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试论先秦时期法家思想在各国的实践
试论先秦时期法家思想在各国的实践
内容摘要：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重要的一支,其思想是构成中国文化不可忽略的因素,更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所在,因而对其进行全面!深刻研究很有意义“ 关键词：先秦
法家思想
法制 实践
一、韩非的思想主张：
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2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3“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4“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5“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二、“以法治国”理念的施行——法治思想的发展
商鞅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其法治思想在《商君书》中有较为完整的体现。商鞅重“法”，是法家法治思想体系的奠基者，在管子提出较为系统的“以法治国”概念的基础上，他则更加强调“法”的重要性及“ 法”的应用。
商鞅认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管仲“以法治国、德礼并用”的治国理念不同，他主张的是“ 以法治国”，从而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认为“好利恶害”是人的天然本性。因此，不能用所谓的仁义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只能实行法治。同时，商鞅是从奖励农耕、富国强兵以及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为出发点来论证实行法治的必要性的。他坚持：要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是君主要重视农战、推行农战、奖励农战。而为达到这一目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赏罚为主要内容的法治, 奖赏有功于农战的人，惩罚破坏农战的人。这样，以赏罚为蓝图的“依法治国”就在商鞅脑海中开始构建，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秦国的发展。
商鞅不仅重视以法治国，还认为君主用以治理人民的法律一定要严厉。他认为，要使天下安定，人民得利，国家富强，说到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设立君主，并以严刑峻罚控制人民。
商鞅将法视为治国之本，重视“ 变法”取向，把法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基本手段，造成法与礼的尖锐对立。而且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商鞅认为需立足于法之实行，但是他将法不能实施的原因归结为“ 刑轻”，因而提出”重刑” 主张。他还坚持认为，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奸、止邪的根本，可以导致“无刑”。他主张通过重刑达到“ 无刑”，从而实现法治的最高理想。
三、吴起，战国时期人，其一生历仕于鲁、魏、楚三国，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他既是兵家代表人物，又是儒家学者，亦是法家先驱。
他“尝学于曾参”，修习儒学。因此在治国方面，曾对魏文侯提出过“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但在德政和武力征伐上，他秉持是缺一不可的态度，提出“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从他进行的多次战役来看，或可推测，在统一的问题上，他也主张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目的。并且为了强兵强国，他所进行的政治以及军事改革，则更贴近法家的主张。
吴起在魏国任西河的太守时，就其变法改革的具体措施来看，应较多是参照李悝变法的大致方向来进行的。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在政治和伦常的上下级关系上，建立起一套封建制的新秩序；改革旧风俗、旧习惯，建立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状况的新风俗、新习惯；在经济上，发展生产，使府库充实，为边防军提供充足的粮草；在军事上，首创“考选士卒之法”，创建魏“武卒”，用征兵的方法建立起一支常备军。这些改革的制度与措施，使吴起任西河守期间，不仅“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而且“辟地四面，拓地千里”，为魏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
后来因受到魏相的排挤，吴起出走魏国，去楚国任职。在楚国的宛城任太守时，他运用治理西河郡的经验，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整顿宛地的吏治，重用和提拔廉洁奉公的有能之士，裁汰庸碌无能之辈，打击贪官污吏。同时，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充实府库，使宛地粮饷充足。此外，还使农村基层组织和军队组织挂钩，使到了一定年龄的农民忙时务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到战时即可上前线打仗。通过这一系列的治理，宛城的社会状况得到迅速的提高，不仅百姓安居乐业，而且兵精粮足。
随后，吴起被任命为楚国令尹，并开始着手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史书上记载“明法审令，捐不需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总的来说，归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削减大贵族的特权，制定明确的法令，对大臣的权力进行限制。如针对权重过大大臣和封君，颁布“减爵禄之令”，“平其制禄”，“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使封君子孙三世而收其爵禄”。
其次，整顿吏治。吴起从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入手，裁去许多不必要的官职，然后打击不正之风，“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即堵塞和杜绝私下里的行贿受贿，改变楚国的不良习俗；禁止结党营私，勉励百官奉公守法；纠正楚国官场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不良风气，使楚国群臣一心为国家效力；提倡和鼓励为了“行义”而不顾牺牲个人的名利。同时，还提拔和起用一些有才有识之士，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国家机关的行政办事效能。
其三，积极开发边远地区。吴起把那些收回了爵禄的贵族“往实广虚之地”，即停止对疏远贵族的按例供给，将国内贵族充实到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处。这样，不仅加强了王权，还增加了国家收入，也缓和了社会矛盾。
