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视野的先秦法家治道模式

第一篇：管理学视野的先秦法家治道模式

管理学视野的先秦法家治道模式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管理思想，先秦法家既是古代哲学的重要派别之一又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体验对管理学极具价值，并且法家理论是建立中国文化基础之上，因此对现代中国管理理论及实际运用将极有帮助。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知识论为基石，这四论构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学观；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亦相结合，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即包括管理的本质观、目标观、行为观、组织观、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

先秦法家治道思想，是以法家的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认识论为基石。四论之间相互贯通，从务实功利的价值观出发，就有了对人性自为自利的解释，并产生了因形势而变的历史观和认知与治国相统一的认识论；同时“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的变古论，也就排斥仁义道德于政治之外，富国强兵必然成为法家治道的最迫切最直接的目标。为了达到强国尊君的实效目标，应将从异利统一于超乎个人利益的国“法”之中，才能建立一套社会共有价值基准和行为模式；基于人性的自利自为及人性的好恶，以赏罚之威力，禁抑儒侠，奖励农战，富国强兵方得以可能乃至必然。对臣僚肆权，形名不符，驭之以势；对虚怀阴情，奸行于世，制之以术；对损法利私，鞅及祸国，治之以法。因此法家四大思想根基，决定了法家治道模式：以道为旨，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三者互为作用。

本文是对法家治道模式的管理学诠释，所采用的理论理框架是黎红雷教授所创立的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只是因法家治道模式不同内容略有调整。黎先生认为，管理哲学框架“即包括管理的哲学论（管理本质论、管理认识论、管理方法论、管理价值论），也包括哲学的管理观（管理本质观、管理人性观、管理组织观、管理行为观、管理控制观、管理目标观等）。不同的管理哲学，对于上述问题，有的回答深一些，有的回答浅一些，有的回答多一些，有的回答少一些，有的回答了全部问题，有的只回答了部分问题。但作为一个结构框架。我们在研究任何管理哲学时，都是不可缺少的”。①依照这一构架，前述的法家四论所回答的是“管理的哲学论”问题，本文所讨论是“哲学的管理观”。就法家治道而言，除紊合这一思想体系，其内在逻辑就是管理系统，而且构架严密操作可行，先秦法家所创制的治道模式，与现代管理的“目标管理”、“过程管理”、“系统管理”几乎同出一辙，而且不仅仅停留构想上，务实的法家学派以其果干有效的行动将其付之于制度的设计和变法实践，可以说先秦法家治道思想是古代中国所蕴藏的重要管理学宝库。

道 管理本质观

治强 管理目标观

法 管理行为观

势 术 管理组织观 管理控制观（管理型法治模图示）

（一）道——管理本质观

要解释管理本质的概念，需要导入是管理是什么。孔茨指出“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即定目标”。①管理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但管理理论及其实践在古今中外，虽然具体内涵及领域不尽相同，但其本质却有一致之处。之所以现代才提出系统管理概念，除综合学科发展和适时环境的外在要求外，管理所研究的对象具备学科要素和大量的分化的现代组织的创立。本文认为法家治道的管理的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也就是所谓“对事不对人”，牟宗三先生所称的“物化的治道”，法家思想家正是以“道”概念回答这一管理本质。

《史记》将韩非与老庄合传，认为韩非学说归本于黄老；在韩非之前申不害、慎到均采用道家“无为”与“绝圣弃智”之说，建立君人之术，任法之旨，因势之论。梁启超先生认为道法两宗都有一个崇尚自然唯物观的共同点②。韩非曰“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宗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韩非子•主道》）并言：“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韩非子•解老》）韩非不仅称道是自然物质的本质，还是人群社会规律的总汇之源。韩非将老子“道”的概念加以转化及实际运用，“道”已作为韩非治道思想整体的基点。在法家治道思想里，国家君主的地位是至高无上，是超载臣僚与人民之上的，但国君在立法，执法及其统治中，都必须以“道”为依归。有曰：“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则名尊，本乱则名绝。”（《韩非子•饰邪》）只有以“道”作为基本原则，国家的法和国君的统治方有理性的正当性。在立法上韩非认为国君立法应为国家秩序和富强着想而不惜逆反民情，有曰：“故圣人为法于国君，必逆于世，而顺于道法，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之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甚少，则义非矣。”（《韩非子•王蠢》）韩非同慎到，申不害等先期法家一样，强调“道”的知识与运用是专指国君一人的，只有有“德”的国君方能知其“道”，方能保全权位富强国家。

(①《管理学》孙茨 经济科学版P2 ②《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 东方出版社P180)

韩非曰：“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履理而普至。至于群生，斟酌之，万物皆盛，而不与真宁。……故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转重，绳不同于出入，私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君。凡此云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独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铸，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韩非子•扬权》）韩非在阐释“德”时曰，“德者，得身也”，“德者内也。”（《韩非子•解老》）即得全权位和内在修养。在内在修养上，韩非吸收到慎到的“弃智在已”和申不害的“刑名”说，提出了“无为”的“静”和“无思”的“虚”，有曰:“知治人者其思虚静，知事无者其九窍虚。思虚静，则故德不去。”（《韩非子•解老》）韩非提出这概念并不是停留在形而上的思辩上，而是将其运用统治层面。他认为国君只能“无意所制”不受束缚，才能洞察治国兴衰的道理和洞悉世事的变化，以此制定不偏颇的法。同时以高深莫测的神秘感和畏惧感来控制臣僚。当然法家这种赋于国君至上的权力和高超的地位，又要求虚静的自我制约，很难产生实际的效应，反而加强了专制的极权的统治的特征。

韩非及法家之所以能将老子的“道”转化为现实政治之运作中，是基于治道对象经验把握上，其一是人，从法家的务实的价值观和自为的人性论出发，人的一切经验均可归结为功利层面，趋利避害是人的行为意志的表现，至于众人行动与意志的差异只是时空背景及外部条件不同，人并无主体性，也就不存在道德价值的意义。所以因人情而治的“法”也就具有普遍必然性。其二是现实世界，韩非把历史看作上中近世不断进化，现实世界与时俱变，欲洞悉时代，而应“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以“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韩非子•备内》），并以实际的功用来衡量：“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 者也”（《韩非子•问辩》），以其客观化必然性表现来分析现实之理。因此，建立在这一普遍必然之“道”基础的“法”，便有其客观经验层面的普遍性与必然性。

（二）治强——管理目标观

目标被喻为管理学的宗旨，是管理精神所在；任一管理学定义均不可缺少管理目标及宗旨。“计划”是现代管理理论首要职能，其内涵就是对目标的选择及完成目标任务的行动。任何组织或机构得以在社会系统中存在，均是以明确的目的或使命的角色定位。任何一个组织要想真正的协同体，首先必须实行目标管理。目标是维持一个组织纪律有规则秩序的基本保证。

法家学派是在“必然之道”原则下建立国富兵强成霸王之业的治国目标。管仲是提出富国强兵目标并予以实施的首位法家人物，太史公曰：“管仲即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之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史记•管晏列传》）管仲在齐推行了国富兵强之政策，即所谓“务本饬末则富”、“选士利器则霸”（《管子•幼官》）亦即经济以农业为本、实战重人重物政策。李悝在富国强兵要求下推行了尽地力提高生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是这样评价李悝“强君”思想：“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减少”（〈史记•平准书〉）。商鞅提出富国就是要增加农业生产，要增加农业生产就是要人民力于耕，使民乐农而力农，社会贬抑商工。有曰：“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革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商君书•算地》）。

韩非以功利价值观出发，一是分析韩国所处的国情危急的客观环境中的现实的霸王需求；二是主观上功利实效主义作为价值标准，自然就得出富国强兵成霸王之业的治目标。韩非曰：“法禁明著则官治，必予赏罚则民用。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韩非子•六反》）从这一目标中包含着“尊从国君”和“国家主义”的要求；而国君是国家利益的代表，以至有的学者把韩学学说当为君王术。韩非围绕这一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的治道主张，如注重农战与重法的专制统治，注重支配官僚之术的集权控制，分离道法与政治等主张。在实施目标时，应锁定具体可实行目标，韩非批判儒墨学派是缺乏验证可行的空中楼阁，有曰：“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诠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行，杂反之学，明王弗受也。”（《韩非子•显学》）

（三）法——管理行为观

现代管理理论中的行为学派来自于五十年代末，其时行为科学方法引入商学院课程。这些行为学派研究者是来自心理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等在行为科学受过专门训练的学者。所谓行为是“包括人们行为，也包括动物的行为，是有机用以适就环境变化的各种身体反应的组合。”①社会学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对社会行为进行类型分析，他认为社会行为包括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是行动者的动机，即行动者赋于行为自身的意义，这是其核心；二是任何社会行为都是以“他人”作为定向目标，不赋于他人的期望和目标，也无以成为社会行为。②管理行为也就是通过对人的行为动机和需要分析，以求人与组织的和谐，并引导恰当地适应人们的需求和对需求的渴望用以实施组织的目标。

