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内部控制思想

第一篇：我国古代内部控制思想

中国古代的内部控制思想

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阶段的转变，它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管理国家、控制社会发展的才能和经验。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程中，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私有制经济在不断发展，上层建筑的政治思想在不断完善，内部控制的基本思想在朝代变更中也逐渐形成，并在实践中贯彻着钱、财、物三分管的理念。

但是，我国古代的内部控制工作专业化程度还十分低下 , 内部控制制度大都融合于财政经济制度之中。因此 , 历代历朝的内部控制工作主要表现在内部牵制方面。内部牵制制度是指对一切经济业务的处理 , 规定需要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分工掌管 , 相互核对、相互制约以及查错防弊的一种工作制度，它是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的内部控制制度是由内部牵制制度发展起来的。

内部控制和社会经济发展也是相辅相成的，内部控制制度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状态。我国古代内部控制制度始于西周，完善于唐朝，衰落于宋，这与我国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轨迹是吻合的。

我国最早的内部牵制制度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西周时期之所以产生内部控制，是由于这一时期处于奴隶社会的鼎盛阶段，当时的管理需要加强与完善所决定的。西周首先实施了分权控制和九府出纳方法。周代的财务行政、会计、国库组织各自成一系统，并在其间构建了相互牵制的关系，西周的司会主天下之大计，九府出纳制度使各个出纳部门责任清楚 , 分工明确 , 既联系又制约 , 控制着整个王朝的财物收支活动，而九府又统归司会控制 , 使王朝的财物出纳保管之权都

集中于司会的控制之下，宰夫则行稽察之权，这种财计组织制度的构建，财计分工与协调方法的应用，在世界会计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还有交互考核制度和上计制度。西周的交互考核控制办法，其基本内容就是对同一经济事项，同时从两个不同方面进行反映，进行对比考核，基本达到了“一毫财赋之出，数人之耳目通焉”的程度。上计制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套审计监督制度，是一种抑制贪污舞弊的有效形式，每年各地的官吏将地方上的税赋收入及各项财政开支，用书面的形式呈报给皇帝，皇帝则每年进行一次听计，由负责审计的官员将各地报来的收支账目念给皇帝听，以此审查官员的经管责任，其实质是对定期报表的审核制度。

到了秦朝，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王朝成立了，秦国在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不仅存在内部控制制度，而且内部控制已经法规化，开始实行严密的上计制度和御史监察制度。皇帝下设三公（丞相、大尉、御史大夫）和九卿，审计工作置于御史监察机构的统辖下，在御史大夫之下，设侍御史和监御史，协助御史大夫专职监督全国的民政、财政和财物审计事项。作为皇帝有效监督控制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御用工具和耳目的御史监察机构，位高权重，在政治、经济和司法领域都享有较高的地位，政治上督察百官的奸邪逆恶；经济上弹举百官赃罪，参与官吏勾考账簿、审查钱粮审计和维护财经法纪；司法上还掌有治理大狱、参予审理狱讼，会同司法部门明察大案和司法监督职权。另外，在每年全国上计时，御史大夫作为主持者之一，监督上计制度的贯彻执行。

内部控制的完善阶段处于封建社会的盛世——唐朝。那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已处于世界中心，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完善的内部

控制，内部控制的完善也促进了经济管理的加强，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宋朝初期，朝廷即开始尝试革新之旅，试图在中央机构内部建立起财计管理与财计监督两套班子，从而为审计监督职权的经常有效行使提供机构和人员保障。北宋时，天下财计归三司（盐铁、度之、户部）。三司各设勾院，负责“勾稽天下所申三部金谷百物出纳帐籍”。在三司勾院之外、三司之下，还设有一些机构执掌审计职权。岗位轮换控制是内部牵制的一种重要手段与方式。据《宋史食货》记载，北宋时期，政府为了防止官员长期供职于某个岗位而滋生贪污资财的念头，特别作出“主库吏三年一易”的规定，也就是主管仓库的官员必须三年更换一次。这是我国较早见诸文字的岗位轮换控制措施。从宋朝起我国封建社会开始由盛转衰，内部控制也由此而落后于西方国家。

当然，古代的内部控制与今天的内部控制有所不同，古代的内部控制主要服务于公共治理，以国家内部控制为主，而现代的内部控制既服务于公共治理更服务于公司治理，以企业内部控制为主。由于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所以现代社会的内部控制比古代社会显得更为必要。但是，在建立和健全企业内部控制时，不仅要学习和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更要认真研究我国古代内部控制的理论与实践，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具有本土特色的内部控制。我国古代的很多管理思想是值得现代人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的。

第二篇：关于我国古代法家“法治”思想浅析

[论文关键词]法家 古代法治 现代法治

[论文摘要]法家的“法治”传统思想包含着以法为本、因时而制、明白易知、刑无等级、强国富民等内容,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意义的契合,对现代法治是有所助益的。但是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相距甚远,如治吏治民不治君、君主至上、重刑思想等很多封建性糟粕,也可能成为现代法治的障碍。因而对法家的思想必须进行批判和分析,做到古为今用。

