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第一篇：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思想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和谐、道家提倡无为而治、法家提倡以法治国、兵家注重战略，这些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有重大意义。

儒家思想

儒家也称儒学，由孔子创立，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管理思想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和谐，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精华理念，可以做为提升企业管理人品质修养的文化内核。代表人物如被誉为一代儒商的香港企业家李嘉诚，便是以儒家思想管理企业取得了令世人嘱目的成功。

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老子，老子在他所著的《老子》（《道德经》）中作了详细的阐述。道家所主张的“道”，是指天地万物的本质及其自然循环的规律。自然界万物处于经常的运动变化之中，道即是其基本法则。道家提倡自然无为，提倡与人和谐相处。道家思想的精华理念，可以做为企业管理者成功管理团队、打造高素质高效率团队的法宝。其最具价值的管理理念有无为而治、道法自然和以柔克刚。

法家思想

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最早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概念，但由于其思想本质是为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服务，其大部分思想被普遍认为已经落伍、过时。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该学术思想中合理的科学内涵，其中仍有许多精华值得现代企业管理人士借鉴。如它的法治思想，要求企业必须以法制作为管理的基础，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必须要健全，企业管理者要重视法制在企业生存、发展中的作用，规范企业法制化建设，做到管理有“法”；“法不阿贵”的思想要求管理者必须秉公执法，不偏不私，即便是最高层管理者也不能享有“法”外特权；“赏誉同轨”的思想要求管理者在运用赏罚、毁誉两种激励机制时要做到目标一致，措施得当，在物质鼓励的同时结合适当的精神鼓励。

兵家思想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又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兵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是孙子（孙武）及其《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虽是讲的领兵作战，但它却被各个国家的企业家广泛运用在商战之中，原因就是它富含着极其丰富的企业管理和销售的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儒家思想讲的是管理之“道”，兵家思想讲的则是管理之“术”。首先，孙子兵法开篇言“五事”，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主张天地人三才合一，知天知地，还要知人知才，才能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其次，孙子兵法提出“为将之五德”即“智信仁勇严”，此乃企业管理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特质。智者人附，信者人归，仁者爱人，勇者服人，严者明人，当企业管理者拥有这些素养后，才能充分调动企业发展的潜力，实现“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再次，孙子兵法的“奇正相生，出奇制胜”思想，更是企业追求创新，提升自身竞争力的一项重要谋略。企业要想得以长久发展，不能因循守旧，必须要有大胆创新的意识。

总结

中国渊远流长的数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没有文化底蕴的管理一定是不成功的管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管理思想更值得现代企业的管理者研究并探究其现代意义，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华传统精华文化的根基之上寻求各种文化的交融点，做到中西合壁，科学发展，并以理论结合实际，尽快探索建立起现代企业的“中国管理模式”，让中国传统文化再焕生机，让中华民族企业傲然崛起。

第二篇：浅谈中国传统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企业管理论文

《企业管理》 结业课程论文

2011年11月30日

浅谈中国传统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摘要：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体现出的管理思想，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不仅没有过时，反而迸发出勃勃生机。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来影响现代企业管理，并将之与现代企管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现代的企业管理将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意义重大。

关键词：中国传统思想，现代企业管理，影响

引言

管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自觉由无序到有序的一种活动。人类的管理活动从原始的氏族管理到封建的传统管理、近代的科学管理，走过了一个漫长的社会历程。在人类管理思想和学说的浩瀚烟海中，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千百年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辛勤劳动中，萌发、创造出许多卓异的管理思想，如：西周时期量入以为出的财政思想，秦汉初年的集权、限田管理思想，司马迁的经济放任主张，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政策，张居正的经济改革思想等等。他们无论是治国之道（宏观），还是治

生之道（微观），都内容丰富，脉络清晰，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

综观中国古代诸家的管理思想及理论不外乎是儒、墨、法、农、道之说的反映和体现。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对于如何管理和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众说纷纭，学派沉浮。它们与当代某些科学管理思想十分相近。但同时它也有不少的缺陷和不足，许多封建的、落后与陈腐的观念与当代科学管理相悖逆，从而对我国当代经济转轨中的企业管理工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正面影响

1.“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宣扬的就是朴素的人本哲学思想。把人视为现代企业最为核心和宝贵的资源，重视“仁”与“义”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通过实施人才战略、人性化管理和家庭式文化，努力发现、培养和发展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让企业成为员工生活与工作的希望之“家”。随着知识经济的极大发展，企业的经营管理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知识经济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管理，其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都在于“人”，企业中“人”的地位不断提高。企业开始要求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企业运作，并通过员工不断的学习和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来达到企业繁荣和发展的目标。这种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所采纳。

人的劳动主体性表现为人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现代社会的新型劳动方式使人的劳动主体性大大提升，自由自觉地发挥其创造能力已成为其主要需求。所以现代企业必须充分尊重员工的这种需求，在满足员工需要的同时达到员工和企业的双重发展。以人为本管理是适应人的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由于以人为本管理产生于经济高度发展，又有民主、自由和科学主义传统社会，中国虽然有人本思想传统，但由于经济水平和劳动方式较为落后，又受历史上“人治”思想的影响，制度意识和自由意识不强烈，所以我国企业应结合实际慎重借鉴。2.人类社会协调的和谐发展观。《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之所以长久，就在于能够让人生存，无私奉献。企业要协调、持续发展，也需要具备天地的“不自生”品德，希望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客户贡献能源，为股东谋取利益，为员工提供发展，并寻求这四方的和谐与平衡。尤其推崇“和谐”的企业发展观，认为和谐是一种稳定状态，是人类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实现企业与社会、股东、客户与员工的和谐发展是现代企业最高的使命和追求。

构建和谐企业需要良好的精神文化，企业精神文化的形成在于和谐企业全体员工价值观念的转变、精神境界和理想目标的追求，企业精神文化需要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培养，企业精神文化强，企业和谐氛围就好，则形成企业团队班子有正气，队伍有士气，员工有志气，单位有名气，因此说，企业精神文化是构建和谐企业的灵魂。

