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野下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之比较

第一篇：和谐社会视野下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之比较

和谐社会构建与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创新

陈金明 李卫群

（三峡大学政法学院 湖北宜昌 443002）

[摘 要] 任何一种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并非十全十美，各有其利弊得失。因此，在创新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始终把维护移民合法权益作为移民安置的出发点，树立共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新理念，摈弃“社会发展必然要以牺牲部分群体利益为代价”的旧观念，变行政驱动移民安置为利益驱动移民安置，变传统农业安置为入股分红安置，形成“在安置中求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可持续安置”的良性循环机制，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 和谐社会； 非自愿移民； 安置模式； 利益驱动； 入股分红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esettlement model of involuntary migr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CHEN Jin-ming LI weiqun(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Yichang,443002,China)

Abstract: Any kind of resettlement model of involuntary migration is not perfect, each having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must insist on the rule of people oriented in establishing the resettlement model of involuntary migration, always put the maintenance of the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gration at the first place, set up the new idea of sharing frui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discard the old concepts that “social development is bound to sacrifice some groups’ interests”, change the resettlement by administrative drive into by interests drive, change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resettlement into the resettlement by buying a share, form the virtuous circle that “it develops in setting, and it realizes sustainable setting in developing”, so as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and promote social harmony.Key words: the harmonious society;involuntary migration;resettlement model;interests drive； buy a share

基金名称：本文是湖北省社科基金课题“和谐社会视野下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创新研究”（[2009]095）、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差异与和谐：三峡外迁移民与安置地居民社会关系发展研究”（2008d0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非自愿移民一般是指因公共工程建设或公共利益需要而被动员或被强制迁移的群体。中国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导致了大量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和人口迁移活动，产生了5000多万非自愿移民。[1]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未来这种趋势还将继续扩大。非自愿移民已对我国社会变迁与社会重构产生重大影响，其安置模式也成为一个关乎社会和谐的复杂性难题，并牵涉到一系列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如公平正义、贫富差距、利益冲突、生 1

态环境尤其是群体性事件等。因此，站在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深入比较各种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优劣利弊，以期更加理性地权衡和选择新的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显得尤为必要。

一

以辩证的思维来审视，和谐社会既追求稳定又强调发展；既体现公平又促进效率；既是一种价值目标，又是一个不断推进的社会历史过程。按照和谐社会这一目标理念，在创新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时，理应表达以下价值诉求。

1、彰显民主法治精神 首先，确保非自愿移民的公众参与。非自愿移民不仅是移民安置的对象和客体，也是公众参与的主体，这就意味着要尊重非自愿移民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权利，十分重视非自愿移民的公众参与。只有在非自愿移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基础上，其安置模式才可能得到广泛认同并有效实施。其次，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确立也要与法治相结合，并服从法制的权威，在公平、公正的社会规范体系的支撑下，依法保障移民在搬迁安置过程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用法律来规范移民安置活动，做到移民安置有法可依，确保非自愿移民迁出地与安置地和谐稳定。

2、恪守公平正义原则 美国学者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2]在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选择和实施过程中，应着力恪守公平正义原则，规避“强势利益集团获利，弱势群体受损，政府买单”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根据公平正义原则，非自愿移民没有理由接受这种生存空间的再安排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困风险，因为他们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具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并有共享发展成果的权利，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对其进行强制剥夺。因此，只要存在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导致次生贫困化的风险，就应该对这种模式进行重新选择，确保给非自愿移民提供公平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以使发展带来的损失和效益的分配更趋平等，并有效保护非自愿移民享有的经济权利和人格尊严。

3、弘扬诚信友爱美德

诚信友爱是和谐社会的道德土壤。在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实施过程中倡导诚信友爱，就必须以道德作支撑，以制度作保障，促使非自愿移民与政府之间诚实守信、非自愿移民相互之间以及非自愿移民与安置地居民之间平等友爱、融洽相处。从非自愿移民安置实践来看，社会诚信缺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建立社会诚信，政府必须发挥主导和关键作用，通过法律的执行、制度的建立，对全社会起到引导和示范作用，让非自愿移民感受到政府强大的公信力。否则，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将引发非自愿移民安置过程中的分配失衡或利益冲突。此外，在非自愿移民安置实践中，应大力倡导互助友爱的新风尚，建立融洽和睦的新型人际关系，搞好社会救助，帮助弱势群体，使非自愿移民跟上社会发展的新步伐，共

享社会发展的新成果。

4、确保社会安定有序

由于非自愿移民安置造成了旧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文化样式的破裂，需要重建新的家园。这种重建不是也不可能是原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简单重复，而是新的社会重构与发展，需要进行新的社会整合。[3]在这一过程中，因涉及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文化、心理等诸多领域，稍有不慎，极易引发非自愿移民与政府或开发商之间、非自愿移民与安置地居民之间以及非自愿移民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在确立移民安置模式时，要把安定有序作为移民安置工作的重要目标，逐步建立起非自愿移民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移民安置过程中因利益冲突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力求避免非自愿移民集体上访、闹事甚至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确保社会安定有序。

5、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选择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时，也会面临如何应对生态环境脆弱、人地矛盾突出的问题，尤其是后靠移民安置模式所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所以在确立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时，不仅应考虑到人的需要，还要考虑到自然环境的容量，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移民安置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二

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对现有各种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进行理性反思，无疑有助于科学合理地选择新的移民安置模式。

现有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因分类标准不同，可分为不同类别。按补偿方式划分，可分为补偿性移民安置与开发性移民安置；按安置产业划分，可分为农业安置和非农业安置；按安置地距离划分，可分为后靠移民安置和外迁移民安置；按安置规模划分，可分为集中建制安置和分散“插花”安置。这些移民安置模式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其缺陷也相当明显。

1、补偿性移民安置与开发性移民安置

补偿性移民安置，即由政府根据相关政策，对非自愿移民的生产生活资料损失以实物或货币方式进行一次性补偿，以后移民的生产和生活则完全自理。这是一种典型的行政驱动移民安置模式，非自愿移民完全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

这种移民安置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一是重工程项目建设，轻移民安置稳定。二是重生活补偿与救济，轻移民就业与发展。[4] 三是重项目的狭义成本收益评估，轻项目的生态成本与环境效益核算。因此，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补偿性移民安置模式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

为了克服补偿性移民安置模式的弊端，国际移民机构和我国政府提出了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强调把移民安置作为移民发展的一次难得机会，通过为移民创造生产条件和开辟多种就业途径，恢复和改善移民的生活水平。应该说，开发性

移民安置模式是一个历史性进步。

但开发性移民安置也充满各种风险。其一，由于开发性移民安置在实际执行中，仍是由政府以行政方式对移民的全过程进行规划、组织、安排，移民安置的动力主要不是比较利益而是服从安排的行政驱动，移民安置行为仍是一种非自愿性的被动迁移，移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二，移民作为弱势群体，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较差，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他们仍然可能陷入贫困和被边缘化的境地。

