，同时社会福利也会最大化。低于最佳税率，就是蛮夷。

孟子接着说：“欲重之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桀就是夏桀，暴君。如果税赋多于1/10，就是暴君。尧舜之道是最佳的税率。在孟子那个时代，觉得恰当的就是十税一。当然不能太拘泥，不一定是十税一，后来中国的发展也未必如此。如果国家比较大，公共物品就有规模经济性，平均成本就会低，税率就可以更低。比如汉景帝时是三十税一；又比如清代的田赋大约5%。康熙时推行“摊丁入亩”，并承诺“永不加赋”。有一项对清代田赋的研究说，到了清未，实际田赋也只有2~4%。

不与民争利

再一个原则是“不与民争利”，在儒家的传统中这是很强的观念。

《史记》记载，春秋战国有个叫公仪休的人，在鲁国当宰相，当大官后回家，看菜地里种着菜，就把菜拔掉了，看老婆织布，就把织机毁了。为什么？他的道理是，我当了官，政府给我奉禄，就不应做这些事。种菜织布拿到市场上卖，我的东西卖出去了，可能别的老百姓就卖不出去。这就是与民争利。这个故事很有名，“拔葵去织”是一个成语。

这个原则在后来的多次辩论中都被提出来。比如在汉代《盐铁论》的争论中，在北宋新旧党的争论中，都会提到这个原则。如果有人提设立官营的工业，就会有士大夫站出来说，这不对，是与民争利。

总体来讲，儒家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取向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取向。这是一个基本结论。

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取向，会使一个社会更有效率。里面包含有多层逻辑。第一层逻辑是，如果老百姓之间自由交易，自愿达成契约，这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自愿的，交易或契约就会缺乏效率。

新古典经济学讲，自由自愿的交易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交易，定价就不在均衡点上，交易量也不均衡，不是有过剩就是有短缺。政府制定价格，可能低于均衡价格，但会导致供给减少，需求不能被满足，整个社会就会丢掉这么大一块福利。所以只要是自由交易，会带来财富的增量；整个社会这样的交易越多，效率越高，社会越繁荣。

更一般地说，这就是一致同意原则。只要一致同意，就会达到更高效率，叫做“同意即最佳”，只要这个交易是双方同意的，就是一个最佳结果，对应的就是帕累托最优。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在这个基础上，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社会就会导向效率更高的结果，比如说，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如果是一个奉行经济自由的社会，它的分工会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计划经济的分工和专业化就很难发展。我的博士论文《分工与交易》就是讲计划经济时期为什么无法推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经济自由还导致社会的制度不断演进，变得越来越有效率。比如交易制度演进，一开始是偶然的交换，后来发展出集市交易、定期交易、专业商人、大型百货商场、连锁店和贸易中心，等等。随着交易的进行，有关交易的制度不断演进。金融市场能更容易看到这种制度发展：如金属货币、纸币、股票、存款、贷款、期票、汇票、期货、期权等等。

简单地讲，经济自由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基础。经济自由主义的表层意思是给个人经济自由，尊重市场，小政府，轻税赋；深层含义就是遵从自然秩序。我们注定不能完全了解这个社会、世界、宇宙；当我们不知道、没把握时，只能对自然秩序保持一种敬畏的态度，尊重、畏惧它就够了，它自然会给我们一个好的结果。自然秩序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带来好的结果，这是一种信念，不是人的理性计算所能把握和预料的。经济自由主义更深层次的思想，是一种哲学。

我比较早地对儒家感兴趣，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我1993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先秦哲学和现代制度主义”。前些年，我写了一篇短文叫“天何言哉”，用孔子这段话来总结改革的经验，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天何言哉”。不是政府有多伟大，而是我们遵从了这样一种自然秩序，是政府明白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慢慢地从市场领域退出，“不与民争利”所获得的结果。

总结如下：儒家主张的是遵从自然秩序的原则取向，强调的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强调的是“轻徭薄赋”，强调的是最佳税率，强调的是小政府，也强调“不与民争利”。

