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与中国法律的儒家化

第一篇：独尊儒术与中国法律的儒家化

独尊儒术与中国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儒家思想最早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此之后的各朝各代，儒家思想都有所继承和发展。汉朝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在百家争鸣的各派学说中脱颖而出，使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的主流思想、指导思想，把儒家思想的地位提高到统治思想的地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各个朝代的法律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由此开始的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对我国古代法律产生了巨大影响，儒家思想与法律进一步联系，西汉之后的三国两晋，隋唐等各个朝代中的法律，都与儒家思想相结合，进一步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法律儒家化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发展完善着。自汉代以后，历经唐朝，魏晋南北朝，直至明清，儒家思想一直是历代封建王朝司法活动的指导思想，我国古代法律中很多具体措施，都反映出了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独尊儒术导致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进而使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法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我国法律的儒家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在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今天，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 法律

【论文类型】：理论研究

儒家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个学派。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之际，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后世的发展中，也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在之后的各个朝代，儒家思想一直有所继承和发展，被统治者加以发挥和利用，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制定法律政策治理国家的思想依据。独尊儒术更进一步的促进了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之后的各个朝代中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不仅对我国古代的法律有着重要的影响，对我国现代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借鉴意义。

1独尊儒术概述

中国古代思想的源头基本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家思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派，但是‚百家争鸣‛的局面到汉朝时已经不复存在。从汉朝开始，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中国文化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日益成熟、巩固，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西汉初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此来统一思想，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来的，它的意思并不是搞新的‚焚书坑儒‛，禁止各家的著作和思想，排除异己。只不过是举贤良方正，俊茂异材，‚罢黜百家‛也只是要朝廷对不治儒学而被举为贤良的人不予录用，令其归去，不取‚百家‛，不以‚百家’’作为统治思想，而是把儒家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当时，除儒学外，黄老学说、法家及兵、刑、农、医、阴阳等等的研究都是合法的，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另外，这时的儒家思想已经不完全是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而是经董仲舒改造了的思想。董仲舒把孔子学说神圣化，同时又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家思想中对封建统治者有用的部分思想，从而构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体系。董仲舒用‚天人感应‛和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论‛，‚王者承天意必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因为‚阳为德，阴为刑‛，‚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来论证‚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即封建等级制度和道德秩序。它对人民不主张专靠武力镇压，也不主张‚无为而治‛，而是主张，德刑并用、以德治教化为主，以刑为辅，这套理论对当时西汉王朝的专制统治是非常有利的。从此，由汉至清，儒家思想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统治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

1．1 独尊儒术思想产生的背景 [1] ‚ 独尊儒术‛思想的产生和确立, 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原因决定的, 它是大一统封建国家建立以后, 封建国家统治者们进行长期的统治思想选择的结果, 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必然要求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变革。汉朝建立以来的六、七十年间, 几位皇帝对恢复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取得了辉煌成绩。但是他们主要采用的是黄老的无为政治指导思想, 已不适应发展了的政怡经济的客观要求, 这就为汉武帝即位以后, 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汉武帝即位之时，社会经济已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武帝依靠文景两代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大事兴做，他北击匈奴，内削诸侯王族，在此同时，随着汉王朝统治的巩固和加强，农民和封建地主之间，老百姓和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在逐渐的加剧，因此，从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经成为汉朝统治者的迫切需要。而加强中央集权，首先就必须要结束因汉朝初期实行黄老之术而导致在学术上的混乱局面，确立一种新的统治思想体系，用以规范人心，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服务。董仲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的。汉武帝时期, 完成了封建统一国家统治思想的选择过程, 并经社会实践检验, 确认了儒家思想的守成作用。所以, ‚ 独尊儒术‛也就是历史必然的选择。这不仅对现实的政治统治有利, 更重要的是对封建统一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

1．2 独尊儒术思想的确立及其意义 1．2．1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确立

汉武帝凭借前期所积累的财富和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统一全国的安定的社会环境, 施展他的雄才大略, 决心开拓进取, 进行思想转变, 把前朝崇尚黄老的无为政治, 改变为尊崇儒家的有为政治, 使整个社会思想都统一于儒学之下, 开始实行‚ 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汉武帝‚ 独尊儒术‛思想的确立，儒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起了推动性的作用。汉武帝这次崇儒活动的顺利进行，给‚ 独尊儒术‛思想的确立奠定了舆论基础。董仲舒用孔子春秋大一统的名分思想，向汉武帝提出的统一统治思想重要性的重要建议。他认为, 统一的国家, 必须有统一的思想作指导,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然，大家认识分歧，思想混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上难持一统，下不知所从，国家如何以治这条建议，完全适合汉武帝的心意和他的有为政治。因而得到了汉武帝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公孙弘也上书汉武帝，‚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于是, 汉武帝‚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 罢黜百家, 表彰六经‛，完成了‚独尊儒术‛之大举。汉武帝把儒家思想学说推向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的地位, 是汉王朝在统一政治之后, 选择统一的政治思想和完成思想统一事业的必然结果。

1．2．2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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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独尊儒术‛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使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首先，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 仁‛和‚ 礼‛ , 以‚仁‛安人, 纵‚ 礼‛治国, 推行‚ 仁政‛思想。儒家的‚ 仁政‛，一方面从政治和道德两个方面限制统治者的权欲，另一方面又给被统治者以做人的权利, 这样, 就可以妥善地处理二者间的利害关系，起到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用伦理化的政治调节社会矛盾，安定社会政治秩序。使社会矛盾趋于大体平衡和缓，从而保持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