人性 → 动机 → 行为 → 管理目标

上图说明了基于人性论基点，“法”对管理行为影响过程。“法”作用管理行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其一行为动机的人性论基础，在韩非及法家的人性论里，人的本性是自利、自为、自私，人的心智有为一已之利的计算心；自利心与计算之心的结合。“法”的设制只能满足人性自利的要求的规则，自然也就为人所接受。韩非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韩非子•八经》）。据此，“法”即具有威慑利诱的力量。其二以“法”规范人的行为，在这里，法作为人格化的治理工具，以其惩诫与刑罚的运作，奖励和赏赐的施舍，规范人的行为。韩非曰：“明王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①《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P476②《经济与社会》韦伯者 商务印书馆P54）而已，二柄者，刑德也……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或而归其利矣。”（《韩非子•二柄》）而且在实践中还运用严刑，所谓“峭其法，而严其刑”（《韩非子•五蠢》）。在运行中，“法”除了显现“赏”与“刑”的诱发力和协迫外，“法”本身还必须具有公正无私的客观性、平等性，而且必须是成文的，公布给人民知晓的。商鞅曰：“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之治也”（《商君书•定分》）据此，“法”方是可遵行的，真运行效率才得以提升。其三“法”是提供一结构或制度，使一切治理对象都纳入此结构中，以实现治理目标而角色化和功能化。韩非曰：“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韩非子•忠孝》）立法的意义就是在于制定常理常道，作为治国之道的长期准则。法家学派的理想也就是将治国常法客观化制度化，以构架恒常的政治体制和客观的政治格局。“法”正是通过层层分职分责的国家官僚统治机构的运作，才从上到下传达到广大的平民群体之中。商鞅认为“法”必须“定名分”，要保持稳固一致性。韩非强调职责分明名实相符，有曰“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韩非子• 使》）

（四）势——管理组织观

组织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职能，管理是复杂系统的活动，包括所有组织整体本身和组织内不同层次，以及人们在组织内为实现目标一起工作时所承担的功能角色；“组织”被称为是“一个正式的有意形成的职务结构或职位结构”。①组织工作就是建立一个预先设制的角色结构，分配给组织内的每一个成员。因此组织结构是一个重要的管理手段，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促进组织成员共同完成组织目标的环境，并且遵行目标统一和组织效率的原则。

法家以国家治强为目标，首要之点便是稳固君权。法家主张君主政治代替封建政治，君主集权便是基本要点；因此强化君势是国家组织结构中（①《管理学》孔茨 经济科学版P188）基本点。“势”作为法家的特定术语，可以用“政治地位”来解释。国家君主仅靠个人行为是有限也是不可靠的，然而国君可以凭籍其王位所带来的权势，运用其君主的政治地位扩大对臣僚百姓的威慑和影响。因此“势”，这一概念内涵便是召示君主地位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关系。慎到的论“势“，把统治者权位的必然比喻成“飞龙乘云”，商鞅认为君主恃势而治如同飞莲乘风而行。韩非以“势”作为其治道体系中的核心思想，他认为君主地位是否巩固是由其“势”是否保持来决定的，有曰：“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韩非子•人主》）君主治世依靠的不是君主个人的统治才能，维护统治的根本在于君主之势，有曰：“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肖”（《韩非子•功名》）“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韩非子•奸劫弑臣》）。君主的“势”的作用在于保持对臣民的威慑，所谓“民畏所以禁，则国治矣。”君主之“势”是依靠手中的杀生大权来维护：“君执柄以处势，故行令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八经》）而且其势唯君独有不可外借，否则“偏借其权势，则上下易位矣。”（《韩非子•备内》）法家用势，不仅包含上述的任势与集权，还应处理好“分”的问题。所谓“分”概念，表示是以某种政治地位所应承担权利和职责，来划分和确立官吏的个人权力。慎到强调“定分”的重要性：慎到曰：“故治天下及国，在于定分而已矣。”（《吕氏春秋•慎势》）商鞅也认为君主可以通过政治名分的确立来造就治世之形势。有曰：“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势乱者不可治。夫势乱而欲治之愈乱矣，势治而治之则治矣。故圣王治治而不治乱也。”（《商君书•定分》）韩非提出“分势不二”，“势”有等级之分，君主之势乃最高等级。韩非以“形名”的概念，明确官僚阶层的权利和职责，并且以具体的贯彻措施遵行这一规则，有曰：“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任人者，使有势也。……任人者，使断事也”（《韩非子•八说》）。在这里韩非指出了君主授权给臣僚的必要性，从维护君权来看，政治及职责能落实到各级朝臣，同时分隔属下臣僚的权势也是对君主权势的保护。

（五）术——管理控制观

现代管理学的控制职能是衡量和校正属下人员的各种活动，从而确保组织目标以及行为达到目标的各项工作得以实现。衡量绩效是控制活动重要方面，也是控制责任落实所在。对于包括领导者在内各个层次的人员，控制的职能均是必不可少的，控制对象包括人、事、行为等在内，因此控制是管理的关键环节和基本手段。

“法”以客观性将行为予以结构化规范，“势”将君主的意志贯彻于对象，而真正辅佐“法”的规范和“势”的贯彻则是“术”。“术”的正功能在于控制，负功能是防止他人控制。如果说法家治道的法与势相对具有客观意义的话，而术则相对是主观性，“术”是以其主观修行以求达到治国目标的实现。尽管法家十分注意其治道的客观性结构，但主观人事世界又如何适应这客观必然要求呢？这正是术的运用的价值所在。首先表现的主观控制——“无为术”。管子曰：“明主操术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进其长技，故智效其计，能者尽其功。”（《管子•明法》）“主无术数则群臣易欺之”（同上）。申不害说：“古之王者，其所为小，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忧矣，因则静矣。”（《吕氏春秋•任数》）韩非认为“术”乃是以虚静而保持隐密性，“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子•难三》）“无为术”乃法家术治基础，以个人主观的藏而不露，他人就无法迎合主观好恶对君主掌控，君主因而避免了被蒙蔽的危险，另一方面主观以虚静控制和超越自身，避免主观好恶带来误区，进而有效地控制对象，这就是控制与反控制。其二是客观化控制：责实术。从法家务实功利的价值观出发，实效功利是衡量事物的价值基准，对臣民而言也专以功用考察，因此法术要名实相应，即所谓：“循名责实”，“形名参同”，“审合名刑”，“综核名实”，对于官位，以职事相察；对言论，以事功相核；对于法，则看事件之处理是否与之相符。形名乃推行法治之前提，故有人称法家为“形名之学”。邓析曰：“循名责实，察法立威，是明王也。”（《邓析子•无原》）申不害曰：“是以有道，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申子•大礼》）韩非更是以事功为标准：“不苟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韩非子•奸劫弑臣》）并曰：“明王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韩非•六反》）其三对象控制：参伍用人术。法家调控手段除前述普遍客观的“法”和以“刑名”责实制，参伍用人术也是重要手段。君主治国不可独治还须委任官吏分以治民，因任而授官乃是治国成败关键。法家旨在建立责职分明，因才器使，才职相称、以功伐定、上下循序的用人机制和组织体制，以绩效为标准，为事择臣，专长任职，意在维持君术。韩非曰：“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任，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韩非子•用人》）然后不仅要用人，尚须知人，因此韩非提出“不以参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韩非子•用人》）参伍之术目的在多方考察臣下真情，以免为其所欺，韩非称“参伍之道，行参以谋多，揆伍认责失。”（《韩非子•八经》）韩非并提出二十八种运用方法，多有权术和秘术意味，在君主专制时代无可厚非。

信息来源：世界经理人

第二篇：《韩非子》先秦法家的集大成之作

《韩非子》先秦法家的集大成之作

秦始皇称誉韩非的文章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贵族，早年曾与李斯一起受业于荀子，但成就却超过李斯许多。他的文章被收集整理为《韩非子》一书。

早在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时期，有人将韩非的文章带到秦国，嬴政不知是韩非所作，在读到《孤愤》《五蠹》等篇后，大为赞赏，感叹说：“我如果能够见到此人，与其同游谈论一番，就是死也无憾了！”站在一旁的廷尉李斯说道：“这是我的同学韩非所作。”于是，秦国急攻韩国，索要韩非。韩王不得已，派韩非出使秦国。李斯嫉恨韩非的才能在己之上，便联合大臣姚贾趁机加以陷害。秦王听信了谗言，便将韩非逮捕下狱。次年，韩非被逼自杀。

韩非虽死，他的思想和学说却继续被秦王嬴政所用，并最终帮助嬴政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 秦朝。

