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先秦法家的集大成之作

第一篇：《韩非子》先秦法家的集大成之作

《韩非子》先秦法家的集大成之作

秦始皇称誉韩非的文章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贵族，早年曾与李斯一起受业于荀子，但成就却超过李斯许多。他的文章被收集整理为《韩非子》一书。

早在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时期，有人将韩非的文章带到秦国，嬴政不知是韩非所作，在读到《孤愤》《五蠹》等篇后，大为赞赏，感叹说：“我如果能够见到此人，与其同游谈论一番，就是死也无憾了！”站在一旁的廷尉李斯说道：“这是我的同学韩非所作。”于是，秦国急攻韩国，索要韩非。韩王不得已，派韩非出使秦国。李斯嫉恨韩非的才能在己之上，便联合大臣姚贾趁机加以陷害。秦王听信了谗言，便将韩非逮捕下狱。次年，韩非被逼自杀。

韩非虽死，他的思想和学说却继续被秦王嬴政所用，并最终帮助嬴政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 秦朝。

秦始皇为什么会对韩非的文章和他的思想有如此大的兴趣呢？

韩非的政治思想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以商鞅为代表的法，二是以申不害为代表的术，三是以慎到为代表的势。此外，他还吸收了道家、儒家、墨家的一些思想，加以融会贯通，构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了臻于完善的法家思想体系，韩非本人也被誉为法家思想的集大

成者。

韩非的政治理想是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主要方法就是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他说：“国位当车，势当马，法令当辔头，刑术当鞭策，就能赶好车、管理好国家。”所谓“法”，就是以法治国，法律不以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做到“矫上之失”“一民之轨”。所谓“术”是君主驾驭大臣的方法和策略，它与法一样重要，二者不可缺一，“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所谓“势”，就是权力和地位。失去势，君主就会大权旁落，权臣当道，国家就会灭亡。任势，就是实行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实现富国强兵。

战国末期，秦国实力最强大，秦王嬴政希望结束诸侯割据和战乱，实现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韩非的主张正符合他的需要。《韩非子》一书真实全面地体现了韩非的政治思想，系统地阐述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法治理论，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此外，韩非的历史观也是进步的，他认为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不从实际出发，只一味地赞美古代先王，师法古代，是十分荒谬的。既然时代变了，治国的措施就应随之改变。他还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概括出了一整套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因此，利于国计民生也成为《韩非子》一书的主要特点。

正因为此，宋朝名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则称“半部《韩非子》治天下”。严复在上书光绪皇帝的“万言书”中也说：“在今天要谈救亡图存的学说，我想只有申不害、韩非子的大致可用。”其实，这里的两个“半部说”恰好合二为一，“霸王道杂之”也好，“外儒内法”也好，都说明儒、法思想整体上的结合，构成了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基础，透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支柱，也说明儒家、法家的互补性和可合成性。

当然，不仅儒、法两家如此，它们与诸子百家也是互相渗透、相辅相成，形成了共同支撑我国传统文化，并从不同角度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格局。

韩非愤世嫉俗之作

韩非的国家韩国是一个危难弱小的国家。韩国地处现在山西东南和河南中部一带，西邻秦国，南接楚国，东连齐国，北通赵、魏。它介于大国之间，据有兵家必争之地。秦要东进，吞并六国，统一天下，韩国首当其冲；六国西征，合纵攻秦，韩国必为战场。正如苏辙《六国论》所说：“夫秦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

身小势微的韩国虽列为诸侯，却是战国七雄中最为弱小的一个，经常受到他国的侵扰和欺凌。韩昭王在位时，曾任用申不害为相，治理国家，韩国由此强盛起来。然而，申不害死后，新韩王继位，一些守旧势力代表趁机混进其中，他们整日在韩王左右非议朝政，诽谤陷害廉洁正直的大臣官吏，攻击申不害实行的新法，蒙蔽韩王以骗取宠信。这些“重臣”将韩王的权力架空，实际篡夺了国家的实权，致使韩国法令废弛，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国势急转直下，最终不得不臣服于秦国，才得以苟延残喘。

