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八德与企业管理[推荐]

第一篇：儒家八德与企业管理[推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的冲突和文化的融合已成为当代中国企业家不可避免的问题。西方科学经管的方法一度曾给中国企业家面前一亮。在已经吸收和引进西方经管方法后，中国企业家忽然又发现西方那一套管理方法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本土企业。在解决了流程科学化的管理难题之后，由于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同，使企业陷入了一种没有活力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僵硬状态。于是企业家们又对西方管理方法发生了怀疑。不是全盘否定就是全盘肯定是中国企业家的通病。思考之余，我们在寻求一种更适合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之道。其实西方科学的管理方法并没有错，只是企业家在照搬西方那一套管理方法时，把中国传统的管理哲学给丢掉了。因为中国具有5000多年的文化历史。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经深深地被印上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烙印。这一烙印很难改变，所以在管理中国人时，首先是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的运用中国固有的传统哲学，然后才是西方管理科学。好的管理方法就是把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模式与西方科学管理方法有机的结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络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构建的道德伦理体系始终是中国人血脉里挥之不去的人文情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被新加坡作为治国方略加以应用。新加坡开国元勋，前总理李光耀在大量研讨中国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精髓归纳了八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被人尊称为“八德”。用“八德”哲学理念治理下的新加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使得弹丸之地的新加坡挤入了“亚洲四小龙”的行列，也使新加坡人共同价值观得到了很好的实施，令世界为之瞩目，由此新加坡也被冠以新儒学的实践者。其实在企业这个组织中，如果将这“八德”运用于管理中，也会起到很是好的效果，它是中国化哲学思维模式在企业中的具体应用。

儒家“八德”哲学理念应用于企业管理，有着不同意义的诠释。孝——企业员工道德行为的基础

“百善孝为先”，中国传统文化中把“孝”一直当成是中国人伦理道德的起点。对于何为“孝”，孔子曾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为孝不仅是人们所说的喂养，因为动物也有喂养之举。孝更是一种敬养，是对长辈的恭敬之心。可见，儒家思想所说的“孝”并不仅是对长辈的赡养行为，而更是衡量个人行为的心理状态最基本的标准尺度。孝敬父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爱心和有道德的最基本的衡量标准，连父母都不孝顺，就连文明的生活都谈不上，何谈敬业爱业，何谈爱护企业与同事，何谈团结互助，更谈不上尽忠报国的大孝。正象李光耀指出的：“孝道不受重视，生存的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而变得粗野。”

对于企业来说，孝道文化的体现首先表现为要热爱企业，这是作为员工的本份。一个成

功的企业，需要员工对企业具有很强的归属感，而这种强有力的归属感则建立对于管理层要拥有关怀、怜爱之心，管理层的孝道文化体现在关心下属、体恤下属，让员工体会到企业温暖。而对于员工而言对上级领导要有尊重之心，应该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组织活动，培育孝道文化还应该鼓励、支持员工与家人之间建立和睦、融洽的关系，因为家庭的和谐稳定对于塑造和谐、亲和力强的企业氛围起着很是关头的作用。企业文化的建设其实就是员工道德行为的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文化是企业员工道德行为的基础。孝道文化也可以引申为感恩文化，感恩也是企业文化优异的组成部分，有了感恩之心，企业员工的自我道德就会达到一种很高境界。

悌—企业建立团队精神的保障

《论语》“学而篇”第六句：“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中的悌在儒家文化中原意为对兄长的敬重，这里的悌在现实社会中可以引申为不仅是兄弟相处之道，还有夫妻相处之道和同事及朋友相处之道。

就企业组织而言，悌就是员工之间一定要相互帮助，相互友爱，象一个大师庭一样成员之间彼此体现悌的道德伦理内涵。悌文化的体现不仅在个人层面，而且还体现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的优劣，因为在一个企业中会以部门为单位、小组为单位，分别存在不同的大小团队，而这些团队的相互配合是团队建设的关头所在。倡导悌文化就会解决所有部门和团队始终把企业的整体利益成为所有行动的指南的团队法则。所以弘扬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悌”文化是构建体现团队精神的保障。

忠—是企业执行力的前提

《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其学生子张的一段对话：“子张问：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巳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令尹。何如？子日：忠矣。”意思是说子张问孔子：“一位叫做子文的官员多次当官，面无喜色，又多次被免职，面无怨色，前任所推行的政策，一定告诉新的人，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个人算得上忠了”。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的“忠”不仅是指常规意义上的愚忠和尽忠，还有“忠于职守”的意思。具体在在企业中“忠”包含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是忠诚于事业。每一个员工一定要做到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在工作中尽自己的悉数力量，做好本职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谨小慎微的工作状态。第二层意思是要忠心于组织，组织大到国家和企业，小到部门和班组，忠心表现在个人利益一定要服从集体利益。在关头时刻一定都要以大局和集体为重。爱国爱企都是以具体表象行为体现的，某种情况绝对服从也是忠心的体现。在日本，把“忠”运用到管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日本把“忠”、“孝”、“悌”联成一体，构成了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念。这

种价值观，在企业管理中，它要求每一个层次的负责人都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上级。这样大大提高了员工的执行力。应当看到，无论企业采取甚么样施来提高其竞争力，最重要的是这些措施能够得到真正有效的落实和执行，自的管理制度与经营战略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就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作用，执行力的高低是分出企业优劣成败的关键。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也说过：“微软在未来十年内，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执行力”。可见，企业的竞争力首先取决于企业的执行力，忠是提高企业执行力的前提条件。

信——企业基业常青的基点

诚信伦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企业的道德基础。在企业价值观的塑造中，“诚”是企业聚心之魂，“信”是企业立足之本，诚信理念是中国化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之一。也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我国古有“无信不立”之说，《论语》中孔子说：“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企业道德经营的必备要义。儒家常讲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的先决条件就是诚信。

诚信是我国传统的商业道德。早在战国时，对商业活动就有“市价不二，国中无伪”的要求。在商业发达的明清之际，商家无不标榜诚信，也大都“以儒道经商”。

晋商与徽商就是中国古代以诚信经商势力最大的两股商业力量。梁启超说，“晋商笃守信用”，徽商亦“贾而好儒”，能够“以诚待人，以信接物”。良好的信用文化成了商家们的成功之道。