秦始皇为什么会对韩非的文章和他的思想有如此大的兴趣呢？

韩非的政治思想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以商鞅为代表的法，二是以申不害为代表的术，三是以慎到为代表的势。此外，他还吸收了道家、儒家、墨家的一些思想，加以融会贯通，构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了臻于完善的法家思想体系，韩非本人也被誉为法家思想的集大

成者。

韩非的政治理想是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主要方法就是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他说：“国位当车，势当马，法令当辔头，刑术当鞭策，就能赶好车、管理好国家。”所谓“法”，就是以法治国，法律不以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做到“矫上之失”“一民之轨”。所谓“术”是君主驾驭大臣的方法和策略，它与法一样重要，二者不可缺一，“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所谓“势”，就是权力和地位。失去势，君主就会大权旁落，权臣当道，国家就会灭亡。任势，就是实行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实现富国强兵。

战国末期，秦国实力最强大，秦王嬴政希望结束诸侯割据和战乱，实现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韩非的主张正符合他的需要。《韩非子》一书真实全面地体现了韩非的政治思想，系统地阐述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法治理论，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此外，韩非的历史观也是进步的，他认为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不从实际出发，只一味地赞美古代先王，师法古代，是十分荒谬的。既然时代变了，治国的措施就应随之改变。他还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概括出了一整套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因此，利于国计民生也成为《韩非子》一书的主要特点。

正因为此，宋朝名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则称“半部《韩非子》治天下”。严复在上书光绪皇帝的“万言书”中也说：“在今天要谈救亡图存的学说，我想只有申不害、韩非子的大致可用。”其实，这里的两个“半部说”恰好合二为一，“霸王道杂之”也好，“外儒内法”也好，都说明儒、法思想整体上的结合，构成了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基础，透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支柱，也说明儒家、法家的互补性和可合成性。

当然，不仅儒、法两家如此，它们与诸子百家也是互相渗透、相辅相成，形成了共同支撑我国传统文化，并从不同角度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格局。

韩非愤世嫉俗之作

韩非的国家韩国是一个危难弱小的国家。韩国地处现在山西东南和河南中部一带，西邻秦国，南接楚国，东连齐国，北通赵、魏。它介于大国之间，据有兵家必争之地。秦要东进，吞并六国，统一天下，韩国首当其冲；六国西征，合纵攻秦，韩国必为战场。正如苏辙《六国论》所说：“夫秦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

身小势微的韩国虽列为诸侯，却是战国七雄中最为弱小的一个，经常受到他国的侵扰和欺凌。韩昭王在位时，曾任用申不害为相，治理国家，韩国由此强盛起来。然而，申不害死后，新韩王继位，一些守旧势力代表趁机混进其中，他们整日在韩王左右非议朝政，诽谤陷害廉洁正直的大臣官吏，攻击申不害实行的新法，蒙蔽韩王以骗取宠信。这些“重臣”将韩王的权力架空，实际篡夺了国家的实权，致使韩国法令废弛，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国势急转直下，最终不得不臣服于秦国，才得以苟延残喘。

《韩非子?存韩》中说：“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I蔽，入则为席荐。”意思是韩国侍奉秦国三十多年了，出门就像常用的袖套和车帷，进屋就像常坐的席子和垫子。韩非以这样的文字，表达了对当时韩王暗弱昏庸的愤慨。

作为国姓宗亲，韩非在对韩国的现状表示不满的同时，也十分痛心和忧虑。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上书献策，要韩王实行改革，并写成《难言》《和氏》等文章，以和氏献璞自喻，进奏韩王，希望能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没有被采纳。

忧愤之余的韩非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开始埋头著书立说，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名篇，分析当时的形势，评论各国的政治得失，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了法家思想。

尤为可贵的是，《韩非子》虽然是一部政治学名著，但韩非凭借其精巧的构思、大胆的描写和幽默的语言，使文章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其中的寓言故事连篇累牍，像老马识途、滥竽充数、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脍炙人口的成语均出自

其中。

《韩非子》的当代价值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韩非子》一书中所体现的法治思想，对当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韩非继承了商鞅“刑无等级”的思想并加以发挥，在《韩非子》中提出“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主张。在韩非看来，除了制定法令的君王拥有不受法律惩罚的特权外，所有臣民一旦触犯法律，都要受到制裁。同样，如果小民有功，也应受到相同的奖赏，而与身份无关。法的适用对象不包括君主，是韩非法治思想的局限；但他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要求平民与贵族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这种观点比起“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来，是大有进步的。今天，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我们更需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尊重宪法，维护法律的地位和权威。与此同时，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坚持公民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的原则，避免出现权力高于法律，私情大于法律的情况。

其次，《韩非子》中有“因道全法”之说，这是强调立法要坚持科学性原则。“因道”就是遵循大自然普遍规律，“不逆天理”，“守成理，因自然”。“全法”是指顾全国家的制度法令，“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因道全法”意在表明治理家国天下需要着眼于大局，制定法律也要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从现实和国情出发，法律才能发挥出应有的调整规范社会关系的作用。

第三，《韩非子》提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的观点。“法与时转”即法律必须因时制宜，积极适应时势的需要。这反映了韩非的进步历史观，他将固执坚持“先王之政”的儒者比为墨守成规的守株待兔者，幽默中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即制度措施应跟随时代的变化而改革。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立法活动只有做到因时制宜，及时制定、修改法律使其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才能把新的社会关系纳入到法律的管辖范围，使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关系，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益，处理社会纠纷，维护秩序稳定。

最后，《韩非子》中说“法莫如一而固”，意思是法令要统一和相对稳定。这和“法与时转”并不矛盾。随着时势的变化，对法进行相应的变革，这是从大时代的高度来看问题；但就某个具体时间段而言，法令一旦制定，就应当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如此人们才容易遵守，才能有明确的行为指导，做到有章可循。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守法律统一稳定的原则，它一方面要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必须内部和谐统一，一方面要求法律必须经过科学而系统的制定过程，杜绝朝令夕改。不稳定的法律不仅会损害当事人实际利益，还会严重动摇法律的权威性，动摇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韩非子》里的成语故事

滥竽充数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趿?，好一一听之，处士逃。――《韩非子?内储说上》

齐宣王让人给他吹竽听，每次必得三百人合吹。有个姓南郭的先生请求给齐宣王吹竽，齐宣王很高兴地答应了，发给他的薪水跟那几百人的一样。齐宣王死后，?⊥跫次唬?他喜欢吹竽者一个一个地为他吹，本来不会吹的南郭先生只好逃掉了。这个小故事生动地说明：对于领导而言，用人要注重考察个人能力和工作效率；对于个人而言，须有真才实学，方能自立于世。

郑人买履

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郑国有个打算买鞋的人，他先量好自己脚的尺码，然后把量好的尺码放在座位上，去集市时却忘了带上。已经挑好了鞋，他才说道：“我忘记带量好的尺码了。”于是返回家去取，等到再返回来时，集市已经散了，结果没有买到鞋。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用脚试呢？”他说：“我宁愿相信量好的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对待事物要尊重客观事实，随机应变，不能墨守成规，犯教条主义错误。

守株待兔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韩非子?五蠹》

有个宋国人在田里耕作，田中有一个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从此这个宋人便放下手中的农具，守在树桩旁边，希望再捡到撞死的兔子。他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子，自己反而被宋国人所嗤笑。“守株待兔”和“刻舟求剑”（《吕氏春秋?察今》），这两个寓言故事家喻户晓，其寓意有着相同之处：世上的事物总在不断变化，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拘泥而不知变通。

第三篇：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比较

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比较

摘要：我们今天讲构建和谐社会，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有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有无有以及人之幼”的和谐蓝图与和谐之愿；又说要建立法制社会，推进法制化进程，而在公元前两百多年，韩非就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主张以法治国，“认为以法治国，举措而已。”儒家和法家作为先秦时的两大重要思想流派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般。儒家尚礼，法家重法且尤种刑，但两者异中又不乏共同之处，探讨儒法两家的异同并从中总结出了两者各自的优劣从而扬起所长避其所短、兼采二者之优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不无裨益。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变；凡育所学，皆成性格。政治思想作为政治和思想的结合物，既有政治的广度又具备了思想的深度，既给人史的明智，又给人诗的灵秀既让人有数学的周密，又让人有科学的深刻，还使人不乏伦理学的庄重与逻辑修之学的善辩。；历史证明儒法两家就是涵盖了政治是思想这一特质的思想流派。

一、儒、法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姑且不论道从何来，一、二、三优势什么，可以推知的是：万事万物皆有因果。追溯先秦时代的历史，儒法政治思想之“果”产生的因由。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各诸侯国在华夏大地上纷纷兴起，诸侯国各霸一方，王权被削弱，各诸侯国之间为争夺土地和人民展开了残酷的斗争，烽烟四起，连年战乱，生灵遭殃，百姓涂炭，中华大地陷入了分离与征战的局面。乱世造英雄，也造就了一大批的思想家，面对混乱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纷纷招徕门徒，宣扬自己的思想，希望借此来实现自己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墨子用“夏政”，道家“无为而治”，法家立言，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诸家思想应运而生。

