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比较
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比较
摘要：我们今天讲构建和谐社会，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有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有无有以及人之幼”的和谐蓝图与和谐之愿；又说要建立法制社会，推进法制化进程，而在公元前两百多年，韩非就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主张以法治国，“认为以法治国，举措而已。”儒家和法家作为先秦时的两大重要思想流派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般。儒家尚礼，法家重法且尤种刑，但两者异中又不乏共同之处，探讨儒法两家的异同并从中总结出了两者各自的优劣从而扬起所长避其所短、兼采二者之优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不无裨益。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变；凡育所学，皆成性格。政治思想作为政治和思想的结合物，既有政治的广度又具备了思想的深度，既给人史的明智，又给人诗的灵秀既让人有数学的周密，又让人有科学的深刻，还使人不乏伦理学的庄重与逻辑修之学的善辩。；历史证明儒法两家就是涵盖了政治是思想这一特质的思想流派。
一、儒、法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姑且不论道从何来，一、二、三优势什么，可以推知的是：万事万物皆有因果。追溯先秦时代的历史，儒法政治思想之“果”产生的因由。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各诸侯国在华夏大地上纷纷兴起，诸侯国各霸一方，王权被削弱，各诸侯国之间为争夺土地和人民展开了残酷的斗争，烽烟四起，连年战乱，生灵遭殃，百姓涂炭，中华大地陷入了分离与征战的局面。乱世造英雄，也造就了一大批的思想家，面对混乱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纷纷招徕门徒，宣扬自己的思想，希望借此来实现自己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墨子用“夏政”，道家“无为而治”，法家立言，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诸家思想应运而生。
儒家产生于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三位思想家为改革时弊、实现天下太平，分别提出了诸家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孔子尚仁、礼，孟子主张“仁政”，荀子认为当礼法并用。法家也产生于礼崩乐坏、诸侯国割据称雄的先秦时期，前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一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后期代表人物是韩非。前期法家中，商鞅重视“法”，申不害重视“术”，慎到重视“势”。后期法家的代表是法家的集成大者，在继承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的前提下创立了法、术、势皆用的政治思想。
二、儒、法政治思想的联系
两家除在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相似之处外，在思想观点上也有某些共同之处。无论是孔子的“仁”、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礼法并用”还是法家的“法”“术”“势”，其服务的对象都是统治者，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扩大自己的通知权益、加强对百姓的统治力度的一种策略。儒家随在法体上属于人治——博施济众、立人达人，但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在主张治人的同时又提出了治法：一曰用人之法，二曰劝禁之法，三曰正名之法。荀子的礼治思想，究其实质实际上是礼法并用，如《荀子·王制》说：“礼仪者，治之始也”，《君道》则曰：“法者，治之端也”，意思是说礼仪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荀子·劝关键词：历史背景 联系 区别 “德”“法”结合 标本兼治 说》又说：“礼者，法之大分，内之纲纪也”。认为二者之中，礼是第一位的，制定法律应以礼仪为依据。尽管荀子之“法”与法家之“法”内容与本质都不一样，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却是有史实为据的，如法家人物韩非与李斯皆师从荀子、拜在荀子门下。
法家起于儒家之后，据有关的资料，法家的思想的一部分还是由儒家蜕变而来的；李克是卜商的弟子，商鞅向李克习法径，二卜商出于孔丘之门；吴起在魏国做官时，其施政之分类于法家，《吕氏春秋》说他求学于曾子；“盖儒家正名之义，施之于士大夫为礼，行之于庶人为刑，及宗法大坏，礼失其用，正名之旨遂浸趋于刑法”。
三、儒家与法家政治思想的区别
儒家与法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治国之道上，儒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法家则是重视法律的作用，主张“一断于法”。此外，在君民关系问题上，儒家与法家也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从治国之道来看，儒家重德法家重法；儒家重贤，法家种刑。
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德治，《论语·季氏》有言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说的是如果统治者自身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并且依据优良的道德品质来治理国家，以优良的道德品质来影响民众，就可以获得民众在心里上的支持。继孔子之后，孟子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性善论出发，主张在政治上实施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认为，仁政是治国的基本原则，能否行仁政是决定一个国君能否得人心的核心因素，是一个国家成败的得失的关键。为此，孟子把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政治兴亡的根本原因都归结为统治者能不能行仁政；“三代之得天下者也，以仁；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与孟子相对的，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从性恶论出发，荀子重视礼的作用，主张实行礼治，试图通过隆礼，建立安定的政治统治秩序和健全的政治制度。
无论是孔子的德治，还是孟子的仁政，亦或是荀子的礼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觉悟基础之上的（荀子尽管认为人性本恶，但毕竟可以化性起伪，并不是无可救药的）。《大学》中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是对儒家重德的最好概括。