其次，汉武帝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政治统治模式。‚ 独尊儒术‛ , 把儒家思想拥上封建王朝唯一的官方统治思想的地位, 儒家思想的政治统治模式便成为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基本国策。汉代儒学的奠基人董仲舒, 对儒家的这一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 明确提出‚ 三纲‛、‚ 五常‛说, 把道德和政治结合起来,从而理顺了国家政权和家族个体农业者之间的关系, 强化了君父之权。这就把散漫的个体家族形式的小农经济, 凝结成了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较为稳定的经济基础, 支撑着封建社会缓慢地向前发展。

最后，随着‚ 独尊儒术‛思想的确立, 儒家这种以道德为中心的人生价值取向,也就是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承认、采纳, 再经过董仲舒等汉儒的理论论证和发展, 使其成为封建社会中评判人生价值的定式, 并为后世所效法, 起了上承前世, 下启后代的作用。自此至清末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 始终把它作为不变之真理而用之不息, 陶冶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品格, 哺育着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概述

2．1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概念

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就是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贯彻到立法司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即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问题。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西汉武帝时起,便奉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由此而开始了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从西汉到唐朝经过几百多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历史也是封建法律逐步儒家化的历史。儒家化的过程完结以后,封建社会的中国古代法律最终定型。

2．2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及汉初社会客观经济条件，使汉初统治者采取了‚黄老思想‛作为治国和立法思想。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中期的统治者逐步确立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确立了‚德主刑辅‛为标志的儒家综合为治的法文化学说，以及儒学大师不断引经说律和引经注律，标志着法律儒家化历史进程的开始。中国封建时代法律儒家化进程始于汉朝中期，发展于三国两晋南北朝，完成于唐朝。其主要标志是‚春秋决狱‛、魏晋律学及《唐律疏议》。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两汉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时期，魏晋南北朝是发展时期，隋唐则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成熟时期。

2．2．1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始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从这以后,儒家的礼治、德治等法律思想就深入到了封建法律的各个部门。君权、父权、夫权成为封建社会的权力核心，而且法律对其及其维护，其思想的核心部分即‘三纲五常’，‘纲常伦理’和‘阴阳天人’，这些观点从未受到过动摇。汉朝中期以后，统治者开始在治国思想上舍法取儒，统治者面临着如何将正统的儒家思想贯彻到法律领域，但是汉初‚汉承秦制‛以法家思想建立起来的既有法律体系无法在短期内转变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法律体系，所以，公叔弘和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又称引经注律，即是以《春秋》等儒家经典、儒家思想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并按照经义的精神解释和适用法律，把儒家的经典法律化，使其其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是汉朝统治者未了寻求儒家学说与法律制度相结合，推动法律儒家化的手段。从此，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垄断了中国二千多年的法学领域。

2．2．2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发展

魏晋时期法律儒家化的发展主要是律学。魏晋律学是中国传统律学的重要发展阶段，受汉代‚春秋决狱‛及律令章句之学的兴起，推动了魏晋律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儒学的法律化和法律解释的经学化。这一时期‚准五服以制罪‛、‚重罪十条‛、‚八议‛、‚官当‛等制度是儒家化的重要表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时是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发展阶段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从西汉的纳礼入律到魏晋时期的礼律并重，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已经走过了五百多年的历程儒家的思想体系和道德观念，从影响司法实践到全面融入律法当中，对中华法系的形成有着巨大的作用。如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使得儒家礼仪制度与法律制度的适用完全结合在一起，是中国封建法律伦理法特征的集中表现。

2．2．3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成熟

唐律儒家化与前朝各代法律儒家化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先前各朝尤其是汉朝常常是以礼代律，依礼断狱，并没有将礼与律完整地融合，而唐律则终结了引经决狱的时代，而是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完全融进法律之中，将礼与法合为一体，使唐律处处渗透着礼教色彩。而结合唐代高超的立法技巧，儒家伦理道德在唐代便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唐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立法均以‘一准乎礼’为指导原则和核心思想，只是侧重点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有所不同。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以《唐律疏议》为代表，标志传统律学的成熟。唐律的制定始终贯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思想，以维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确立的君权、父权、夫权为根本任务，充分体现儒家贵贱有等、亲疏有份的思想，强调宽仁慎刑。至此，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同时也表明了我我国封建法律的成熟。唐律的儒家化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而且影响了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法律思想和文化，尤其是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独尊儒术促成了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

[5]‚独尊儒术‛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可以说，它完成了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奠基工程，此后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不断利用这一工程的思想杠杆，强化皇权，巩固各自的统治地位，使我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便引导着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即独尊儒术促进着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发展。

3．1 独尊儒术促进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

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并没有像秦时‚焚书坑儒‛一样，排斥异己，尊儒是说把以六经为依据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但并不是禁绝百家，非儒家不用。除儒学之外，黄老之学、法学等都占有一定的市场，留有一席之地。因此，尊儒不但不会损害‚儒‛的尊荣地位，相反，更会促进儒家思想的完善和发展。其次，独尊儒术的进步作用和积极意义在于：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政治统治模式，形成了全国真正的统一思想，发扬了新兴地主阶级积极进取的精神，缓和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巩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在法律中，更多的体现出儒家思想中的仁政，恤刑思想，有助于维护统治的稳定，减少封建统治和老百姓之间的阶级矛盾。由此开始的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进一步奠定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

3．2 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更进一步提升了儒家学说的地位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使儒家思想学说中最重要的‚礼‛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定法律的依据。即中国古代的法律，受到儒家思想的强制影响，而儒家思想的集中概括，就是‚礼‛。封建统治者极力将儒家礼教与立法，司法互相渗透、补充，以儒家礼教为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从礼所确认所维护的社会规范来看，无疑起着明显的法律作用，礼和法在中国古代是相通的,儒家所主张的‚德主刑辅‛，成为封建时代统治者从事法律活动的基本原则。儒家礼法结合的思想，强烈影响着封建法制。自汉律开中国封建社会礼法结合之先河，以后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是礼法并用，只是礼法孰轻孰重根据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变化而有所不同，可是引礼入律直至清律都没有改变。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使儒家思想也由此一直在我过古代封建统治思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渗入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意义

