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

第一篇：论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

论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

摘要 “无为”这一思想是由道家创始人老子以“道法自然”为理论基础首次提出的，是道家最基本的精神之一，是一种精神境界。“无为而治”是道家管理思想的精髓，是通过“无为”的途径去达到“治”的目的。学习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对于我们青年人修身养性、平衡人际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老子 无为而治实质

一、“无为”的实质

老子（传说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河南周口鹿邑县）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处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春秋时期，亲眼目睹了百姓的民不聊生，社会的战乱纷起，国家的渐趋衰落。他思考这些问题，最后认为根源在于统治者的“有为”，为此，提出“无为而治”的治国主张，以此来减轻社会矛盾，挽救统治阶级的统治。

老子完成了古代思想从鬼神观念到“道”的飞跃。“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始基，是天下万物的根源，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从“道”产生出来的。但“道”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道”又可以理解为“无”。在“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支配下，老子提出“无为而治”。[1]

“无为”是道家最基本的精神之一，是一种精神境界。无为的本质就是顺应自然的变化，使事物保持其天然的本性，不人为造作，达到无为而无不为。它与“道法自然”的价值取向是基本一致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干，认为“无为”即什么都不干的看法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一种误解，而是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以“无为”达到“无不为”。老子强调“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里的“无为”字面意思，实指“道”对万物的不设不教，自然而然，这种任其自然，是靠人的感官无法把握的，老子称“无为”正因为“道”对万物任其自然，万物才能得以保存其原来真朴境界，都能各其性地去生活，这也是“道”无不为的体现。这里“无为”是“无不为”的前提，而“无为”正是“无为”的结果。《庄子·养生主》中的寓言“庖丁解牛”里的厨师，他手起刀落，一招一式，就像和着音乐节拍跳舞一样，而且游刃有余，干净利索，梁惠王连连称赞，不解其技艺为何如此高超。厨师讲了一大通道理，究其解牛秘诀只是八个字：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也是遵循事物内在的规律性。可见，道家的“无为”思想的实质在于：反对违背人的本性和违背自然法则的肆意妄为，其宗旨在于，消解人与自然的对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2]

“无为而治”，“治”是目的，是对社会组织的有条不紊的成功的管理，“无为”则是手段和途径，即要通过“无为”的途径去达到“治”的目的。有人对老子的这句话觉得奇怪，觉得不理解，既然要达到“治”的目的，那就应该去努力，去有所作为才对，为什么反叫人“无为”呢？无所作为怎么能达到管理的效果呢？这实际上是对老子所说的“无为”两字的含义没有搞清楚。其实老子的许多术语，都有他特定的含义。当代英国科学家兼汉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仔细研究了老子的思想以后，他认为老子“无为”的真正含义，是不做违反自然的行为，即不要违反事物的自然本性，使事物完成它们不适合的功能。李约瑟的这个理解，应该说是比较接近老子的本意的。道家“无为而治”的“无为”二字，绝不是无所作为，绝不是放弃管理，而是要求遵循事物的自然规律，不做违反事物自然本性的傻事，不要妄动，不要强求，不要去揠苗助长，画蛇添足，胡作非为，弄巧成拙。在道家看来，最完美的管理境界，应该像天地生成万物一样自然。天地阴阳，四时代谢，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没

有一点人力强加的因素，而草木、禽兽、人类以至万物都在这自然而然的环境中生成发展，各得其所。天地并没有刻意地去追求什么，但万物却都在天地中茁壮成长，这就是最好的效果，就是最佳的境界。而这样一种管理的最高境界，便是道家所说的“无为而治”。[3]

二、无为而治的应用范围及实践

治国无为而治本来是 道家的治国策略，所以治国是无为而治的第一应用。为了贯彻 无为而治的方针，各级政府官员既要抛弃各种政绩主义和形式主义，也要抛弃“为人民谋幸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 仁政理念，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尽量靠万民的自为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无治无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务工作即可；同时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属，让下属去完成各项工作，自己主要做好识人用人的工作。企业管理无为而治用在企业管理上，要求企业管理者从琐事中跳出来，主要抓好企业发展战略和识人用人的工作，至于具体的研发、技术、生产、销售等工作，要充分依靠员工和下属来做。

教育无为而治用在教育领域，要求老师和家长一定要尊重孩子的 天性，充分信赖孩子的能力和发展潜力(即 道家的 自化能力)，放手让孩子自己去试、去学习、去探索、去发现，甚至去破坏，哪怕他会失败会犯错误也不要紧，因为他会从这些失败和错误中学到很多东西，老师和家长要做的，就是给孩子创造必要条件，并做必要的辅助工作。