我国古代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变法”和“以法治国”的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商鞅、韩非、李斯等。“法治”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他们主张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制定为“法”,以“法”作为治国和统一天下的主要方法,即所谓“以法治国”[1]P147、“垂法而治”[2]P163。法家的思想影响了我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我国最早将“法律”二字连用是从法家开始的。自秦汉开始的封建统治者都在统治实践中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法家的主张,实行过一定程度的”法治”。然而,无论是从法治的主体、客体还是从其内涵、目的等方面来比较,法家的“法治”与我国现代法治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一、法家法治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1、法家的“明法论”思想。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务明易”是指法令一定要明白易知,便于遵守。商鞅认为法令的对象是愚蠢的民众,如果太“微妙”,连聪明智慧的人都看不懂,怎么能让民众实行呢?因此他说:“圣人为法,必使明白易知。”[2]P423韩非也提出了“三易”:“易见”即容易使人看见;“易知”即容易使人懂得;“易为”即容易使人执行和遵守。作到了“三易”,就能确立起君主的信用,发挥出政令的效用,使法令得到贯彻。[3]P70法家还主张“以法为教”,官吏和人民都必须学习法律。尤其是向主管法令的官吏学习法律,由司法官员宣讲、解释法律,使天下的人都“知法”。这种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的思想,有助于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也有积极的意义。

2、法家的“因时立法”的思想。他们认为,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社会在向前发展,时代变革,社会条件不同,国家的法制和统治方法也应作相应的改变。商鞅提出:“上世”可以靠“亲亲”,“中世”便只能靠“仁义”;而到了“下世”,“亲亲”与“仁义”都已行不通了;“今世”更不能沿用这些旧的方法。其结论是“不法古,不修(循)今”,必须“当时而立法”[2]P143。在立法原则上法家也提出了“循天道、随时变、量可能”。指立法要符合自然规律,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考虑实行的客观可能性。所谓“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3]P165;“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3]P165;“随时而变,因俗而动”[1]P148等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也是有进步意义的。现代法治虽然提倡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但遵循客观规律、社会现实,不断地修订现有的法律也是无可争议的。

二、法家法治思想中的消极因素[!--empirenews.page--]

1、法家的“君主至上”思想。法家都是把法律当作最高统治者个人统治的工具,他们认为法能保障和加强君主至尊地位与专制权力。首先,法家认为立法大权必须全部收归君主。“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P17君主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独一无二的权力。

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乃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所倡导,他认为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三要素的。“法”指法令,“势”指权势、权力,“术”指统治策略和手段。三者之中,法令最为重要,必须“以法为本”而兼顾势、术。韩非明确地指出:“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3]P131、“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3]P135、“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3]P137他还强调推行法术必须占有权势地位。可见他还是对君主重权势与术,而对臣民则强调严刑峻法,轻罪重罚,以此来实现君主集权的专制政体。法律是君主的统治工具,君主本人不必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所累。古代法家倡导的“法治”是“君主专制”。而我们现代法治却是民主的,把法当作权力控制的手段、途径。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法律高于权力,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法律对权力的控制,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

2、法家的“以刑去刑”的重刑思想。在这方面,商鞅第一个系统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论。主要包括:其一,在刑罚与赏赐的内部关系上,他强调刑主赏辅,赏赐仅仅是刑罚的辅助。他说:“夫刑者所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2]P138其二,“刑不善而不赏善”。他认为法的任务在“治奸人”,而不在“治善人”。对付“奸民”的手段只能是“重刑”。刑罚重,民众就不敢犯法,这样便都不敢做坏事,就使全国的民众就变“善”了,这叫做“不赏善而民善”。其三,轻罪重罚。他指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认为加重对于轻罪的刑罚,便不致产生轻罪,重罪更无从出现。这种公然否定罪刑相适应、向人民炫耀暴力、滥施淫威的观点,表明了新兴地主阶级及其“法治”与人民在本质上的对立关系。韩非也发展了商鞅的重刑主张,认为重刑是符合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是“禁奸”的有效手段,是“爱民”不是伤民。也就是要使人民在严刑峻罚面前心惊胆寒不敢犯法。[3]P143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的这种观点,后来成为秦始皇推行严刑峻法的理论基础。在整个封建社会也有深远的影响。这种残酷镇压人民的做法,“以刑去刑”的重刑主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与现代法治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是格格不入的。[1][2]下一页

三、法家法治思想中既积极又消极的因素

1、法家的单纯“法治”的思想。“法治”是针对儒家的“礼治”、“德治”提出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轻视法律的强制作用,法家针锋相对,主张“以力服人”,“法治”是最有效的方法。现代法治却认为“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两者并不矛盾,道德是制定法律的基础和根本,它从正面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合乎天理和人道的,只有这样做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和尊敬;如果相反去做,就会受到人们的鄙夷。而法制是推行道德的约束和保障,它从反面制恶制暴,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如果做了,就要受到相应的制裁。应该说道德规范是指导人民行为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的社会行为基本准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德治”和“法治”是一个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单独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要顾此失彼的。当然,法家的“法治”思想符合封建制确立时期的时代要求,与儒家的“礼治”相比更为积极进取。[!--empirenews.page--]

2、法家的“治吏”思想。法家也把治吏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3]P113的观点。还提出“刑无等级”这一在执法和适用法律上治吏的思想。商鞅提出“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犯上制者,罪死不赦。”[2]P280韩非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避尊贵,不就卑贱。”[3]P42只有君主依法治吏,才能“禁奸臣”。法家的治吏思想在规范权力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上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两者的目的都在防止权力的懈怠与权力的滥用。法家的治吏思想对于倡行法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法家的治吏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它不是现代法治意义中的权力控制。两者的主体是不同的,法家的治吏的主体是皇帝,而法治中的权力控制的主体是人民。两者的对象是不同的,法家治吏的“吏”是不包括最高权力拥有者——皇帝的,而法治中的权力控制所要控制的是除人民及其终极权力之外的一切权力与权力拥有者。