4．1 法律儒家化对中国古代法律的意义

儒家思想贯穿于中国封建法律的始终并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成熟、完善始终起着决定的作用。从西汉起法律开始儒家化的进程,儒家思想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而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活动中,其核心是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礼法并用、立法宽简等等。儒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从而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立法。

4．1．1 法律儒家化对我国古代法律的积极意义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使‚礼‛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定法律的依据。正如荀子所说：‚礼者，法之纪纲也‛。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加强了对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封建伦理制度的维护。将儒家所倡导的礼义规范纳入法律法令之中，把儒家经典法律化,开辟了礼法结合的途径。确立了如‚八议‛、‚十恶‛、‚官当‛、‚五刑‛等法律制度,并将不忠、不孝定为‚大逆不道‛而给予严惩。这些做法都将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和政权法律统治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是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量,从而构筑起严密的统治网,维护着封建统治。司法

[6]执行方面也极大的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如秋冬行刑的制度,主张先德后刑以养生,以及死刑复奏制度也体现了恤刑慎杀的儒家理念,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

4．1．2 法律儒家化对我国古代法律的消极影响

‚独尊儒术‛思想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对我国古代法律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独尊儒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在封建政权确立之初有它的进步性，但随着封建地主政权的巩固和进一步强化，这一思想的局限性和消极性也就越来越显现出来。

首先，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基础上的，一些理论观点和规范范畴的阐发必然烙上非科学、伪科学的印记，甚至纯粹是唯心的东西。

其次，儒家思想过分强调愚忠和厚信，抬高皇权，并提出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赤裸裸地表明它的学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性质。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带有浓厚的贵贱等级名分色彩，如‚亲亲‛‚尊尊‛的基本原则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根本特征都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否定了人天生的平等性，权利赋予了贵族，义务留给了平民，其终极目的是维护封建贵族特权。对司法程序的指导原则的影响是确立了原心定罪的原则,这一原则从道德至上的立场出发,过分强调了犯罪者的主观动机而相对忽视了犯罪的客观事实,从而为酷吏任意出入人罪打开了方便之门。

再次，‚三纲五常‛、‚天人感应‛说等神化了的理论，成为了两千多年来束缚中国人民思想的沉重桎梏，压抑了人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等传统的思想逐渐转化为人们的行为约束，后又成为现实的法律制度，‚三纲五

[7]常‛等道德伦理观念不断法典化，支配着后世的立法、司法活动。重视‚三纲五常‛，必然强调人们的义务和责任，而不是权利。其结果，势必导致法律的不公平，人权的不平等。汉代推行春秋决狱以后，为了让儒家思想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作用，均采用以礼入法的形式。而作为社会价值判断的不同标准，道德有其自身的规范，法律也有其自身的强制性，虽然法律具有的禁止功能与道德对于义务的强调本身就很接近，但是法律与道德是有根本区别的。春秋决狱模糊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界限，使法律屈从于道德。过分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把它变得如同法一样威严，不可侵犯，其结果是取消了道德，磨灭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因此，儒家思想总是将身份人伦的考虑注入所有的社会关系，而时时影响法律的独立运作。在‚情理法‛兼顾的心态之下，天理、人情即使顾及到了。但法律往往得不到适当的发挥空间，人民‚法治观念‛始终无法培养起来。

4．2 法律儒家化对中国当代法制建设的意义

[8]儒家法律思想在经过两千多年的沉淀，传承，发展，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儒家法律思想也在文化交流与冲突中发展，适应着时代发展的要求，所以，对儒家法律思想进行研究，对我国法制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4．2．1 法律儒家化对我国当代法制建设的借鉴意义

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这一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影响了封建法律乃至中华法系的形成，其中的精华部分对当今的法治建设仍然有较大借鉴意义。

第一，儒家学说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法律思想和治国之道，孔子曾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因而

[9]我们要用与时俱进的眼光来看待儒家思想的发展及其对法律的影响，以批判地继承的科学态度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情况，弘扬儒学精神尤其是其中的民本思想，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做到以人为本使之既符合我国传统道德习惯，又能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10]。

第二，儒家礼法结合的思想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在搞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同时搞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把法律制裁的强制力量和道德教育的感化力量紧密地结合起来。如果只讲德治，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也难以保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相反如果只强调法治而忽视道德建设和自我约束，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让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遵守法律，培养对违法犯罪的羞耻感和对遵纪守法的荣誉感，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三，儒家思想中的以加强人们道德修养、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的‚人本位‛思想对现代人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而其中‚孝悌‛、‚仁义‛等道德标准仍应为现代人所追寻。在现代的中国法制中,仍应把‚仁‛、‚德‛作为法制的灵魂。而且,对于儒家法律思想的内在精神气质和品格 ‚仁‛,其蕴含着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反映了对人的重视和关注。立法者的意志应与‚求善‛的诉求统一起来,使法以仁，德为方向来发挥社会管理的功能。而这些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如忠，孝，仁，德等，在现代生活中也有重要意义，我们应注重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发挥人道主义精神。这些行为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扬，这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建设现代法制国家。4．2．2 法律儒家化对我国当代法制建设的消极影响

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成是历史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是适应特定的历史需求而产生的,因此它必然具有封建社会的一些特征,反映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带有一定的消极因素,与现代社会的要求相冲突，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和发扬儒家思想中的精华的时候，我们要吸取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带有浓厚的贵贱等级名分色彩，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亲亲尊尊特权的等级思想我们应该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将其彻底摒弃，发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精神，消除等级观念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真正做到人人平等，执法为民，这对我现代法制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绝对抛弃儒家思想中为维护封建等级特权而提出的一些思想观念，但是也应该借鉴其中的积极因素，保留并且赋予全新内容，以丰富我国的法律制度，服务我国现代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结语 ：

