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5篇模版]

第一篇：儒家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研究背景

孝是中华民族两大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之一，几年来人们把“孝”视为天性、甚至作为分别人与禽兽的标志，忠孝是圣人提出来的，都不是圣人想出来的。它是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践的产物。

“孝”字源于我国古代甲骨文，至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其原义为“奉先思孝”儒家通统认为“孝”是百善之先。《论语》记载“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孝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撰写的，被称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中“舜年二十以孝闻；天下明德，自虞舜始”到二十四史纪传体的史书《明史》以及明朝开始延续到清朝慈溪时代停止的乡村酒礼；从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传世巨著《吕氏春秋》中的“未孝，三皇，五帝之本物，万事之纲纪也。”到北宋司马光说主编的长篇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从明永乐年间的一部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到清乾隆时。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四库全书》。从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的儒家学源的经典著作“四书五经”中“修书齐家平天下”到晋书中孝友传。都是足以体现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研究目的通过这一次研究性学习，让组员了解“孝”的真实意义，提高对中华文化的理解能力，促进同学们团队合作的意识和精神，开拓视野，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用实际意义来践行“孝”。研究内容

研究孝的真正内容，了解孝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及影响，解读晓得内涵部析孝的精髓，认识中国不同时期的孝的行为及孝子做到对孝的真正理解。

研究经过

先划分小组，规定组长，进行分工，让每位同学分属不同的工作内容，分别对自己的研究内容进行资料搜集，完成后组员间互相交流，讨论，筛选，整合出结果，展示的内容，最后做出小组研究成果和完成幻灯片以及论文制作。

研究意义

通过这次研究性学习提高了同学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能力，激发对学习语文的兴趣，为以后的语文学习打下坚定基础，通过对故事的阅读，对不同人士的评价与探究，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关于“孝”的有关知识，并体会，深入了解何为“孝”认识到了中国历史上一些孝子与孝行。

效果分析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不仅提高了合作意识，也发扬了团队精神，我们懂得了要在日常生

活中为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父母分担关心和爱戴父母。同时也学会了对待父母要和颜悦色，从心底尊敬父母。但对父母也不能百依百顺，不能违背做人的原则。

孝需要爱的诠释，更需要爱的奉献。爱是孝的基础，更是做到孝的必备之路，假如把

孝看做一艘小船，那么爱就是推进小船前进的渔夫，假如把孝比作一处迷人的风景，那爱就是那发现美得眼睛，假如把孝比作湛蓝的天空，那爱就是漂浮在天空中的几朵白云。小需要我们的热心，更需要我们的真诚，只有这样，人类的需求才能恰到好处。

第二篇：中国古代儒家的孝

中国古代儒家“孝道”观浅探

摘要：“孝”是儒学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孔孟时期，出现了阐发儒家孝道观的经典著作《孝经》。历代儒学之士都大力宣扬“孝道”；封建帝王也利用“孝道”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这二者的合力在民间的影响就是《二十四孝》的产生和流传。关键词：孝 儒学 伦理道德 《孝经》

以孝事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在当今社会孝悌观念出现了日下的势头，因此，重新探讨和正确阐发儒家孝道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孝”字简释

“孝”的观念产生较早。“孝”字，古作，上面为一老人，下面为一小孩。康殷说；“象„子‟用头承老人手行走。用扶持老人行走之形，以表示„孝‟。” 东汉许慎则解释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清段玉裁注：“《礼记》„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 这些解释虽然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但是意思完全一样，都认为“孝”是尊敬长辈，侍老奉亲。《礼记·礼运》也说；“何为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因此，“孝”首先是一种社会道德原则，是处理家庭中长辈和儿女间关系的准则。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孝”被封建帝王利用来为他们的统治服务。这样，“孝”就由道德范畴扩展到了政治范畴。

二 阐发儒家孝道观的主要经典著作《孝经》

在儒家经典十三经中，《孝经》“是一部字数最少，内容最浅，而影响最大，引起的争议最多的著作”。其巨大的影响不是在学术价值上，而是在社会价值上。以致其面世以来，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争相传习，备加尊崇，影响所及远至日本、朝鲜等邻国异族。

《孝经》成书于何时，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但“今文《孝经》经过刘向整理后，才确定了后来流行本的规模”。东汉时，《孝经》就被列为儒家七经之一，当时流行的是孔安国传郑玄注。自那以后，《孝经》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到唐代，玄宗亲自为之作注，更是大力倡行。宋朝学者邢昺为之作疏。现今流行的《孝经》本子，就是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的本子。由于《孝经》将家庭与社会人伦道德紧密结合，加上统治者的积极宣扬，故《孝经》几乎成了封建时代家喻户晓的儒家经典。

对于《孝经》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因而也引起了一系列证伪的官司。笔者则认为《孝经》是孔子和曾子所作，我们且看两例有力的证据。西汉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司马迁是位大史学家，治学严谨，考证确凿，加上离春秋战国时代较近，资料转抄讹误甚少，当不会有错。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也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书》言“为曾子陈孝道”，即《史记》载“故授之业”。从马、班两位史学大家的记载可以看出，《孝经》的最初作者实际上应为两人：一是孔子；一是曾子。孔子将孝道口述给曾子，曾子将其记录整理下来，间或插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这就是所谓的孔子“述而不作”。他们两人的关系类似于当今某篇文章口述者和整理者的关系。故笔者认为《孝经》的最初作者应是孔子和曾子。当然，曾子的门人可能也参与了整理《孝经》的工作，于是也有他们的观点及其在书中对他们先生的尊称。今本《孝经》仅一千七百九十九字，凡十八章。

对于《孝经》的内容，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皆传文”。《孝经》一书，对于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之间的各个阶层的孝行都有明确规定。但其基本倾向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政治服务，那就是以孝劝忠，以孝治天下，从而达到《大学》里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政治目的。正因为如此，它才得到历代帝王的极力推崇。

三 孝为德之本 历代儒学之士大力宣扬

孔孟儒学认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泉。《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就载：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为德之本的思想在儒家其他著作里也有所反映。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认为孝是仁的基础。孟子则说：“亲亲，仁也。” 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 将侍老奉亲之孝作为仁的实质。《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载：“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指出“孝”是一切德行的起点，是一切德行的大经大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法则。[ “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仁者爱人”是孔子对仁的简明概括。而他又认为 “孝”是“仁”的基础，“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既然孝道观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最高道德准则，那么，为了这种理念价值的推行，就必然有一些最具体最直接的行为要求。

儒学创始者非常重视父母子女间的感情交流，并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敬、爱戴和赡养。诚然，行孝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子女对父母的物质奉养，但是孔子并不停留在物质奉养上，他认为仅是物质上的奉养是不够的，还得在感情上对父母表示真诚的尊敬和爱戴。所以他又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如果对父母在感情上不尊敬和爱戴的话，仅是物质上的奉养，又与犬马有什么区别呢？不过，孔子对“孝”的最高阐述是要求子女在父母生前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在父母死后继承他们的遗志立身。所以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周武王和周公旦继承文王的遗志讨灭了商纣王，故孔子赞扬他们说：“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都是立志完成其父遗留下来的未竟事业，是孔子孝道观最高要求的体现。

孔子对于要求子女孝敬父母做的一些具体行为，典籍中还有如下一些记载：

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父母在世时，要以礼侍奉；死了，要以礼安葬，并且按礼仪祭祀。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关心父母的病痛是讲求孝道之关键。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就是要求子女经常在父母面前尽些孝心。

孟子对孔子仁孝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孝是仁的实质。因此，“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又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推已及人，把最初产生和存在于家庭中的孝悌观念推广到整个社会，是孟子孝道观的独到见解。故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孔孟以后，宣扬孝道观的大儒不乏其人。北宋中期，理学领袖关中张载、洛阳二程都大力阐发孔孟儒学孝道观，从而使孝悌观念在民众中得以迅速传播，并打下深刻的烙印。