《韩非子?存韩》中说：“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I蔽，入则为席荐。”意思是韩国侍奉秦国三十多年了，出门就像常用的袖套和车帷，进屋就像常坐的席子和垫子。韩非以这样的文字，表达了对当时韩王暗弱昏庸的愤慨。

作为国姓宗亲，韩非在对韩国的现状表示不满的同时，也十分痛心和忧虑。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上书献策，要韩王实行改革，并写成《难言》《和氏》等文章，以和氏献璞自喻，进奏韩王，希望能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没有被采纳。

忧愤之余的韩非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开始埋头著书立说，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名篇，分析当时的形势，评论各国的政治得失，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了法家思想。

尤为可贵的是，《韩非子》虽然是一部政治学名著，但韩非凭借其精巧的构思、大胆的描写和幽默的语言，使文章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其中的寓言故事连篇累牍，像老马识途、滥竽充数、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脍炙人口的成语均出自

其中。

《韩非子》的当代价值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韩非子》一书中所体现的法治思想，对当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韩非继承了商鞅“刑无等级”的思想并加以发挥，在《韩非子》中提出“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主张。在韩非看来，除了制定法令的君王拥有不受法律惩罚的特权外，所有臣民一旦触犯法律，都要受到制裁。同样，如果小民有功，也应受到相同的奖赏，而与身份无关。法的适用对象不包括君主，是韩非法治思想的局限；但他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要求平民与贵族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这种观点比起“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来，是大有进步的。今天，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我们更需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尊重宪法，维护法律的地位和权威。与此同时，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坚持公民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的原则，避免出现权力高于法律，私情大于法律的情况。

其次，《韩非子》中有“因道全法”之说，这是强调立法要坚持科学性原则。“因道”就是遵循大自然普遍规律，“不逆天理”，“守成理，因自然”。“全法”是指顾全国家的制度法令，“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因道全法”意在表明治理家国天下需要着眼于大局，制定法律也要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从现实和国情出发，法律才能发挥出应有的调整规范社会关系的作用。

第三，《韩非子》提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的观点。“法与时转”即法律必须因时制宜，积极适应时势的需要。这反映了韩非的进步历史观，他将固执坚持“先王之政”的儒者比为墨守成规的守株待兔者，幽默中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即制度措施应跟随时代的变化而改革。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立法活动只有做到因时制宜，及时制定、修改法律使其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才能把新的社会关系纳入到法律的管辖范围，使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关系，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益，处理社会纠纷，维护秩序稳定。

最后，《韩非子》中说“法莫如一而固”，意思是法令要统一和相对稳定。这和“法与时转”并不矛盾。随着时势的变化，对法进行相应的变革，这是从大时代的高度来看问题；但就某个具体时间段而言，法令一旦制定，就应当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如此人们才容易遵守，才能有明确的行为指导，做到有章可循。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守法律统一稳定的原则，它一方面要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必须内部和谐统一，一方面要求法律必须经过科学而系统的制定过程，杜绝朝令夕改。不稳定的法律不仅会损害当事人实际利益，还会严重动摇法律的权威性，动摇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韩非子》里的成语故事

滥竽充数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趿?，好一一听之，处士逃。――《韩非子?内储说上》

齐宣王让人给他吹竽听，每次必得三百人合吹。有个姓南郭的先生请求给齐宣王吹竽，齐宣王很高兴地答应了，发给他的薪水跟那几百人的一样。齐宣王死后，?⊥跫次唬?他喜欢吹竽者一个一个地为他吹，本来不会吹的南郭先生只好逃掉了。这个小故事生动地说明：对于领导而言，用人要注重考察个人能力和工作效率；对于个人而言，须有真才实学，方能自立于世。