3、法家的“民本”思想。“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是法家“法治”的理论基础。法家认为,法不是天造地设的神物,而是人性民情的反映。韩非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3]P149“因民情”是指法律的制定要以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基础。商鞅说:“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2]P175表面看来,人性理论和强调立法上因民情、重民、利民的这种民本思想考虑的是人民的需要与愿望。这种传统的民本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很有影响力,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民主起到引入的作用。而且,民本思想绝对比单纯的专制思想要进步得多。但是,这种思想实际上是要将法律变成操纵人民切身利益的手段,为统治者所用,不同于现代法治中的民主思想,而且“民本思想”毕竟是“君权思想”之下的产物,它骨子里包含的并不是现代民主与法治。如果将民本理解为民主,那么民本就会成为民主的障碍,从而影响法治。因此,必须理性地对待这种民本思想。现代法治的民主思想是指必须运用法律从社会层面上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力与民主权利,实现社会普遍的民主。法律保护人民民主权力与民主权利的民主才是完善的。

总之,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法家的“法治”是为了“治民”、“治吏”,即“法治”的主体是皇帝,客体是民众和官吏;“法治”的内涵在于以严刑峻法来威慑百姓,实行法治的目的是要“定分止争”,使老百姓服服贴贴地屈从于专制统治。而现代法治主体是全体人民,客体是各项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生活。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均纳入法律的轨道,接受法律的治理;法律有至上的权威;国家的权力依法行使;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受到保护等等。对法家的法治传统思想,一方面要看到积极的一面,即它的很多学说有助于中国现代法治的启动;另一方面要批评它消极的一面,警惕它给我们现代法治建设带来障碍。

第三篇：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及其现实意义

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廉政制度

及其现实意义

何 涛

中国古代的政治，具有较高程度的完善性特点。其政治思想、政治机构设置及其结构，使中国具有相对长期同时也是相对稳定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其中，廉政思想和廉政制度的绵延、发展，丰富了我国的政治思想宝库，搜检这方面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数千年的中国旧官僚政治中大凡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新兴阶级或王朝前期的执政者，大多是廉政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对古代廉政思想及其实践，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古为今用，对于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及廉政制度

在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及廉政制度的提出和建立，有一个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时期，廉政观念开始萌芽，最初表现为“重民”、“仁政”、“尚贤”等与廉政有关的政治思想以及用“君子”、“小人”、“礼”、“义”、“信”、“忠”、“仁”、“正”、“俭”、“廉”、“勤”等规范对统治集团成员的从政道德修养进行品分评价。在这方面，墨家是最早把“廉”作为重要德性提出来的学派，认为君子之德有廉、义、爱、哀“四行” ；法家则较早地把廉德与政治统治结合起来；管子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廉者，政之本也。” 作为立国的四维之一，廉政，是维系政权兴衰存亡的生命线，这已为历史所反复证明。大凡新兴阶级或王朝前期的执政者，大多是廉政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求属下官吏廉洁自律，奉法尽职；而大多数的执政者尤其是坐享其成的统治者，往往是虑不及此，故奢侈荒淫，政治黑暗，法纪松弛，官场腐化。政治廉洁或是政治腐败，必然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世风崇尚节俭或奢靡，亦会直接影响着一个政权的兴旺或衰落。诚如《汉书》所言：“吏不廉平，则治道衰。” 亦如《晋书》所日：“王道治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中国古代的吏治中，特别强调“以廉为本”的思想。

首先，要求官吏以廉洁作为从政的志向之一。早在古代氏族公社时期，一位叫皋陶的氏族首领就提出“九德”，作为当时公职人员所应遵守的德目，其中之一就是“简而廉”。据《周礼》记载，周公规定从六个方面对官吏进行考核：“一日廉善，二日廉能，三日廉敬，四日廉正，五日廉法，六日廉辨。”这也是较早的考核官吏方面的廉政措施。孔子主张： “欲而不贪”，“见得思义”。孟子则明确提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薛文清公从政录》中提出居官七要，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正以处心，廉以律己”。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廉洁自律具体表现为三种不同的道德境界：“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刘义庆也说：“为官长者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 一个官员在为官居仕的过程中，必须从廉政出发，方可勤政。