儒家思想在我国古代法制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春秋产生以来，在之后的各朝各代，都有思想家对其内容进行发展和损益，使其更加符合时代的潮流，顺应统治者的需要，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特别是西汉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各个朝代的立法思想、原则中都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内涵，古代法律儒家化，儒家思想，对我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虽然在封建社会末期，儒家思想僵化，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但是在其内容中还是有许多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在现代法治建设中，儒家思想也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借鉴价值。我们要从中择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发扬儒家传统优良思想，更好的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引文与注释：

[1] 《董仲舒传〃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 [2] 《史记•儒林列传》 [3] 《史记•儒林列传》 [4] 《史记•儒林列传》 [5] 《唐律疏义》 [6] 《苟子〃礼记》 [7] 《礼记》

[8] 王旭东,方新枝.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中州学报：76 [9] 高长山.《荀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587.[10] 邓学彬.浅谈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76 参考文献：

[1]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一版 [2] 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版:43 [3] 崔永东.中国法律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版:13 [4] 李延铸.法制变迁的机会、成本与历史作用.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第一版:96 [5] 史广全.中国古代立法文化研究 法律出版社.第一版:87 [6] 夏 静.简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淮阴工学院学报:63 [7] 管学辉.浅谈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法制与社会:9 [8] 张如珍.论独尊儒术思想的产生及其确立意义.社科纵横:43 [9] 余汉英,董仲舒‚独尊儒术‛说探析 山东大学学报 [10] 陈凯,王宵燕.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原因初探.山西大学学报:52 [11] 张淑英.浅析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内蒙古电大学刊：48

第二篇：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

一、封建法律史中的儒家思想之起源（汉律儒家化之封建思想史背景）

（一）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1）汉律儒家化之历史背景

（2）汉律儒家化之思想背景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1）立法指导思想之表现

（2）律法方面之表现

（3）司法方面之表现（浅谈春秋决狱）

3、汉律儒家化之历史影响

（二）浅谈唐律之儒家化

1、唐初立法之历史背景

（1）随末唐初的历史背景对立法者之立法思想之影响

（2）汉律秘唐初立法思想之比对，注重民事立法完备（荀子之舟水之说）

2、唐律儒家化之具体表现

（1）立法思想方面

（2）律法之儒家——屈法伸礼以维护家族纲常伦理·家庭财产支配权，连坐制度。

（3）司法之儒家化

3、唐律在秋国法制史上的影响

（1）以礼为立法根据

（2）以礼为定罪量刑标准（上犯下，下犯上）

（3）以礼注释法律

三、在当今法制社会如何看待汉唐法律儒家化这一历史现象

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

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思想想之起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一）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汉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正是从董仲舒开始，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既然说从汉化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或者说是其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及行为，那么儒家思想又是如何达到这一登峰造极之效果的呢？这便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并为汉武帝采纳，进而董仲舒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又为汉武帝采纳开始的。

1）汉律儒家化的历史背景

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中心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似乎有些力不从心，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演。据此，统治者急需一种比黄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温柔的手段来施行统治。汉武帝提出“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书，而董仲舒对以《春秋》大一统之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大德施教化，辅之以刑罚，即德主刑辅，为武帝采纳，至此儒家思想重登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2）汉律儒家化的思想背景

汉初七十年，统治者施行以黄老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的统治，终于达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但在丰富的物质基础之上，旧有的法律已不足以调解基于人们丰富的物质财富上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各诸侯实力的强大，而又各自为政甚至蠢蠢欲动对中央集权统治的威胁更是愈演愈烈；针对这种形势，董仲舒指出了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应以儒家经典《春秋》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儒家礼治思想钳制社会思想和行为。另外，又结合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看到法家思想只能“诛恶”而不能“劝善”的弊端，提出了《春秋繁露·基义》中“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即“德主刑辅”之说。以顺应统治者的需求。

董仲舒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不为重视的历史，于是将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法家的“三纲”结合，更系统地将“三纲”论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思想赋之以阴阳家神秘化的表述结合起来满足统治的需要。

也就是说董仲舒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进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随着董仲舒的观点被汉武帝所接受，董仲舒也因而晋身于统治阶层中较高的位置，进而对立法、司法有着重大影响，也因此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和思想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在立法指导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的君权神授思想，将皇权神化，认为皇帝是百姓与上苍的中介，或者说代理，可以代天行赏或行罚。皇帝的至尊权威不受任何侵犯，否则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凡是侵害皇帝个人和皇权统治的行为均视为最严重的犯罪。均构成“死罪”，如“欺漫”、“诋欺”、“诬”、“废格沮事”、“诽谤”甚至“腹诽”和“阿党”，“通行饮食”、“见之故纵”等罪名，有一些是对皇权统治构成危胁的罪名但更多的是对皇帝个人权威的法律保护，即皇帝个人代表了国家意志。这与以后儒家强调皇帝的权威是分不开的，而董仲舒则利用神化将其合法化。本来法律是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儒家化的汉律则首先赋予皇帝特殊的人格，不受任何限制。其至尊地位，在法律上规定任何侵犯皇帝言行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甚至心理活动都不可以，如“腹诽”罪即在心里诽谤朝政，大臣颜异因此而被杀。这正是儒家重视内在修养这一特点在立法上的表现，儒家思想中的“八目”相当重视内在修养，而儒家化后的汉律也将心理因素做为犯罪与否和犯的是什么罪的依据。针对保护皇权的法律就更是如此。

