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第一篇：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信息工程系10级通信二班 姓名：付刚 学号：1041303058

我国古代相继出现了“兵家”、“儒家”、“道家”、“法家”等多种管理思想。管理是一种方法，从远古的“结绳而治”，到现代的工程控制，皆因人类经济与社会活动的需要而起。管理是一种文化，无论“图腾崇拜”、“行业禁忌”、还是“组织制度”、“品牌标识”，都同时具有工具属性和文化观念属性。管理与文化密不可分，管理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法家思想是我国古代众多管理思想里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支。它是先秦的一个重要学派，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和子产，形成于战国时期，衰落于西汉。因其强调“ 法治”，西汉以后被称为法家。

经过2500多年的荣辱兴衰，法家思想依然一起持久的生命力影响着后人，它在国家管理，公司经营，企业管理等方面依然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并和我国古代其它学派的管理思想一起相互交融，取长补短。时至今日，它依然对我们的企业管理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先秦法家管理思想体系以价值论，历史论，人性论，知识论这四大支点为基石。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强国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他们主张使用客观的，具体的，强制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罚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法家的管理核心是：以奖惩的强制性来求得公平并以此来实现其社会理想。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

法家管理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历史上，法家代表人物大多有丰富的执政和管理经验。虽然这些人物所获毁誉各异，但法家理论却从未被遗忘过。）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能从中不断寻求启示。

人们在认识问题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状况，要看它的发展和将来；管理还要像水一样，水普利万物而不争利，它虽然柔弱，可是其力量却强大无比。法家的管理思想强调法治，强调他律，强调法律的强制作用，强调集权的权威，强调管理手段的运用，强调尚贤。法家的管理思想追求效益，充满着强力、竞争、严密控制的倾向。管理要像水一样，水普利万物而不争利，它虽然柔弱，可是其力量却强大无比。法家的管理思想强调法治，强调他律，强调法律的强制作用，强调集权的权威，强调管理手段的运用，强调尚贤。法家的管理思想追求效益，充满着强力、竞争、严密控制的倾向。

法家主张用客观的、具体的、铁定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惩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确保每个人在各自的工作位置都必须达到最高和最大限度的工作效率，同时对没有达到甚至是消极怠工、腐败浪费等现象进行最严厉的惩罚。管理的核心：以奖惩赏罚的强制手段来求得公平这一社会理想，赏罚的公正来源于可观的可靠的资料。法家管理思想存在的问题：远古时代信息的不发达，难以获得可靠的资料；在高压作用下，没有任何的人情味。长期会对人的心理和身体都可能产生麻木不仁的结果。

法家严格的法令制度无论是对古代的军事管理，人事管理还是现代的企业管理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家管理所注重的“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同时，它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以严格的奖惩制度来治理，避免了贪污腐败的误区。然而，它所注重的高压政策，没有任何的人情味。人们渴望被重视的心里的不到满足。长期执行这种制度必然会对人的心理和身体都可能产生麻木不仁的结果。

因此，要想让法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就要以公司实际为出发点，将法家思想与其它管理思想有机结合，最终找出适用于本公司的发展方略。

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吸收借鉴国外管理办法，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人文管理模式，这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的法家管理思想有着其自身独特的特点，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的管理思想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加以开发利用，使其再次焕发生机。这样，它将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和不朽奉献。

第二篇：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

借鉴和指导意义

管理是随着人类历史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管理。人是社会的动物，在从事集体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时，由于需要组织和协调行动，管理也因此而产生。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民族文化。

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溯源于西方，它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这就给人们一种模糊的认识：似乎西方文明是孕育现代化管理的唯一母体。其实，作为在人类共同劳动中产生的管理思想是与各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史及其文化背景相关联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浩如烟海的治国、治生（经济）及修身的思想，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味的管理文化。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传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现代企业是一个目标性很强的群体组织，群体的效率从根本上取决于群体的核心价值观是否和谐统一，而文化是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制度是解决可以量化可以看到的事物的，文化则影响内心世界影响人的所有行为，中国的企业也在搞企业文化建设，因为从没有制度到有制度管理的根本问题仍大量存在，但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收效甚微，除了一些企业宣导的文化本身就不堪推敲以外，我们的大文化背景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的。

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

力。

再次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

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1、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

在组织理论方面，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散见于古代先贤片言之语论述中的管理思想，仍然为我们现在从事各种管理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名言警句。其中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就是这种组织理论的雏形。《韩非子·扬权》中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在这里，韩非子第一次将决策层和执行层、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能进行了明确的划分。管子在《管子·明法》中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李世民说：“理国守法，事须划一”，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也有一句名言：“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这些论述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上下级之间权利与责任的不同，并且都明确指出统一决策指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