儒家产生于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三位思想家为改革时弊、实现天下太平，分别提出了诸家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孔子尚仁、礼，孟子主张“仁政”，荀子认为当礼法并用。法家也产生于礼崩乐坏、诸侯国割据称雄的先秦时期，前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一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后期代表人物是韩非。前期法家中，商鞅重视“法”，申不害重视“术”，慎到重视“势”。后期法家的代表是法家的集成大者，在继承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的前提下创立了法、术、势皆用的政治思想。

二、儒、法政治思想的联系

两家除在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相似之处外，在思想观点上也有某些共同之处。无论是孔子的“仁”、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礼法并用”还是法家的“法”“术”“势”，其服务的对象都是统治者，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扩大自己的通知权益、加强对百姓的统治力度的一种策略。儒家随在法体上属于人治——博施济众、立人达人，但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在主张治人的同时又提出了治法：一曰用人之法，二曰劝禁之法，三曰正名之法。荀子的礼治思想，究其实质实际上是礼法并用，如《荀子·王制》说：“礼仪者，治之始也”，《君道》则曰：“法者，治之端也”，意思是说礼仪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荀子·劝关键词：历史背景 联系 区别 “德”“法”结合 标本兼治 说》又说：“礼者，法之大分，内之纲纪也”。认为二者之中，礼是第一位的，制定法律应以礼仪为依据。尽管荀子之“法”与法家之“法”内容与本质都不一样，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却是有史实为据的，如法家人物韩非与李斯皆师从荀子、拜在荀子门下。

法家起于儒家之后，据有关的资料，法家的思想的一部分还是由儒家蜕变而来的；李克是卜商的弟子，商鞅向李克习法径，二卜商出于孔丘之门；吴起在魏国做官时，其施政之分类于法家，《吕氏春秋》说他求学于曾子；“盖儒家正名之义，施之于士大夫为礼，行之于庶人为刑，及宗法大坏，礼失其用，正名之旨遂浸趋于刑法”。

三、儒家与法家政治思想的区别

儒家与法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治国之道上，儒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法家则是重视法律的作用，主张“一断于法”。此外，在君民关系问题上，儒家与法家也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从治国之道来看，儒家重德法家重法；儒家重贤，法家种刑。

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德治，《论语·季氏》有言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说的是如果统治者自身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并且依据优良的道德品质来治理国家，以优良的道德品质来影响民众，就可以获得民众在心里上的支持。继孔子之后，孟子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性善论出发，主张在政治上实施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认为，仁政是治国的基本原则，能否行仁政是决定一个国君能否得人心的核心因素，是一个国家成败的得失的关键。为此，孟子把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政治兴亡的根本原因都归结为统治者能不能行仁政；“三代之得天下者也，以仁；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与孟子相对的，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从性恶论出发，荀子重视礼的作用，主张实行礼治，试图通过隆礼，建立安定的政治统治秩序和健全的政治制度。

无论是孔子的德治，还是孟子的仁政，亦或是荀子的礼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觉悟基础之上的（荀子尽管认为人性本恶，但毕竟可以化性起伪，并不是无可救药的）。《大学》中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是对儒家重德的最好概括。

法家重法在前期代表商鞅和后期代表韩非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商鞅认为，法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只有实行法治，国家才能安定，治理国家不可一日无法：“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被民也。为治而去法令，尤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韩非认为，治理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如果以法治国，任何事情都好办——“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在韩非看来，法的重要性体现为：首先，法律是全体臣民的行为规范，“一民之轨莫如法”；其次，法律是制止社会**的有力工具，只有实行法治，才会避免人与人之间的争夺；第三，法律是惩罚犯罪行为的唯一准绳。

与重德和重法相对应的，儒家与法家在治国之道上的另一个不同点是儒家尚贤，主张选贤任能、任人为贤，而法家则主张严刑重罚，“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不起”。

其次，在君民关系问题上，儒家倡导“民本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法家则主张君主至上，恶、认为君主的利益高于一切，民众的存在价值就在于能为君主说利用，在处理君民关系时，儒家主张统治者要对人民实行“仁政”，对人民采取休养生息政策，采取比较温和的措施来缓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对劳动者采取比较慎重、“以其所重禁其所轻”的目的，认为君主对待民众不能行爱道，只能用权势使民众绝对地服从。

四、儒家、法家各有所长，各具其短，“德”“法”并用才能修内治外、标本兼治。

儒家主张的“德”注重的是人的内在修为，由于人所具有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在缺乏强有力的外在制约的条件下，这种德治无疑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不可能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的。而法家的严刑苟法脱离了仁礼的教化，最终无法使民众心甘情愿地臣服于统治者的残酷统治，严刑峻法之下，民众或者揭竿而起，以载舟覆舟之势将残暴之君推翻，即使暂时无揭竿之力而只能臣服，也会“不敢言而敢怒”对暴君道路以目、对暴政怨声载道。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使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使事物变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且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儒家的“德”使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体现，是内因，法家的“法”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外在制约，是外因。儒家过分强调“德”的作用，忽视了“德”起作用的外在条件；法家的法过分夸大了法律的作用而忽视了让法律起作用的根本。因此，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无法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无法使国家长治久安，有“德”无“法”则国乱，有“法”无“德”则民反，历史上周王室的衰微、秦朝的灭亡可做为前车之鉴。历史上也确实有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实现大一统的。但此时的“儒”也并非先秦之“儒”，而是经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况且汉武帝时，虽明倡儒学，但实际上皆采百家，杂用王霸，而且武帝的政治思想有四大突出的特点：求变，求治之本，德刑皆用，任贤。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反思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国家的治理而言，“德”与“法”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二者不可偏废其一，既要借助儒家的“德”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的自身修养，促使社会成员自觉地遵守“法”以约束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也要通过法家的“法”促使全体社会成员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必依，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促进“德”的完善。以“德”辅“法”，以“法”促“德”，如此“法”才会越发完善，“德”才会日臻完善。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传承中继往开来，构建和谐社会更多是对儒家之“德”的继承和发扬，建设法治国家则是对法家之法的纳旧赋新。有了“德”与“法”这两只相辅相成的轮子，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列快车必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突飞猛进、取得骄人的成绩！

参考文献 萧公权·《中国的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何周华·《对儒家法家政治思论的评述》 摩尔（J·H·Moore）·《蛮性的遗留》，李晓峰译，海南出版社，1993年 《中国政治思想史》，曹德本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06政教 200640511023 何海英

第四篇：试论先秦时期法家思想在各国的实践

试论先秦时期法家思想在各国的实践

内容摘要：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重要的一支,其思想是构成中国文化不可忽略的因素,更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所在,因而对其进行全面!深刻研究很有意义“ 关键词：先秦

法家思想

法制 实践

一、韩非的思想主张：

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2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3“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4“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5“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二、“以法治国”理念的施行——法治思想的发展

商鞅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其法治思想在《商君书》中有较为完整的体现。商鞅重“法”，是法家法治思想体系的奠基者，在管子提出较为系统的“以法治国”概念的基础上，他则更加强调“法”的重要性及“ 法”的应用。

商鞅认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管仲“以法治国、德礼并用”的治国理念不同，他主张的是“ 以法治国”，从而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认为“好利恶害”是人的天然本性。因此，不能用所谓的仁义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只能实行法治。同时，商鞅是从奖励农耕、富国强兵以及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为出发点来论证实行法治的必要性的。他坚持：要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是君主要重视农战、推行农战、奖励农战。而为达到这一目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赏罚为主要内容的法治, 奖赏有功于农战的人，惩罚破坏农战的人。这样，以赏罚为蓝图的“依法治国”就在商鞅脑海中开始构建，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秦国的发展。

商鞅不仅重视以法治国，还认为君主用以治理人民的法律一定要严厉。他认为，要使天下安定，人民得利，国家富强，说到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设立君主，并以严刑峻罚控制人民。

商鞅将法视为治国之本，重视“ 变法”取向，把法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基本手段，造成法与礼的尖锐对立。而且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商鞅认为需立足于法之实行，但是他将法不能实施的原因归结为“ 刑轻”，因而提出”重刑” 主张。他还坚持认为，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奸、止邪的根本，可以导致“无刑”。他主张通过重刑达到“ 无刑”，从而实现法治的最高理想。

三、吴起，战国时期人，其一生历仕于鲁、魏、楚三国，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他既是兵家代表人物，又是儒家学者，亦是法家先驱。

