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点计划和多元智力理论到音_...

第一篇：从零点计划和多元智力理论到音_...

从“零点计划”和多元智力理论到音乐教育的观念更新

--人类认知研究的艺术观点和音乐教育的认知主义心理学基础 提要 本文追溯了哈佛零点计划及其重要成果多元智力理论的形成背景，分析了认知主义心理学视艺术为心灵活动及其作为课程和教学理论之基础的意义，提出了音乐教育的“形而上”观点。

关键词 零点计划；艺术教育；音乐教育；国际比较教育；认知主义心理学

零点计划：人类认知符号体系向艺术领域的拓展及其影响

1967年，由美国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发起，零点计划（Project Zero）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立项。在此之前，哲学界普遍认可和研究的对象，多限于人类的语言和逻辑符号。以艺术为代表的表情和传播体系并未受到哲学和心理学的普遍关注。古德曼认准了哲学和心理学在研究对象和人类符号体系问题上的这一缺陷，在其论著《艺术的语言》(Languages of Art)中，提出有关人类运用各种主要符号体系的分类学。这套符号体系分类学描述的范围，涵盖了各门艺术的符号体系，包括音乐、诗歌、体态和视觉图形，以及各门艺术在符号化过程中人类心理赋予的特殊方式，其展示、表情、隐喻和意义的多元性等。

与日内瓦心理学派的创始人皮亚杰十分相似，古德曼主要是从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范畴入手来阐释人类符号体系的。由于其研究对象是人的认识，由他发起的零点计划吸引了一大批心理学者和教育学者。他们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角度，对其符号理论展开研讨。这个计划，又由于是符号理论在语言、数理逻辑之外的艺术领域的拓展，其研究重点，必然成为围绕艺术的概念学习和学习过程而展开的多学科研究。

哲学家使用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把认识论的研究对象拓展到艺术领域，这一点，首先是心理学的一大进步。它为人类认知研究领域树立起一面艺术观点的旗帜。

零点计划的理论基点，是20世纪中期发展形成的认知主义心理学。其核心是认知--视艺术活动为人类的心灵活动。当然，这个计划也涉及到与认知相关的其他心理现象，包括对艺术的构成细节的分析和注意，对艺术作品形态的敏感性等。按照认知心理学的这个观点，艺术活动者必须能够在内部的心灵过程中，“读”、“写”艺术所含的特性符号，并建构这些符号体系；能够在内部的心灵过程中，认读音乐的多样风格，洞察诗歌、文学作品中隐喻的意义；能够使用经抽象的形式和色彩渲染人类的各种情绪；能够通过对不同音乐材料给予有意义的变形，创造各种情、景的形象。

到了70年代，零点计划在著名心理学家珀金斯和加德纳领导下，成为彻底的心理学研究项目。珀金斯领导的认知技能课题组，主要研究成人的知觉和认知潜能。加德纳领导的发展心理课题组，主要研究正常儿童和天才儿童在符号运用方面的发展特征。到了80年代，零点计划除持续心理学研究外，引进“研一发”（R-D，Research-Development）概念，转向艺术教育的研究和开发。大部分的专项课题涉及从学前到大学教育各阶段艺术教育的分析和应用。在此期间，零点计划的研究规模庞大，参与者逾百。研究成果对艺术和人文科学的多种领域做出显著的贡献。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著作之中：《艺术、思维和大脑》（Arts, Mind and Brain ,加德纳，1982）；《艺术与认知》（The Arts and Cognition,珀金斯，1977）；《哈佛零点计划总结报告》（Summary Report：:Harvard Project Zero,古德曼，1972）；《创造的世界》（Invented World,温纳，1982）；《意义的形成》（The Making of Meanings,沃尔夫和加德纳，1988）；《破碎的智慧》(The Shattered Mind,加德纳，1975)；《单脑疾病后的艺术能力》（Artistry after Unilateral Disease,卡普兰和加德纳，1989）等。

上述各种研究，采用的方法基本有三种：其一，是对多种特定能力的横断实验研究；其二，是对儿童各种符号应用能力的早期发展的自然追踪研究；其三，相关的实验室研究。这些研究，不论是儿童发展的自然成长研究，还是赋加实验变量干预的实验研究，对艺术教育实践产生影响较为直接的如下述。

关于早期儿童的艺术潜能及其发展的关键期：一般来说，儿童心理发展在多数领域中，是随年龄的增长而改善的。然而，在某些艺术领域，幼童的能力可达到惊人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儿童早期之后，艺术发展呈反U曲线，神经系统中认知表象能力的可塑性降低。这意味着，儿童的艺术发展存在一个关键期。关于艺术发展的个性差异：根据经典的发展理论，儿童在某方面的认知能力能够预测其他方面的能力水平。但是，零点计划的研究发现，跨领域同步发展的相关较低。另外，心理学界一度认为的人脑各区域是在均潜质前提下承担各类能力的观点，也被神经心理学的新观点打上一个很重的问号。神经心理学倾向于认为，大脑的特定区域具备特定的认知焦点。这意味着，儿童在不同学术和艺术领域中，成就水平存在差异是正常的。

零点计划的成果对教育学、心理学和艺术教育在观念上最大的冲击，莫过于零点计划的领袖人物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力理论（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见其著作《心智的结构：一种多元智力的理论》1983；《多元智力：实践中的理论》1993）。在此之前，人类智力，体现在智力的鉴定或说智力测验的建构观点上，有两种基本观点。其一，是G理论。G指General(一般的)，这种观点是站在非具体和抽象的立场来看待人类智力的。与之相对的第二种观点是S（Specific,具体的）理论。顾名思义，这种观点从原子论的狭隘科学主义视角，把人类的整体智慧割裂为不可再分的，互不交叠或互不包容的心理对象元素，把元素测量的简单总加作为智力的象征指标。作为智力测量建构的观点基础，这两种观念无论孰优孰劣，都从不同视角为智力测验的实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它们从来没有涉及人类实际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心理和行为。换言之，这类测验毕竟不完全具备真正的效度。加德纳的多元智力观念和智力理论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他提出，应该把有关人类认知的多种研究综合成为一种具备神经生物学和文化学意义的形式。起初，他概括出由七种智力，即语言、逻辑与数理、音乐、空间信息、身体动觉、人际关系和自身认识构成的人类智力全貌。其后，又概括出一种自然能力，即人类处理自然和与自然交住的智力，使多元智力理论从“七智”增至“八智”。据称，加德纳最近又在概括人类的“存在”智力，对人类的存在方式赋于心理学的合理阐释。

从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推敲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加德纳使心理学向微观世界（神经生物学）和宏观世界（文化学）迈出了巨大的两极步伐。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多元智力理论为人类提供了一种与视纸笔测验为唯一的智力测量评价形式相对抗，与广为认同的单纯智力信仰相对抗的思维方式。这样，研究人类心理的学科一方面得以心理发生的神经生理基础的科学实证，另一方面，则与人类的各类践行活动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多元智力理论确认了音乐是人类智力的一种存在形式。加上前述认知主义心理学对含音乐在内的各类艺术形式的包容，对音乐和其他艺术学习的诸如关键期、个体差异和儿童艺术发展特征等领域的涉足，使心理学、教育学和艺术教育开始形成如下共识：

1、各类艺术，尤其是音乐，是心理学及其神经生物学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对象。

2、以音乐等艺术符号作为实验刺激的心理学或神经生物学研究，不仅能回答音乐教育、艺术教育中有关学习和儿童发展的问题，而且还能够为主流心理学提供以词语、数理逻辑为刺激源的研究根本无法考虑或想象的课题角度、方法及答案。①

笔者认为，多元智力理论对音乐作为人类智慧的一种存在形式的确认，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它能够论证古希腊或孔子以来人类对音乐学习的执著追求的合理性。重要的是，它影响着人们对音乐在人的整体智慧的建构、发展和教育方式上的全新视角。这种视角的主流，便是认知主义。