张载则把孟子推已及人的孝悌观念作了更深层次的引申。他提出了“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 二程对“仁”与“孝”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指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言为仁之本，非仁之本。”“为仁之本”与“仁之本”是有区别，仁是本，孝是用，不能混为一谈。又说：“人无孝悌不可，而不全力以赴尽孝尽悌也不可。”不仅要有孝悌观念，而且要有孝的行动。清朝名儒魏源也对孝道有所阐发，他说：“君子之言孝也，敬而已矣；君子之言敬也，孝而已矣。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把侍奉双亲的“孝”和“敬”紧密结合起来。这是魏源的新见解。

四 孝为政之本，统治者对孝道大力提倡

孝悌观念也是统治者为政的根本。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时，孔子引用《尚书》里的话来解释自己用孝悌观念来影响社会政治，就是参政了。这一则对话就说明了儒学创史人孔子一开始就将宣扬孝悌观念的活动看成是政治行为。《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就指出了“孝”是伦理道德和政治行为的结合体。而“孝道”对封建政治的重要性在《孝经·三才章》里则体现得更为具体。《孝经·三才章》写道：“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治理国家以道德教化为基础，道德教化以孝行为根本，故孝道既行，天下自然垂拱而治。《孝经·孝治章》载：“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只要推行孝悌，就会国泰民安，政治清明。有子也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历代帝王深知提倡孝道孝行对于稳定其统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儒家孝道孝行推崇有加。汉代统治者为表示推崇孝道，自惠帝始，给多数皇帝谥号前都加一“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等等。《汉书·艺文志》载：“汉文帝时《论语》、《孝经》皆置博士。”《孝经》受到重视。同时将行孝与否作为选吏的依据，行孝者可以被举为“孝廉”，由朝廷任命为官。更有甚者，以皇帝九五之尊，撰集注解《孝经》的也屡见不鲜，如晋元帝、梁武帝、唐玄宗等都曾为之作注。

封建统治者重视“孝道”的宣传，主要是为了达到以孝劝忠的目的，其理论基础来自于《大学》里的“三纲八目”。

《大学》开篇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为三纲。就是一要修明天赋善德，二要治国安民，三要达到以上两项所应当达到的目标。

《大学》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载：“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统治者利用孝道来教化百姓，就是修其身的过程。向广大民众宣扬孝行，就是希望以此影响人们，以齐其家。而这两项措施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治国必先齐其家”指出了以孝齐家对治国的重要性。“孝者，所以事君也”，把人们行孝的对象直接指向为君主。《礼记·祭义》则说 “事君不忠，非孝也。”更加明确地指出对君主不忠，就是不孝的表现。当然，统治者要推行孝道，还需以身作则，广敬博爱，规范天下。“所谓平天下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正因为如此，历代帝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也做出了许多诸如上述一些宣扬孝道孝行的姿态。

除了用一些非强制性手段外，统治者还运用了强制性手段来推行孝道，那就是将儒家“孝”的伦理思想渗透到刑律中，制订了对“不孝”作出惩罚的法律条文。秦代便继承先秦“惩治不孝”的传统，专有惩罚不孝的规定。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就载：某甲控告其子不孝，要求官府惩治，官府按其所告查办，“将其子断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论之”。其后历朝都有对“不孝”作出惩治的法律条文，而且更加繁密严厉。历代帝王推崇“孝道孝行”，其终极目的是为了稳定其统治。但不可否认这一行为在客观上对社会也有一定的良性作用。

五 儒家孝道观的民间影响

历代儒学之士在理论上的大力阐发，封建帝王在行动上的推崇，这二者的合力在民间的影响就是《二十四孝》的产生和广为流传。

《二十四孝》始成于元代，多数人认为是郭居敬撰辑。

《二十四孝》在民间的影响巨大，流传甚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它适合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稳定统治的需要，历代帝王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二是经过几代儒学之士的阐发，孝悌观念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原则在一般民众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宣扬这一观念的《二十四孝》自然容易被民众接受。《二十四孝》所选孝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从时间上说，包括了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孝子；从社会地位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从年龄上说，孝子中有幼童，有成年，还有老人；老莱子戏彩娱亲，汉文帝亲尝汤药等等典型事例，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二十四孝》为各式各样的人物树立了孝行榜样。

然而，《二十四孝》的流传具有双重性，它既对社会人伦秩序的维护起了重大的良性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扭曲了人们心目中人道性的“孝”的观念，从而导致了“愚忠”“愚孝”现象的发生。

总之，孝悌观念既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良美德，也是儒学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的宣传和统治者的提倡，自然有它合理的内核。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必然杂有不正确的成份，也即后人所说的“愚忠”和“愚孝”。正确地看待孝悌观念和推崇孝道孝行，就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引起注意和重视的。文献参考：

[1] 康殷.文字源流浅说[M].北京：荣宝斋，1979.[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3] 胡平生.孝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4] 黎靖德.朱子语类[M].长沙：岳麓书社，1997.[5] 朱 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6] 刘蔚华、赵宗正.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7] 徐仪明.孔孟仁孝观与宋儒的重医倾向[J].孔子研究，2000（5）：96-106.[8] 何本方.文史英华·学案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9] 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1.[10] 魏源.魏源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6.《论语》心得——孝道

作者：薄荷轻叶 提交日期：2007-8-19 21:10:00 | 分类:未分类 | 访问量：5

圣人孔子在《论语》中讲了12节孝道。孔子认为孝是仁的基础和根本。为了更好地巩固和学习孝道，把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遗产发扬，以使自己修身养德。特把《论语》中所提到的孝归纳总结，熟记于心。

孔子提倡的孝道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道德思想，有些需要我们后代人学习传承；有些因不符合时代需要贬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一个人孝敬父母，尊重兄长。那么就有了实践仁德的基础和根本，有了这种基础和根本，就不会惹是生非，去干逆反常理的勾当。

“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认为道德修养和做学问两者之间，道德修养是第一位的。年轻人应该把学会做人摆在第一位，实践这些德行以后，还有精力，就去学习知识，学会成才。

平日有了爱父母的一片孝心，爱兄弟姐妹的一番弟道，爱朋友的忠诚信义，爱国家，爱民族的满腔热忱，便有了做人的根本。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少数中小学自发开展“四心”活动，即：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人民，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这在行动上首先要求学生料理好自己的生活，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凸出对孝心的培养。例如替父母分担家务劳动；对父母养成“出必告，返必面”的好习惯，把父母生日牢记在心，到时主动表示祝贺。

孔子的学生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也认为，一个人有没有学问，他的学问的好坏，主要不是看他的文化知识，而是要看他能不能实行孝，忠，信等传统伦理道德，只要他做到后面几点，即使他自己没有学习过，他已经是有道德修养的人了。可见，孔子不仅对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且把他的道德修养也传给弟子，学生们也赞同他的思想。就是今天的先成人再成才。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即不要违背礼节。父母年迈，儿女要尽孝养之责；父母疾病，儿女要及时求医尽心护理；父母亡故，要认真处理后事，每年四时八节，要依照民族的习俗，进行默念和祭祀，以追念父母生养教导之恩。《孟子.梁惠王上》：“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老百姓对生养死葬表示满意，是国家兴旺繁荣，社会安定团结的起点。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在这里，孔子提出“敬，要孝敬父母。”尽孝包括：养亲，事亲，尊亲，敬亲。即供养父母，服侍父母，尊重父母，敬重父母。既有物质和事务层面，也有精神层面。尊亲表现在外表，敬亲表现在内心。子夏问孝。子曰：“色难。”

色难其实是心理难。《礼记.祭文》：“孝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这是尊亲的标识。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子女要为父母健在，享受了人生的寿辰而喜；也要为人生的大限总是无情，儿女报答父母的深恩日少一日而忧。