他“尝学于曾参”，修习儒学。因此在治国方面，曾对魏文侯提出过“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但在德政和武力征伐上，他秉持是缺一不可的态度，提出“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从他进行的多次战役来看，或可推测，在统一的问题上，他也主张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目的。并且为了强兵强国，他所进行的政治以及军事改革，则更贴近法家的主张。

吴起在魏国任西河的太守时，就其变法改革的具体措施来看，应较多是参照李悝变法的大致方向来进行的。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在政治和伦常的上下级关系上，建立起一套封建制的新秩序；改革旧风俗、旧习惯，建立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状况的新风俗、新习惯；在经济上，发展生产，使府库充实，为边防军提供充足的粮草；在军事上，首创“考选士卒之法”，创建魏“武卒”，用征兵的方法建立起一支常备军。这些改革的制度与措施，使吴起任西河守期间，不仅“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而且“辟地四面，拓地千里”，为魏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

后来因受到魏相的排挤，吴起出走魏国，去楚国任职。在楚国的宛城任太守时，他运用治理西河郡的经验，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整顿宛地的吏治，重用和提拔廉洁奉公的有能之士，裁汰庸碌无能之辈，打击贪官污吏。同时，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充实府库，使宛地粮饷充足。此外，还使农村基层组织和军队组织挂钩，使到了一定年龄的农民忙时务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到战时即可上前线打仗。通过这一系列的治理，宛城的社会状况得到迅速的提高，不仅百姓安居乐业，而且兵精粮足。

随后，吴起被任命为楚国令尹，并开始着手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史书上记载“明法审令，捐不需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总的来说，归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削减大贵族的特权，制定明确的法令，对大臣的权力进行限制。如针对权重过大大臣和封君，颁布“减爵禄之令”，“平其制禄”，“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使封君子孙三世而收其爵禄”。

其次，整顿吏治。吴起从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入手，裁去许多不必要的官职，然后打击不正之风，“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即堵塞和杜绝私下里的行贿受贿，改变楚国的不良习俗；禁止结党营私，勉励百官奉公守法；纠正楚国官场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不良风气，使楚国群臣一心为国家效力；提倡和鼓励为了“行义”而不顾牺牲个人的名利。同时，还提拔和起用一些有才有识之士，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国家机关的行政办事效能。

其三，积极开发边远地区。吴起把那些收回了爵禄的贵族“往实广虚之地”，即停止对疏远贵族的按例供给，将国内贵族充实到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处。这样，不仅加强了王权，还增加了国家收入，也缓和了社会矛盾。

其四，改革军制，“要在强兵”。在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吴起提出“砥励甲兵，以时争利于天下”，把收回的俸禄和裁减官员省下来的钱，用来抚养士兵，扩充军备，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军队中，吴起不仅讲求重罚，更注重重赏，他将军功分为“上功”、“次功”，根据不同军功给予不同奖励。对立有大功的不仅升职提拔，对其家属和子女也予以赏赐，不仅让为国杀敌立功的个人感到光荣，还让他全家都感到光荣。

此外，极力奖励耕战。史书载：“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即禁止士民脱离农耕和行伍，鼓励士民努力耕种，储积粮食，这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达到兵精粮足的目的；而且也改善了士民及其家属的生活，从而解除了士卒的后顾之忧。

另外，吴起还禁止纵横家到楚国来游说，以便让全国更安心变法和搞好生产。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楚国的实力极度强大起来。史书所记载 “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然而，但吴起的变法招致了楚国贵族的怨恨，《吕氏春秋·贵卒篇》记载，吴起的变法使楚国贵族“皆甚苦之”。楚悼王去世后，吴起也被楚国的宗室大臣杀害。吴起死后，楚国的变法宣告失败，大多数新法的内容被废弃。但是，吴起变法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在楚国的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如《韩非子·喻老》云：“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淮南子·人间训》云：“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绝禄。” 这些现象与吴起变法中的“封君三世收其爵禄”的条文相合，应该说是吴起变法以后出现的。吴起变法促进了楚国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

吴子的思想论著流传下来的不多，尤其他在楚国变法革新的很多故事没有记载下来。因此，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具体贡献，难以通过史料记载得到完全印证。但就他的各项改革措施而言，在其所处的时代，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此后商鞅的变法，也有很大一部分参考了吴起变法中的内容。

四、申不害——法家之韩国思想家

申不害原为战国时期郑国人。战国时期是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变革和大发展时期。韩哀侯二年，韩国灭掉郑国，他遂成为韩人，并做了“亡国贱臣”。他在韩为相19年，使韩国走向国治兵强。思想文化上，当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法家思想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成为变法改革的思想理论武器。申不害作为法家人物，以“术”者称，是三晋时期法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

公元前353年，魏国起兵伐赵，赵成侯向韩国求援。申不害智慧的进谏主张联合齐国，伐魏救赵。最终韩国与齐国联合，谱写了“围魏救赵”的历史。韩昭侯从申不害处理外交事务的卓越表现及其独到的见解，发现这位“郑之贱臣”是难得的治国人才，于是力排众议，于公元前351年，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韩国实行以“术”为主的法制，经过１５年改革，加强了君主集权，使韩国国治兵强，政治局面比较稳定，国力也有所增强。

申不害的政治哲学思想“本于黄老”主要表现为“刑名”之学，其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任法行令，驭臣以术和立势为基。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关键时刻，申子要求君主独揽一切，决断一切这种哲学由道家的“天道无为”演化发展来，是他的法家“权术”思想的基础。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秤轻重。”为了说明“法”，他提出“正名责实”的理论。与孔子“正名”不同之处在于包括责任、分工的内涵。其政治哲学思想影响深远，对今天我们进行干部管理和民主法制建设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制“名”以“因”的法治思想,按照名辩思潮的逻辑,“因”是因其已然,即顺受已然存在的名。而申不害法治之道中的“因”是制“名”以因,即国家建设法律之名,然后因受法律之名以为治。

二、“任法”与无为,这要求的笼统的说法是“任法不任知”

(或智),其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则表现为“无为”。申不害希望君主无为,他说服君王接受无为主张的理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立法以因,无须乎为;(二)圣君曾如此为治,按成功经验,不应该为;(三)从君臣分工的角度看问题,君不应为。

三、术与法治,仔细考察申不害的独断论,我们就会发现,申子讲独断并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为实行法治创造君王权势这个条件,而是为维护君王个人的统治地位。“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这种“独视”、“独听”、“独断”追求的只是君王的“明”、“聪”和“为天下主”,而不是“以法”“明”、“聪”,“以法”“为天下主”韩非子“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的对比只注意到了形式上的区别,他没有注意到在“言术”和“为法”的背后的更为深刻的区别:商鞅考虑的是秦国的富强,而申不害更关注的是韩昭侯的权力。为秦国设计的商鞅是坚决的法治论者,身为韩相但又把韩昭侯私家的担子压在肩上的申不害是打折扣的法治论者。后者虽也明白法治的长处,也希望用法治的方法去治理国家,但他为君王贡献的术不仅冲淡了法治的主题,而且足以把法治湮灭。

五、李悝变法

这也是战国时期最早的一次变法。当时的背景下，韩赵魏三家最终分晋，诸侯间征战日烈，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日益增长；而魏国本在晋中相对落后，在经济上魏不如韩，在军力上魏不如赵。为了增强魏国实力，巩固自身统治地位，魏文侯起用变法思想切中时弊的李悝为相，力图国富民强。

除了众所周知的“尽地利之教”“平籴法”等，李悝更是在理论程度上为变法实践夯实了基础。自春秋进入战国，从“礼治”到”法治“的转变愈发必要。为此，李悝作《法经》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从制度创新层面看，“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法经》）将保护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人身安全及统治秩序作为首要任务。凡属危害国家政权和侵犯君主尊严的行为，如盗符、盗玺、越城、群相居、议论国家法令等都被视为严重的犯罪——在封建刑法中，以思想、言词论罪，开始于此。其贯穿了早期法家思想的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制原则，反对旧贵族的等级特权制度，主张打破“礼”与“刑”不可逾越的界限。与此同时，《法经》也正式确认了封建等级制度，如明确规定大夫之家如果有诸侯享用器物，便判处最严重的族刑。此外，《法经》也体现了重刑轻罪的精神，对于群众的反抗或违犯封建秩序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刑镇压。总之，《法经》是集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主持下各国立法之大成，而且对后人影响极大，如商鞅变法实行的”连坐法“就是《法经》中”徒禁"的进一步发展。后世评价：“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经》是封建法律最早的蓝本。

在战国历代命途坎坷的变革者中，李悝本人算是仕途顺畅，寿终正寝。变法的阻力较小，加之魏文侯的强力支持，他的主张得到了顺利的实行，魏国自此国力强盛，称雄于诸侯。而他首创的法家精神也一直延续下去，在后世影响了无数思想家与改革者。