郑人买履

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郑国有个打算买鞋的人，他先量好自己脚的尺码，然后把量好的尺码放在座位上，去集市时却忘了带上。已经挑好了鞋，他才说道：“我忘记带量好的尺码了。”于是返回家去取，等到再返回来时，集市已经散了，结果没有买到鞋。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用脚试呢？”他说：“我宁愿相信量好的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对待事物要尊重客观事实，随机应变，不能墨守成规，犯教条主义错误。

守株待兔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韩非子?五蠹》

有个宋国人在田里耕作，田中有一个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从此这个宋人便放下手中的农具，守在树桩旁边，希望再捡到撞死的兔子。他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子，自己反而被宋国人所嗤笑。“守株待兔”和“刻舟求剑”（《吕氏春秋?察今》），这两个寓言故事家喻户晓，其寓意有着相同之处：世上的事物总在不断变化，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拘泥而不知变通。

第二篇：法家韩非子名言名句

法家韩非子名言名句

1、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烹调小鱼却屡次翻动，那就会令其破碎不全；治理大国却屡次更改法令，那就会使百姓不看其苦）

2、荡而失水，蝼蚁得意焉。（鱼游到岸边搁浅的是时候，就会被蝼蚁吃掉）

3、一手独拍，虽疾无声。（一只手击掌，即使再用力也不会有声音）

4、爱臣太亲，必威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过于宠信臣下，必然会危及君主自身；臣下权势过重，必然有篡位之心）

5、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群臣本来的面目显现出来，那么君主就不会收到蒙蔽了）

6、制在己曰重，不离位曰静。重则能使轻，静则能使躁。（权柄在手就是所说的重，不离本位就是所说的静。持重者能够控御轻浮者，宁静者能够克制急躁莽撞）

7、君无见其所欲。（君主不应该表露自己的喜好）

8、众人助之以力，近者结之以成，远者欲之以名，尊者载之以势。（众人会全力帮助他，身边的人乐于结交他，远方的人真心赞誉他，权高位重的人也会推崇他）

9、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不被小事妨害自己的长处，所以能取得大名；不过早显示自己的才能，所以能成就大业）

10、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治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则临千仞之谿（xi1），材非长也，位高也。（有才干而没有权势，即使是贤人也无法控御不肖之徒。一尺长的木材树立在高山之上，就能俯瞰万丈深渊。这并非是木头长，而是它所处的地位高。）

11、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过于宠溺臣下，法令就难以确立。缺乏威严就会被臣下欺凌）

12、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邀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君主喜欢任用贤能之士，那么臣下就会自我粉饰迎合来君主）（说明∶还是让大家各司其职，别把希望寄托在个别的贤能之士身上，防止权利的偏移）

13、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一国的存亡要看权柄是否掌握在君主手里，而不应看国家武力的强弱）

14、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君主隐藏自己的好恶，才会得见臣下的本来面目；抛去旧有的成见，不显露自己的智慧，才会让臣下各守其职）

15、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具体事务交由各级负责人去执行，而君主应保证中央权力的巩固。只要君主能在准确把握全局，那么四方的臣民就会效劳）

16、故势不便，非所以逞能也。（所以，当形势不便时，是不应该逞强的）

17、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人多溺。（火的形态看起来是严酷的，所以很少有人被灼伤；水的形态看起来是柔弱的，所以经常有人淹死）

18、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不用智慧可以明察，不显贤能可以成就大业，不逞勇武依然强大）

19、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君主隐藏智慧，不露才能，臣下就无法猜测他的意图）

20、树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种植橘柚，吃起来是甜的，闻起来是香的；而种植荆棘，长大了却会刺伤人。）（说明∶栽培人时应个格外谨慎）

21、人主无威而重在左右。（君主维修丧失转而要仰仗臣下了）

22、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在路上赛马，不是领先就是落后，而此时还总是关注对手的话，又怎么能得心应手地驾驭自己的马呢？）

23、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像和氏璧那样的美玉，不必用五色饰物来装饰）

24、故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用眼过度，则视力下降；用耳过度，就会听力下降；用脑过度，就会思虑混乱）

25、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置身事外，才会看清真相；保持冷静，才能制定出行动原则）