儒家自由经济思想的实施与传播

儒家的这些主张，在成功的朝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实施。如清代的税赋很低。康熙以后不收人头税，只收田赋，摊丁入亩，大约是5%的税率。一个儒家主导的社会经济秩序，基本上是市场经济和强调轻徭薄赋、小政府的秩序，人们有基本的经济自由。

当然历史过程中穿插着有暴政，有很多介入和管制。秦就是暴政，税率可能有30%。再比如隋，有那么多公共工程，税率也很高。汉武帝时期，因为任用桑弘羊这些人，搞官工业，各种政府干预，都有问题。

中国历史以儒家主流为主，但其间有些曲折，宋有王安石变法，是很糟的“变法”，一个很重要的取向是聚敛财政收入。它的结果不好，税率上来了，税收总量并没有上来。儒家旧党反对王安石，认为这样做是不符合儒家原则。

同时，历史有扰动。宋代海外贸易非常发达，尤其在南宋，被挤压到南方，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开辟。宋以后，元明清也有大量海上贸易。主要的货物有瓷器，包括现在大家非常热衷的青花瓷，还有丝绸，茶叶等。但其间有海禁，原因不是因为反对自由贸易，而是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军事原因。比如有海盗。

儒家的一些思想曾影响欧洲。这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可以证明。我的一篇文章叫“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1993年在《读书》上发表过，有比较完整的叙述。在十六、七世纪，有大量欧洲传教士到了中国，目的是传播基督教，同时了解和学习中国的文化。他们把中国的这些思想传到欧洲，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欧洲当时处于启蒙时代，启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国的儒家、道家的影响，一部分来自中国的思想资源。

有一本书叫《中国：欧洲的楷模》，是马弗里特写的，有大量记载。我在芝加哥大学找到过英文版。上部分讲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怎么通过传教士传到欧洲，有很多笔记、信件，在欧洲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影响。下卷是魁奈的一本书，叫《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这本书对中国的思想和制度有一个相对全面的梳理，当时欧洲人很激动，接受了很多这样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内容就是有关自然秩序的哲学，对欧洲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魁奈一直在关注中国，但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前七章，按照现在的学术道德讲知识产权，很成问题，大量剽窃了一个传教士有关中国的叙述。只有第八章是他自己写的，讲到了中国这套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所以，儒家的这些思想非常实际地影响到了西方知识界和西方经济学的建立。经济学是在实际上实现过中西汇通的学问，不是牵强附会地说这两种文化传统很相似。这是历史，有案可缉，没有猜测成份。当时西方世界称魁奈为西方的孔子，他接受了许多孔子的思想。

中国的历史，儒家只是断断续续地占主导地位。期间有大量其它思想也在起作用。文景之治是道家思想起主导作用的，汉武帝后，儒家的影响才逐渐大起来。魏晋南北朝到唐朝，宋儒崛起前，佛家思想占优势地位。法家也在不断起作用。

在汉武帝时期，因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有了一定的国力以后，想去打匈奴，就要聚敛财政收入，桑弘羊要求盐铁专营，办官工业，一套官僚垄断的制度就建立起来。汉昭帝时爆发了盐铁会议的争论。文学贤良们反对桑弘羊这些官僚阶层聚敛更多财政收入用于军事开支的主张。《盐铁论》把这场争论记录了下来，它反映，当面对官僚垄断时，儒家主流精英们会奋起捍卫儒家的基本原则。盐铁会议后，汉朝政府取消了对酒的垄断，也部分取消了盐铁专营。从长期来看，汉以后基本形成了市场经济制度和较低的政府税赋的经济结构。

所以，不能排除历史上会出现政府干预的事情，但总有争论，通过这些争论，能看到儒家这些原则总是存在。

浙东学派与儒家主流

儒家里有一派叫浙东学派，有陈亮、叶适等，强调儒家的功利主义层面。如果义是对的，必然有利；既然正确，就应该有事功。有一本书叫《功利主义儒家》，对此做了专门讨论，作者叫田浩。功利主义儒家不算主流，他们强调义利合一，义利并举。有点像墨子讲的“义者，利也”。一件好事，它必然有利。