儒家认为孝是天经地义的主德要道，是百行之本，万善之先。自古以来，凡开明，圣明的统治者，都以孝弟之道治国。他们认为“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汉唐以来，有一条选拔人才的不成文规定，即“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孔子十分重视孝弟之道。孝弟之道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建设打下了万古长青的基石。可以说，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爱亲人故旧，爱故乡梓里，是爱国主义的土壤。而这些情感源于孝弟。一个在孝弟氛围中长大的人，他的感情最深沉，最执着。这份感情扩而充之，光大发扬，便是仁民爱物的高尚情操。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确立，内心世界的充实和涵养，都与亲情有关。推行孝弟之道，对提高个人的人格观念，稳定社会人心，进而使政治清明，政通人和，都有无法取代的作用。因此，《孝经》把孝的重要意义提到如许高度：“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以上摘要了我们要继承的孝弟文化。《论语》中也有我们现在要贬弃的孝的思想。“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行，人们的思想观念，言行举止都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代超过前代，这是历史的必然。

鲁迅曾说“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曲说，是腿婴的病根。”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今天的时代不同了，社会结构趋向多元化，社会保障在建立和不断完善当中，通讯和交通事业日趋发达。“父母在不远游”的观点不合时宜。但儿女对父母的晚年生活的侍奉和临终关怀不能不有所顾虑。这是中国伦常社会的特点，也是中国人凝聚力所在，是西方人终究无法理解的。

儒家孝文化中还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割股疗亲”如此种种，应予分析和否定。应当宣扬现实社会中业已形成的新型孝道的典型事例，如关心父母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能够经受父母久病的艰难考验，支持丧偶的老人再婚，劝告走入歧途的父母改过自新，改邪归正，对养父养母同亲生父母，等等。着力归纳了儒家的孝道，其实这只是肤浅的表面知识，真正的孝还要自己在读了孝的内容后牢记于心，在自己身边善待亲人，尊重长辈。这才是学到了孝的精髓，才是学到了《论语》的至高境界

这一节里，我觉得首先值得一提的就是：孟子给双亲办个丧事，如此私人的行为怎么会被上纲上线到这样一个高度？

——这就是礼制啊，我们所谓“礼仪之邦”，这正是一个“礼仪”的典型体现。就孟子的思想来说，他讲这个“孝”字还是有人情味儿的，但还是苛刻得可以，像“守孝三年”就是他极力主张的，这在后文当中会有细说。可中国人谈“孝道”，后来就发展到了《二十四孝》那种极端的地步，前面已经讲过郭巨的例子，简直就是变态。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走极端的人自然会有，这本不足为奇，可怕的是，把极端的例子当成典型来推广，以极端的例子作为标准来要求大众。后世所谓“孝道”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这些年还经常有人呼吁什么寻找传统、呼唤孝道之类的，用心虽好，却不知我们传统的孝道实在是可怕得很啊。子女对父母的孝顺，本来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在西方那些从无孝道之说的国家，做子女的也很少有因为缺乏孝道教育就打爹骂娘的吧？一种自然的感情被一大堆形式给框框住，出了这些框框就成了不孝，这就很容易在本来已经泛滥成灾的假仁假义之外再增加一个假孝。——极端的例子本来就没几个人学得来，社会还非要去鼓励这些，导致的结果自然就是作伪成风。

对孝道的批评自古有之，不过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确实屈指可数，王充、孔融，这都是时代的大另类，还有过禅师认为母亲之身是寄宿之处（相反，佛家也有宣扬亲恩和孝道的经文，佛学发展成佛教，在思想上是个开放系统，时间越长，论调也就越多越杂，有出入是很正常的），在近代，胡适也为这个话题掀起过论战。“父母于子女无恩论”，口水大战，反对者众。

但是，我又要出来调和了，反对这种观点的人通常都会犯一个逻辑错误，那就是：认为如果承认父母于子女无恩就意味着反对子女对父母尽孝。

——其实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我就认为父母对子女无恩，但我是一个孝顺孩子。为什么呢？无恩不等于无情啊！一家人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互相关照，感情亲密，所以呢，用不着宣传什么孝道，做孩子的自然就对父母有一份关心。当然，如果父母成天打骂子女，再怎么宣传孝道，孩子也孝不起来。所以说，这本来都是最自然不过的感情，何必非要搞成那么可怕的孝道呢？

再说“无恩”，王充、孔融他们时代太早，所以见解还浅，胡适的说法也嫌不够通透，倒是芥川龙之介有一篇叫做《河童》的小说，我觉得很能给人启发。

二、孝道的神话与实质

孝道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它代表了一整套思想和行为模式。

第一，按照孝道，亲子关系是“绝对密不可分的”（杜维明语），因而是无法逃脱的。夫妻关系可以破裂，但亲子关系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中止。所以，行孝要贯穿一个人生命的始终。事实上，在父母死后，还要继续孝敬他们：为他们报仇雪恨，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遵循他们生前坚持的原则，祭奠祖先。

第二，行孝意味着维护父亲的权威地位。父辈的权威是不可挑战的，在某种程度上，薛仁贵的故事就表明了这一点。当亲子关系出现问题时，按照孝的伦理，子女必须从自己身上去寻找原因，想办法修补关系。子女首先要问的是，“我做错了什么？”“我有什么缺点？”而不是问父母有什么错。正如俗话所说：“天底下没有错误的父母。”舜就是反躬自省的典范。对于家人对他不好一事，舜责备自己，而不是责备家人。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己不完美，而不是由于他父亲和弟弟的恶毒。哪怕得不到善意的理解，甚至遭到敌意的拒绝，也要坚持不懈地行孝，实际上，正是敌意的拒绝突出了孝行的伟大。在这方面，儒家的英雄颇象那种“别人打你的左脸，再把右脸伸给他”的基督徒。但是，应该注意到，基督徒理应对所有的敌人都这样做，而儒家的英雄只有对自己的家人才以孝报怨。

第三，行孝还意味着子女的一切行动都要为父母的幸福着想。一方面，子女应该努力争取生活上的成功，给家庭带来荣耀。越成功，荣耀越高，孝行就越大。在谈到舜时，孟子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孟子》，万章上）另一方面，为了父母的幸福，子女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此外，在某些条件下，一个孝子可以违背父母的意愿。如果顺从父母的某些意愿会导致对父母不好的结果的话，违背这些意愿就甚至成为行孝的义务。因此，虽然瞽瞍想谋杀舜，舜却不让他得逞，否则就会使他的父亲更不配当父亲。孔子指出，当父亲发怒要打人时，孝子应该保证自己的身体少受伤害。正如《孝经》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而且，如果父亲对子女体罚得太厉害，也有违父慈的伦理，所以，躲开父亲的体罚是有利于父亲的行为。

舜的婚姻大事也没有事先告诉父母。在正常情况下，这种不遵守“父母之命”的行为，会被认为是不孝之举。但是，孟子为舜做了这样的辩护：“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他又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孟子》，万章上）不管是躲开父母的体罚，还是背着父母结婚以延续香火，孝子都遵循着一个基本原则：一切行动都要为父母的最终利益着想。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孝道并不只是敬爱父母的人之常情，而是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行孝的结果可能并非和谐的天伦之乐，而是相当残酷的人间悲剧。那么，为什么还要行孝呢？儒家的辩护是：示范性的孝行符合天意，终将得到善报。对舜来说，这种善报就是继承帝位。一开始，使尧注意到舜的正是他孝子的名声。孔子说：“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大德者必受命。”（《中庸》，第十七章）与此类似，孟子认为将天下交给舜的是天，而不是尧：“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 孝行不仅符合天意，而且可以感动人心。舜的传说就表达了一种乐观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孝行具有将悲剧转化为喜剧的力量。《孝经》中记载，舜坚定不移的孝行起到了一定的道德感化作用。