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之思想，法律教育互补说，而非单纯的惩罚目的说，也据此减刑了许多肉刑，使犯罪者得以改过机会，而非将其处死做为处罚目的。他主张以德教为主，兴办学校，提倡儒家教育，把犯罪苗头从心理上消灭掉。而刑罚只是辅助之作用，而不象秦朝统治以刑罚多、刑罚重，一味强调“刑以杀为威”，并且以刑罚做为目的而忽视教育的作用，这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吸取了秦朝残酷统治的历史教训，结合西汉初年统治阶层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取其中间位置的德主而刑辅，即不单纯采取法家单纯的苛刑重典不近人情的惩罚目的学说，又不单纯的以教育为唯一方式，而是采取了儒家所谓中庸之说有主有辅，而孔子的刑罚教育目的学说在这里发挥了极大作用。孔子的认为教育以德礼教化百姓，便可达到“礼仪之邦”无为而治的目的。而对于那些“斗筲之性”的人则刑罚，而这种人只占少数，因此以德礼教育为主，刑罚为辅即可将统治推向仁政，因此在汉朝的立法上比秦朝更倾向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和家庭伦理观念的约束。其思想实质便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这便引出了——礼律融合，三纲五常的尊卑思想指导立法或者说是指导了法律的价值取向。

“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这一法家著作，而“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董仲舒之后的《白虎通义》中。不过对“三纲五常”作全面、系统论述的还是董仲舒，可以看得出董仲舒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及道家之说，并为之所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及“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又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而在《春秋繁露·顺命》中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于天子，子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基于这种思想指导在立法过程中很多汉律的条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纲”除了做为一种道德规范外，更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至此个人、家庭、社会与政治统治从行为规范到法律制度形成了内在的统一。

而“五常”之道是董仲舒在汉武帝一次策问中提出，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他说：“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可见“三纲”是用以约束臣民，而“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本位和道德价值标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亦不乏其中。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一句话可以体现出其思想所在：“夫仁人者，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利者、盗之本也”《春秋繁露·天道施》。“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不能义者，利败之也。”可见董仲舒是以重道义，轻功利的思想来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统治者讲求仁政，而对百姓施以德教、礼教，淡化功利之心。至此，由董仲舒根据儒家思想构建的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便初现其雏形。

（2）在律法方面的表现，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的统治思想，除德教方面，更在法律条文方面表现出了礼律融合，将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直接地以法律形式体现出来。赋予了汉代法律以儒家化的价值取向，更以儒家的道德规范定了汉朝臣民的行为规范。

A、首先是刑事立法方面

a、在刑事立法的原则上，就已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与现代不同，汉朝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年龄与现代大有区别，它将年龄划分为三段，即幼年、成年、老年，只有成年而未步入老年的人才负有刑事责任能力，而根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心”，而七、八岁或以下的孩童又稚气未脱不明世事，皆无刑事责任能力。因此，汉律彼有“矜老和怜幼”之意，这正是儒家思想理想化社会状态的法律价值观的体现。

b、“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原则最早出自于孔子的儒家经典《论浯·子路》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汉宣帝地节四年诏（汉律的一种法律形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延尉闻’”，规定了卑幼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不负刑事责任。儒家的家庭、宗族伦理观念在这里以法律原则的形式得以明确表达，并且在直至清朝的，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法典中得以继承。他抛弃了法家“一断于法”的观点。而是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这一递进的关系中从个人与家庭的伦理纲常关系直接演变成了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法律手段。可见儒家思想对汉律影响之深，对封建法制史影响之久远。

c、“先告自除其罪”，这有些象现代法律中的自首情节，但不尽同，现代自首情节只做为一个可减免的酌定情节，不至于因自首而免除刑罚，但在汉律中先告自免其罪原则就带有儒家注重内省内修的成份，这也反映了儒家参与立法所导致的法律价

“诏书六条”，其第一条便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西汉统治者也颁布过“限田令”，这在物质条件上——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充分保护了统治者的权力，也按照社会阶层的不同，限之以不等的土地，使不同阶层按法律只能拥有不等限量的地，在身份地位显示出其伦理观，即荀子所提出的“礼者、贵践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一方面，统治者拥有最大量的土地，而以下各阶层都只能拥有少量土地，另一方面将各阶层都禁锢于其土地上（汉律规定诸侯不可擅自离开封地，否则即构成严重的犯罪）。并以儒家思想法律化来使这种封建伦理观制度化，以便统治者的地位世世代代，稳固地延续下去。汉律在债权方面也有一些规定，如买卖依契约，借贷取息限制和过期债务不偿还则要受惩罚，土地租佃的制度，其大体是保护贵族，地产阶级的权利，但就汉律关于所有权立法的整体而言，是对帝王绝对保护，对贵族、地主阶级保护、限制并重，平民阶层就只有服务于统治阶层的管理，在财产制度上汉律依然是按照儒家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与之在财产制度方面的立法比较，汉代身份法律制度方面更趋细化和完整而究其原因，也多是将儒家的伦理纲常观点制度化，道德法律化的表现。

首先汉律划分了社会等级制度，第一是特权阶层，即皇室亲属均封为贵族，军功爵位制，官吏等级制，在特权阶层内也细化，分化不同地位。而根据“官当”、“议请”制度，则特权阶层的人犯罪可以免受刑罚，汉律对特权阶层中个人拥有何等级的特权，如何拥有该特权均有详细的规定。如皇子封为国王，国王之子封为列侯。按照军功大小不同可分为二十等爵位，爵位也可以钱粮换取；官吏按职位高低赋以不等的俸禄，平民可以通过学习或辟举的途径成为官吏；而犯罪也会使爵位、官职受到削减。就好象《荀子·王制》中所说的“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为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可见，在社会等级制度上，汉律是照搬儒家学说的“礼制”。而家庭制度上更是“三纲、五常”之道为核心，将封建宗法下的家庭伦理引入法律。“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家长制在汉代家庭法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在汉律中对家长不孝或触犯父权者，如殴打杀害家长，告发尊长犯罪、甚至在为尊长服丧期间与人通奸即属大逆不道，要处以极刑，而家长殴打晚辈则一般不受法律管辖。在婚姻立法方面汉律规定了“一夫一 妻多妾制”，皇帝就是这一制度的典型，而妻子不可多夫，汉律虽无明文禁止离婚，但以汉律中“七出、三不去”的弃妻原则和《白虎通·嫁娶篇》中“夫有恶行，妻不得去”，“地无去天之义，夫虽有恶，不得去也”和《后汉书》中“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可见汉律是依儒家“三纲”中“夫为妻纲”严重倾向于保护夫权，只要不“乱妻妾位”便可大量蓄妾。男女之间在婚姻家庭权利上得不到真正的平等，妇女只能“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而没有独立的个人权利，成为男性社会的附属品。在继承方面，除身份王位的继承外，财产的继承与现代区别不大。