认知主义心理学：音乐教育观念更新的基础

如前所述，哲学家从人类认知发生和发展的起点出发，以艺术等新的符号体系作为研究对象，使一个哲学问题通过心理学家的头脑延伸到音乐等艺术领域。这批心理学家，包括哈佛零点计划的成员，也包括与零点计划同期的一批心理学者，在20世纪下半叶认知主义心理学思潮的总体背景中，反思并探索的一个问题是：在音乐学习和发展过程中，Music As what? 即，从人与音乐之间在学习和发展过程的关系看，究竟应该主要地把音乐看作什么。

198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音乐作为认知》（Music as Cognition）。该书作者赛瑞芬（M·Serafine）在这部以其耶鲁博士后研究为基础的著作中，系统地反思了以往Music as what?的观点，包括视音乐为自然属性、物理特质、行为和传播等非心灵主义的旧观念，明确提出并用发展心理学的方法论证了音乐学习的认知主义观点。②作者试图强调，音乐学习和儿童音乐发展的本质，并不在于显在的外部操作，而在于心灵的内部认知。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教育心理学就涌动起“概念学习”（concept learning）的认知主义学习理论思潮，发展至今，概念学习已成为学习理论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这种思想在音乐教育的实验课程项目中最典型的早期代表，集中体现在美国的曼哈顿维尔音乐课程方案（Manhattanville Music Curriculum Program）中。概念，在学习理论中的含义，指认知对其对象的关键属性（critical attributes）的把握。曼哈顿维尔音乐课程在承认音乐的文化属性即非共性概念的同时，确定了音乐的共性概念，并采用布鲁纳的螺旋型课程研制模式，把音乐的整体概念构架成为16个认知发展层次，每个层次均由相同的音乐概念群为对象但认知水平要求不同的认知结构组成，如此建构起整体的音乐概念大厦。曼哈顿维尔音乐课程在应用概念学习，以及在基于概念学习的学科结构理论和螺旋型课程研制模式等方面，成为音乐教育响应认知主义心理学的先导。③

笔者提及上述，是因为目前占主流地位的认知主义心理学基本尚未从实质上涉足我国的学校基础音乐教育和校外专业化的音乐教学。许多学者认为，我国的音乐教育从总体上看，处于一种所谓“器物层面”的音乐技能传承水平，或说处于“物理”（physics）和显在行为（explicit behavior）的水平。用笔者的话说，这是一种“形而下”的音乐教育。无论是业余器乐等级考试，还是专业院校的音乐面试，我们都可以明显地观察到这样一种悖论现象：音乐表演的显在技能水平与能够体现内在的认知因素（音乐表象的维持水平，思维对音乐的整体与局部的分析性、理解性和评价性把握，原创性的对外在表演的构思，或简单地表现在对乐谱的即时性反应等等）之间，前者可以达到令人惊叹的天才式技巧水平，而后者却使表演者有时不得不连累聆听者与他们一起陷入认知无能的窘迫境地。

一言以蔽之，这样的音乐教育缺乏的是一种“形而上”的（metaphysic）精神。“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对“道”的深层认知追求精神，在功利主义和看得见摸得着的表层炫技的价值权衡下，被丢弃干净。从现代教育心理学的角度看，我们的音乐教育完全忽视了占主流地位的认知主义心理学的各种有益观念。

笔者认为，在树立“形而上”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点前提下，我们可以用认知主义心理学的最新发现和观点来改造和丰富音乐教育的实践。其一，树立内隐心理过程的信念，强调早期音乐听认知经验的贮备。内隐（latent）心理过程，包括内隐记忆、内隐学习以及内隐心理和外显心理的转换机制，是认知心理学近十几年来的前沿课题。由于过程分离技术（process dissociation technique, PDT）的产生，使心理学家将人能够意识到的自身心灵过程与人虽然不能意识到但对人的心理产生巨大作用而且容量无限的那部分心灵过程给予分离和测试，证实了后者即通常人们所说的潜意识或无意识过程的存在及其价值。人们开始认识到，内隐心理过程是外显心理操作的经验基础，其价值尤其宝贵地体现在两者的转换机制上--几乎所有的具备创新贡献价值的“灵感”，都可以用内隐和外显心理的某种互动作用来解释。虽然我们尚不清楚这种转换机制如何运作，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早期经验，尤其是经过某种组织的经验积淀，构成着内隐心理作用及其转换的必要贮备基础。就音乐学习和儿童音乐发展而言，除了必要的“Hands-on”即动手的音乐践行操作外，更重要的是使学习者在认知库存中留下有意义的（meaningful)音乐听认知经验贮备。换句话说，这种音乐听认知内容是经过一定的认知加工，便于有朝一日可检索的信息贮备。

其二，树立“元经验”和“元认知”具有更高价值的信念，在强调音乐听认知作为内隐心理贮备的重要性的同时，更要强调学习者在获取音乐经验，对音乐听认知经验给予信息加工的过程之中，对自身音乐经验的获得方式和认知处理策略的反思、批判、评价、监控和调整。笔者提出“元经验”的概念，④是指学习者在积累作为艺术和学术传承意义的音乐经验过程中，以及在日后创造性地组合这些经验的过程中，对个别的和具体的经验获得方式的概括，使之成为成熟的音乐经验的获得者和处理者。同理，“元认知”（meta-cognition）是学习者对自身认知过程中的认知⑤。以音乐经验为对象的认知加工本身固然重要，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具体对象的认知过程中经抽象而成的，具备普遍适用性并且因学习者而异的个性化认知策略系统。加上元经验作用，它们构成了素质教育所追求的根本的素质结构成分，是人在终身学习时代再生知识能力和进行创新劳动的根本的智慧属性。其三，建构以整合和关联为主要学习形态的学习过程，为音乐思想的创新和其他学术的或实践的创新奠定和优化心理定势基础。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已成为现代教育具有共识性的主导目标。科学技术史和文学艺术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创新的思想火花产生的重要形式之一，往往是贮备在人的认知深层的早期经验（即内隐认知底蕴）在创新任务驱动下，以某种最为巧妙的整合方式对表面看来似乎无联系的各种事件或要素的重组，从而爆发出一种新的观念或主意。科技史和文艺史的这个经验，恰好符合孔子在教学思想上强调的“举一反三”学习心向。多年折磨亿万青少年儿童的应试教育的悲剧，以及所谓形而下的音乐教育的悲剧，恰恰就在于它们根本没有顾及学习者认知中的这类具有重要价值的思维倾向的培养。值得注意的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正是以触类旁通的优秀思维品质为主导目标而定的教学原则。从现代课程观和学习理论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并且必须突破的，就是将音乐的学习内容与相关联的尽可能丰富的语境内容或边缘学科之间，使用尽可能多样化的整合方式，呈示给学习者。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驱动学习者的好奇、兴趣等情绪过程，使之在音乐学习的全过程中，调动自身认知的多样性认知策略，逐步形成或习惯于对构成新观念、新过程和新方法具备贡献价值的学习内容给予组织，对已有认知经验给予更高价值的整合以实现原创性思想的思维品质。

① 参见刘沛：《科脑学：21世纪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新基石--围绕“莫扎特效应”的科学研究和展望》，《中国音乐学》2000年第3期。

② M·Serafine:《音乐作为认知》（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或参见刘沛：《音乐心理的特质论和传播论观点》，《音乐心理的行为、自然属性、刺激和认知观点》，《中国音乐》1995年增刊续集。

③ 参见刘沛：《美国音乐教育概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④ 参见刘沛：《早期学习和游戏理论与早期音乐经验的信仰--对婴幼儿潜能和音乐教育年龄下移的再认知》，《黄钟》2000年第4期。

⑤ 参见张庆林：《元认知的发展与主体教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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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读《IT项目管理――从理论到实践》心得

读《IT项目管理――从理论到实践》心得

（2011年10月28日）――行业信息化读书报告

（四）江西中烟井冈山卷烟厂 罗余作

一、读书概要

1、书名：IT项目管理:从理论到实践

2、作者：王如龙 邓子云 罗铁清

3、书号：9787302180098

4、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9

5、本书内容概要：

本书在充分汲取国内外IT项目管理思想宝库的精华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信息产业发展趋势和信息化建设特点，根据作者多年的IT项目开发和管理经验、科研成果和实践心得，以及在大学和企业讲授IT项目管理课程的教学体会总结而成。