其四，改革军制，“要在强兵”。在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吴起提出“砥励甲兵，以时争利于天下”，把收回的俸禄和裁减官员省下来的钱，用来抚养士兵，扩充军备，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军队中，吴起不仅讲求重罚，更注重重赏，他将军功分为“上功”、“次功”，根据不同军功给予不同奖励。对立有大功的不仅升职提拔，对其家属和子女也予以赏赐，不仅让为国杀敌立功的个人感到光荣，还让他全家都感到光荣。
此外，极力奖励耕战。史书载：“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即禁止士民脱离农耕和行伍，鼓励士民努力耕种，储积粮食，这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达到兵精粮足的目的；而且也改善了士民及其家属的生活，从而解除了士卒的后顾之忧。
另外，吴起还禁止纵横家到楚国来游说，以便让全国更安心变法和搞好生产。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楚国的实力极度强大起来。史书所记载 “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然而，但吴起的变法招致了楚国贵族的怨恨，《吕氏春秋·贵卒篇》记载，吴起的变法使楚国贵族“皆甚苦之”。楚悼王去世后，吴起也被楚国的宗室大臣杀害。吴起死后，楚国的变法宣告失败，大多数新法的内容被废弃。但是，吴起变法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在楚国的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如《韩非子·喻老》云：“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淮南子·人间训》云：“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绝禄。” 这些现象与吴起变法中的“封君三世收其爵禄”的条文相合，应该说是吴起变法以后出现的。吴起变法促进了楚国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
吴子的思想论著流传下来的不多，尤其他在楚国变法革新的很多故事没有记载下来。因此，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具体贡献，难以通过史料记载得到完全印证。但就他的各项改革措施而言，在其所处的时代，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此后商鞅的变法，也有很大一部分参考了吴起变法中的内容。
四、申不害——法家之韩国思想家
申不害原为战国时期郑国人。战国时期是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变革和大发展时期。韩哀侯二年，韩国灭掉郑国，他遂成为韩人，并做了“亡国贱臣”。他在韩为相19年，使韩国走向国治兵强。思想文化上，当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法家思想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成为变法改革的思想理论武器。申不害作为法家人物，以“术”者称，是三晋时期法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
公元前353年，魏国起兵伐赵，赵成侯向韩国求援。申不害智慧的进谏主张联合齐国，伐魏救赵。最终韩国与齐国联合，谱写了“围魏救赵”的历史。韩昭侯从申不害处理外交事务的卓越表现及其独到的见解，发现这位“郑之贱臣”是难得的治国人才，于是力排众议，于公元前351年，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韩国实行以“术”为主的法制，经过１５年改革，加强了君主集权，使韩国国治兵强，政治局面比较稳定，国力也有所增强。
申不害的政治哲学思想“本于黄老”主要表现为“刑名”之学，其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任法行令，驭臣以术和立势为基。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关键时刻，申子要求君主独揽一切，决断一切这种哲学由道家的“天道无为”演化发展来，是他的法家“权术”思想的基础。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秤轻重。”为了说明“法”，他提出“正名责实”的理论。与孔子“正名”不同之处在于包括责任、分工的内涵。其政治哲学思想影响深远，对今天我们进行干部管理和民主法制建设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制“名”以“因”的法治思想,按照名辩思潮的逻辑,“因”是因其已然,即顺受已然存在的名。而申不害法治之道中的“因”是制“名”以因,即国家建设法律之名,然后因受法律之名以为治。
二、“任法”与无为,这要求的笼统的说法是“任法不任知”
(或智),其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则表现为“无为”。申不害希望君主无为,他说服君王接受无为主张的理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立法以因,无须乎为;(二)圣君曾如此为治,按成功经验,不应该为;(三)从君臣分工的角度看问题,君不应为。
三、术与法治,仔细考察申不害的独断论,我们就会发现,申子讲独断并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为实行法治创造君王权势这个条件,而是为维护君王个人的统治地位。“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这种“独视”、“独听”、“独断”追求的只是君王的“明”、“聪”和“为天下主”,而不是“以法”“明”、“聪”,“以法”“为天下主”韩非子“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的对比只注意到了形式上的区别,他没有注意到在“言术”和“为法”的背后的更为深刻的区别:商鞅考虑的是秦国的富强,而申不害更关注的是韩昭侯的权力。为秦国设计的商鞅是坚决的法治论者,身为韩相但又把韩昭侯私家的担子压在肩上的申不害是打折扣的法治论者。后者虽也明白法治的长处,也希望用法治的方法去治理国家,但他为君王贡献的术不仅冲淡了法治的主题,而且足以把法治湮灭。
五、李悝变法
这也是战国时期最早的一次变法。当时的背景下，韩赵魏三家最终分晋，诸侯间征战日烈，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日益增长；而魏国本在晋中相对落后，在经济上魏不如韩，在军力上魏不如赵。为了增强魏国实力，巩固自身统治地位，魏文侯起用变法思想切中时弊的李悝为相，力图国富民强。
除了众所周知的“尽地利之教”“平籴法”等，李悝更是在理论程度上为变法实践夯实了基础。自春秋进入战国，从“礼治”到”法治“的转变愈发必要。为此，李悝作《法经》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从制度创新层面看，“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法经》）将保护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人身安全及统治秩序作为首要任务。凡属危害国家政权和侵犯君主尊严的行为，如盗符、盗玺、越城、群相居、议论国家法令等都被视为严重的犯罪——在封建刑法中，以思想、言词论罪，开始于此。其贯穿了早期法家思想的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制原则，反对旧贵族的等级特权制度，主张打破“礼”与“刑”不可逾越的界限。与此同时，《法经》也正式确认了封建等级制度，如明确规定大夫之家如果有诸侯享用器物，便判处最严重的族刑。此外，《法经》也体现了重刑轻罪的精神，对于群众的反抗或违犯封建秩序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刑镇压。总之，《法经》是集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主持下各国立法之大成，而且对后人影响极大，如商鞅变法实行的”连坐法“就是《法经》中”徒禁"的进一步发展。后世评价：“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经》是封建法律最早的蓝本。