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的“入世精神”

现代化的管理模式迥异，有西方模式、欧美模式、也有东亚模式、南亚模式、南美模式等。各自的文化传统在其现代化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的现代化管理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儒家思想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现代的一个文化资源和智力资源。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21世纪竞争的根本力量。但是，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现代科学却又表现出与中国古代科学的某种相似性。人们比较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结论与古代中国哲学，发现二者在时空观、本体论、宇宙起源、主客观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相似。如著名科学家普里高津所指山：“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现代新科学的发展，„„都更符合中国哲学思想。”中国传统科学对于现代科学发展，对于人类新的科学革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有生命力”。

二、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由于历史上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加上封建社会多年的宗法专制统治，使传统的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具体表现在：

1.重生产而轻流通的偏向

在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下，中国的管理思想长期以来重农轻商，在管理上明确提出了农本工商末、“工商众则国贫”的口号，这种管理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障碍极大，影响极深。它使中国历史上的流通领域长期处于闭塞和萎缩状态，无法对生产产生促进作用。

2.重伦理而轻科学的偏向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以政治伦理为本的。因而历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它们认为人是最根本的东西，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古代管理思想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即主体人格的确立比知识的获得更为重要。管理伦理为质，管理知识为量，这种重道轻艺的倾向，使科学技术多高明也只是粗迹，不懂不为耻。这种儒家管理思想和行为的畸形状态，阻碍了寻求科学真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3.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其根本原因是：首先，当维新者在管理意识上起来反传统时，却又常无意识地停留在传统之内，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他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如：康有为从反孔到尊孔，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其次，历史上多次革新实践，革新者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继承传统者。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许多著名改革家的结局告诉人们，宁求稳健而不务革新，可能是较明智的选择。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从反到护，反则必险护则相安的历史教训和结局仍在一些企业的改革实践中重演。4.古代整体思维的笼统性对现代管理的负面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以整体思维见长，但由于它长期停留在混沌的整体阶段，且没有经过分析阶段，因而具有笼统性。表现在管理上，特别是企业管理中，缺乏精确思维，结果是成本核算讲大概，产品质量讲可以，市场分析讲可能，经营决策讲随便‘这样常常导致成本核算漏洞大、产品质量波动大、市场预测变化大、经营决策失误大的现象。结果是企业效益低下。

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科学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必由之路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许多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将其合理成分和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科学精神相融汇，再注入马克思主义管理观的生命血液，才能创造出新的科学管理思想。

老子的“无为而治”就是以道为核心。“无为”即“无违”，管理应遵循“道”的终极法则。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无为管理模式，放手让员工发挥各自才能，只根据客观规律，积极引导组织自然发展，最后到达水到渠成的目的，从而实现企业“无为而无不为”的战略目标。孔子说，“君子”使人也“器

之”，即量才录用；而“小人”使人也“求备焉”，即求全责备。儒家思想更适合于中层管理者，量才而用，各尽其才。战国末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君主应凭借权利和威势，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以巩固君主的地位。他还主张强化中央集权和君主权利，用严酷的刑罚来镇 压人们的反抗，以维护国家统治。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法”思想——制度建设之道，“术”思想——制度执行之道，“势”思想——领导风格的借鉴）、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法家思想适合于基层管理者，赏罚分明，调动基层劳动员工的积极性。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企业要振兴，都离不开探索和形成相应的管理之道，这一规律中外古今概莫能外。

结论

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中国五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面对跨国集团的强势登陆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如何推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保持企业良性持久发展，成为颇受学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课题。古代管理思想作为精神价值上的一种导向性趋势，在企业经营领域的价值效应正在日益凸显。把现代西方管理理念与古代中国管理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路，对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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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启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J].文教资料，2007，（06）[4]胡卫红，活学活用《道德经》。新华出版社，2006.[5]林旭，老子处世真言：灵通处世的54个阴柔智慧。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第三篇：法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浅谈法家思想与企业管理 关键字：法家 企业管理 传统文化

摘要：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内外面临种种挑战。本文研究了法家的古典管理思想，从中寻找企业从内部管理上应对这些挑战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内外面临种种挑战。外部面临激烈市场竞争，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内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极易产生严重的内耗，甚至拖垮一个企业。为解决这些问题，各种管理思想层出不穷，多如过江之鲫，让人无所适从。

这些复杂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侯国争相称霸，国家间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进行着多方位的较量；诸侯国内部，随着井田制的解体，社会阶层的流动，原有的管理体制已经不能满足要求，然而元老贵族阶层不愿意放弃特权，竭力反对新政，各阶层之间相互角力，甚至相互掣肘。这些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君面临的难题，与当今企业遇到的问题何其相似。最终，秦国借助法家思想，实行彻底的变法，富国强兵，最终统一了天下。因此，研究法家思想，或许会为我们解决当今企业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思路。

一、法家思想简介

在西周的奴隶制社会中，社会管理的主要形式是分封制。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分封给士大夫，以维系贵族集团的稳定。在这

种情况下，对贵族和对民众的管理方式是不一样的。贵族的关系主要靠“礼”来协调，民众的治理主要靠“刑”来约束，即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到了东周时期，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大国之间侵略，兼并。此时，原有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各诸侯国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法家学派逐渐走上历史舞台。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这一基础出发，强调君主在掌握权力的基础上，应该建立完备的法律，奖赏有功，惩罚有过，重赏厚罚，从而使人奋勇耕战，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二、法家的核心思想

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强调“势”的作用，即主张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即控制臣下的权术最为重要；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即认为法律与规章制度是法治重点。

韩非子将这三派的思想融合起来，认为这三者缺一不可。势是法治的基础，君主只有拥有了权势和权威，才能令行禁止，法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法是法治的核心，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制定出严格的、赏罚分明的法律，并且法律对所有人必须一视同仁，才能使人民对法

律有应有的敬畏；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技巧，既要充分发挥下属的才能，推进法的实施，又要防止下属谋权篡位，保证势的权威。

