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法律思想评析

第一篇：儒家法律思想评析

儒家法律思想评析

发表时间：2006-12-3 9:48:00 阅读数次： 14

有学者论及：秦始皇依靠武力自西向东统一了中国，而孔子则依靠思想自东向西统一了中国。事实上，孔子（儒家）的思想并非仅仅如此，而且统领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其博大精深，融会了政治、道德、经济、艺术、法律等诸多方面。无庸质疑其伦理道德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进程，但孔子对法之精神的揭示也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基础，为其发展提供了总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今天，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以为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提供镜鉴。

一、孔子法律思想的物质基础及理论基点

法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科，同艺术宗教法律一样，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其最高理想是能够“克己复礼”，复礼，即复周礼，其理想社会的模板也是周代社会的克隆，其思想基础与周代的治世之道有直接的继承性。

史料记载，周代的中国，特定的地理条件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侧重于渭河平原一带，依次向东是广阔的平原；良好的自然气候条件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天时地利；秋收春种使得人民衣食无忧。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各行业进而产生，与其他东方古国一样阶级产生以后，以维持定居和稳固统治的上层建筑随之产生；再者，中国奴隶社会的漫长发展和阶级社会的政治早熟现象，由父系氏族社会直接进入了奴隶社会，家天下的局面成为中国阶级社会的雏形，由家及国，家法推而广之成为国法，形成“大宗”和“小宗”来维系社会以形成“尊尊”、“亲亲”、王祭天、侯祭川的局面，血缘成了社会关系的锁链，“家平则国治”，德教则为优益之法，由此形成的“明德慎刑”、“敬德保民”的治国之道。

西周后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熄战、和平、稳定成为时代之需，孔子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又欲恢复旧的稳定秩序，提出其经世之法，而且付诸行动，“知其不可而为之”。

孔孟之道形成后，“人之初，性本善”成为其理论根基，孟子归“羞恶知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于“性本善”，为理论体系找到了基点，而孔子并非如此，“性本善”的迹象并不明显，“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于此之理解，程树德在《论语集释》中解释到“性也，人所禀以生也，习者，谓生后有百仪常所行习之事也，人俱禀天地之气以生，虽复厚薄有殊，而同是禀气，故曰相近也，及至识，若值善友，则相效为善，若逢恶友，则相效为恶，善恶既殊，故曰相远也”。康有为《论语注》中“孔子则不言善，单言远近”。如此大

抵乃孔子之思想的基础。由于人“性相近，习相远”，因而人性可塑。一方面强调友对个人的影响，“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乐道之善，乐多贤友，益矣”；另一方面“自省”，“自讼”，“自责”，“择善而从”以达到“求仁得仁”，自识以后，内外互动，形成仁，从而达到摒“四恶”，达“五美”，但内心自省置于首位，由此形成了儒家思想的内向性格。从这种意义上说，由此形成的“人性可塑”为道德教化提供了可能性，再者由于当时社会传统形成以久的宗法观念为其提供了可行性，为其法律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孔子的法律思想评析

一、宗法

宗法作为一种曾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控制方式在维护政权稳定方面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宗法`即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庭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中国法律思想史》），在家庭内部，例有家法，由家及国，家法亦国法，从而产生“小宗”、“大宗”之分，和“尊尊君为首”、“亲亲父为首”的宗法原则，大宗以小宗为基础，小宗则以孝为中心。在宗法的层面之下的起作用的是一种畸形的权利义务机制，或是说是权力义务机制，臣从君，子从父，幼从长，女从男，否则不义，如此可教，教之不改，则消灭之，如孔子言：“先教后杀”。进一步说由这种森严的等级造就了其纯粹的义务本位而淹没了权利和个性，换言之，人的

及其权利的概念并不存在，人的价值的存在直接取决于其社会地位及与之相关的道德义务的履行，因而，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独立、个性也就无从谈起，带来的只能是强制、专制、特权、义务、服从、集中和封闭。由此铸就了宗法基本的基本导向---秩序和安全。

二、德主刑辅

“德主刑辅”四个字体现了孔子对法律建设的关注，也体现了其法治思想的精髓。道德与法律同是作为社会的调控机制有诸多异处：如非强制性与强制性，内在性与外在性，非对抗性与对抗性，但二者在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方面亦有诸多相通之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而德主刑辅原则正是侧重于此，通过德主刑辅达到德治。“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听讼，吾犹人也，必使起无讼乎”（《颜渊》），“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以德去刑，以仁去刑，而非以暴治暴，以刑止刑，其所

侧重是违法与犯罪之防范，以道德教化来进行防范，本身就是法律向道德的转化，由刑辅德，为德治提供了硬性保障，这一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体现法律与道德之地位比较，更重要的是促成一种法律文化的形成，一种法律社会化的底蕴。“化之”乃最高境界。阶级社会里道德的功能与效力与法律相比，在许多情况下，是相形见绌的。但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里，法律的道德化也许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法制观念的民众融合，法律意识的社会渗透，法社会文化的形成与积淀，无疑是社会长治久安的促进因素。但稳定不意味着封闭，而是充满活力的开放，保持个性又兼容并包，滋生于其中的法社会文化亦是如此。

三、“礼”法的角色定位

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社会关系之发展与复杂程度，对法律的发展和完善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尤其是经济关系的丰富，或是说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而如前所述的农业生产的近乎单一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生产单元，家庭家族的束缚，大大限制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多元化和复杂程度，市民社会的畸形发展，使法的调整对象发生了逆转，侧重点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伦理规则，如君臣，夫妇、父子、兄弟、师徒等，自然其中的联系纽带就是等级分化，这种等级下的关系规则，“礼”代替了法，例如父子关系中的孝与教，而非赡养与抚养，形成了法律形式上的匮乏，人是家庭家族之人，而非社会之人，人之社会化的道路还相当漫长，人处在必然王国的最底层，法解放人的道路遥遥不可期，法在哭泣。

由此个人在这种模式下的角色定位必然归于义务的主体，权力的附随，主体的依赖，而且这种定位具有极强的确定性和领域的不可跨越性。表面而言，这种秩序是和谐与稳定的，但这种和谐与稳定是与强制、暴力、鲜血和泪水交织在一起的。

在法律关系中人应是法律关系的当然主体，而在这种体制下，个人的主体地位很大程度地被剥夺了，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在法治化的过程中，身份独立和财产独立是个人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前提条件，身份独立为其意志独立并且获得行为能力提供了前提条件，而财产独立则为其具备行为能力提供了保障。在苛刻的奴隶制生产关系还未完全解体、并没有受到自由化冲击的封建制生产关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条件不可能具备。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任何法律思想都不可能具有现代意义。因而，孔子在其法律思想中不可能对个人的法律地位予以确定。

但是，在“礼”中，他对人进行了另一个层次的定位，即“爱人”，人既是

“爱”的施动者，又是“爱”的受动者，即对个人的尊重、重视及关注，相对于奴隶制下的奴隶而言，堪称是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一次解放和历史的进步，但欲达到“自由人”，其路亦修远，于此而言，正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发展的必然要求。

4、宽猛相济

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一思想乃其“仁”之思想的体现，但欲达到“中”，他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就是“宽猛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载：“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而在《礼记.杂记》中：“子曰：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亦反映了孔子之如此思想。如果说“德主刑辅”作为其法律思想的主导思想原则，而“宽猛相济”则是其法律思想的具体指导方针。“择其二端二用，”也是孔子政法思想的中庸之道。如此之思想，我们不难看出，是从治民思想出发或是说从执政者角度而言的两手策略，同时为立法、司法、执法提供了总的指导方针，堪称人治下的法治辩证观，因而，其法律思想的价值趋向呈现公法的张扬和私法的谦抑。