在战国历代命途坎坷的变革者中，李悝本人算是仕途顺畅，寿终正寝。变法的阻力较小，加之魏文侯的强力支持，他的主张得到了顺利的实行，魏国自此国力强盛，称雄于诸侯。而他首创的法家精神也一直延续下去，在后世影响了无数思想家与改革者。
第二篇：《韩非子》先秦法家的集大成之作
《韩非子》先秦法家的集大成之作
秦始皇称誉韩非的文章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贵族，早年曾与李斯一起受业于荀子，但成就却超过李斯许多。他的文章被收集整理为《韩非子》一书。
早在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时期，有人将韩非的文章带到秦国，嬴政不知是韩非所作，在读到《孤愤》《五蠹》等篇后，大为赞赏，感叹说：“我如果能够见到此人，与其同游谈论一番，就是死也无憾了！”站在一旁的廷尉李斯说道：“这是我的同学韩非所作。”于是，秦国急攻韩国，索要韩非。韩王不得已，派韩非出使秦国。李斯嫉恨韩非的才能在己之上，便联合大臣姚贾趁机加以陷害。秦王听信了谗言，便将韩非逮捕下狱。次年，韩非被逼自杀。
韩非虽死，他的思想和学说却继续被秦王嬴政所用，并最终帮助嬴政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 秦朝。
秦始皇为什么会对韩非的文章和他的思想有如此大的兴趣呢？
韩非的政治思想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以商鞅为代表的法，二是以申不害为代表的术，三是以慎到为代表的势。此外，他还吸收了道家、儒家、墨家的一些思想，加以融会贯通，构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了臻于完善的法家思想体系，韩非本人也被誉为法家思想的集大
成者。
韩非的政治理想是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主要方法就是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他说：“国位当车，势当马，法令当辔头，刑术当鞭策，就能赶好车、管理好国家。”所谓“法”，就是以法治国，法律不以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做到“矫上之失”“一民之轨”。所谓“术”是君主驾驭大臣的方法和策略，它与法一样重要，二者不可缺一，“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所谓“势”，就是权力和地位。失去势，君主就会大权旁落，权臣当道，国家就会灭亡。任势，就是实行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实现富国强兵。
战国末期，秦国实力最强大，秦王嬴政希望结束诸侯割据和战乱，实现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韩非的主张正符合他的需要。《韩非子》一书真实全面地体现了韩非的政治思想，系统地阐述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法治理论，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此外，韩非的历史观也是进步的，他认为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不从实际出发，只一味地赞美古代先王，师法古代，是十分荒谬的。既然时代变了，治国的措施就应随之改变。他还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概括出了一整套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因此，利于国计民生也成为《韩非子》一书的主要特点。
正因为此，宋朝名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则称“半部《韩非子》治天下”。严复在上书光绪皇帝的“万言书”中也说：“在今天要谈救亡图存的学说，我想只有申不害、韩非子的大致可用。”其实，这里的两个“半部说”恰好合二为一，“霸王道杂之”也好，“外儒内法”也好，都说明儒、法思想整体上的结合，构成了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基础，透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支柱，也说明儒家、法家的互补性和可合成性。
当然，不仅儒、法两家如此，它们与诸子百家也是互相渗透、相辅相成，形成了共同支撑我国传统文化，并从不同角度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格局。
韩非愤世嫉俗之作
韩非的国家韩国是一个危难弱小的国家。韩国地处现在山西东南和河南中部一带，西邻秦国，南接楚国，东连齐国，北通赵、魏。它介于大国之间，据有兵家必争之地。秦要东进，吞并六国，统一天下，韩国首当其冲；六国西征，合纵攻秦，韩国必为战场。正如苏辙《六国论》所说：“夫秦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
身小势微的韩国虽列为诸侯，却是战国七雄中最为弱小的一个，经常受到他国的侵扰和欺凌。韩昭王在位时，曾任用申不害为相，治理国家，韩国由此强盛起来。然而，申不害死后，新韩王继位，一些守旧势力代表趁机混进其中，他们整日在韩王左右非议朝政，诽谤陷害廉洁正直的大臣官吏，攻击申不害实行的新法，蒙蔽韩王以骗取宠信。这些“重臣”将韩王的权力架空，实际篡夺了国家的实权，致使韩国法令废弛，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国势急转直下，最终不得不臣服于秦国，才得以苟延残喘。
《韩非子?存韩》中说：“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I蔽，入则为席荐。”意思是韩国侍奉秦国三十多年了，出门就像常用的袖套和车帷，进屋就像常坐的席子和垫子。韩非以这样的文字，表达了对当时韩王暗弱昏庸的愤慨。
作为国姓宗亲，韩非在对韩国的现状表示不满的同时，也十分痛心和忧虑。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上书献策，要韩王实行改革，并写成《难言》《和氏》等文章，以和氏献璞自喻，进奏韩王，希望能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没有被采纳。
忧愤之余的韩非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开始埋头著书立说，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名篇，分析当时的形势，评论各国的政治得失，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了法家思想。
尤为可贵的是，《韩非子》虽然是一部政治学名著，但韩非凭借其精巧的构思、大胆的描写和幽默的语言，使文章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其中的寓言故事连篇累牍，像老马识途、滥竽充数、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脍炙人口的成语均出自
其中。