诚信是现代企业的黄金品牌。时至今日，许多知名企业已经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海尔的高层管理者将不合格的冰箱砸掉，就是要实现对市场、对消费者的承诺“决不让一件不合格的海尔冰箱流向市场”。“诚信”是品牌，也是无形资产。国际上许多大企业都很重视诚信伦理。比如，IBM把诚实作为企业的座右铭；松下公司把“赢得人们的信任”作为企业的价值观；诺基亚把“科技以人为本”作为自己诚信的实质。

企业诚信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成功的基础，企业诚信是指企业在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中要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并以此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是企业确立价值观必须纳入的内容。当前中国企业一个凸起问题便是诚信缺失。企业“诚信”缺失危害很大，企业诚信缺失影响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以至是许多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因为诚信缺失，致使企业品牌一夜倒塌。作为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三鹿和如今的双汇就是最好的明证。加强现代企业诚信文化建设确立以诚信为核心的企业价值观是企业基业长青的最基本保证。

礼——企业行为道德的规范

儒家思想很是重视礼的构建，孔子认为礼是社会秩序的基础。礼也有两层意思，意识规

章制度，二是人与人的礼节礼仪，对应于企业来说，礼也表现为一方面员工应该遵守各种规定，遵纪守法。另一方面学会接人待物的各种礼仪。因为这代表一个企业的形象。其中约束与规范是“礼”的管理功能之一，儒家管理强调道德的内驱力，道德的自律与自觉，但也不忽视管理的约束机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中的“齐”就是约束，即用“礼”来约束人的行为，“礼”是人的行为指导。在现代管理中，约束是经由过程规章制度来实现的，因此建立合理的、科学的、系统的、适用的规章制度是现代管理中不可缺少的。规章制度一方面要具有约束性，但绝不是为了约束而约束，约束的目的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达到人的行为的自觉性以及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有序和协调，从而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礼”是企业行为道德规范的体现。

义——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孔子在《论语？里仁》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说君子以坚持道义为快乐，小人以逃逐财利为快乐；在经济关系上，义是处物质利益关系的最高准则，所有道德的人都要遵守，做到在物质利益前不做非分之想，不贪不义之财。《论语》中还有许多关于义利观的论述，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等，都是主张先义后利，强调经济生活的道德原则，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精神价值重于物质价值。这里就包含了把义和利统一起来的思想。并且认为“义”重于“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孔子提出“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原则就是中国企业如何在发展的过程中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也是企业树立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在孔子的伦理道德论述中，以“义”作为评判企业和人的行为的道德原则。这里的“义”就是一种社会责任和企业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企业只看到面前利益。而没有考虑它所承担的“义”。没有履行它的社会责任，没有体现它存在的价值，必然会遭到市场的抛弃。

例如：“三鹿奶粉”和“双汇事件”就是把利放在了第一位，而把义丢到了脑后。中国企业在逃逐利润的同时，必须坚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以牺牲道德和消费者利益换取利润，最终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义利观”伦理道德是企业构建核心价值观也必须遵循的哲学理念。

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廉也是儒家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道德之一。“廉”作为古代为官者的道德，有清正、收敛、俭朴、明察等多重涵义。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就是说，如果执政者带头做到公平无私，那么下面的官员就不敢以权谋私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官者的伦理行为昭示着社会的伦理导向，是整个社会道德的表率。

在企业中廉洁自律是企业公平、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在企业管理中，廉洁文化还有俭朴的涵义。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俭朴也是一种人生观、生活态度和行为规范，俭不完全是为了节省钱财、过穷日子，俭最重要的作用是可以保持人的本真生活状态——纯朴。有了俭，就有了勤奋，就有了时间，有了精力，就能勤勤恳恳地干事业。在企业中廉文化建设要大力倡导重节省、戒吃苦的生活方式，增强职工节省意识，并把它体现在工作决策上，体现在工作实践中和生活细节中，极力让俭朴成为一种风尚，成为团队发展进步的标志。没有廉洁，没有俭朴，企业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耻—企业家及员工做人的底线

耻在儒家思想中就是羞耻和知羞改过的意思。孔子认为凡是不合道理的事，违背良心的事情，绝对不做。人若无耻，等于禽兽一样。另外孔子特别强调知耻改过的道德拯救。孔子说：“知耻近乎勇”，知道毛病就去改过，为当所为，也是勇的表现，所以耻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做了耻事的人没有悔改之意。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家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一定要担负起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不做违背社会公德、违反国家法律等各种毛病行为。对于员工来说一定要自尊自爱。对于企业管理来说，企业家及员工要在知耻的基础上建立敬畏之心，中国的有些企业家群体一旦成功以后，就变得自信满满，忘了谦虚，忘了知耻，完全丧失了中国人历来特有的敬畏之心。结果企业开始做一些与社会道德相违背的羞耻行为，致使企业一败涂地。在企业管理中一定倡导员工以愚昧无知为耻，以好逸恶劳为耻，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骄奢淫逸为耻。凡是不合道理的事，违背良心的事情，绝对不做。知耻和不做违反道德和法律的事是企业家和员工做人的底线。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精神成果，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习俗、观念形成了几千年的主导作用。儒家倡导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是古往今来的许多政治家治国的政治追求，也是中国人构建道德伦理的崇高理想。儒家固然存在封建历史的局限性，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哲学思想，“八德”思想精髓是企业从人的心性本质而建立的道德行为约束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优异中国传统文化根植在企业管理中最成功的实践探索，也是中国化管理哲学理念重要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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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企业管理与道家儒家法家思想

企业管理与道家儒家法家思想

道家思想：清净无为，遵行客观规律。

儒家思想：“人之初，性本善”，注重教育启发，主张和谐。

法家思想：“人之初，性本恶”，执行文化，一切按规章制度办事。

企业管理从层次来看主要分三层，通常都叫高层、中层、基层，不同的位置要有不同的心态和性格，好的团队应该是什么样的性格呢？

高层管理人员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决策层，是把握企业前进方向的舵手。应该具备道家清净无为的性格，无为不是碌碌无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遵行事物发展的客观。要有战略的眼光去思考问题，去思考为与不为的界限，比如法律、成本、规划。一般而言，那些不为的是无害的，但机会成本绝不能忽视。如果不为是因为弱点导致表现不佳，就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变、提高，如找一个互补的合作伙伴，甚至变换一个职位。