历史实践古诗，舜品德高尚，尧派他来管理天下。当时中原到处是洪水，以前尧派鲧去治理洪水，9年后失败了，舜就派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果然不负众望，13年后平息了洪水。舜和尧一样，对老百姓很宽厚，多采用象征性的惩罚，犯了该割掉鼻子罪的人，让穿上赫色衣服来代替；应该砍头的人只许穿没有领子的布衣。为了让老百姓懂得乐舞，舜派夔到各地去传播音乐。有人担心夔一个人不能担当重任，舜说：“音乐之本，贵在能和。像夔这样精通音律的人，一个就足够了。”夔果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孔子赞叹道：“ 无为而治，说的正是舜啊！他自己需要做的，只要安安静静坐着而已。”（“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4]

三、“无为而治”政治伦理思想的现代性反思

老子认为，作为自我，只有顺应宇宙的动态平衡、一体和谐的法则，自然无为，无私无欲，才能发挥个体生命的创造天赋，对人类事业有所建树。行政管理是对人的管理，更要遵循规律，同时与行政环境相互影响，从而建立合理的机制，达到“无不为”。管理者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容易做到为人民服务，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其次，现代管理中要重视领导者自身的素质提高，强化管理艺术。“无为而治”的道家政治伦理思想为治政者设计了一套治国之术。“无为”的原则是希望统治者减少政事活动以尊重人民的个性，发展人民的自由和维护人民的权益。现代领导工作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要求领导者不仅要掌握领导科学的一般原理，而且要掌握高超的领导艺术。[5]

老子将“道无为而无不为”的道论渐渐落实到政治层面，提出了君道“无为”的政治学说。第一，君道无为，臣道有为。人生而有欲，饮食男女，物质与精神的需要，无不要用“有为”去谋取，那么怎样才能够“无为”?道家首先明确将“无为”界定在君道上，上下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者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那么君与臣又如何“异道”?《管子?君臣上》：“道

也者，上之所以导民也，是故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如此分工的“无为”不过是以无为为有为，它是臣下有为的制衡与补充，这与当今注重官德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是有相同性的。第二，视“无为”为政治家的道德修养方法。老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三章)。在老子看来，为实现天下大治，为君之道要“无为”。首先，择天地法、效法自然。天地大自然是无为的，又是无所不为的。其次，虚心谦下，宁静因循。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无为”，才能获得真知，变得耳聪目明。最后，国君的道德修养是首要的、最重要的。同时，老子反对物欲，讲求精神生活；反对人为，讲求体法自然。[6]

参考文献：

【1】《试析老子“无为而治”思想》周薇薇，刘宾，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文章编号：1006-7833(2010)01-347-01

【2】梁海明《老子心译》远方出版社.2002

【3】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1

【4】百度百科

【5】魏玉昆.老子道德通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6】陆钦.庄子通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第二篇：浅析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浅析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作者：赵志萍

无为而治就是要求管理者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决策,减少对决策执行活动的干预,反对瞎指挥,鼓励下属按管理规律办事。这是“道法自然”的观点在管理思想上的反映。

老子思想的精髓是“无为”思想。一切顺乎自然,既反对生活上的奢侈享受,又反对政治上的标新立异。老子崇尚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自然抬到最高的地位,最后总归到自然上。五千言《道德经》简直是一部自然赞美诗。既是崇尚自然,凡属于“自然”的都是好的,一经人为便不好了,这样他当然要主张“无为”。

老子认为,正是尊重了事物的必然,采取了无为而治的结果,才使事情得以成功。而背离了这一原则,则导致事情的失败。我们要肯定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积极性,肯定其要求统治者治国要承认客观、尊重自然、顺乎民心民意、不逆潮流而动的合理性,但决不是肯定老子的一切听凭自然、放任自流、放弃任何管理的消极因素。

老子无为而治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老子主张无为,不是消极无为,恰恰是透过无为,不干扰、不强制、不苛求、不勉强他人,而让所有万物能够顺乎自然,因势利导,遵循客观规律,从而达到无不为。而管理的实质是“通过他人完成任务”。管理和管理者都有其特定的职能。现代管理者并不意味着管理者应该什么都要管，无所不为。而应当分清那些改“为”，哪些该“无为”，而最后又能达到“无不为”。因而，作为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其无为而治的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是深刻的。具体来说，这个启示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管理必须遵循规律，因势利导。“无为”就是不要勉强地去干那些悖于自然的事，悖于规律的事，而是要顺乎自然，遵循规律。“无为“的另一个涵义是不要干预过多。任何管理都不意味着过多的干预，必须留有余地，任其“自化”。老子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当狗。”“圣人”也是不偏爱的，任凭百姓自己去发展。事实证明，那种把管理理解为包办代替，横加干预的做法，其结果都是把事情“管死”。