本书共分为17章，从项目、IT项目和软件项目的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项目管理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在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框架基础上，针对信息技术与信息化特点，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原则，全面讲解了IT项目管理和软件项目管理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重点介绍了IT项目管理流程、IT项目监理与审计、软件项目配置管理、IT系统运营与服务、项目管理软件等知识，给出了较完整的IT项目管理文档模板范例。

6、读书笔记

我欣赏王如龙先生分享的经典的一句话：“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层次把握人生”、“深度创造未来”。

项目管理，正确理解应该是以项目为对象的系统管理方法，通过一个临时性的专门的柔性组织，对项目进行高效率项目管理，正确理解应该是以项目为对象的系统管理方法，通过一个临时性的专门的柔性组织，对项目进行高效率的计划、指导和控制，以实现全过程的动态管理和项目目标的综合协调与优化。然而，初次接触“项目管理”这个名词时，我很片面的将其理解为是一个项目的项目管理者对项目所要涉及到的全部工作、资源等进行有效地管理。学了《王如龙先生《IT项目管理:从理论到实践》这本书后，不禁对当初的想法莞尔。

首先，理解“项目”这一概念。《IT项目管理:从理论到实践》》一书认为：“项目是在一定时间内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而调集到一起的资源组合，是为了取得特定的成果而开展的一系列相关活动”，并归纳为“项目是特定目标下的一组任务或活动”。项目是指那些作为管理对象，按限定时间、预算和质量指标完成的一次性任务。经过学习，是我对“项目”也有了自己的认知：项目是为提供某项独特产品、服务成果所承担的临时性任务。项目是一个特殊的将完成的有限任务，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以高效率地实现项目业主的目标为目的，以项目经理个人负责制为基础和以项目为独立实体进行经济核算，并按照项目内在的逻辑规律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的系统管理活动；是在一定的组织内，利用有限资源，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满足一定性能、质量、数量、技术指标等要求的任务。项目的主要属性包独特性，每个项目都有独特的地方，没有两个项目会是完全相同的;一次性，由于项目的独特性，项作为一项任务，一旦完成，就不会重复;多目标性项目的目标包括成果性目标和约束性目标，成果目标指项目的一系列技术指标，约束性目标指项的进度、成本等;生命期，任何项目都会经历启动开发、实施、结束的过程，因而是有起点和终点的。

接着谈到“项目管理”。项目管理的准确定义已经在开头给出了，现在谈谈我对项目管理的理解：所谓项目管理，就是项目的管理者，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运用系统的观点、方法和理论，对项目涉及的全部工作进行有效地管理。即从项目的投资决策开始到项目结束的全过程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评价，以实现项目的目标。项目管理是基于被接受的管理原则的一套技术方法，这些技术或方法用于计划、评估、控制工作活动，以按时、按预算、依据规范达到理想的最终效果。有效的利用现代项目管理，可以提高企业的项目管理整体能力、控制成本、提高效率、更好的应对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提高市场竞争力、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科学技术的提高，市场竞争更趋激烈、残酷，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就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竞争的加剧以及企业业务的复杂化，信息化已经成为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迫切需要和必要保证。更多的企业认识到必须通过信息化建设才能够实现企业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项目管理的思想已经被越来越多的IT企业所接受，企业把越来越多精力和资源投入到IT项目的建设中。权威人士认为，项目管理作为独特性、一次性和创新性的管理模式，已成为适应新时代最具生命力的管理手段之一。如作为我们计算机专业，将来会接触到的IT项目管理，产业规模的高速扩张，带来更多市场机会的同时也加剧了行业间的竞争。这对IT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更多项目，同时还要保证项目的成功率，并且有效的利用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为此，项目管理作为一种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在IT行业中得到广泛的发展及应用。IT项目通常包括软件和硬件，需求的不同使IT项目内容具有独特的多样性，进而要求开发团队人员来自不同教育背景、具有不同的知识技能。

项目管理是一门不断发展改进的学问，其中要学的技术、知识、技能、规则等太多，需要我们用专业的态度对待之。其中我最有感触的是项目管理中的团队合作。项目团队不仅仅是指被分配到某个项目中工作的一组人员，它是指一组互相依赖的人员齐心协力进行工作，共同实现项目目标，项目成功需要一个有效的项目团队。科学的组织和管理可以放大工程项目团队的工作能力，使工程项目的实施向着有序的方向发展，有助于工程项目按期按质完成。在所有管理中，人的管理是最为复杂的，对工程项目管理人员来说极具有挑战性。研究优秀团队管理的方法和策略对于每一个工程项目管理人员都是必要的。总之，学习现代项目管理学，觉得有个比喻很贴切：项目管理就如烹调，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理论就如一本好的菜谱，它建议厨师该怎么做。而先进的管理工具则是一整套厨具，不仅影响效率还影响品质。但真正能炒出一桌色香味俱全并且要求吃出健康的菜，更多依靠厨师的经验、技巧，以及对人们口味随需而变的理解。我们要想真正学好项目管理，还需不断实践，学习技巧、总结经验，才能更好地演绎现项目管理。

中国有句古话：“百学不如一看，百看不如一练”。我坚信项目经理不是学出来看出来的，应该是练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通过管理书本的深入学习，使我懂得了，管理不仅仅是管理好身边的人和事这么简单，它往往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包含管理者多方面的能力，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不仅要知道如何管理好身边的人和事，把他们处理得井井有条，还要具备：

一、大局观，综合分析事物的能力。

二、历史观，了解事物的过去，把握事物的将来，中国自古以来讲一个“势”，所谓“势”，也就是事物将发未发的态势，包含了事务的状态和走向，通过学习也使我们对《红楼梦》中王熙凤的管理才能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三国演义》这本书，从管理学角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让我看到一个趋势，就是在未来可能并不会真正存在单纯管人的行政管理，而是管理者也必须扎根于一个业务领域，管理者要懂得自己的产品，只有懂自己的产品才能够谈得上市场和经营。如果一项管理不会业务领域或具体的技术结合起来，往往是无根的。

回顾业余半年的读书活动，虽说辛苦，可辛苦中有一种充实，乐在其中，半年的读书活动经历无论是IT理论，管理能力，还是分析问题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不禁使我对以后的工作充满了期待，相信在完成事业的我再看周围环境的时候将会有全新的感受。

二、读书与实践心得

当前，行业信息化进入了全方位、多层次推进的深入发展阶段，企业在管理和控制中应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成为必然趋势，这对于从事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工作的人员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2010年6月，我有幸参加了国家局的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培训班，用5天的时间认真听了中国教育信息化专家王如龙先生讲他的《IT项目管理:从理论到实践》，学习期间，与先生和同行进行过一些交流研讨，对与各章内容相关的实际案例进行了分析与思考，学习期满，我认真撰写了学习体会。今年5月以来，我又加入了烟草行业开展的读书活动和公司组织的以“读一本书，写一篇读书报告”征文比赛活动，在重点熟读了《信息化管理战略与方法》和《中国企业的IT治理之道这两本书后，重新温故而知新了王如龙先生的《IT项目管理:从理论到实践》这本书。多少天来，我的业余生活在这些书的陪伴下变得充实而精彩。三本书各具风格，让人受益匪浅。读前面两本书，我已经撰写过了读书报告，下面谈谈我对王如龙先生《IT项目管理:从理论到实践》这本书读后的一点认识和三点体会。

（一）、一点认识

目前，在传统行业实行项目管理已很普遍，而在信息系统集成行业，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实行项目管理的重要性。由于信息产业的技术含量高，信息系统集成项目经常会遇到需求多变、技术更新和所处环境变化快速、人员流动频繁等情况，所以信息系统集成行业更加需要科学规范的项目管理。因此，只有对信息系统集成项目实施项目管理，才能规范项目需求、降低项目成本、缩短项目工期、保证信息工程质量。