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意思就是说管理者务必要做到赏罚公正分明，才能服人服众。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对此诸葛亮论述的更加具体，他说“赏罚之致，谓赏善罚罪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对良善功将有所激励发扬，对奸恶无功有所咸惧，以确保管理组织的正常科学运转。

3、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虽然有一些人主张重义轻利，但是却是也有一批实用主义的思想家、哲学家提倡讲义与利并举，主张义利双兼，这种充满着浓重的讲利重义的管理思想，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宋代苏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利者义之和论》中说“义利利义相为用”，主张义利互为共用，二者不能偏废。春秋时的管子更是认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结：“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无择也”。然而，管子并未走向极端。他还认为“自利”与“利人”并不完全矛盾的，而且“自利”之德与“利人”之德同时也是统一调和的陈寿在《三国志·吴书·骆统传》中进一步讲这种义利观念和富民利民联系起来，指出“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似民茅，义以民行。”他讲的是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国家的强大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国威靠的是人民的气势，福利乃是由人民所树立，道德靠人民的实践来兴盛，义的实现靠人民的共同行动。这句话，可谓深刻的概括了中国义利两全的管理真谛，在普通民众之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4、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人群组成。什么样的组织才有战斗力？才能充分发挥组织中每个人的内在潜能，一直是管理者在努力思考的问题。《周易·系辞下》中有一句名言：“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嵇康在《卜疑》中说“交不为利，仕不谋禄”。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中，孙子说“上下同欲者，胜”，这些都突出强调了人和同心的重要性，作为管理者只有让部属充分认识到统一的的、崇高的共同目标，使整个组织成员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才能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以此去争取伟大的胜利。

5、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

在管理工作中,决策是一个管理者必须首先考虑的首要问题。那么，管理者应该如何决策才能确保决策不失误，我国的古代先贤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么事情都要先谋而后动，只有谋划的充分、合理、科学，才能在执行起来游刃有余，才能做到“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做事情才能成功而不失败。所谓“日之能烛远，势高也；使日在水中，则不能烛十步”，意思是讲作为领导者，应该具备高瞻远瞩的特质，绝对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或者鼠目寸光，治看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长远利益。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策别十八》中说：“为国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不谋万世，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以谋域”是说做事应该有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长远规划与短期计划之别，根据形势情况的变化按照既定目标或相时而动，有助于管理成功。可见，预测和决策关系全局成败，中国人向来强调谋划和规划，强调战略和战术的综合运用，主张谋而后动。所以孙子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上一

6、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是儒家须臾不可分离的管理之道。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程熙对中庸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七》)。朱熹在《中庸章句》的开首将其注之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并引用尧授舜的“允执厥中”和舜授禹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中庸的精髓含意进行深刻阐发。教育和引导人们在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应该走极端，要避免过与不及的出现。应从两端入手，抓住问题的“终始本末、上下精细、无所不尽”，再“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中庸之道”，通俗地说，就

是正确掌握事物发展的“度”，以实现管理的和谐发展。

8、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认为人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提倡“爱人贵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已经“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人文意识”。管子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认为，务本之道在于经营民心，争取百姓。达人民之所愿，予百姓之所需。尽量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要求齐桓公竭诚听取民众的意见，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而管理国家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管理，“治国就是治人”。孟子从“民为立国之本”思想出发，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得，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其失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反之，“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并进而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下”(《孟子·尽心下》)。荀子则指出：“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执，待之而后安。”(《荀子·富国》)。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不仅体现在对民力的利用上，更难能可贵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和孙子还提出了“唯民是保”的“保民”观点：“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子兵法》）在孙子的民本思想中他提出既要保民，又要利主，把对民众负责与对君主负责统一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

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科学的企业管理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是毕竟是我们先人深深思考的结果，我们承认其在认知上存在某种不足，但也绝对不是一无是处，因此，在对待我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的问题上，那种管理思想的“民族虚无论”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必将在全盘否定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导致“全盘西化”；鼓吹完全的“儒学复兴论“也是十分片面的，并且还有盲目排外、妄自尊大、不思进取的封闭嫌疑，其局限性和消极性表现同样也不利于我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兼容并需，提倡在借鉴意义上的“中西合璧论”，我们优秀的管理思想要继承发扬，外国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思想也接受吸取，把二者结合起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信中国的管理思想必将光大于后世。思想用之于现代管理实践就是要求：一方面要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管理者个人的表率作用。一旦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地惩罚。管理艺术观台湾交通大学的曾仕强教授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精神之后提出中国文化是“艺术的”，中国管理“无论如何是一种艺术，也唯有管理艺术化，才能真正有效。”我国古人历来十分讲求管理的艺术性。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许多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