2、后靠移民安置与外迁移民安置

后靠安置往往是非自愿移民首选的安置模式。这种安置模式使得移民不必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故乡而容易被他们所接受，并且这种安置模式相对简单易行，成本较低，尤其对政府而言，后靠移民安置是所有移民安置模式中最经济的一种。但这种移民安置模式也有明显的缺陷：第一，因毁林开荒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第二，人多地少矛盾突出，容易引发社会冲突；第三，生产条件差，移民难以脱贫致富，往往导致二次外迁。

而外迁移民安置则有可能克服后靠移民安置的弊端，并能减轻迁出地生态环境所承受的压力，缓解迁出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可使非自愿移民改善生产条件，获得安稳致富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当然，外迁移民安置也有其不足之处：一是打破了非自愿移民原有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造成其在生产开发和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打破了移民原有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网络，对安置地和谐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三是打破了非自愿移民原有的文化样式，造成移民与安置地居民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均可能产生较大差异，从而出现矛盾冲突。四是可能导致移民返迁的恶果，而返迁又将给国家和移民个人带来重大经济损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返迁意味着外迁移民安置的最终失败。

3、集中建制安置与分散“插花”安置

移民安置一般遵循就地安置的原则，但如果当地自然环境恶劣，根本不适宜移民居住或者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时，就得本着对移民负责的态度，考虑将整个村组的移民搬迁到新的安置区进行集中建制安置或分散“插花”安置。

采用集中建制安置模式的优点在于：不仅可以降低安置成本，有利于农村城镇化建设，而且能够顺应大多数移民要求，使得移民固有的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生活习惯、语言文化等可以继续保持，移民传统的地缘、血缘和业缘关系可以部分留存，移民在心理上也容易产生一种归属感、亲切感和安全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社会整合的预期效果。集中建制安置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利于自然资源的配置，也不利于移民迅速融入当地社会。

为了克服集中建制安置的弊端，政府往往采取分散“插花”安置的措施，即在一个小的安置点安置一户或几户移民。这种安置模式使安置地不会感到压力太大，也能使移民更容易得到安置地居民的同情和理解，这样有利于外迁移民尽快融入当地社会。

但分散“插花”安置模式也有其弊端。一是随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移民与当地居民在土地、基础实施使用等方面存在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二是在现实生活中，少数移民因各种原因容易成为安置区中的“孤独群体”，社会交往少，心理压力大，很难融入安置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

4、农业安置与非农业安置

移民安置的产业模式无外乎二类，即农业安置与非农业安置。所谓农业安置，是指依靠土地资源，以农业生产为出发点，每个移民有一份土地作为维持基本生活的依托。在此基础上，移民可以发展多种经营，或亦工亦农，可进可退。但由于广大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要重新调整土地特别是大规模调整土地有一定难度，所以对非自愿移民进行农业安置也遇到较大阻力。

非农产业安置是通过行政驱动使移民摆脱土地的束缚，有了更多选择职业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对适应能力强、社会关系网广的移民来说，这种安置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契机，有利于提高移民综合素质，改善移民生活质量。但是，非农产业安置模式要受到移民文化水平、就业能力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而农村移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劳动技能相对较差，这就给移民进行非农产业安置带来了困难。安置在非农产业的部分移民，因无法适应新的生活又要求重新安置，有的移民甚至聚众闹事，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三

综上所述，任何一种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并非十全十美，各有其利弊得失。因此，在确立新的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时，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整体把握。第一，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移民安置之路，既立足于移民安置的客观实际，又着眼移民安置的长远发展；既考虑到国家和集体利益，又高度重视移民的个人利益；既关心移民生存的需要，又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综合权衡移民安置目标、环境容量及人力资源等因素，遵循多种安置模式并举和风险最小等原则，避免简单化、单一化的移民安置模式，促进移民与移民之间、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和谐发展。

第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和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随着非自愿移民的自主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的成长，移民安置模式也必然需要改革创新，由行政驱动移民安置向利益驱动移民安置转变；把移民安置尽可能建立在个人自愿的基础上，变移民被动服从安置为主动自愿安置，形成“在安置中求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可持续安置”的良性循环机制，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非自愿移民的实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再分配问题。创新移民安置模式，必须始终把维护移民合法权益作为其指导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移民安置作为移民发展的一次重要机遇。树立利益均衡、共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新理念，摈弃“社会发展必然要以牺牲部分群体利益为代价”的旧观念，确保移民损失得到合理回报，以体现社会公平正义。

基于上述三方面的考虑，笔者认为，利益驱动移民安置和入股分红移民安置是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两大创新选择。

1、利益驱动安置模式

利益驱动移民安置是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创新选择之一。确立这一新的移民安置模式的重要理论依据是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在城市存在失业率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仍然会作出主动、自愿移入城市的选择，而促使人口流动的基本动力是比较利益与成本的理性经济考虑，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乡收入差异。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对如何做到主动移民、自愿移民、科学移民和开发移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利益驱动移民安置模式强调对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综合开发，不是将移民劳动力进行简单的复制性安置，而是从传统农业向大农业及二、三产业转移；移民劳动力的工作区域主要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同时，由于移民安置的对象不仅仅是一个个家庭的主劳动力，而是整个家庭成员，所以政府在肯定移民劳动力为决策主体的前提下，对劳动力流向进行引导和协调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利益驱动移民安置模式是一种有行政协调的主动、自愿移民安置模式。它与各种传统的行政驱动移民安置模式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指导思想符合比较利益原则，包括现实的利益和预期的利益,能让移民看到更大的利益所在。当然，利益驱动移民安置模式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条件，那就是：工业化不断发展，社会保障更加健全，劳动力市场全面开放，移民劳动者素质进一步提高。

从长远来看，利益驱动移民安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其一，各种传统的行政驱动移民安置模式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已经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也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所以，必须通过利益驱动来调动移民在安置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非自愿移民的自愿化。其二，利益驱动移民安置也是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民收入的需要。因为现代农业的前提之一就是适度规模经营，只有达到适度的规模，才能使各种生产要素获得最佳和最为经济的使用，实现土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目前我国农村的现状是有限的土地所承载的劳动力过多，且分散经营，难以形成规模，广大农民也难以致富。因此，需要通过利益驱动，使部分农村移民自愿主动离开土地，在新的领域从事新的工作，使他们所获得的收入也比务农种地高出许多，这样既有利于建设现代农业，也有利于提高广大农民包括农村移民的收入。其三，有利于农村城镇化建设。通过利益驱动将农村移民相对集中在城镇安置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其四，从现实和发展来看，完全依靠土地谋生的移民越来越少，绝大多数移民在利益驱动之下从事二、三产业。今后，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利益驱动移民安置将会大力推广。