法家重法在前期代表商鞅和后期代表韩非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商鞅认为，法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只有实行法治，国家才能安定，治理国家不可一日无法：“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被民也。为治而去法令，尤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韩非认为，治理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如果以法治国，任何事情都好办——“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在韩非看来，法的重要性体现为：首先，法律是全体臣民的行为规范，“一民之轨莫如法”；其次，法律是制止社会**的有力工具，只有实行法治，才会避免人与人之间的争夺；第三，法律是惩罚犯罪行为的唯一准绳。
与重德和重法相对应的，儒家与法家在治国之道上的另一个不同点是儒家尚贤，主张选贤任能、任人为贤，而法家则主张严刑重罚，“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不起”。
其次，在君民关系问题上，儒家倡导“民本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法家则主张君主至上，恶、认为君主的利益高于一切，民众的存在价值就在于能为君主说利用，在处理君民关系时，儒家主张统治者要对人民实行“仁政”，对人民采取休养生息政策，采取比较温和的措施来缓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对劳动者采取比较慎重、“以其所重禁其所轻”的目的，认为君主对待民众不能行爱道，只能用权势使民众绝对地服从。
四、儒家、法家各有所长，各具其短，“德”“法”并用才能修内治外、标本兼治。
儒家主张的“德”注重的是人的内在修为，由于人所具有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在缺乏强有力的外在制约的条件下，这种德治无疑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不可能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的。而法家的严刑苟法脱离了仁礼的教化，最终无法使民众心甘情愿地臣服于统治者的残酷统治，严刑峻法之下，民众或者揭竿而起，以载舟覆舟之势将残暴之君推翻，即使暂时无揭竿之力而只能臣服，也会“不敢言而敢怒”对暴君道路以目、对暴政怨声载道。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使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使事物变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且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儒家的“德”使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体现，是内因，法家的“法”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外在制约，是外因。儒家过分强调“德”的作用，忽视了“德”起作用的外在条件；法家的法过分夸大了法律的作用而忽视了让法律起作用的根本。因此，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无法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无法使国家长治久安，有“德”无“法”则国乱，有“法”无“德”则民反，历史上周王室的衰微、秦朝的灭亡可做为前车之鉴。历史上也确实有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实现大一统的。但此时的“儒”也并非先秦之“儒”，而是经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况且汉武帝时，虽明倡儒学，但实际上皆采百家，杂用王霸，而且武帝的政治思想有四大突出的特点：求变，求治之本，德刑皆用，任贤。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反思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国家的治理而言，“德”与“法”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二者不可偏废其一，既要借助儒家的“德”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的自身修养，促使社会成员自觉地遵守“法”以约束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也要通过法家的“法”促使全体社会成员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必依，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促进“德”的完善。以“德”辅“法”，以“法”促“德”，如此“法”才会越发完善，“德”才会日臻完善。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传承中继往开来，构建和谐社会更多是对儒家之“德”的继承和发扬，建设法治国家则是对法家之法的纳旧赋新。有了“德”与“法”这两只相辅相成的轮子，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列快车必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突飞猛进、取得骄人的成绩！
参考文献 萧公权·《中国的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何周华·《对儒家法家政治思论的评述》 摩尔（J·H·Moore）·《蛮性的遗留》，李晓峰译，海南出版社，1993年 《中国政治思想史》，曹德本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06政教 200640511023 何海英
第二篇：企业管理与道家儒家法家思想
企业管理与道家儒家法家思想
道家思想：清净无为，遵行客观规律。
儒家思想：“人之初，性本善”，注重教育启发，主张和谐。
法家思想：“人之初，性本恶”，执行文化，一切按规章制度办事。
企业管理从层次来看主要分三层，通常都叫高层、中层、基层，不同的位置要有不同的心态和性格，好的团队应该是什么样的性格呢？
高层管理人员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决策层，是把握企业前进方向的舵手。应该具备道家清净无为的性格，无为不是碌碌无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遵行事物发展的客观。要有战略的眼光去思考问题，去思考为与不为的界限，比如法律、成本、规划。一般而言，那些不为的是无害的，但机会成本绝不能忽视。如果不为是因为弱点导致表现不佳，就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变、提高，如找一个互补的合作伙伴，甚至变换一个职位。
中层管理人员是连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基层管理人员及一般员工的纽带，是贯彻企业经营战略的关键。中层管理人员应该主张儒家思想，即中庸和谐，沟通上级、下级，也要平级沟通，企业的和谐主要是依靠中层干部来实现的。中层管理人员要能理解企业高层的决策，还要依靠技术技能给予下级专业技术上的指导。儒家思想的主张逐渐成为技能要求，流行的“木桶理论”刚好可以用来寻找中层管理人员在管理技能中的不足，通过培训可全面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整体绩效。
基层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是企业组成的重要基础。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态度往往也决定了他们的工作业绩。法学思想主张一切按规章制度办事，强调执行力，正是日常工作顺利开展的保证。基层每一个员工都应该做好本职工作，在本职岗位上争创一流，任何岗位上的一流员工对于企业而言都有最宝贵的财富。