现代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三、结语

目标管理是美国企业管理学家德鲁克于1954年提出来的，它是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与之相比较，我国道家更是充满了东方智慧，尤其是老子“守弱用柔”的权变谋略更是艺术管理的典范。这一谋略的第一步“静观待变”，就是要求管理者不要为管理活动中的动和变所迷惑，要冷静面对，临事不惧，反而可能略胜对手一筹。第二步“弱用之术”，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句话充满了辩证色彩，一般人都认为强胜弱，刚胜柔。老子却一反常人之见，指出刚强不过是事物加速走向灭亡的征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减，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值得强调的是老子所讲的这

一“守弱用柔”谋略并不是要求人们一味地为柔用柔，而是要求人们以柔为用。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中国五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面对跨国集团的强势登陆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如何推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保持企业良性持久发展，成为颇受学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课题。古代管理思想作为精神价值上的一种导向性趋势，在企业经营领域的价值效应正在日益凸显。把现代西方管理理念与古代中国管理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路，对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第三篇：文化冲突对我国古代管理的影响

哈佛的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孔飞力（philip A.Kuhn）有一本社会学名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涉及到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两种文化冲突对政策与管理措施的影响。读这本书，或许对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有所启示。

清朝建立后，统治者一直面临一个文化上的难题：一方面，他们对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十分仰慕，尤其是对儒学及其相关的治国理论钦佩不已。顺治、康熙、乾隆都是汉化的倡导者，有些举措，说他们对汉族文化五体投地也不过分。但问题在于，作为满族统治者，他们不得不强调满族文化的优越性，在内心里，一直存在着对汉族文化的某种恐惧。从清初血淋淋地推行“削发令”，就可以看出这种忧虑和担心。

统治者的忧虑和担心，肯定会反映在国家治理方面。顺康雍乾时期，尤其是康乾时期，国家政策中的文化冲突随时可见。对不属于满族原有的文化体系，他们要大力接纳，吸收汉族文化中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成分，利用汉族文化提高自己的品味，不仅开动国家的宣传机器倡导儒家学说中的君臣大义和天命神授，而且在生活中也处处向这种文化靠拢。康熙的读经，乾隆的写诗，都表现出这种对汉族文化的崇拜。

但反过来，他们又要不断提醒自己，满族文化中的尚武、淳朴，要远远优于汉族文化。正如乾隆所言：“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本，而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汉族文化上的优雅和奢华，正是中原政权灭亡的本因。所以，他们在政策上又要极力排斥汉族文化，防止汉族文化侵蚀满族的自信心，并告诫八旗子弟不得效仿汉人恶习，甚至为了防范这种文化上的渗透而把满族与汉族隔离开来。这种对异族文化的二重心态，造成了治国方略的严重冲突。

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可以看做是这种文化冲突的物化承载。一方面，模仿江南的园林，追求文化的雅致，赏心悦目的亭台楼阁，诗词对联的汉风唐韵，恨不得把汉族建筑中的优秀成分全盘生吞活剥地拿过来；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绝不允许触犯满族传统的神威，都要为更重要的“木兰秋狩”服务。在这里，皇帝的首要使命是率领满洲贵族以打猎的方式，重温自己驰骋疆场的雄姿，唤醒满洲血统中的战神本性。

在这种文化的矛盾心态下，治理国家的举措就难免疑神疑鬼。“文字狱”就是这种心态酿成的。其效果，恰恰是不同文化优势的互相抵消，而文化劣势却无法有效遏制。这种有选择地对汉族文化的模仿和学习，使汉族文化的价值核心被排斥，而表面的奢华则毫无阻碍被接受，很快造就出了一批堕落的八旗子弟。连乾隆也不得不承认，满族“渐染恶习，浮靡嚣薄，殊失国初浑厚之风”，“几与汉人无异”。

而对满族文化的强调和维护，又加剧了汉族的对立情绪，使受到排斥的汉族文化成为反抗统治者的思想基础。政策和举措上的冲突，使清朝对满族“特色”的强调，最后却加速了满族“特色”的丧失。其中的寓意，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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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道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道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指导教师

学院：商学院

专业：人力资源管理

班级：7班

姓名：

学号：

道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摘 要]