可见，汉律在民商法律中倾向于宗法家庭立法，重视伦理纲常的制度化家庭化，道德法律化，而轻视了商业秩序的制度化、规范化，这与儒家重义而轻利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3）在司法制度方面

汉代司法制度已拥有较完备的司法机构和诉讼程序，但在诉讼方面有几点较明显的封建礼教色彩。

①重大疑难宗件的最后裁决权，由皇帝独揽，特别是涉及“先请”宗件则一律奏请皇帝，君权神授，君为臣纲的董氏儒家思想又次体现出来。

②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卑幼不可告发尊长，否则以不孝论处，则体现了父为子纲的伦理观，在这里，伦理纲常、礼制大于法律。正如《荀子·劝学》中“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和“礼义制而制法度”（《荀子·性恶》）所指的礼——法关系思想。

③“春秋决狱”这是儒家思想引入汉律的典型代表，它是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无法律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其要旨是，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动机，并以其动机有无恶意做为定罪量刑的首要条件，而首犯、从犯、已遂、未遂只是次要条件，桓宽在《盐铁论·刑德》中说：“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合于法者诛。”则“心”、“志”成为定罪依据。《荀子·王制》中说：“故公平者，听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礼义者，治之始也”；《荀子·劝学》中双提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在《荀子·性恶》中更提到：“礼义制而制法度”和《荀子·修身》中的“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可见，荀子在很早就提出了以礼法并用，以礼制法，以礼治事（政），可是荀子的主张并未被最高统治者采纳，直到董仲舒揉合各家所长，该思想才为统治者所用，因此，董仲舒成为社会管理阶层后大行其道，不但引礼入律，还礼律并用，甚至以礼代法，并注有《春秋决事比》，“比”是汉代的一种法律形式，类似判例法，以及《春秋决狱》232事，除此之外还有《春秋决狱辑佚》十三条，《春秋断狱》（东汉应劭所作）及《汉书·艺文志》中的“公平董仲舒诒狱”十六篇，看来以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家学者大量引用儒家经典断狱。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论其轻”。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又说：“循三纲之纪，通八端之理，乃可谓善。”可见汉代在司法断案在无律可引时便完全以儒家思想定夺。

另外，在汉代盛行私人注律，而注律的人，多为儒家门徒，由西汉的杜周、杜延年父子的“大杜律”“小杜律”到东汉的叔孙宣、郭令卿、郑玄等“诸儒章句十有余家”，而私人注律如合符统治者要求，则被用以断案。

可见汉律儒家化之程度颇为广泛而深入，由立法思想到法律条文和法律条文解释；由社会等级身份阶层到家庭关系，由行为规范到思想道德指南，甚至无律可循也要引以断案。

3、汉律儒化之历史影响

汉律儒家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历朝历代统治者无不礼法并用，只是礼法何重何轻根据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有所不同，① 结合和针对儒家思想的精华部分（如仁、义、礼、智、信、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并且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形成一套新的，适合我国传统和社会现实互相有机结合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以这一道德体系为社会主义法制化服务。形成一套即尊重中国传统道德习惯，又适应社会现状的价值观体系。

② 在立法和司法实践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上述的价值观体系，一方面尊重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道德习惯，另一方面与世界接轨，做到既不丢弃传统道德习惯这一法的渊源，又与处于国际社会中国共产党存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

③ 应当持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否则，腐朽的不是儒家思想，而是我们的视角。不要因为法条的过时或者思想更新得滞后而全盘否定,而是如何客观地看待和改进、更新，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集众家所长而为我所用。

④ 法律和道德，一个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底线，一个作为人们行为近乎上限的指引；一个注重社会现实性，一个颇具思想性；二者既不可混为一谈，又不应彻底割裂；应当互相作用互为补充，即本文的结论——结合儒家思想这一传统道德习惯和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现状以指引人民的道德思想体系，服务于社会主义法制这一行为规范体系。即——以德育人，依法治事。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

2、《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曾宪义主编

3、《中国法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叶孝信主编

4、《中国法制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蒲坚主编

5、《中国思想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韦政通

6、《中国文化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李宗桂

7、《大学·中庸》……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1月版

8、《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沈宗灵主编

9、《中国的智慧》……岳麓书社2003年12月版韦政通

10、《孟子》……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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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课稿

必修三第2课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说教材

本课为必修三第1单元第2课，前接第一课“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在了解主流主流思想是什么？它是怎样出现和形成的后，讲述了它怎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的，本课为儒家思想发展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下面对学情做扼要分析

本课的教学对象为高二学生，通过初中的学习，他们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有所了解，给本课的教学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但对儒学如何成为思想文化主流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尚缺乏深刻的认知，教学中应予以较多的关注。

说教学目标

根据课程标准要求和教材、学情的分析，我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整合如下

1．通过西汉儒学发展的学习，了解儒学发展成为思想文化主流的历程，藉史料引导学生理解董仲舒新儒学的内涵，培养学生比较与概括历史的能力。

2．通过引导学生剖析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影响，培养学生归纳分析问题的能力，进而提升学生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第四 说“教学重难点”