三、对孝道的现代争辩

当代中国对于有关舜的传说而引发的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是传统主义的，一是反传统主义的。杜维明是传统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舜是儒家倡导的自我修养的典范。舜所面对的极其艰难的逆境，为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机会。他的观点可以简述如下：自我修养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内容，它是实现人性潜能的必经之路。尽管家庭是儒家思想的中心，但是，它却并非儒家思想的终点。家庭 是个人成长和相互支持的自然的、必需的最合适的环境。自我修养是规范亲密关系、使之和谐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尤为重要的是，父子关系具有绝对密不可分的性质，处理好父子关系是自我修养和精神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舜遵循孝的伦理，“追求道德的完善”，克服了各种困难，设法协调与父亲的关系。通过这种努力，他终于使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实现了创造性转化。

心理学有关研究表明，从当代有关人的个性发展的观点来看，孝道具有负面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孝道与认知保守性密切相关，深受孝道影响的人认知保守性强，认知改变的阻力较大。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孝道是以权威主义道德观为特征的社会化模式的主要基础。这一模式强调冲动控制，而非自我表达；强调道德上的正确，而非心理上的灵敏；强调对父母的服从和报答，而非自我实现。其负面的结果是造成个人情感与角色行为相分离而可能造成父 子关系中出现情感疏远、紧张和敌对等问题。

儒家将父子关系视为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要求尽力使之和谐；而 在实际生活中，父子关系不是亲密，而多是疏远。中国传统的文化规范与其心理反应之间存在矛盾。孝道本身压抑了对这个矛盾的意识，同时它造成了中国传统伦理学研究的盲点。

舜之类的故事对于文化盲点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这些故事中，道德正确是最重要所在。遵循传统道德戒律，而使内在的情感变得无关紧要。在无形的传统价值观的熏陶之下，儿童会形成这样的 观念：生活就是听话、守规矩，个人的意志、情感和需要必须被压抑。他们需学会从社会和道德需要的角度来看待生活，个人心理方面的意识则逐渐淡漠。临床观察表明，绝对的父母权威造成的中国儿童有一些典型的反应类型：在情感上疏远父母，特别是父亲；出现害怕权威 人物的普遍化趋势；面对权威的指示，采取沉默、否定、消极抵抗的行为方式；出现将攻击内向化的趋势；情感与角色相分离。在代际关系充满紧张、缺少关爱的情形下，情感与角色的分离，是应付孝道规范的一种心理机制。它使人可以不带情感地去完成孝行，扮演孝子孝女的角色。

在谈到舜的故事时，孟子说：“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俟。”（《孟子》，万章上）。孟子用一种描述性 的口气来表达规范性的主张，把应然当做了实然。也就是说，应该做的被说成了已经做的，不应该做的被说成了没有做的：“对弟弟愤怒、抱怨是不对的，违背了仁义道德”，所以，“这种愤怒、抱怨就不存在。”因此，中国的社会化模式特别强调对攻击冲动的控制。而且，儒家没有将错误的思想与错误的行为区分开来。错误的行为要禁止，错误的思想也不可接受。正如孔子所说：“思无邪”（思想纯正）。因此，必须消灭心中所有错误的、不纯洁的思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 看，孔子所强调的就是思想控制。

但是，如何才能使要不得的（错误的、不纯的）思想和感情变纯洁呢？我们能够找到一把清洁思想的“心灵刷子”吗？人心毕竟不是机器！说“坏”思想不应该存在，并不意味着“坏”思想就真的不存 在。思想可以被压抑，但不会因此而消失。心理学上的实然，必须跟伦理学上的应然区分开来。

更严重的是，被压抑的思想仍然可能起作用，它们会继续引起心理冲突和紧张，对心灵造成更大的危害。人际关系的真正和谐，要求人们认识清楚自己对于他人的情感，并妥善解决其中的问题。否则，我们就会否认自己的负面情感和敌意冲动，所谓的和谐就会蜕变为口是心非口蜜腹剑的虚假的和谐。

对于思想控制的看法，儒家思想与心理分析学派的差别是很明显 的。心理分析主张完全根除对思想的一切限制：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想的。它对思想和行为作了基本的区分。我们认为，由自我（ego）控制的、有意识的思想，本身是无害的。只有在行为的领域，才需要控制。在今天，敢于想那些不可想的问题，是创造力的源头。内在的 思想控制只会扼杀创造力，导致精神上的杀子。

二十四孝讲了二十四个故事，我觉得与现代社会最有可参行的是“劝姑孝祖 ”：

读百家史 纳千家言 取其精华 为我所用 昔时英才 终属幽灵 明日文坛 我主沉浮

明朝时候，浙江绍兴山阴有一户姓杨的人家，娶了一个童养媳名叫刘兰姐，年仅十二岁，却很明事理，对家人十分恭敬殷勤。她婆母王氏动不动就冒犯长辈，经常骂祖母“老不死”，将其视为“包袱”，言辞十分粗野。一天深夜，刘兰姐来到王氏的闺房长跪不起。王氏大吃一惊，问其缘故。刘兰姐答道：儿担忧婆母不敬太婆母．日后媳妇将视为榜样，待您老了，也把您视为“包袱”，那时您会多么伤心啊！太婆母长命百岁是我家的大幸，恳求您三思而行呀。王氏听后恍然大悟，边流泪边叹气说：良言使我收益不浅啊！于是痛改前非，对待祖母温柔恭顺。而刘兰姐对待王氏亦是如此。

第三篇：浅谈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日本的影响（范文模版）

浅谈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安塞县第二小学 黄文梅

摘 要：中国儒家文化思想扎根于中国，传播于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日本就是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教大的国家之一。日本通过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吸收衍化发展，将其融入了其本国的民族精神、宗教“神道”、“武士道”、企业文化、法制、教育等各个方面，而且这种影响也会日益深化。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继承和发展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一样是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

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至汉朝时，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第一次被改造和融合，称为了中国最正统的符合封建王朝统治要求的思想。在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对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影响。

日本是和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从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看，日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并不厚重，但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学者都致力于发掘深层文化。日本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日本文化可以说就是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兼容与对本民族优秀文化挖掘、承传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说“和”的思想在日本的传统思想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从中日语言文字学的角度上看，日本人自称为“和”族，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思想分不开的。

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的传播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摆出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这个时候，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儒家文化在日本传播的源头。

公元285年即日本应神天皇16年，百济人王仁带着十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到达日本。这是儒学经典著作《论语》第一次到达日本，也是有史可靠的儒学第一次与日本的接触。王仁应该是在日本推行儒学文化的开路先锋。自王仁开始，日本贵族和僧人开始研习《论语》和《千字文》和汉语，全面学习中华文化。712年成书的《古事记》和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是纯粹的汉语史书，有了儒家文化的初步影子。

（二）中国儒学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的高峰。

盛唐时期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高峰时期。据考证，日本遣唐使共派出12次，每次最多时300人到800人不等，中国先儒家文化思想及政治体制，均在唐朝时期由浅入深地被日本民族吸收。当时儒家思想影响日本国民的道德生活极深，自从圣德太子执政时期（593～621）奖励儒学以来，经过不断提倡，社会上很快形成好儒习汉的风气，儒家思想很快普及到日本各地。孝德天皇（749～757）在位时更是并效仿唐制，令全国每户备孝经一本，主张“孝为百行之先”。平安朝初期的文化继承了奈良时代学习唐代文化的遗风，汉文学特盛，约历时一个世纪之久，被称为“贞观文化时代”。这也是中国儒学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的高峰时期。

（三）朱子学说在日本的统治地位标志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达到顶峰。

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朱子学传日本，经过350多年的传播，逐渐地兴隆起来，并被德川幕府奉为“官学”，成为江户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随着中国阳明学和清代考证学的传入,日本又相继形成了阳明学派、古学派、考证学派等儒学流派,达到了日本儒学的鼎盛时期。

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传入日本后，经过不断的衍化和本土化，日益和日本本国结合，影响了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影响。