26、恬淡有趋舍之义，平安知祸福之计。（恬静淡泊之后才能把握取舍的原则，平稳安闲之后才能察知祸福的端倪）（说明∶拒斥外界的诱惑）

27、事有举之而有败，而贤其毋举之者。（事情有做了却不成功的，但这也胜过不去做的）

28、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做贤德的事情却不以贤德自居，还有什么事是办不好的）

29、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凡是德都是因为无为而聚集，因无欲而成就，因不思而安稳，因不用而牢固。

30、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因物以治物。（相对于复杂的世事来说，个人的智慧是很渺小的，个人的渺小智慧难以处理繁杂事务，所以应该利用工具来处理事务）（比如∶法律制度及司法人员的设置等）

31、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一定要让人明了，而术一定不能被人觉察）

32、圣人之道，去智去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圣人处世，是不需要智虑与机巧的。因为不抛弃智虑机巧，就很难维持长久。）

33、时有满虚，事有利害，物有生死。（时机的盈虚是并存的，世事的利弊是兼有的，事务的生死是一体的）（说明∶君主不可因为这些不可避免的得失而怨怒）

34、私行胜，则少公功。（营私舞弊之风盛行，臣下就不能尽职为君效力了）

35、因可势，求易道。（根据可以成功的形势，来寻求易于成功的方法）

36、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看见就好像没看见，听到好像没听到，知道好像不知道）

37、虚静无事，以暗见疵。（保持虚静无为的状态，往往会从隐蔽的角度得知他人的行为漏洞）

38、利莫长于简，福莫久于安。（最大的利益莫过于简朴，最大的福泽莫过于安稳）

39、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如果是君主所厌恶的，那么群臣就会将其隐匿起来；如果是君主所喜好，那么群臣就会弄虚作假来迎合）

40、太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泰山不以自己的好恶来选择土石，所以成就了它自身的高大；江海不分大小来容纳河流，所以成就了它的广博）

41、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所以应该将亲近好厌恶等情绪一并抛弃，才能成功地使用权谋之术）

42、倒言反事以尝所疑。（故意正话反说或正事反做，来试探臣下）

43、使杀生之机，夺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生杀予夺之权落在臣下手中，如此一来君主就有失势的危机）

44、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不因过度思考使内心疲惫，不因个人私欲而令自身受害；依据法令和权谋来治理国家，通过赏罚来彰显是非。）

45、君人者释其刑徳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君主听凭臣下私自施予刑罚与恩德，这样一来就会反为臣下所控制）

46、夫物者有所宜，才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世间万物都各有特性，不同的才能有不同的施展方向，令有才干者各得其所，所以君主就可以无为而治。）

47、佯爱人，不得复憎也；佯憎人，不得复爱也。（假装憎恶，就无法对其再加以憎恶；假装憎恶，就无法再对其施以恩惠）

48、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世间总有得不到的东西，也总有办不到的事）

49、去甚去泰，身乃无害。（行为不过度，才不会危及己身）

50、巧为輗，拙为鸢。（做车輗是聪明的，做木鸢却是愚笨的）（说明∶考虑成本与实际功效）

第三篇：韩非子法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王 颖：《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2008-12-05 12:39:37| 分类： 本科论文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王

颖

【内容提要】 战国末年韩非提出了以法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法治思想，其思想中的“法”、“术”、“势”相结合是突出的特色，于此之外韩非法治思想还具有很多不同于其它学派的特点，同时韩非子思想源远流长对现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我们不断探索法治本源推荐法治社会的建设。

【关 键 词】 韩非子

法治

法

术

势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到了战国末年，法家思想占了优势，法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则应首推韩非，他的言论突出代表了法家的进步思想。韩非是战国时期最后的一位哲学和政治思想家，他综合了前期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乱世中，融汇并发展了道家、荀况以及商鞅、管仲等人的思想，缔造出一套独树一帜的法家理论，建立了“法”、“术”、“势”想结合的法治理论。论述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首先要辨明的就是“法”、“势”、“术”三者的内容及关系。