第二，管理要顺乎民心，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管理既然是通过他人去完成任务，那么这些“他人”就不是单纯的客体，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也是主体，既是主体就有主体性，他们的心愿、意向非常重要。管理者的任务就是要把组织目标同组织成员的需要和价值取向协调起来。“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领导者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群众，而是把群众的意志集中起来，是一切决策都符合人民的意愿。这样看起来似乎是“无为”，其实，由于万众一心，完全能够达到“无不为”。在现代管理中有一种管理模式叫做“自主管理”。这种管理模式所实行的原则就是所实行的原则就是充分尊重员工的自主性，让大家做到自主、自律。领导者的职责仅仅在于引导、组织和协调，这就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为无为”而“无不为”。再者，“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句话如果以马克思主义原则加以解释，便可理解为：领导的本质在于服务。领导者的责任在满足广大群众的意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者不追求一己之私利，而是要为广大人民谋利益，在这方面“无为”，便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做到“无不为”。这在老子所处的时代只能是一种幻想，而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则应当能够变成现实。

第三，任何管理和领导都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领导和管理都有它固有的职责。任何领导和管理都不意味着无所不包、无所不为。毛泽东曾说，领导者的责任仅仅在于出主意、用干部，现在企业的组织制度要求对不同层次的管理者的职权作出严格的规定，每个层次的管理者都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对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应尽职尽责，对自己职权范围外的事不应该越权。每个层次的管理者在处理同下属的关系时，也要顺乎自然，要舍得让下属放开手脚去做好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不应干预他们。西方管理学家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管理者的职责就在于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然后由下属去执行，这就规定了管理者的“为”和“不为”的界限。现代管理论还告诉我们，某种程度的职权分散式一切组织结构的特性。职权分散和政策影响到管理工作的一切领域，而且可以看做呢是管理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要素。

因此，领导者只有终于修身，对功名利禄求取有度，才能实现领导目的，达到领导的最佳效果。对于我们的政府而言，老子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可以改造和升华为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则。就我们当前实行的市场经济来说，我们可以忖出市场经济实质上吻合了“道法自然”的“无为”经济，这里的“道”是指市场规律。在市场经济中，一切生产要素市场化，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并且一种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让“无形的手”来调节。其下的政府职能要求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去宏观管理和调控，即小政府大社会。强调自然而然，政府不做过多干预，国家仅通过宏观调控机制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资源流向实行监控和引导，这种政府“无为”与老子倡导的“无为而治”相一致，无为之治的管理也是“道法自然”的运用。在无为之治中，政府在管理国家和社会时，无论政治和经济，都要顺应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实际，不过多扰民，真正做到“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往天下。”

第三篇：论老子的礼学思想

摘要：人们通常因《老子》第三十八章的内容，将老子视作反礼的代表人物。但是，礼有形式与内容（即礼之文与礼之质）两个层次，从《老子》文本看，老子所反对的是礼的形式，而不是礼的内容。他重视“质真若渝” 的礼之质，拒斥生活中的种种装饰、种种疯狂。他对“因名而知止”的交往理性的强调，对“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礼学精神的阐发，都表明了他的思想与礼学之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关键词：老子；礼学；礼论；道家人们通常因《老子》第三十八章的内容，将老子视作反礼的代表而论述。但《礼记·曾子问》中的老聃深于礼数，且言孔子问礼于老聃，由此引发了几种不同的判断。或以为孔子所问礼的老聃，非着《道德经》的老聃，宋代叶适、清人汪中以及二十世纪的疑古派学者多持这种观点。或认为孔子所问礼的老聃与着《道德经》者为同一人，“知礼乃其学识，薄礼是其宗旨。”[1]詹剑峰、吕思勉、徐复观等持此观点。将个人的学识与学术主张区分开来，这确实一种洞见，且也是学术史中一种深有影响力的观点。本文在研读《老子》文本的基础上，认为礼有形式与内容（即礼之文与礼之质）两个层次，从《老子》文本看，老子所反对的是礼的形式，而不是礼的内容，并试图重新检视老子所论及的礼学内容。