2、入股分红安置模式

入股分红安置模式是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创新选择之二。国家为适应

移民安置发展的需要，近几年出台了相关政策提倡和支持这种模式。早在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首次提出“入股分红”的安置模式，随后国土资源部又颁布了《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对“入股分红”安置作了进一步细化。这种模式对移民安置不再采取以土地换土地等传统的农业安置方式，而是将被征用的农地、林地等有形资产使用权的市场价值转化为对企业的投资，移民则成为企业的股东之一，与工程业主和其他投资者通过资本这条纽带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这种以土地换资本进行入股分红的安置模式，移民由过去的土地使用者变成企业所有者，股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成为移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移民的就业不再采用传统的以土地安置为主的方式，而是自主择业。有关政府部门的主要责任也由安置移民转变为如何开发移民的人力资源，为移民创造自主择业的环境和条件。

入股分红安置模式是建立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符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股权多样化、分散化的趋势，顺应农村土地资本化经营的方向。这种安置模式将经济激励机制引入移民安置，变一次性补偿为长期补偿并且动态调整，为解决移民长期稳定与致富问题提供了一种途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时代要求，能最大限度地规避大规模移民安置所产生的贫困风险，并从制度上保障移民的基本收入来源和分享工程效益，有利于实现安置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移民家庭可持续生计系统的重建，对逐步恢复和提高移民生活水平将无疑发挥重要作用。[5]

同时，入股分红安置模式能够克服传统农业安置模式的缺点，不需要大规模开荒造田，基本上保持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相对平衡。此外，移民一般可迁移到附近的城镇或通过居民点集中进行安置，原来的社会关系得以继续维系，避免大规模外迁给移民带来负面影响，从而保持移民安置区的社会和谐稳定。

当然，由于入股分红安置模式涉及到相关工程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新调整，工程业主、政府和移民之间利益关系的重新定位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要保证这种新的模式在实施中具有可行性和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施国庆.非自愿移民：冲突与和谐[J].江苏社会科学,2005(5):22-25.[2]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3] 黎昕.社会学视野下的工程移民问题研究[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1(9):74-77.[4] 段跃芳.开发性移民政策:概念框架、应用及发展[J].江汉论坛,2007(7):131-134.[5]段跃芳、赵彪、黄廷政.投资型补偿与安置模式:概念、制度创新及应用前景[J].湖南社会科学，2009(1)：64-67.作者简介

陈金明(1966-),男,湖北京山人，三峡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联系电话：***，邮箱：chjm@hqu.edu.cn 李卫群（1986-），女，湖北长阳人，三峡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联系电话：***，邮箱：weiqunli_1986@126.com

第二篇：有关和谐社会的论文关于和谐社会的论文：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利益边界

有关和谐社会的论文关于和谐社会的论文：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利益边界

摘 要: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基石,社会公正需要构成社会秩序的各种要素合理配置和有机协调,其中合理而公正的利益边界是基础。计划体制模式下,国家、集体和社会利益高于一切,个体利益追求服从集体意志。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成为普遍趋势。社会矛盾和冲突集中表现在不和谐的利益边界阻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故而探索和谐社会视野下合理而公正的利益边界观念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和谐社会;利益边界;社会转型

社会公正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生活的基本追求,它意味着社会每个成员享有一个基本的生活底线、人格尊严和发展平台,这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和谐社会要求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以人民群众为本,以人民群众基本需求的满足为本,以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为本,这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社会和谐源于社会成员个人利益之间的和谐,有效的法理规范和道德伦理的约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底线。无视或者突破利益边界的约束,对于个人或者社会而言,无疑损坏了社会秩序运行的和谐基础。

一、利益边界的嬗变

马克思告诉我们“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P52)利益是人们活动的基本行为目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1](P439)任何一个社会首先必须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即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必须重新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以促进和推动社会发展,以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我国在推动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以及协调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过程中,利益边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围绕着国家建设目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指引下,国家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城市和乡村分割的二元计划体制模式下,国家、集体或者企业单位的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核心,个人利益附属于集体意志,国家、集体的利益代表一切。在国家计划生产、分配、调拨、消费的指令性调控之中,全社会保持步调统一。计划体制模式下,所有的生产要素本质上都是国家所有,国家所有在其现实形式上是以企业单位组织为载体的,与此相应的是个人的各种利益都来自于单位组织,利益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单位。全社会强调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结构系统囊括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全社会的价值观抑制了个人利益的表达和追求。计划体制模式下,个人利益的表达和追求行为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法实现的。私人财产和私人性质的生产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家意识形态仅仅认可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才具有社会

主义性质。[2](P77)个体利益客观上的虚置和国家、集体利益的实际控制形成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单一化,整个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个人与单位集体之间的关系,单位集体内部的利益分配边界简单而清晰。个体利益边界的消失普遍满足于“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社会价值观。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异比较均衡而同质化,广大人民群众基本上没有心理方面的失衡,换言之,即个体利益边界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治国理政理念指引着市场经济体制模式逐步确立,计划模式下的利益边界逐渐被突破,新出现的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客观上使国家和集体或者单位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3](P148)寻求财富的动机得到中央高层的鼓励和支持。在打破平均主义的社会现实面前,一部分人积极努力寻找发财致富的路径。市场化的走势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行为越来越多的遍地开花,城镇集市贸易日益发达起来,整个社会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同时,利益差别不断扩大和多样化,经济体制变革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多元化的社会经济成分和多样化的经济格局导致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新型利益格局悄然崛起。但是,随着私人利益的不断膨胀,个体利益边界随之不断发生变化,突出的现象就是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边界进一步复杂化,公共利益边界与私人利益边界缺

乏有效的合法的界定或者合理的认同。

二、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利益边界观

利益边界的存在是客观的也是历史的社会现象。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以及处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发审视利益边界的构成,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形成不同的利益边界观。构建和谐社会无法忽视不同个体以及群体之间的利益边界,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是从事经济行为的基本需要,也是每个人内心的理性诉求。和谐社会中每个成员基本的利益得到确认和保持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利益边界的失缺或混乱,无疑损坏了和谐社会秩序运行的基础。

社会公正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生活的基本追求,它意味着社会每个成员享有一个基本的生活底线、人格尊严和发展平台,这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事实表明,无论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资料得不到保障,那么人们必将处于营养不良或者饥饿状态,长时间的贫困状态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不安。追求理想生活是所有人的美好愿望,也是社会公正所体现的结果。自由、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公民社会的基本内涵,个体自由将获得他人的尊重,尊重他人自由也是现代公民必备的素养。然而,由于所有制差别、城乡差别、职业差别等历史原因和现实困难,人人享有的基本生存权利还远远未取得全社会同等的制度性保障。例如我国目前农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我国农村人口有9亿之多,广大农村地区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供给,农民在低收入约束下,根本没有能力

享受主要配置在城市地区的卫生服务资源,这使农民处于非常不利的情况之下[4](P342)。无论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还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发展已经昭示,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