第五篇：新课程视野下语文学案教学模式初探1

新课程视野下语文学案教学模式初探1

随着二期课改的深入进行，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日趋成为课堂教学所关注的焦点。如何让学生“学会学习”，引导学生形成自觉的主体意识，也成为现阶段教师教学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往往通过对文本的读与析，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进行对某特定文本对象的感知和理解，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思维空间和能力实践，学生过多地专注于文本的解构，逐渐形成乏味和卷殆感，缺乏了学习积极性，从而忽视了语文语文能力的习得，导致教学中学生能力目标的完成效果不理想。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信息技术引领了各行各业的改革思潮，也同样渗透到教育领域中。以WEBQUEST为学习模式的学案则为语文的课堂教学带来了生机，网络庞大的信息覆盖量弥补了学生课外阅读不足的弊端，而始终关注学生主体的学案设计适合于学生进行“自主发现、自主探究式”的学习，为学生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能力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全新尝试，我以学案为载体，进行了《北极熊的故乡》一课的教学。

一、从“教案”到“学案”

“教案”作为语文教师课堂所用的教学脚本已让人非常熟悉它的内涵，它在指导教师教学、落实课本知识点等实践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若再仔细思考其背后的深层含义，我们就会发现“教案”所蕴涵的另一方面：即教师在编写教案时往往从课文文本出发，结合教师个人的教学经验和自身认知体验，很少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其着眼点在教师讲什么和如何讲。

而“学案”与“教案”相反，它是教师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知识体验，为指导学生进行主动的知识建构而编制的学习方案。它摈弃了以往教师在备课中忽略学生的做法，着眼于学生学什么和如何学，说的通俗点，学案就给学生看和用的教案，强调学生的“学”。

“学案”的提出是“以学生为本”理念的具体化实现，它促使教师发生角色的转变，由传统教学中“讲台上的圣人”转变为网络知识海洋中的“导航员”，让“学案”代替教师在课堂上发挥主导作用，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人翁地位。

由教案到学案是主体地位由教师向学生转变的重要表现。而语文学案的设计应以此为出发点，要有利于调动学生的主动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善于发现、善于思考、善于运用，促使教师由施教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辅助者。因此，在设计《北极熊的故乡》一学案时，我主要遵循以下几项原则，并着手展开学案的编写：

1、明确性

二期课改实施后，初中语文课本的篇目数量大副增加，在增加学生阅读量的同时也可能造成学生对所学内容一知半解的弊端。因此，我认为，在教授每篇课文时，知识目标单一化、具体化，集中于某一知识点的彻底落实，是

提高语文课堂效率的有效途径。

2、方法性

语文学习，不再是为读课文而读，而应将课文转变成获取某一语文能力的工具，让它成为教师传授知识时的载体。在引导学生形成基础性学习方法的同时，重视学生的发展性学习，让学生真正将已学得的语文知识化为己用，学会独立解决新的问题。

3、时间性

教师的讲应该尽量少而精，用一些提示性、评价性语言引导、辅助学生完成整个学案学习过程，尽可能腾出时间让学生按照学案的要求进行各环节的学习，以利于每个学生在同一时间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达到全体提高的教学目的。

4、梯度性

在设计过程中的各环节时，应强调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尽可能考虑到学生的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由浅入深，小台阶、低坡度，给学生一根“拐杖”，在适当的时刻搀扶学生一把，让每一位学生都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5、自主性

自主学习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自己学习活动的事先计划和安排；二是对自己实际学习活动的监察、评价、反馈；三是对自己活动进行调节、修正和控制。尽管本学案的设计与考核主要由教师把握，但是在学习过程中时刻让学生参照教师所给出的“评价表”进行自我检测、评估，完成学习策略、行为的调节与完善，初步使学生形成自主学习的意识。

6、合作性

让学生以几人一小组的形式展开学习，不仅能加强学生间的交流，促进学生互相学习、集思广益、取长补短，更有利于教师观察学生的整体学习进度，进行速度、难度的适当调整。

7、生动性

考虑到本次学案课是以WEBQUEST的学习模式呈现，而学习对象是一群刚步入中学校门的活泼好动的六年级学生，因此，在制作过程中，我对网页的内容和布局进行了一定的美化，目的在于给学生亲切感和新鲜感。

不过，虽然我们强调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学以致用，但教师的应有作用也不容忽视。我认为，对于教师来说，在整个以网络为载体的学案操作执行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学习活动的合理性筹划和对以WEBQUEST学习模式为基础的学习的开放性组织。

二、学案进行式

学案教学的成败关键在于学生是否积极参与。学案设计向学生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可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使他们有更多的精力投入课堂教学中，提高学习效率。在此基础上，以WEBQUEST任

务型的学案模式呈现，可以更加深入地调动学生兴趣，提高其参与性，实现教学目标。

我将整堂学案课的学习过程设计如下

课前

课内

课后

过程

预习课文

探究学习

及时反馈

学生活动

了解课文内容

问题讨论、方法、评价 学习总结、评价

完成相关练习

指导、思维拓展

完成作业

教师活动

布置要求

讲评、点拨

矫正辅导

新课程视野下语文学案教学模式初探2

（一）课前感知

《北极熊的故乡》是一篇知识性的说明文，介绍了北极熊的生活环境、北极熊的食物、捕食方式、北极熊的繁殖以及北极熊的保护情况等。文章条理清晰，语言朴实、生动。

以往课堂的说明文教学，由于硬件设施的局限，无法为学生创设一些逼真的虚拟情境。而以网络为载体的学案教学则可以弥补这一点。因此，结合培养学生流利、准确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一教学设想，我设置了“应聘小导游”这一情境。试想，有哪一位学生不想获得这项“学生导游”的殊荣呢？在学案课前一周，将学案内容发布在校园网，学生们的热情立即被点燃，这一情境的创设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他们跃跃欲试，课后积极寻找各种有关北极熊的课外知识，怀着浓厚的兴趣去完成了课前的学习任务。

从学生易懂的知识课堂上不教这一点出发，要求学生依据过程中的步骤，完成课前的预习任务，让学生在学案的引导下“先行一步”，做到“我要学”，深入了解文章内容，钻研课本。随后学案又导出知识重点和难点问题——“完成有关文中对于北极熊各方面内容介绍的表格”以及“谈谈自己在阅读后的感受”。上述任务要求学生在课前完成，并及时交给老师批阅，如此，传统语文教学中对于学生预习任务的监控难得以改善，学生递交上的课前预习作业能让教师有效地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并及时加以指导。

（二）课堂探究

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学生读，老师讲，枯燥乏味的讲授大大消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往往无法真正使学生学有所获。而学案课，要求学生自己去发现，自己去探究，在此基础上，掌握语言知识点，才能铭记于心。

学生是学案课课堂的主角，但是对于初次接触说明文的六年级学生而言，他们并不具备独立发现的能力，因此，在课堂学习中，我以文章中的一句例句“它的嗅觉特别灵敏，可以闻到五六公里以内的海豹的气味”为切入，通过比较，让学生发现数字在句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进而引出“列数字”这一说明方法。在此基础上，学生开始自主寻找文中其他使用了“列数字”的说明方法的语句，积极性异常高涨，一击即中，回答的准确率较常规教学相比

也大副提升，收效良好。

本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想法，在了解“列数字”的说明方法后，我要求学生能学以致用，也即将这一说明方法转变为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因此，在“争做小导游”这一情境的前提下，我在“资源区”提供了一些北极动物的相关资料，要求学生能用“列数字”的方法介绍其中一种动物的某一特征。这一环节是整堂学案中最精彩纷呈的一部分，而每一子环节中的时时评估和相互讨论，更让我看到了许多学生们身上的闪光点：

1、组内评价，互帮互助

在此次学案教学过程中，为充分体现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这一环节，要求以小组形式完成，也即每一小组推选最优秀的一位学生为代表进行与其他小组的争夺“小导游”。这就意味着首先组员必须在组内轮番一一发言，组内进行第一次组员之间的评价及个人自我评价，在确定代表人选后，其他组员需要帮助该同学进行适当修改，力争尽善尽美。在最后被选出的六位小组代表中，有四位学生是班中学习成绩处在中游或以下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每组学生在进行组内评定时所持态度公正、客观，而学生的参与性也得到了良好的体现。

2、小组评价，良性竞争

第二次评价是在小组与小组之间进行，即在每位小组代表发言后各小组对其进行评价、发言。教师在整个环节中几乎无需涉足，整个课堂是学生的舞台，学生们在这里进行思维创造，各抒己见，通过“个体”努力和“合作”学习，扬长避短，寻找最佳答案。而教师所做的只是在课前为他们构建一个评估的平台和标准——“小组评审表”。毫无拘束的畅所欲言和目无章法的胡乱评价可能会造成课堂秩序的混乱和知识的遗忘，因此，在“小组评审表”中对考核标准加以明确，不仅能启发学生思考，在评判他人的同时有目的地进行自我调控，而且还能让学生集中注意力，全神贯注地聆听他人发言，从而才能做出准确、到位的评价。