三、“法”与制度化管理

“法”，就是法律制度，就是用法律制度来进行管理。对于当今的企业，就是制度化管理。法家认为，用儒家鼓吹的仁政、墨家的兼爱非攻都不能强国，只有使用法律治理国家，才能实现“民安而国治”，“兵强而敌弱”（《韩非子 有度》）。

法能强国，是因为人们都喜欢奖赏，害怕惩罚，因此法治能起到防范作恶，鼓励先进的作用。韩非子举了个例子：几尺的布，一般人都会去拿；融化的黄金，就算有几百两，盗跖（传说中盗贼的祖先）也不会动手。一般人会拿几尺布，是因为肯定没有坏处；没人会碰融化的几百两黄金，是因为一定伤害手。（“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韩非子〃五蠹》）。用法治去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他们做了错事的惩罚远高于得到的好处，人们就不会作恶。同时，法治也能起到奖励先进的作用。在赏罚分明的前提下，“有功无功相事也”（《韩非子 初见秦》），有功和无功有大的差别，就能“听说打仗，就跺脚赤膊，迎着利刃，踏着炭火，上前拼死的大有人在”（“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韩非子 初见秦》）。

在说明了“法”的作用之后，法家提出了制度化管理的几

个要点：

1.制度要公之于众。要让所有人都能知道并了解制度的内容。“宪令著于官府”，然后才能“刑罚必于民心”，使奖惩措施深入人心，使人们时刻谨记，制度才可能发挥作用。(《韩非子.定法》)2.制度规定的目标要能够达到，不能达到的标准不但没有激励作用，如果“立难为而罪不及”，以此为依据来惩罚下属，还容易造成“私怨生”，影响整体目标。(《韩非子 用人》)3.制度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号令数下者，可亡也。”（《韩非子 亡徵》）。但是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制度也要随势而动，不能一成不变。“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八经》），用以前的制度来应对变化了的形势，就像守株待兔一样可笑。4.制度要厚赏重罚，同时要做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这是因为，只有立功的人有获得奖赏的预期，知道必然得到奖赏，并且奖赏够多，人们才会争相理工。只有犯错的人知道必然得到惩罚，并且处罚非常重，人们才会对犯错有足够的害怕，制度才会起作用。（“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韩非.八经》）。

四、“术”与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是指企业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对人力资源的获取

（选人）、开发（育人）、保持（留人）和利用（用人）等方面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等一系列活动，最终达到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的一种管理行为。法家思想中，将人力资源管理归于“术”的范畴，对人才的选拔，任用，考核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对于人才的选拔，法家认为，领导者不可能亲自发现和选拔人才，“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时间、精力都不够，而且很可能受蒙蔽。而如果靠下属的举荐，”则臣离上而下比周”,容易造成下属结党营私。因此，法家提出，“有贤不肖而无爱恶，有愚智而无非誉”，人贤和不贤是实际存在的，但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进行判断。愚和智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根据别人的诽谤或赞美来确定。要依靠制度选拔人才，尽量减少选拔中的主观因素。（《韩非子 有度》）

对于人才的使用，法家承袭了道家的管理思想。作为管理者，应该“无为而无不为”。“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作为管理者，应该让下属去做其职责范围内的事，任命聪明的下属去考虑，任命贤能的下属去发挥才能，管理者只需要起到监督考核的作用，不用直接干涉下属的事务。（《韩非子 主道》）

对于人才的考核，法家认为，管理者首先要根据下属的言论判断其应该达到的目标，然后考核其实际是否达到该目标。“群臣陈其言，君以其主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根据考核的结果，对其进行奖赏或惩罚。

这样，下属就不敢言过其实，立下不切实际的目标，而立下目标后也会竭尽全力的去完成。（《韩非子 主道》）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在考核的过程中，管理者本身要保持中立。“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辐凑，上不与构。”臵身事外，不参与争论，冷静观察，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韩非子 扬榷》）

五、“势”与领导艺术

法家思想的“势”，是指权势，权力。法家推崇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认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对于一个组织来讲，法家推崇的是直线制或直线职能制结构，强调身处中央的领导者要强势控制组织的运行。作为领导者本身来讲，要有足够的权威，要让下属对自己有足够的敬畏。法家认为，只有这样，领导者才能强力推行法治，才能达到法治应有的效果。（《韩非子 扬榷》）

六、法家思想的偏颇之处

法家思想推动秦国统一了华夏，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被历代帝王奉为密不外传的御民之术。但是，由于其所处时代的局限，其思想也有一定局限性。在研究法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作用时，我们既要看到法家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1.遏制人的创造力

法家强调法治，为维护法律（最终是维护君主）的权威，法家不准平民私自议论国事，进而禁止除法家外的诸子百家的存在，发展到极致就是后来的“焚书坑儒”。在刚从奴隶制社会跨入封建社会的战国时期，国家只有耕种和作战两件大事，不需要平民思考太多，这种法律对秦国集中全国力量迅速壮大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在秦统一中国后，这种防民之口的法律阻碍了信息的流动，造成了矛盾的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秦王朝的覆灭。

在现代企业中，人才是最大的资源，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企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再采取这种压抑人性的做法，势必影响员工的积极性，造成消极怠工、不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等情况出现，对企业发展是很不利的。2.忽略了人性的多样性

以现代管理学理论来看，法家看到了人性中经济人的一面，从而强调利益和惩罚对人的推动作用。但是，现代管理学理论认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就将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法家思想强调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没有看到其他层次的需求。这一方面容易造成低层次的需求满足后更高层次的需求无法满足，从而降低激励的作用；另一方面容易压抑其他层次的需求，进而导致人的逆反心理，起到相反的效果。这是在管理中应该极力避免的。

总的来说，法家思想秉承中国传统思想的系统性，从哲学

层面到实际操作层面为我们揭示了管理的许多核心问题，为我们继承传统文化，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有很大借鉴意义。