在韩非子看来，“法”是君主的制民工具，是为了君主造威严之势，“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法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1]906是说，法是官方公布的法令，有赏有罚，让老百姓遵守。对于“法”，正如“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1]1058所说，法一经制定，就不容易改变，法不能含糊其辞，要让老百姓容易理解，便于记忆，这就是要防止朝令夕改。韩非子将“法”摆在第一位，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注重的。他主张“立法于君”，强调立法权的集中。但他同时又指出应当“因天命、持大体”、[1]512 “守自然之道”、[1]508 “因道全法” [1]513，在立法权的行使过程中，要遵循和顺应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天命”和“道”，使“法”得以健全和完善，尽量令所制订的法追求“公利”而不“逆人心”。韩非子主张实行以法为准绳的信赏必罚原则，以法稳定君位，确立国家秩序，最后使国富兵强，完成统一天下的霸业。所谓“术”，就是君主根据臣下的才能授以官职，依其言论衡量其功绩，紧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才能，在韩非子看来，“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906 “法”、“术”在维护君主的“势”方面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术”有利于君主更好地统治臣民，如何施术？用人授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衡量臣下应该以实际功绩和所提的建议为依据，考核其建议和功绩是否相符，言行是否一致，并根据考核的结果进行奖罚。韩非子主张“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1]868君主要牢牢把握住术，将术藏在心中不让他人知晓，暗中控制臣下，将臣下的功绩归为己有。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1]105韩非子对于势的定义：“势者，胜众之资也。”[1]996即把“势”看成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他尖锐地指出:“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四，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沈，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 [1]508。君王能够“制贤”、“王天下”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高强、品德出众，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韩非子再三告诫统治者:必须牢牢掌握“势”，绝不可须臾松懈。若一旦“失势”，“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1]111。灾难和混乱由是而生，所以说，当君主要让老百姓心服口服，这就是从外部驾驭人臣的力量，君主掌握权威，则依靠势来改邪禁暴，稳定国家。

“法”、“术”、“势”三者相结合，有机地促进了君主地位的确立，以及国家的稳定，“法”与“术”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法”的实施是以“势”为基础的，君主对官吏说明法律，让其依其法律治理老百姓，而君主则依靠术来管理官吏。而“术”和“势”的关系也可以认为是以“术”巩固“势”，君主只有通过加强对“术”的管理，挑选贤臣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可看出韩非子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在战国末年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即将形成的形势下提出的，他的核心理论是通过加强君主专制，加强中央集权，具体而言，韩非子的法治理论就是为封建帝王提供统治方法的。韩非子思想中最本质的东西，法由君制定，法代表君的意志，法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韩非理想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的形式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1]121，“要在中央”是指立法大权归统一的中央政府掌握，这表明诸侯分权的政治局面即将结束，郡县制将完全取代分封制。“圣人执要”是说中央政府的权力，最后决定在皇帝手中，即实行君主专制。这种加强统治权的主张，是适合即将出现封建大一统的要求的，战国末期，诸侯争霸的局面已定，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已成为当务之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标志是君权，君权的削弱乃是中央集权的衰落，韩非认为君主应该“独断”，“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1]736君权不能相分，也不能下放，国君一旦下放一点权力，臣下就会得寸进尺，最终会连君位都失掉，因此，包括制定法律在内的一切大权都应牢牢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臣下应该依法办事，决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这种绝对的君权，成为我国历史上封建中央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在封建社会维护了国家的统治，因而韩非子的主张就自然而然受到秦始皇以及历代君主的青睐。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不单单是对前期法家思想的继承，更重要的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为“法治”思想赋予了新的特点。首先是“法治”思想的成文性和公开性，韩非子在《难三》篇中说：“法者，编着之图籍，设置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1]868 “编着之图籍”是说法的成文性，“布之于百姓者”指的是法的公开性，因此看来韩非子所说的法是一种公开的成文法典。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老百姓遵守的行为规范，那么法律就应以成文的形式出现，韩非子主张“法莫如显”，要尽量让人们知道，以免不知法而触犯法律，做到家喻户晓。它是臣民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种积极的防范措施，而不是一种消极的制裁手段，这些都是法治进步化的表现。