至于德主刑辅与宽猛相济之关系，前已提及，也就是说，二者并不属于同一层面，前者更侧重于法律规范的宏观方面，而后者更侧重于中观层面。德主刑辅，从整个社会发展角度出发，以刑去恶，达到德治，从而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之大同世界，在社会整体层次而言，达到稳定和谐与发展的目的。宽猛相济则从中观层面对法律规范作了阐释，其更侧重于法的运用和实证，从法的技术性角度予以论证，而并未涉及到与具体利益相关的微观层面，后者的工作则由宗法和礼中的法律规范来实现。因而孔子 的法学思想不论从其形式是从其内容而言，都具有完整的体系。而此体系的特色就是“仁”指导下的法律哲学观。

5、“仁”在孔子法律思想中的地位及其历史继承性

“仁”作为孔子的政法思想精要，在其法律思想中乃是统帅，“吾道一以贯之”。就其体系而言，“忠孝，知勇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刚毅木讷”无不渗透着仁的气息，但由于其组合又使仁的气息消逝了，综而论之，其法律思想是主要是基于对国家或社会，家族或宗族的兴衰的关注，而过分压抑了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从而在其思想中体现强烈的国本位和家本位思想，而也是这一点一直支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但近代以降，西学东渐，其法律思想也随之而

入，出现了中西思想之碰撞，西方之平等、自由、民主、私权神圣等观念传入，使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受到冲击。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三者相互析取、吸收和融合，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展开，其必然趋势是集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的二元结合，新的法治文化必然是伴随着对家庭、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和个体的自由、充分、全面发展即人的解放而形成。

三、孔子的法律思想沉淀

以孔子法律思想为基础，经由孟子、荀子及其后尘之人不断对其丰富、发展和扩充，及与道、法之结合，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影响和效果。由于宗法的观念，森严的等级划分，苛酷的刑罚制度逐步使法在社会心理上形成两大阶层，处于统治阶级的统治者，将法作为维护统治、维护特权、实现私利的工具，而被统治者则畏惧至极，视法为猛虎，唯刑为是,只重义务而不重权利，从而形成了社会心理的失衡。由于上述心理的失衡而导致的法外之法、特权之法，形成法执行之例外，作为其原因同样也作为其表象的就是法运行的附依性，即在法的运行过程中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附依于政治的运行变化而运行，整个法的发展从未超出政治的发展，权利的行使从未超出权力的行使。另一方面，对法之效果的期望趋向于中庸和平，在重实体的同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更多地倾向于调解以平息讼争，由此形成了法之价值更多侧重于安全和平。概而言之，大致如下：失衡之法心理，例外之法行为，附依之法运行，中庸和平之法期望，调解息讼之法要求，安全秩序之法价值。统而言之，即人治之下的法伦理。

法治化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孔子法律思想给我们的法治化提供了思考的道路。中国的法治化道路将是一个自觉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中国的法治化道路是和平的环境里在党的领导下以新代旧的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方向问题，从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破旧立新、建立起新的法治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是方法问题，吸取世界他国法治文化精华，结合民族文化精华，探索和建立独特的中华民族法治文化。

第二篇：儒家法律思想及其影响

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极其影响

一提起儒家思想，人们往往会想到“德治”、“仁”、“礼”，法治的标签一般都被贴在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上。但是，虽然以德治为主，儒家也有一套自己的法律思想。而且从古至今，这套思想也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的思想。本文将从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名词、核心内容及其影响这三个方面浅析儒家法律思想，最终得到自己的结论。

一、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名词探究

儒家法律思想，顾名思义，即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的关于法律方面的思想。儒家法律思想一直强调礼和德的重要性，而法律只不过是前两者的辅助工具而已。在流传于世的儒家经典文献中，“礼”、“仁”、“德”、“孝”等字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想要了解儒家法律思想，必须了解儒家法律思想的这几个核心名词

（一）德

“德”也是儒家思想认为一个“君子”应当具有的品质。儒家认为，“德”包括忠、孝、仁、义、温良、恭敬、谦让等。

古代儒家曾经提出过“明德配天，以德慎罚”、“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思想。可见，“德”在儒家思想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仁

“仁”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他提出要为“仁”的实现而献身，即“杀身以成仁”的观点，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礼 《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即，礼，为在日常生活中，君子行动所遵守的方法和规则。《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可见，在儒教中，礼甚至作为了判断一个人是否为“人”的标准。

在儒家思想中，礼的集大成者当然是孔夫子。尊崇儒家思想的人，奉孔子为圣人，像孔夫子一样尊教重道，是每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人的理想。遵守礼的人，会合宜且虔诚地参加古老的仪式典礼。他会根据他的身份习尚与礼节—儒家思想的根本概念—表现优雅而庄重地控制着自己所有的举止、身形姿态与动作。可以说，“礼”体现出一种典雅和自治以及儒的尊严。

但是，礼并没有在古代中国的全民中适用，它只是贵族的特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句古语便很好的说明了这点。

（四）忠与孝

忠是维系国君与臣民之间的纽带，而孝则是维系家庭关系的一条纽带。忠是指臣子对国君的绝对的沉浮，孝是指在家庭关系中家长的绝对的支配地位。这也体现出身份在古代中国的重要作用。这两个字，好像戴在中国人头上的几千年的紧箍咒。至今对中国有着极大的影响。“百善孝为先”，便体现出了这个道理。一个不忠不孝的人，会遭到刑罚的处罚，同时也会遭到人们的唾弃。

二、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国有国法，家有家法

在古代中国，家和国史两个非常重要的单位。若干人组成了一个家，而若干家便又组成了一个国。“国家”一词便由此而来。在国家和家庭中，都有着自己的规则和方法。这些规则和方法统称为宗法。

因为由国和家之分，所以便有大宗和小宗之分。“亲亲父为首，尊尊君为首”是古代宗法的基本原则。除了这个基本原则之外，还有很多纷繁复杂的规则，在内在和外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比如在家庭中，以父亲为最具有权威的人。而父亲去世后，长兄即为最具有权威的人。还有，一个女子，需遵守三从四德。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从三从四德等规则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法律思想对秩序的严格要求。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妇女必须忍受无数规则的束缚和约束。这样下来，虽然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水平。但是，一是因为当时教育普及范围不高，所以老百姓只是在被动的遵守这些规则，二是这些规则确实压制了人们尤其是女子的内心和行动的自由。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几百上千年后迟迟不愿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封建统治异常稳固的原因。

（二）德主刑辅，礼刑并用

分析这句话。道德和法律同时为调控社会的一种手段，在封建社会儒家法律思想的支配下，道德显然站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但是道德和法律虽然有不同，但是也有相通的地方，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相互转化。孔子遍是希望通过“德主刑辅”达到“德治”。“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听讼，吾犹人也，必使起无讼乎”（《颜渊》），“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以德去刑，以仁去刑，而非以暴治暴，以刑止刑，其所侧重是违法与犯罪之防范，以道德教化来进行防范，本身就是法律向道德的转化，由刑辅德，为德治提供了硬性保障，这一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体现法律与道德之地位比较，更重要的是促成一种法律文化的形成，一种法律社会化的底蕴。

礼和刑事古代调控社会的两种手段。虽然礼法并用，但是在儒家法律思想中，礼显然比刑更加重要。比如在家庭中，三从四德等规则是礼的一部分，这些规则控制着中国人几千年。而刑在中国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是明显低于礼的。除此之外，礼和刑并不是对所有人适用的。周朝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即刑不能适用于大夫以上，里不能适用于平民百姓。这是赤裸裸的不公平。也是当时当时社会的法律适用的最准确的概括。

除此之外，在古代中国，道德和礼还能干预司法。“春秋决狱”遍是最好的证明。“春秋决狱”是指审判者运用儒家经典如春秋等判决案件。这样的做法在现在来说是极不合理的，严重的干预了司法的稳定性、严肃性权威性。但是，也许“春秋决狱”给司法注入了一些人文精神和道德关怀。但总的来说是绝对的弊大于利的。