儒家主流也承认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它承认老百姓的利，也承认君王的利。孟子劝梁惠王行仁政，梁惠王说，他不能行仁政，因为“寡人好色”。孟子说，你好色没关系，只要承认老百姓也好色就行。他又说“寡人好货”，孟子说，你好货也没关系，只要承认老百姓也好货，就能行仁政。

儒家不是禁欲主义，承认欲望，承认功利，但不以功利为最高目标，要超越功利。义利之辩，在义和利之间，更强调义。这是朱熹和陈亮之间的微妙区别。

朱熹和陈亮辩论，陈亮说：“功到成处，便是有德”。朱熹说，“固是得道义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两者之间区别很微妙，但也很重要。

陈亮讲的义是形而下的，经验的，是人和人互动形成的均衡。“义者利之和”，有着利益冲突的人之间达成的均衡就是义。在互相冲突的个人之间，找到解决方案，一个均衡点。很了不起，这也是制度经济学强调的好制度的一个特点。

但是这个“义”跟朱熹所讲的“义”有所不同。朱熹讲的是超越的义，这个义是经验所不能或较少体会到的，必须从整体主义的角度，超越地去体验、发现。

如果只有经验推导的形而下之义，这个社会不可能整合得很大。没有超越的义，没有宗教性，国家与文明不可能整合得很大，只靠经验是不够的。所以，超越的义有某种性质，会带来一些和利不太相同的结果，但它肯定代表更大人群的更大的利。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朱熹讲得更对。现代经济学发现了市场失灵。再扩大一点说，就是个人主义失灵，仅从个人的成本收益角度去衡量事物，可能会出错。这就是朱熹所说，也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要有其它方法来补救。或者直接靠道德，或者借助于政府。而政府也可能失灵，人们不可能完全监督政府，所以最终还是要靠道德，也就是靠“义”。

用简单的数字比喻，陈亮是说，义和利100%一致；朱熹是说，义和利在99%的情况下是一致的，但在1%的情况下是不一致的。这是他俩的区别。这1%就是市场失灵，个人主义失灵。但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是解决那1%的情形。所以我说，朱熹所代表的主流，比陈亮的更接近正确。

但是，就是这些功利主义的儒家，会在某些时候起积极作用。他们和斯密思想更接近，斯密思想基本上是形而下的。斯密也有义，就是《道德情操论》里的道德，即大家为了自己的利而去达成道德上的均衡，达成一种对道德的遵从。但是它基本上是形而下的道德，是人互相多次博弈形成的一种道德均衡。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人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没有引进“上帝”。

斯密思想对于欧洲中世纪神权压人权的状态就是一种反抗，这是他的合理性。神权压人权含有某些人的特权在其中，如教会的特权。斯密的自由主义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一是老百姓要理直气壮地争自己的利益，还一个含义就是打破强权集团对利益的垄断。

浙东学派也这样。改革开放后，为什么浙江发展得比较快？和浙东学派的传统有关。但我要强调，这个社会和世界还有很多东西超过我们的理解，所以我们不能仅遵从经验，也要遵从超越的理解，要逐渐走向儒家主流所主张的义利之辩。第一承认功利，第二淡泊功利，最后是超越功利。这是一种恰当的态度。

所以通过儒家主流和功利主义儒家的辨析，儒家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浙东学派有着微妙的区别，也和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有微妙的区别。它在强调利和由利驱动的自然秩序时，也强调超越的义。但它不把超越的义太夸张，只是说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

这就是儒家对社会秩序，经济制度、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一个与现代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稍有区别的儒家的经济自由主义。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选自作者新近出版的著作《儒学的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首发于2015年11月28日《南方周末》时略有删改 ]