一、“质真若渝，大白若辱”的礼质论在《老子》八十一章中，直接谈到礼的有两章，即通行本三十一章及三十八章。在三十一章中，涉及到礼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礼中的方位，二是方位的象征意义。“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方位问题在礼学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孔子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刑昺把礼解释为立身之本，这是说不知礼的人，没有办法立身处世。其实立也是人在日常行事中所能占据的方位问题。《通典·凶礼二》引郑玄语：“礼者在于所处”。所以，现代有学者称，所处，就是指门内门外之治，包括各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亦在其中），包括各人在社会各种关系、各个场合中的地位，人之所以立，国之所以治，事关重大。[2] 在老子看来，方位除了通常表示处所的意思之外，它还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所谓“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第三十一章，以下只注章序。）在这里，他主要讲方位的象征意义，虽然讲到了“以丧礼处之”，但并不是讲丧礼的仪节，而是藉丧礼表达对战争为人类带来惨烈灾难时流露内心戒惧审慎的哀戚心情，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了礼之质的问题，即指出战争方位仪式中的深层含义，而不是叙述战争仪式的具体规定。在三十八章中，有三句话明确地提到礼，且都是从否定的层面论及的，所谓“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正是这种激烈的反礼的态度，使得人们将老子看作是一个礼的绝对定否者。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时代，一个被礼——无论是以扭曲的形态还是常态浸润的时代，老子同样摆脱不了礼对他的影响，只是他对礼的思考，已没有为礼之文所局限，而是直指礼之质。因此，今人陈鼓应先生认为，所谓“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并非对礼的否定，而是对那个时代的**发出沉痛的呼唤，反映在周文凋敝的历史背景下，如何重建社会人伦，这是对一个时代的重大课题进行的深刻反省。[3][!--empirenews.page--]如何重建人伦，以调适礼崩乐坏时代的人际关系，确实是老子要作反省的问题。在《韩非子·解老》中，韩非接受了荀子的“称情立文”的礼学理论，称“礼薄”是指“父子之间，其礼朴而不明”（《韩非子·解老》），而礼的致乱之由，则与荀子的制礼理论恰为相反，荀子以为圣人制礼是为了“定分”而使人们各守其分，消弭争端。韩非则以为为礼是为了人心的安顿，但礼却依靠名发来确定人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礼是致争乱的根源。所谓“今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而资之以相责之分，能毋争乎？有争则乱，故曰：‘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韩非子·解老》）在这里，韩非子实际上是用荀子的理论来解释老子，与老子本身是有差异的，因为《老子》书中，谈到“情”的地方几乎没有，韩非了却提出“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韩非子·解老》）不过，提出老子对于礼是“好质而恶饰”则适足以引人深思。在《老子》第八十一章中，老子标举“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其语言观是明显地倾向于重质而恶饰的。言语是礼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这礼学的一个常识。比如在《冠礼》中，对即将成年者加冠时的祝词一次比一次动听，所谓“寿考惟祺，介尔景福。”所谓“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4]这些美好的祝愿确实都是美言，但它们多数并不可信，而祭侯之礼中的种种信言，却又都是一种赤裸裸的威吓之词。高亨在释《周易·比卦》的“不宁方来，后夫凶”时指出，《周礼·考工记·梓人》有“祭侯之礼，以酒脯醢，其辞曰：‘惟若宁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大戴礼·投壶篇》：“鲁命弟子辞曰：‘嗟尔不宁侯，为尔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白虎通·乡射篇》：“射礼祝曰：‘嗟尔不宁侯，尔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业，亢而射尔。’”《说文》：“侯，春飨所射侯也。其祝曰：‘毋若不宁侯，不朝于王所，故伉而射汝也。’”[5]只要敢做不宁侯，且敢不朝于王所，不宁侯就要遭遇“亢而射汝”的命运。所以在礼辞中，既有“以成厥德”式的美言，但它们在当下并不可征验，也有“亢而射汝”式的信言，但它们露出的确是狰狞的面孔。“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是老子对春秋时代礼仪中以言辞交接所传达的形式与内容之间背离现象的概括。《左传》、《国语》等春秋文献中，“信”字俯拾即是，这表明基于“心口一致”、“言行一致”等道德事实为根据的“信”已作为一种新的伦理观念出现。所以，在《左传》中，人们对信的内涵作了各式各样的界定，其中，“守命共时之谓信。”（《左传》僖公七年）杜预对此注为：“守命共时：守君命，共时事。”即遵从时事，不违君命就叫做“信”。这就要求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要求心口、言行一致，同时以审时度势为承诺或实践承诺的前提。