《韩非子》的当代价值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韩非子》一书中所体现的法治思想，对当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韩非继承了商鞅“刑无等级”的思想并加以发挥，在《韩非子》中提出“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主张。在韩非看来，除了制定法令的君王拥有不受法律惩罚的特权外，所有臣民一旦触犯法律，都要受到制裁。同样，如果小民有功，也应受到相同的奖赏，而与身份无关。法的适用对象不包括君主，是韩非法治思想的局限；但他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要求平民与贵族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这种观点比起“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来，是大有进步的。今天，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我们更需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尊重宪法，维护法律的地位和权威。与此同时，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坚持公民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的原则，避免出现权力高于法律，私情大于法律的情况。
其次，《韩非子》中有“因道全法”之说，这是强调立法要坚持科学性原则。“因道”就是遵循大自然普遍规律，“不逆天理”，“守成理，因自然”。“全法”是指顾全国家的制度法令，“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因道全法”意在表明治理家国天下需要着眼于大局，制定法律也要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从现实和国情出发，法律才能发挥出应有的调整规范社会关系的作用。
第三，《韩非子》提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的观点。“法与时转”即法律必须因时制宜，积极适应时势的需要。这反映了韩非的进步历史观，他将固执坚持“先王之政”的儒者比为墨守成规的守株待兔者，幽默中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即制度措施应跟随时代的变化而改革。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立法活动只有做到因时制宜，及时制定、修改法律使其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才能把新的社会关系纳入到法律的管辖范围，使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关系，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益，处理社会纠纷，维护秩序稳定。
最后，《韩非子》中说“法莫如一而固”，意思是法令要统一和相对稳定。这和“法与时转”并不矛盾。随着时势的变化，对法进行相应的变革，这是从大时代的高度来看问题；但就某个具体时间段而言，法令一旦制定，就应当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如此人们才容易遵守，才能有明确的行为指导，做到有章可循。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守法律统一稳定的原则，它一方面要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必须内部和谐统一，一方面要求法律必须经过科学而系统的制定过程，杜绝朝令夕改。不稳定的法律不仅会损害当事人实际利益，还会严重动摇法律的权威性，动摇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韩非子》里的成语故事
滥竽充数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趿?，好一一听之，处士逃。――《韩非子?内储说上》
齐宣王让人给他吹竽听，每次必得三百人合吹。有个姓南郭的先生请求给齐宣王吹竽，齐宣王很高兴地答应了，发给他的薪水跟那几百人的一样。齐宣王死后，?⊥跫次唬?他喜欢吹竽者一个一个地为他吹，本来不会吹的南郭先生只好逃掉了。这个小故事生动地说明：对于领导而言，用人要注重考察个人能力和工作效率；对于个人而言，须有真才实学，方能自立于世。
郑人买履
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郑国有个打算买鞋的人，他先量好自己脚的尺码，然后把量好的尺码放在座位上，去集市时却忘了带上。已经挑好了鞋，他才说道：“我忘记带量好的尺码了。”于是返回家去取，等到再返回来时，集市已经散了，结果没有买到鞋。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用脚试呢？”他说：“我宁愿相信量好的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对待事物要尊重客观事实，随机应变，不能墨守成规，犯教条主义错误。
守株待兔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韩非子?五蠹》
有个宋国人在田里耕作，田中有一个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从此这个宋人便放下手中的农具，守在树桩旁边，希望再捡到撞死的兔子。他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子，自己反而被宋国人所嗤笑。“守株待兔”和“刻舟求剑”（《吕氏春秋?察今》），这两个寓言故事家喻户晓，其寓意有着相同之处：世上的事物总在不断变化，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拘泥而不知变通。
第三篇：管理学视野的先秦法家治道模式
管理学视野的先秦法家治道模式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管理思想，先秦法家既是古代哲学的重要派别之一又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体验对管理学极具价值，并且法家理论是建立中国文化基础之上，因此对现代中国管理理论及实际运用将极有帮助。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知识论为基石，这四论构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学观；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亦相结合，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即包括管理的本质观、目标观、行为观、组织观、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
先秦法家治道思想，是以法家的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认识论为基石。四论之间相互贯通，从务实功利的价值观出发，就有了对人性自为自利的解释，并产生了因形势而变的历史观和认知与治国相统一的认识论；同时“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的变古论，也就排斥仁义道德于政治之外，富国强兵必然成为法家治道的最迫切最直接的目标。为了达到强国尊君的实效目标，应将从异利统一于超乎个人利益的国“法”之中，才能建立一套社会共有价值基准和行为模式；基于人性的自利自为及人性的好恶，以赏罚之威力，禁抑儒侠，奖励农战，富国强兵方得以可能乃至必然。对臣僚肆权，形名不符，驭之以势；对虚怀阴情，奸行于世，制之以术；对损法利私，鞅及祸国，治之以法。因此法家四大思想根基，决定了法家治道模式：以道为旨，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三者互为作用。