中层管理人员是连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基层管理人员及一般员工的纽带，是贯彻企业经营战略的关键。中层管理人员应该主张儒家思想，即中庸和谐，沟通上级、下级，也要平级沟通，企业的和谐主要是依靠中层干部来实现的。中层管理人员要能理解企业高层的决策，还要依靠技术技能给予下级专业技术上的指导。儒家思想的主张逐渐成为技能要求，流行的“木桶理论”刚好可以用来寻找中层管理人员在管理技能中的不足，通过培训可全面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整体绩效。

基层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是企业组成的重要基础。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态度往往也决定了他们的工作业绩。法学思想主张一切按规章制度办事，强调执行力，正是日常工作顺利开展的保证。基层每一个员工都应该做好本职工作，在本职岗位上争创一流，任何岗位上的一流员工对于企业而言都有最宝贵的财富。

易经告诉我们要讲究平衡，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样是一个平衡的过程，公司与员工、员工与员工、公司与客户、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等，在一个团队里，管理者既需要魄力和权力，更需要胸怀和宽容，人与人之间需要个性互补，能力互补，知识互补。在企业不同的管理层具备不同的个性思想，交溶互补，这就是梦幻团队。

第三篇：儒家与经济自由

儒家与经济自由

“天何言哉”和“惠而不费”

儒家的一个基本哲学精神是什么？

儒家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传统，最可贵的是，对格物致知的有限性有深入理解，对非经验部分非常谨慎，保持敬畏。这导致了一种自然秩序哲学。

《论语》记载：“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以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段对话非常精彩，自然秩序就在那里，遵从它就够了。这包含着儒家社会治理的基本思想，与经济学的基本精神一致。本文侧重讲经济自由与经济制度。

由于儒家有这种自然秩序哲学的取向，必然导致经济自由制度的取向。这种自然秩序的原则用到社会中，其倾向就是让社会自己运转，尽量不要干预。

孔子主张政府惠而不费。“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老百姓认为什么有利就让他们去做，这不就是惠而不费了吗？老百姓认为市场有利，就去交易，进行平等谈判，自愿达成契约，不要去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收益大，成本低。在儒家学说主导的两千多年，这是基本原则。

多年前我很奇怪，儒家怎么会有经济自由主义？后来看了侯家驹先生《先秦儒家的自由经济思想》一书，又读了儒家原典，就知道儒家主流就是主张经济自由的。

轻徭薄赋，尧舜之道

老百姓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就像斯密所讲的看不见的手那样，整个社会繁荣起来。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费用，而是说费用很少。它导致轻徭薄赋和小政府。

轻徭薄赋是儒家一贯的主张，反对加税。孔子的学生冉求在鲁国帮助季康子聚敛税赋，孔子说，冉求哪里还是我的学生，对他要“鸣鼓而攻之”。

孟子讲过“百里可王”。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就可以做王了。轻徭薄赋会激励生产，老百姓能获得所创造财富的较大比例，人们会从四面八方归往过来，这个政治领导人岂不就是王了吗？

儒家知道，税赋不可少。他们承认有王和国家，承认一套社会制度，这套社会制度要有费用，提出了类似于最佳税率的概念，叫“尧舜之道”。政府要提供公共物品，但花的钱应该恰当，多了少了都不行。

白圭问孟子：“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税率5%，怎么样？孟子回答说：“子之道，貉道也。”貉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名字，按当时的说法是蛮夷。孟子说“你这是蛮夷的作法。”

孟子问：“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一个国家很大，只有一个人做陶器等生活用品，行不行？不行，不够用。蛮夷不种五谷，主要是打猎、采集，农业上不发达，“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飱”，这些都是有形的和无形的公共物品，“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5%的税率是合适的。但“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在中国，没有礼乐制度和政府结构不行，所以如果采用5%的税率，太低了，不可以为国。

孟子接着的一句话很精彩，“欲轻之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尧舜的税赋是多少呢？十税一。按现在经济学的说法是“最佳税率”。著名的拉弗曲线讲，有一个税率能使政府收入最大化，同时社会福利也会最大化。低于最佳税率，就是蛮夷。

孟子接着说：“欲重之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桀就是夏桀，暴君。如果税赋多于1/10，就是暴君。尧舜之道是最佳的税率。在孟子那个时代，觉得恰当的就是十税一。当然不能太拘泥，不一定是十税一，后来中国的发展也未必如此。如果国家比较大，公共物品就有规模经济性，平均成本就会低，税率就可以更低。比如汉景帝时是三十税一；又比如清代的田赋大约5%。康熙时推行“摊丁入亩”，并承诺“永不加赋”。有一项对清代田赋的研究说，到了清未，实际田赋也只有2~4%。

不与民争利

再一个原则是“不与民争利”，在儒家的传统中这是很强的观念。

《史记》记载，春秋战国有个叫公仪休的人，在鲁国当宰相，当大官后回家，看菜地里种着菜，就把菜拔掉了，看老婆织布，就把织机毁了。为什么？他的道理是，我当了官，政府给我奉禄，就不应做这些事。种菜织布拿到市场上卖，我的东西卖出去了，可能别的老百姓就卖不出去。这就是与民争利。这个故事很有名，“拔葵去织”是一个成语。

这个原则在后来的多次辩论中都被提出来。比如在汉代《盐铁论》的争论中，在北宋新旧党的争论中，都会提到这个原则。如果有人提设立官营的工业，就会有士大夫站出来说，这不对，是与民争利。

总体来讲，儒家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取向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取向。这是一个基本结论。

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取向，会使一个社会更有效率。里面包含有多层逻辑。第一层逻辑是，如果老百姓之间自由交易，自愿达成契约，这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自愿的，交易或契约就会缺乏效率。

新古典经济学讲，自由自愿的交易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交易，定价就不在均衡点上，交易量也不均衡，不是有过剩就是有短缺。政府制定价格，可能低于均衡价格，但会导致供给减少，需求不能被满足，整个社会就会丢掉这么大一块福利。所以只要是自由交易，会带来财富的增量；整个社会这样的交易越多，效率越高，社会越繁荣。

更一般地说，这就是一致同意原则。只要一致同意，就会达到更高效率，叫做“同意即最佳”，只要这个交易是双方同意的，就是一个最佳结果，对应的就是帕累托最优。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在这个基础上，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社会就会导向效率更高的结果，比如说，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如果是一个奉行经济自由的社会，它的分工会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计划经济的分工和专业化就很难发展。我的博士论文《分工与交易》就是讲计划经济时期为什么无法推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经济自由还导致社会的制度不断演进，变得越来越有效率。比如交易制度演进，一开始是偶然的交换，后来发展出集市交易、定期交易、专业商人、大型百货商场、连锁店和贸易中心，等等。随着交易的进行，有关交易的制度不断演进。金融市场能更容易看到这种制度发展：如金属货币、纸币、股票、存款、贷款、期票、汇票、期货、期权等等。