第四篇：现代企业管理管理

管理的四项职能。观察你身边的管理者，他们是如何执行者几项只能的？

管理的四项基本职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

计划职能对未来活动进行的一种预先的谋划.内容: 研究活动条件决策编制计划.组织职能为实现组织目标, 对每个组织成员规定在工作中形成的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内容: 设计组织结构人员配备组织运行组织监督.领导职能：管理者利用组织所赋予的权力去指挥影响和激励组织成员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工作的过程 内容: 指挥职能协调职能激励职能.控制职能：保证组织各部门各环节能按预定要求运作而实现组织目标的一项管理工作活动.内容: 拟订标准寻找偏差下达纠偏指令.计划：管理者为实现目标而做的统筹规划。解析：中国有句古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其实就是讲的任何事情需要进行规划，只有有了良好的规划，找对了方向，踩准点，才能最效率地、最效果地把事情做好。

实例：职场生活中有很多的会议。在会议中，经理会要求下面的员工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规划。市场的规划，人力资源的规划，工厂计划的规划，销售目标的规划，然后总结这些，提出明年的工作计划以及要求。这个就是一个计划的例子，在年前就行讨论，确定下年的方向。

组织：管理者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建立与协调组织结构的工作过程。

解析：没有纪律的队伍是打不出胜仗的。只有有结构、有组织地团队协作，才能真正的产生效益。这就离不开良好的组织管理。

实例： 从小到大，从学生时代到职场时代，班级里，职场上，总有一些章程。小至小学生行为规范，大到工厂规则，任何一类规定，都是管理者为了更好地组织团队而制作的条例。周报会，动员会，会场安排，这些都是组织的外在表现形式。

领导：指管理者指挥，激励下级，以有效实现组织目标的行为.。

解析：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是古代兵家都赞成的一个说法。简单的10个字，就告诉大家，领导对于一个公司的重要性。当然领导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名词指人，另一个是动词指动作。

实例： 有公司职员心情低落，英明的领导会主动去和他聊天，找出他工作失落的原因，然后加以谆谆指导。其实生活中，在家庭里，父母就是我们的领导。每次对我们的教育，其实

都是对我们的领导，都对我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会引起影响。

控制：管理者为保证实际工作与目标一致而进行的活动。

解析：当出现与计划偏差的情况时候，在问题出现前或者已经出现时候，进行一定的调整，以使得计划与现实的偏差变得最小化。

实例： 销售员都是有销售计划的，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如果出现任何的偏差，销售经理就会考虑销售员出现偏差的原因，或是提供指导，或是提供帮助，或者换其他的销售，这些都是为了完成计划，不与目标脱钩。

企业是什么？与市场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以生产或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法设立的一种盈利性的经济组织。企业主要指独立的盈利性组织。

联系：企业是为了市场的需要而存在的，也可以说企业是服务于市场的。市场有着不同的需求，而企业为了满足市场的种种需求而发展壮大的。当然市场没有了需求，企业也就不会存在。

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有哪些？谈谈你对他们的理解？（制度）1,标准化工作体系。包括规章制度建设工作，标准化工作，定额工作，计量工作，2，执行保障体系。包括信息工作，员工教育培训。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就是不断将过去的经验和成功的方法固化的过程，形成企业的文件，制度，程序，标准等，直至形成有效的管理体制。前者通过制定和贯彻执行各种先进合理的标准与制度，把全体员工的行为纳入企业规范，建立良好的生产和工作秩序。后者通过信息沟通，提高员工素质，提供管理平台，保证基础工作落到实处，为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奠定基础。

企业制度的四项基本特征是什么？

1，产权清晰2，权责明确3，政企分开4，管理科学

谈谈你对企业家的理解。你最敬佩的当代企业家是谁？为什么？ 企业家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他担负着对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组织和管理、富于冒险和创新精神的高级管理人才。企业家与一般厂长、经理等经营者不同，主要表现就在于企业家敢于冒险，善于创新。

良好的管理理念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有何益处？（5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理念，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群体意识和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用以指导企业和员工的行为取向和判断标准，使之成为企业员工广泛认同和接受并为之奋斗的方向，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得以立足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

成功的企业离不开它的企业理念，它存在于企业活动的每个领域和每一个环节，是企业全体员工共识化的价值体系，换句话说，企业理念居于主宰企业成败的重要地位。企业理念又与企业文化密不可分，一个企业 企业管理、事业发展方面的理论也层出不穷，有时就像到底该怎么睡觉一样把人搞得无所适从。先是本土的传统文化思想应用于管理，后来西方文化管理理念不断被引入，有着名管理学者的理论，有成功企业家的管理经验，现在又出现了国学管理概念。可以说每一种管理理念都促成了中国一大批企业的成功，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每种理论和理念又都有它的局限性。西方的一些管理理念和模式在西方已经证明是成功的经验，是比较科学的管理模式，但应用到中国企业里来，实践中遇到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如今又出现国学管理的浪潮，而国学中又有儒家、道家、法家以及佛学等多种理论，有人主张用儒家思想管理企业，讲究按部就班、层次分明、忠信礼义；有人主张用道家理论治理企业，讲究自然而然；有人主张法家治理，还有人主张用佛学管理企业。

每一个理论和模式都如同一个法宝被抛出，企业家难免会被如此多的法宝搞得眼花缭乱。如同上述睡觉姿势的理论一样，叫人无所适从。

我从自己事业多年的发展中深深体验到，一个宏观理论的指导、一个战略目标的构架对企业的发展是多么关键，而实施战略的战术思想又是多么重要。我不排除西方管理模式，相信它的先进性，我也相信国学在管理中的巨大作用，它毕竟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我在实际运用各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过程中，注意突出各自的独立性，比如可以用现代西方管理理论和模式构建企业的战略框架；用国学的不同思想作为不同管理过程阶段或不同局域的管理理念，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效果非常理想。比如法学主张以法治理的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上来，就是要强调制度的作用，这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企业发展初期尤其重要，如果没有法治在前，而过分强调儒家、道家、佛家的一些仁、德、舍等观念，会严重制约企业的发展，但同时没有这些仁、德、舍的成分就形不成作为企业灵魂的企业文化。可见将各种理论在不同时间和空间进行独立运用，然后把他们有机地形成一个整体才是一种最高境界。

人总是要睡觉的，不管是左睡右睡还是仰睡趴睡，只要能为第二天的工作提供充足的精力，选一样、两样，或都选，都行

为什么要进行工作分析？怎样进行工作分析?