易经告诉我们要讲究平衡，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样是一个平衡的过程，公司与员工、员工与员工、公司与客户、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等，在一个团队里，管理者既需要魄力和权力，更需要胸怀和宽容，人与人之间需要个性互补，能力互补，知识互补。在企业不同的管理层具备不同的个性思想，交溶互补，这就是梦幻团队。
第三篇：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推荐）
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
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各有不同。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刑法思想中内容最丰富的部分。这两个学派的刑法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刑法思想的基础，也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发展的指导思想。
从夏商时代的神权法思想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法律思想，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法律也在不断确立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主流地位。
春秋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开始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他所主张的贤人治国、德礼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原则作为一种朴素的法律精神在当时获得了可靠的市场支持。
随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及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在各自的学派中也详尽阐述了他们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为后来法律在中国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孔子、老子、韩非子等人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也可以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法律工作者。
由于所处的社会阶级不同，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也明显带有各自阶级的色彩。儒家追求礼治，法家则坚定的信奉法治。
儒家的礼治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礼法传统，强调家国一体、孝悌为本的宗法观念。家族伦理、亲亲尊尊、明德慎罚、中庸之道成了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和最高价值标准。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鲁国及春秋各国的教育事业，其所提倡的以仁为本的主体思想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行为规范。
跟儒家明显带有官方性质的传道、授业、解惑相比，作为史上最著名的隐士，老子的思想则更容易获得来自民间的支持与认同。在许多自然与社会现象无法得到足够的科学支持的背景下，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开始在当时的社会中大行其道。老子认为“道”高于仁义礼法等一切规范，仁义礼法等社会人事的有为都不如“道”的无为，只有“道”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与最终归宿。
对于儒家思想，尤其是道德观，道家批判起来绝不留情面。李耳、庄周等道派代表人物在一种自我营造的乌托邦的氛围中，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为后人留下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法律虚无主义的光辉思想。
春秋之后，土地私有制势不可挡，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原有的社会关系开始逐渐被新的秩序所代替。儒家与道家所树立起来的法律规范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在这样一个时代更迭的历史时刻，法家出现了。他们坚定地团结在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封建新兴地主阶级周围，重新定义法的概念、性质、起源以及作用。推行“以法治国”的全新理念，彻底摒弃了儒家“贤人治国”方针政策。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认为，法是以刑罚为主要手段，依人们的等级名分而确定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制定公布与执行，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成文的行为规范。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必须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对儒家的道德教化以及道家的无为而治不屑一顾，极力主张法律的强制手段才是统治阶级江山永固的唯一法宝。
当然，作为封建专制社会，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的根本都是试图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定的社会等级制度。
儒家治国的最高目标是要达到以宗法等级为核心的礼治局面，道家治国的最高目标是要通过无所为无所不为的理想主义方式实现江湖一统、秩序永存，而法家治国的最高目标则是要建立以郡主专制为核心的国家最高暴力机关，以达到法治的局面。
现在看来，法家的法治主张更符合战国时期的时代要求，法律思想也基本概括了法的内部属性，初步完成了从神治到人治到法治的过渡，法家的法律思想已经依稀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法律的影子。
第四篇：简论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简论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从先秦百家争鸣中一支普通的流派，到秦焚书坑儒法家称雄时的短暂消沉，再到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接着北宋程朱理学备受争议的“存天理，灭人欲”，再到今天掀起的新儒热。反观这个演进历程，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处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千百年来哺育和教化着中华民族，成为中国人精神和信仰的文化支撑。现在，立足于较为理性和客观立场上的现代人，回望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儒家产生背景是什么？其思想体系应该怎么概说？其发展走向和现实意义又是什么？笔者对此做了一些初步研究。
一、儒家产生的背景