简单地讲，经济自由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基础。经济自由主义的表层意思是给个人经济自由，尊重市场，小政府，轻税赋；深层含义就是遵从自然秩序。我们注定不能完全了解这个社会、世界、宇宙；当我们不知道、没把握时，只能对自然秩序保持一种敬畏的态度，尊重、畏惧它就够了，它自然会给我们一个好的结果。自然秩序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带来好的结果，这是一种信念，不是人的理性计算所能把握和预料的。经济自由主义更深层次的思想，是一种哲学。

我比较早地对儒家感兴趣，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我1993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先秦哲学和现代制度主义”。前些年，我写了一篇短文叫“天何言哉”，用孔子这段话来总结改革的经验，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天何言哉”。不是政府有多伟大，而是我们遵从了这样一种自然秩序，是政府明白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慢慢地从市场领域退出，“不与民争利”所获得的结果。

总结如下：儒家主张的是遵从自然秩序的原则取向，强调的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强调的是“轻徭薄赋”，强调的是最佳税率，强调的是小政府，也强调“不与民争利”。

儒家自由经济思想的实施与传播

儒家的这些主张，在成功的朝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实施。如清代的税赋很低。康熙以后不收人头税，只收田赋，摊丁入亩，大约是5%的税率。一个儒家主导的社会经济秩序，基本上是市场经济和强调轻徭薄赋、小政府的秩序，人们有基本的经济自由。

当然历史过程中穿插着有暴政，有很多介入和管制。秦就是暴政，税率可能有30%。再比如隋，有那么多公共工程，税率也很高。汉武帝时期，因为任用桑弘羊这些人，搞官工业，各种政府干预，都有问题。

中国历史以儒家主流为主，但其间有些曲折，宋有王安石变法，是很糟的“变法”，一个很重要的取向是聚敛财政收入。它的结果不好，税率上来了，税收总量并没有上来。儒家旧党反对王安石，认为这样做是不符合儒家原则。

同时，历史有扰动。宋代海外贸易非常发达，尤其在南宋，被挤压到南方，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开辟。宋以后，元明清也有大量海上贸易。主要的货物有瓷器，包括现在大家非常热衷的青花瓷，还有丝绸，茶叶等。但其间有海禁，原因不是因为反对自由贸易，而是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军事原因。比如有海盗。

儒家的一些思想曾影响欧洲。这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可以证明。我的一篇文章叫“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1993年在《读书》上发表过，有比较完整的叙述。在十六、七世纪，有大量欧洲传教士到了中国，目的是传播基督教，同时了解和学习中国的文化。他们把中国的这些思想传到欧洲，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欧洲当时处于启蒙时代，启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国的儒家、道家的影响，一部分来自中国的思想资源。

有一本书叫《中国：欧洲的楷模》，是马弗里特写的，有大量记载。我在芝加哥大学找到过英文版。上部分讲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怎么通过传教士传到欧洲，有很多笔记、信件，在欧洲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影响。下卷是魁奈的一本书，叫《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这本书对中国的思想和制度有一个相对全面的梳理，当时欧洲人很激动，接受了很多这样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内容就是有关自然秩序的哲学，对欧洲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魁奈一直在关注中国，但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前七章，按照现在的学术道德讲知识产权，很成问题，大量剽窃了一个传教士有关中国的叙述。只有第八章是他自己写的，讲到了中国这套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所以，儒家的这些思想非常实际地影响到了西方知识界和西方经济学的建立。经济学是在实际上实现过中西汇通的学问，不是牵强附会地说这两种文化传统很相似。这是历史，有案可缉，没有猜测成份。当时西方世界称魁奈为西方的孔子，他接受了许多孔子的思想。

中国的历史，儒家只是断断续续地占主导地位。期间有大量其它思想也在起作用。文景之治是道家思想起主导作用的，汉武帝后，儒家的影响才逐渐大起来。魏晋南北朝到唐朝，宋儒崛起前，佛家思想占优势地位。法家也在不断起作用。

在汉武帝时期，因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有了一定的国力以后，想去打匈奴，就要聚敛财政收入，桑弘羊要求盐铁专营，办官工业，一套官僚垄断的制度就建立起来。汉昭帝时爆发了盐铁会议的争论。文学贤良们反对桑弘羊这些官僚阶层聚敛更多财政收入用于军事开支的主张。《盐铁论》把这场争论记录了下来，它反映，当面对官僚垄断时，儒家主流精英们会奋起捍卫儒家的基本原则。盐铁会议后，汉朝政府取消了对酒的垄断，也部分取消了盐铁专营。从长期来看，汉以后基本形成了市场经济制度和较低的政府税赋的经济结构。

所以，不能排除历史上会出现政府干预的事情，但总有争论，通过这些争论，能看到儒家这些原则总是存在。

浙东学派与儒家主流

儒家里有一派叫浙东学派，有陈亮、叶适等，强调儒家的功利主义层面。如果义是对的，必然有利；既然正确，就应该有事功。有一本书叫《功利主义儒家》，对此做了专门讨论，作者叫田浩。功利主义儒家不算主流，他们强调义利合一，义利并举。有点像墨子讲的“义者，利也”。一件好事，它必然有利。

儒家主流也承认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它承认老百姓的利，也承认君王的利。孟子劝梁惠王行仁政，梁惠王说，他不能行仁政，因为“寡人好色”。孟子说，你好色没关系，只要承认老百姓也好色就行。他又说“寡人好货”，孟子说，你好货也没关系，只要承认老百姓也好货，就能行仁政。

儒家不是禁欲主义，承认欲望，承认功利，但不以功利为最高目标，要超越功利。义利之辩，在义和利之间，更强调义。这是朱熹和陈亮之间的微妙区别。

朱熹和陈亮辩论，陈亮说：“功到成处，便是有德”。朱熹说，“固是得道义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两者之间区别很微妙，但也很重要。