工作分析的意义： A、工作分析是整个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科学化的基础 B、工作分析是提高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需要 C、工作分析是组织现代管理的客观需要 D、工作分析有助于实行量化管理 E、工作分析有助于工作评价、人员测评、定员、定额、人员招聘、职业发展设计与指导、薪酬管理及人员培训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 F、工作分析对于劳动人事管理研究者也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确定组织结构和部门职责。第二步：建立工作小组，并制定工作分析计划。第三步：设计岗位说明书模板，并进行工作分析和岗位说明书编写培训。第四步：岗位说明书的编写。第五步：进行工作分析访谈。

工作分析理论体系简介（1）、科学管理方法——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2）、人际关系方法——霍桑实验（3）、工作特征模型方法——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4）、HP工作设计方法——优秀业绩工作体系（5）、辅助工作岗位设计方法

简述员工培训的过程和培训的方式？方式：在职培训（学徒式培训、工作指导培训、工作轮换、挂职锻炼）脱产培训（课堂培训、实景模拟培训、网络在线培训）

唐骏职业经理人对你的启示？

商场上，唐骏一路夺营拔寨，身价也节节拔高，不用说在中国是打工第一皇帝，就是在美国，也快赶上那些大跨国公司的CEO水平了。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只有仰望的份，可以说唐骏的工作是可以复制的，但身价目前是不可能复制的。唐骏能力强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微软的总裁也是真的。中国微软前后换了将近十几个总裁，要说学位，有比唐骏高的，人家至少是正规学校的，要说经理人职场打拼，了解中国国情，都有比唐骏厉害的，可为什么却只有唐骏能拿到一年一个亿（在盛大），加盟费10个亿（新华都）这个天价，成为名操一时的“打工皇帝”，而他的前辈、晚辈却做不到？我认为以下是唐骏成功的真正原因。

一、很好地把握时

机、找对了老板

唐骏从微软下来时，没有像他的台湾、香港人那些前辈一样，去选择外资公司继续当职业经理人，而是选择了民营的国内新兴网络公司-盛大网络，这点我想那些拿美国名牌大学博士学位的人未必有这胆量。当时盛大的陈天桥年轻有为，虽然抓到了网游的领先机会，想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却无所适从，以为是高不可攀的事，需要一个有跨国公司背景的高手，这

时刚好唐骏离开中国微软，双方一拍即合，估计陈天桥现在会大呼上当的。

二、角色定位，转型成功

唐骏到盛大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但最主要的还是他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不像那些跨国公司的所谓高层一出来，以为天下自己最厉害，中国国内的公司都是草帽，最后落得个水土不服，都早早收场。

唐骏不像他们，按《唐骏自传》里介绍的，他很好的摆正自己的位置，敢当配角，像三国诸

葛亮似的，辅佐老板，把跨国公司的一些管理办法成功引入盛大。

凡在跨国公司，如像IBM，都有类似的培训，大家治理公司的办法都差不多，但差别往往就是在于是不是把自己位置摆正，角色能不能定好，像唐的先辈微软中国前总裁吴士宏那样，一到TCL电脑，不了解TCL电脑实情就照搬IBM、微软的做法大搞什么市场风暴、什么什

么战役，最后落得个失败收场。

三、价值不符，工作可以复制，身价不可能复制

唐骏的成功，很多人都以为那是职业经理人的成功典范，打工榜样。说实在的，唐骏肯定是个IT技术能手和企业管理高手，他既然当上了微软中国总裁的位置，微软那一套管理办法一定精通熟透，自己也有一些创造，像成就他人，记住每一位员工名字等等，这在国内企业也许新鲜，但在大的跨国公司，如IBM呆过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那是领导必需的，不

是什么独创。

唐骏可以说是外企公司的管理高手，但从他的经历看远不是资本运作高手。当后来，唐骏辅助陈天桥把盛大在纳斯达克上市了，当时以为那都是唐骏的名声所致，唐骏不在，盛大就上不了市。其实这是大错特错，后面调查了一下，中国IT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已有几十多家，说明登陆纳斯达克并非难事，就连搞网游的现在都有好多家了，我想当时即使不找唐骏，盛大上市都是可以的，公司上市成功与否券商才是起关键作用的。同样在美国上市，代价却天

壤之别，像史玉柱的巨人网络上市，未必就找个年薪上亿的职业经理人当总裁来运作。新华都的一系列资本运作，我认为只要花给唐骏5份之一的钱（2亿元的加盟费）都可以找到很多高手去胜任的，想想看中国上市的企业都几千家了，为什么很少出现年薪上1、2个亿的职业经理人？

他与陈天桥的合作很好，为什么还是离开？

“从当初离开微软中国到盛大，我已经做了4年多时间，期间就有很多人问我什么时候离开。一开始我承诺3年不会离开盛大，我已经做到了。”如果在3月份，唐骏的这样回答还是含糊的话，那么现在的确是真的离开盛大了。他并没食言，他已经完成了对盛大的承诺，并对自己在盛大的4年多职业生涯感到非常满意。既然这样，唐骏为什么要离开盛大?这个问题最近在希赛社区被炒得火热大家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首先，对于公司而言，易观国际总裁于扬说得很清楚：“唐骏离任对盛大未来没太多影响，因为盛大未来的战略、战术都很清晰了。盛大过去2年转型成功，唐骏做了很多贡献。”事实上，唐骏本人也认为，即便自己离开了盛大，也不会对盛大股价造成负面影响，更不会影响到目前已经稳定发展的盛大。唐骏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不会在危难时期抛弃盛大于不顾的，反而在盛大的危机时刻做了中流砥柱，这才是他的风格，他的个性。正因为他的风格他的个性，最终还是要离开盛大的，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刻离开最好。