作为IT项目的管理者、开发者和采用者，说他们不了解项目与项目管理应该是不可能的，但能够全面掌握IT项目与项目管理的原理、方法、技术和工具，并运用到管理项目实践中，对每一个人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通过本书的学习和案例的讲解，进一步提高了我对IT项目与项目管理管理的认识。比如，管理一个IT项目，必须从引入项目的背景入手，设计IT项目管理流程、模版，构筑IT项目管理体系与框架。因为只有采取IT项目管理方法，才能提高IT项目管理执行力，才能提高IT项目的开发质量和管理效率。

（二）、三点体会

第一、信息系统集成行业有效实施项目管理还任重而道远 纵观我国烟草工业信息化走过的道路，应该是共性问题多、个性问题少，而且烟草企业资金是一个重要优势。这些年，烟草企业主要围绕行业“金叶信息系统工程”的规划逐步推进了信息化建设。就我国的烟草工业整体来讲，信息化建设仍处在普及和规范化发展阶段，信息化投资的绝大多数用在基础硬件设施的建设上。由于行业信息传输公路已基本开通，技术设施较为领先，为系统集成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行业过去的信息化建设项目缺乏明确和严格的立项审批程序和管理制度，行业信息化总体建设规划和指导原则不强，导致各单位在自主开发和建设信息化项目中，缺失考虑系统的整体和集成性，造成同时建设的项目不能集成，无法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为较好地解决多点生产集团化运作条件下的工业企业信息化建设问题，有必要重新认识信息化的主要范围，建设目标，实施原则和今后方向，在进一步分析目前现状以后，努力促进集团化运作条件下工业企业信息管理平台的集中和统一。从当前烟草工业企业信息化的趋势分析，多点生产集团化运作条件下的信息化建设集中和统一势在必行。当前烟草行业工业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整体思路是紧扣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这个核心，抓住关键业务，信息化与流程管理科学化有机结合，以企业财务管理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打通订货、生产、质量设计和控制、营销构成的关键路径，整合采购、库存、设备、人事各个环节，全面提高企业的市场响应速度和应变能力。

第二、长远规划和开放式可行性研究是有效管理IT项目的关键 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预期目标。随着人们对项目和项目管理价值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和具体，项目管理已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主旋律。作为多点生产集团化运作条件下工业企业信息化建设必须通过对信息化的方方面面进行透彻分析，使企业领导明确究竟信息化给传统的生产、销售、开发、财务管理等领域带来了什么样的革新，企业在制定信息战略上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考虑等问题。

从信息化的应用范围来看，多点生产集团化运作条件下工业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是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国家信息化的指示精神，结合行业和企业的特点和现状，结合行业改革和企业实际，遵循“立足长远、分步实施、突出重点”的方针，按照安全性、可靠性、实时性、实用性、先进性、低成本、继承性、开放性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平台、统一编码”的原则，坚持以企业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服务为宗旨，以社会化合作为主要方式，促进集团化运作条件下工业企业信息管理平台的集中和统一。并最终形成有企业特色的，以开放、务实、创新、团队精神为内涵的企业信息化。

具体的规划思路是根据行业信息化总体思路和部署，与时俱进做好全企业需求分析，力求硬件选择经济合理、先进可靠；软件开发应用应体现一种文化思想、管理思想以及国情、厂情，并遵循我国的各项政策、法律法规、财务制度。以提高效益和实用为准则，充分考虑企业的现状和要求，以及将来和后续系统的接口，避免形成新的信息孤岛。在实施企业信息化工程建设时，既要着眼于企业长远的发展目标，以及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需要，又要强调立足企业当前的基础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加大投入，逐步完善企业网络、工业控制和软件管理信息系统。

第三、建立项目各个阶段的目标流程和工作任务模板，实现良好的沟通是提高IT项目管理力的作用核心

(1)、项目可行性研究

在一定的组织里，没有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一个项目一般不会正式启动。很多公司在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时会出现很多问题，如：研究深度不够，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决策的需要；不重视多方案论证和比较，无法进行优选；调查研究得不够，导致项目投资收益计算失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缺乏独立性、公正性和客观性；等等。对此，我们一是要正确认识可行性研究的阶段划分与功能定位。二是要按要求进行可行性研究，正确确定其依据。三是要采用科学的方法与先进的技术。四是要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和管理机制。

(2)、项目启动阶段

项目启动阶段需要界定工作目标及工作任务；获得老板或高层的支持；组建优秀的项目团队；准备充足的资源；建立良好的沟通；对客户的积极反应进行适当的监控和反馈。

项目管理最重要、最难做的工作就是界定工作目标及工作任务，也就是确定项目的范围。缺少正确的项目范围定义和核实，是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通过和项目干系人在项目要产出什么样的产品方面达成的共识、产品描述、战略计划、项目选择标准等方面的信息利用项目选择方法和专家判断输出项目的正式审批文件，也就是项目章程。

作为一个项目经理人，您是如何组织项目团队的？是采用什么样的组织结构类型的？是垂直方案、水平方案还是混合方案？以垂直方案组织的团队由多面手组成，每个成员都充当多重角色。以水平方案组织的团队由专家组成，每个成员充当一到两个角色。以混合方案组织的团队既包括多面手，又包括专家。对于许多跨职能部门的活动的项目以矩阵型组织结构进行最有效。对于项目需要进行最严格的项目资源控制的项目以项目化组织结构进行最有效。

建立良好的沟通这需要项目经理把75-90%的时间花在沟通上。项目经理在沟通时需要用户参与、老板或高层的支持及明确优先事项和需求的清晰表达。这些也正是项目成功依赖的三大要素。

完成项目章程后，项目启动要召开项目团队启动会议，团队启动会议主要是建立正式的团队，提供团队成员的角色和职责，提供绩效管理方法，向成员提供项目范围和目标。项目启动还要召开针对客户的项目启动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项目经理会与客户确立正式的交流渠道，项目综合描述，让项目参与人员相互了解，建立以项目经理为核心的管理制度。

(3)、项目计划阶段 ①、项目WBS 将项目分解为可管理的活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WBS。通过对项目的目的的理解，确定工作主要分为哪几个部分，自上而下将大的部分分解为下一个层次，将每个构成要素再分解为子构成要素，逐级完成，直到能够分派作业并监测，同时制定WBS词典和WBS的编号系统。通过WBS的使用，使项目成本可以估算、是项目各项计划和控制措施编制的基础和主要依据、保证了项目结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可以建立完整的项目保证体系，便于执行和实现目标要求、为建立项目信息沟通系统提供依据，便于把握信息重点、是项目范围变更控制的依据以及项目风险管理计划编制的依据。

②、项目进度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是确定每项活动的开始和完成时间。如果开始和完成时间不现实，项目就不可能按进度计划完成。制定项目进度计划首先要对WBS中确定的可交付成果的产生所必须完成的具体活动进行定义，得到活动列表；然后通过前导图法、箭头图法或关键路径法工具和技术将活动顺序进行安排，决定活动之间的逻辑关系；接着利用类比法、专家估计法、基于WBS的子活动估计方法或量化估计方法对活动工期进行估算；最后依据上面提到的活动定义、活动排序和活动历时估算等数据的获得，反复进行改进，获得适合本项目的进度计划。

③、项目风险管理

风险肯定带有不确定性，但具有不确定性的事件不一定就是风险。因此，我们也可以如此定义项目的风险：项目的风险就是在项目管理活动或事件中消极的、项目管理人员不希望的后果发生的潜在可能性。风险存在如下特点：第一，风险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作为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风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超越人们主观意识的客观存在，而且在项目的全寿命周期内，风险是无处不在、无时没有的。这些说明为什么虽然人类一直希望认识和控制风险，但直到现在也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改变风险存在和发生的条件，降低其发生的频率，减少损失程度，而不能也不可能完全消除风险。第二，某一具体风险发生的偶然性和大量风险发生的必然性。任何具体风险的发生都是诸多风险因素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随机现象。个别风险事故的发生是偶然的、杂乱无章的，但对大量风险事故资料的观察和统计分析，发现其呈现出明显的运动规律，这就使人们有可能用概率统计方法及其他现代风险分析方法去计算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同时也导致风险管理的迅猛发展。第三，风险的可变性。这是指在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各种风险在质和量上是可以变化的。随着项目的进行，有些风险得到控制并消除，有些风险会发生并得到处理，同时在项目的每一阶段都可能产生新的风险。第四，风险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大型开发项目周期长、规模大、涉及范围广、风险因素数量多且种类繁杂致使其在全寿命周期内面临的风险多种多样。而且大量风险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错综复杂、各风险因素之间与外界交叉影响又使风险显示出多层次性。