所以，在那个时代，法律是居于道德和礼的后面的，德和礼占据着统治的地位，法律终究视为前两者服务的。那时候的法律人，可能是哭泣的。

（三）法律的适用张弛结合 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一思想乃其“仁”之思想的体现，但欲达到“中”，他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就是“宽猛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载：“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而在《礼记.杂记》中：“子曰：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亦反映了孔子之如此思想。如果说“德主刑辅”作为其法律思想的主导思想原则，而“宽猛相济”则是其法律思想的具体指导方针。“择其二端二用，”也是孔子政法思想的中庸之道。如古代对破坏社会基础家庭基础的违法犯罪行为（如十恶）采取了极其严酷的刑罚，甚至违法犯罪人会千刀万剐。而长辈对小辈的侵害则可以从轻或减轻抑或免除处罚。这样做可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但也破坏了司法的平等性。

（四）仁的核心地位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孝悌是仁的基础。其法律思想是主要是基于对国家或社会，家族或宗族的兴衰的关注，而过分压抑了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从而在其思想中体现强烈的国本位和家本位思想，而也是这一点一直支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在仁的支配下，不仅是立法、司法还是执法都必须体现仁的思想。但是近现代，随着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之风的吹来，仁思想与西方思想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和越来越实质化的交流与碰撞。

三、儒家法律思想的影响

儒家法律思想史我国中国古代起着支配作用的法律思想。而历史是传承的，法律思想也是传承的。时至今日，儒家法律思想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法治的影响。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慎刑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德主刑辅，礼刑并用”。这反映出儒家法律思想感化教育为先为主，惩罚为后为辅的思想。反映在当代法律中最显著的就是刑法的罪刑法定的原则。

罪刑法定是指被告人的罪名和刑罚都必须要有刑法来规定，既不能由非刑法的东西如习惯契约来规定，也不能由除刑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来规定。而且刑事诉讼必须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进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虽为处罚犯罪人的法，但是它更是保护犯罪人的法，处处体现着慎刑的思想。这与儒家的仁和德教的思想史不谋而合的。

除此之外，其他法律领域也体现着这种谨慎处罚的思想。不仅如此，在立法、司法、执法中，也体现着这种思想。比如行政法的行政合法原则、行政合理原则。

（二）国家为上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君权皇权至上，权大于法。这种思想和基调一直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法律。在古代中国，中国史法治和法制的中心，掌握着最高的立法权、司法权。“法由君出”。而且，中国的法律一直是统一的，没有出现欧美国家同一国家不同法域的套路。在今天我们国家与此也有一定的相同的不同。在当今中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立法权属于人民。而且我国的法律也是统一的。但是，当今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这决不代表人民就能随意干涉法治。这与古代中国权大于法的思想是不同的。

（三）厌讼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道德礼教和调节的作用，其核心在于：注重人际和谐，轻视法律诉讼；重视道德教化，注重犯罪预防；重视贤人政治，轻视个人权利。这也就导致了人民厌讼情绪的出现。古语有云：“好讼之子，多数终凶”。这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厌恶诉讼，爱好息事宁人的思想。这种厌讼的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有的老百姓甚至认为一打官司就会触霉头。这种思想与当今社会的法治是有一定的矛盾的。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厌讼，因为诉讼是我们的合法的权利。当我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我们就应该拿起诉讼的武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道德和调解的作用，不能成为讼棍。总之我们要把握好诉讼的度，既不能厌讼，也不能一味的依靠诉讼。

（四）人治的思想

人治和法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儒家法律思想强调人治，强调“为政在人。”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也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都把统治者道德的好坏，看成是影响民众道德品质的重要因素。

而在当代中国，强调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法为上的思想渗透着整个国家。但是在强调法治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的作用。

首先，不管是立法、司法还是执法等，都是人来实行的。“徒法不足以自行”。缺少了人的法治是无法想象的。其次，法律人的带头示范作用也是非常作用的。倘若每个法律工作者都能遵纪守法，依法办事，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我国的法治也应该会更早更快更好的实现。否则，只是有着完善的法律，而没有拥有信仰法律、掌握法律的法律工作者，那法律只不过是一张充满着生硬辞藻的废纸而已。

（五）仁治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仁治的思想，这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是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的。首先，法律不仅是规范人们的行为的规则，而且也应该有一定的人文精神和仁爱观念。生硬的法律只能被人们所遵守，而不能被人们所信仰。其次，在司法过程中其实是一个判断和推理的过程，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如果一个法律工作者没有仁爱的价值，而是一个偏执的法律狂，我们也很难想象他能驾驭好法律，他也很难运用法律保护当事人权利，做到惩恶扬善。所以，即使是法治，人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六）家庭因素

前文说过，宗法分为大宗和小宗。大宗即国法，小宗即家法。在现代社会，家庭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我国是有这几千年儒家思想积淀的国家。比如，在我国，当今父亲仍然是一个家庭的中心和权威。对于这种思想和习惯，我们不能抱着全有全无的态度去处理。我们应该抱着扬弃的态度去处理。比如，对于孝这个观念，我们应该要大力弘扬的。毕竟，家庭依然是维系社会的纽带。但是对于那些不好的因素，比如“三从四德”这类的，我认为应该是坚决抛弃的。在这个男女平等，甚至女权愈来愈大的社会，我们应该解放妇女，还妇女以自由。而不应该继续的毫无人道的用旧观念来压迫他们。总是，我们应该用扬弃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待和利用儒家的家庭观。

四、结语

儒家法律思想史流传于我国数千年的法律思想和法律传统，对我国古代的法律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当今社会，儒家法律思想依然有着自己的可取之处，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抛弃的糟粕。而且，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清风已经吹入中国很长时间，不断的、越来越强的影响着中国的法治。在此种情况下，中国的法治建设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抉择。留给我们的任务非常重要，也非常艰巨。我认为，面对不同的法律思想，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管是儒家法律思想、法家法律思想、西方法律思想等，我们都应该抱着这种态度和方法来进行抉择。只有这样，我国的法治才会向着包容化的方向发展。会越来越完善。

第三篇：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推荐）

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

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各有不同。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刑法思想中内容最丰富的部分。这两个学派的刑法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刑法思想的基础，也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发展的指导思想。

从夏商时代的神权法思想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法律思想，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法律也在不断确立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主流地位。

春秋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开始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他所主张的贤人治国、德礼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原则作为一种朴素的法律精神在当时获得了可靠的市场支持。

随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及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在各自的学派中也详尽阐述了他们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为后来法律在中国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孔子、老子、韩非子等人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也可以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法律工作者。

由于所处的社会阶级不同，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也明显带有各自阶级的色彩。儒家追求礼治，法家则坚定的信奉法治。

儒家的礼治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礼法传统，强调家国一体、孝悌为本的宗法观念。家族伦理、亲亲尊尊、明德慎罚、中庸之道成了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和最高价值标准。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鲁国及春秋各国的教育事业，其所提倡的以仁为本的主体思想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行为规范。

跟儒家明显带有官方性质的传道、授业、解惑相比，作为史上最著名的隐士，老子的思想则更容易获得来自民间的支持与认同。在许多自然与社会现象无法得到足够的科学支持的背景下，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开始在当时的社会中大行其道。老子认为“道”高于仁义礼法等一切规范，仁义礼法等社会人事的有为都不如“道”的无为，只有“道”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与最终归宿。

对于儒家思想，尤其是道德观，道家批判起来绝不留情面。李耳、庄周等道派代表人物在一种自我营造的乌托邦的氛围中，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为后人留下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法律虚无主义的光辉思想。