本文阐述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社会内涵, 并揭示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在企业管理上的现代价值。道家文化的核心元素无为而治在中国的现代管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它在提高领导者素质、提升企业竞争力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本文旨在研究道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的关系, 为现代管理工作提供借鉴, 从而提高管理的有效性。

[关键词]

道家 无为而治 现代管理

治理国家就像烹煎小鱼一样，这是老子所说有关治国安邦传颂很广的一句至理名言。这句话既生动有趣而又寓意深刻，治理国家就如烹制一道美味的小菜(小菜一碟，而不是什么名贵大菜)，反映了道家宽广的胸怀和幽闲的心情。烹小鲜，一表示这是一桩小事，不用着急着慌；二是烹小鱼不可随便乱翻动，要不然鱼就碎了。急了，就会乱了分寸，乱动就会把事搞得一塌糊涂。古人评论这句话是“不多事琐碎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不教”，而当“民忘于治，若鱼忘于水。”治国若是，管理一个企业自然更不在话下。

道家一直以来倡导“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管理哲学。道家认为，治国必须坚持政策的一贯性，政策多变则扰民。这就是老子说的治理大国好比煎小鱼一样，不能常常去搅动它，而是要依据规律，使用巧力，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促使其变化。

其一，管得少才是管得好。管理者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决策。把握好做什么、什么目标、哪里做、何时做、谁来做，想办法找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激励部下去做，而不是代替部下去做。管理实际上是对人的管控，控制的最高境界是少控制、不控制，如果管理部下时“天天搅动小鱼”，就不是一种好的管理方法。其实，一个聪明的领导人，应该正确地利用部属的力量，发挥团队协作精神，不仅能使团队很快成熟起来，同时，也能减轻管理者的负担。在管理方面，要相信少就是多的道理：你抓得少些，反而收获就多了。管理者，要管头管脚（指人和资源），但不能从头管到脚。

其二，管得少不是不管，而是要抓住管理的关键。这个关键是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不越权管理、不越级管理，通过管理人的思想管理好人，通过管理人而管好事。要求管理者透过复杂的表面现象，洞察问题的本质，化繁为简，管理简单化。

其三，管得少又管得好，关键在于建章立制。通过建章立制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将简单问题标准化、程序化，减少例外事件，从而做到“闲”而有效。

其四，管理要建立合理预期。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员工、供应商、顾客无法合理预期。没有合理预期，员工及与其合作的利益相关体行为短期性、不确定性增强，而短期行为、不确定性行为大量存在，使企业的稳定性减弱，企业发展面临的风险性增强。《庄子·齐物论》中有个朝三暮四的故事，讲的是有个养猴子的人拿橡子喂猴子，他对猴子说，早上给每个猴子三个橡子，晚上给四个。猴子听了都生气了。他又说，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三个，猴子就都高兴了。为什么结果一样，朝三暮四猴子不高兴，而朝四暮三猴子就都高兴了呢？这里面有个管理的预期问题，前者预期置后，变数增加，风险增加，所以猴子不高兴。由于预期不同，导致猴子的积极性不同。其实许多企业在制定制度时，为什么不能多一点“朝四暮三”，少一点“朝三暮四”。同样的代价，由于传递给予企业合作者的预期不同，双方合作的效果将大相径庭。

“无为而治”是道家管理智慧的基本原则。道家主张管理者应该顺应管理活动的规律，不要胡作非为。这种“无为”，能够保证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因

而在效果上可以达到“无所不为”。这一原则表现在管理活动中，便是管理者在具体事务上无所作为而放手让被管理者积极有为，从而实现组织的目标。

若要达到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境界企业管理者本身必须具备虚怀若谷、胸襟开阔的素质;必须要有容人、容事的气度和风范。一个成功的现代企业领导者如果要做到无为而治、道法自然，就必须在干部和员工的使用上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方法,。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必须具备伯乐寻千里马、刘备三顾茅庐的精神,。真正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以充分调动企业各级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必须建立一套道法自然、适合本企业特点、有前瞻性、与时俱进的管理机制，企业才能灵活自如、游刃有余地运作。

中国古代强调管理的最高目标是无为而治。无为是道家的哲学思想，即顺应自然的变化之意。要按照道即客观规律办事而道常无为。所以，管理者就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道。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道就是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就是说人们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以自然为法，而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界。从管理的角度讲 就是要求管理者必须遵循企业管理的客观规律，一切从规律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实现组织的自然和谐与个人自由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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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析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浅析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作者：赵志萍