“诸子百家”，即儒家产生的背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活跃。“诸子”是指活跃于当时有名的思想家，“百家”是指不同的学派。当时对诸子百家的论述较集中地文献有《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五蠹篇》。“诸子百家”都指谁？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西汉初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名、墨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和东汉班固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纵横、小说、名、墨、农、杂十家。但是，他们都丢掉了相当重要的一家——兵家。
诸子百家产生于春秋时期，当时的社会急剧动荡，社会结构中的几个方面都发生了大的变化。
（一）经济结构的变化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从生产力开始的。春秋时期，铁器开始大量出现，这使劳动者只能用大规模的群体合作来弥补生产工具之低劣的时代骤然结束，劳动者个人用铁制作的生产工具有能力个人开垦土地。孟子所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虽然是对他理想中村社生活的设想，但这种劳动成果的分成方式——劳役地租在当时无疑是存在的。铁器的使用，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也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转变。但生产关系的转化不平衡，由此引起了政治上的动荡。
（二）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
由于生产关系变更不平衡，主动变更、变更早、变更较彻底的贵族很快就富裕起来了。这些贵族，开始不满足于眼前的政治地位，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更大的贪欲，开始在政治上有大的举动。于是卿大夫凌驾于诸侯之上，“陪臣执国命”的事层出不穷。整个局面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而政治上的变化进一步影响到思想。
（三）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
政治经济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首先，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大体上只有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级，现在又出现了农奴和农奴主，农民和地主。其次，既出现了大量的破落贵族，又出现了大量的新贵。再次，职业的构成呈现多样化。原来只有农牧业和一些手工业，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多样化，职业种类多了。除农夫之外，还出现了职业工商者、职业官僚、职业军人、职业政客、职业谋士、职业教师、职业艺术工作者。
（四）文化的地域特色凸显出来，并汇聚到中原相互交流
当时的区域特色有：齐鲁文化、燕齐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郑卫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宋文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
以上经济、政治、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和地域特色文化的发展，必然在思想领域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儒家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其哲学思想在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中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起起落落，却又一直占据中华民族思想不倒的道路。
二、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及哲学思想
说起“儒家”，首先想到的是诸子百家中的“儒家”，当时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以六艺教人，“仁”“礼”并举，从而吸引众多学生，通常我们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随着孔子思想的流传，孔子逐渐被看做是“儒”的象征，而他与那些追随他的理想，致力于整理、解释和教授古代经典，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保存和研习古代礼乐的群体，被称为儒家。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变化，但是儒家的基本信条为他的弟子们所继承。并出现了孟子和荀子这样能够将其思想发扬光大的后学。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就是孔子、孟子和荀子。
孔子在儒家发展史上应是首创者。后世许多思想都是从孔子那里开始。其哲学思想概括如下：
第一，“礼”的理论思想。第一点是“正名”的理论，所谓“正名”，也就是根据周礼确定人的身份和地位。孔子说礼的功能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第二点是“礼之用，和为贵”的理论。《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节貌者，礼乐之事也。”第三点是关于“中庸”的理论。中庸之道贯穿孔子思想始终。他提出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第二，重视“仁”。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一个比“礼”更为重要的概念。此外，“仁”是在他对“礼”的讨论中引发出来的。据统计《论语》讲“仁”104次。孔子还讲“义”“忠”“恕”，“义”源于“仁”的内在，“忠”“恕”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冯友兰说：“忠恕之道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义。行仁义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因此“仁”包含“义”“忠”“恕”。
第三，政治思想。除了“仁”和“礼”之外，孔子讲得最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为政”。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不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方略，会逐渐培养起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遵守社会秩序的自觉意识，会使百姓真诚地热爱国家，心悦诚服地接受政府的统治。