2015-11-30

中评网e 首发

第五篇：儒家八德与企业管理[推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的冲突和文化的融合已成为当代中国企业家不可避免的问题。西方科学经管的方法一度曾给中国企业家面前一亮。在已经吸收和引进西方经管方法后，中国企业家忽然又发现西方那一套管理方法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本土企业。在解决了流程科学化的管理难题之后，由于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同，使企业陷入了一种没有活力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僵硬状态。于是企业家们又对西方管理方法发生了怀疑。不是全盘否定就是全盘肯定是中国企业家的通病。思考之余，我们在寻求一种更适合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之道。其实西方科学的管理方法并没有错，只是企业家在照搬西方那一套管理方法时，把中国传统的管理哲学给丢掉了。因为中国具有5000多年的文化历史。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经深深地被印上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烙印。这一烙印很难改变，所以在管理中国人时，首先是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的运用中国固有的传统哲学，然后才是西方管理科学。好的管理方法就是把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模式与西方科学管理方法有机的结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络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构建的道德伦理体系始终是中国人血脉里挥之不去的人文情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被新加坡作为治国方略加以应用。新加坡开国元勋，前总理李光耀在大量研讨中国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精髓归纳了八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被人尊称为“八德”。用“八德”哲学理念治理下的新加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使得弹丸之地的新加坡挤入了“亚洲四小龙”的行列，也使新加坡人共同价值观得到了很好的实施，令世界为之瞩目，由此新加坡也被冠以新儒学的实践者。其实在企业这个组织中，如果将这“八德”运用于管理中，也会起到很是好的效果，它是中国化哲学思维模式在企业中的具体应用。

儒家“八德”哲学理念应用于企业管理，有着不同意义的诠释。孝——企业员工道德行为的基础

“百善孝为先”，中国传统文化中把“孝”一直当成是中国人伦理道德的起点。对于何为“孝”，孔子曾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为孝不仅是人们所说的喂养，因为动物也有喂养之举。孝更是一种敬养，是对长辈的恭敬之心。可见，儒家思想所说的“孝”并不仅是对长辈的赡养行为，而更是衡量个人行为的心理状态最基本的标准尺度。孝敬父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爱心和有道德的最基本的衡量标准，连父母都不孝顺，就连文明的生活都谈不上，何谈敬业爱业，何谈爱护企业与同事，何谈团结互助，更谈不上尽忠报国的大孝。正象李光耀指出的：“孝道不受重视，生存的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而变得粗野。”

对于企业来说，孝道文化的体现首先表现为要热爱企业，这是作为员工的本份。一个成

功的企业，需要员工对企业具有很强的归属感，而这种强有力的归属感则建立对于管理层要拥有关怀、怜爱之心，管理层的孝道文化体现在关心下属、体恤下属，让员工体会到企业温暖。而对于员工而言对上级领导要有尊重之心，应该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组织活动，培育孝道文化还应该鼓励、支持员工与家人之间建立和睦、融洽的关系，因为家庭的和谐稳定对于塑造和谐、亲和力强的企业氛围起着很是关头的作用。企业文化的建设其实就是员工道德行为的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文化是企业员工道德行为的基础。孝道文化也可以引申为感恩文化，感恩也是企业文化优异的组成部分，有了感恩之心，企业员工的自我道德就会达到一种很高境界。

悌—企业建立团队精神的保障

《论语》“学而篇”第六句：“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中的悌在儒家文化中原意为对兄长的敬重，这里的悌在现实社会中可以引申为不仅是兄弟相处之道，还有夫妻相处之道和同事及朋友相处之道。

就企业组织而言，悌就是员工之间一定要相互帮助，相互友爱，象一个大师庭一样成员之间彼此体现悌的道德伦理内涵。悌文化的体现不仅在个人层面，而且还体现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的优劣，因为在一个企业中会以部门为单位、小组为单位，分别存在不同的大小团队，而这些团队的相互配合是团队建设的关头所在。倡导悌文化就会解决所有部门和团队始终把企业的整体利益成为所有行动的指南的团队法则。所以弘扬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悌”文化是构建体现团队精神的保障。