无为而治就是要求管理者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决策,减少对决策执行活动的干预,反对瞎指挥,鼓励下属按管理规律办事。这是“道法自然”的观点在管理思想上的反映。

老子思想的精髓是“无为”思想。一切顺乎自然,既反对生活上的奢侈享受,又反对政治上的标新立异。老子崇尚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自然抬到最高的地位,最后总归到自然上。五千言《道德经》简直是一部自然赞美诗。既是崇尚自然,凡属于“自然”的都是好的,一经人为便不好了,这样他当然要主张“无为”。

老子认为,正是尊重了事物的必然,采取了无为而治的结果,才使事情得以成功。而背离了这一原则,则导致事情的失败。我们要肯定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积极性,肯定其要求统治者治国要承认客观、尊重自然、顺乎民心民意、不逆潮流而动的合理性,但决不是肯定老子的一切听凭自然、放任自流、放弃任何管理的消极因素。

老子无为而治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老子主张无为,不是消极无为,恰恰是透过无为,不干扰、不强制、不苛求、不勉强他人,而让所有万物能够顺乎自然,因势利导,遵循客观规律,从而达到无不为。而管理的实质是“通过他人完成任务”。管理和管理者都有其特定的职能。现代管理者并不意味着管理者应该什么都要管，无所不为。而应当分清那些改“为”，哪些该“无为”，而最后又能达到“无不为”。因而，作为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其无为而治的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是深刻的。具体来说，这个启示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管理必须遵循规律，因势利导。“无为”就是不要勉强地去干那些悖于自然的事，悖于规律的事，而是要顺乎自然，遵循规律。“无为“的另一个涵义是不要干预过多。任何管理都不意味着过多的干预，必须留有余地，任其“自化”。老子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当狗。”“圣人”也是不偏爱的，任凭百姓自己去发展。事实证明，那种把管理理解为包办代替，横加干预的做法，其结果都是把事情“管死”。

第二，管理要顺乎民心，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管理既然是通过他人去完成任务，那么这些“他人”就不是单纯的客体，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也是主体，既是主体就有主体性，他们的心愿、意向非常重要。管理者的任务就是要把组织目标同组织成员的需要和价值取向协调起来。“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领导者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群众，而是把群众的意志集中起来，是一切决策都符合人民的意愿。这样看起来似乎是“无为”，其实，由于万众一心，完全能够达到“无不为”。在现代管理中有一种管理模式叫做“自主管理”。这种管理模式所实行的原则就是所实行的原则就是充分尊重员工的自主性，让大家做到自主、自律。领导者的职责仅仅在于引导、组织和协调，这就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为无为”而“无不为”。再者，“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句话如果以马克思主义原则加以解释，便可理解为：领导的本质在于服务。领导者的责任在满足广大群众的意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者不追求一己之私利，而是要为广大人民谋利益，在这方面“无为”，便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做到“无不为”。这在老子所处的时代只能是一种幻想，而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则应当能够变成现实。

第三，任何管理和领导都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领导和管理都有它固有的职责。任何领导和管理都不意味着无所不包、无所不为。毛泽东曾说，领导者的责任仅仅在于出主意、用干部，现在企业的组织制度要求对不同层次的管理者的职权作出严格的规定，每个层次的管理者都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对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应尽职尽责，对自己职权范围外的事不应该越权。每个层次的管理者在处理同下属的关系时，也要顺乎自然，要舍得让下属放开手脚去做好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不应干预他们。西方管理学家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管理者的职责就在于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然后由下属去执行，这就规定了管理者的“为”和“不为”的界限。现代管理论还告诉我们，某种程度的职权分散式一切组织结构的特性。职权分散和政策影响到管理工作的一切领域，而且可以看做呢是管理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要素。

因此，领导者只有终于修身，对功名利禄求取有度，才能实现领导目的，达到领导的最佳效果。对于我们的政府而言，老子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可以改造和升华为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则。就我们当前实行的市场经济来说，我们可以忖出市场经济实质上吻合了“道法自然”的“无为”经济，这里的“道”是指市场规律。在市场经济中，一切生产要素市场化，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并且一种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让“无形的手”来调节。其下的政府职能要求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去宏观管理和调控，即小政府大社会。强调自然而然，政府不做过多干预，国家仅通过宏观调控机制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资源流向实行监控和引导，这种政府“无为”与老子倡导的“无为而治”相一致，无为之治的管理也是“道法自然”的运用。在无为之治中，政府在管理国家和社会时，无论政治和经济，都要顺应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实际，不过多扰民，真正做到“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