本文是对法家治道模式的管理学诠释，所采用的理论理框架是黎红雷教授所创立的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只是因法家治道模式不同内容略有调整。黎先生认为，管理哲学框架“即包括管理的哲学论（管理本质论、管理认识论、管理方法论、管理价值论），也包括哲学的管理观（管理本质观、管理人性观、管理组织观、管理行为观、管理控制观、管理目标观等）。不同的管理哲学，对于上述问题，有的回答深一些，有的回答浅一些，有的回答多一些，有的回答少一些，有的回答了全部问题，有的只回答了部分问题。但作为一个结构框架。我们在研究任何管理哲学时，都是不可缺少的”。①依照这一构架，前述的法家四论所回答的是“管理的哲学论”问题，本文所讨论是“哲学的管理观”。就法家治道而言，除紊合这一思想体系，其内在逻辑就是管理系统，而且构架严密操作可行，先秦法家所创制的治道模式，与现代管理的“目标管理”、“过程管理”、“系统管理”几乎同出一辙，而且不仅仅停留构想上，务实的法家学派以其果干有效的行动将其付之于制度的设计和变法实践，可以说先秦法家治道思想是古代中国所蕴藏的重要管理学宝库。
道 管理本质观
治强 管理目标观
法 管理行为观
势 术 管理组织观 管理控制观（管理型法治模图示）
（一）道——管理本质观
要解释管理本质的概念，需要导入是管理是什么。孔茨指出“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即定目标”。①管理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但管理理论及其实践在古今中外，虽然具体内涵及领域不尽相同，但其本质却有一致之处。之所以现代才提出系统管理概念，除综合学科发展和适时环境的外在要求外，管理所研究的对象具备学科要素和大量的分化的现代组织的创立。本文认为法家治道的管理的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也就是所谓“对事不对人”，牟宗三先生所称的“物化的治道”，法家思想家正是以“道”概念回答这一管理本质。
《史记》将韩非与老庄合传，认为韩非学说归本于黄老；在韩非之前申不害、慎到均采用道家“无为”与“绝圣弃智”之说，建立君人之术，任法之旨，因势之论。梁启超先生认为道法两宗都有一个崇尚自然唯物观的共同点②。韩非曰“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宗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韩非子•主道》）并言：“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韩非子•解老》）韩非不仅称道是自然物质的本质，还是人群社会规律的总汇之源。韩非将老子“道”的概念加以转化及实际运用，“道”已作为韩非治道思想整体的基点。在法家治道思想里，国家君主的地位是至高无上，是超载臣僚与人民之上的，但国君在立法，执法及其统治中，都必须以“道”为依归。有曰：“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则名尊，本乱则名绝。”（《韩非子•饰邪》）只有以“道”作为基本原则，国家的法和国君的统治方有理性的正当性。在立法上韩非认为国君立法应为国家秩序和富强着想而不惜逆反民情，有曰：“故圣人为法于国君，必逆于世，而顺于道法，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之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甚少，则义非矣。”（《韩非子•王蠢》）韩非同慎到，申不害等先期法家一样，强调“道”的知识与运用是专指国君一人的，只有有“德”的国君方能知其“道”，方能保全权位富强国家。
(①《管理学》孙茨 经济科学版P2 ②《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 东方出版社P180)
韩非曰：“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履理而普至。至于群生，斟酌之，万物皆盛，而不与真宁。……故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转重，绳不同于出入，私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君。凡此云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独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铸，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韩非子•扬权》）韩非在阐释“德”时曰，“德者，得身也”，“德者内也。”（《韩非子•解老》）即得全权位和内在修养。在内在修养上，韩非吸收到慎到的“弃智在已”和申不害的“刑名”说，提出了“无为”的“静”和“无思”的“虚”，有曰:“知治人者其思虚静，知事无者其九窍虚。思虚静，则故德不去。”（《韩非子•解老》）韩非提出这概念并不是停留在形而上的思辩上，而是将其运用统治层面。他认为国君只能“无意所制”不受束缚，才能洞察治国兴衰的道理和洞悉世事的变化，以此制定不偏颇的法。同时以高深莫测的神秘感和畏惧感来控制臣僚。当然法家这种赋于国君至上的权力和高超的地位，又要求虚静的自我制约，很难产生实际的效应，反而加强了专制的极权的统治的特征。
韩非及法家之所以能将老子的“道”转化为现实政治之运作中，是基于治道对象经验把握上，其一是人，从法家的务实的价值观和自为的人性论出发，人的一切经验均可归结为功利层面，趋利避害是人的行为意志的表现，至于众人行动与意志的差异只是时空背景及外部条件不同，人并无主体性，也就不存在道德价值的意义。所以因人情而治的“法”也就具有普遍必然性。其二是现实世界，韩非把历史看作上中近世不断进化，现实世界与时俱变，欲洞悉时代，而应“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以“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韩非子•备内》），并以实际的功用来衡量：“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 者也”（《韩非子•问辩》），以其客观化必然性表现来分析现实之理。因此，建立在这一普遍必然之“道”基础的“法”，便有其客观经验层面的普遍性与必然性。
（二）治强——管理目标观
目标被喻为管理学的宗旨，是管理精神所在；任一管理学定义均不可缺少管理目标及宗旨。“计划”是现代管理理论首要职能，其内涵就是对目标的选择及完成目标任务的行动。任何组织或机构得以在社会系统中存在，均是以明确的目的或使命的角色定位。任何一个组织要想真正的协同体，首先必须实行目标管理。目标是维持一个组织纪律有规则秩序的基本保证。
法家学派是在“必然之道”原则下建立国富兵强成霸王之业的治国目标。管仲是提出富国强兵目标并予以实施的首位法家人物，太史公曰：“管仲即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之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史记•管晏列传》）管仲在齐推行了国富兵强之政策，即所谓“务本饬末则富”、“选士利器则霸”（《管子•幼官》）亦即经济以农业为本、实战重人重物政策。李悝在富国强兵要求下推行了尽地力提高生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是这样评价李悝“强君”思想：“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减少”（〈史记•平准书〉）。商鞅提出富国就是要增加农业生产，要增加农业生产就是要人民力于耕，使民乐农而力农，社会贬抑商工。有曰：“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革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商君书•算地》）。