社会主义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而建立起来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是优越于资本主义而出现的崭新的社会形态。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他指出:“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3](P116)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3](P38)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反映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必然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而达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然而,共同富裕的道路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构建和谐社会不能无视目前的利益边界发生的深刻变化。首先,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决定了人们之间利益的根本性转变。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改变着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范围、利益内容和利益结构,单一的计划分配利益的格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发生了根本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依据其对生产要素的占有权或使用权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并获得了与其他利

益群体、包括与国家的独立的交往、对话、谈判、讨价还价的地位和权利。利益群体的分化超越计划体制下的组织边界,利益边界不断延伸或者渗透。其次,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竞争,利益是竞争的根源。市场经济通过竞争手段来确定利益归属,优胜劣汰、奖优罚劣。利益归属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关注的重点,利益矛盾也成为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社会现象,不清晰的利益边界也成为引发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主要根源。最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使得既得利益群体日益凸现出来,客观上有违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既得利益群体的相对优势地位和权利支配着社会利益边界的位移和变迁,客观上形成利益边缘化群体的不公正处境,典型的现象就是目前构建和谐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普通百姓住房、医疗、教育等困难。

利益边界发生着的深刻变化也是必然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计划体制模式的利益边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必然触及利益格局的变革。国家、集体和个体在共同发展、共同获益、共同进步,改革过程中人们之间利益边界的扩展也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自然而然的社会现象。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利益格局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不断失去原有的平衡。在此过程中,人们追求社会公正,要求通过调整以达到新的相对平衡是必然的。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利益边界也不同于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下的利益边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利益边界缺失“社会公正”的砝码。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利益布局,人人享有生

存发展的同等平台。利益边界的主体之间和谐和睦和平共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边界清晰,公共利益为全社会成员同等享有,公共利益使得人人获得相对公平的发展平台,公共利益得到人人爱护。国家和集体利益归根到底还是人的利益需要所在,国家和集体利益离开了人这个受益主体都是纸上谈兵,能不能提高每个人的受益水平,能不能促进社会发展进步,能不能提升社会生活福利,这些是人们现实的需要。

三、利益边界公正化的思考

纵观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前期是实行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模式,个人利益完全处于集体或者单位组织的附属地位,个人利益追求几乎完全被淹没在社会政治动需要的浪潮中,政治需要取代了生命个体利益的理想;后期以市场经济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生活实惠,然而由于体制或者制度等种种原因使得社会成员贫富差距不断分化。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客观上的事实发展是缺失合理的公正的利益边界,结果是一方面形成计划经济时期极端的贫穷状态,饥饿或者营养不良是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下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取向下的贫富差距悬殊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不同时期的利益格局具有时代的局限性,缺乏清晰而公正的利益边界却是客观的现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认公正的利益边界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内涵。

和谐社会建设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和谐社会的利益边界不可避

免地涉及到社会转型时期各种错综复杂的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利益发生着的深刻变化是客观的,也是必然的过程。利益边界处于不断转变过程中也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应然。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出发审视,尽管传统的道德伦理对于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调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仅仅依靠传统的道德伦理已经越来越无法规范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利益协调和冲突,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约束和规范机制还有待健全。利益边界的界定需要清晰化的确认,这不仅仅需要社会道德伦理的衡量,更需要公正的法律制度来规范不合理的利益边界,合法未必合理的利益所得并未获得普通大众的认同。特别是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突发期,不合理的个人所得尽管取得合法的形式,却只能是埋下社会不和谐的隐患。社会和谐不仅仅是理想,更是现实发展的需要,确认清晰公正的利益边界不仅仅是人们群众的愿望而且是社会和谐进步的要求。

和谐社会利益边界的界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建设,这是和谐社会利益格局变革基本的现实政治前提,实现这场变革的关键在于执政党自身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和谐社会建设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化解矛盾、消除冲突、解决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平稳和持续发展的历史过程。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才谈得上和谐,贫富分化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社会越和谐,就越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越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推测,未来社会将“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1](P223)这揭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美好未来。因此,客观而公正的利益边界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一个利益边界清晰的利益结构系统有效地规范着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对于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82, 223, 439·

[2](匈牙利)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77·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8, 116, 148, 373·

[4]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 342·

[5]刘伟.论执政视阈下中共发展观的历史演进及其时代意蕴[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2(2): 18-24.[6]罗文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分析[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2(1): 1-6.

第三篇：浅谈和谐社会视野下伦理道德建设的意义

浅谈和谐社会视野下伦理道德建设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祝成生着．和谐文化与伦理秩序的当代重建[M]．群众出版社，2008．

王铎．略论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相互支撑与和谐发展[J]．商业文化（上半月），2011，（3）．

牟永泉．崇尚伦理道德 促进人际和谐[J]．经济师，2010，（7）．

赵志浩．扬弃传统伦理道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第四篇：“非遗”视野下的扬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探析

摘要：

文化创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文化财富和创意来源。扬州非物质文化资源丰富，本文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对扬州文化创意产业的资源和前景进行探究。分析其在文创产业中的创意价值，并归纳出扬州“非遗”文化产业化的途径。同时结合扬州文化创意产业中“非遗”的应用实例，指出两者结合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

文化创意产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 扬州 创意价值

1.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地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积累创造形成，并世代流传下来的灿烂成果，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烙印和智慧结晶。在经历工业革命后的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的文明带来了全新的变革，人类生活充满了机器轰鸣、批量生产和快速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精湛的传统技艺、深厚的民族思维、独特的文化基因正是当代全球化同质化时期所缺少的。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虽然已经重新进入到人类视野，却似乎与现代经济社会格格不入，其发展和传承遇到了阻塞困难。

文化创意产业自兴起以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影响了众多国家、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并以独特的形态和运行方式与其他产业发生广泛而复杂的联系。文化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基石和载体，是沉淀着独特底蕴的宝贵资源，要充分挖掘文化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创意产业的动力源泉，提高竞争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文化素材和创意源泉。文化创意产业也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为其提供了创新机制和融入现代社会的平台。结合两者，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意价值将其转化为创意资本，不仅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同时也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的活力。中国拥有灿烂的文明和不胜枚举的“非遗”文化瑰宝，却未能加以利用。如花木兰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学，却成为美国动漫的创意来源。今天，人们开始重视文化创意，本土文化的价值逐渐被挖掘。如，2015年上映的动画《大圣归来》就是中国优秀的动漫作品。这部作品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学著作《西游记》并加以改编。《西游记》在我国家喻户晓，是中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圣归来》就是利用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进行创新，结合国际先进的电脑制作技术使之在视觉上更加符合现代审美。而在造型、服饰、台词和剧情等方面都保留了中国的传统元素，思想情趣上更加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的优秀之作，并获得一致好评。从《大圣归来》的成功可以看到，“非遗”本身虽然是古老的传统产物，但却是一座待挖掘的宝藏，有着无穷的创意价值。

扬州是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历史底蕴深厚，文化艺术丰富多彩，其种类繁多、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令人瞩目。依托深厚的文化资源，扬州积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已经建成各类创意产业园区，同时扬州也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价值，确立文化创业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和发展目标，并积极引进各类专业人才，并取得初步成果。本文选取扬州为研究对象，对文化创意产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意产业化进行探讨分析。