④、项目控制执行阶段。项目控制执行阶段主要是进行进度控制、成本控制和质量控制。项目进度控制是依据项目进度计划对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进行控制，使项目能够按时完成。有效的项目进度控制的关键是监控项目的实际进度，及时、定期的将它与计划进度进行比较，并立即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其内容包括：对造成进度变化的因素施加影响，确保得到各方认可；查明进度是否已经发生变化；在实际变更发生时进行管理；进度控制应和其他控制进程紧密结合，并且贯穿于项目的始终。项目成本控制是指项目组织为保证在变化的条件下实现其预算成本，按照事先拟订的计划和标准，通过采用各种方法，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进行比较、检查、监督、引导和纠正，尽量使项目的实际成本控制在计划和预算范围内的管理过程。项目成本控制是以项目各项工作的成本预算、成本基准计划、成本绩效报告、变更申请和项目成本管理计划为依据；以成本变更控制系统、绩效测量、补充计划编制和计算机工具等方法进行的。现在很多公司认为公司的职员对质量问题负责，而并不是管理层的责任，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全面质量管理强调追求顾客满意、注重预防而不是检查，强调管理层对质量的责任以及全员参与，持续改进。质量控制是以工作结果、质量管理计划和操作定义和检测列表为依据；以检验、统计抽样、核对表、排列图、直方图、散点图、控制图、流程图、趋势分析和6δ管理法为工具进行的。

⑤、项目收尾阶段。项目结束时，项目经理要将最终系统方案提交给用户，完成项目所有的提交件，收集项目全部信息并结束项目，完成或终止合约，签署项目结束的相关文件。项目结束时，依然要开会，主要有七大主题：技术绩效、成本绩效、进度计划绩效、项目计划与控制、项目沟通、识别问题与解决问题、意见和建议。同时也要总结经验教训。而项目团队得到客户满意评价的最好方式，是向客户提交一份项目满意程度调查报告，从客户那里得到好的反馈，作为公司项目成功完成的案例证明。

德鲁克说过：如果你理解管理理论，但不具备管理技术或运用管理工具的能力比较低，你还不是一个有效的管理者；反过来，如果你具备管理技巧、能力，而没有掌握管理理论，那么你充其量是一个技术员。为了能成为优秀的IT项目管理经理，感谢王如龙先生分享《IT项目管理:从理论到实践》这本书，它让我比较系统地学习和领会了信息系统项目管理的知识和技能，也为今后的工作建立了一定的思路和方法。

三、附评 范玉顺、王仰富和王如龙等先生们都是热爱学问而有学问，热爱信息化理论和实践而分享企业信息化战略方法、IT治理与项目管理方面的卓越学者。他们著书的内容涉及计划优化、流程优化、产品优化和配方优化及建模方法与模型自动生成技术；MIS、CIMS、ERP、POS、ASP、SOA系统与平台的研发；软件工程、IT项目管理、需求工程理论与方法研究。他们不但是这方面的专家，更是把笔墨水投向实际工作的人。他们的笔是一座桥，从他们的内心到读者内心，交流互通，如响斯应。推销钢琴的广告有一句话：「学琴的孩子不会学坏」，意思是说音乐能净化人的心灵，提高人的境界，使人发现并追求较完美的模式。我也要说，熟读这些书的人也不会学坏，至少能避免少走弯路。

中国多几本这样的书，就可以促进信息化工作者少走很多弯路。

四、参考书目

1、《IT项目成功秘诀》（美）Jumes Perise 著 李振宏 苏华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IT执行力－－项目管理实践》刘慧 陈虔 等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第三篇：朱苏力：从契约理论到社会契约理论

朱苏力：从契约理论到社会契约理论

提交者: humanities.cn 日期: 2008/12/06 阅读: 207 作者:朱苏力

摘要:本文无意讨论国家学说本身，而是以社会契约论为例，用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来探寻一种理论何以能够产生，又何以能够为社会所接受。

Tag: 朱苏力 社会契约论 法理学 法学理论知识社会学 国家学说 作者简介: 朱苏力 苏力（朱苏力），祖籍江苏东台，1955年愚人节（因此很不聪明）出生于安徽合肥（但一直很瘦）。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测绘（最高军职为班长），1976年6月退伍后当测绘工人，游山玩水8年，喜好写点新诗，一度想当诗人。1978年因高考成绩不佳，不幸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注：当时录取分数最高的是文史哲），仍不好读法律书，每每歪曲马克思的话（大意是“我总是把法律放在哲学和历史之后”）为自己的不务正业辩解。终于于1982年获得法学学士，并考研成功；但似乎又别有所思，赴广东海关分署“从政”。两年后二度考研，再次“混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于张国华教授门下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一年后，赴美自费公派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获LL.M（1987，美国商法与税法）、M.A（1992，美国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学位。实验生活多年，几度见异思迁，专业换了不少，飘流各地（包括海外），似乎才觉悟自己别无所能，只能读书、教书。1992年归国，任教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聘讲师（1992）、副教授（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导师（1997）。社会契约论是16世纪以来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极有影响的一种国家学说，它的兴起与西方的契约文化传统、与西方的社会变革，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日益发展的契约经济有着密切联系。大量增加的契约现象不仅是可供构建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借用的理论资源，而且为人们普遍认同以契约来解说各种关系——其中包括国家——创造了一个社会接受条件。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使神权、教会权力和许多传统受到了挑战，宗教改革运动和近代专制政体的出现呼唤着新的国家理论。契约所具有的世俗性，它所隐含的平等、自由、功利和理性的原则完全有可能作为一种新的模式被用来构建国家和社会。霍布斯、洛克正是把一般的契约理论作为原型和隐喻，细致地、富于创造性地论证了国家的发生及其权力的合法性。普通契约理论与社会契约学说在前提、模式和原则上都是一致的。由于所处环境和自身经历的差异，霍布斯、洛克二人的主张分别带有绝对主义（集权）和自由主义（分权）的倾向，他们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对社会契约缔约各方的分配（认定）也很不相同。这种国家学说并非不证自明的永恒原理，其合理性就在于它是与特定的经济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从更广阔的理论层面上看，家国说、社会契约说等国家理论都是某种系统化、理论化的隐喻。我们可以并且应当重新理解中国传统的“家国说”的合理性，可以利用本土资源来创建新的国家学说。当然，过分依赖基于任何一种隐喻的国家学说，都会限制人们的想象力和理论创造力。

一位挑水工一天忽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扁担挑水？他的结论是：用金扁担！

——民间笑话

一、问题及其意义

自然法学派的国家观，特别是社会契约的思想，是人类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发展，也是国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这一国家观念对于近现代西方国家和法律的组织构成、功用分析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性作用。时至今日，自然法学派的关于自然状态以及国家的社会契约论的描述在经受了许多学派的批判之后，已经被众多学者放弃〔1〕。即使如此，那种关于国家是一种社会契约的思想仍然存活在西方许多思想家的著作中〔2〕。更重要的是，这一观念已经融入西方政治法律活动的实践，并且成为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是难以凭借理论的否证就能使人们对之加以拒斥的。

然而，有一个问题仍然需要回答，这就是这种国家观是如何形成的，又何以能够成为一种社会实践话语。一些西方学者将之归于自然法学派的一些伟大思想家个人的远见卓识，归于他们个人的影响力。但是，从接受理论的角度来看，一种思想之所以能够为人们所接受，与作者本人的关系也许并不那么大，而是与读者的知识结构有关。把这一观点推及社会契约理论，我们则可以说社会契约理论的被接受更多地与一个时代的需求、与这个时代人们的前见有关。因此，过分强调思想家个人的作用或多或少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本文正是在充分意识到理论发生的经济、政治背景的重要性的同时，试图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探求作为一种国家学说的社会契约论的发生和被接受何以可能（因此不必定是对历史的描述和真实再现，而是一种探求性解说），并由此引申开来，探求思想传统、知识的社会结构对一种理论的发生和接受同时具有的促成性和制约性影响。换句话说，本文无意讨论国家学说本身，而是以社会契约论为例，用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来探寻一种理论何以能够产生，又何以能够为社会所接受。