春秋之后，土地私有制势不可挡，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原有的社会关系开始逐渐被新的秩序所代替。儒家与道家所树立起来的法律规范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在这样一个时代更迭的历史时刻，法家出现了。他们坚定地团结在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封建新兴地主阶级周围，重新定义法的概念、性质、起源以及作用。推行“以法治国”的全新理念，彻底摒弃了儒家“贤人治国”方针政策。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认为，法是以刑罚为主要手段，依人们的等级名分而确定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制定公布与执行，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成文的行为规范。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必须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对儒家的道德教化以及道家的无为而治不屑一顾，极力主张法律的强制手段才是统治阶级江山永固的唯一法宝。

当然，作为封建专制社会，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的根本都是试图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定的社会等级制度。

儒家治国的最高目标是要达到以宗法等级为核心的礼治局面，道家治国的最高目标是要通过无所为无所不为的理想主义方式实现江湖一统、秩序永存，而法家治国的最高目标则是要建立以郡主专制为核心的国家最高暴力机关，以达到法治的局面。

现在看来，法家的法治主张更符合战国时期的时代要求，法律思想也基本概括了法的内部属性，初步完成了从神治到人治到法治的过渡，法家的法律思想已经依稀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法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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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

一、封建法律史中的儒家思想之起源（汉律儒家化之封建思想史背景）

（一）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1）汉律儒家化之历史背景

（2）汉律儒家化之思想背景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1）立法指导思想之表现

（2）律法方面之表现

（3）司法方面之表现（浅谈春秋决狱）

3、汉律儒家化之历史影响

（二）浅谈唐律之儒家化

1、唐初立法之历史背景

（1）随末唐初的历史背景对立法者之立法思想之影响

（2）汉律秘唐初立法思想之比对，注重民事立法完备（荀子之舟水之说）

2、唐律儒家化之具体表现

（1）立法思想方面

（2）律法之儒家——屈法伸礼以维护家族纲常伦理·家庭财产支配权，连坐制度。

（3）司法之儒家化

3、唐律在秋国法制史上的影响

（1）以礼为立法根据

（2）以礼为定罪量刑标准（上犯下，下犯上）

（3）以礼注释法律

三、在当今法制社会如何看待汉唐法律儒家化这一历史现象

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

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思想想之起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一）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汉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正是从董仲舒开始，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既然说从汉化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或者说是其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及行为，那么儒家思想又是如何达到这一登峰造极之效果的呢？这便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并为汉武帝采纳，进而董仲舒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又为汉武帝采纳开始的。

1）汉律儒家化的历史背景

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中心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似乎有些力不从心，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演。据此，统治者急需一种比黄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温柔的手段来施行统治。汉武帝提出“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书，而董仲舒对以《春秋》大一统之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大德施教化，辅之以刑罚，即德主刑辅，为武帝采纳，至此儒家思想重登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2）汉律儒家化的思想背景

汉初七十年，统治者施行以黄老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的统治，终于达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但在丰富的物质基础之上，旧有的法律已不足以调解基于人们丰富的物质财富上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各诸侯实力的强大，而又各自为政甚至蠢蠢欲动对中央集权统治的威胁更是愈演愈烈；针对这种形势，董仲舒指出了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应以儒家经典《春秋》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儒家礼治思想钳制社会思想和行为。另外，又结合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看到法家思想只能“诛恶”而不能“劝善”的弊端，提出了《春秋繁露·基义》中“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即“德主刑辅”之说。以顺应统治者的需求。

董仲舒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不为重视的历史，于是将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法家的“三纲”结合，更系统地将“三纲”论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思想赋之以阴阳家神秘化的表述结合起来满足统治的需要。

也就是说董仲舒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进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随着董仲舒的观点被汉武帝所接受，董仲舒也因而晋身于统治阶层中较高的位置，进而对立法、司法有着重大影响，也因此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和思想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在立法指导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的君权神授思想，将皇权神化，认为皇帝是百姓与上苍的中介，或者说代理，可以代天行赏或行罚。皇帝的至尊权威不受任何侵犯，否则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凡是侵害皇帝个人和皇权统治的行为均视为最严重的犯罪。均构成“死罪”，如“欺漫”、“诋欺”、“诬”、“废格沮事”、“诽谤”甚至“腹诽”和“阿党”，“通行饮食”、“见之故纵”等罪名，有一些是对皇权统治构成危胁的罪名但更多的是对皇帝个人权威的法律保护，即皇帝个人代表了国家意志。这与以后儒家强调皇帝的权威是分不开的，而董仲舒则利用神化将其合法化。本来法律是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儒家化的汉律则首先赋予皇帝特殊的人格，不受任何限制。其至尊地位，在法律上规定任何侵犯皇帝言行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甚至心理活动都不可以，如“腹诽”罪即在心里诽谤朝政，大臣颜异因此而被杀。这正是儒家重视内在修养这一特点在立法上的表现，儒家思想中的“八目”相当重视内在修养，而儒家化后的汉律也将心理因素做为犯罪与否和犯的是什么罪的依据。针对保护皇权的法律就更是如此。

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之思想，法律教育互补说，而非单纯的惩罚目的说，也据此减刑了许多肉刑，使犯罪者得以改过机会，而非将其处死做为处罚目的。他主张以德教为主，兴办学校，提倡儒家教育，把犯罪苗头从心理上消灭掉。而刑罚只是辅助之作用，而不象秦朝统治以刑罚多、刑罚重，一味强调“刑以杀为威”，并且以刑罚做为目的而忽视教育的作用，这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吸取了秦朝残酷统治的历史教训，结合西汉初年统治阶层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取其中间位置的德主而刑辅，即不单纯采取法家单纯的苛刑重典不近人情的惩罚目的学说，又不单纯的以教育为唯一方式，而是采取了儒家所谓中庸之说有主有辅，而孔子的刑罚教育目的学说在这里发挥了极大作用。孔子的认为教育以德礼教化百姓，便可达到“礼仪之邦”无为而治的目的。而对于那些“斗筲之性”的人则刑罚，而这种人只占少数，因此以德礼教育为主，刑罚为辅即可将统治推向仁政，因此在汉朝的立法上比秦朝更倾向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和家庭伦理观念的约束。其思想实质便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这便引出了——礼律融合，三纲五常的尊卑思想指导立法或者说是指导了法律的价值取向。

“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这一法家著作，而“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董仲舒之后的《白虎通义》中。不过对“三纲五常”作全面、系统论述的还是董仲舒，可以看得出董仲舒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及道家之说，并为之所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及“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又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而在《春秋繁露·顺命》中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于天子，子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基于这种思想指导在立法过程中很多汉律的条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纲”除了做为一种道德规范外，更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至此个人、家庭、社会与政治统治从行为规范到法律制度形成了内在的统一。

而“五常”之道是董仲舒在汉武帝一次策问中提出，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他说：“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可见“三纲”是用以约束臣民，而“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本位和道德价值标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亦不乏其中。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一句话可以体现出其思想所在：“夫仁人者，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利者、盗之本也”《春秋繁露·天道施》。“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不能义者，利败之也。”可见董仲舒是以重道义，轻功利的思想来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统治者讲求仁政，而对百姓施以德教、礼教，淡化功利之心。至此，由董仲舒根据儒家思想构建的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便初现其雏形。

（2）在律法方面的表现，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的统治思想，除德教方面，更在法律条文方面表现出了礼律融合，将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直接地以法律形式体现出来。赋予了汉代法律以儒家化的价值取向，更以儒家的道德规范定了汉朝臣民的行为规范。