2.扬州“非遗”类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2.1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扬州不但拥有优美的风景园林、古老的名胜古刹和历史遗址等，也孕育出灿烂多彩的手工技艺和各种表演艺术。“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十年一觉扬州梦”都是当时扬州生动的写照。发达的经济、优越的地理环境给扬州造就了开放的人文环境，异彩纷呈的艺术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扬州这本厚重的文化史书中浓墨重彩的篇章。其中有3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分别为雕版印刷技艺、广陵派古琴艺术、扬州剪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6项，为扬州盆景技艺、扬州玉雕、扬州剪纸、扬州漆器髹饰技艺、扬州清曲、扬州弹词、扬州评话、杖头木偶戏、雕版印刷技艺、扬剧、高邮民歌、广陵派古琴艺术、金银细工制作技艺、扬州盆景技艺、富春茶点制作技艺、扬州毛笔制作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46项，扬州刺绣、扬州通草花制作技艺、扬州民歌、谢馥春“香、粉、油”制作技艺、臣字门儿科中医术、三和四美酱菜制作技艺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6项，扬州八怪传奇故事、扬州道教音乐、仪征跑驴舞、黄珏香火会、扬州画派等，囊括了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戏曲、美术、手工技艺、民俗和医药等。

面对全球化挑战和推进城市化建设的热潮，扬州并没有一味追求千篇一律、高楼林立的都市化建设，而是因地制宜进行保护性开发建设。扬州城市中心区域有不少古街巷道和历史遗迹，坚守如旧原则进行修复，制定城市建筑物“限高令”，保持扬州老街原汁原味，很好地保留城市独特的历史风貌和地域特色，也让扬州从骨子散发出厚重的真实的历史文化感。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也非常重视其抢救和保护工作，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积极申报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级名录，以保护“非遗”传承人为核心全面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此外，扬州还积极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及与宣传措施，建立相关博物馆和文化馆，如扬州剪纸博物馆、雕版印刷博物馆、扬州工艺美术馆等，并举办各类展览、展演等活动，让广大市民零距离接触和体验“非遗”文化，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不再曲高和寡，让从群众中来的“非遗”再次在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发展和传承下去。

2.2扬州“非遗”文化创意产业化的路径

目前扬州市政府正致力于建设“创新扬州、精致扬州、幸福扬州”的发展目标，打造专属城市品牌。基于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良好的人文环境，扬州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充分挖掘“非遗”的创意价值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动力源泉，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道路。扬州市“非遗”文化创意产业化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融合旅游业举办节庆展览、影视剧推广等活动。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已经进发出无限生机，凭借浓厚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人文风韵，扬州重点发展旅游业，并深入推进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挖掘城市文化以提升旅游体验品质和旅游产品内涵。扬州“非遗”文化借此契机蓬勃发展，如在“双东”历史街区，这里曾经是扬州繁华的商业文化中心，经过规划建设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这里不但可以感受到古老街巷的历史气息，还汇集了扬州各家老字号商家。如历史可追溯到清朝“谢馥春”化妆品和“三和四美”酱菜，不但有国家授予的“中华老字号”称号，其香粉制作技艺和酱菜制作技艺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里更有琳琅满目的扬州“非遗”产品，如精美的扬州刺绣、漆器、玉器等。扬州“非遗”不但与旅游业紧密结合，还融入各种节庆活动、展览和影视剧中。鉴真传说是扬州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鉴真大师坚忍不拔的精神为核心的中国扬州鉴真国际半程马拉松比赛，采用国家级“非遗”项目扬州漆器制作奖杯，成为扬州展示城市文化和城市品牌的国际窗口；电视剧《大清盐商》以扬州“非遗”中的盐商故事为题材创作，向广大观众深刻展示了扬州的盐商历史和文化。“非遗”与各类文创产业的结合让游客更加了解扬州的历史和文化，文创产业也为扬州“非遗”文化的传播和“非遗”品牌的树立提供了更好的展示平台和途径。（2）建立产业化经营通道，为“非遗”建立创意产业园、集聚区和博物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资产，需要通过产业化转变为有形资产，“非遗”产品就是其实物载体和表现形式。扬州玉文化创意园、乱针绣文化产业园等都是“非遗”项目的创意产业园。2015年“扬州486”非遗集聚区正式启幕，共集聚了68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立“非遗”活态展示区、大师工作室、diy体验区、旅游购物区等文化产业旅游综合体。在活态展示区，可以近距离观赏一些“非遗”中的传统技艺和“非遗”产品的制作过程；大师工作室则为扬州非遗传承人们建立自己的工作室，给大师们一个展示经营的平台，也让扬州“非遗”更好地传承下去；游客可以在diy体验区自己动手体验”非遗“产品的制作，还可以私人定制属于自己的“非遗”产品。扬州戏曲园集聚扬剧、木偶、扬州清曲、扬州评话、扬州弹词等戏曲类非遗项目，是其展示经营、传承保护和研究教学的非遗文化集聚区。扬州还为非遗项目成立专门的博物馆、研究所等，如扬州剪纸博物馆、扬州雕版印刷博物馆、扬州玉器博物馆、扬州八怪纪念馆、扬州木偶研究所、扬州刺绣研究所等。这些创意园区、集聚区和博物馆、研究所等都是扬州“非遗”文化产业化和保护传承的重要途径。

（3）结合现代创意设计，引进专业人才。扬州与创意企业、设计机构及高等院校加强合作，让创意设计和前沿科技带动文创产业发展，集聚科技和创新人才。如扬州西安交大科技园、扬州清华大学科技园等。扬州天马工业设计中心利用扬州宝应的特色产业来打造其自主创意品牌以提升整个产业的创新水平，其中一项产业就是非遗项目乱针绣。利用现代科技和设计手段更好让“非遗”文化创意产业中融合进现代社会，更加适应现代人的使用需求和审美心理。扬州剪纸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过去大多用于绣品或窗花等，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再适用。扬州剪纸博物馆利用现代设计将剪纸与灯具相结合，外层采用绒布制作刻画出剪纸形式的各种图案，内部有阻燃隔板，不但具有传统剪纸的韵味，也具有实用功能和现代美感。除了与灯具设计的结合，扬州剪纸还被设计应用在其他商品和旅游纪念品中，如折扇、镜框等，这些非遗创意产品的成功不但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还为非遗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找到了新的出路。

3.“非遗”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应用实例及未来发展建议

3.1中华老字号“谢馥春”的产业化之路

“谢馥春”是扬州一家古老的化妆品品牌，历史可以追溯到清道光年间。其“香、粉、油”制作技艺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15年获得巴拿马万博会大奖，被国家授予“中华老字号”的称号。“天下香粉莫如扬州”，谢馥春香粉制作采用天然材料和传统工艺，具有独特的功效而誉满天下。然而和许多百年老字号一样，“谢馥春”也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中受到巨大冲击，甚至面临歇业清算。然而几经沉浮之后，这家百年老店重新焕发出生机。“扬州谢馥春化妆品有限公司”成立，并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走上创新产业化之路。