陈亮讲的义是形而下的，经验的，是人和人互动形成的均衡。“义者利之和”，有着利益冲突的人之间达成的均衡就是义。在互相冲突的个人之间，找到解决方案，一个均衡点。很了不起，这也是制度经济学强调的好制度的一个特点。

但是这个“义”跟朱熹所讲的“义”有所不同。朱熹讲的是超越的义，这个义是经验所不能或较少体会到的，必须从整体主义的角度，超越地去体验、发现。

如果只有经验推导的形而下之义，这个社会不可能整合得很大。没有超越的义，没有宗教性，国家与文明不可能整合得很大，只靠经验是不够的。所以，超越的义有某种性质，会带来一些和利不太相同的结果，但它肯定代表更大人群的更大的利。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朱熹讲得更对。现代经济学发现了市场失灵。再扩大一点说，就是个人主义失灵，仅从个人的成本收益角度去衡量事物，可能会出错。这就是朱熹所说，也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要有其它方法来补救。或者直接靠道德，或者借助于政府。而政府也可能失灵，人们不可能完全监督政府，所以最终还是要靠道德，也就是靠“义”。

用简单的数字比喻，陈亮是说，义和利100%一致；朱熹是说，义和利在99%的情况下是一致的，但在1%的情况下是不一致的。这是他俩的区别。这1%就是市场失灵，个人主义失灵。但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是解决那1%的情形。所以我说，朱熹所代表的主流，比陈亮的更接近正确。

但是，就是这些功利主义的儒家，会在某些时候起积极作用。他们和斯密思想更接近，斯密思想基本上是形而下的。斯密也有义，就是《道德情操论》里的道德，即大家为了自己的利而去达成道德上的均衡，达成一种对道德的遵从。但是它基本上是形而下的道德，是人互相多次博弈形成的一种道德均衡。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人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没有引进“上帝”。

斯密思想对于欧洲中世纪神权压人权的状态就是一种反抗，这是他的合理性。神权压人权含有某些人的特权在其中，如教会的特权。斯密的自由主义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一是老百姓要理直气壮地争自己的利益，还一个含义就是打破强权集团对利益的垄断。

浙东学派也这样。改革开放后，为什么浙江发展得比较快？和浙东学派的传统有关。但我要强调，这个社会和世界还有很多东西超过我们的理解，所以我们不能仅遵从经验，也要遵从超越的理解，要逐渐走向儒家主流所主张的义利之辩。第一承认功利，第二淡泊功利，最后是超越功利。这是一种恰当的态度。

所以通过儒家主流和功利主义儒家的辨析，儒家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浙东学派有着微妙的区别，也和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有微妙的区别。它在强调利和由利驱动的自然秩序时，也强调超越的义。但它不把超越的义太夸张，只是说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

这就是儒家对社会秩序，经济制度、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一个与现代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稍有区别的儒家的经济自由主义。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选自作者新近出版的著作《儒学的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首发于2015年11月28日《南方周末》时略有删改 ]

2015-11-30

中评网e 首发

第四篇：中国优秀的儒家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企业管理有机结合

中国优秀的儒家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企业管理有机结合，是摆在中国企业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已有很多经济学和著名企业家为企业文化下了很好的定义：创新是企业文化的灵魂，“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的精髓”,“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诚信是企业文化的基石”，“企业文化大有可为”……我认为中国优秀的儒家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企业管理有机结合，是摆在中国企业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偶看新闻，介绍兖矿集团鲍店煤矿以德治矿的企业文化理念，深为他们在这方面作了长期的探索而感动，为此把所感、所想、所悟写出来，与诸多学者、老师、同仁共同切磋探讨。

一、“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的精髓

以人为本在中国早就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儒家、道家、诸子百家等一些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都有非常大的借鉴价值。比如儒家的重人、重信、重义、重情；道家的以柔克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及几千年中国人民信奉的“孝为本、礼为先，俭为上，勤为根”；“长者视为父母，壮者视为兄弟，小者视为子女”：“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成由勤俭败由奢”、“俭节则兴”、“淫佚则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上下同欲者胜”、“和气生财”、“卖大馒头的赚钱”、“童叟无欺”等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派别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广大人民的共同主张和认可的充分体现。

现今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民营经济、个体经营者、民营企业家。特别是对一些正在发展和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管理者来说，在管理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同现代企业管理真正结合好，企业才能长治久安，稳健发展。现在鲁宝在这方面做的还很不足，特别是在员工培训、教育方面做得很不够。要真正使员工爱岗敬业，以厂为家，就要尽企业之所能，为员工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鼓励员工学习，要制订出一系列的鼓励员工学习的政策。使广大员工认识到：“今天学习是为了生存，明天学习是为了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员工和管理者的关系是雇佣关系，如何能使员工由你让他们干好和他们心甘情愿的自己干好，使他们在厂同在家里一样，把厂家的事当成自家的事。制度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要，但还必须有一些情感因素在里面。

以人为本，关键在中、高层管理者。总裁、老板、经理、主管、部门负责人，车间主任等，不但是领导者，而且在行为规范，道德等方面都应是表率。我有一位朋友，曾是一局局长，挂在他嘴边的是“人情味”，他说在中国干什么事都离不开“人情味”。我认为一定要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消化、吸收，用到工作上。就必须有一些友谊、人情味、和谐的关系，这些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优秀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很值得我们保持、继承和发扬光大。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有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

二、管理者必须具备人格魅力

对企业而言，企业文化是企业目标、任务服务的，管理的目的是实现企业目标，完成企业任务，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管理者的品德——也就是人格魅力，在这一过程中能起的作用是关键的。“管”包括管人、管财、管物；“理”就是理顺企业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关系，协调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利益。

无论大的企业，还是小的企业，一个企业的兴亡，都深深打着企业领导人的烙印，“兴于斯、亡于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某某企业，有某某人的影子。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一个真正能够为企业服务、为员工服务、对企业负责、对员工负责的管理者，除了拥有现代化的管理才能和应该具备的良好的个人品质，具有一个管理者必须具备的人格魅力，一个企业的管理者的人格魅力，打动人、吸引人，赢得被管理者或你的下属的依赖、信任。他发出的号令，才有感召力，才能一呼百应，令行禁止，而感召力的产生，只能来自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即个人品德、情操产生的一种亲和力。许多条件下，这种管理者个人品德、情操产生的亲和力与管理之下权力所产生的效力成正比、亲和力越强：反之，则亲和力越弱，管理所产生的效力减少。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亲和力，就不会产生凝聚力，一个企业没有凝聚力，怎能产生竞争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又怎能有生命力呢？