韩非以功利价值观出发，一是分析韩国所处的国情危急的客观环境中的现实的霸王需求；二是主观上功利实效主义作为价值标准，自然就得出富国强兵成霸王之业的治目标。韩非曰：“法禁明著则官治，必予赏罚则民用。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韩非子•六反》）从这一目标中包含着“尊从国君”和“国家主义”的要求；而国君是国家利益的代表，以至有的学者把韩学学说当为君王术。韩非围绕这一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的治道主张，如注重农战与重法的专制统治，注重支配官僚之术的集权控制，分离道法与政治等主张。在实施目标时，应锁定具体可实行目标，韩非批判儒墨学派是缺乏验证可行的空中楼阁，有曰：“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诠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行，杂反之学，明王弗受也。”（《韩非子•显学》）
（三）法——管理行为观
现代管理理论中的行为学派来自于五十年代末，其时行为科学方法引入商学院课程。这些行为学派研究者是来自心理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等在行为科学受过专门训练的学者。所谓行为是“包括人们行为，也包括动物的行为，是有机用以适就环境变化的各种身体反应的组合。”①社会学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对社会行为进行类型分析，他认为社会行为包括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是行动者的动机，即行动者赋于行为自身的意义，这是其核心；二是任何社会行为都是以“他人”作为定向目标，不赋于他人的期望和目标，也无以成为社会行为。②管理行为也就是通过对人的行为动机和需要分析，以求人与组织的和谐，并引导恰当地适应人们的需求和对需求的渴望用以实施组织的目标。
人性 → 动机 → 行为 → 管理目标
上图说明了基于人性论基点，“法”对管理行为影响过程。“法”作用管理行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其一行为动机的人性论基础，在韩非及法家的人性论里，人的本性是自利、自为、自私，人的心智有为一已之利的计算心；自利心与计算之心的结合。“法”的设制只能满足人性自利的要求的规则，自然也就为人所接受。韩非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韩非子•八经》）。据此，“法”即具有威慑利诱的力量。其二以“法”规范人的行为，在这里，法作为人格化的治理工具，以其惩诫与刑罚的运作，奖励和赏赐的施舍，规范人的行为。韩非曰：“明王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①《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P476②《经济与社会》韦伯者 商务印书馆P54）而已，二柄者，刑德也……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或而归其利矣。”（《韩非子•二柄》）而且在实践中还运用严刑，所谓“峭其法，而严其刑”（《韩非子•五蠢》）。在运行中，“法”除了显现“赏”与“刑”的诱发力和协迫外，“法”本身还必须具有公正无私的客观性、平等性，而且必须是成文的，公布给人民知晓的。商鞅曰：“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之治也”（《商君书•定分》）据此，“法”方是可遵行的，真运行效率才得以提升。其三“法”是提供一结构或制度，使一切治理对象都纳入此结构中，以实现治理目标而角色化和功能化。韩非曰：“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韩非子•忠孝》）立法的意义就是在于制定常理常道，作为治国之道的长期准则。法家学派的理想也就是将治国常法客观化制度化，以构架恒常的政治体制和客观的政治格局。“法”正是通过层层分职分责的国家官僚统治机构的运作，才从上到下传达到广大的平民群体之中。商鞅认为“法”必须“定名分”，要保持稳固一致性。韩非强调职责分明名实相符，有曰“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韩非子• 使》）
（四）势——管理组织观
组织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职能，管理是复杂系统的活动，包括所有组织整体本身和组织内不同层次，以及人们在组织内为实现目标一起工作时所承担的功能角色；“组织”被称为是“一个正式的有意形成的职务结构或职位结构”。①组织工作就是建立一个预先设制的角色结构，分配给组织内的每一个成员。因此组织结构是一个重要的管理手段，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促进组织成员共同完成组织目标的环境，并且遵行目标统一和组织效率的原则。
法家以国家治强为目标，首要之点便是稳固君权。法家主张君主政治代替封建政治，君主集权便是基本要点；因此强化君势是国家组织结构中（①《管理学》孔茨 经济科学版P188）基本点。“势”作为法家的特定术语，可以用“政治地位”来解释。国家君主仅靠个人行为是有限也是不可靠的，然而国君可以凭籍其王位所带来的权势，运用其君主的政治地位扩大对臣僚百姓的威慑和影响。因此“势”，这一概念内涵便是召示君主地位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关系。慎到的论“势“，把统治者权位的必然比喻成“飞龙乘云”，商鞅认为君主恃势而治如同飞莲乘风而行。韩非以“势”作为其治道体系中的核心思想，他认为君主地位是否巩固是由其“势”是否保持来决定的，有曰：“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韩非子•人主》）君主治世依靠的不是君主个人的统治才能，维护统治的根本在于君主之势，有曰：“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肖”（《韩非子•功名》）“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韩非子•奸劫弑臣》）。君主的“势”的作用在于保持对臣民的威慑，所谓“民畏所以禁，则国治矣。”君主之“势”是依靠手中的杀生大权来维护：“君执柄以处势，故行令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八经》）而且其势唯君独有不可外借，否则“偏借其权势，则上下易位矣。”（《韩非子•备内》）法家用势，不仅包含上述的任势与集权，还应处理好“分”的问题。所谓“分”概念，表示是以某种政治地位所应承担权利和职责，来划分和确立官吏的个人权力。慎到强调“定分”的重要性：慎到曰：“故治天下及国，在于定分而已矣。”（《吕氏春秋•慎势》）商鞅也认为君主可以通过政治名分的确立来造就治世之形势。有曰：“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势乱者不可治。夫势乱而欲治之愈乱矣，势治而治之则治矣。故圣王治治而不治乱也。”（《商君书•定分》）韩非提出“分势不二”，“势”有等级之分，君主之势乃最高等级。韩非以“形名”的概念，明确官僚阶层的权利和职责，并且以具体的贯彻措施遵行这一规则，有曰：“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任人者，使有势也。……任人者，使断事也”（《韩非子•八说》）。在这里韩非指出了君主授权给臣僚的必要性，从维护君权来看，政治及职责能落实到各级朝臣，同时分隔属下臣僚的权势也是对君主权势的保护。
（五）术——管理控制观
现代管理学的控制职能是衡量和校正属下人员的各种活动，从而确保组织目标以及行为达到目标的各项工作得以实现。衡量绩效是控制活动重要方面，也是控制责任落实所在。对于包括领导者在内各个层次的人员，控制的职能均是必不可少的，控制对象包括人、事、行为等在内，因此控制是管理的关键环节和基本手段。