重点：董仲舒新儒学思想

难点：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影响

第五 说教法学法

教法：史料法，阐述法 学法：比较法，归纳法

下面汇报的是第六环节——教学程序设计

根据以上对教材的理解和整合，我将从“罢黜百家”提出的背景、内容、地位极其影响三个方面展开新课的教学。

1、导入新课

2、我会带领学生，回顾上节课“百鸟争鸣”相关内容，提出“孔子创立了儒学，经过孟子、荀子的发展，成为战国时期主流思想之一，那么儒学在秦汉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由此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导入新课的学习。

在给学生讲授第一个问题“罢黜百家”提出的背景，我会引导学生结合一，2、3相关内容，概括出秦到汉这段历史发展的脉络，又秦的暴政追溯到秦朝重用法家思想再到西汉建立初期采用黄老之术，对“黄老之术”的概念作出解释。

在此基础之上，对汉初在黄老之术的指导思想下国家社会发展状况，我将从“文景之治”、“诸侯王国叛乱”“匈奴侵扰”“土地私有制发展”等四个方面进行概括总结，再次引导学生一边阅读教材回顾所学知识对汉初“黄老思想”的实施作出评价，通过讨论，让学生一方面从汉初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去思考，另一方面从国家面临分裂的、边疆不稳的局面去分析，得出“汉初从无为到有为的发展必然性”理解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是和当时具体的社会背景发展条件相联系，培养学生的唯物史观。

对于第二个问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内容，首先我会通过PPT播放董仲舒的人物图片以及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图片，对董仲舒的生平做简单的介绍。再通过PPT展示摘取《春秋繁露》中的相关史料，引导学生结合教材归纳出董仲舒的主要思想观点，如“春秋大一统”“天人合一”“三纲五常”我再结合相关史料对主要思想观点作出解释，让学生理解董仲舒的这些代表观点是和汉武帝加强专制主义相符合，使学生回顾第一部分内容，从背景和内两个方面去理解“独尊儒术”的必然性，培养学生通过阅读史料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

接下来引导学生阅读学思之窗的材料，思考“汉武帝既然独尊儒术，为什么有杂糅了其他的学派思想?”让学生学会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站在历史人物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理解吸收发家阴阳家等思想对维护国家统一，推行专制统治有利。再想学生提出既然汉武帝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思想，他又是通过怎样的措施来实现的呢从而过度到第三部分“儒学成为正统”。

对这一部分内容我将从措施和意义两个方面来探讨，对于措施通过PPT播放《五经书影》和《成都西汉文翁石室受经将学徒》等图片，从“重用儒学家参政、儒家经书规定为教科书、置五经博士、兴太学郡学等内容来概括。重点则放在儒学确立所产生的影响，对于这一问题我将提示从对当时汉王朝和以后中国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培养学生能从多个角度不同层次思考解决历史问题的方法，使学生理解儒学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以及多名族国家的统一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指出：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后，汉王朝加强了对思想、文化和教育的重视，有利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进步。此后历朝历代，统治者皆奉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从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光大了儒学的精神。但也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抑制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探索的精神，有消极之处。

七 板书设计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背景 二 新儒学的思想内容 三 儒学正统的确立 1．过程 2．意义

第四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教案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教案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知道汉代儒学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创办太学等手段，逐步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认识汉代儒学“大一统”的精神的价值

2、过程与方法：

用资料分析法理解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用阅读分析法理解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3、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认识仁政思想对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有积极作用；通过汉代教育体系的建立认识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关键，重视教育对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重点难点

重点：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汉武帝重视儒学的具体措施。难点：对新儒学思想主张的理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教学方法：材料分析法、讨论法 教学手段：多媒体 教学过程设计： 导入：

教师：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三教九流，各种学派即相互批驳，又相互融合，形成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而思想说到底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同时又是为政治所服务。时代不同，需要不同，统治者对思想学说的态度措施也不同 请问：

1、适应春秋战国到秦统治时期：法家“法治”，秦始皇统一中国“焚书坑儒”

2、汉初：道家“无为而治”（原因、措施、结果）

3、大家想想儒家思想自产生到西汉初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战国后期，蔚然大宗→秦朝时候，遭到打击→西汉初年，逐渐复苏”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

1、概念解释？

2、为什么？背景

汉武帝时国力强盛但也存在一些社会问题：

汉武帝时期已经进入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但是仍然存在几点隐患： ①

南北边境不宁 ②王国威胁中央 ③土地兼并剧烈，阶级矛盾激化。

为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国家统一的发展形势，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汉武帝发掘了一批治国人才，有力地推动了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发展。董仲舒三次参加对策，阐发他的儒学思想。

1、董仲舒的历史地位、生平及贡献（打出幻灯片，利用教材【历史纵横】所给的材料，简单介绍董仲舒其人，让学生从董仲舒的成长历程悟出“业精于勤，荒于嬉”的道理。）董仲舒是汉代儒家代表人物，也是使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关键人物。董仲舒是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期，董仲舒得到了“专精于述古”的声誉，当上了“博士”。

2、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特点

董仲舒的贡献在于他把道家、阴阳五行家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而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

3、董仲舒的思想主张重要内容

①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

认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理，国家之需要。

董仲舒应诏上《天人三策》中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认为现在国家统一，但学派纷呈，各执一见，思想无法统一。主张儒家六经之外的各家学术，都应当罢黜，以保证国家统治的安宁一致。

以适合当时加强中央集权、形成封建大一统局面的需要。②针对加强君权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