首先，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其创新道路上的重要助力。在濒临清算的边缘，“谢馥春”被收归国有，并获得政府的大力扶持。其次，抢占旅游市场，占据优势资源，提高品牌知名度，也是“谢馥春”的成功经验。近年来扬州旅游市场火热，“谢馥春”借助旅游市场，在一些旅游景点设立门店拓宽销售渠道。如在扬州著名旅游历史街区东关街就设有“谢馥春”数家门店。旅游市场的优势不仅推动了其经济效益发展，也提高了其社会效益。“谢馥春”利用旅游传播了自己的品牌文化，使自己走上产业化道路。除此之外，“谢馥春”还坚持传统配方、工艺和古典特色，在五花八门的化妆品充斥的消费市场不失本心，遵循天然化、东方化的理念，扩大产品种类，又跟上现代消费和审美的需求，在传承的基础上研制更丰富、更适应现代消费者需求的创新产品。“谢馥春”代表了扬州传统的非遗项目和传统品牌，是扬州传统文化的代表，其产业化的成功也为扬州其他“非遗”的发展创新和文化产业化提供了实践经验。

3.2乱针绣文创产业的设计战略

扬州宝应的乱针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宝应县的传统特色产业之一。乱针绣开始是为开发农村闲置劳动力而引进的，后逐渐融入当地特色并发展成当地传统产业。宝应有近万人在从事这一行业。然而和其他传统产业如玻璃产业、水晶产业一样，虽然有着产业资源优势，但是却缺少知名品牌和精品，主要是委托加工的生产方式，且市场上充斥的质量低劣、做工粗糙的作品，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一度让乱针绣的发展面临困困境。

为了改变当地传统产业的困局，当地政府通过调研，发现可以运用工业设计寻求产品的创意突破，以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打造特色的知名品牌。然而扬州宝应县处于苏中地区，属于农业县，虽然拥有特色产业，但经济并不发达，更是缺乏本土设计师。为吸引优秀设计人才，利用工业设计推进产业化之路，政府实施“设计立县”战略，联合上海木马工业设计公司组建“天马设计中心”，联合多家设计公司与高校设计学院，吸纳各地设计人才，培养当地设计师，使得工业设计在当地迅速发展，引领全县产业特别是其传统产业的转型和提升。

宝应通过工业设计的协同研发，为乱针绣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指导和设计方案。利用技术嫁接结合前期机绣与后期手绣来降低成本，联合画家为乱针绣设计创作优秀作品，再通过设计将乱针绣与现代家居产品结合起来，提升产品的艺术价值和附加价值，拓宽了乱针绣的消费市场。转型之后的乱针绣产业已经走上了产业化之路，建立了扬州乱针绣文化产业园，该产业园集乱针绣的创作、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还将打造休闲旅游区和教育示范基地，并且统一乱针绣品牌，积极打造“中国乱针绣之乡”品牌。乱针绣文化产业的建立证明了设计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其“设计立县”战略给其他县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启发借鉴。

3.3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关于文化创意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还缺乏理论基础和深入的研究，各地区“非遗”类文创产业在实践领域的发展看似欣欣向荣，但带来的成果是好是坏或其他风险还未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过去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其传统的制作工艺、造型和用途可能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社会，如何让其在文化创意产业的有利条件下为现代社会贡献其价值也是当前重要议题。在看到巨大商业价值后，许多地方争先恐后地抢夺“非遗”资源，打着“非遗”旗号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那么这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文化创意产业是否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破坏，都是“非遗”在文创产业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首先要以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基础，保护“非遗”不仅是保护其传统工艺技术和表现形式，也是保护“非遗”深含的精神文化，保护其赖以生存的人文环境。这种保护不是将“非遗”当作易碎品的隔离式保护，而是让“非遗”融入大众生活中的在地保护和传承。文化创意产业中不同的“非遗”元素之间可以相互融合，如“谢馥春”采用扬州漆艺制作而成的包装盒，这样的产品不仅包装更加精致，也融入了更多的文化元素，对“非遗”文化的宣传也得到了延伸，产品的身价也大大提升。其次，创新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灵魂，发展“非遗”文创产业要与时俱进，运用现代设计将“非遗”转化为符合现代使用功能和现代审美情趣的创意产品，利用现代营销树立创新品牌。“非遗”传统的生产方式、技艺或表现形式可能不再适合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也失去了实用功能。必须将“非遗”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非遗”文创产业化要走现代创意设计之路。

结合扬州现状和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非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战略上一定要因地制宜。扬州适合采用综合交叉模式来发展文创产业。从扬州产业结构来看，制造业占据主体，正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借助此契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结合历史文化与现状文明的交叉发展，运用技术创新和设计创新转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为高附加值。其次，在“非遗”文创产业发展中，针对不同“非遗”资源有着不同的产业化战略。一些“非遗”项目如歌舞类、曲艺类并不能直接作为实体产品产业化，可以依托旅游产业形成产业链；一些项目如漆艺、剪纸等技艺，可以实物产品呈现的，可以相互以资源嫁接的形式交叉发展。最后要注意的是，正如前文所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是双刃剑，利用“非遗”资源打造文化创意产业的前提是对“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在产业化道路上并不是所有的“非遗”资源都适合产业规模化，一味的以经济利益为前提的产业化和规模化会造成“非遗”技艺的粗糙化和简陋化。

4.结语

文化创意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发展是文创时代的重要课题，本文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来探究了扬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并对其主要的发展途径进行剖析，并提出一些问题与浅显的建议。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瑰宝，如何利用文创产业打磨这颗瑰宝让其真正的光芒显耀出来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而两者的结合实践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克服阻力，潜心研究。以“非遗”的保护为前提，以创意为核心，寻找切实可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创意产业之路。

第五篇：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开审判之再探讨(梅启勇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开审判之再探讨

梅启勇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如果说构建和谐社会[1] 正在成为当前我国的时代主题，那么民主法治则是和谐社会的第一篇章。法治作为和谐社会的利益平衡调节器，对和谐社会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民法院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公正司法，一心为民，通过一次次生动的司法活动，实现看得见的正义,向社会昭示公正，逐步获取民众对法治和司法的信仰，让民众把司法作为定纷止争、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自觉选择。笔者以为，虽然关于公开审判问题的研究不是热点也不是难点，但从提高民众的诉讼常识、法律知识，进而提高法律信仰之角度，对公开审判再研究再探讨依然有必要。

一、公开审判原则的基本概述

（一）理论渊源

公开审判[2]，这一重要的法治原则是由18世纪意大利杰出的法学家切萨雷•贝卡利亚提出的。贝卡利亚在猛烈抨击封建社会拷问、秘密审判等制度，极力倡导对刑事制度进行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改革时，在1764年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人民就会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受到保护。”[3]