特别是民营企业，亲和力凝聚力尤为重要。在一些民营企业承包老板眼里，企业是个人或家庭谋福利的工具，这种企业私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导致员工很难跨越血缘界限对企业有所认同，老板不注重自己在员工心中的形象的树立和人格魅力的培养，管理者大多急功近利，员工不可能对企业产生较高的忠诚度。

上下五千年，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如今，历代都倡导领导者以必须加强个人修养，倡导领导者必须注意养成优秀的品格，都推崇领导人以德服人，公平公正，光明正大，胸襟坦荡，勤政廉洁。

总之，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使管理工作在下属和员工积极努力下做到位，产生应有的效力，企业一定将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益。众所周知，第二次大战以后，尤其是1955年以来，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紧接着是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韩国的崛起。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这些国家和地区迅速改变了落后的面貌，成为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被世界公认为另一个世界经济奇迹。

引起举世瞩目的另一个事实是，在推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正在极巨变革和迅猛发展之中，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华大地迅猛发展，并且实力大有同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一争高低之势，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显着增强。在二十一世纪，东亚地区将可能由于中国的崛起而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为什幺东亚地区会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最活跃、最生机勃勃的地区之一呢？它们的文化背景是什幺，共同的管理思想和经营特色又是什幺？ 从文化的角度来进行考察，人们会发现这一地区的共同特点就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经营管理都受到中华民族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它们都善于把当代西方科学的管理与东方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经营思想与管理模式。所以西方学者把中国、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定为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创始人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是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提倡“仁爱”、崇尚：礼仪“，主张以德治国、以民为本。他所处的时代是百家争鸣、学术繁荣昌盛的时代。他以天下为己任，周游列国传播自己的学说。加上后人的不断补充，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其中包括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儒家思想体系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也是华夏民族几千年来传统美德和行为规范的重要基础。其精华部分已经日益显示出对现代经济、现代管理和现代人类文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从实践中看，日本具有特色的企业管理是日本成功的重要因素。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各国先进文化的民族，在管理中既吸收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也汲取本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事实上，儒家文化对日本企业界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日本的许多企业家把儒家思想，比如“以人为本”、“任人为贤”、“贵在人和、”“敬天爱人”等作为企业的经营信条。日本实业界号称一代霸主的著名实业家社泽龙一写了一本《论语加算盘》的著作，总结自己成功的经营之道就是一手拨算盘、一手捧《论语》。既讲精打细算的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二者相互补充，大大有益于事业的发展。他的著作和成功的实践经验对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有相当大的影响。儒家文化对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地的影响更加直接。香港著名企业家李嘉诚自幼熟读儒家的经典，并且把儒家的思想用到了经营当中，讲求“信用”、“意气”，讲求“忠恕”之道，被称为一代儒商。新加坡内阁咨政李光耀，在谈治理新加坡经验的时候说：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那幺我们是无法克服过去那些困难的。四十年的治国经验使我相信道德、价值和伦理规范，对建设一个健全稳定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许多陈腐的观点，以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受到冲击，同时出现了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赚钱的现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道德滑坡。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是不是发展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呢？发展市场经济是不是一定要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呢？是不是一定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一些明智的企业家越来越认识到讲求“诚实”、“信用”……等等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视企业文化与道德风尚的建设，出现了一批新的儒商。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及其丰富。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有些观点是已经陈腐过时而成为禁锢人们头脑的枷锁，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糟粕。因为儒家文化根本上是一种农业社会的文化。在管理方面，它强调的是家族式管理，不是民主的管理。它是一种家长制，这种家长制与现代企业管理是完全相悖的。它强调人生依附观念，强调人治，强调中庸，反对竞争原则；同时，儒家还主张崇古和繁文缛节等等。这些思(续致信网上一页内容)想是同市场观念和现代企业管理相冲突、相矛盾的。不过，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具有生命力的永恒的哲理和精华。比如，儒家非常强调人的进取精神，强调社会的责任感和仁爱精神等等。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条分缕析、去污存精，将科学合理的成分接纳到现代管理当中，形成更具东方式的管理模式，同时也有可能为当代管理理论与管理哲学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面对现代企业管理，儒家文化又能够提供我们什幺呢？ 首先，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治理国家应该以富民为本，“民为帮本，本固帮矣”。人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然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了创造财富的人，不懂得社会经济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

在企业管理当中，也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东亚一些国家继承儒家学说，在企业经营当中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重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其次，儒家主张以义统利。

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孟子说：“先义后利”，以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反对为富不仁。

如何认识“义”和“利”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人极力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儒家倡导的“义”是指整体的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而是主张正当致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企业也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的因素，必须肯定。但是，对于任何事物都不应过分强调，如果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的自身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儒家强调“义”恰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在经营管理当中，一些企业家汲取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结合起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第三，儒家主张以德服人。

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这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孟子也曾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孟子·离屡上》）。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使人们高兴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孟子又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显然，制度、法律、规范应当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

第四，儒家强调“仁者，莫大于爱”可见，仁的核心是一个“爱”字。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在家庭当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弟”（《礼记·礼运》）形成一种融洽温馨的亲情关系，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就整个社会来说，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强调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崇尚“仁爱、礼仪、忠恕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以及日本的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这正是东方管理的一大特色。在美国曾经轰动一时的一本书《掌握人性的管理》，提出激发员工的不二法则就是“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该如何对待别人”，这一被誉为管理的黄金准则，恰恰是孔子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第五，儒家主张以信取仁。

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人与人交往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

“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实守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过去，我国许多个人小商号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牌子，作为他们的经营信条。弄虚作假、欺骗顾客、不履行契约的企业，是难以长久存在的。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事实上“诚信为本，信誉第一”已经成为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同时，诚实与信用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精神支柱。第六，儒家强调勤劳节俭。

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克勤与帮，克俭于家”。中华民族勤劳节俭的这一优良传统，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每一个炎黄子孙，不论是读书治学，还是经商称贾，共同的特点都是十分勤奋刻苦，发奋图强，吃苦耐劳，并且也是比较简朴，处处提倡节约。勤劳节约的价值观念是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因为任何企业都有把效益放在首位，都有一个如何激励人勤奋工作、奋发向上的问题，都有一个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的问题。第七，儒家强调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这几句话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首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首先要正己。