忠—是企业执行力的前提

《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其学生子张的一段对话：“子张问：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巳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令尹。何如？子日：忠矣。”意思是说子张问孔子：“一位叫做子文的官员多次当官，面无喜色，又多次被免职，面无怨色，前任所推行的政策，一定告诉新的人，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个人算得上忠了”。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的“忠”不仅是指常规意义上的愚忠和尽忠，还有“忠于职守”的意思。具体在在企业中“忠”包含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是忠诚于事业。每一个员工一定要做到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在工作中尽自己的悉数力量，做好本职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谨小慎微的工作状态。第二层意思是要忠心于组织，组织大到国家和企业，小到部门和班组，忠心表现在个人利益一定要服从集体利益。在关头时刻一定都要以大局和集体为重。爱国爱企都是以具体表象行为体现的，某种情况绝对服从也是忠心的体现。在日本，把“忠”运用到管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日本把“忠”、“孝”、“悌”联成一体，构成了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念。这

种价值观，在企业管理中，它要求每一个层次的负责人都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上级。这样大大提高了员工的执行力。应当看到，无论企业采取甚么样施来提高其竞争力，最重要的是这些措施能够得到真正有效的落实和执行，自的管理制度与经营战略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就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作用，执行力的高低是分出企业优劣成败的关键。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也说过：“微软在未来十年内，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执行力”。可见，企业的竞争力首先取决于企业的执行力，忠是提高企业执行力的前提条件。

信——企业基业常青的基点

诚信伦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企业的道德基础。在企业价值观的塑造中，“诚”是企业聚心之魂，“信”是企业立足之本，诚信理念是中国化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之一。也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我国古有“无信不立”之说，《论语》中孔子说：“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企业道德经营的必备要义。儒家常讲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的先决条件就是诚信。

诚信是我国传统的商业道德。早在战国时，对商业活动就有“市价不二，国中无伪”的要求。在商业发达的明清之际，商家无不标榜诚信，也大都“以儒道经商”。

晋商与徽商就是中国古代以诚信经商势力最大的两股商业力量。梁启超说，“晋商笃守信用”，徽商亦“贾而好儒”，能够“以诚待人，以信接物”。良好的信用文化成了商家们的成功之道。

诚信是现代企业的黄金品牌。时至今日，许多知名企业已经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海尔的高层管理者将不合格的冰箱砸掉，就是要实现对市场、对消费者的承诺“决不让一件不合格的海尔冰箱流向市场”。“诚信”是品牌，也是无形资产。国际上许多大企业都很重视诚信伦理。比如，IBM把诚实作为企业的座右铭；松下公司把“赢得人们的信任”作为企业的价值观；诺基亚把“科技以人为本”作为自己诚信的实质。

企业诚信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成功的基础，企业诚信是指企业在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中要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并以此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是企业确立价值观必须纳入的内容。当前中国企业一个凸起问题便是诚信缺失。企业“诚信”缺失危害很大，企业诚信缺失影响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以至是许多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因为诚信缺失，致使企业品牌一夜倒塌。作为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三鹿和如今的双汇就是最好的明证。加强现代企业诚信文化建设确立以诚信为核心的企业价值观是企业基业长青的最基本保证。

礼——企业行为道德的规范

儒家思想很是重视礼的构建，孔子认为礼是社会秩序的基础。礼也有两层意思，意识规

章制度，二是人与人的礼节礼仪，对应于企业来说，礼也表现为一方面员工应该遵守各种规定，遵纪守法。另一方面学会接人待物的各种礼仪。因为这代表一个企业的形象。其中约束与规范是“礼”的管理功能之一，儒家管理强调道德的内驱力，道德的自律与自觉，但也不忽视管理的约束机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中的“齐”就是约束，即用“礼”来约束人的行为，“礼”是人的行为指导。在现代管理中，约束是经由过程规章制度来实现的，因此建立合理的、科学的、系统的、适用的规章制度是现代管理中不可缺少的。规章制度一方面要具有约束性，但绝不是为了约束而约束，约束的目的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达到人的行为的自觉性以及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有序和协调，从而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礼”是企业行为道德规范的体现。