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命题，是基于下面这样一些学术思考。

首先，尽管许多西方学者使用了社会契约的观点来论证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国家发生论。在中国，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通过家庭这个模式得到证明的，国家被认为是家庭的扩大。尽管许多中国学者将家国说归结为中国传统国家学说的特点，但这实在是由于对西方政治学说史知之较少，或为批判中国文化而作出的虚构。仔细阅读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就可以发现，大量的西方学者——包括本文将论及的社会契约论者 ——都曾以家庭为模式论证过国家发生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合理性〔3〕。这表明，社会契约论和家国说都只是证明国家发生及其合理性的模式或话语之一，在这种意义上两者并不具有绝对的和脱离语境的优劣高下之分。此外，在西方思想史上，社会契约模式也并不是唯一的模式。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自然发生论，柏拉图的国家社会分工论，后来中世纪社会的神权政治理论，都在自然法的社会契约国家发生理论占统治地位之前有很大影响。尽管有关社会契约的某些观点一直存在，但影响不大，最多只是诸种国家理论之一。因此，为什么社会契约的国家学说会在 17、18世纪从默默无闻而变得走红，取代了先前的国家学说并成为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的基石？为什么在中国却一直都是家国不分的国家学说占主导地位？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

其次，近年来，由于经济社会的变革，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重新重视并强调社会契约派的国家法律学说〔4〕。理解、发掘这一学派的思想和潜在意义，对于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用契约说来解说国家和社会，这种解说对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形成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试图论辩，这种国家学说的兴起，是与西方的社会变革，与西方的契约文化传统，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日益普遍的契约经济的发展有一定联系的。契约活动大量增加，契约现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最普遍、最基本的现象，它不仅成为构建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一种可供借用的理论资源，而且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新的“格式化”，为人们普遍接受以契约解说各种关系——其中包括国家 ——创造了一个社会接受的条件。因此，我倾向于认为，社会契约的国家学说，主要是对秩序正当化的一种论说方式，而不是这种秩序的建立方式。当然，这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它们是相互影响的。

因此，这也就意味着，作为理论资源，契约自由的思想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近代社会契约国家观的唯一来源。其他许多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变化都对近代以契约为模式的国家学说的产生和确认具有不可低估甚至是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5〕。换言之，仅仅有契约自由的思想并不必然导致近代社会契约国家学说的产生。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承认契约自由的思想为社会契约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根本的或基本的模式。

我的论文大致组织如下。首先，我将论述，在社会契约派出现前后，由于种种原因，社会要求一种新型的国家发生学说来支持国家权力的正当化和合理化。然后，在分析理论需要传统资源的前提下，我将简单分析契约自由原则，并对西方契约自由的发展作一个概要的介绍。随后的两节，我将以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学说为例，分析社会契约学说与普通契约学说在模式和前提条件上的一致性，以此表明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发生学说与契约自由原则在理论上的一致性。最后，我还将就此研究的意义和启示作一些理论的分析和总结。

二、社会契约论发生之时代背景

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学说的发生是时代的需求。在近代以前，尽管也有一些思想家讨论了“国家”产生的问题〔6〕，但国家学说相对地讲并不像近代社会那么重要。这主要是因为那时西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除了一些以武力建立的帝国之外，大多数“国家”都是较小的城邦国。在中世纪，罗马教皇的权威至高无上，经院哲学论证了世俗的政权必须服从教会的权力。既然政权要服从于神权，国家学说相对地讲也就不具有近代以来那样的重要意义。同时，由于传统的力量，许多起初似乎“不合法”、不合理的事物都往往可以由于时间的流逝而获得其合法性和正当性〔7〕。中世纪那种政权组织形式在地域上分布极宽，在时间上持续甚久，这就很容易成为一种“自然的”、理所当然的事物而不会受到怀疑。

从16世纪开始，西方进入了近代社会（或称“现代社会早期”），传统的国家学说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历史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新的国家组织方式及其存在理由都要求有新的国家学说来为其提供正当化的根据。

许多学者指出，这一时期西方出现了对后代有重大影响的三个变化〔8〕。首先是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一系列极其伟大的科学家连续诞生，如哥白尼（1473—1543）、开普勒（1571—1630）、伽里略（1564—1642）以及牛顿（1642— 1727）。这些伟大科学家的发现——如日心说、关于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以及关于物理运动的一些基本定律和规律——并非有意对宗教神权提出挑战〔9〕，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却否定了宗教神权的一些基本假设或信仰，危及了教会的权力和神权，并进而危及了基督教教义中所规定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因此，即使是一些主张宗教改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当时也纷纷谴责哥白尼的日心说〔10〕。

不仅是神学，作为社会秩序另一支柱的传统也由于科学的发展而受到了挑战。例如，不同重量的物体自空中降落的速度是不同的，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无人怀疑的信条，而伽里略却怀疑了，并以实验对它进行了证伪。这表明传统已不再是秩序的基础。

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中，而且反映在社会思想和人文研究中。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开始，学者和思想家就力图摆脱宗教的眼光而用人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主张尊重事实，而社会也在日益世俗化。例如，霍布斯在《利维坦》的前十章中对人的分析所用的完全是运动定律。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则采用了几何学的推理方法来研究哲学、构造体系。在他那里，神等于自然，等于实体，其结论实际上是没有神，实体是由自然律决定的〔11〕。尽管今天我们对那些近乎奇谈怪论的观点或论述方式感到十分荒唐，但正如罗素所说，这里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科学家们具体提出和相信了什么，而在于他们是如何和为什么相信的〔12〕。换言之，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隐含着的社会变革因素。

不仅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对宗教神权提出了挑战，教会内部也对罗马教皇的神权提出了挑战。这就是当时第二个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宗教改革运动。这虽然是一个短暂的历史运动，对后代却有很大影响。当时欧洲的宗教精神还很强大，人们普遍信仰上帝和教会，把个人的拯救寄托在上帝和教会身上。但是，马丁•路德（1483—1546）在德国，加尔文（1509—1564）在英国、法国和苏格兰都提出并论证了个人信仰自由。他们仇恨罗马教皇，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宗教组织，对宗教进行了改革〔13〕。这种做法尽管是出于宗教的原由，但客观上对破坏传统神学的权威、确立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经济活动自由起了重大作用。马克思因此称路德破坏了对权威的信仰，而恢复了信仰的权威〔14〕。因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弗罗姆说，路德的学说是现代社会中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以及政教分离发展的一个源泉〔15〕；而韦伯则认为加尔文的新教伦理促成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开始了一个近代理性化过程〔16〕。

第三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是强调国家主权。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中世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有效性几乎完全局限于本乡本土。这是交通工具不发达必然带来的后果。幅员辽阔的领土是无法管理的，除非采取联邦制，允许各个地方实体有广泛的独立性。贸易也主要是地方性的，甚至在有些地方贸易只限于某些特定的商品，经过固定的路线运到被垄断的港口和市场”〔17〕。这种地方性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显然不能适应商人们的要求，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因此，一方面为了反对教会对政治权力的干预，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战争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统一的市场，商人和市民阶层都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世俗国家。“到16世纪，所有王国政府都有意识地执行一项开发国家资源、鼓励国内外贸易和增强国力的政策”〔18〕。政策的转变必然要求权力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也必然要求一种正当化的理由。

因此，早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马基雅维利就主张国家的统一，甚至主张用武力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制〔19〕。布丹（1530—1596）更加全面地阐述了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他认为主权是在一个国家内进行指挥的绝对的永久的权力，是国家的最明显的标志，没有主权，国家就不成为国家。国家主权具有永恒性，它本质上属于国家而不属于政府。政府是可以变化、更替的，但国家是不变的。国家主权具有无限性，即在国家的范围内，主权绝对支配自己的国家和国家的臣民。国家主权具有至上性，主权不受法律的约束，恰恰相反，它是法律的渊源〔20〕。其他思想家（如格劳修斯）也认为，所谓主权，就是说这种权力的行为不受另一种权力的限制，不会被任何其他人类的意志随意认为无效。其后的霍布斯等人也都谈论过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和不可转让〔21〕。