日本被称之为“大和魂”的民族精神,在日本历史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国家，这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和”文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同时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兼容天下、博大胸怀的文化观念也使得日本文化对域外文化始终保持了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给日本国家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力量。

（二）对日本宗教“神道”的影响。

神道是日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的精神产物。因此,它在日本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直至今日,神道在日本人的生活当中仍然无所不在。

日本神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作为原始社会里的民族宗教的原始神道阶段、带有“神佛融合”倾向的皇室神道阶段、以“神儒融合”为主要特征的近世神道阶段和国家神道、教派神道阶段。一是儒家文化思想的传入促使日本神道的“觉醒”和形成；二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启发了日本神道积极谋求自身的理论体系化的“意识”；三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客观上“庇护”和“扶持”了日本神道的发展；四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促使日本神道通过对教义、教理的参考、借鉴,完成了自身的理论和学说的建设，比如说神道的祭祀以及以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为首的“神儒一致论”甚至“神主儒从”论, 无不透露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痕迹。

（三）对日本“武士道”的影响。

武士道是日本的一种特殊文化，它是随着武家社会的发展形成的一种文化精神。一方面武士道的产生是由社会条件的需要，适应主君、家臣、武士等社会关系的协调产生的；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相关元素吸收并包孕育而成的。日本的“忠”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忠君爱国” 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作为现代发达国家，“忠君”的思想即全体日本人民忠于天皇陛下的思想一直主导着日本的主流思想了。

（四）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当代日本社会,被融入企业管理方法和思想之中。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即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日本的众多企业家。儒家文化思想的“和为贵”思想也被日本企业界吸取并加以改造,提出“和谐高于一切”的口号,认为人与人之间应保持和谐关系。日本很多的企业文化都认为管理人员与雇员之间、同事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决不是单纯的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是互相扶持、互相帮助。

（五）对日本法制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内涵对日本的法制建设有着极大地影响。日本进入7世纪以后，当时的圣德太子进行了日本社会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制定了《十七条宪法》，虽然并非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却是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其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这简直就是直接把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和为贵”直接搬来适用。其第四条“群卿百寮、以礼为本。”也是儒家礼制的最大体现。其第九条“信是义本、毎事有信”也是在中国儒家文化思想源于孔子的“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影响下产生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儒家文化思想通过在日本的不断传播、衍化和本土化，被日本文化大量吸收，影响了日本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方面，而且这种影响也势必日益深化。参考文献：

[1]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2] 严绍璗.《日本儒学的近代意义》.《中日比较文化论集》.,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0.[3]崔景明，赵秀兰.“儒家文化圈”中的中韩日[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4(5).[4]山室信一.明治儒学的存在形态及其意义[A].刘岳兵.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张德.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J].探索与争鸣,1995(8).

第四篇：儒家法律思想及其影响

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极其影响

一提起儒家思想，人们往往会想到“德治”、“仁”、“礼”，法治的标签一般都被贴在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上。但是，虽然以德治为主，儒家也有一套自己的法律思想。而且从古至今，这套思想也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的思想。本文将从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名词、核心内容及其影响这三个方面浅析儒家法律思想，最终得到自己的结论。

一、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名词探究

儒家法律思想，顾名思义，即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的关于法律方面的思想。儒家法律思想一直强调礼和德的重要性，而法律只不过是前两者的辅助工具而已。在流传于世的儒家经典文献中，“礼”、“仁”、“德”、“孝”等字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想要了解儒家法律思想，必须了解儒家法律思想的这几个核心名词

（一）德

“德”也是儒家思想认为一个“君子”应当具有的品质。儒家认为，“德”包括忠、孝、仁、义、温良、恭敬、谦让等。

古代儒家曾经提出过“明德配天，以德慎罚”、“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思想。可见，“德”在儒家思想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仁

“仁”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他提出要为“仁”的实现而献身，即“杀身以成仁”的观点，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礼 《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即，礼，为在日常生活中，君子行动所遵守的方法和规则。《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可见，在儒教中，礼甚至作为了判断一个人是否为“人”的标准。

在儒家思想中，礼的集大成者当然是孔夫子。尊崇儒家思想的人，奉孔子为圣人，像孔夫子一样尊教重道，是每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人的理想。遵守礼的人，会合宜且虔诚地参加古老的仪式典礼。他会根据他的身份习尚与礼节—儒家思想的根本概念—表现优雅而庄重地控制着自己所有的举止、身形姿态与动作。可以说，“礼”体现出一种典雅和自治以及儒的尊严。

但是，礼并没有在古代中国的全民中适用，它只是贵族的特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句古语便很好的说明了这点。

（四）忠与孝

忠是维系国君与臣民之间的纽带，而孝则是维系家庭关系的一条纽带。忠是指臣子对国君的绝对的沉浮，孝是指在家庭关系中家长的绝对的支配地位。这也体现出身份在古代中国的重要作用。这两个字，好像戴在中国人头上的几千年的紧箍咒。至今对中国有着极大的影响。“百善孝为先”，便体现出了这个道理。一个不忠不孝的人，会遭到刑罚的处罚，同时也会遭到人们的唾弃。

二、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国有国法，家有家法

在古代中国，家和国史两个非常重要的单位。若干人组成了一个家，而若干家便又组成了一个国。“国家”一词便由此而来。在国家和家庭中，都有着自己的规则和方法。这些规则和方法统称为宗法。

因为由国和家之分，所以便有大宗和小宗之分。“亲亲父为首，尊尊君为首”是古代宗法的基本原则。除了这个基本原则之外，还有很多纷繁复杂的规则，在内在和外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比如在家庭中，以父亲为最具有权威的人。而父亲去世后，长兄即为最具有权威的人。还有，一个女子，需遵守三从四德。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从三从四德等规则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法律思想对秩序的严格要求。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妇女必须忍受无数规则的束缚和约束。这样下来，虽然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水平。但是，一是因为当时教育普及范围不高，所以老百姓只是在被动的遵守这些规则，二是这些规则确实压制了人们尤其是女子的内心和行动的自由。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几百上千年后迟迟不愿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封建统治异常稳固的原因。

（二）德主刑辅，礼刑并用

分析这句话。道德和法律同时为调控社会的一种手段，在封建社会儒家法律思想的支配下，道德显然站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但是道德和法律虽然有不同，但是也有相通的地方，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相互转化。孔子遍是希望通过“德主刑辅”达到“德治”。“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听讼，吾犹人也，必使起无讼乎”（《颜渊》），“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以德去刑，以仁去刑，而非以暴治暴，以刑止刑，其所侧重是违法与犯罪之防范，以道德教化来进行防范，本身就是法律向道德的转化，由刑辅德，为德治提供了硬性保障，这一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体现法律与道德之地位比较，更重要的是促成一种法律文化的形成，一种法律社会化的底蕴。

礼和刑事古代调控社会的两种手段。虽然礼法并用，但是在儒家法律思想中，礼显然比刑更加重要。比如在家庭中，三从四德等规则是礼的一部分，这些规则控制着中国人几千年。而刑在中国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是明显低于礼的。除此之外，礼和刑并不是对所有人适用的。周朝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即刑不能适用于大夫以上，里不能适用于平民百姓。这是赤裸裸的不公平。也是当时当时社会的法律适用的最准确的概括。

除此之外，在古代中国，道德和礼还能干预司法。“春秋决狱”遍是最好的证明。“春秋决狱”是指审判者运用儒家经典如春秋等判决案件。这样的做法在现在来说是极不合理的，严重的干预了司法的稳定性、严肃性权威性。但是，也许“春秋决狱”给司法注入了一些人文精神和道德关怀。但总的来说是绝对的弊大于利的。