作为一个领导人，应当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个方面率先垂范，为人表，严格要求自己。这也正是作为现代企业经营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第八，儒家注重重才尚贤。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选士用能不拘长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等。这些论述可以用于充实现代管理理论，用于经营管理的实践之中。

第九，西方人强调人的自身价值，强调个性的自由；儒家主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家、国、天下四者统一起来，在社会整体中建立个人的价值。强调培养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崇高的人生价值的追求。从总体上说，儒家强调的是整体，也并不忽视个性。以后历代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而使个性受到了压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强调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但也出现了一些过分贪婪、自私，对社会以及企业漠不关心的倾向。所以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的群体意识和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高度责任感，处理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在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基础上，增强整体的凝聚力，强调群体意识与团队精神，强调实现个人价值与奉献社会相融合，这也正是东方式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

儒家文化不仅从伦理道德、观念意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和管理哲学等方面为现代管理提供了有益的成分，而且古代儒家学说中还包含了许多对管理活动的直接论述，如：“应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举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之道；“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中庸》）的预测观点，以及许多关于决策和战略决策的精辟论述，至今仍被一些企业家所研究和学习。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是人们在共同的生活中经过提炼和生化所形成的社会习俗、价值取向、道德规范、行为准则、观念意识等的总和，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一个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存在几千年，是因为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可以认为，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它积极的、合理的因素，都是世界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肯定某一文化或否定某一文化，而是应该站在一个高处，兼收并蓄，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管理要求出发，博采众家之长，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来丰富现代管理理论，推进东方管理科学的发展。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历史的产物，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因此，根据这一点，有人把儒家文化称为农业文明，或是封建文化；把西方文化称为工业文明，或是资本文化。事实上，这种划分颇值得商榷:首先，一个民族文化的主流与核心部分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人类文明的结晶，这部分具有相对稳定性；其次，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也是不断发展、充实和不断完善的。只适应某一历史阶段需要的过时的东西，自然应该被淘汰。中国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同样面临着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进行提炼、重塑和发展的问题。所以就要以宽阔的胸怀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又要使儒家文化的优秀部分得以发扬光大，并且走向世界，为当代世界科学文化和管理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猛进如潮的二十一世纪，儒家文化必然会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越来越深远影响。

首先，儒家管理思想对日本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日本虽然与中国一衣带水，属于不同的国家，但同处儒家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旱可以追溯到唐宋时代，是通过官方和民间渠道而传入。日本圣德太子当政时所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就明确地把儒家伦理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发展到明治维新。到了被誉为“日本近代上业之父”的涩泽荣一(1840-1930)，提出用儒家伦理来指导经济和商务活动的主张，倡导“论语加算盘”的经济伦理。在“一战”以后，日本在经济腾飞中更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横山亮次(日本化成公司总经理)、小平浪平(日立集团创始人)和立石一真(立石电机公司创始人)分别把“礼和佛教的持戒”、“和与诚’、“和为贵，建立相爱相互信赖的夫妻式劳资关系”列为社训。认为“礼”与“和为贵”是同被西方人士誉为企业经营方式法宝的“保障职上终身就业，按上作年限和成绩提级增薪，在企业内部设立上会”三原则相对应的。“礼”是前两条原则的体现，“和为贵”是第三条原则的体现。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本田”的经营思想。“本田”公司虽然没有直接用儒家文化某一条、某一款为社训，而是以“三现卞义”为其上作要求，“以人为中心”为其主要经营思想，在形式的表达上有出入，但在经营方式中无不打上儒家文化的烙印。“以人为中心”，认为一切的根本在于人，主张把公司办成一个“有人性味的集团”。“三现卞义”，指一切上作要从现场、现物和现实出发。要求各级领导者言传身教，注意密切与职上的关系。可见，“本田”的经营方式，是以人为企业管理的出发点，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尤其是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因此，日本企业的经营思想，无论是直接用儒家的条款来表达，还是用其他形式来反映，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儒家文化的管理思想。

其次，儒家管理思想对新加坡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新加坡从一个亚洲落后的国家一举变成经济发达的国家，从文化、伦理道德层而分析，主要与坚持了儒家价值观取向的企业文化有一定关系。新加坡的企业文化注重“培养家庭核心价值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李光耀十分重视儒家家庭伦理，尤其是孝道。他说:“如果孝道不受重视，生存体现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变得粗野。”可见，新加坡企业文化呈明显的家族性。

第三，儒家管理思想对韩国的影响。朝鲜半岛作为中国的近邻，历史上就与中国交往甚密。儒家的管理思想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据司马迁的《史记·朝鲜列传》第55记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立国时。儒家文化通过官方和民间渠道传播到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在李朝时代，就把儒教定为国教，形成正统的儒学体制。韩国学者金日坤认为李朝保存并强化了纯粹儒教秩序原理，它所建立的儒教政治体制与思想教化，比在中国本土更为深入。维系了500年之久的李朝政权使儒家伦理在朝鲜半岛深入人心，到了现代由于官方和半官方的导向，对于儒学的复兴起了很大的作用。原南韩专制总统朴正熙说过，正像家庭是一个人的集团组织一样，国家是一个大的共同体，无法期望一个不能保持健康家庭秩序的人能表明对国家的强烈奉献，一个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比不这样做的社会发展更快。这种情形，必然波及到企业经营管理，其企业文化则受儒家思想影响。

第四，儒家管理思想对中国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中国作为儒家文化之发源地，儒家文化对企业管理影响的程序和范围，是日本、东亚等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以全面质量管理为例。它是我国曾经实行的一种管理方法，是把市场调查、开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联系起来，对产品的数量，质量、成本、交货期、售后服务等各个方而进行综合的系统管理。它是系统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合理运用，促进了企业的生存、发展。它与儒家文化的整体观有惊人的类似，虽然前者远比后者精致得多，但一者有相同的出发点，都是从对象的整体性出发着眼于大系统的协调运行。可以说在全而质量管理中蕴含着儒家的整体观，是不足为奇的。又以注重企业人际关系为例。

第五篇：八德文化

【孝】

身边的最美少年

霍晟泽是平山县东街一小六年级（2018年）的学生。他品学兼优、热爱劳动、乐于助人、诚实守信、积极保护环境，尤其在孝顺老人关爱亲人方面，受到一致称赞，被评为2016年石家庄市最美少年。