“法”以客观性将行为予以结构化规范，“势”将君主的意志贯彻于对象，而真正辅佐“法”的规范和“势”的贯彻则是“术”。“术”的正功能在于控制，负功能是防止他人控制。如果说法家治道的法与势相对具有客观意义的话，而术则相对是主观性，“术”是以其主观修行以求达到治国目标的实现。尽管法家十分注意其治道的客观性结构，但主观人事世界又如何适应这客观必然要求呢？这正是术的运用的价值所在。首先表现的主观控制——“无为术”。管子曰：“明主操术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进其长技，故智效其计，能者尽其功。”（《管子•明法》）“主无术数则群臣易欺之”（同上）。申不害说：“古之王者，其所为小，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忧矣，因则静矣。”（《吕氏春秋•任数》）韩非认为“术”乃是以虚静而保持隐密性，“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子•难三》）“无为术”乃法家术治基础，以个人主观的藏而不露，他人就无法迎合主观好恶对君主掌控，君主因而避免了被蒙蔽的危险，另一方面主观以虚静控制和超越自身，避免主观好恶带来误区，进而有效地控制对象，这就是控制与反控制。其二是客观化控制：责实术。从法家务实功利的价值观出发，实效功利是衡量事物的价值基准，对臣民而言也专以功用考察，因此法术要名实相应，即所谓：“循名责实”，“形名参同”，“审合名刑”，“综核名实”，对于官位，以职事相察；对言论，以事功相核；对于法，则看事件之处理是否与之相符。形名乃推行法治之前提，故有人称法家为“形名之学”。邓析曰：“循名责实，察法立威，是明王也。”（《邓析子•无原》）申不害曰：“是以有道，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申子•大礼》）韩非更是以事功为标准：“不苟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韩非子•奸劫弑臣》）并曰：“明王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韩非•六反》）其三对象控制：参伍用人术。法家调控手段除前述普遍客观的“法”和以“刑名”责实制，参伍用人术也是重要手段。君主治国不可独治还须委任官吏分以治民，因任而授官乃是治国成败关键。法家旨在建立责职分明，因才器使，才职相称、以功伐定、上下循序的用人机制和组织体制，以绩效为标准，为事择臣，专长任职，意在维持君术。韩非曰：“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任，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韩非子•用人》）然后不仅要用人，尚须知人，因此韩非提出“不以参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韩非子•用人》）参伍之术目的在多方考察臣下真情，以免为其所欺，韩非称“参伍之道，行参以谋多，揆伍认责失。”（《韩非子•八经》）韩非并提出二十八种运用方法，多有权术和秘术意味，在君主专制时代无可厚非。
信息来源：世界经理人
第四篇：历史通史整理-先秦时期
高三历史知识框架性复习
第一单元先秦时期（公元前221年）
【高考考点】
【阶段特征】先秦是秦朝统一前的历史时期，是我国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历史阶段，是中华文明的勃兴阶段。经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生产力不断进
步，精耕细作的农耕模式确立；中华文化萌生，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
【知识整合】
一、夏商西周1、政治（1）王位继承：夏朝世袭取代禅让（启），家天下的制度由此开始。宗族关系成为基
本政治关系。（人民版）商朝父子相传，兄终弟及；（人教版）西周嫡长子继承制
（2）政治特色：神秘色彩。（人民版）占卜进行决策、理解天命。
（3 目的：
对象：义务：①②③主要封国：
（4）宗法制：目的、特点
2、经济
（1）土地制度：井田制a.土地国家所有：名义为国家公有，实际为国王所有（人民版）
b.国王将土地层层分封，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为贵族占有，私田
是劳动者的份田，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岳麓版）
c.受封着世代享用，不得转让与买卖，向国王缴纳贡赋。
（2）农业（商周）：商周时期，出现了农具，但由于它们比较珍贵，在农业生产中很
少使用，和仍是人们进行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
（3）手工业：此时的手工业以为代表，如、、此时的手工业属于 手工业
纺织业：出土的商代遗物中，多次发现玉蚕。（人民版），有织机，多种丝织品。
在西周，妇女纺织生产被称为“妇功”，列入“国有六职”之中。（人民版）
青铜,冶炼，陶瓷等。
（4）商业：商朝人以善于著称，因此后世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称为“商人”。
商周时期，对商业的政策是。职业商人和最早的货币已经
出现。（岳麓版）
3、文化至今已经发现甲骨文字5000个左右，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比较成熟。（岳麓版）
二、春秋战国时期
1、政治
（1）春秋时期的政治：
前770年，周平王迁都，史称东周。春秋时期，周天子大权旁落，、遭到破坏，不再听命于周天子。他们为了争夺和，进行战争。
（2）战国时期的政治：
战国时期，一些强大的诸侯不满足于自己的封号，纷纷。（3）秦国的统一战争：
秦国经过，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强大，先后灭掉六国，年，结束了诸侯割据局面，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秦朝。
2、经济
（1）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建立
铁犁牛耕→井田制破坏→初税亩（税制改革，实际承认合法性）→商鞅变法（法律形式确定）
战国以来土地私有制三种形式：君主私有土地、地主私有土地和自耕农私有土地（岳麓版）
（2）农业
①生产工具及耕作技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开始使用和并将其逐渐推广。
秦国“以牛田”（人民版）
②耕作方法：垄作法
③水利工程：芍陂、都江堰、郑国渠（岳麓版），白渠、龙首渠（人教版）
（3）手工业
冶炼：春秋—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人民版、岳麓版）
战国—铁器大量出土，有淬火工艺（人民版）
（4）商业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商人地位提高，出现商业市场和大商人。
3、文化
（1）春秋时期
①老子（道家）：他主张：、、②孔子（儒家）：A、他主张“仁”。认为“仁”就是；
实现“仁”要做到；强调统治者要
B、还主张，希望恢复，使社会能够
C、在教育上，他首创，主张，打破了
D、在文化方面的贡献：整理修订《六经》，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岳麓版）
（2）科学技术
①世界上最早的是战国时期发明的“司南”。
②天文学：先秦时期，有世界上早的日食、月食、太阳黑子以及的记录。
还编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3）文学和文字
①《诗经》出现于时期，收录了的三百多首诗歌，分
为、、三部分，具有风格。
②楚辞：时期，国诗人屈原以南方民歌为基础创作的。《离骚》具有
风格。
③甲骨文：朝，出现了甲骨文，它已是一种成熟的文字。
【联系选修】
高三历史知识框架性复习
选修一：商鞅变法(1)变法的背景和变法的开始(2)主要的变法措施(3)变法的成效和结局 选修四：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1)孔子的生平(2)开创儒家思想(3)古代大教育家
（4)对后世的影响
【重点突破】
1、关于分封制和宗法制
练1：古代“家国一体”的社会中，忠孝观念源远流长，其源头是
A．宗法制B．郡县制C．君主专制D．中央集权制 练2．《三字经》中所说“周辙东，王纲堕。”透视出的深层政治信息是
A．统治中心实现转移B．宗法分封制度走向解体C．君主权威发生动摇D．社会伦理道德面临崩溃 练3《史记》记载，刘邦称帝之后以旧礼尊其父，有人劝说刘父：“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此后其父以尊礼待刘邦。从文中可以看出