第四，“学”的思想。孔子指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成就自己。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孔子自己就以“闻道”为期许。他说：“朝为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闻道”可以说是他的终极关怀，在他看来，人就是为了“闻道”而活着的，不懂得道理，人生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闻什么“道”呢？闻为人之道，为政之道。懂得了如何成为“仁人”、如何治理天下的道理，才能不虚度此生，才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一位儒学大师。孟子学说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性善说。孟子认为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意思不是说人从出生就是圣人。相反他承认，还存有其他成分，本身无所谓善恶，若适当控制，就不会通向恶。孟子认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四端”，若充分扩充，就变成四种“常德”，即儒家极其强调的仁、义、礼、智。诸种道德都是自己的本性中固有的，而不是从外面加进来的，所以说人性是善的。第二，修养说。孟子非常重视后天的道德修养，建立了内容丰富的修养论。他认为，道德修养首先是“存心”。孟子所谓“心”是指“四端”，也叫做“良心”、“本心”。“四端”犹如种子，很幼小，很微弱，需要精心养护才能萌发为道德，稍不小心便会丧失。因此他告诫人们要时刻注意良心的走失，做到“存心”。
第三，仁政说。孟子倡导仁政。他说：“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仁政主张，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今仍然闪耀着耀眼的光辉。
荀子，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哲学思想吸收了战国时代更多地区的更多学派的思想和知识。所以学术内容和学术背景都显得更加丰富和宽广。其学说归纳为：
第一，性恶说。这是荀子最著名的学说。与孟子的性善学说正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化的哲学，他认为，人性必须加以教化，凡是没有经过教化的东西不会是善的。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伪，就是人为。在他看来，“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第二，礼乐说。“礼”是荀学的核心概念，在他看来，无论是对于人的化性起伪，还是对于社会的和谐有序，“礼”都是至关重要的。荀子认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就是要组织好社会，避免纷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能群”的优势，使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使国家得以繁荣和强盛。他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因此，人必须要结合成群体，组织成社会，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官天地、财万物。
第三，王制说。荀子不是讲“德治”，也不是讲“仁政”，而是讲“王制”。所谓“王制”，本来是指圣王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政权设置，但荀子在讲这个问题时却把它扩大为包括各种重大政治问题的治国方略，集中代表了他得政治思想。其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平政爱民；二是隆礼敬士；三是尚贤使能。
以上是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哲学思想的归纳梳理。
三、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特点
通过对儒家先哲思想的梳理，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都是和人生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例如关于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等问题，而对于宇宙的本质和起源，上帝鬼神之有无，人的吉凶祸福等则很少考虑。即使谈到，也是当做现实问题来谈的。又如关于性和命这类性质的问题，孔子很少谈到，孟子和荀子虽然争论性善性恶，但仍不是把它抽象化，看做纯理论的问题，而是把它看做解决现实政治或教育问题的理论基础。
第二，中庸主义。孔子特别提倡“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第三，民本主义。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渊源于周初，发展于春秋时期，至孔子时遂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仁的学说。古代的统治阶级，认识到为了巩固、维护它的统治，必须顾及到被统治者的利益，不能违反民意而一意孤行，否则民人会起来造反，推翻它的政权，因而在施政上有保民的思想和措施。孔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就是这个意思。
四、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现实意义
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谈到儒家、道家和佛教这三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做了形象的说明：“佛学像百货店，„„人们可去可不去；道家则像药店，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可以看出，作为“粮食店”的儒家思想，对于国家、民族是非常重要性，过去的人和当今的人都需要“粮食”。实际上，儒学很多思想还留在人们心中，例如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博爱之谓仁。仁，相当于西方的博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爱心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仁爱是人类生存的保证，是永恒的主题，从古到今都不会过时的。义者也是如此，是适宜的意思，合理的意思。这是动态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义也是永恒的。礼，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实际上，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际交往的形式与规范，只要有人类得地方，都是需要的。智，原先是指知道仁义礼，如今则把它解释为智慧、智力。信，则是指讲信用，也可以称之为诚信、信誉等。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讲信用都是最起码的道德。可见，儒家“五常”经过现代阐释，都是可以继承的，其基本精神都是可以用于现代社会的。
儒家讲仁政，以民为本，将仁爱精神贯彻在行政中，主要体现在公正上。公正原则也体现在义上，坚持大义，坚持合理性，是儒家构建并维护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也是儒家对和谐社会的贡献。
从春秋时期儒家哲学思想的产生，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今天掀起的儒家新热，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处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其现实价值和意义都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而这种主体地位的确立和现实价值的体现，均源自与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的现实主义、中庸主义、民本主义特点的和谐统一。先哲儒家思想基于具有的这类特点，使它超越一家思想、一个时代而凝固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文化核心。也就是说，先哲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它不仅在过去、现在发挥着重要做用，而且在将来也会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