所以，在那个时代，法律是居于道德和礼的后面的，德和礼占据着统治的地位，法律终究视为前两者服务的。那时候的法律人，可能是哭泣的。

（三）法律的适用张弛结合 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一思想乃其“仁”之思想的体现，但欲达到“中”，他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就是“宽猛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载：“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而在《礼记.杂记》中：“子曰：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亦反映了孔子之如此思想。如果说“德主刑辅”作为其法律思想的主导思想原则，而“宽猛相济”则是其法律思想的具体指导方针。“择其二端二用，”也是孔子政法思想的中庸之道。如古代对破坏社会基础家庭基础的违法犯罪行为（如十恶）采取了极其严酷的刑罚，甚至违法犯罪人会千刀万剐。而长辈对小辈的侵害则可以从轻或减轻抑或免除处罚。这样做可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但也破坏了司法的平等性。

（四）仁的核心地位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孝悌是仁的基础。其法律思想是主要是基于对国家或社会，家族或宗族的兴衰的关注，而过分压抑了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从而在其思想中体现强烈的国本位和家本位思想，而也是这一点一直支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在仁的支配下，不仅是立法、司法还是执法都必须体现仁的思想。但是近现代，随着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之风的吹来，仁思想与西方思想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和越来越实质化的交流与碰撞。

三、儒家法律思想的影响

儒家法律思想史我国中国古代起着支配作用的法律思想。而历史是传承的，法律思想也是传承的。时至今日，儒家法律思想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法治的影响。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慎刑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德主刑辅，礼刑并用”。这反映出儒家法律思想感化教育为先为主，惩罚为后为辅的思想。反映在当代法律中最显著的就是刑法的罪刑法定的原则。

罪刑法定是指被告人的罪名和刑罚都必须要有刑法来规定，既不能由非刑法的东西如习惯契约来规定，也不能由除刑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来规定。而且刑事诉讼必须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进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虽为处罚犯罪人的法，但是它更是保护犯罪人的法，处处体现着慎刑的思想。这与儒家的仁和德教的思想史不谋而合的。

除此之外，其他法律领域也体现着这种谨慎处罚的思想。不仅如此，在立法、司法、执法中，也体现着这种思想。比如行政法的行政合法原则、行政合理原则。

（二）国家为上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君权皇权至上，权大于法。这种思想和基调一直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法律。在古代中国，中国史法治和法制的中心，掌握着最高的立法权、司法权。“法由君出”。而且，中国的法律一直是统一的，没有出现欧美国家同一国家不同法域的套路。在今天我们国家与此也有一定的相同的不同。在当今中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立法权属于人民。而且我国的法律也是统一的。但是，当今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这决不代表人民就能随意干涉法治。这与古代中国权大于法的思想是不同的。

（三）厌讼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道德礼教和调节的作用，其核心在于：注重人际和谐，轻视法律诉讼；重视道德教化，注重犯罪预防；重视贤人政治，轻视个人权利。这也就导致了人民厌讼情绪的出现。古语有云：“好讼之子，多数终凶”。这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厌恶诉讼，爱好息事宁人的思想。这种厌讼的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有的老百姓甚至认为一打官司就会触霉头。这种思想与当今社会的法治是有一定的矛盾的。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厌讼，因为诉讼是我们的合法的权利。当我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我们就应该拿起诉讼的武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道德和调解的作用，不能成为讼棍。总之我们要把握好诉讼的度，既不能厌讼，也不能一味的依靠诉讼。

（四）人治的思想

人治和法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儒家法律思想强调人治，强调“为政在人。”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也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都把统治者道德的好坏，看成是影响民众道德品质的重要因素。

而在当代中国，强调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法为上的思想渗透着整个国家。但是在强调法治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的作用。

首先，不管是立法、司法还是执法等，都是人来实行的。“徒法不足以自行”。缺少了人的法治是无法想象的。其次，法律人的带头示范作用也是非常作用的。倘若每个法律工作者都能遵纪守法，依法办事，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我国的法治也应该会更早更快更好的实现。否则，只是有着完善的法律，而没有拥有信仰法律、掌握法律的法律工作者，那法律只不过是一张充满着生硬辞藻的废纸而已。

（五）仁治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仁治的思想，这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是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的。首先，法律不仅是规范人们的行为的规则，而且也应该有一定的人文精神和仁爱观念。生硬的法律只能被人们所遵守，而不能被人们所信仰。其次，在司法过程中其实是一个判断和推理的过程，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如果一个法律工作者没有仁爱的价值，而是一个偏执的法律狂，我们也很难想象他能驾驭好法律，他也很难运用法律保护当事人权利，做到惩恶扬善。所以，即使是法治，人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六）家庭因素

前文说过，宗法分为大宗和小宗。大宗即国法，小宗即家法。在现代社会，家庭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我国是有这几千年儒家思想积淀的国家。比如，在我国，当今父亲仍然是一个家庭的中心和权威。对于这种思想和习惯，我们不能抱着全有全无的态度去处理。我们应该抱着扬弃的态度去处理。比如，对于孝这个观念，我们应该要大力弘扬的。毕竟，家庭依然是维系社会的纽带。但是对于那些不好的因素，比如“三从四德”这类的，我认为应该是坚决抛弃的。在这个男女平等，甚至女权愈来愈大的社会，我们应该解放妇女，还妇女以自由。而不应该继续的毫无人道的用旧观念来压迫他们。总是，我们应该用扬弃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待和利用儒家的家庭观。

四、结语

儒家法律思想史流传于我国数千年的法律思想和法律传统，对我国古代的法律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当今社会，儒家法律思想依然有着自己的可取之处，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抛弃的糟粕。而且，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清风已经吹入中国很长时间，不断的、越来越强的影响着中国的法治。在此种情况下，中国的法治建设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抉择。留给我们的任务非常重要，也非常艰巨。我认为，面对不同的法律思想，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管是儒家法律思想、法家法律思想、西方法律思想等，我们都应该抱着这种态度和方法来进行抉择。只有这样，我国的法治才会向着包容化的方向发展。会越来越完善。

第五篇：古代孝对司法的影响

古代孝对司法的影响

马韶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北京100720)

摘 要:在中国古代, 作为家庭规范、社会规范、治国方略的“孝”对司法具有重要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子孙复仇的原宥;二是子孙侵犯父祖的刑罚加重主义;三是父母为了子孙气忿自尽, 子孙也得承担逼死父母的责任。

孝道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 与古代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紧密相关。它从家庭规范延伸到社会规范, 进而延伸到治国的方略, 把父权和君权联系起来, 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指导方针。“夫孝,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 《孝经》把孝变成了天经地义的最高德行。天子的“德教加于百姓” , 诸侯的“不骄”、“不溢”、“和其民人”, 卿大夫的“非法不言”、“非道不行”, 士与民的忠顺事上等统统归之于孝。因此, 孝不仅仅是统治者的道德纲领, 而且也是政治宪章和法律准则。

在我国, 孝很早就同法和刑结下了不解之缘。《尚书·康诰》中记载:“元恶大憨, 矧惟不孝不友„ „乃其速由文王作罚, 刑兹无赦”① , 《孝经》“五刑之属三千, 罪莫大于不孝” ② , 明确把不孝行为作为惩罚的对象。不孝罪在中国古代法律中是一种独立的罪名。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 把不孝罪列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 并冠于篇目名例中。刘宋法律规定“子不孝父母为弃市”, 甚至允许母告子不孝, 欲杀者许之③。《唐律疏议· 名例》指出,“不孝”罪包括“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 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 若供养有缺, 居父母丧, 身自嫁娶, 若作乐释服从吉, 闻祖父母、父母丧, 匿不举哀, 诈称祖父母、父母死。”对于这些“不孝”行为, 在量刑上采取从重主义, 一般都处徒刑以上。例如, “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 “詈祖父母、父母者绞” ④ , 詈骂祖父母、父母要判绞刑, 充分体现了刑罚的严苛。