A．刘邦违背了纲常伦理B．宗法关系要服从于君权 C．汉初宗法制趋于崩溃D．君臣关系等级森严
2、夏商周的经济
练
1、商朝号称“青铜时代”，下列哪一项不符合当时历史情况
A．商朝青铜器已广泛用于农业和手工业B．商朝青铜器具有极高艺术价值 C．商朝青铜器生产具有较高技术水平D．商朝青铜铸造是手工业生产的主要部门 练2夏、商、周被称为我国的“青铜时代”，其最主要依据是
①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最早的夏朝青铜器②青铜铸造是商周手工业的主要部门③西周青铜产品趋向生活化④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青铜农具 A．①②③④B．①②③C．②③④D．②④ 练3[2001·全国·3]下列手工业行业中较早兴起的是A．冶铁业 B．制瓷业
C．造纸业
D．印刷业
3、春秋战国的政治
练1春秋时期，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种现象主要反映了：A．周天子失去了军事力量B．周天子将权力下放到诸侯国C．周天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D．诸侯国帮助周天子巩固地位 练2之所以说“春秋无义战”，主要是因为这些战争
A．瓦解了西周以来的分封制B．造成国家分裂、社会动荡 C．是奴隶主进行的掠夺性战争D．在客观上无进步性可言
4、春秋战国的经济
练1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开展变法的经济根源是
A．新兴地主阶级的推动B．各国君主为了富强支持变法 C．法家政治改革主张的影响D．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练2认为商鞅变法是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最主要的依据是
A．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B．废除奴隶主特权，奖励军功 C．废除分封制，建立县制D．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练3春秋后期，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和齐国实行的“相地而衰征”，其导致的后果有
①增加了国家收入②承认了土地私有③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④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
A．①②③④B．②③④C．①②③D．①③④
5、春秋战国的文化
练1．必自经界（土地的分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的这段话认为A．轻徭薄赋是实施仁政的手段B．均贫富是实施仁政的障碍 C．解决土地问题是实施仁政的前提D．贵民轻君是实施仁政的途径 练2．孔孟学说主要讨论的是
A．人与自然的关系B．人与人的关系C．国与国的关系D．夷夏关系 练3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持此观点的是
A．道家B．儒家C．墨家D．法家
【阅读材料】
在历史上，对于某些重大的问题，思想家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既有类似之处，又有显著差异。阅读材料，回答问题。主题一为政
苏格拉底认为，理想的统治者“不是那些由群众选举出来的人，也不是那些中了签的人”，“而是那些懂得怎样统治的人”。——摘编自《回忆苏格拉底》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1）分别指出材料中孔子和苏格拉底关于“为政”的主张；结合所学，分析出现各自主张的背景。
主题二孔教
在法国，伏尔泰强调中国儒学虽说是国家宗教，但它博大而无所不容，足以证明中国对各种宗教的宽容态度„„孔子并非教主，只是宣扬伦理道德的圣人。——摘编自何芳川《古今东西之间》
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李贽《续焚书》
（2）结合所学，分别指出李贽和伏尔泰对“孔教”的态度及其目的。
【框架结构】
第五篇：先秦时期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先秦时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答：先秦时期政治制度主要指中国秦朝以前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它包括世袭制度、宗法制度、礼乐制度和分封制度。这一时期，我国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点是处于萌芽、雏形时期。其基本特点有：
1、行政制度的特点：
第一，各部门之间还缺乏明确的分工，职、权、责也不很分明。如商代的“多尹”、“御事”等政务官，其具体分工还不清晰，看不出谁是主要长官。尤其司法部门，虽夏有大理或士，商周有司寇，但执行审判和刑罚的事务并不是全归这些部门管。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情况得到改变，逐步形成“官府各象其事”，并且实行文武分职。
第二，政权系统和宗法系统紧密结合，行政制度带有浓厚的宗族血缘性质。从甲骨文中看到，几乎所有职官和参与政事的人物都冠以其族名。商为王宗室贵族和一些异姓贵族的“共政”。周则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结构，按血缘宗族关系分配政治权力，形成了以宗法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大小贵族自然就是政府各级官员，国家机构无异是宗族的扩大。到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关系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宗法对君主的约束力也不断被削弱。
第三，“臣仆用事”。在甲骨文中常见的“小臣”，本身属于为王家服役的人员，却经常受王委派，分管某一项政务，逐步演变成为国家行政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西周时期有外廷政务官（负责军事、行政、司法等）、内廷事务官（主要是近侍，权限日渐扩大）。春秋以后的官僚制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官僚是以国王的巨仆身份参与治理，对国王负责。
第四，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在地方管理上实行分封制度，分封制下受封者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很大的独立性，同时，早期王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他力量的制约，要受习惯法和传统礼制的约束，这与后来的皇权是有差异的。
2、其他方面的特点：
在王位和爵位的继承上实行世袭制度；在王族内部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特点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西周监察职能的官员开始出现；此外，神权与王权的结合（早期王权是通过神权来表现的，如商王朝的一切政治事务都通过占卜进行决策），也是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典型特征。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雏形和萌芽，它为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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