第五篇：浅谈儒家与法家思想合流的渊源及现实意义
浅谈儒家与法家思想合流的渊源及现实意义
杨新年
（西南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 自春秋战国开始，儒家和发家就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法做出不同的阐释，他们之间的对立冲突与合流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历史，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礼仪，注重教化；法家思想看重法治，注重刑罚。两家思想曾经有过激烈的交锋，但最终又通过“引礼入法”、德主刑辅等方式实现了儒家与法家思想的合流，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因此，探究儒家与法家思想的合流对当今社会主义建设与司法实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儒家思想
法家思想
儒法合流 中图分类号：D909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的解析
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自创立之初几乎就是从相互对立的立场来阐述各自的主张，而他们的合流也是自他们的对立开始。1.1 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以“兴经”为 理论经，以“仁义”作为理论核心，祖述尧舜，师孔孟，是注重道德教化的学派。其法律思想包含以下内容： 1.1.1 仁治
儒家以仁为核心，发展了“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思想”。仁者爱人则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家庭方面，父慈子孝；政治方面，君待臣以礼，臣侍君以忠；忠恕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小人则应“恭、宽、信、慧、敏”。
“仁”以爱人为中心，以孝悌为根本，以克己终诉为手段，以恢复完善礼治为目的。仁本身承认爱之不平等性与等级性，提倡宗法，由亲及疏，由己及人。1.1.2 礼治
儒家思想强调礼的作用——以礼治国，寓法于礼。礼的核心思想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具体的行为规范。因此礼治旨在维持尊卑等级秩序，其内容有：礼下庶人；举贤才，打破世卿世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以树立道德榜样。而礼的具体实施则包括：以法正名；礼乐军法自天子出；亲亲相隐以包庇犯罪；反对立乱法、乱立法。1.1.3 德治
“德”是个人修养的集中反映，尤其是君主的修养。主张以道德教化百姓，从心理上进行改造，认为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绝不是法律制裁所能办到的效果。其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在政治经济方面提倡“先富后教，先慧后使，先教后使”；其二，在法律上要“先 教后刑，宽猛相济，以德去刑”；其三，在德治方面，孔子有“有耻且格”的思想，孟子则持“以德服人”的观点，而荀子则主张教化思想以改变人性之恶。1.1.4 人治
人治的核心在于人，重视人的道德发展，尤其是对君主的德行树立了较高标准，“人存政举，身正令行”是人治思想的突出反映。孔子孟子认为治国应该坚持为政在人思想，主张圣贤之治，举贤才官吏，圣贤决定礼治。而荀子则提出“有人治，无法治”思想，认为“君子，法之源”，“法者，治之端”。
仁，礼，德，人治四方面系统的体现了儒家法律思想，其着眼点在于否定社会平等，肯定人有阶级，并根据自己所处地位行礼。这四方面的思想自成体系而不是单独成章，因此对于人的约束也是涉及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借以维持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稳固。1.2 法家法律思想
法家，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学派之一，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学派的建树者众多，如商鞅、李悝、韩非、李斯等，他们的法律思想具体体现在他们所实施的变法强国的实践上：李悝卫国变法，吴起蜀国变法，商鞅秦国变法…… 1.2.1 法家先驱的法律思想
在早期的法家思想里，维护君权统治是其主要目的，法家改革通常会保证君主绝对的至高权利，以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也应该是法家容易被各国所接受的原因。如商鞅认为君主应该要有驾驭臣民的 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制度；此外，韩非认为应该“君主集权，以法独制”。
法家的早期代表大多主张成文法，注重治国策略：前有管仲反对“刑不可知”，子产铸刑书，后有邓析著“竹刑”、教授人打官司。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着成文法，主张以明确的法律条文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以限制统治阶级在行使法时的任意性。1.2.2 商鞅之法治思想
商鞅的法律思想更加注重法律的实践效果，而不是法律本身的善恶。强调君主的权利和制度的结合，以实现“缘法而治”，主要有以下体现：
第一，强调法、信、权的结合。法是国家颁布的法令，是国之权衡；信指示法一旦颁布就不能朝令夕改，保持法的权威性；权是君主所独有的集所有权利于一身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刑，一教，一赏”理念，旨在用法律统一人们的行为，将人们的行为、思想纳入国家法治当中；此外还有“任法、重信”，即法的事实与适用要“君臣共操”。
第二，重刑思想。重刑思想既是发挥刑罚的威慑力，对违法者施以重刑，以达到“以刑去刑，国治”之效。其思想基础是“性恶论”，即人性本恶，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因此可用刑赏统一人们行为的作用。故进而提出“轻刑重罚”的主张，如果很轻的罪都施以重罚的话就没有人犯罪了，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在法治实施过程中要刑主赏辅，借此减少施政成本，刑不善而不赏善。1.2.3 申不害的“术”治思想
申不害的法律思想主要集中在“术治”上。“术”指君主的治国之术，主要包含两方面：第一，“因任授官，循名责实”。既根据大臣的才能授予官职，并以其职责进行考评；第二，君主也应“藏于无事，以示天下无为”，即要求君主不将个人喜好示于众人，以免臣下揣测并从中渔利。
1.2.4 慎到之“势治”
势，指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定赏分财必由法，即以法作为赏罚的依据。其次，大君任法而佛躬为，即垂拱而治。最后，势位可以屈贤，权利是为服务国家、天下所设立的。
1.2.5 韩非之法律理论
韩非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总结前人之思想后，亦是提出部分新观点。总结前人变法的理论与实践，认为人性是“欲利自为”的，故提出了“人口论”，反对人民众而货财寡；另一方面总结了法的作用在于“禁奸，尊主，强国”，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此外主张唯法唯治，“一其宪令布之百姓”，在此基础之上继承前人重刑的思想，提出执法应该遵循“信”，并抱法处势而治。