其次，廉政之德要求官吏奉公守法，不失一念。《西山政训》中说：“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道理是这么讲，绝对没错。然而，从古到今，要求每一位官员真正能够做到“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进不失廉，退不失行”，实在是一件不容易做得到、做得好的事。这正如揭奚斯所说：“夫今之所谓善政者，亦日廉而已矣。廉非为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惟廉则欲必寡，欲寡必公，公则不匮。然天下皆知廉之为贵也，而莫知为之。” 当今之世，亦是如此，否则，何来“五十九岁现象”之说? 最后，官吏的廉政之德，在内容上不单是包括律己奉公，而且包括能“养民”，给人民带来“丰财”。清初进步思想家唐甄将廉政范畴赋以功利主义的政治内容，他说：“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 ‘若廉于洁身，才止于决事，显名厚实归于己，幽忧隐痛伏于民；在尧舜之世，议功论罪，当亦四凶之次也，安得罔上而受赏哉!”又说：“廉而不能养民，其去贪吏几何?” 这就将廉政的目的在内容上作了拓展，同时也昭示了廉政对富国强民，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古代，廉政对各级官员来说，绝不仅是一种从政道德方面的要求，而且是官僚政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从秦汉开始，历代执政者为谋求社会的长治久安，不断汲取和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努力探索廉政建设制度化、法制化的途径。汉代的陆贾在其《新语·至法篇》中曾向刘邦提出“廉鄙异科”的政治建议。北宋改革家、政治家王安石提出的廉政方略“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即是为了达到廉政的目的，改革俸禄制度，以纪律加强对官员的约束，并用法律手段惩治贪官污吏。这三个方面都突破了单纯依靠道德规范搞廉政建设的局限性。它通过有软有硬、有予有夺、有恩有威的规章和法制，力图把廉政建设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正是由于历史上诸多“王安石”的努力，古代的廉政思想和廉政制度才得以逐步健全和 完备。历代王朝政权，在政治体制上还专门设置了察廉之官。《通典》官制中有廉访使、廉使之类官名，宋代改走马承受官，为廉访使者，元代置肃政廉访使者，分察各道，明清改为提刑按察使。从实际效果来看，察廉官的活动对历代王朝各级官吏的操行确实起到了重大的威慑作用。在我国古代，为廉政制度的贯彻执行，还有一套奖惩办法做保证。《国语》日：“赏善罚奸，国之宪法。”古代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也说：“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在我国古代，对贪赃枉法官吏的处罚也是相当严厉的。如汉代法律规定，贪污者、受贿者、私自挪用官钱者，皆处“弃市”，即死刑；《唐律》规定，受贿罪“一尺杖～ 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大明律》规定，官吏“贪六十两银者割其首级”，官吏受财枉法“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处绞刑；受财而不枉法，一贯以下杖六十，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永不再用”。所以，《汉书·贾谊传》中说：“廉耻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在对贪污腐败之徒严惩的同时，要对“清官”、“廉吏”进行一番褒奖，以励廉风。守廉洁的士大夫称为“廉士”，对于“廉士”、“廉吏”，或颁布特诏，褒扬勉励；或特许“奏事不名，入殿不趋”；或恩准丧事逾制破格，恤典格外从优；或画像立祠，宣示于众，以彰有德，等等，让其作为楷模典范，流芳百世，而且赐廪养亲、赐金银、赐宴，甚至优先晋阶、增秩、赐爵等。如在明朝万历年 间，首辅张居正引荐以清廉著称的二十五名官员，俱由皇帝亲自特加奖赏，各赐金银若干并赐宴款勉。

廉政之风的倡导和实行，必然要求执政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朝有矜节之士，则野无贪冒之人。”《论语·颜渊》说：“子日：正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实践证明，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历代执政者之所以强调官吏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廉制贪，其本身也是执政者赢得民心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在社会可供分配财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级官员少贪一点，就意味着当时的老百姓就能多得一点。这“一点”具体体现了老百姓的切身经济利益和“实惠”。这就是古往今来，“清官”以及“清官戏”为什么会经久不衰，并受到中国老百姓的广泛拥戴、深得民心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古代丰富而深刻的廉政思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思想、理论的表述阶段，停留在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口头上和奏折中。那些有作为、有见识的执政者和那些中下层清廉官吏将这些思想、理论付诸于实践，收到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并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二、我国古代廉政思想的制度建设

首先，表现在中国特色的分权制衡理论的出现，在职官设置上，形成权力的分散与相互制约，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从统兵权和调兵权的分离，无不体现着古老的分权制衡 思想，虽然其所针对的只是普通官员而并非专制君主，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它对于加强古代吏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推动的了古代的廉政建设。

其次，古代中国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监察制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御史监察系统，二是谏官言谏系统。御史又称之为台官、宪官或察官，是皇帝的耳目，职在纠察官邪，肃正朝纲，主要运用弹劾手段进行监察。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台官对下纠察百官言行违失，谏官对上纠正皇帝决策失误。二者构成了封建社会完整的监察体制。

第三，选拔官员特别重视官员的德行操守，以促进廉政。孔子提出“ 举贤才”的思想；孟子认为实现“仁政”有赖于选贤，“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汉统治者认为选官应以德才兼备作为标准，只有德才兼备者才是“ 治国之器，国之针药”，汉代选拔官吏以荐举和考试相结合，实行察举制度；隋唐直至清末选官以科举为正途，但科举中有“孝梯廉让”科，任人提倡“清廉守节”。

第四，严惩贪污、受贿性质的犯罪，以促进官吏为政清廉。历史上许多思想家也提出了重典治吏的思想，尤以法家为盛。战国时李埋在其编纂的《法经》六篇中，规定有承相犀首受金、借假不廉等惩治读职罪的法条。明初，朱元璋订《大浩》四编，规定对守财不枉法者也处以凌迟，还自创“ 剥皮实草”之刑，凡犯赃满六十两以上官吏，捉至“ 皮场庙”剥皮，皮剥下后填上稻草，摆于官府公座旁，以诫后继官员。

三、正确评价古代廉政思想。

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积极作用首先表现为：通过改善统治政策和规范统治集团成员的政治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政权自身调节的能力，促使吏治有所改善、政治相对清明，从而有利于阶级矛盾趋向缓和，为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古代廉政思想的积极作用，还表现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善了古代政治道德环境，在有关廉政的法制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共同作用下，涌现出了一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优秀的政治品质和高尚的操守气节的清官廉吏。忠贞耿直、屡屡犯颜直谏的唐代魏征；执法铁面无私的宋代包拯；敢于抗言上疏的明代海瑞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

首先，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保障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监察制度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为了维护封建特权、皇权，封建统治者不愿将其监察制度规范化、法制化。