平时在家，霍晟泽经常帮家长分担家务，扫地、擦玻璃、做饭、洗碗。每周放假他还会去看望90岁的老奶奶，搀扶老奶奶上厕所，给老奶奶洗脚剪指甲，盛饭、夹菜，逗老奶奶开心，用自己的零用钱给老奶奶买礼物。

「何为孝」古有“扇枕温衾”等24孝故事代代相传，今有“为父捐肾”“背母上学”等新24孝，但是孝并不仅仅体现在大灾大难的卓越表现，而是像霍晟泽这样，融入在点滴日常生活之中；也无需等到长辈病卧床榻或须发皆白，行孝只有一个最好的时间，就是当下。

【悌】

悌字的汉字格（图片表示这句话）兄友弟恭 什么是兄弟？

这里“兄”、“弟”非是专指一母所生男性，一般包括同高祖、同曾祖、同祖之血缘关系兄弟，即今天所谓叔伯兄弟、堂兄弟等。无兄弟？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君子何患乎无兄弟？

【忠】

“24小时不下班的好民警”

他生前工作的小小警务站堆满了群众送来的束束菊花；千余名警察和群众冒着严寒赶来送他最后一程；数万网友向他留言致敬；他的去世“惊动”了整整一座城……

他是“不下班的好民警”；他是亲切的“叨叨哥”；他是“网上雷锋”；他是人民的好公仆；他是基层民警的模范！“他”是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安建桥综合警务服务站主任，人民警察吕建江，时代楷模、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哲学家萨特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一个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个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

吕建江同志用行动和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他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13年如一日扎根基层一线，把为民服务的触角拓展到网络空间、延伸到千家万户，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孤寡老人房子漏雨找他，病人半夜去医院打不到车找他，有人遇到网上诈骗也找他，他成了群众遇到困难第一个想到的人。小角色，大担当，细节中彰显服务人民本色，琐事中见赤子报国之心。【礼】

此礼非彼礼，一言难蔽之

“礼”仅仅是礼貌吗？

西方语言里找不到 “礼” 同义词，它是独属于中国的特殊文化之一。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论语》里说“不学礼，无以立”，崇尚礼乐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待人接物的准则，礼是人类自别与禽兽的标志，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是社会秩序，是国家典制，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准则，也是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思考」

《礼记·曲礼上》上说“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你知道什么中哪些行为“非礼也”？

【信】

失信黑名单，不仅仅是丢人

一时失信，影响一世；一人失信，影响一家。人生在世，还是诚实守信为好！

失信被执行人有哪些行为是被禁止的？

一是禁止部分高消费行为，包括禁止乘坐飞机、列车软卧； 二是实施其他信用惩戒，包括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

三是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出台了12种规定和措施解决执行难问题。

1、老赖唯一住房法院可拍卖；

2、查封、冻结老赖支付宝账户；

3、鼠标一点即可冻结老赖财产；

4、老赖名单同步芝麻信用，网购受限；

5、老赖不得担任高层职位；

6、老赖车辆不可上高速；

7、水陆空阻止老赖出行；

8、禁止高消费；

9、老赖子女不允许上重点私立学校；

10、限制老赖炒股、买房、出境；

11、养老金可直接划扣；

12、老赖最高可判7年。今后，失信意味着破产!【义】

从14岁开始，坚持做公益的潘幸泉

“善良就像蒲公英，每个人轻轻用一点力，它就会到处落地生根。”

小学三年级时，14岁的潘幸泉在父母的帮助下，和同学一起来到石家庄市少年儿童教育保护中心，与这里的服刑人员子女一起联谊。

潘幸泉了解到，这些孩子们在那里的物质生活并不匮乏，缺的是同龄人的关心和交流，她便和自己所在的石家庄友谊大街小学的同学们一起发起成立了“爱心社”，定期和居住在少保中心的同龄人进行交流。在中秋节等节日，潘幸泉还会和妈妈一起到少保中心做“节日姐姐”和“节日妈妈”，带去食品和时令水果，为小伙伴演奏手风琴、葫芦丝，一起做游戏。

上初中后，潘幸泉将“爱心社”的“火种”又带到了她就读的中学。潘幸泉不仅继续和同学们定期与少保中心的小伙伴联谊，还通过石家庄当地的媒体平台为赞皇县上麻小学组织爱心捐书等公益活动……

潘幸泉的事迹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2014年，潘幸泉被评为“石家庄百佳学雷锋好少年”；2015年，她当选为河北省优秀少先队员；2016年，石家庄文明办授予她“石家庄市美德少年”荣誉称号；2017年，荣获2016全国“最美中学生”标兵称号。

【廉】

廉贪一念间，荣辱两世界

贪与廉，生来就是一对相互排斥的概念，贪者不廉，廉者不贪，一念荣如天堂，一念辱似地狱。廉者名扬千古，贪者遗臭万世。廉者名扬千古：包青天——包拯、浩然正气——于谦、海青天——海瑞、一代廉吏——于成龙

贪者遗臭万世：被杀身亡，诛灭三族——赵高；自杀身亡，诛灭五族——王温舒；六贼之首，流放而死——蔡京；白绫赐死——和珅

【耻】

耻于“投机取巧”

在世乒赛国乒直通赛上，张继科与马龙之间的“科龙大战”无疑是最引人关注的。经过6局的艰苦打拼，两人仍然不分高低，教练和观众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到了第七局，马龙一度领先，10-6拿到四个赛点。在这个关键时刻，张继科的一个回球出了界，所有人都准备跑上来祝贺马龙。戏剧性的一幕却出现了，马龙举手示意，指向台边——这是一个擦边球，应该是张继科得分。就这样，张继科被自己的对手马龙从淘汰的深渊救了回来，最终以12-10反败为胜。赛后，许多人对马龙的做法表示不理解，马龙解释道：“这个球是否擦边只取决于不到1毫米，我相信即便是场边的裁判，以及对面的张继科，包括在场的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看见，但是我看见了，我必须指出来，公正让我别无选择！” 国乒选拔赛历来激烈而残酷，如此重要的比赛，马龙能不昧良心果断地说出事实真相，虽输犹赢。马龙赢在不投机取巧，赢在无愧于心，不由让人肃然起敬。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知耻之心可以说是一个人的道德情操的基础。有了知耻之心就能明辨是非，趋善避恶，在做了有违道德的事时，就会于心不安，去矫正自己的行为和过错，只有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才会强盛起来。

“耻存则心存，耻忘则心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