A、首先是刑事立法方面

a、在刑事立法的原则上，就已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与现代不同，汉朝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年龄与现代大有区别，它将年龄划分为三段，即幼年、成年、老年，只有成年而未步入老年的人才负有刑事责任能力，而根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心”，而七、八岁或以下的孩童又稚气未脱不明世事，皆无刑事责任能力。因此，汉律彼有“矜老和怜幼”之意，这正是儒家思想理想化社会状态的法律价值观的体现。

b、“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原则最早出自于孔子的儒家经典《论浯·子路》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汉宣帝地节四年诏（汉律的一种法律形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延尉闻’”，规定了卑幼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不负刑事责任。儒家的家庭、宗族伦理观念在这里以法律原则的形式得以明确表达，并且在直至清朝的，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法典中得以继承。他抛弃了法家“一断于法”的观点。而是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这一递进的关系中从个人与家庭的伦理纲常关系直接演变成了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法律手段。可见儒家思想对汉律影响之深，对封建法制史影响之久远。

c、“先告自除其罪”，这有些象现代法律中的自首情节，但不尽同，现代自首情节只做为一个可减免的酌定情节，不至于因自首而免除刑罚，但在汉律中先告自免其罪原则就带有儒家注重内省内修的成份，这也反映了儒家参与立法所导致的法律价

“诏书六条”，其第一条便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西汉统治者也颁布过“限田令”，这在物质条件上——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充分保护了统治者的权力，也按照社会阶层的不同，限之以不等的土地，使不同阶层按法律只能拥有不等限量的地，在身份地位显示出其伦理观，即荀子所提出的“礼者、贵践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一方面，统治者拥有最大量的土地，而以下各阶层都只能拥有少量土地，另一方面将各阶层都禁锢于其土地上（汉律规定诸侯不可擅自离开封地，否则即构成严重的犯罪）。并以儒家思想法律化来使这种封建伦理观制度化，以便统治者的地位世世代代，稳固地延续下去。汉律在债权方面也有一些规定，如买卖依契约，借贷取息限制和过期债务不偿还则要受惩罚，土地租佃的制度，其大体是保护贵族，地产阶级的权利，但就汉律关于所有权立法的整体而言，是对帝王绝对保护，对贵族、地主阶级保护、限制并重，平民阶层就只有服务于统治阶层的管理，在财产制度上汉律依然是按照儒家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与之在财产制度方面的立法比较，汉代身份法律制度方面更趋细化和完整而究其原因，也多是将儒家的伦理纲常观点制度化，道德法律化的表现。

首先汉律划分了社会等级制度，第一是特权阶层，即皇室亲属均封为贵族，军功爵位制，官吏等级制，在特权阶层内也细化，分化不同地位。而根据“官当”、“议请”制度，则特权阶层的人犯罪可以免受刑罚，汉律对特权阶层中个人拥有何等级的特权，如何拥有该特权均有详细的规定。如皇子封为国王，国王之子封为列侯。按照军功大小不同可分为二十等爵位，爵位也可以钱粮换取；官吏按职位高低赋以不等的俸禄，平民可以通过学习或辟举的途径成为官吏；而犯罪也会使爵位、官职受到削减。就好象《荀子·王制》中所说的“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为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可见，在社会等级制度上，汉律是照搬儒家学说的“礼制”。而家庭制度上更是“三纲、五常”之道为核心，将封建宗法下的家庭伦理引入法律。“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家长制在汉代家庭法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在汉律中对家长不孝或触犯父权者，如殴打杀害家长，告发尊长犯罪、甚至在为尊长服丧期间与人通奸即属大逆不道，要处以极刑，而家长殴打晚辈则一般不受法律管辖。在婚姻立法方面汉律规定了“一夫一 妻多妾制”，皇帝就是这一制度的典型，而妻子不可多夫，汉律虽无明文禁止离婚，但以汉律中“七出、三不去”的弃妻原则和《白虎通·嫁娶篇》中“夫有恶行，妻不得去”，“地无去天之义，夫虽有恶，不得去也”和《后汉书》中“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可见汉律是依儒家“三纲”中“夫为妻纲”严重倾向于保护夫权，只要不“乱妻妾位”便可大量蓄妾。男女之间在婚姻家庭权利上得不到真正的平等，妇女只能“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而没有独立的个人权利，成为男性社会的附属品。在继承方面，除身份王位的继承外，财产的继承与现代区别不大。

可见，汉律在民商法律中倾向于宗法家庭立法，重视伦理纲常的制度化家庭化，道德法律化，而轻视了商业秩序的制度化、规范化，这与儒家重义而轻利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3）在司法制度方面

汉代司法制度已拥有较完备的司法机构和诉讼程序，但在诉讼方面有几点较明显的封建礼教色彩。

①重大疑难宗件的最后裁决权，由皇帝独揽，特别是涉及“先请”宗件则一律奏请皇帝，君权神授，君为臣纲的董氏儒家思想又次体现出来。

②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卑幼不可告发尊长，否则以不孝论处，则体现了父为子纲的伦理观，在这里，伦理纲常、礼制大于法律。正如《荀子·劝学》中“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和“礼义制而制法度”（《荀子·性恶》）所指的礼——法关系思想。

③“春秋决狱”这是儒家思想引入汉律的典型代表，它是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无法律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其要旨是，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动机，并以其动机有无恶意做为定罪量刑的首要条件，而首犯、从犯、已遂、未遂只是次要条件，桓宽在《盐铁论·刑德》中说：“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合于法者诛。”则“心”、“志”成为定罪依据。《荀子·王制》中说：“故公平者，听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礼义者，治之始也”；《荀子·劝学》中双提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在《荀子·性恶》中更提到：“礼义制而制法度”和《荀子·修身》中的“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可见，荀子在很早就提出了以礼法并用，以礼制法，以礼治事（政），可是荀子的主张并未被最高统治者采纳，直到董仲舒揉合各家所长，该思想才为统治者所用，因此，董仲舒成为社会管理阶层后大行其道，不但引礼入律，还礼律并用，甚至以礼代法，并注有《春秋决事比》，“比”是汉代的一种法律形式，类似判例法，以及《春秋决狱》232事，除此之外还有《春秋决狱辑佚》十三条，《春秋断狱》（东汉应劭所作）及《汉书·艺文志》中的“公平董仲舒诒狱”十六篇，看来以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家学者大量引用儒家经典断狱。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论其轻”。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又说：“循三纲之纪，通八端之理，乃可谓善。”可见汉代在司法断案在无律可引时便完全以儒家思想定夺。

另外，在汉代盛行私人注律，而注律的人，多为儒家门徒，由西汉的杜周、杜延年父子的“大杜律”“小杜律”到东汉的叔孙宣、郭令卿、郑玄等“诸儒章句十有余家”，而私人注律如合符统治者要求，则被用以断案。

可见汉律儒家化之程度颇为广泛而深入，由立法思想到法律条文和法律条文解释；由社会等级身份阶层到家庭关系，由行为规范到思想道德指南，甚至无律可循也要引以断案。

3、汉律儒化之历史影响

汉律儒家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历朝历代统治者无不礼法并用，只是礼法何重何轻根据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有所不同，① 结合和针对儒家思想的精华部分（如仁、义、礼、智、信、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并且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形成一套新的，适合我国传统和社会现实互相有机结合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以这一道德体系为社会主义法制化服务。形成一套即尊重中国传统道德习惯，又适应社会现状的价值观体系。

② 在立法和司法实践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上述的价值观体系，一方面尊重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道德习惯，另一方面与世界接轨，做到既不丢弃传统道德习惯这一法的渊源，又与处于国际社会中国共产党存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

③ 应当持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否则，腐朽的不是儒家思想，而是我们的视角。不要因为法条的过时或者思想更新得滞后而全盘否定,而是如何客观地看待和改进、更新，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集众家所长而为我所用。

④ 法律和道德，一个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底线，一个作为人们行为近乎上限的指引；一个注重社会现实性，一个颇具思想性；二者既不可混为一谈，又不应彻底割裂；应当互相作用互为补充，即本文的结论——结合儒家思想这一传统道德习惯和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现状以指引人民的道德思想体系，服务于社会主义法制这一行为规范体系。即——以德育人，依法治事。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