义——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孔子在《论语？里仁》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说君子以坚持道义为快乐，小人以逃逐财利为快乐；在经济关系上，义是处物质利益关系的最高准则，所有道德的人都要遵守，做到在物质利益前不做非分之想，不贪不义之财。《论语》中还有许多关于义利观的论述，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等，都是主张先义后利，强调经济生活的道德原则，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精神价值重于物质价值。这里就包含了把义和利统一起来的思想。并且认为“义”重于“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孔子提出“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原则就是中国企业如何在发展的过程中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也是企业树立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在孔子的伦理道德论述中，以“义”作为评判企业和人的行为的道德原则。这里的“义”就是一种社会责任和企业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企业只看到面前利益。而没有考虑它所承担的“义”。没有履行它的社会责任，没有体现它存在的价值，必然会遭到市场的抛弃。

例如：“三鹿奶粉”和“双汇事件”就是把利放在了第一位，而把义丢到了脑后。中国企业在逃逐利润的同时，必须坚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以牺牲道德和消费者利益换取利润，最终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义利观”伦理道德是企业构建核心价值观也必须遵循的哲学理念。

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廉也是儒家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道德之一。“廉”作为古代为官者的道德，有清正、收敛、俭朴、明察等多重涵义。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就是说，如果执政者带头做到公平无私，那么下面的官员就不敢以权谋私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官者的伦理行为昭示着社会的伦理导向，是整个社会道德的表率。

在企业中廉洁自律是企业公平、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在企业管理中，廉洁文化还有俭朴的涵义。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俭朴也是一种人生观、生活态度和行为规范，俭不完全是为了节省钱财、过穷日子，俭最重要的作用是可以保持人的本真生活状态——纯朴。有了俭，就有了勤奋，就有了时间，有了精力，就能勤勤恳恳地干事业。在企业中廉文化建设要大力倡导重节省、戒吃苦的生活方式，增强职工节省意识，并把它体现在工作决策上，体现在工作实践中和生活细节中，极力让俭朴成为一种风尚，成为团队发展进步的标志。没有廉洁，没有俭朴，企业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耻—企业家及员工做人的底线

耻在儒家思想中就是羞耻和知羞改过的意思。孔子认为凡是不合道理的事，违背良心的事情，绝对不做。人若无耻，等于禽兽一样。另外孔子特别强调知耻改过的道德拯救。孔子说：“知耻近乎勇”，知道毛病就去改过，为当所为，也是勇的表现，所以耻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做了耻事的人没有悔改之意。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家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一定要担负起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不做违背社会公德、违反国家法律等各种毛病行为。对于员工来说一定要自尊自爱。对于企业管理来说，企业家及员工要在知耻的基础上建立敬畏之心，中国的有些企业家群体一旦成功以后，就变得自信满满，忘了谦虚，忘了知耻，完全丧失了中国人历来特有的敬畏之心。结果企业开始做一些与社会道德相违背的羞耻行为，致使企业一败涂地。在企业管理中一定倡导员工以愚昧无知为耻，以好逸恶劳为耻，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骄奢淫逸为耻。凡是不合道理的事，违背良心的事情，绝对不做。知耻和不做违反道德和法律的事是企业家和员工做人的底线。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精神成果，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习俗、观念形成了几千年的主导作用。儒家倡导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是古往今来的许多政治家治国的政治追求，也是中国人构建道德伦理的崇高理想。儒家固然存在封建历史的局限性，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哲学思想，“八德”思想精髓是企业从人的心性本质而建立的道德行为约束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优异中国传统文化根植在企业管理中最成功的实践探索，也是中国化管理哲学理念重要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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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冲洗强度冲洗，已完成有效的水利分级。选定滤料粒径，一般根据过滤和冲洗两方面的要求，先确定石英砂滤料粒径的大致范围，然后计算出轻质滤料的最大粒径和重质滤料的最河北东鹏密封材料有限公司（http://lipengshu888.jdol.com.cn）芳纶纤维盘根、高水基盘板价格、石墨复合垫片小颗粒径。为避免层间严重混杂，铺装滤料前，可再稍稍提高石英砂滤料的最小粒径值，或降低其最大拉径值。在国内，石英砂滤料粒径范围一般为0。5--0。8毫米，国外所用的石英砂滤料粒径较小，其有效拉径为0。4--0。45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