其次，在中国古代廉政思想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常常遭到各种干扰和破坏，使其难以充分发挥促进廉政建设的实际效用。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的现实，不可能建立起正常稳定的法治秩序。新王朝建立之初，鉴于旧王朝灭亡的教训，往往重视对吏治的整顿，各项廉政思想或许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贯彻，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继任的统治者对于吏治的管理明显比其祖辈放松了很多，直至自身也让农民起义推翻。

四、古代廉政思想对当前中国廉政建设的借鉴作用。在中国古代的治国安邦方略中，重视吏治、提倡廉政和整肃腐败的思想与实践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古代一些比较清醒的统治者和官员，身体力行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首先，要让官员清醒的认识到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赋予。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最根本的基础，坚持“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官员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权力来自人民的赋予，官员的行为要对人民负责，改变以往的根深蒂固的“官老爷”思想的影响，让官员真正作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只有当人民主权的思想根植在每一个官员的心中，腐败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

其次，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奢侈享乐、贪图安逸是历代官员走向腐败的开始，防止腐败须从最高统治集团做起。人的欲望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想通过高薪养廉的方式只会增加反腐败的成本而对于廉政建设起不到多大作用。虽然在治理腐败过程中道德的约束力有限，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的美德对于预防腐败的发生肯定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第三，“举贤任能”，选拔与培养勤政为民的清官廉吏。素质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洁清明政权的基础“对整饬官风”保证封建政治正常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近年来揭露的腐败案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凡落马的官员均与情妇、金钱有着必然的联系，重视官员的德行操守在选拔官员的过程中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

2009年3月15日

第四篇：我国中小企业会计内部控制问题

论我国中小企业会计内部控制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保持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相关资料显示，2006年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提供的出口额占62.3%。其次，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要场所，是社会的稳定器，它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机会。同时，中小企业具有反应快速、机制灵活的优势，在技术进步和机制创新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目前，我国专利的65%是由中小企业开发的，中小企业已成为技术与机制创新的主体。但是，中小企业在管理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内控管理是中小企业的薄弱环节，而内部控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中小企业要生存、想发展就必须像大型企业那样重视企业的内部控制，建立、健全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

一、我国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的现状

我国中小企业大多采用了集中一点、寻找空白、特色经营、关键环节突破等经营策略，具有很强的生存意识；同时具有规模较小、业务单

一、经营灵活、效率较高的优点，相对大企业而言，具备较好的经营弹性，所以具有一定的创新优势。然而，或许正是这些优势使得它们在内部控制上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首先，企业在设计控制程序时没有从自身的特点和所处的实际情况出发，因此，制度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当要具体实施时出于成本效益考虑而不愿执行。其次，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够全面，没有覆盖企业中所有部门和人员，没有渗透到企业各个业务领域和业务操作系统。

尤其在财务部，有的会计工作秩序混乱，核算不实而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严重。有不少企业没有建立常规标据、印章分管制度，也没有考虑会计人员分工中的“内部牵制原则”、甚至一些企业连正规的财会部门也都没有建立。

（二）、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不到位

主要表现在：权责不清的现象严重，存在着一些谁都可以管谁都可以不管的“自由”区域，当这些区域出了问题以后，常常是互相推卸责任，无法追穷责任，最终不了了之，而且由于期间的沟通不畅，常会发生资 源的浪费和决策的失误，如：现金管理不严，造成资金闲置或不足，未能参与生产和周转；应收账款周转缓慢，造成资金回收困难；存货控制薄弱，造成资金呆滞；重钱不重物，资产流失严重；费用支出失控，潜在亏损增加。这些都给企业造成了负面影响，也阻碍了企业的持续发展。

（三）、企业规模小，资产少，机构设置简单

中小型企业管理人手强调紧凑，不能达到大型企业那样的人员分工、岗位设置 和不相容职务分离等方面的来谨周到，往往是企业负责人直接控制业务，较少分权。此外，投资者就是经营者，企业本身发生的各种经济事项与所有者个人及家庭其他事项相互占用混在一起，造成资产权益混淆，给会计核算工作带来困难。

（四）、人才缺乏

近年来，中小企业在工作人员的选用上任人唯亲，相信血缘关系，不注重才能。例如，在会计人员的任用上，一般由自己的亲属做出纳并兼职会计，会计主管不具备专业技术，造成企业会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会计无证上岗现象严重，而真正有才能的人才却得不到重用，也不愿意留在中小企业里。

二、中小企业内部控制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企业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中小型企业的管理者受文化程度及眼界的限制，凭感觉和现实成果评价、管理企业，缺乏现代资本运营的理念及技术，把内部控制看作是一堆堆的手册、各种文件和制度的简单组合。只看到完善内部控 制在成本上可能对眼前利益产生的影响，却没有充分认识到完善内部控制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作用和长远效益。

（二）、中小型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

中小型企业的组织结构多采用集权制，组织结构较简单，没有太多的管理层次，虽然可以发挥信息传递快、不易失真的优点，但容易形成“一人说了算”的现象，导致决策缺乏民主化、科学化，不符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要求。还有，其他管理人员也常常一人多岗或多职多岗，这导致实施内部牵制条件差，难度大。

（三）、企业人事制度不健全 由于缺少资金，企业能承受的薪酬水平有限，并且内部管理混乱，所以很难引进适用型专业人才，而已经在企业内的人才也因为人事制度的不健全而留不住。此外，中小企业没有形成自己的人才培训、选拔机制，对员工的培养从总体上仍以实际工作锻炼为主，在核心们置上安置的都是企业主的亲信，因而人才短缺现象十分严重。还有，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我国中小企业控制活动中很大的一个薄弱环节就是激励约束机制不够健全、有效。企业不注重文化建设，不重视精神激励，奖惩没有制度，员工的不公平感强烈，有的计划可能是好的，但由于没有人去考核、去检查或者没有认真的去考核、去检查，而只是搞形式、走过场，其执行效果可想而知。无论我们的制度多么先进、多么完备，在没有有效的控制、考核制度的情况下都很难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四）、企业会计系统不完善，导致企业的预算和反馈系统不健全