其次，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充分体现了时代性和稳重性并重的特点。法是全国人们必须遵守的共同行为规范，应该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随意解释，使法矛盾，前后不一致。保持法律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并不是意味着法律是亘古不变的而是随着时期和时代的变化而相应发生改变。韩非子强调实事求是，法应该有其实用的现实性，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最终使国家达到富强的境界。进而，韩非子说提倡的法又是“着于官府”，“行于臣民”的“宪令”。可见它是一种君主的统治工具，是一种专制法。君主有制定法律和依法治理臣民的权力但绝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阶级法反映了贵族与平民女之间不平等关系，而专制法则进一步提高了君主的地位，使他凌驾于群臣万民之上了。同时，韩非子所论述的法治中，并没有系统地拟定具体的法律条文，他只论述了法律的原则与基本内容，而这也是专制法的另一种体现。《二柄》说：“明主所导致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1]111《定法》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如乎奸令者。”[1]906可见，法作为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落到实处，不过是德赏和刑罚两大方面，德赏用来奖励守法有功的人，刑罚用来惩罚犯法之人。

韩非子主张加强法制教育，彰明法令，使法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五蠹》中说：“明主之国，无国之文，以法为教；无先主之话，以吏为师。”[1]1067他想要全国人们都知法，懂法，不触犯法律，总体目标是为了巩固君主的统治。同时，韩非子主张执法时对臣民一视同仁，信赏必罚，以维护法制的严肃性。《有度》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也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避大臣，善赏不遗匹夫。”[1]88可见，除了君主拥有不受法律制裁的特权之外，所有的臣民一旦触犯了法律，都必须惩处，不管是君主的宠臣，还是达观贵士，都不得幸免，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1]88。而小民如果有功，照样得赏。韩非子所说的法，虽然在适用对象上有所局限，没有包括君主在内，但在执行上，则主张法权代替君权。它一方面比封建礼制更为独裁，另一方面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带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韩非子的法治的思想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到后世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后世用法律约束行为，推动国家的发展，都是对韩非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韩非子思想作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颗明珠，对现代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与时俱进，制备完整的法律体系

韩非子主张“法与时移”，立法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虽然我们我处的时代背景与韩非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时代却在同样不断变化。因此作为现代法制运行首要环节的立法，也需要及时制定，修改和废除，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方略，依法治国，首先有法，要立法，使法律在全国具有最高权威，将立法作为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升为法治民主建设的主要任务。

2、布之于众，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

公民的法律意识，特别是整个民族的法律意识的状况，对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韩非子强调，“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形式出现，“布之于众”，争取做到“家喻户晓”；主张“以法为教”，官吏和人民都要学习法律。这种知法守法的思想，有助于国家秩序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今天我们仍应该将普法，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使人人都能自觉遵纪守法，不做违法的事情。

3、法不阿贵，全力维护司法公正

韩非子提出，执法过程要公正平等，赏罚及时，这对我们的现在法制建设有值得借鉴的一面。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维护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执行法律取决于司法机关的活动，只有司法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和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顺利进行。只有取消凌驾于法律至上的各种特权，对干扰司法公正的一切势力绳之以法，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才能充分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

【参考文献】

[1]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2] 陈奇猷，张觉.韩非子导读[M].成都：巴蜀书社，1990.[3] 郭丹，陈节.中国古代文学史专题[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4] 戴黍.“法”、“势”、“术”——略论韩非子的法治思想[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8(5).[5] 王吉梅.韩非子法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7（4）.