其次，对于个人而言，唐骏作为职业经理人，追求完美、超越自我是他的人生奋斗目标和价值体现。唐骏于1997年底由微软公司总部委派来到中国上海筹建大中国区技术支持中心。1999年7月，微软总部鉴于该中心的骄人业绩，正式宣布提升该中心为亚洲技术中心。2001年10月，鉴于该中心的业务范畴已扩大至全球范围，微软公司正式宣布将微软亚洲技术中心提升为微软全球技术中心。由于其出色的业绩，2002年3月，唐骏博士被任命为微软中国总裁。他在微软中国所创的业绩表明，他是一个非常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他不想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任何缺陷，于是在2004年2月离开微软中国到盛大任总裁，这四年间，他让盛大重新夺回网络游戏的霸主地位，现在盛大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期，要想再展更大的辉煌，困难重重，此时功成身退，正好符合他追求完美的性格特征，因此，离开盛大顺理成章。

由此可见，唐骏不会象有些人分析的那样，就此退休，抱着他的几千万美元度过他董事的余生，他还会继续奋斗，会给业界、给人们带来新的惊喜和震憾!

第五篇：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

中国早期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治国学适宜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以及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要点：

一、顺道

“道”在汉语中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主要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主要是指客观经济规律。这里用的是最后一种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经济规律。比如，《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等等。

二、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三、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作为事业成功的三大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下属，“管人不严，以德报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

四、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也要守信。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管子》特别强调要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也就是说，治理国家，必须言而有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就是治国大忌。治国如此，治生亦然。我国从来就是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

五、对策

“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句中国名言说明在我国古代治国、治军、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彼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治国必须有预见性，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

六、法治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治体系，包括天土法治、财税法治、人才法治、军事法治等等。韩非认为法治优于人治。他还主张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得守法。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演变

一、“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传承下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关于人的行为规律。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1］。在管理中，要重视研究人的规律，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去满足人的欲望，办事情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况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2］的观点，强调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如果放弃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赐，那就太糊涂了。关于奖励和惩罚问题。认为要用赏赐去鼓励人们不怕牺牲，为国立功的精神和行为，用刑罚使干坏事的人害怕，并得到约束。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思想，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3］。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体行为，他认为群体性是人类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离开群体。总之,我国古代十分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责任。

二、“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4]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本质是“人为、为人”。个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在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为”与“为人”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对任何管理者或被管理者，都有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家庭、行业、国家一切方面的管理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越是注重自身行为的素质，其“为人”即管理的效果就越好。我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管理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为起点，最终达到“安人”的目标。其实，“安人”的终极目标还是实现自己搞好管理之目的。

三、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普遍贯穿着经权观，“经”指“变中不易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的稳定的原则，“权”指“应变的权宜”，即根据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方法和策略。这种经权观要求“执经达权”，即根据普遍的管理原则和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来选择和确定合适的管理策略和方法，最后达到管理目标;同时要求“通权达变”，即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势而随时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德治礼治的恒久之道正是由于不断的变通才得以持久，得以实现的。

四、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的军事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战略管理思想，这已成为今天军事乃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重要思想宝藏。在《孙子兵法》中，孙子着重指出了战略谋划的重要性。他强调事前必须周密分析条件，充分考虑“道”、“天”、“地”、“将”、“法”这“五事”，做到“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5］。在“五事”的基础上，还要探求和对比敌我双方的强弱优劣，称为“七计”。这里所说的“道”，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管理目标，“天”和“地”相当于时机和环境，“将”指有能力的管理者，“法”则相当于制度、纪律、组织。“法”即是经营学中的经营管理能力。

五、“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管理思想

古代管理思想是以整体和谐观为基础的。也就是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过程，促使社会与自然、管理系统与外部环境以及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之间达到最佳和谐，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灵魂是和谐观。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稳定为目标，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合一”和“情理合一”。和谐观使管理不仅表现为一种科学的理性操作，更是一种人们所创造的理想境界。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一个组织中的成员都能自发地按照规范和要求办事，自觉地发挥自己的力量，维护组织的宗旨和荣誉，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其他

管理，虽是近现代才在中国长期使用的术语，但相关思想，则早在人之初就已出现。中国古代学术以人文为主，管理是其主要内容。管者，古乐器名，泛指细长圆形中空之物，衍义枢要、管制、包容、包管；理者，治玉也，衍义治理、治疗、温习、义理、道理、法则、名分等。管与理结成管理一词，其义精深明确。管以理，以理管。从先秦至清末，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如何管理社会、协调人际关系上尽心尽力，形成丰富的管理思想。但这是集权官僚制的管理，其经济基础和对象，主要是小农经济。

任何管理思想都不是先验的，而是有着一定历史传统的维系。我们祖先的管理思想综合体现了“顺道、重人、求和、法治、守信、预测”，对提高现代人们的管理决策水平有着重大意义

《易经》“易”为中国学术思想的根本。《易经》分好多支脉，其中“周易”影响最大，此外还有“归藏易”、“连山易”等等。近代有学者考证，儒家思想来自周易，道家思想来自归藏易，墨家思想来自连山易，而阴阳家、纵横家、法家、名家、兵家等思想，无不渊源于“易”。《易经》堪称中国管理智慧的源头，其原理贯穿天、地、人三才之道，凝聚着中国文化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和人生规律探索的经验成果。《易经》原 理影响着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易道管理的核心就是把对世界的认知和自身的价值，在实践操作的基础上密切结合起来，这种决策管理模式包含着许多具体的 经营策略，涉及了预测、计划、决策、组织、沟通、变通、控制、用人原则等诸多现代管理学中所关注的问题。