会计建账不规范，核算违规操作，以票代账，或者设了账但账目混乱；有的企业为了达到各种目的，甚至设两套账，为了控制利润，人为地采用倒轧账的方法；费用计提不符合规定，分摊混乱；会计报表种类不全，报表项目不完整，加之人员知识结构老化，使一些理论上完整的会计方法和先进核算技术无法得到实施。这些因素都将造成企业日常信息的严重失真以及预算数的不明确性，使得企业的信息反馈有困难，导致决策失误，企业的经营偏离正确的方向。

（五）、内部控制的监督不到位

目前，我国对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的监督不是很到位。首先，大多数中小企业对内部控制的监督不够重视，没有将企业的内部审计形成制度化，出于成本费用等因素的考虑，一般不设专门的内部监管部门，使得企业的各项业务活动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其次，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强制要求中小企业必须对会计报表进行审计，因此除了很少一部分中小企业以外，绝大部分中小企业都没有自行委托审计的愿望。第三，有的地方政府不重视。一些地方政府不能正确看待市场经汶条件下中小企业的重要作用，没有花精力对中小企业进行监督，只对出售中小企业、组建大企业集团感兴趣而置中小企业的发展于不顾。此外，因为中小企业会基础工作和内部控制制度薄弱，审计风险较高，加之所能承受的审计费用有限，所以会计师事务所在承揽中小企业审计业务时通常格外谨慎。

三、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对策

（一）、营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

内部控制环境是一种氛围，决定着其他控制要素能否发挥作用，是内部控制的其他要素发挥作用的基础，所以改善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应重点完善控制环境。对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营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要更新控制观念。中小企业的管理层必须高度重视内部控制并自觉接受监督，除了自己要加强学习，树立现代管理思想，更新内部控制观念外，还要通过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来影响员工的控制意识和行为方式，使控制观念深入人心，最终使员工在内部控制的落实中充分发挥作用。其次，应完善企业的组织结构。中小企业在设置组织结构时，应当从内部控制的角度考虑其内部架构和各个机构的职能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做到内部控制的角度考虑其内部架构和各个机构的职能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做到内部机构设置合理、职能明确、相互沟通、相互制约，以保证企业的各项经营管理活动通过各机构职能的履行得到有效开展，实现预期的经营管理目标。第三，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内部控制归根结底是需要人来实施的，所以要创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首先必须抓住内部控制中的行为主体——人的因素，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新观念。以人的发展为出发点，围绕人的价值管理展开企业内部控制活动的各项内容，做到根据岗们来选择合造的人才；突 破血缘、亲缘关系，大胆聘用有经验的外来人才；逐步建立适合自身特点的员工培训体系，不断培养适合企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用心去体察员工的内心城要并尽力去满足，留住人才。这样才能使企业内每个职工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参与企业管理，自觉成为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充分调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最后，应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企业内部控制环境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企业的氛围，是企业文化塑造的过程和结果。所以，企业应重视文化建设，通过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使企业中的每一个员工目标明确、观念趋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团队精神，让内部控制产生实效。

（二）、建立一个有效的会计控制系统一方面，企业应建立完善的会计制度。在企业财产与个人财产相互占用时，应设置往来账户加以核算，避免资产权益相混淆。中小企业机构简单，人员较少，可以不设置专门的会计核算及管理机构，只设置一名财务主管，若干名会计人员，但在职责划分上要注意不相容职责的分离，如出纳与稽核，出纳与总账、明细账的分离等。目前，我国中小型企业会计信息需求者主要是税务管理部门，其次是投资者、银行贷款管理部门，所以中小型企业的会计应着眼于企业税务上的需求和内部信息的需求来制定企业的会计准则。另一方面，企业应进行科学合理的预算。面对复杂多变的市环境，企业应将各项经济活动的决策目标及资源配置规划加以量化并控制实施，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目标的完成。

（三）、完善控制程序的设计与执行

一方面，中小企业应根据自身岗位设置情况、财务记录的薄弱环节和企业容易出现错弊的环节来制定内容规范，并在遵循国家规定的前提下，尽量使程序设计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例如，在会计报表体系中，只要求编制简化的财务报告、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而不一定要求编制现金流量表和复杂的、层次较深的财务报告分析。另一方面，企业应合理划分职责。资产保管与会计核算必须分离，经营责任与会计责任必须分离，授权与执行、审查、记录必须分离。还有，应以文字的形式将内部控制制度表示出来，进行规范化管理，以便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考核。

（四）、进行适当、合理的内部审计

进行内部审计能加强其对本企业情况的了解，及时发现内部控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失控点和薄弱环节，提出改进的措施和方法。进行内部稽核或者内部审计，可以加强对企业内部控制的监督。中小企业进行内部审计尤为重要，因为进行内部审计可以通过对企业内部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控制系统的评价，确定企业各项活动是否都按照正常轨道进行，既定目标是否都达到了。在对内部控制的监督方面，中小企业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对于有条件设置内部审计机构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规模、管理体系、组织机构等确定相应的内部审计组织形式，可以由内部审计人员与企业管理人员一起组成评估小组对内部控制的恰当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估。这样，既可以使管理人员对内部控制的薄弱环节以及可能引起的后果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也可以及时发现经济活动中的问题并提出整改措施，使控制更加完善；对于没有条件设置内部审计机构的中小企业，可以由会计人员对本修正业的经济活动进行互查或者能过选举职工代表组成监审组进行不定期的抽查。