结果证明，往常课堂上那些沉默寡言的学生很善于总结他人的不足之处，并能流利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学生的参与性得到了提高。这一活动的创设，把本节课教学推向了高潮，同时学有所用，使学生有更大的思维空间，发散性地融合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并在和谐互动中落实三维教学目标。

（三）课后总结

新课程视野下语文学案教学模式初探3

课堂的教学结束后，是学生进行自我总结、自我评议的阶段。学生的课后作业的质量关系到谁才是“小导游”的最佳人选，甚至那些平日里经常迟交作业的学生也表现地异常认真、积极。学生在完成“导游词”作业时，投入了相当的热情，对于进行内容回顾、总结、复习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进而达到掌握和消化的效果，将学有所获落到

实处。

四、启示与反思

通过本次学案课的尝试，发现它比常规教学具有一定的优势。

1、情境式的任务创设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欲望

在本学案中，我是将“争做小导游”这一情境最大程度地真实化展开，借助网络的虚拟现实技术，学生在应聘小导游的过程中获得乐趣、逐步提高，自豪感油然而生，成就感随之而发，而自豪感和成就感又让学生不会轻易忘却所学的知识。

通过本节学案课的学习，我们有理由相信，学生学到的不仅仅是什么是“列数字”的说明方法，更重要的是学会将这一说明方法运用到自己的言语表达中。由此可以看出，要在学案中培养学生的高级思维能力，给学生提供真实、有意义的任务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是学生达到像实践那样有意义和有目的地解决问题的立足点。任务一定是现实的、非琐事的，所呈现的问题要足够复杂以使学生探究其中。教育家杜威说过：“教育本身就是生活的过程，教育不是为未来生活所做的准备。”当学生开始探究与生活相关的问题他们就会实践重要的, “生活技能”。这些生活技能包括决策能力、获取整体的知识、自我定向学习的能力、激发理想以及深入思考的能力。

2、以网络为载体的学案教学提供了思维拓展的空间

网络教学的信息量远远超过常规教学，如何使学生在短时间内实现对知识的意义建构,就必须配合学案。学案实质是沟通学与教的桥梁，也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建构知识、能力的一种重要媒介，具“导读、导听、导练、导思”的特征。提前一周把学案上传到校园网内给学生看，学生就会带着目的性去听课。这样就大大地提高了课堂效率，增加了课堂容量，加大了思维密度。

学案与网络教学有机的结合，可避免学生在网络教室“走马观花”的现象，且能抓住知识的重点、难点。保证基础知识的学习和知识拓展两不误，即在教学目标规定的最基本方面都能达到合乎标准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潜能与价值。

3、时时评价，自我调控，提高课堂实效

评价量表在学案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扮演着“督导者”的作用。不仅要代替教师监督学生的各项活动情况，还要让学生在评价过程中学会自我调整，促进学习。而要制作一张符合学生年级的、并有明显优劣区分的评价表并非易事。

在这节学案课上，我大胆尝试用直白的语言代替平日语文课中抽象、模糊的评判语言，落实到学生活动中的每个细节，并设有“自我评价”和“伙伴评价”两项，力求达到客观、准确。

总体说来，学案教学可操作性强，有利于学生科学地把握知识内容，有利于准确理解，提高其学习效率，利于学生掌握研究性学习方法，提高研究性学习水平，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师生之间教与学的关系将变得更为融洽，以后的教、学就更为轻松自如。学生学会了使用学案，可以提高学习效率。

学生有准备、有侧重地听课，提高了听课的质量和听课的效率。学生能积极参与教学活动，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之间互动增强。有利于学生创造性的挥与施展。当然学案设计一定要防止把“学案”等同于作业，没有层次，难度偏大，题量太多，使学生望而生畏。

当然，任务事物都如一把双刃剑，在发挥其优势的同时也存在于一定的弊端，而学案与语文学科的融合也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仍需改进之处：

1、在起步阶段，学案编写工作量大，困难多，要求学生像传统课堂教学那样，借助学案自学，反复朗读文本，并做好学习笔记，可能一时不适，甚至出现个别学生完全抛弃文本的情况。

2、学生过度沉浸于新鲜的学习方式以及丰富的课外知识，而对学案中一些关键性指示语句一扫而过，不能集中精神耐心倾听教师的点拨和指引，造成学习任务不明确，不能有效地展开与他人的合作、交流。

3、评价表的优劣划分仍然模糊不清。在本次学案课中我要求学生用三中不同的符号对某项活动作评价，而对三种符号的具体涵义并未作细致规划。而今后，如何用属于学生的语言、角度来明细评价表，是我所需要探究的，让评价表真正担负起“督导者”、“管理者”的责任。

以网络为载体的学案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它以发展学生的个体为本,体现学生个性化发展为特征，突破了“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教师的作用是积极创设情境，启发学生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让学生在讨论中互相质疑，相互补充，在适当的时刻给予一定的指导，强调学以致用，为学生个性化的学习和主动探究留出充分的时间和空间。以网络为载体的学案教学，不仅实现了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而且实现了学生的“自学、自立、自悟”，能真正促进教学重心从“教”向“学”的转移，把学生培养成为21世纪的创新人才，奏响了上海课程改革中崭新的乐章。

语文学案教学模式”研究(上)

赵修瑞

一．问题的提出

对语文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不仅是进一步改进学科教学方法、提高和改善学科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重新审视课堂教学目标的设置，以使我们的课堂教学能够建构真正符合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在学习中尽管有教材做依据，但学生们并不十分清楚教师重点讲什么、练什么；从接受的角度讲，这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听课效果；由于教

师在讲课过程中往往比较注重教案内容的落实，很容易忽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因素，课堂上学生也就很少有时间思考和消化；而且由于语文知识体系的非完全系统性的特点，学生常常感到毫无头绪，学习的主动性更无从谈起。于是建构一种具有联系师生教学环节的中介，可以有效地改进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模式，引教学生正确地确立学习目标，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索精神和自主学习能力，并最终提高学习效率和教学效果的语文教学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现代教育认知心理学认为，主体性的渗透是提高学生兴趣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法，而学案式教学模式不仅给学生提供了一种帮助他们学习的工具和学习材料，逐步培养了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通过这种手段，让学生进入到了一种语文教学体验式的境界，改变了学生对教师教授内容的依赖性和未知性的被动状态，学生通过自己的预习和复习最大化的接受了传递的信息量，从而优化了课堂教学的主体性环境。

二、语文学案教学法的建构模式

（一）建构主义的理论背景

要搞清楚学案教学法的含义，首先要了解学案是什么。我们所说的学案是指教师依据学生的认知水平、知识能力，为指教学生进行主动的知识建构而编制的学习方案，学案也可以有学生参与，由学生与教师一起共同编写完成。根据这个定义，学案绝不是教学内容的拷贝，也不仅是教师讲授要点的简单罗列，它一方面要帮助学生将新学的知识与已有的知识经验形成联结，为新知识的学习提供适当的附着点，另一方面也要对帮助学生对新学的知识进行多方面的加工，以利于学生形成更为牢固的知识体系，另外还要指教学生掌握学习新知识的方式方法。因此，学案实质上是教师用以帮助学生掌握教材内容、沟通学与教的桥梁，具有“导读、导思、导练”的作用，也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建构知识能力的一种重要媒介。自主学习能力是学生学会求知、学会学习的核心，它是一种在教师的科学指导下学生制定有效的学习计划和学习策略、调节和控制各种任务行为的创造性学习活动。这里的自主学习概念不仅强调了学生高级认知能力（元认知和自我监控）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也同时强调了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的自主控制，这就使得我们培养学生主体性的目标得到了极为具体的落实，这也是要提出学案教学教学模式的根本原因。

学案教学法就是借助学案引发学生的自主学习以促使学生进行主动的知识建构的教学模式。学生自主学习的方式，是知识获得的一般规律和有效途径，知识不能通过被动灌输和传递获得，而必须通过学生主动、积极的建构实现。教师的教学实际上就是保证和促进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知识体系的建构。因此，学案不仅有着教学的作用，还有“导教”的功能。近年来有关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学习过程的认识，对自主性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也有了很好的理论依托。也是我们设计学案、进行学案教学模式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学案教学使我们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的认识更加深入了。长期以来，我们过去对学生主体性的理解一般是从师生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的，或者笼统地理解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

体地位，造成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一直在挤压着学生的主体性，过多地干预和介入学生自己的学习活动，在没有具体教学机制的约束下，人们自然转而强调教师的教育教学技巧，但这难以彻底改变当前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缺乏的问题。而学案的建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些缺陷，使主体性和自主性的培养得到教学过程结构的保证，也使教师的教学主导作用得到了有效而且有形的体现。