孔子以为：“言必行，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延续到孟子的战国时代，孟子则标举“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孟子·离娄下》)这样，从礼中萌发的信原则在现实中又很快被打得粉碎。《春秋》所叙242年中，列国军事行动凡483次，朝觐盟会凡450次。[6]春秋以前的“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会以示威，再盟会以显昭明。”(《左传》昭公十三年)春秋时期的盟会却一反过去“示威于众”、“昭明于神”的性质，而是“盟以底信”(《左传》昭公十三年)，“盟所以周信也”（《左传》襄公十二年），即以盟会致信和巩固信。这种盟会以致信的盛行，正表明了社会生活中，尤其是诸侯国之间“信”的缺乏，在“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的总体格局下，忠信之薄可想而知。[!--empirenews.page--]在老子的礼学思想中，信是一个重要范畴，他把“信”作为人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是双方应共同遵守的。“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这是他在第十七章和第二十三章两次提到的话，在不同章节中，也多次提到信，信甚至是老子所谓“道”的内在构成要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1][2][3][4]下一页 中有信。”（第二十一章）象韩非子所理解的那样，德、仁、义、礼是内在于道的，信也是内在于道的，对信的遵从，也即是在一定程度上对道的遵从。另外，老子对于信，取一种大信的态度，“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第四十九章)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对于圣人来说，要在全社会构建诚实的道德，只有做到对于诚实的人我信任他，对于不诚实的人我也信任他，这样社会才能得到真正的诚实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信是与言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它表现为言必由衷，言合于意，即心口一致；另一方面表现为“口以庇信”(《国语·周语》)，孔子要求人们“非礼勿言”《论语·颜渊》)，老子要求“言善信”(第八章)，这种寡言的要求，是礼的内在要求，它直接影响到人际关系的调适。“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第六十三章)，正道出了日常生活中最朴素的真理。春秋三百年间，为了权力之争，子杀父，臣弑君者屡见不鲜。信作为一种伦理观念，它寓于礼之中，又因礼的仪式化丧失殆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子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礼之首。”(第三十八章)这是强调忠信之于礼的实质性意义。这样，老子的礼学观明显地有着突现“忠信”德性为礼的重要内涵的特征。老子对礼之质的重视，我们还可以从他对生活中种种装饰、种种疯狂的拒斥中得到印证。他说：“故至誉无誉。是故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第三十九章)，对喋喋不休的美誉老子是打心眼里看不起的，因为美誉是无须夸耀的，不夸耀它也乃是美誉；同样，本身若没有美誉，夸耀也只能夸出泡沫式的美誉，人生所具有的种种德性是无须于华光如玉的，还是珞珞如石那样质朴的为好。老子对于声色口味的抑制，也是针对礼的外在形式的种种过分表现而发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十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第二章)“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三章)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礼文的过份追求，使得钟鼓之乐、缤纷艳丽的色彩、浓浓的五味、驰骋畋猎等源于礼的生活式样都成了统治者纵情声色犬马的工具，这也就是老子所以憎恶礼的缘由。但老子所憎恶的是礼的过分形式，而不是憎恶礼的本质，他认为“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就是在饮食、男女以及日常的享受方面要符合礼的中道原则，而不是寻求过分刺激。钱钟书引河上公注“甚”字为“贪淫声色”，又据《说文》：“甚，尤安乐也，从甘、匹”，引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甘’者饮食，‘匹’者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训安乐之尤。”指出古文字“甚”，兼“甘”与“匹”两义[7]，尤为精当。奢、泰同样指过分的贪求以及过分的举止。[!--empirenews.page--]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荀子与老子论证礼存在方式的差异。荀子从礼之文存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出发，认为“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榭甚高，园囿甚广，臣使诸候，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荀子·王霸》)老子则认为礼中所表现的甚、奢、泰与礼的精神是相违背的，所以，他极力反对它们。