法学理论里一大批的优秀法学家不断丰富、充实着法学理论，使得法理论成为一个时代的显学，他们功不可没。1.3 儒法思想的对立
儒家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法家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秩 序之行为规范，儒家以德教为维持礼之力量，法家以法律制度作为推行法律之力量，儒法之对抗，礼治、德治、法治之不两立，主要体现在礼与法，德与刑两方面。1.3.1 礼与法
儒家强调礼仪，礼之实质内涵为“异”，通过教化以伦理道德，以理服人来维持社会秩序，以实行王道。而法家强调法治，通过刑罚并施以制度法律，以力服人来维持社会秩序，以实行霸道。
首先，儒家之“礼”否定社会平等，提倡人有上下贵贱之分，各行各的礼，各司其职。此所谓“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贫富有度”。而礼之作用是“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名是非”。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去行礼，则国可治。而法家不否认也不反对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分别，法家注重的是法律政治秩序之维持，认为国治端在赏罚。他们也主张除国君外应该刑无等级，“不别亲疏，不梳贵贱，一断于法”，一以度量断之才可为治。
此外，在礼治，法治的具体实施上亦有明确的对立面：一方面，儒家主张亲亲相隐，以包庇罪；而法家实行连坐告奸之法，鼓励亲友间相互监督，举发。另一方面，儒家赞成以情断刑，即以犯人之社会地位判其罪行；而法家则推行行为等级，即使高官触发也要受罚。
总之，儒家注重“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并以具有差异性、因人而异的礼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而法家则欲以统一单纯的法律来约束百姓行为，主张法制 1.3.2 德与刑 一方面，儒法两家的立论基础有截然的差别：儒家实施德治之基础在于性善论，认为人人都可教化。并以为这一教化是使人心良善，是最根本的方法，知耻而后无奸邪之心。以德去刑是一种思想的治国方式，并认为德治为事前预防，是优于法之事后补救的方式的。法家的治国基础在于性恶论认为只有刑罚才可以约束人们不为恶。他们否认德化的力量可以治国，反对有人治而无法治、人亡政亡之法。法家追求一种长久治安的方法，并探索最快最有效之法来治理国家。
另一方面，儒家主张以德去刑，先教后行，以体现其仁；法家主张先刑后赏，以刑去刑，以立法之威严。
儒法之对立，除去上述礼与法、德与刑之间的对立外，还有体现在其他的方面：例如儒家思想之重要实施者为人，提倡人治，对统治者有圣贤和德礼之要求，以树立道德榜样。而法家则对统治者给与更多自由，对于统治者自身的素质要求也较低。再如，儒家主张教化，是一种智民政策；而法家主张“燔诗书，明法令”的愚民政策。如此这些都体现儒法家之间的对立，两极思想的交锋，促进了中国思想史的进步。
儒家与法家都是当时社会思想的杰出代表，是塑造中华法系的重要力量。作为一种统治政策，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可以说是各有所长，又独具特色，儒家和法家政治法律思想差异代表了中国先秦时期治国方略的不同路向,形成了德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不同传统,并奠定了儒法互补的基本格局。2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合流的具体内容
2.1儒法合流的发展历程
自秦汉后就以儒家经典学说为指导进行立法和解释法律并形成“春秋决狱”——直接以儒家经典作为司法的根据，在这一时期，礼不断法律化，法不断道德化，儒家与法家的思想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合流。这一时期儒法合流大致有以下几个途径：第一，总结先秦的教训，为儒法合流制造舆论。如刘向在《说苑》中对德与刑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夫刑德者，化之所由兴也。德者，养善而进阙者也；刑者，惩恶而禁后者也。”这一论述是针对如何建设长治久安的王朝而提出的。第二，通过注释法律和“春秋决狱”，融入儒家的法律观念。由于《春秋》的精神符合国家认可的法律意识，所以汉代盛行“春秋决狱”，根据《春秋》的精神解释法律，指导断罪量刑。董仲舒撰写的《春秋决事》受到当时执法者的普遍欢迎。大多数儒家的法律思想家和司法官员都持有“刑德两手并用”的主张，处理问题既诉诸道德的原则，同时又依靠具体的法律规范。
汉代所开辟的引礼入法等多种渠道，为儒家和法家法观念的合流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后的魏晋南北朝处于战乱纷争的状态，统治者为了自存和进取，都加强了立法活动，注意发挥法律的治国作用，同时依然坚持“礼德为主，刑法为辅”的指导思想。以晋朝为例，晋朝是由东汉末年儒学大族司马氏创建的，因此在法制建设上尤其致力于儒家化。比如，根据“尊尊亲亲”的思想在新律中规定“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汙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
儒法两家法观念的合流在唐律中得到最完善的体现：儒家倡导的“礼”指导着法律的制定，礼典、礼文直接入律，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礼和法这两个方面结合、互补，作为治国的原则，共同维护社会稳定。一直到1912年的辛亥革命，它们始终是历朝法典的两翼。这一合流使得中华法系独树一帜，深刻地影响着周边国家，在世界法制史上有着重大影响。
儒家法观念中的法是“潜在的法”，是尚未纳入法典体系之中的、作为人们公共行为的社会道德规范，而法家法观念中的法则是被概括为“实际的法”，也就是这种社会力量已被系统地纳入人们公共行为规范的法典体系中。当儒家倡导的“礼”的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渐渐结合进法典中的时候，两种法观念也就合二为一了。2.2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合流的必然性
儒家与法家虽然在形成之初的许多思想都有很多差异，但他们却是用不同的方法在完成同一个目的——维持社会秩序，维持封建统治，所以在历史的行进中，相互借鉴，相互合流形成“内儒外法”的法治模式便成为了历史使然。
儒家主张的是“贤人治理”，法家的法律思想主张君主的权势，并且以法予以保障。儒家强调君主的个人修养，寻找道德支撑，而法家则忽视法、律是否有道德的支持。以至于，法家的法律思想很容易导致“恶法亦法”；儒家则注重“法”与“礼”的关系，要求法符合进行祭祀活动“礼”中的亲情和温情关系。儒家学说在道德上为君主统治留下了难 题和隐患：“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可见，法家和儒家的法律思想存在针锋相对的对立，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又具有极强的互补性。
在统治国家的适用方面，儒法两家的主张也有很强的实用性，这是促进他们合流的直接原因。在和平时期，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非常需要儒家学说的支持，使得君主保持个人道德，也使国民修身养性，保证良好秩序，从而保证政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在征战时期，国家趋向统一和夺取政权的需求就可以从法家那里找到根据。对于本身就认为皇权至上的君主来说，在自己道德破败或者把道德抛弃时，法家的主张正好可以弥补统治方式上的空白。对于皇权来说，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正好可以满足其不同侧面的需要，正所谓，“威逼”与“安抚”相结合，服从于皇权的统治要求，维护君主的权威和统治，成为皇权社会统治者的思想文化工具，共同达到了“人治”的终极目标。也正是如此，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儒法互补，儒法交融，这才构成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核心理论。2.3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实现合流的可行性