儒家思想单从管理的角度进行概括就是“修己安人、举贤任能”。修己安人与中庸思想 孔子认为领导人的思想道德素养是实现有效管理的关键。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伦理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孔子认为，管理者得到被管理者的信任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被管理者的信心的高低，对于管理工作的成败，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史记》中商鞅“立木为 信”的故事就是这种以信立业思想的最好佐证。孔子这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思想，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是对企业进行人本主义的伦理管理，其特点是企业管理工 作以做好人的工作为核心，通过伦理规范和道德教化，培养人们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实现企业和谐有序发展的目标。孔子提倡在管理时对民众“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意即既要施惠于民，又不过度耗费；既要役使百姓，又不使产生抱怨；既有欲求，又不贪心；既庄重又不傲慢；既威严又不凶猛。刚柔相济、恩威并用，这就是“中庸”思想在管理中的体现。举贤才与任而能信 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选拔正直的、有真才实学的人居于高位，则民众就会悦服，反之，则民众就不会悦服。这反映了孔子的 任人惟贤的人才管理思想。“任而能信”是孔子人才管理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对于考查合格已被任用的人，应在工作上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这是用好人才、发挥其才干的重 要条件。孟子则以“选贤与能”与“任而能信”为推行仁政的组织保证，他认为，国君选用贤能的人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如果身边的人说贤能，不能相信；大夫们 说贤能，也不能相信；全国的人都说贤能，并且考查之后发现他真的贤能，才可任用。身边的人说不行，不要听信；大夫们说不行，也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不 行，并且考查之后发现他真的不行，才可罢免。这样才能选用贤人，做好国君。

《孙子兵法》中的管理科学思想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一部闪烁着灿烂智慧光辉的军事科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闪耀着璀璨理性光芒的管理科学全书，其中蕴含着丰厚的决策、组织、修养思想，至今给人以深刻启迪。

一 决策得于知、谋、变

“知”是决策的基础。《孙子兵法·谋攻》提出：“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已，每战必殆。”《军争》中也有“不知诸候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有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的论述，强调知的范围要广，既要了解自然环境也要了解社会环境，既要知已又要知彼；知的程度要高，必须全面、准确、深入、快捷地收集信息，为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保障；知的途径要多，既要观察又要对比。

“谋”是决策的核心。孙子曰：“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谋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谓“上兵伐谋”。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占有了全面而精确的信息资料，知已且知彼，在此基础上认真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谋划”工作，确定最接近“完美”的方案，这是整个决策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预则立不预则废”，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变”是决策的灵魂。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战争的瞬息万变决定了战略战术的变通性，只有做到了“因利而制权”，应机而动，顺势而变，才能为作战提供科学的指导；同样，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瞬息万变决定了决策的变通性，只有顺应时势，随机应变，才能保证主观决策与客观环境的适应。因此，要善于根据矛盾的发展变化对原有决策进行调整，使决策之“矢”始终瞄准环境之“的” 二 管理贵在德威并重

《孙子·行军篇》中说：“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对部属，用“文”统一思想，有“武”统一行动，文武兼施，德威并重，既要借制度约束、纪律监督，直至惩处、强制等“武”的手段进行刚性管理，也要依靠感召、启发、诱导和激励、奖惩等“文”的方法进行柔性管理。

制定明确的规章。“法者，典制、官道、主用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明确的规章制度，一方面使得将士明确自己的位置和责任，增强自我约束力；另一方面使得“法治”有法可依，可以避免领导工作“人治”的随意性，实现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

严格按制度办事。要做到令行禁止，必须对士卒“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既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思想，又要以强制的军纪、军规约束言行。孙子反对“乱而不治”，认为只有部队编制有序，管理严密，才能“治众如治寡”；旌旗鲜明，号令严肃，才能一呼百应，“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产生强有力的战斗力。

功必赏、过必罚。孙子所说：“取敌之利者，货之”，说的是有功必赏；“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说的是赏罚要把握时机；“赏其先得者”，“赏其厚于间”，既要赏“冒尖”人物激励战功，又要厚待身处危境的间谍以安其心，说的是赏罚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典型；“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说的是不论功行赏是危险的；“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说的是赏罚要有度，赏罚过滥则功效大大降低。要慎用赏罚，力求发挥最大效力。汉楚相争，项羽的兵力是刘邦的四倍，然因“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奖，拔城而不得其封”，终令程平、韩信等离他而去，择良木而栖之，择贤主而事之，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概，最终也难免演了一幕“别姬”的悲剧。教训是很深刻的。三 谋略重在择人任势

孙子在《势篇》中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求胜之道，贵在把握和创造有利形势，从全局态势出发，选择最适于担当此任的人才。

求之于势。求势的根本是“取势”，在充分把握势态的发展变化中，以势酿势，实现克敌制胜的战略目的；而要“取势”必先“识势”，既要对形势的发展变化有超前的认识，又要对自己的取势实力有清醒认识。只有“识之于势”，才可能因其势而利导之，化胜势为胜算，化胜算为胜绩。

择人而任。有了“识势”的眼光和“取势”的头脑，没有能够担当重任的人，还不免要落入“失势”的境地。诸葛亮对街亭战略地位的卓识和在抢占天时地利的先声方面都胜过司马懿，只因在最关键处错用了一个马谡，造成了几乎难以挽回的不利局势。可见，择人而任，对人才因势而用、量力而用、大胆委任、放手使用，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四 权威来自公上爱下

权威是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的保证。孙子认为，管理者要树立权威，必须对上抱以公心，对下投之以爱心。

以公心对上。孙子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道必胜，主曰必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处理对上关系应该顾大局、弃私利，站在公正无私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按客观规律办事。

以爱心对下。“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领导者爱惜体恤部属，部属就会“士为知已者死”，将生死置之度外，心甘情愿地赴汤蹈火，“擒龙跟你下大海，打虎随你上高山”。“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管理者切忌鲁莽行事，轻易陷部下于困境之中。

以公心对上，以爱心对下，便可这到齐心协力的境界。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论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产生的背景上看具有二重性

首先，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方式和方法上看具有刚柔性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现在思维的方式方法上也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