不孝罪还是常赦不原之罪, 无论身份高低, 无论是否具有特权, 只要犯此罪, 就会受到惩罚。清代的法律给予父母呈送发遣的权利, 父母呈控子孙忤逆不孝, 司法机构不但受理, 而且不要求呈控人提供证据。忤逆不孝的子孙因父母的呈送,常由内地发配到云贵两广, 这一类的犯人向例是不准援赦的⑤。

祖父母、父母不仅可以运用家庭规范来自由处分子孙,而且还可以运用法律的力量来剥夺子孙的自由。“子孙被排斥于家庭团体之外, 同时也就被排斥于广大的社会之外—包括边境以外的全部中国, 不能立足于社会。这可以说明子孙永远是属于父祖的, 永远是与家庭不能分离的, 这在具有近代意识, 以为脱离家庭可以自由在社会上获得自己生活的见解, 是大相径庭的” [ 1] 13。因此, 维护孝是司法的基本宗旨之一, 孝也是决定罪与非罪, 轻罪与重罪, 以及是否惩罚和惩罚轻重的重要依据。在具体司法实践中, 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子孙复仇的原宥

复仇的观念和习惯, 在古代社会中极为普遍⑥。崇尚孝道伦理的中国古代社会, 复仇观念尤深。《周礼》对报仇的事作了种种规定:报仇有法定的手续, 也有专管报仇事务的官吏, 只要事先到朝士处登记仇人的姓名, 将仇人杀死便可无罪⑦。《礼记· 曲礼》记载:“父之仇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先秦时代国家权力不强大，收稿日期:2005-12-05

作者简介:马韶青(1978—), 女, 山西太原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法理学, 法史学。

①意为:那些罪大恶极者, 亦是不孝不友之人。应当迅速按照我们(周)文王所制订的刑法, 对他们严惩不贷。

②《孝经· 五刑章》, 载于《十三经注疏》, 清阮元校刻本, 中华书局影印, 1980年第一版。

③《何承天传》云:“母告子不孝, 欲杀者许之。”注云:“谓违犯教令, 敬恭有亏, 父母欲杀皆许之”(《宋书》**, 沈约撰, 中华书局, 1974年 校点本)。

④《唐律疏议· 斗讼》, 刘俊文点校, 中华书局, 1983年。⑤除非遇到特旨恩赦或减等发落, 询明犯亲, 才有释放的机会。

⑥历史上如希腊人、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印度人, 都允许复仇。古代日本在法律上许可复仇, 并有若干限制。英国在十世纪时, 意大利一直到十六七世纪时还有此风。

⑦《周礼· 地方司徒》, 调人云:“父兄之仇皆使之远避以和难, 不避则报之。杀人复仇而人又反杀者, 使邦国交仇之。仇人而义者, 不同国, 令弗仇。”

法律机构不发达, 因此报仇之风极盛, 是复仇自由主义时期。法律机构发达后, 生杀予夺之权被国家收回, 杀人便成了犯罪的行为, 受国法的制裁, 复仇由于与国法不相容, 逐渐被禁止了。从东汉起, 除了元代, 各朝的法律都禁止人民私自复仇。除了积极的制止复仇外, 还采取移乡避仇等消极防止复仇事件发生的方法, 可见法律对复仇事件防范之周密。但是, 尽管法律严加制裁, 复仇主义已深入人心。许多人宁可挺身受刑, 也决不因怕死而忘仇不孝, 于是复仇者得到社会的同情和赞扬, 不但一般的舆论①如此, 即使是有司法责任的官吏也持如此的看法, 而且标榜“以孝治天下”的皇帝最终也会 原赦这些复仇者。

赵娥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②。她将父仇杀死后, 诣县自首, 福禄长尹嘉很同情她, 解印绶纵之, 自己也预备弃 官逃走。赵娥不肯, 守尉再次示意她自行匿避, 仍不肯, 守尉 于是强行将其遣回家, 乡人皆“为之悲喜慷慨嗟叹”。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隋时王子春为从兄长忻及嫂所杀, 子春有女三人, 舜最 长, 时才七岁, 粲五岁, 璠二岁。皆寄食亲戚家, 舜怀有复仇 之心, 姊妹俱长, 亲戚欲嫁之, 拒不从, 密谓二妹:“我无兄弟, 致使父仇不报, 吾辈虽是女子, 何用生为? 我欲共汝报仇, 汝 意如何?”二妹泣从姊命。是夜, 姊妹各持刀跃墙而入, 杀长 忻夫妻以告父墓。诣县请罪, 争为谋首。州县不能决。隋文 帝闻而嘉叹, 特原其罪③。

唐贾氏之父为族人所害, 其弟强仁幼年, 贾抚育之, 不 嫁, 强仁成童, 将仇人杀死, 取其心肝祭父墓。事后贾氏遣强 仁自首, 有司判以极刑。她便请求代弟而死。高祖怜之, 特 赦贾氏及强仁免死, 移其家于洛阳④。

梁悦为父复仇, 投县请罪, 唐宪宗云:“复仇杀人, 固有彝 典, 以其申冤请罪, 视死如归, 自诣公门, 发于天性。志在殉 节, 本无求生之心。宁失不经, 特从减死之法”, 宜决一百, 配 流循州⑤。

后唐时高晖为乡人王感所杀, 晖子宏超杀感, 提仇人头 至大理寺自首, 以故杀论死。尚书刑部员外郎李恩梦说:“今 方明时, 有此孝子, 若使须归极法, 实虑未契鸿慈。”奉敕宜 矜, 减死一等⑥。

明萧山何御史舜实以事谪戍归里, 时御史邹鲁谪为萧山 县令, 何、邹固有隙, 邹逼何往戍所, 中途谋杀之。何子兢避 难于父友家。不多时, 邹改官山西, 兢率亲党数十人守候于 路, 折伤邹肢体。邹诉于官, 兢陈明父冤, 慷慨请死。依律谋 杀本属府县官应判斩罪, 但此案因为原有杀父之仇, 且邹已 迁官, 非亲临之官, 得减死, 仅拟流徙⑦。

像上面这样获赦减死的复仇案, 在中国古代社会举不胜 数。法律明文禁止复仇, 违反该规定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但 复仇者实施了复仇行为还能获得减免刑罚, 说明古代执法者 对复仇者是法外施仁。因此, 以“孝”为核心的“礼”与“法” 的冲突使得统治者在执行法律的时候尽量兼顾国法与人情。

二、子孙侵犯父祖的刑罚加重主义

子孙本以恭谨孝顺为主, 所以对父母有不逊侵犯的行为 皆为社会和法律所不容。詈骂父祖就已属于不孝罪的范围, 要处以绞刑⑧, 詈骂以上的行为, 则加重刑罚。《唐律· 斗 讼》规定:殴打普通人的刑罚仅是笞打四十大板, 而子孙对于 祖父母、父母加以反抗并有格抵自卫行为的, 则属于十恶重 罪中的“恶逆”罪名, 要处以斩刑, “笞四十和斩刑比, 加重了 十六个等级”⑨。中国从汉代起直至明、清, 对殴、伤父祖的 行为都是处以死刑中最重的刑罚。如果导致父祖死亡, 又罪 加一等。唐、宋最重刑已是斩刑, 元、明、清律则加至凌迟处 死。同时, 不分侵犯行为是出于故伤还是误伤, 只要有殴伤 父祖的事实存在, 即一律处斩。这样的案例有很多: 周三儿用柳条殴责伊妻, 母上前遮护, 误伤左腮颊, 饮食 行动如常, 并未嚷痛。嗣因身体受寒, 下坑出恭, 失跌喘发, 痛剧殒命。刑部以伤甚轻浅, 死由于病, 但业已误伤, 伦纪攸 关, 仍照律拟斩决, 奉旨九卿议奏, 得改斩候 10。又有一案:白鹏鹤因向嫂白葛氏借灯油不遂, 出街嚷骂, 白葛氏赶出门理论, 白鹏鹤拾起土块向嫂掷击, 适母白王氏 出劝, 误伤殒命。刑部按子杀父母凌迟处死律问拟。奉旨以 遥掷土坯误伤其母, 非其思虑所及, 与斗殴误伤者究属有间, 着改为斩立决 1。123 马韶青:古代孝对司法的影响 ①②