将贝卡利亚这一光辉思想最早用立法形式表达出来的，是美国国会于1791年12月15日批准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6条修正案。这条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有权享有：由犯罪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理”[4]。到19世纪，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相继实行了这一原则。如法国1793年《宪法》第94条、1795年《宪法》第208条、1848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民议会通过的《基本权宣言》与1849年3月的《帝国宪法》也规定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中的审判公开原则。日本宪法规定了司法公开原则，特别是涉及宪法第3章所规定的保障国民基本人权问题的案件，一般必须公开审判。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也贯彻了此项原则。司法公开原则，在经过了100年左右的时间，逐渐被各国所接受。但是人类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横行时恣意践踏了审判公开的原则，使广大人民深受其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审判公开原则引起了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1948年12月10日第3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1966年12月16日通过了于1976年3月23日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4条第1款再次明确规定了司法公开这一原则，并且，该款还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情形。但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判决均应公开宣布，即“由于民主社会中的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安全的理由，或者当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有此需要时，或在特殊情况下，法庭认为公开审判会损害司法利益，因而严格需要的限度下，可不使记者或公众出席全部或部分审判；但对刑事案件或者法律诉讼的任何判决应公开宣布，除非少年的利益另有要求或者诉讼系有关儿童的监护权问题的婚姻争端。”[5] 《欧洲人权公约》也规定了审判公开原则：“在确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与义务或审理对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时，人们有权获得依法设 1 立的独立、公正的法院在合理的期限内公平、公开的审理。判决应当公开宣判。”

（二）公开审判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

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赖以存在和具有至上权威的基础，是司法永恒的主题。它是指审判人员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应坚持和体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它是由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结合，一般公正与个别公正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一致为特点的。[6] 公开审判作为程序公正的基本标准。“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这意味着“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

在现代社会，公开是权力的必要属性和基本要求。没有公开性，权力就没有权威性，其特定性就难以明确，强制性就难以体现。公开能使权力下放的行使具有可预测性。法院是代表国家行使的审判权，其行为当然也需要公开。且公开性越高，法治就越健全。

公开审判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可以引起社会民众对国国家法律的认同，进而产生信赖感；可以引导民众自觉自愿服从法律，以确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从而树立法律权威。没有公开审判，司法公正则是一句空话。纵观中外，许多冤案都是在秘密审判下产生的。毫无疑问，对案件不公开审判，民众必然怀疑司法的公正性。

二、公开审判原则在我国的实践

（一）公开审判原则在我国的初步发展

新中国的审判公开原则主要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立法，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第16条规定：“审判必须公开，尚有秘密关系时，可用秘密审判的方式，在宣布判决时仍应公开进行。”新中国成立后，司法公开原则被宪法和诉讼法所确立。1950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草案）》第36条第1款规定，“起诉的刑事民事案件应经言词审理者，应定期传唤诉讼人、证人及其他与诉讼有关之人，公开审理。”第37条又规定，“公开审理时，一般的人均可到场旁听。但有关国家秘密案件，不公开之。因有关公共利益或涉及个人隐私生活，不宜公开者，亦不公开之。审理不公开时，应将不公开的理由宣布”。1954年通过的第一部宪法确立了公开审判原则。此后，除“七五”宪法以外，“七八”宪法、“八二”宪法、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都确立了公开审判的原则。

（二）审判实践中审判不公开的表现

尽管我国的宪法和法律确立了审判公开原则，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长期以来，此项原则尚没有真正贯彻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公开审理案件，在庭审三日之前未能及时进行庭审公告，或者虽已公告，但由于法庭面积较小，无法容纳旁听人员，或者由于旁听手续繁琐而不能随意旁听而没有公开审判。其实际回避了审判活动的社会监督作用，使公开审判完全流于形式；

2、由于习惯作法的作怪，庭审公开流于形式。在长期的庭审实践中，我国已习惯“四步曲”作法了：第一步，在审阅原、被告的起诉状和答辩状后，在不开庭的情况下，分别同当事人谈话，询问了原告又询问被告，一次没有谈清还要再谈。法官找当事人谈，当事人也上门找当法官谈；第二步，同当事人谈话后，法官开始调查取证，四处奔波；第三步，经过谈话和调查，法官自我感觉有了主张，开始对当事人分别做工作，进行调解，劝了原告又劝被告，有时，压了原告又压被告，甚至与当事人争吵起来。当然，调解与第一阶段的谈话一样，不上法庭，均在办公室进行；第四步，如果调解不成，就进入 2 开庭审判，而此时的审判只不过是把法官早已形成的处理意见或者上级的意见加以宣判[7]。这样，公开举证、质证，只能是空谈或只是流于形式；

3、该公开宣告的判决也不公开宣告；

4、第二审案件很少公开审理。虽然《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了“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但同时又规定：“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在实事核对清楚后，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的，也可以迳行判决、裁定。”因此，承办法官常常通过阅卷和找当事人谈话后就进行裁判，而不开庭审判；

5、判决不说明理由，即判决理由不公开；

6、缺乏实质性公开，公开审判流于形式，如实践中“先定后审”、“审而不判”、“判而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

三、改进我国公开审判之再探讨

虽然我国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公开审判原则，但由于这些法律规定都较简单，使得审判公开的内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仅仅被理解为两项：一是对群众公开，除了合议庭评议秘密进行外，允许群众旁听案件的审理和宣告判决；二是对社会公开，允许新闻记者报道开庭审判的情况，将案情公诸于众[8]。笔者以为，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以及立法技术不断提高，就现在的实际现状，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以作探讨。

(一)提高对公开审判原则重要意义的认识。认识是实践的先导，认识高，则实践好。对公开审判这一现代法治原则的重要性认识，要从站在构建和谐社会、定纷止争、维护稳定的高度来认识。法官是正义的化身，法官的职责不在于审理了多少个案件，而在于多大层面上向社会向民众宣示了公平正义，公平公正公开审理每一件案件，及时向社会向民众昭示正义，正是法官职责之所在，也是公开审判原则的目的之所在。由于法官队伍素质参差不齐，一些法官喜欢在办公室审案，不愿公开审判，原因即在于“怕出丑”、“怕露馅”。所以一方面要提高认识，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法官司法能力即驾驭庭审、判断证据、制作裁判文书等能力的提高。

（二）健全各种制度，确保公开审判的具体落实。法律是为社会为民众服务的，用法律为社会为民众解决一个个纠纷、化解一个个矛盾，有必要让老百姓知晓法律之“游戏规则”，过公开审判就能够让老百姓知道怎样进行诉讼，提高效率，减少诉累，故公开审判要贯穿整个审判实践，要在立案、庭审、宣判、执行等环节做到公开透明。在立案环节，要严格按照诉讼法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明明白白告知当事人所要承担的诉讼风险。经审查，对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以书面形式通知当事人；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也应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其中对受理与否的理由立案法官应当向当事人书面说明，对于不属于法院主管的，也要做好解释说明与沟通工作；庭审公开，即指庭审活动“阳光”进行，均应在双方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不得“暗箱操作”，但审判实务中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开,比如目前合议庭以及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就还没有公开；执行公开的内容很丰富，对执行法官来讲，主要是要耐心接待当事人，及时将执行工作情况向当事人公开说明白。