（二）语文学案教学模式的机制

1、设计原则：

⑴、语文学案的设计与编制，首先要体现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原则。

努力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自学、自问、自做、自练的方法和机会，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增强对学习的兴趣。

⑵、学生独立思考，实现掌握知识（学会）与发展能力（会学）的统一，体现启发性原则。使学案成为学生掌握学科知识体系和学科学习方式的载体、教师教学的基本依据。

⑶、实现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的统一。学案的编写应该适应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语文教学实际需要，充分考虑和适应不同层次学生的实际能力和知识水平，使学案具有较大的合理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2、编写要求：

⑴学案应该具备明确的学习目标，并与教师的教学目标相对应，突出学习重点和难点；⑵梳理知识结构体系，使学生能够明确意识到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促进学生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知识体系的主动建构，促使学生认识到所学知识本身的价值和作用；⑶提供适当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指导，促发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同时要防止对学生思维的不当约束，促进学生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发展，引教学生的主动探索和积极思考；⑷提供检测学习效果的适当材料，为学生的学习活动提供及时的反馈和评价，进一步明确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目的；⑸强调学案与一般教案和讲义的区别，注意不能把学案写成类似学习辅导用书的模式。为此，不仅要求应该明确课程标准和教材知识的结构体系，而且还要求教师学习必要的教育和心理学理论，特别是有关认知心理学学习理论和教学设计理论、建构主义学习和教学理论，使教师在编写学案的过程中具备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的指导，增强学案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3、评价机制：

我们认为，一个优秀的学案应该起到如下作用：（1）树立动机，激发想象；（2）紧扣大纲，贴近实际；（3）重视学法，培养能力；（4）面向全体，层次不一。

语文学案教学模式”研究(下)

（三）课堂教学模式的实施

学案教学模式的关键是学案的编制，而学案教学模式的落实则主要体现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如何体现学案的作用、发挥学案本身的价值则是语文学案教学模式研究的核心。这种借助于学案进行的课堂教学模式应该是一种主体性的教学活动，它尽可能缩减教师的讲授时间而让学生更多地参与讨论和相互质疑。在实践中可以采用以下三种具体的教学模式。

1.诱导式：提问—讨论—归纳—练习

诱导式教学模式一般用于新授课的教学，就是在学生预习的基础上，首先通过提问和讨论解决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无须教师做全面的讲解，也避免了课堂中过于沉闷的教学气氛，同时也可使教师有时间解决个别学生存在的问题。归纳环节是在讨论的基础上作出的，要求学生能够在教师的帮助下自己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因此，在这种教学模式中，我们一般要求由学生自己来阐述最后的结论。实际上，学生在学案的指导下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认识，这种教学环节的设计实质上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深认识，完善和纠正各种错误的观念和观点，从而建构起完整科学的认知体系。

2.开放式：质疑—探究—小结—应用

开放式教学模式一般用于单元复习课，目的是为了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学会如何将知识应用于具体的问题的解决，带有明显的研究性的特征。此种课型的学案设计也往往具有开放性，甚至没有唯一正确答案，要求为学生介绍一些适当的研究方法，设置一些问题情景平台，以利于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在教学指导上常常采用合作学习和交互教学方式，教师一般扮演帮助者、启发者和指导者的角色，教师要充分为学生提供一个能够不受限制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的环境和机会（质疑），提供必要的探究条件和手段，让学生充分利用所学的知识通过自己的推断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方案。开放性学案教学不限于一个课时，也不一定全部在课内完成。

3.递进式：泛读—精读—讨论—作业

递进式教学模式一般用于阅读教学。体现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规律特征。精读是为了系统、深入地掌握阅读材料所具有的知识内容，这就要求学习者从字、词、句入手精研细读，甚至反复阅读，进而掌握各个段落及整篇文章的精髓，以便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从字、词、句入手就是要逐字逐句地阅读，逐个问题进行思考；同时反复阅读，层层深入。精读有利于加深对文章内容及实质的理解，是形成学习者知识系统的基础，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更是如此。因而无论什么学科的基础内容，都应组织好精读，以便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精读的技巧通常是：(1)抓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往往在道理的阐述、人物的刻画、气氛的渲染中起着关键作用，因而应首先抓

住它们。(2)找准中心句。中心句往往就是一篇文章的骨架，找准了中心句，也就搞清了文章的中心内容。(3)把握重点段落。一篇文章在叙事论理时，总有一些段落是起铺陈作用或过渡作用的，而另一些段落则承担着反映文章主要内容或基本观点的任务，这样的段落就是重点段落，在阅读时应着重把握。泛读是一目十行式的阅读，它有利于学习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较多的信息。泛读的技巧主要有：(1)意群扫描式阅读。意群扫描即不是以单个字或词为单位进行阅读，而是以意群为单位进行阅读。用这种方式进行阅读，可以大大地提高阅读速度，教师应注意引教学生特别是中小学学生用这种方式进行阅读。在阅读时，不要过分看重对个别字词的辨认，只要能掌握基本意思即可。(2)浏览。即对全文粗略地阅读，甚至只读其大小标题，以达到对内容的大体了解或整体认识，或对某些重要观点、重要信息的大概出处有所了解即可。如在字典里查找词汇，或复读已读过的文章，或确认某个信息等等，通常用此方法进行阅读。(3)跳读。即对自己关心的内容或特定内容进行阅读，如寻找特定的数字、符号、日期、事由或确认某个信息等就属此种阅读。其特点是跳跃阅读，不逐一阅读。这适于搜寻特定信息资料或捕捉重点。

上述三种教学模式各有自己的特色和价值，而从学生的学习过程来说，教师的教学活动实际上都是为了学生提供一种促进知识学习和运用的环境和条件，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和体系，促进学生学习策略的形成和自主性的发挥。各个环节的设计还具有防止教师过多地干预学生的学习和思维过程的作用，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创造性。

三、研究结果

（一）学案教学法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

学案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学习策略和思维品质的培养作用最终会体现在具体的学科成绩上。研究结果证明通过选择以两个平行班为实验班和对照班（均没有学案学习的经历），在整个单元教学中，实验班采用学案教学法教学，对照班则采用一般的教学方式。学期期末语文成绩：实验班平均77.4，优秀率35.1%，及格率100%，对照班平均68.6，优秀率17.6%，及格率89.7%。我们可以看出，实验班的成绩要明显好于对照班。

（二）对学生计划、控制和调节学习活动的作用

关于学案对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作用，我们设计了“学案教学法调查表”分对实验班的学生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然后按照学案教学法对学生的学习计划（最高分25分）、学习过程（最高分30分）、思维（最高分15分）、学习负担（最高分5分）的影响以及对学案的评价（最高分15分）和学案的设计与使用（最高分10分）六个方面进行了统计，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对学案教学法的各方面评价都是积极和肯定的，特别是学案对学生预习、听课、复习（学习过程）几个方面的作用评价非常高，对帮助学生制定学习计划、监督和纠正错误（计划监控）方面的作用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对思维起到的作用也是积极的，而且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学案的使用并没有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在学案的设计和使用方面倾向于希望有更多的参与机会。

四、结果分析

1． 学案对指教学生的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策略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也是学案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比如学案教学法对学生学习过程的作用我们依据课前预习、听课、课后复习和巩固以及错误检查等方面设计了6道评测题目，结果学生评价非常满意。这说明基本上学生认为学案对他们的学习是有促进作用的。这对于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会学习的素质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但是从结果来看，应该更多地让学生参与学案的设计，以便使学案能够更好地适应学生的实际需要，同时教师在上课过程中还应该更多地与学案内容发生联系。

学案的作用应该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发生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学案对学生成绩还是有一定的提高，特别是对女生学习成绩的提高尤其有帮助。如何使学案更好地促进学生语文成绩的提高还需要进一步地探索，设计更为严密的、时间跨度更大的实验。

2．根据调查统计得出的结果一方面说明了开展“语文学案教学法”对提高和改善学生的学习方法，解决由于教材和讲授本身的问题造成的学生理解困难是极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学案的使用对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缓减心理压力也有一定的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1．语文学案教学模式是一种可行的、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实验的方法，它对改进学生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帮助学生学习和巩固知识、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有着很好的作用。

2．语文学案教学模式没有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一般也不会限制学生的思维，但在设计和使用学案的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征询学生的意见，吸收学生参与学案的设计。

3．语文学案教学法对不同年级和不同性别学生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应该注意不同年级、不同性别学生对学案的要求，使学案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因此应该加强对学生的研究，注意吸收和运用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增强教师的理论修养。

4．学生心理健康情况不容乐观。应该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加强学习策略的指导，设法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同时开展适当的心理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