不仅是理论上如此，从实践上看，西欧各国当时先后出现了近代的专制政体。到16世纪初，君主专制政体已经十分普遍，中世纪的机构、体制到处都在土崩瓦解〔22〕。

中世纪机构体制的土崩瓦解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政权组织方式变革之必然，但是这种变革至少在初期并不能自发地获得合法性，即获得人们下意识的、习惯性的认可和认同，因为它与传统的理论和实践都是相悖的。新政治秩序的建立，需要一种合法性，需要有力的论证，需要形成一种新的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的互动。人们不能仅仅主张国家主权至高无上，或主张重新构建政治秩序，而必须以一种为多数人所容易和能够接受的，且比较便利的方式论证国家主权为什么是至高无上的，它将如何构建，以及它的基础是什么。但是，在神权衰落、人们对传统提出疑问和挑战的环境下，思想家不能采用传统的神学来作有效论证，他们也不能仅仅声称、甚至根本无法声称传统就是如此。因此，这种论证就必须是“理性的”，必须诉诸人们的常识，同时又必须依赖人们现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23〕。人文主义和科学的发展、科学原理的发现和科学方法的发展、世俗商业文化的发展为这种新论证提供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工具和有利的社会条件。

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这段历史，就可以看到，此时在欧洲社会中出现了一系列思想家，他们面对传统的国家合法性理论话语丧失的现实，以世俗理性为指导，利用不同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新的社会设计和合法性的论证，并试图以这些设计方案重新塑造社会和国家〔24〕。而社会契约论的国家学说，从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到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社会契约论》都是这一时代背景图上的一笔。

必须指出，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关于国家的理论构想，其内容是各不相同的。在今天看来，有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有的是符合资产阶级理想的共和国；有的主张绝对君主制，有的主张权力制约的民主制，有的主张人民主权；有些只是历史上的一个思想浪花，而有的则似乎进入了现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历史实践，成为今天仍在继续起作用的制度。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习惯地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这样的标签来对这些思想家进行分类，如果我们不是从后来的发展结果去对他们加以评价，而是将这一切思想论述都放在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下，那么就可以说，这些思想在当时都具有空想的性质。我们还可以发现，所有这些思想家都在提出各种新的国家学说，都在为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为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和程度提出某种论证。同时，他们实际上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潜在的思想，即：国家不是神创造的；国家应按照人的理想、人的知识来设计、创造；国家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的，其中形式最激进、激烈的重建就是革命；理性是构造国家的原则。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在纷繁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法学和政治学的趋势，即重新构建国家学说，重新设计理想国家，重新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正当化的理由。

任何一种学说都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的确是人们自己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在自己随心所欲地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这种创造，这些条件和前提包括经济、政治和思想传统〔25〕。思想学说的创造也同样如此。即使在相同或相近的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中，由于不同学者的经济政治生活、文化传统甚至教育状况的具体差异，可供他们利用的理论资源必然有所不同。正是依据了不同的资源，他们才构建出不同的国家学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社会中已长期存在并日益普遍化的契约实践和思想为一些后来被称为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思想家提供了宝贵、实用且易于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理论资源，用以构建现代国家学说。

三、契约和契约精神

在研究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学说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西方社会中关于契约的历史实践和其中体现的思想加以分析，然后再讨论契约及其潜在含义又是如何作为理论模式和理论要点而影响了自然法学派关于国家的社会契约论思想。

契约交易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因此关于契约的思想在各种文化中都是古已有之。但是，这种传统在西方似乎格外强烈。在后来成为西方文化之“灵”的犹太文化中，圣经就被视为犹太民族与上帝耶和华的一种契约，而犹太人之所以受苦受难，一种传统的犹太文化解释就是因为犹太人违背了契约。这种思想在经由基督教的传播而进入欧洲大陆，特别是进入罗马之后，又通过罗马法中固有的契约思想而得到强化，或者反过来说强化了罗马法中的契约思想和欧洲人的契约意识〔26〕。

法学家一般认为，罗马法最早概括且全面反映了契约自由的原则，并对后世西方的法律制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3世纪欧洲复兴罗马法时期，在后来被称为民法法系的国家中，罗马法的原则就获得了普遍认同。在欧洲大陆，从12世纪玻伦亚大学研究和教授《国法大全》开始，13世纪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14世纪的德国纷纷建立大学，法学教育在这些学校里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玻伦亚大学开创时仅有的一个系就是法律系，其他大学也都设有法律系，而在各大学的法学教育中，首先都是讲授罗马法，其次才是讲授教会法。至于本国法的讲授，不仅地位次要，而且开始较晚〔27〕。与此同时，各国法学家都承认注释罗马法的注释法学派。“在罗马法精神和注释法学派的熏陶下，一个崭新的法学家阶层在西欧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民法法系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28〕。

在罗马法复兴和注释法学流行的背景下，欧洲普通法（JusCommune）形成了。法学家把罗马法的概念、原则、制度和精神运用于当时各国具体的社会实际，探讨解决他们所面对的法律文书规则问题的各种方法〔29〕。随着西欧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主权观念的兴起，这种普通法作为超越国家和地区而起作用的法律体系，其地位有所下降。即使如此，它的影响却以新的形式维持着，甚至还得到了加强。这就是欧洲历史上的“罗马法的接受”〔30〕。

在英格兰，罗马法的影响尽管没有在西欧那么强大，但在都铎王朝（1485—1603）时期，由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复兴，罗马法也引起了英国法律界的兴趣，罗马法知识得到了广泛传播，其原则也被运用到衡平法、商法当中去了。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在英国讲述罗马法。英国一些著名的普通法权威法学家，如布拉克顿、黑特尔顿、斐利摩尔等人都受过罗马法的熏陶，许多大法官也都熟悉罗马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英国商法的创制者曼斯菲尔德曾大量研究罗马法文献，他认为英国商法体系就是以罗马法，特别是契约原则为基础的〔31〕。马克思曾经谈到：“当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起初在意大利随后在其他国家）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后来资产阶级强大起来，国王开始保护它的利益，以便依靠它的帮助来摧毁封建贵族，这时候法便在一切国家里（法国是在十六世纪）开始真正地发展起来了，除了英国以外，这种发展到处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的。但是即使在英国，为了私法（特别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诸原则。”〔32〕

罗马法，特别是其中的契约原则在欧洲的复兴和传播，使得契约思想成为人所共知的一种理论资源。由于这种思想是与日常经济生活中的许多基本活动相联系的，它很容易渗透到普通人的心中，成为“理所当然”和“不证自明”的常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观念获得了一种“自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处理相互关系的“天然的”基本原则之一。

然而，即使契约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基本范畴，也并不意味着契约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提出某种国家学说所依据的原型。从一般的契约到把国家想象为一个契约，需要跨越一个巨大的鸿沟，因为二者在直观上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要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沟通起来，并从中发现共同性，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就必须有一种被福柯称为“异中求同”的欲望和能力，而福柯的一系列知识考古学研究恰恰表明，16、17世纪欧洲社会中的主导话语就是这样一种“异中求同”的欲望。这一时期的科学迷恋于“类似”，试图发现任何特定对象之间的彼此相似程度，并借此建立一种“事物的秩序”〔33〕。不难看出，社会契约论发生在这一时期又是与这种占主导地位的“迷恋类似”不可分离的。

契约的常规性和这一时期的“迷恋类似”固然为社会接受契约观念并使它能够延伸到其他领域创造了条件，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人们会问，别的事物——比如说家庭——为什么没有成为新的国家学说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家庭比契约更为常见，至少也与契约同样常见。因此，更重要的也许是契约体现出来的一些原则在某些方面适合当时思想家对其理想的社会和国家的一些朦胧想法，并有助于澄清和强化这些想法。这样，我们就必须研究契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些原则或逻辑。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看到契约原则在哪些方面可能影响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学说的构建。