（五）、加强外部监督检查力度

中小企业会计规范化工作不仅需要企业内部自身的努力，同时需要国家、政府、社会的外部监督，二者配合，共同努力，会计规范化工作才能得以顺利实现。所以，国家、政府、社会应重视对中小企业的监督检查，做到：财政部门要对中小企业的会计人员做好监督检查工作，实行资格证书制度，要求具有相应的学历、资历，同时，要定期进行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的培训，对不符合要求及不认真履行职责的人员，要坚决取缔其从业资格；税务部门也应改进对中小企业的稽核方式，改进工作态度，为中小企业建立公平的纳税环境，使中小企业的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法规更加地协调兼容；要提高监督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从业水平和服务质量，使其成为中小企业外部监督的主导力量。

参考文献：

[1]杨雄胜.内部控制理论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j].会计研究.2006年02期 [2]宋建波.《企业内部控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

第五篇：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问题研究

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问题研究

摘 要：近年来，我国的商业银行不断对其内部控制制度进行探究深化，旨在健全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但是，就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基于此，本文以巴塞尔协议为理论基础，参照人民银行、银监会内部控制指引，针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提出相关性的解决对策，进一步完善的构建内部控制体系。

关键词：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措施

金融企业作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核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而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内部控制系统，以此来适应全新的金融环境。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内部控制也是商业银行的一种自律行为。加强内部控制能够有效地保护银行资产的安全，预防金融风险，保障会计信息数据的真实可靠，提高银行的经济效益。所以，商业银行应该自觉主动的建立完善内部控制的各种规章制度，并对其工作人员的业务经济活动进行风险控制，才能够真正的开拓银行的市场之路。

一、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定义

内部控制是保障银行内部正常运营的保障，为保障经营目标的充分实现和各项业务的正常开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而制定并组织实施的，对内部各部门和人员进行相互制约和相互协调的一系列制度、措施、程序和方法。

内部控制是商业银行为确保经营目标的实现和各项业务的正常开展，防止和化解金融风险而制定并组织实施的，对内部各个部门和员工进行相互制约和相互协作和调节的一系列制度、措施、程序和方法。就内部控制理论发展，它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内部牵引阶段、发展期―内部控制阶段、完善期―内部控制结构阶段、成熟期―内部控制整体框架阶段。

1.控制的相关定义

COSO委员会提出了内部控制的相关具体概念：“内部控制是企业董事会、经理当局以及其他人员为达到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等三个目标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

2.内部控制的构成

报告认为，内部控制由五个相互联系的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督。监督是对内部控制系统的运行质量不断进行评价的过程，即不断地对内部控制的设计、运行和修正活动进行评价。

3.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目标为

（1）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及本行内部规章制度的有效执行；

（2）确保银行内部各个业务板块各项经营管理目标的全面实施和充分实现；

（3）确保实施全面风险管理，以健全的内控制度和严密的控制措施为保障，以健康的内部控制文化，先进、安全的信息系统等要素为支撑，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

（4）确保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性，能及时全面有效地识别、计量、评估、控制、监测和化解各类风险，确保因哈根内部各个业务各项经营管理活动合规、稳健、高效、持续地开展。

4.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应遵循“全面性、优先性、制衡性、适当性、适应性、成本效益、有效性”的原则，具体包括：

（1）全面性原则

内部控制应覆盖零售业务各项经营管理活动的所有流程及操作环节，覆盖实施经营管理的所有部门、岗位及人员。所有参与经营管理活动的部门和人员都有相应的内部控制义务和职责，任何人不得拥有不受内部控制约束的权利，任何决策或操作均应当有案可查。

（2）优先性原则

内部控制以防范风险、审慎经营为出发点，银行内部业务各项经营管理活动应事先制定有关政策、制度和程序，识别、计量和评估相关风险，提出风险防范措施，以体现“内控优先”的要求。

（3）制衡性原则

内部控制应当在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业务流程等方面形成互相制约和互相监督。

（4）适当性原则

内部控制应适当有效，既能有效防范风险又不影响经营效率，确保内部控制不疏漏、不过度。

（5）适应性原则

内部控制应当与各项业务的经营规模、业务范围、竞争状况和风险水平等相适应，并随着情况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

（6）成本效益原则

内部控制应当权衡实施成本与预期效益，以适当的成本实现有效控制。

（7）有效性原则

（8）内部控制应当有效可行，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应当能够得到及时反馈和有效纠正。

二、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1.内部控制环境

在内部控制环境上，主要存在管理人员对内控的重视度不足，且对风险的认知不够，只是片面强调经济业务上的开拓，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却忽视了内部控制环境的重要性。比如法人代表的自我约束软化、管理不健全，重建设轻管理等问题。而另一方面，我国的商业银行在组织机构的建立上也较不合理。比如在部门、岗位的职责划分上就模糊不清，有的部门之间在出现问题之后，出现互推责任，使得内部控制制度不能发挥其作用，最终导致了银行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衔接不紧密，脱节现象频发。

2.内部控制活动

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的控制制度的建立仍较不健全，管理部门之间的衔接也较不充分，使得银行在控制分散和控制上存在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没有明确的划分各部门的风险防范职责，就导致了部门业务环节在实施关键控制活动上有所缺失，且大多数的银行在内控方式上也偏重于业务的事后补救和监督，不够重视风险的规避，也缺乏进行连贯的整理搜集和综合监测银行的监督机构或是组织。