第四篇：由韩非子法家思想浅谈中国历史文化

由韩非子法家思想浅谈中国历史文化

摘要：中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或多或少推动社会的进步。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在此扮演着很大的作用。“法家”韩非的法治思想本质是为君主专制体制服务，虽有局限性但也有发光点。且对现代的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启示与推动。

关键词：韩非子 法家

历史文化 法治社会 和谐

一：韩非子法家思想的主张。

（1）。法家思想的诞生和确立。

在中国历史中即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关系的变革导致了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随着战国末年天下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个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即将出现，历史要求产生一个具有完整体系的，严密而有强有力的法家思想体系，以适应新兴的统治阶级大一统帝国巩固政权的需要，于是出现了法家思想从源流上来讲，法家思想的来源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来自古人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第二是来自儒家的“礼”制传统；第三是来自道家的方法论。当然，法家还包容了其他学派诸如墨家、名家、纵横家等派的思想。

（2）韩非子的思想

韩非子结合了法、术、势，提出君权至上以及“三纲”。韩非被称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在于他综合与总结了以前法家所取得的成果及经验教训，建立起法、术、势相统一的法家思想体系，从而使法家思想系统化。韩非兼集慎、申、商三巨头思想为一体，将法家的理论规划为一个完整而鲜明的体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盛时期，并为后来秦赢政“扫六合，成一统”打下了完备的思想基础.他在对既往政治经验和百家思想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实现了法家思想的系统化。这就充分说明法家思想是起于实践的，是总结性的，是相对晚熟的。有利于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法家思想的内容集中体现了法制与法律。包括了反对礼制，尚法治。“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变迁观。“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等。

二：韩非子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1）。积极方面

大家都知道法治思想的核心精神是讲公平、平等，这与商周以来的礼治思想正好相反。所谓礼治，就是要求被统治者服从贵族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严格地维护贵族的特权：“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不同的等级之间，根本谈不上平等。而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正好与此相反，他明确提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可贵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人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这是符合上升时期的新兴阶级的要求的。当时那些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贵们大多出身低微，不享有贵族特权，随着他们经济地位的上升，他们要求在政治上也与贵族阶级平起平坐，有同等的机遇被单拔任用，享受赏赐爵禄。所以，韩非子提出的这种法的平等性原则，在当时是代表新兴阶级利益的一场革命。

（2）。消极方面。

在古代的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不可能彻底实现真正的平等的法制精神的。特别是当他们的统治地位巩固之后，就必然会以新的特权代替旧的特权，以新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三．历史文化、思想与当今的对比

（1）当今要继承和发扬优良的传统历史文化

由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可以看出当时的古代历史文化，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然，法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所以要正确认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2）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对当今社会法制社会的区别。

我们可以清洗得到，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其次，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第三，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最后，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所以要从多个角度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就法制社会而言。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儒家的礼法德治还是法家的高压政策，都使道德或法律不同程度地僭越成目的。与此对应，人则被贬损为工具乃至沦为牺牲品。法家为了伸张法的权威而夸大道德的局限当前我们提倡建立和谐社会，法治和德治是行之有效的最佳手段，我们应充分发挥法治和德治的作用和功能，树立法治权威的同时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不仅要建设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体系，而且要建设相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为改革发展构建一个人心思进、公平正义、富而好礼的和谐社会而努力。参考文献

《史记》。

《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0 《韩非子与他的法家思想》

第五篇：7第七讲 法家思想：韩非子

第七讲：法家思想

一、韩非子的“计算社会”论

人人都有“欲利之心”：

‚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解老》）

‚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奸劫弑臣》）

父子关系：

‚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六反》）

‚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六反》）

夫妇关系：

‚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备内》）

‚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备内》）

君臣关系：

‚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难一》

‚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饰邪》）

劳动雇佣关系：

‚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外储说左上》）

法治的根据：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说》）

二、法、术、势

行法比行仁对人民本身更为有利：

‚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後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六反》）

法：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定

法》

法的执行：

‚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有度》 ‚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问辩》

‚去私曲，就公法‛。（《有度》）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

术：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定法》）

循名责实：

‚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於寒。‛。（《二柄》）

以“七术”驭臣：

‚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势：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难势》）

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难三》）

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人主》）

法与术的关系：法和术必须相结合法与势的关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术与势的关系：“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外储说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