二、“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礼意论徐复观依据《吕氏春秋·不二》篇的“老聃贵柔”说，认为礼以敬让为主；敬主于自己的敛抑，让主于对人的谦退；则所谓‘柔’者，安知不是出自敬与让的精神，进一层的演进？[8]这种推测是合乎老子思想渊源的实际的。在此，我以为三宝说正是老子思想中富于礼学精神而未以礼的面目出现的内容。“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第六十七章）这三宝说正是体现了礼学精神的处世态度。首先看慈，古今学者对之有多种解释，但较普遍的是作柔慈、慈忍、仁慈，核心是一个爱字。对同类之爱，对弱者之爱，无疑能激发护卫同类或弱小的勇气。在母爱方面，人们对“慈故能勇”的体会，可能最为真切，它表现为因爱而勇敢。这种说法与孔子的“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是极其相似的。但慈一样地表达了一种对人类的悲悯，揭示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它表现为一种普世之爱。除此之外，在老子的观念中，慈还表现了仁自亲始的“孝慈”关系，它是属于礼中“门内之治”的范围。老子称“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十八章）孝慈并不是六亲和睦关系被破坏后的不得已的家庭维系手段，相反，它的价值在“六亲不和”的现状反衬下，显得弥足珍贵，同时它也是六亲和睦的前提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有可能理解郭店《老子》中的“绝伪弃虑，民复孝慈”。由此，裘锡圭先生认为，老子对“慈”是肯定的，孝慈无疑跟仁义一样，并不是老子要绝弃的东西。[9]老子持而保之的第二宝是俭。“俭”有论者称为主要是节约和收敛克制。但是，俭同样是作为礼的一种内在要求，也是礼之质的一个方面。孔子讲“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礼中这种宁可朴素俭约的主张在于它更接近礼的本质。俭的另一说法是啬，所以，老子认为“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第五十九章）在这里，老子的“治人事天”是为了“可以有国”这一目的的，若没有国则身无所托，何长生久视之有？因而“治人事天”基本还是指调适天人关系以及社会的人人关系，以“啬”的方式来处理天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体现了礼的节俭原则，与俭是相通的。事天方面的“啬”具有神圣性，它体现了“礼，不忘其本”的精神。[10]在荀子那里，这种“啬”，则体现了礼“贵本而亲用，”“以归大一，夫是之谓大隆”（《荀子·礼论》）的礼学原则。因为越是隆重的礼，越是简朴无文。同样，从质的方面的讲，韩非的另一段议论，颇适于“治人事天，莫若啬”的精神。“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子·解老》）所以，我们说这种重俭、重啬的倾向，就是老子思想中重视礼意、或礼的精神的内容之一。[!--empirenews.page--]在“治人”方面，老子强调“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这里早服就是重积德，它的人际调适是以自我的积德为起点，而积德的活动又寓于人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第五章）的践礼活动中，老子强调重积德的功效表现为“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第五十四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礼记》也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总之，无论是治人，还是事天，依“啬”的原则而行，就是符合礼的内在精神的；相反，不依“啬”的礼学原则而行，一味地讲求礼的外在形式，结果是“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第五十三章），这就是违背礼的精神的强盗行径。在老子的“三宝”中，不敢为天下先符合礼的精神最为明显。一般人都可以从“不敢为天下先”中读出“谦退”的含意。韩非没有直接从谦退的角度作出阐释，而从顺从事物的规矩的角度指出：“欲成方园，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万物莫不有规矩，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故曰，‘不敢为天下先。’”（《韩非子·解老》）这种解释与老子的“守常”之旨相合，盖万物有常理或规矩，人生在世，举止动静同样都有礼的规矩，对这种规矩的遵而守上一页[1][2][3][4]下一页 之，在矩规下行事，谁又敢为天下先呢？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之教，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作证，“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第六十九章）在自然界中“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不敢为天下先作为谦德的另一种说法，确是老子以之为宝的道德准则。后汉班固评论道家时说它“合于尧之克攘（让），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汉书·艺文志》）这是合乎道家实际的。在老子那里，“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第二章）“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七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二十二章）“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第三十四章）等等，这些不自大、不自见、不自足、不自伐、不自矜，都是礼中“自卑而尊人”原则的体现。[11]老子推崇自卑而尊人的礼学原则，那种作为谦的反面、骄的张扬，自然为老子所深戒。他说：“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第三十章）“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第九章）“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故有道者不处。”（第二十四章）由此，自见、自伐、自是、自矜皆为“骄”，均为谦卑的对立面。骄态跋扈，致使自见反而不明，自是反而不彰，自矜反而不长，它只可能“自遗其咎”。所以，当孔子向老子请教时，他径直告诉孔子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态色与淫志，是无益于子之身。吾以告子，若是而已。”（《史记·老子列传》）去骄气，不正是守礼的前提吗？[!--empirenews.page--]