2、《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曾宪义主编

3、《中国法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叶孝信主编

4、《中国法制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蒲坚主编

5、《中国思想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韦政通

6、《中国文化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李宗桂

7、《大学·中庸》……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1月版

8、《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沈宗灵主编

9、《中国的智慧》……岳麓书社2003年12月版韦政通

10、《孟子》……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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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儒家思想家及其主要思想解读

(一)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异同

一、孔、孟政治思想的相同点：

孔子是儒家是想的开创人，孟子是孔子的继承和发展者，所以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都主张“仁”的思想，其具体表现在：

（一）、孔子、孟子政治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主要从“仁、爱、善”角度思考问题。

孔孟都主张“仁者爱人，人恒爱之”。也就是说，他们二人不约而同的认为“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自身的“仁”，才能靠这种魅力影响和感化他人，也才能凭此效力于社会奉献于他人，否则“为人者难成君子，为王者难得天下矣”。

翻开《论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在很多场合和自己的学生说教时都会涉及到“仁”的理念。比如说，他曾针对对自贡提出的什么是“仁”时回答说“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尔达人。能近去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回答曾子提出的问题“仁以为己任”时，孔子解释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是说，为了实现所谓的“仁”，人们可以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由此可见，孔子理解“仁”就是爱人，同情人，舍身处地的体贴人。

翻开《孟子-离娄》一文，孟子就明确提出了“君子所以易于仁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之。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显而易见在这里分明强调了“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的重要性。

孟子提出“性善论”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孔子直接说过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从这句话看不出从皆有的那个“相近的”“天生”的人性是善还是恶，但加上他实际上认定了仁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品性，而仁的本质规定就是“爱人”，所以他心中本有“人性本善”的意思事实未予说明而已。

所以说，孔子与孟子都是从“仁、爱、善”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

（二）、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理念是一致的，主张“仁治”和“法治”。

孔子主张“德治”即“为政以德”。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揭示了一个基本原则，即为人君者当以德治国，为政与为德是根本分不开的。他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上之风必偃。”①孔子主张的“礼治”与“德治”并无不同，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统治者，领导者要重德轻政即要通过自身为榜样作用和对人民实行道德教化来引导人民。其德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以惠民的方式巩固统治权，要求“为政者正身”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②其要求“正身”的思想最终是为了达到“德治”的效果。孔子考虑政治问题基本精神理念就是“德治”思想。

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典型的“德治主义”，故而和孔子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们两人的政治思想都是道德的延伸，都想使政治手段和目的都是以道德为依归，而他们的道理思想又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他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其“仁政”思想的基本精神理念与孔子相同即用“仁政”、“德治”，来教化人民，用道德理念使人们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比如他提出的“制民恒产”、“勿夺农时”、“省刑罚，薄税敛”等，看到了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些都是他“德治”的表现。

所以说，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本精神理念是一致的，都主张“德治”。

（三）、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中的基本方法也是一致的。

1、都主张通过“教化”的手段来治民，强调“重教化”。

孔子主张：“善政者不如善教者得民也，善政者民畏之，善教者民爱之，善政者得民财，善教者得民心，上无礼，下无教，赋民兴，丧无日也。”突出强调“教化”人民对于君主得民心以及国家兴衰的重要性。而孟子也曾提出过“不教而使民，谓之殃民，不容于尧舜之世。”“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提出的“教化”的方法主要是“谨详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孔子则提出“对百姓，教以人伦”则“父子亲，君臣义，夫妇别，长幼序，朋友信”。

2、都强调“富民”政策。

孔子的“德治”主张中提出了“实行平均主义”的政策。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③孔子试图通过平均主义政策尽可能缩小个体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这种平均的目的是使民众能够达到共同富裕。《论语-颜渊》谈到：“自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虽然这种平均在当时生产力极为不发达的时代不可能“平均富”，但也体现了孔子“富民”政策的一方面。

而孟子的“仁政”主张主要就是着眼于社会经济政策上，其主要目的在于说服各国的统治者都能够不与民争利。主张“制民恒产”“不勿农时”其目的都是使人民得利而富起来。孟子也提出过“达则兼济天下”使“民富”“君才无忧”“国才强”。

3、都主张“德、理”并用，以“刑”为辅助“道之以德，刑之以理”。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说，用政令和刑罚这些办法进行统治，只能惩罚于事后，即使可以一时避免犯上作乱的事情继续发展，但并没有使人们认识到这类事件的罪恶最终有一天还会发生。如果运用礼治德化和政令刑罚相辅而行的礼治德化的两手办法，也成为以后历代统治者一贯使用的统治手法。孟子的“仁政”学说在政治上主张“以德服人”的办法。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也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反对暴力，主张以仁义说教的感化政策。他一方面主张“以德服人为主”，但又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的观点。应该加之以必要的刑罚，“徒法不能以自行”所以要“德、刑”结合，以“德为主，刑为辅”的政策。

4、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要“救世”拯救当时社会，解决社会问题。孔子随为鲁人，但却有拯救天下之志。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诸侯争霸局面愈演愈烈的时代。孔子多年游历在各国之间，希望自己的思想能被统治者接受，挽救纷争，缓和阶级矛盾，使社会稳定。但是由于孔子的思想过于柔和，是纷争不断的春秋时期，并没有起到“救世”的作用。同样，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提出多项“仁政”“王道”的具体措施。比如说：“制民恒产”，“不违农时”“为政以德”“德刑并用”等等。但是这些思想措施如果放在一个阶级矛盾比较缓和的社会，相对稳定的时代，会促进社会经济与人的的发展。但很显然，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断，孟子又推崇反战的思想，不能解决实质的社会问题，知道法家思想的形成，才真正的结束了纷争完成了统一。但是，不管结果如何，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出发点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

二、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不同点：

（一）、孔子的政治思想简单、原始，而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对孔子政治思想的展开，相对较 详细、具体也更为复杂。

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性相近，习相远”是孔子所提出的，这里的“性”是指人性本 为“仁、善”，但孔子却没有系统的提出“性善论”观点也比较抽象。但是后来孟子则明确 具体的阐述了“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为善。考虑问题也要从“仁、爱、善”的角度去看。同时孟子的政治思想也较为复杂，他的观点中包含了一定的唯心主义成分，但主要以唯 物主义成分居多。《孟子》一书中反映出来的关于认识论的简介，包括着许多朴素唯物主义 思想。比如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夫乱 其所为”体现了可观世界自身规律不能违背。

（二）、和孔子政治思想相比较，孟子的政治思想具有更强的人民性。

孟子站在劳动人民得立场上，是为群众着想的。孟子的政治思想史建立在“民”的基础 之上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④提出了“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政治行 为观。这体现了“圣人无常心，以百姓的心为心”的科学的政治思想。孟子对齐宣王说：“君 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全码，则臣视君为过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 臣视君如蔻稚。”⑤ 孔子的政治思想中，虽然有平均主义政策和富民政策，也是“民本”的，但没有没有孟 子的鲜明和具体。我们也可以认为，但是孟子的这种思想应当说是民主政治思想的发端。

（三）、孟子政治思想比孔子的更具革命性和进步性。孟子的政治思想具有很强的战斗性。面对黑暗政治，孔子采取了退让的方法，孟子则与 孔子恰恰相反，他鼓励人民起来造黑暗政治的反，杀掉厉王，纣王这样的暴君不算“弑君”。她们恣意吞噬人民得血汗，已经成了披着君王外衣的食人野兽了，人民不打到他，他就要吃 掉人们。孟子说：“杀掉那暴君，安慰那百姓，好像及时雨从天而降，百姓们非常高兴。”而 孔子的“尊君”思想中是断然不会提到这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的，缺乏革命战斗性，一味 的“克己复礼”没有进步意义。

（四）、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不同，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为“礼”，而孟子政治 思想的核心为“义”。