纵然儒家与法家的法律思想有许多的对立之处，但他们的对立并不能阻碍他们的合流，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许多相通之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儒家与法家的核心思想皆来源于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正是由于儒法思想同根同源，才为秦汉以后儒法合流形成“外儒内法”提供了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荀子之“沟通礼法，德刑并重”思想起到桥梁作用，而荀子的俩徒弟李斯、韩非成为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也绝非偶然。
（2）儒法两家均主张君权集中制
儒家认为以礼之等级维护社会秩序是上策，君主处于等级金字塔的顶端，自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法家亦主张“势”治，认为只有君主拥有强权才可以实施法治，且法治的目的之一也在于“尊主”。
（3）儒法两家都提倡富民政策
孔子的德治是先富后教的重民思想，孟子认为“民有恒产而有恒心”；在这一方面法家代表商鞅在变法中鼓励耕作，开阡陌、废井田、平赋税等一系列政策以保民生。除此之外，韩非的“人口论”反对“人口众而财富寡”，也意在增加百姓的社会财富。
（4）儒法两家都是赞成成文法的
在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中，从未否定法之作用，孔子反对乱立法和立乱法，却不反对成文法；荀子则提出应该确定成为法，并严格执法。在法家思想中，不论是商鞅的“一刑”思想，还是其他的“唯法唯治”思想，都是以成文法为前提的，更有子产“铸刑于鼎”、邓析“刻刑于竹”表达了对于成文法的拥护。
自汉以后，儒法合流形成“外儒内法”的法制度在中国一直延续至清末从未改变，对中国的影响深刻而久远。3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合流的现实意义
儒家和法家思想的合流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中华法律的独有特色，而思想观念具有传承性，即使在数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明显在法制中感受得到儒家与法家带来的深刻影响，也必将渗透到未来。
在儒家与法家思想的合流过程中，出现了法律通过以身试法者来维护道德义务的规则制度，同时也受独特的农耕文化的影响，使得系统的民事法规几乎不可能存在，而过于强调统治的封建文化就更加青睐刑罚，借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法律只是用于维护秩序的残酷手段，因此凡是与法律有交涉的人都有道德问题，这一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也就有了人们不愿提起诉讼的现象，也为建设法治社会增加了一定难度。
同时，在漫长的封建制度里，长期以来的“德刑并举”、“德主刑辅”的传统使得“德本刑用”、“内儒外法”的社会关系调整机制从始至终都是有效而稳固的。以礼入法，使法律道德化；以礼入法，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绳；以礼移民心于隐藏，以法彰显善恶于明显；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貌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儒法合流是作为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传统。
儒家道德与法家法律的合流也为我们今天创设了一个经典的话题——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封建社会法律即道德，只要做有违道德的事就是违反法律，就应该受到刑罚处罚。判决是人与情的结合，法律符合礼仪，顺应人情，进而演化为立法精神和司法原则。直至今日，法与道德也不能做很好的区分。
自秦汉时的儒法合流、以礼入法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模式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在传统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社会结构之下，它的发生和存在有着其自身的合理性和价值；而在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的进入和传播以及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迅猛发展，如何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儒学与法学合流的产物无疑为这一探索过程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儒法思想已经影响着中华民主的思维数千年，所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抛弃这些思想。
放眼到今日，儒家与法家思想在当今社会中还是有很强的实践性。儒家主道德，法家主法规，而道德与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与维护具有互补性：外在与内在，刚性与柔韧……正是这种互补性决定了在我国法治国建设过程中结合两者的必要性。虽然衍生于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礼治”和“法治”与现代意义的“礼治”和“法治”有本质不同，但却与我们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着内在的联系。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强大思想保障，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化与制度化的具体体现。德治与礼治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他们相互作用可更好的完成治理国家的任务，加快我国法制化、民主化的进程。放在今天，我们更应该借鉴古人的思想精髓，将社会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法律相结合，更好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完善。儒法合流与中国传统法律演进的历史，是我们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面镜子。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推行社会法治法治早已成为时代 的呼声。但是在调整社会结构的时候也应该重视人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和突出，将儒家与法家的思想精髓作为调节，在此基础上寻找到一种恰当的社会控制方式。
儒家与法家的思想曾影响着一代王朝的兴衰，并在而今，他们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变幻，礼不断法律化，法不断道德化，儒家与法家思想合流的一大特色。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建设的今天仍然有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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