1、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

在管理工作中，决策是一个管理者必须首先考虑的首要问题。那么，管理者应该如何决策才能确保决策不失误，我国的古代先贤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么事情都要先谋而后动，只有谋划的充分、合理、科学，才能在执行起来游刃有余，才能做到“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做事情才能成功而不失败。所谓“日之能烛远，势高也；使日在水中，则不能烛十步”，意思是讲作为领导者，应该具备高瞻远瞩的特质，绝对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或者鼠目寸光，治看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长远利益。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策别十八》中说：“为国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不谋万世，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以谋域”是说做事应该有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长远规划与短期计划之别，根据形势情况的变化按照既定目标或相时而动，有助于管理成功。可见，预测和决策关系全局成败，中国人向来强调谋划和规划，强调战略和战术的综合运用，主张谋而后动。所以孙子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2、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虽然有一些人主张重义轻利，但是却是也有一批实用主义的思想家、哲学家提倡讲义与利并举，主张义利双兼，这种充满着浓重的讲利重义的管理思想，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宋代苏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利者义之和论》中说“义利利义相为用”，主张义利互为共用，二者不能偏废。春秋时的管子更是认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结：“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无择也”。然而，管子并未走向极端。他还认为“自利”与“利人”并不完全矛盾的，而且“自利”之德与“利人”之德同时也是统一调和的。

”陈寿在《三国志·吴书·骆统传》中进一步讲这种义利观念和富民利民联系起来，指出“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似民茅，义以民行。”他讲的是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国家的强大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国威靠的是人民的气势，福利乃是由人民所树立，道德靠人民的实践来兴盛，义的实现靠人民的共同行动。这句话，可谓深刻的概括了中国义利两全的管理真谛，在普通民众之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3、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

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意思就是说管理者务必要做到赏罚公正分明，才能服人服众。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对此诸葛亮论述的更加具体，他说“赏罚之致，谓赏善罚罪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对良善功将有所激励发扬，对奸恶无功有所咸惧，以确保管理组织的正常科学运转。

4、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特别重视德能兼备的标准，我国远古时代的“禅让制度”就是在考察德行修养的基础上实行的推举贤能的管理制度。管子认为，国家选贤任能，要举拔有德者给予爵位，举拔有才者就任为官。把德行置于功劳之上，主张国家用人要德才兼备，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选贤还应做到“不以年伤”，即选用人才不应受年龄的限制，从而否定了资历主义。管子强调考核官员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德望与其地位是否相称；二是功绩与其俸禄是否相称；三是能力与其官职是否相称。孔子治国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实行“礼治”或“德治”，认为把德礼施之于民，是治理国家的理想方案。在具体方法上，他提出要重教化，要“富而后教”。在教与刑上的运用上主张宽猛相济，树立君主权威。商鞅则反对儒家的“仁义”说教思想。他主张：“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弱民》）这样，才能达到“以刑去刑”，（《画策》），认为非以“法治”无以治国平天下。

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人群组成。什么样的组织才有战斗力？才能充分发挥组织中每个人的内在潜能，一直是管理者在努力思考的问题。《周易·系辞下》中有一句名言：“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嵇康在《卜疑》中说“交不为利，仕不谋禄”。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中，孙子说“上下同欲者，胜”，这些都突出强调了人和同心的重要性，作为管理者只有让部属充分认识到统一的的、崇高的共同目标，使整个组织成员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才能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以此去争取伟大的胜利。

6、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

在组织理论方面，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散见于古代先贤片言之语论述中的管理思想，仍然为我们现在从事各种管理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名言警句。其中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就是这种组织理论的雏形。《韩非子·扬权》中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在这里，韩非子第一次将决策层和执行层、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能进行了明确的划分。管子在《管子·明法》中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李世民说：“理国守法，事须划一”，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也有一句名言：“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这些论述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上下级之间权利与责任的不同，并且都明确指出统一决策指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7、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是儒家须臾不可分离的管理之道。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程熙对中庸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在《中庸章句》的开首将其注之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并引用尧授舜的“允执厥中”和舜授禹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中庸的精髓含意进行深刻阐发。教育和引导人们在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应该走极端，要避免过与不及的出现。应从两端入手，抓住问题的“终始本末、上下精细、无所不尽”，再“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中庸之道”，通俗地说，就是正确掌握事物发展的“度”，以实现管理的和谐发展。

8、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

我国古代先人在总结与自然和部族国家斗争的成功和失败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朴素的辨证思想，这在《易经》《老子》《孙子兵法》中都得到了集中、充分的体现。中国这种充满了哲学四辨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整体观和转化观两个方面。与西方人的思维不同，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也常常习惯于从整体到个体或者从个体角度审视和对待整体，主张整体和个体的有效统一比如表现在中国画上，中国画以“写意”为主，重视对整体的把握，并不重视对细节真实的分析，就是书法也讲究一气呵成，一气贯通。表现在集体组织中，特别注重“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这种管理思想虽然有时容易压抑个体能动性的发挥，但是却特别容易形成拼搏、奉献、团结的战斗群体，有利于发挥团体的整体优势。

至于在转化观方面，其中“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和“盛极必衰”等，就是其所蕴涵的辨证的管理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早已认识到了万物相互联系、阴阳互相消长之间哲学管理理论。例如：《老子》中“以顺待逆，以逸待劳，以卑待骄，以静待躁”的后发制人思想，“欲先取之，必先与之”的取与之法，“不战而胜，是为上策”的战略思想，“避实而击虚”“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应变之策，“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选材识贤的人事原则等，都是这种因应变化转化的精彩论述，即便现在依然左右着我们的思想行动，给我们以管理的启迪。

9、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认为人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提倡“爱人贵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已经“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人文意识”。管子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认为，务本之道在于经营民心，争取百姓。达人民之所愿，予百姓之所需。尽量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要求齐桓公竭诚听取民众的意见，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而管理国家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管理，“治国就是治人”。孟子从“民为立国之本”思想出发，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得，地利不如人和”。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其失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反之，“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并进而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下”。荀子则指出：“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执，待之而后安。”。

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不仅体现在对民力的利用上，更难能可贵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和孙子还提出了“唯民是保”的“保民”观点：“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子兵法》）在孙子的民本思想中他提出既要保民，又要利主，把对民众负责与对君主负责统一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