我们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花了大量的篇幅所要阐述的是一个“礼”字。“克己复礼”主张的是民众向上级的绝对服从和尊敬。孟子则反其道而行之，把主次掉了个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这个方面看，孔孟区别很大。孔子在论祭祀时，讲究必须恭恭敬敬，记得又一次自贡祭祀时心痛养遭到孔子的批评，他说“你心疼你的羊，我心疼我的礼”。他的“君本思想”和“臣本位”，都是为礼服务的，是以礼的方式来维持一种秩序。他的“正名”思想，也是要求恢复“周礼”，按“周礼”来律自己。孔子从对父兄的爱出发，扩展为对百姓、朋友、夫妇、乡党之爱等等进而扩展为“仁者爱人”都是他对“礼”的一种要求。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一个“义”字。孟子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激发出强烈的进取精神。人只有在忧患中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孟子非常重视任何修养，他认为人生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正义”。为了“正义”可以舍去生命，即他说的“舍生取义”。孟子主张“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若“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

由此可见，孔子要把人们的思想行为局限在“礼”的权限范围内，不让人们对统治阶级有丝毫的反叛；而孟子主张“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也就是说孟子主张人要有个性，不能畏首畏尾，惟命是从。

孔孟之道是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统治者所竭力提倡的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思想。孔孟两人作为儒家俩个代表，其思想具有上承下接的联系。孟子作为孔子直系孙子的弟子，把孔子的思想更加的发扬和继承。他们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仁政”的代表，但孟子教孔子的思想更为先进，具体和复杂。在一些具体的政治思想方法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在学习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的时候，必须认真把握他们政治思想的异同。

（二）孟子与荀子思想的异同

相同点：都教育人要为善，都继承了孔子的“仁”的思想 不同点是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

二人继承了孔子的“仁”的思想。

孟子主张“仁政”，荀子主张“仁义”和”王道”。两人都强调了百姓的作用。

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君者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亦则覆舟”。孟子和荀子思想的不同（异）：

首先表现在孟子提出了“性善说”,而荀子提出了“性恶说”,前者从性善论出发,大大的深化了孔子的修己,按人学说,如存心养性,反身而成,养浩然之气.而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广泛的吸收先秦道法名阴阳等学派的思想成果,他吸收了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自然观“天行有常,部位尧存,不为桀亡”.孟子和荀子在王道上具有相同点，但是荀子不象孟子那样强调统治者要启发民众的道德自觉,强调的是要以社会行为规范——礼约束民众,并且他并不排斥在治民中使用刑罚.孟子的性善是为修己提供人性根据,而性恶说则为修己时要约之以礼“提供人性根据.荀子将人的生理本能称为”性“,将人为的称为”伪“.孟子将人天生具备的向善要求和可以为善的能力称为”性“，孟子强调内在修养的重要性,而荀子强调外在环境的重要性.并且有些学说认为孟子是”传道之儒“的代表,而荀子是”传经之儒“的代表,但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孟子强调”天命“,主张”天人合一“;荀子强调天道自然,主张”天人之分“.孟子的”性善“和荀子的”性恶“,在最终目的上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为了引导人们在道德上加强修养,成为君子乃至”圣人".荀子的思想更适合当时社会的发展,其弟子韩非和李斯都从于法家,这与荀子的思想部分并不反对刑罚是有一定影响的.孟子 性善论、天赋道德观念、承认有天命。认识论是反省内求，先天具有，荀子 性恶论、道德后天形成、反对天命。通过后天学习才能掌握，并用之，都从不同方面继承和发展孔子思想。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

（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教育思想的异同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文化繁盛，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比如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对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教育思想至今仍有深远的影响。

作为我过古代著名的教育家，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的教育思想有着很多的相似和相同之处：

首先，他们的教育对象绝大多数属于平民阶层，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模式，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其次，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都特别强调教育者的素质和教育方法，认为教育者的自身素质能够对受教育者产生很多的影响。

第三，都提倡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注重人的个性化发展，强调人的自身的特长。以上就是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在教育思想上的共同之处。

作为处于思想比较活跃、学术性比较强的时代的教育家来说，不同的人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是不尽相同的，他们都有着自己对教育的独特的看法和观点：

一、孔子作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有教无类、学思结合、因材施教、老实、谦虚、时常复习”等教育主张。孔子在《论语》中就讲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等教育思想，这些也就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其教育思想不仅对我国乃至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儒家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尊为“亚圣”孟子，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孔子的教育理念，但又提出了与不尽相同的观点。孟子的教育思想可分成教育者施教的方法和指导接受者学习时应有的基本态度两方面。

第一，人须受教育，近於禽兽。第二，教育内容在於明人伦。

第三，倘不注重教育，则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国家随时都可能会丧亡。

除此之外，孟子特别强调人伦教育，就是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哪些是应该做的事。孟子在《滕文公上》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五伦使得人际关系有一个适当的方式来表达，社会因此而稳定发展，这就是教育的作用。

三、墨子作为墨家的创始人，在教育方面也有着独树一帜的思想理念。第一，墨子十分重视因材施教，注重人的个性的发展。

第二，特别强调言行的一致。认为学要落实到行，突出了墨子的实践观念。

第三，持积极的教育方法，主张“强说人”。认为儒家的“不扣则不鸣”的方法很消极，会错过教育时机。

四、荀子的教育思想：

第一，旬子认为教师的工作是崇高而伟大的政治职业，只有儒者和君子圣人来承担;教师是以礼义来教化士农工商的职业政治文化工作者。因此，他特别强调教师的地位与作用。第二，旬子十分强调教师的尊严，以为教师具有绝对的权威。

第三，荀子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具有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表现为教师对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的选择与采用的决定作用。

荀子的教育观不是无源之水，其理论基础就是《荀子》中阐述的以“性恶论”为基础的人性论学说”。《荀子 儒效》）从荀子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荀子所说的教育就是以“善”去教导人，倡导人，使之向善，向社会所要求的道德规范方面转化。

对于教育的观点，我有自己一下浅薄的看法，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教人如何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价值，从而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社会发展。孔子被称为我国古代教育第一人，其创立的儒家学派更是成为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思想的主流，其教育思想也成为了我国教育思想发展的主流，在我国乃至世界都享有盛誉。孟子、荀子、的教育思想是对孔子的继承和发展，完善了儒家教育思想，使之成为完整的体系，对我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许多观点对现代教育仍有启示作用。当然，墨子的教育思想也有很多的借鉴之处。研究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的教育思想不仅在教育思想史上有重大意义，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虽然如此，作为现代的教育，已经与古代的教育有着天壤之别，所以我们在借鉴的同时要有所摒弃，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古为今用，古今结合，推动我国教育事业不断的迈上新的台阶。

（五）老子和庄子政治思想异同

一、老子的政治思想概述

（一）小国寡民

老子对他理想中的社会描述道：“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基于这样的认识，老子否认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一切文明成果。在老子的思想学说中，人类群体生活所必须的伦理道德、礼仪制度都是没有意义的。“小国寡民”是老子经过感悟、体验和总结而升华出的一种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乌托邦。

（二）无为而治

在政治方式上，老子的主张是无为而治。在老子看来，无为是最高境界，他说：“为学日益，为益日损。损只又损，以至与无为。无为则无不为。”在老子看来，“道”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状态，而无为正是达到道的境界的最直接的途径。无为政治也是最符合道的原则的政治.由上所述，其“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也是被后世统治者采纳，在汉初达到鼎盛时期，“文景之治”的盛况与其实行的“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是分不开的。而《道德经》和老子道家思想对中国思想的影响和发展作用是巨大的，以至于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儒道互补。

二、庄子的政治思想概述

庄子在政治思想上，继承并且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人类生存方式上主张返朴归真，在个性上主张逍遥，本性自足，在存在论上主张万物一体。

（一）逍遥游——政治自由

游世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庄子思想的核心，而《逍遥游》可以说是《庄子》的总论。逍遥者，象征无所拘碍之自得自由的状态。