（三）裁判文书必须公开。公开仅仅做到法庭审理过程公开和裁判结论的公开，是难以达到司法公正的要求的。这是因为，审理过程的公开只是让社会公众了解双方争议的展开、证据的提出、双方的辩论等具体环节；裁判结论的公开也只是使社会公众得知法院最后解决争端的意见。但在公开审理过程与裁判结论的形式之间，裁判结论形成的过程、理由和根据 3 却没有公开。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法官在文书中尽可能详尽阐述本案的理由，以获得当事人及社会的认同，彻底解决纠纷；同时，裁判的理由公开化，也使法官的自由心证暴露在“阳光”下，为公众所知所感，有利于形成司法权的社会制约机制。“判决书和裁定书是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体现，是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它不仅应当在结论上体现人民法院裁判的公正，而且应当通过透彻的说理使当事人知道、理解该裁判为什么是公正的”。这意味着通过裁判书的公开，使社会公众能够对文书的质量作出评论，才有利于保证各个地区的有同法院对事实大体相同的案件作出大体相同的裁判，从而保证法律可预见性的实现和统一遵守。

（四）对当前公开审判的几点思考。关于调解是否公开的问题。调查表明，愿意接受调解的人，一般更倾向于问题的解决，但当事人是否愿意公开调解,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刀切”.笔者以为,调解是基于当事人的自愿进行的,调解人在调解过程中不具有任何强制力,无须以公开来防范权力的滥用。因为调解中的一些信息,当事人不愿将之公开,故需要调解人保密;关于简易程序是否公开的问题。简易程序在法律设置上相对普通程序而言，省略了某些步骤，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对当事人诉讼不公的危险，因此对简易程序更应强调公开;关于案件分配是否公开问题。提高公开透明度，重要的是由谁来审理案件，因此案件分配是否公开也很重要。目前案件分配主要有三种做法：一是由庭长决定；二是实行轮换制，根据法官名单轮换审理；三是由电脑抽签决定。三种方法相比较,笔者以为,第三种方法较公正些;关于刑事二审公开审判应注意的问题.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有司法解释,但实际中有些问题难以操作。比如高院到各中级法院甚至在犯罪地开庭,按法律规定高院可在本院张贴开庭公告,实践中一些上诉审法院就是这样做的。笔者以为,这样的庭审公开不彻底，庭审的法制教育太有限,法律惩恶扬善的作用未充分发挥,根源在于庭审公告的形式没有考量社会的实际需求,所以有必要就刑事二审庭审公告扩大化。

四、公开审判应有度

尽管公开审判原则被现代各国的宪法或法律所确定，并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但是公开审判并不是越公开越好，也就是说公开应当有度[9]，因为，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公开审判反而不利于司法公正效率价值的实现，甚至不利于纠纷的圆满解决，从下列几方面可以看到公开审判的负面作用：

1、公开审判可能造成被告人羞耻心的过度损害。人皆有羞耻之心，犯罪人也不例外。公开审判，使被告人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其不光彩的行为也广为人知，这容易损害被告人的自尊心，使其自感无脸见人，于是破罐破摔，其结果是不利于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2、公开审判可能会妨碍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健康发展。未成年人身心处于发育阶段，审判公开容易造成其与社会的对应，形成反社会心理或封闭隔膜心理，不利于其心理的健康成长。

3、公开审判可能引发犯罪传习。公开审判，使犯罪的过程、方法的细节被公开，可能会使潜在的犯罪人学到新的犯罪方法，并诱发那些有犯罪倾向的人仿效被告人去实施犯罪。

4、公开审判可能造成国家秘密外泄，损害国家利益。某些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不加选择地一律公开，将会造成国家重大利益遭受损害，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5、公开审判可能泄露商业秘密，对当事人一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诉讼过程中涉及 4 的某些商业利益，一旦泄露，会给受益于这些商业秘密的经济实体或者个人带来经济损失，为了保护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不能不考虑对审判公开的范围加以适当限制。

6、公开审判可能损害当事人的隐私权，甚至损害公序良俗。隐私是有关个人的信息，隐私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保障公民的隐私权是法律的一项重要承诺。一旦披露,可能会给该信息所涉及的人造成名誉、经济利益等损害或者造成不便。审判公开，导致当事人的隐私被曝光，从而对该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当事人隐私中的有关性的丑闻的细节，如果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不仅对当事人极具杀伤力，而且有可能损害社会的善良风俗，造成公众利益的损害[10]。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对公开审判的度的要求方面，三大诉讼法只对案件范围作了限制，而对开放形式方面未明确规定，只能在实践中灵活把握。笔者以为，审判公开应该注意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尊重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则。这是最基本的诉讼原则，审判公开亦不例外。

第二，尊重当事人对简单民事案件可以通过默示协议的方式要求不公开审判原则。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国家在法律上确立公开审判原则有其特殊的社会意义，因为国家通过公开审判可以起法制的宣传教育功能，同时还可以保障公民对司法活动进行民主监督，公开审判中内含有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公开审判是当事人的公正程序请求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属于私权利的范畴，所以应当尊重当事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享有程序选择权和程序权利的处分权。但应由法院审查决定。

第三，庭审中的调解是否必须公开？从本质上说，法院调解是双方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活动，法院不过是居中说合，帮助当事人双方交换意见，或者提出解决纠纷的方案供当事人双方选择，从而促使双方达成合意。这就决定了调解与审判的不同，审判的公开并不意味着由法院主持的调解也要公开。而且，一般来说，调解需要有一种和谐的气氛，而在有公众旁听的公开的法庭上，当事人双方往往是碍于情面，难以达成调解协议，所以调解不太适宜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所以在庭审过程中，由法官主持调解时，公开也应有度。在进行调解时，法官可以视情况命令所有的旁听人员包括新闻记者均应退出法庭。当然，调解需案外人协助进行时，协助调解的人员不应退出法庭；如有必要，法官也可以决定将法庭转移到适宜调解的地方进行。但是，如果当事人双方愿意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调解，则应在法庭上进行调解。

注释：

[1] 胡锦涛同志2005年初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培训班上提出,要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2] 参见〔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3] 参见〔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4] 《中外宪法选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

[5]《人权：国际文件汇编》，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号C.83lV，第8-11页。

[6] 司法改革研究,王利明著,法律出版社,2001年1月第2版第12页。

[7] 参见张柏峰主编《审判方式改革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8] 参见常贻《公开审判》，载江伟、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机制的变革》，第84页。

[9] 参见陈桂明著《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35页。

[10] 参见樊宇义主编《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507-508页。

来源：中国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