在过去，所有的君王都是从祖先承受君位，甚至秦始皇帝也不例外。只是到了汉朝，情况不同了。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而君临天下。这需要某种理论的支撑，董仲舒正是提供了这种理论的支撑。王者受命于天，并不是一个新理论。在《书经》里，已经有这个思想。孟子把它说得更清楚。董仲舒则更具体地把它纳入了自己的天人一体论。董仲舒认为，一个国君的统治是由于天命，这就为君王行使皇帝的权威有了合法的根据；但同时又对君王的权威施加了某种限制：皇帝必须时刻注意上天的喜怒表现，按照上天的意旨行事。汉朝的皇帝和此后历朝的皇帝，每逢天灾时，都程度不等地要省察自己执政的表现，刻责自身，谋求改进。“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足以贼民者，天夺之。”

④针对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提倡孝道 在此之前，儒家认为，社会是由五种伦常关系组成的：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董仲舒从中选出君臣、父子、夫妇三项，称为“三纲”。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他认为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为此，他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即三纲五常。三纲是社会伦理，五常是个人品德。纲常就用以泛指道德和道德规范。人的自然发展应当依循道德规范的方向，而这是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内涵。他大力提倡孝道，认为孝是天经地义。

讨论：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哪些是积极可取得？哪些是今天应当扬弃的？

（积极可取和需要扬弃的有：①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理，国家之需要的主张。虽然董仲舒的大一统主张充满了唯心的色彩，但是大一统确实是中国发展的主流，尤其是今天祖国统一的需要。所要扬弃的是其中唯心主义成分。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扼杀一切不同学术流派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应当鼓励各种学术思想的争鸣。②“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纯属唯心主义，无稽之谈。但是要求统治者爱护百姓，却是有利于封建统治长久的。③三纲充满封建意识，应当抛弃。五常推崇仁义礼智信，抛弃其中封建成分，就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弘扬。尤其是其中的“信”为今天社会的迫切需要。孝道应当注入社会主义的道德内涵，是人们的社会义务。）

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得到汉武帝的全面肯定，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二、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1、汉武帝尊儒的措施

问：汉武帝采取了哪些措施使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①思想方面：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汉武帝说：“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

②政治方面：用文学儒者数百人参与国家大政。扩大了官员的队伍，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巩固了封建统治基础，成为汉武帝文治武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给后世封建王朝在用人方式方法上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迪。③教育方面：兴办太学，使天下文士都学儒家经典。这是封建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兴办教育、提倡儒学，其必然对整个社会的教育事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汉武帝的这三点措施，为儒家思想上升到独尊的地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延续了两千年之久。

中国古代封建教育，最初是私人教育。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就是师徒相传，而真正由国家开办教育始于汉武帝。所以汉武帝在推动封建教育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

2、西汉的儒学教育状况

请同学结合西汉的儒学教育状况谈谈为什么儒家思想能够逐渐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①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教育为儒家所垄断。汉武帝规定儒家经典为必读教科书，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其中《诗》就是《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书》就是《尚书》，是我国古代商贾文献资料汇编；《礼》就是《周礼》，周代的典章制度，道德规范；《易》就是《易经》，是我国古代一部具有一定的哲学思想的著作；《春秋》，是孔子以鲁国历史为主线所编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汉武帝还立专事研究、传播五经的教官“博士”。挑选“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人为博士，负责传授学问，设置经学博士7人。这是西汉大力弘扬儒学最切实际的举措。

②兴办太学，儒学地位大大提高。前124年，汉武帝为了培养官吏，统一人们的思想，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定太学以教救国”，在长安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太学的学习科目设五经，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教授。学生可任选一经学习，（相当于今天大学的专科），以自学为主，老师定期讲经，每年考试一次。学完经考试合格后即可以做官。太学，是中国历史上董仲舒第一个创办的第一所大学，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古老的正规大学。太学是官办的最高学府。起初，太学有经学博士7人和博士子弟50人，后来太学生发展到3000人。东汉时期更达到三万余人。可以说，太学不但是中国第一个官办最高学府，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官方创办的以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为宗旨的高等学府。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时代为官的规矩，使得非贵族家庭子弟也可以凭太学资格入仕。至此，儒学的地位大大提高，与之对应的是，春秋战国以来的风云一时的诸子百家学说渐渐沉寂无闻。

③初步建立地方教育系统，使儒学在各郡县得到推广。汉武帝下令全国郡县设置学校，这一措施真正使得儒学在民间光大，处于独尊地位。汉武帝还鼓励学者从事私家的儒学教育，为弘扬儒学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3、独尊儒术的结果

西汉后期，儒学之士，在中国文化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延续两千年之久。小结：春秋战国——秦——汉初——（西汉后期）汉武帝以后

课堂巩固：本课测评

第五篇：7.评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7.评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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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的选择

汉大一统帝国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树立大一统的思想权威。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符合汉代统治阶级的需要，使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一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形成。

2.非文化专制

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使儒家的思想成为社会中价值判断的标准，将儒学的地位置于其它学派之上，允许各种学派存在，也并不是只任用儒生。诸子流派仍在思想文化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3.对儒学发展承前启后作用

“独尊儒术”的施行使中国的传统儒学得到了继承、发扬和传播，奠定了的儒学“独尊”的地位，使儒学成为2000多年的主流文化。同时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来发展儒学，锻造了儒学的兼容能力，这使儒学在后来遇到道、佛思想冲击后仍处于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地位，使得儒学能够与时俱进，对儒学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4.促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有利于统一思想，维护国家统一。这种大一统思想直到现在也是中华民族团结巩固的纽带。儒学被确定为统一社会思想，指导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则和建立社会的道德和法律规范的基础，对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生产，安定民心和老百姓的生活等等有积极作用。

5.对教育的意义

为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行教化、兴太学,用德育教化全民，由政府出面、组织、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儒学教育亦即国家教育体制，有深远影响。

6.对选贤任能风气开启

它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学术与政治的分离状态，使儒学由私学转化为官学，儒学成为解决政府官吏来源、选拔方式的标准。为后世之儒开辟了仕途，,实现了儒家提倡的“学而优则仕”和历代儒生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