他认为民靠其常性生活，而不受外表的干涉，就是过上了很自由的生活，也就是逍遥游。他在《马蹄篇》中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天放”，是自然而放任的意思，亦即是极端自由的意思。他认为人民一切的不幸，是来自政治的干涉。他在谈到政治时，攻击仁义的不足，一方面认为仁义不是人之本性；另一方面，认为就算是最好的干涉也不如不干涉。

游世思想的核心意识是“不认真”或者叫做“放弃认真”。不认真的看待现实社会的一切，以此把个人从社会生活的黑暗压力中解救出来。

（二）窃国者诸侯——社会批判

庄子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是他不同与老子的独特之处。“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 可以看出，庄子认为“君乎牧乎”这样的统治制度不过是愚者的固陋之见，仁义不过是诸侯用来窃国的工具。庄子批判的对象之一是为世上所称道的圣人。春秋战国时期很多思想家认为，历史是由圣人所创造的，人民是由圣贤教化的，礼仪制度是由圣人所制定的。但是庄子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世人所称道的圣人，实际上不足以为圣。

庄子批判的另一个对象是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庄子认为，所谓的伦理规范，都是与真正的“天道人德”相违背的。仁、义、礼、智这些伦理规范的出现，实际上是道德衰败的结果，道德愈是败坏，礼仪规范也愈是隆盛。为世人多所称赞的名分与知识，正是使人类社会的道德衰败的凶器，名与知不仅不能使人的道德良善，反而却只能使道德愈加败坏。

老庄道家哲学是智慧之学，它以“道”为最高的准则，连缀于自然、社会、生活各方面之中，内涵博大精深，蕴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老庄思想以“道”为原则和依据，对现实社会政治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主张“无为而治”，建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彰显了未来社会的生活图景；老庄“天人合一”的理念，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启发我们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政治思想上与儒家讲礼治、法家讲法治不同,道家主张“无为而治”。以“无为而治”为核心,道家提出了自己系统而深刻的政治伦理理论。和谐社会的构建，从根本上说，就是能否化解各种社会利益矛盾，使整个社会及其生活体系走向和谐发展。道家政治伦理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六）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 老子追求清静无为，庄子追求随心所欲。

庄子直接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他把道的理论引申到人生方面，多方面地思考了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庄子认为，人的生命异常短促，在短促的生命过程中，又会受到各种社会事物的束缚和伤害。特别是在庄子生活的时代，残暴的统治者使人民大量地受刑和死亡：“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庄子·在宥》）。他思考如何在苦难的现实中安顿这短促的人生，寻觅着一条通向精神解脱之路。为此，他提出了下列主张： 第一是提倡率情任性的自然人生。第二是奉行全性保真的贵生主义。

第三是采取安命与齐物的人生态度。第四是追求超脱与自由的精神境界。

儒家的自我道德修养

由于道德上的心理依靠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道德规范与人的内在心理欲求的统一使得儒家强调道德自律，从而极大地突出了个体的人格价值及其所负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为着达到道德的自律，个体的自我道德修养至关重要。所以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十分重视自我道德修养。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志。“志”就是“心之所之(止)”，立志即确立目的和理想，使个体有明确的努力方向，以充分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孔子非常重视立志的作用，正如他所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应当使自己分清善恶，要“好仁”、“恶不仁”，应“志于道”，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做到“行已有耻”(《论语·子路》)，如果“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总之，“苟志于道，无恶也”(《论语·里仁》)。孟子与孔子一样重视立志。他认为首先应“尚志”，就是要“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一个人能以“仁义”为志，就能分辩善恶，认清应为与不应为之事，“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一个人既立志为善，就应当以不能行善为可耻，羞耻之心愈强，积极的为善勇气愈增，“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孟子在强调立志的同时，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养气”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第二，内省。内省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自我道德修养方法。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内省实际上是道德上的一种主观积极的思想活动，能对人产生重要的心理作用，“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孔子认为人应当随时“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内省也”(《论语·里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如果能够宽于责人，严于责已，就能避免与别人发生怨恨，在人与人发生矛盾时，应“求诸己”，从自己身上找根源。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忠恕”思想，他认为一个人如果碰到别人以不合理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时候，要“自反”，做到“反求诸己”。他说:“爱人不亲，反其全；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自省的目的在根本上是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记》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慎独”的修养方法。《中庸》指出:“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的方法强调的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人能够独善其身，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这种“慎独”的方法无疑将孔子以来的自省主张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第三，力行。在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中，立志和力行是密不可分的。他非常强调行，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他要求人慎言敏行，少说多做，“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在力行中，孔子特别强调言行一致的重要性，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要求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

第四，改过迁善。改过迁善是儒家自我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要求人能够正视自己的过失，有改过迁善的勇气。他说:“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他所重视的不是人不犯过，而是有了过错之后能否改正，并且不重复自己的过失，即“不二过”。他还要求人能够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论语·子罕》)，对于他人正确的意见，应认真听取，并加以改正。孟子则继承了孔子改过迁善的思想，主张“闻过则喜”、“见善则迁”。他赞赏子路和夏禹的做法，说:“子路，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一个人能够不固执己见，舍己从人，就能乐取于人以为善，就能日迁于善。人只有通过改过迁善，才能成为道德高尚之人。

道德教育作为个体品德的自我建构过程，离不开个体自我道德修养。古代儒家所强调的自我道德修养方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儒家道德修养的目标

1.完善人性的追求——止于至善

2.完满人格的目标——圣人君子

3.道德修养的最高价值目标——仁 1.存养立志

在儒家看来，道德修养就是保持人的本心。只要努力修养就可以存其本性之善，并可达到更加完满的善的境界。因此，儒家道德修养特别重视立志。立志就是确立目标，使个体有明确的努力方向，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儒家道德修养观倡导人们所立的志就是其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目标，即最终实现理想人格，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2.自省忠恕

自省是儒家道德修养最根本、最重要的修养方法。孔子最先提出内省，并把能否坚持这样做看作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主要标志，“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孔门大弟子曾参关于自省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吾一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已。”儒家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圣人，而最切近、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从自己做起。

由反省自己进而推己及人，忠恕是儒家道德修养中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和方法。子贡问孔子：“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的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在《论语· 雍也篇》中还说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里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相似的含义，两句结合起来理解，则互为补充，更加严密而完善，可作为忠恕的内涵和解释及其要求。2000多年来，忠恕一直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也是很重要的修养方法，并且至今对于人际关系的正确处理仍有实际的指导意义。3.克己慎独

关于克己，孔子有一句名言：“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应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欲望、冲动情绪和不正确的言行，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即礼的规定，使自己的视、听、言、行都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以，克己是指自我克制、自我约束能力的培养。儒家认为只要每个人都能够按礼的要求来克制、约束自己，就可以使人人成为君子，全社会也就可以弘扬仁道，实现理想的大同世界。所谓“慎独”，《中庸》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对自己独自处事时都要特别慎重，要凭良心行事，也就是要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可见，慎独是对个人内心深处比较隐蔽的意识、情绪进行约束和自律的一种修养方式。它是在自省和克己的基础上，为使自我修养达到更高境界而提出的一种修养方式，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是在没有任何外在监督下完全自觉去履行道德义务，表现出行为者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4.躬行践履

儒家所主张的自我修养，在强调自我思想改造的同时，还非常强调身体力行，躬行践履，通过实践在严酷的环境中锻炼成长，从而完善自己的人格，即要求主体要做到言而有信、知行统一。如孔子就明确主张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他告诫学生，衡量人的品德不能只听其言论，而应看其实际行动，要求学生要做到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孟子则进一步指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对于道德的修养不仅要身体力行，还要能自觉地接受各种严酷环境的磨练和艰难挫折的考验。这样才可获得卓越的才能，形成完善的人格，达到崇高的道德境界。孟子的这一思想被儒家学者作为自我修养的座右铭，并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0、读书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培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