3.监督评价机制

只有通过连续的评价监督，才能够保障内部控制机制的有效运行，所以，必须监督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内控制度主要是由内部审计进行连续的监督和评价，因此内部审计就必须保持客观独立性，正确履行职能，揭露内部控制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为决策者提供准确的信息，以便及时提出应对措施。但是，目前的监督评价机制仍旧存在以下问题：一个是内部审计工作的不规范及其审计手段较为落后，另一个是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在内控制度的检查评价上仍有不足。

4.风险评估

一方面，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商业银行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可能遇到的各种对其不利的内部影响及其外部因素变化所带来的风险，所以就可能导致银行内部结构的变化其管理层的变动或是经济周期的波动等。另一方面，我国对于银行风险的测评缺乏连续性，就导致了风险发生后，银行才意识到制度上存在的漏洞或是经营中隐藏的各项风险，不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及时作出反映。最后，我国商业银行也没有针对经营中所面临的各项风险建立科学统一的风险体系，这就导致了我国部分银行信贷业务的风险管理较为不足，且风险评估手段也极为单一。

5.信息交流与反馈

现如今，内部信息传递在我国商业银行，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信息传递不畅通，在一定程度上还依靠着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来实现。关于信息传递的真实性准确性，而信息传递的效率和信息的时效性也会被受到影响，原因是庞大的组织结构、过长的传递链条，准确的完整的信息、逐渐递减，顶端管理层的指示很难准确的传递到最基层，而基层机构的经营活动状况也难以准确的传递到最高层。

三、完善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措施

1.协调社会环境，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从广义的视角来考察内部控制环境，就必须考虑到西方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信用体系是否足够完善。我国商业银行能否稳健运行，不仅需要银行内部能够有效控制，更需要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大力支持，才能够协调好商业银行的内部发展。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金融法律法规相对齐全，且信用制度也得到了广发的建立及其严格遵守，使得商业银行的抵御信用风险和交易风险等风险都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而这种社会信用支持能够保障我国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所我国应该重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逐步完善和协调社会环境，健全法治社会。

2.加强合规管理，营造良好内控环境

加强合规管理，就是指商业银行应该遵守包括监管和立法机构所规定的基本法律法规、行业协会所规定的行业规则及其适用于商业银行职工的内部行为准则等。基于此，所谓的法律法规、行为准则不仅仅是单纯的包括具有法律约束的文献，更包括广义上的诚实守信，公正客观的道德行为规范准则。而为了能够打造一个良好的银行内控环境，我国自2000年以来也相继成立了适应金融业发展的合规部门，比如2004年工商银行就将合规管理与内控职能相结合，成立了内控合规部门，这样一来，使得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便于管理，更营造了良好的内控氛围。

3.重视外部监督，真实披露信息制度

银行监督会作为商业银行的监管部门能够有效地对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情况进行定期的评价，并以外部监管的视角，协助银行找寻内控中存在的缺陷和漏洞，在督促银行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内控机制管理，提高内控的管理水平。所以，在我国商业银行不断公开上市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有必要重视起来自投资者和证券市场监管者的外部监督。基于此情况下，我国也强烈要求着上市公司必须设立并维持相应的内部控制结构，建立定期披露制度，真实客观地反映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而健全披露制度的同时也能够有效的促进商业银行提高对内控体系的建设，并能够充分利用外部监督的优势，完善内控体系。

4.有效发挥内控，提高内控效率

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制度主要着重分析了具体流程中的风险，并据此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风险控制。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可能由于控制的需要就将业务操作流程设计得较为复杂，且处理环节也增多，控制成本相对较高，内控效率低下。基于此，就必须对商业银行的业务流程、管理流程及其企业文化等进行重新构造，以此展开全新的商业银行管理模式，将客户作为中心，辅之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来进行业务流程设计，再根据具体的业务流程重新塑造商业银行的管理流程，打造更加完善的企业文化理念。以此达到简化业务流程步骤，降低控制成本，提高内控效率的目标。

5.内控流程与操作和管理信息系统的有效结合

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确保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及时了解本行的经营和风险状况，确保相关部门和员工及时了解与其职责相关的制度和信息。

就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商业银行内部应建立健全信息系统控制，通过内部控制流程与业务操作系统和管理信息系统的有效结合，加强对业务和管理活动的系统自动控制。商业银行应建立健覆盖所有业务和全部流程的管理信息系统和业务操作体系，确保及时、准确记录经营管理的信息，确保信息的完整、连续、准确和可追溯。应当加强对信息的安全控制和保密管理，对各类信息的实施应该分等级的安全管理，对信息系统的访问实施权限管理，确保信息安全。

四、结束语

我国商业银行在实施内部控制上仍存在较多不足之处，不仅在理论研究上起步晚，在实践经验上更为不足。所以，商业银行就必须在建立内控制度的过程中去慢慢摸索，不断的去完善内控机制，才能够提高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最终效率，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路开强.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2014.[2]焦敏.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研究[J].金融经济，2010，08：39-40.[3]周莉莉，陈杰.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0，05：130-136.[4]黄为娥.内部控制理论的新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D].厦门：厦门大学，2006.[5]Barton J，Waymire G.Investor Protection under Regulated Financial Reporting [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4（1）：35-38.[6]Bowen PL，Rohde FH.Fifth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ymposium on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2005，6（3）：157-158.[7]Angella Amudo，Eno L.Inanga.Evalu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A Case Study from Uganda[J].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09，P125-P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