③④⑤⑥⑦⑧ ⑨ 10 1 包括读书人的见解。

赵娥的故事见于皇甫谧《列女传》和《魏志· 庞淯传》。故事梗概是:赵娥的父亲赵安为李寿所杀, 娥有弟兄三人都想为父报仇, 但是

未得机会弟兄三人都已病死。李寿喜出望外, 认为赵家仅剩一柔弱女子不足为患, 可以高枕无忧了。娥悲愤万分, 矢志报仇。买一利刃, 每夜

磨刀。当时她已出嫁并有幼子, 家人和邻人都知道李寿凶狠, 劝她打消了复仇的念头。娥发誓, 不杀李寿, 决不罢休。她天天坐着鹿车巡游, 等

候复仇机会。一天终于在都亭前与李寿相遇, 她下车扣住李寿的马, 受惊欲逃, 娥以刀奋力砍去, 马惊将寿摔在地下, 娥又去砍, 砍在树上, 用力

过猛被折断。这时李寿已被摔伤, 娥想夺寿的佩刀, 寿猛力跳起, 娥扑上去扼住他的咽喉, 并死力扣住不放, 终于将寿按到在地, 随后抽出李寿 的佩刀将李寿头颅割下。报完父仇, 娥到官府自首。

《隋书》八О, 《烈女传》, 孝女王舜,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3 年版。《旧唐书》一九三, 《烈女传》, 濮州孝女贾氏, 中华书局, 1975 年点校本。《旧唐书》五十, 《刑法志》, 中华书局, 1975年点校本。《五代会要》九, 《议刑轻重》。

《明史》二九七, 《孝义》六, 《何兢传》, 中华书局, 1974年版。

《唐律疏议》二二, 《斗讼》二, “殴詈祖父母父母”;《宋刑统》二二, 《斗讼律》, “夫妻妾媵相殴并杀”;《明律例· 刑律》, 《骂詈》“骂祖 父母父母”;《清律例· 刑律》, 《骂詈》, “骂祖父母父母”。

“唐律的刑罚等级是:笞十, 笞二十, 笞三十, 笞四十, 笞五十;杖六十, 杖七十, 杖八十, 杖九十, 杖一百;徒一年, 徒一年半, 徒二年, 徒二

年半, 徒三年;流二千里, 流二千五百里, 流三千里;绞, 斩。共二十个等级。笞四十和斩刑比, 加重了十六个等级”。史风仪著, 《中国古代的家 族与身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 第210页。《刑案会览》44:23b。《刑案会览》44:25ab。法律上对子孙完全出于过失杀伤父祖的刑事责任, 也比 普通人犯这种罪的刑事责任要重的多。普通人犯过失杀伤 罪, 法律允许用金钱赔偿, 免除刑事责任①, 而子孙过时杀伤 父祖, 不但不能用金钱赎罪, 而且还要判处较重的刑罚。唐、宋、明、清律过失伤者徒三年, 过失杀者流三千里②。清乾隆 时期, 又用判例的形式规定, 过失杀祖父母、父母绞立决③, 处刑更重。过失杀伤父母罪所以如此重大, 仍是因为孝道伦 纪的关系, “过失虽出无心, 而子孙„ „ 于祖父母、父母当敬 慎不应至于过失, 故凡人收赎, 而子坐流徒, 即臣子于君父不 得称误之义也” ④。对祖父母父母的过失杀伤, 无论何种情 况之下, 均须依律拟罪, 不得减轻, 除非声明可矜情节, 请旨 核减, 但亦只能由绞决改为绞候[ 1] 32— 33。

三、父母为了子孙而气忿自尽, 子孙也得承担逼死父母 的责任

《明律例》规定, 逼死祖父母、父母的, 比照殴祖父母父 母罪问斩;《清律例》更具体, “凡子孙不孝导致祖父母、父母 自尽之案, 如审有触忤干犯情节, 以致忿激轻生窘迫自尽者, 即拟斩决。若并无触犯情节, 但行为违反教令, 以致抱忿轻 生自尽者, 但拟绞候⑤。父母因子孙而死, 虽非处于子孙的 故意和过失, 子孙也要承担责任。

有一案例:贾松年因妻做饭迟延, 加以殴詈。母李氏出 而喝阻, 不听。李氏欲禀官送究, 松年叩头央求, 不允。随即 赴县呈控, 回家以后才晓得父母首告忤逆, 应问遣戍。李氏 虑无人侍养, 心生追悔, 愁急莫释, 投井自尽。有司以李氏之 死虽非抱忿轻生, 但事由于首告究由违反教令所致, 依律拟 绞候⑥。

法律看重的是父母因子孙而自尽的事实, 所以即使父母 的自尽并非出于子孙的忤逆或违反教令, 子孙也不能推卸刑 事上的责任。

在有些情况下, 纵然父母并非故意寻死, 其死也不是由 于子孙的过失, 子孙也得负同样的刑事责任。清时有一个案 例充分说明这一点:陈汶选令子陈自鄘取茶给饮, 因茶不热 倾泼在地, 当向斥骂, 并取棍向殴。自鄘畏惧, 跑出屋外, 汶 选持棍赶殴, 因地上被茶泼湿, 滑跌在地, 磕伤脑后殒命。刑 部以陈汶选虽自行跌毙, 但陈自鄘不俯首就责, 畏惧逃跑, 以 致伊父追赶滑跌身死, 实数违反教令, 照子违反教令致死自 尽例, 拟绞候⑦。

因此, 只要父母的死伤因子孙而起, 不问谁是谁非, 也不 问有心无心, 或意料所及否, 都逃脱不了杀伤父母的罪名。虽然司法官吏有时也明知子女情有可原, 然而在高度提倡孝 道的社会中, 子孙应该绝对顺从父母, “天下原无不是的父 母”。刑罚加重、法外用刑也就成了法律执行者不谋而和的 事情了。参考文献: [ 1]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M].北京:中华书局, 1981.(责任编辑:梁文杰)TheInfluenceontheJudicatoryofXiaoinAncientChina MAShao-qing(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InstituteofLaw, Beijing100720, China)Abstract:Inancientchina, socialrulesandawayofgoverningthewhole country，xiao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ancientjudicatory, whichwasembodiedinthreepoints.Firstofall, xiaomadethewholesocietyaccepttherevengethoughtandcondonerevengeactions.What smore, ifthejunioraggrievedthesenior, judgeswouldpunishthejuniormoreseverelythanordinarycriminals.Inaddition, ifthesenior diedduetoactionsofthejunior, thejuniorshouldtaketherap.Keywords:ancientlaw;xiao;revenge;JuniorAggrievingtheSenior 124 第21卷第2期柳 州 师 专 学 报2006年6月 ① ②

③④⑤⑥⑦

参见《唐律疏议》二三, 《斗讼》三, “过时杀伤人”;《宋刑统》二三, 《斗讼律》, “过时杀伤”;《明律例》,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清律 例》,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

《唐律疏议》, “殴詈祖父母父母”;《宋刑统》二二, 《斗讼律》, “夫妻妾媵相殴并杀”;《明律例》, “殴祖父母父母”;《清律例》, “殴祖父 母父母”;《清现行刑律》, “殴祖父母父母”。

《清律例》, “殴祖父母父母”条, 乾隆二十八年例, 道光二十五年修改例。

asoneofthefamilyregulations, 同上。

《清律例》二六, 《刑律》, 《人命》, “威逼人至死”条, 乾隆三十七年例。《刑案会览》44:7a— 8a。《刑案会览》44:5a— 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