三、“制始有名，夫亦将知止”的功能论在老子的文本中，开篇即提出“名”的问题，“名可名，非常名。”(第一章)这里的名、常名以及道、常道联系在一起，它们的真实意谓为何，则历来注读多有分歧。詹剑峰先生在总结各种诠释的得失基础上，依据河上公注常道是自然长生之道，常名是自然常在之名，指出常道乃自然之道，常名乃自然之名。并指出，春秋末期，名的斗争已经存在三种形式：一是孔子的“正名论”，二是邓析的“刑名论”，三是老子的“常名论”。认为“正名论”可以叫做“伦理的逻辑”，“刑名论”可以叫做“法理逻辑”，“常名论”可以叫做“自然的逻辑”。而自然的逻辑认为道(即客观现实)与名(主观认识)是统一的，他把道名并举，认为老子道名关系中，是以道为体，以名为用的。[12]这里，詹剑峰先生径直将孔子的正名论与老子所谓的“常名论”对立起来。但是，老子的“名”果真是自然之名而无社会性的意味么?其实不然。老子认为，“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第三十二章)这种认为制名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知道各自的职分(“知止”)，很难说与礼的制名没有联系，应该说这种观念与西周以来正名定分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老子讲到礼名时，有意隐去礼的内容，恰如“道隐无名”(第四十一章)，从而使得“名”、“位”、“礼”的联系湮没不彰。但是他的思想中，这种“始制有名”的目的是为了“知止可以不殆”，就与《左传》中的礼名观是相同的。师服曰：“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左传》桓公二年)“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左传》庄公十八年)“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这样，有什么名，就有什么位；有什么位，就行什么礼，等级森严，不可逾越，于是真正可以做到“知止可以不殆”。否则，即使是自己的称谓偶有失误，也会引起人们的非议。所谓“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左传》哀公十六年)名与位相联，名失则愆，名的作用还没有从蒙昧时代的灵魂崇拜观念中脱离出来。相反，老子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看到的是名的限定性意义，也即是后来荀子所称的“度量分界”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紧接三十二章的“知止可以不殆”之后的是“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道的界限在于天下，天下是道得以“知止”的边界，超越了天下之外的道是无意义的，至少是只有宇宙论的意义，而没有人生的意义。同样，川谷恰如江海的名分，没有川谷的限制，江海就会象道那样“大道泛兮，其可左右。”(第三十四章)老子深知名的功用，他指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有中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第二十一章)认为既有了法象，然后有物。有了物之后，便发生知识的问题，“名”在认识中起着关键使用。名既然是认识众甫的工具，那么，礼名又何尝不是认识人生的工具呢? 所以，老子提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的问题时，将身、名、货以及得失的关系两两相较，得出的依然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的结论，名的存在，是人们“知止”的前提，这种因名而知止的交往理性，正是礼最为突出的功能。[!--empirenews.page--]当然，老子形而上的“无名”主张，常常被人们用来说明老子绝圣弃智、主张废名的证据。但是，“绳绳兮不可名”(第十四章)毕竟是指“无名，天地之始”(第一章)的状态，而在社会生活中，无论人们的希冀怎样，“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的现实却无法改变。固然，老子是希望人法自然的，这种希望也不是完全不要名，废除名，而仅是反对礼的繁名，主张“朴”而已：“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第三十二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第三十七章）对于“朴”之意，韩非虽是将老子的形上层次降低到经验的层次，但却与老子欲“天下将自正”、“万物将自宾”的期待是一致的，可以说是深得老子之意的确解。韩非认为“礼繁者，实心衰也。然则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者也。众人之为礼也，人应则轻欢，不应则责怨。今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而资之以相责之分，能毋争乎？争则有乱。”（《韩非子·解老》）这里韩非揭示了礼的目的与其手段的不一致性，认为相责以分，只可能是社会争乱的根源，与“事通人之朴心”适为背道而驰。这样，“事通人之朴心”最恰当的手段，只能是“镇之以无名之朴”，而不是众人的那种因相责以分而变得“昭昭”、“察察”（第二十章）的礼之繁名。由上可知，老子对礼的指斥是在礼之文的意义上，而不是针对礼的精神。事实上，老子称礼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恰恰表明了老子对忠信这种礼的精神的珍视，它与儒家的只有忠信之人，才具备学礼的资格论，以及与孔子的“主忠信”（《论语·学而》）说是相吻合的。这都说明老子反礼只是反对礼中过分的形式，要求除去礼中的甚、奢、泰，强调慈、俭、不为天下先；他承认礼名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用亲疏贵贱的标准来衡量得道者的成功与否，“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 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第五十六章）就是运用这种礼学标准的体现；他还以为“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第五十四章）也明确地赞同世俗的祭祀之礼，事实上，老子的“常道”除了作为宇宙本体论的意义之外，又何尝没有“善行无辙迹”（第二十七章）的日常上一页[1][2][3][4]下一页 人们践履之道的含义在内呢？老子讲“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第十六章），“是为习常”（第五十二章）这种知常、习常，正体现出一种对既定价值的肯定态度。这种肯定表现在社会、政治生活层面，则必然要表现出对既定秩序和规范的认同，因而传统的礼，而不是老子时代当下的被糟塌得不成样子的礼，正是圣人赖以“行不言之教”（第二章）的制度基础。清儒皮锡瑞曾把礼的目标概括为“使人循循于规矩，习惯而成自然，嚣陵放肆之气、潜消于不觉。”[13]这对我们理解老子思想与礼学精神的内在一致性，确可以起到发人深思的提示作用。[!--empirenews.page--]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老子的“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这里确乎有反对一切文明的因素，但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又与它何其相似乃尔。“死徙无出乡，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唯一的差别是孟子还要“设为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而老子则主张“复结绳而用之。”这也是人们将老子看作是反礼论者的主要证据之一。总之，在老子那里，从表层意义上看，老子是激烈地反对礼的，他对世俗繁文缛节的礼，要求攘臂而扔之，但他的无为、习常、以及对道的因顺等根本主张，则透露了他对“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下》）的久远传统的眷恋。这样，将老子富于思辨的哲学还原到人间政治中，则表现为以道为基础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第六十章）的现实打算。注释[1]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28页。[2]陈戍国：《先秦礼制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3页。[3]陈鼓应：先秦道家之礼观，《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4][唐]贾公彦：《十三经注疏·仪礼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9页。[5]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月第1版，第183页。[6]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9页。[7]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6月第2版，第28页。[8]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9月第1版，第429页。[9]裘锡圭：《纠正我在郭店<老子>简释读中的一个错误》，《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9页。[10][11][元]陈澔：《礼记集说》，北京：中国书店，1994年6月第1版，第50页，第4页。[12]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页。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第1版，第13页。

第四篇：道家思想论文无为而治

道家思想论文

《老子思想解读简说：无为而治》

我个人虽然喜好老庄哲学，亦有对其进行过些许深入地探讨，然终其本末，皆是一家之言罢了。虽然，言在心中，不吐不快，就作了这一篇文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自此语而言，大道理是不必著文说出来的，今日斗胆论道，比仙师老子我实在愧不能及。

话说老子李耳骑青牛出函谷关，关令尹喜见之紫气东来，便觉有圣人至。遂迎之以大礼，又请老子作文阐道。老子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写了五千字，其共八十一篇，上篇三十七，下篇四十四，因其上篇第一篇首句“道可道，非常道”名上篇《道经》；下篇首句“上德不德”，名下篇，《德经》。合而称谓《道德经》，又名《老子》。

《道德经》大凡五千余字，而世界上但凡仅仅数千字就能完备的阐明一种学说的，唯有老子一人而已。这本《道德经》竭尽阐述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体系，能自成一家。于此，在春秋时代，百家争鸣的时代，诞生了道家这一流派。

道家思想的核心，我大概可以用这十六个字来概括：无为，无欲，无我；居下，清虚，自然。

精确的说，“无为”是不准确的，老子通过“无为”最终还是要达到“治”这一目的的（后人多曲解，认为无为就是无所作为，这是不正确的，是有悖于老子思想的本源的）。所以这篇我主要想论及的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

无为而治的思想充斥着整个《道德经》。老子哲学之“无为而治”思想素为中华民族所崇尚，所谓“无形胜有形，柔弱胜刚强（道经36）”、“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经22）”、“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德经41）”，无不阐释一个道理：事物的最高境界，往往不着痕迹、不露端倪。心目中的伟大目标，苦苦追求而不可得，当历经风雨、胸无所挂时，彩虹不期而至。武学中有“无招胜有招”一说，意即武功至精至纯时，可以执木为剑、以柔克刚，不囿古法、不拘经典，随意挥洒处，所向披靡。

“无为”是老子哲学的一个专有名词，不能照字面直译作“没有作为”，或误解为“无所谓”。老子主张行道，认为事物的发生与发展都有其客观性与规律性。“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器，无之以为用。”（道经11）这是说：“无”并不是“真空”或“虚无主义”，老子所倡导的正是一种“无用之用”，看似“无用”而有其重要作用。

老子说“困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以为难，故终无难矣。”（德经63）。“圣人”遇到事情还认为其中有困难，而善于处理，所以终于没有困难。这是说：要重视困难，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阶段，抓到有利的阶段去做，就容易成功。老子还说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德经64）双事物的成就都是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近到远发展起来的。这一定的步骤必须循序渐进，不可躐等。由此可观之，老子的“无为”又不是真正的无所作为，无为是作为治的前提而实现的，无为只是一种行为的作风做法，而最终达到的目的还是“千里之行”之类的宏远目标。

老子的“无为”学说，以“道”（自然法则）和“名”（自然现象）为基础，对待自然和对待人民都要依照自然发展规律。

顺其自然，方能叫做真正的“无为而治”。

第五篇：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学思想

“无为而治”的管理学思想

题目

在道家思想中，最为精炼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无为”。如何理解中国古代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

答：我认为，“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要遵循大千世界的规律，尊重人的个性，有所为有所不为，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无为”本是道家核心思想，但同样也是佛家与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 中，就“无为”而言，我认为分三个阶段，企业管理者只有深入地去感悟这其中的道理，才能真正领略“无为”的思想魅力。

第一个阶段：有为而妄为阶段

在竞争无处不在的今天，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都需要努力奋斗。很多企业在资本积累的同时，狂妄和浮躁也在急剧增加，日本的战略学家大前研一曾批判说：“我认为中国人有点急躁。”这话虽然我们不爱听，但也的确有道理。中国企业后起而勃发，希望能够尽量走捷径，但往往脱离不了“妄为”，这主要是由于缺乏理想和正确的价值观。

中国的贫富差距虽然很大，但是中国的慈善事业很落后，“大款”们花天酒地，却不知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与比尔.盖茨、巴菲特这些世界巨富和世界最大的慈善家比起来，真是让人汗颜。我比较欣赏国美总裁黄光裕说的话，为什么要把国美继续做大做强，因为是一种责任，是国美几万名员工的生存与发展，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第二个阶段：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为”比较容易，可要“有所不为”，就需要胆量和智慧了。从“有所为”过渡到“有所不为”，这一种管理模式的转变，需要具备深刻的管理功底和领导魅力，它必须具备完善的管理基础，领导者必须具备高超的领导艺术，否则很难成功。首先，要构建完善的管理系统

如果企业是一个被各种规则管理起来的一个系统。当你去到一个没有任何规则的地方的时候，你会意识到有规则的好处。

其次，要注意授权的节奏

授权这就如同我们放风筝一样，风筝就如同我们的下属，风是外界的环境，线就是权力。不敢放线，风筝永远飞不高；风小了，就要把线紧一紧；风大了，就松一松。要根据风的大小、方向，去逐步地授权给自己的下属。

第三个阶段：无为而无所不为

这是管理的最高的境界，有一些玄虚，不具备深厚的文化功底和管理实践，是很难领悟这句话的深刻含义的。

无为而为的思想在汉朝得到艺术性的发挥，汉高祖及他的继任者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田租，鼓励农耕，提倡节俭，减轻刑罚，使汉朝的生产与经济得到极大的恢复和提高。汉武帝凭借强大经济和技术条件，历经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彻底打败了强悍的匈奴骑兵。“犯我天威，虽远必诛”——古往今来，只有大汉时代有如此豪言壮语。大道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道理，在汉王朝得到高超运用。

老子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无为而治要建立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领导者要具备高超的领导艺术，要平衡集权与授权的度，有为而不妄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而无所不为。乱世靠有为，治世靠无为；创业靠有为，守业靠无为；管理靠有为，领导靠无为。有为与无为的辨证关系，需要在实践中进行艺术化的处理，绝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