一般说来，契约是一种交易各方同时为获得更大利益而进行的基于平等地位的一种自由交易，各方并因此而建立起一种权利义务关系。这是一种非常世俗和常见的活动。按照民法的理论，契约或合同的原则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契约是建立在相互意见一致的合意基础之上的〔34〕，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才对所有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并由此导出契约必须信守的结论。其次，契约是当事人不受干预和胁迫地自由选择的结果，它包括缔约与否的自由、选择缔约方的自由、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和选择缔约方式的自由。任何第三者，包括作为立法者和司法者的国家，均应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合意。

除了强调自由之外，契约原则还隐含着交易各方地位平等的精神。这是合同区别于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管理的重要标志，是契约关系的内在要求，而且这一原则与自由原则是相辅相成的。由于没有双方地位的平等，就不可能有自由的意思表达，因此，契约双方地位平等是契约发生的一个重要理论假定。

上面两个原则是一般民法教科书中早已确认了的。然而从制度和功能的角度来看，上述分析还是不够充分。现代的法律经济学指出了契约的另一个特点，即契约是立约人在立约时认为对双方均更为有利的一种交易。法律经济学认为，没有这一条件就无法说明为什么人们会进入契约。换言之，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这种交易至少会使一方的利益有所改善。这是契约发生的前提条件。必须注意，这种“对双方有利”只是在交易前双方的理性预期，而不必定是交易的实际后果。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订立契约之时，双方的预期被后来的现实所打破，以至交易或契约一方无利可图、利益受损，甚至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失。但是，即使出现这种情况，也并不能改变契约发生的上述基本前提〔35〕。

由此可见，契约具有世俗特性，它隐含了平等、自由、功利和理性的原则。以契约作为一种构建组织秩序的方式，与中世纪秩序组织的神权色彩以及以命令为特征的社会和权力组成方式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契约模式有可能作为一种新的基本模式被用来构建国家和社会。后文将指出，契约的所有这些特点在社会契约论的国家学说中都明显地体现了出来，并构成了这一学说的基础。

然而，上述条件的总和仍然只构成一种学说发生的可能性。要真正把一种经济活动的原则和方式升华到一种社会和权力组织方式，升华为一种比较完整的国家理论，就不可能简单照搬一般的契约学说，而必须在理论上加以补充、修改、完善，并辅之以其他必要的学说。这种工作是由许多自然法学家逐步完成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论及，本文将主要以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法社会契约思想为范例加以分析。

笔者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我们知道，从古典自然法学派中主张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家来说，最有影响的也许就是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一定意义上的格劳修斯、斯宾诺莎和孟德斯鸠。一般认为，霍布斯是近代社会契约说的主要创始人和系统阐述者，而洛克的学说对社会契约理论的确立和后代政治实践的影响更为巨大〔36〕。相比之下，格劳修斯、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则较少系统论及社会契约。最值得争议的也许是卢梭。卢梭无疑是最重要的自然法学派思想家之一，他有一部著作甚至题名为《社会契约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学者认为卢梭与其他自然法学派学者之间在观点上有相当大的距离。首先，卢梭自己就在著作中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假定，而不是如同霍布斯和洛克那样把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作为一种历史的真实来信赖。换言之，卢梭只是为了理论表述的方便，为了接近读者而运用了当时极为流行的自然法学派的那一套语言〔37〕。其次，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中都谈到了国家发生的问题，但却表现出强烈的不一致〔38〕。在前一书中，国家被卢梭说成是富人欺骗穷人的产物，不是一种契约的产物，因此是不平等的加深；而在后一书中，卢梭又规范式地讨论了如何通过契约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主权国家。两者的不一致，使我们无法确认卢梭究竟是如何认识国家发生问题的。第三，卢梭尽管强调平等，但这种平等不同于英国式的平等。在英国，平等是建立在自由和独立意义上的，而卢梭强调社区情感，强调共同体，强调一个人首先是公民，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人。由于这些差异，一些学者认为，卢梭是自然法学派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人物，他既把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说推到了高峰，同时又开始从根本上摧毁原先的自然法传统。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卢梭是近代集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之父〔39〕。因此，我经过斟酌，决定不以卢梭作为社会契约说的范例来研究，而集中分析霍布斯和洛克。

这种选择的另一个理由是，在一个学派形成的过程中，其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他要提出的是全新的话语（例如柏拉图、尼采、维特根斯坦等人），或几乎是全新的话语（例如这里的霍布斯）。他将把一个原型作为隐喻延伸到一个新领域，但既然这两者之间本来没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或者说人们还没有意识到那种他们后来习以为常的相似性），或具有无穷无尽的相似性，对普通人来说一时就很难理解两者的种种相似〔40〕。因此，由一种理论的奠基者第一次指出的那种相似性及其有关论述，就具有首先“格式化”和理论定向的作用。即使他仅仅指出了一个或某几个相似点，而接受这一隐喻的人们就会在此后不断努力发现一些新的、被首创者忽视的相似点。社会契约国家学说尽管不是霍布斯的独创，但他是第一个系统阐述者，因此具有特殊意义。而洛克，作为一个后来者，则从这一隐喻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相似点。从这一角度分析这两位学者，具有理解理论是如何借助同一隐喻的不同侧面而演化蜕变的意义。

况且，这两位学者在另一层面的近代国家学说分类上也具有代表性。霍布斯是近代国家学说中的绝对主义（absoultism）的代表，主张集权；而洛克是近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主张分权。因此，分析这两位对国家权力持不同主张的学者，能够从中发现一般契约思想对他们的影响，这就更足以说明本文的基本观点，并给我们以其他启发。

在下面的两节中，我假定读者大致熟悉霍布斯和洛克关于国家产生的一般观点，以节省篇幅集中讨论与本文中心命题相关的要点。

注释：

〔1〕实际上，在自然法学派学者当中，已经有人开始对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发生理论提出了批判，其中最典型的是卢梭。尽管卢梭也阐述了“自然状态”、“自然法”和“社会契约”，但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假定，一种推理的便利。他强调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法与霍布斯和洛克所强调的都很不一样。例如，卢梭强调自然状态下人们的团体感，而不是霍布斯和洛克等人所强调的个人性，他强调感情而不是理性（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在卢梭之后，有休谟的批判，有英国保守主义者伯克对自然法学派国家发生理论的批判。伯克就认为，如果国家是一种社会契约的话，那么也是各代人之间的一个契约，这一观点实际上否认了社会契约的理性创造国家说，而趋向于把国家视为一个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是由特定的环境、条件、性格、气质，以及人民的道德、民俗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参见 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TheBobbs-Merrill Company，Inc.，1955）；而另一位著名的英国思想家弗格森则明确指出，“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文明社会史随笔》，转引自哈耶克《自由主义和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此后还有历史法学派的批判（参见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功利主义学派的批判（参见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以及实证主义学派的批判。所有这些学派或人物都从不同角度证明了自然法学派观点的不能成立。

〔2〕当代最著名的基于社会契约论的研究，也许是罗尔斯的《正义论》（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3〕例如，柏拉图在《法律篇》（参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2—1113页）、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君王正是家长和村长的发展”，《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页）里，都是以家庭为模式讨论国家问题的，洛克（参见《政府论》，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9页）、休谟（在君主制下，“国王安居于他的臣民之中，像父亲生活在自己的孩子之中一样”，《谈公民自由》，《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9页）亦然。据语源学考证，希腊文中的“王”一词源于梵文中的“家长”一词（转引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6页，注2）。美国人则称华盛顿等人为“国父 ”（FoundingFathers）。即使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还是认为随着美国社会的工业化，美国总统的职责也应发生变化。他把总统理解为美国的“管家”，而不能“无为而治”。显然，这个“ 管家”背后的隐喻就是国家即家庭（参见Alfred H.Kelly，Winfred A.Harbison and Herman Belz，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ItsOrigins and Development，6th ed.，W.W.Norton ＆ Company，Inc.，1983，p.421）。

〔4〕例如李仁玉、刘凯湘合著的《契约观念与制度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便阐述了有关的观点。

〔5〕例如，马克思和许多思想家都论证过摆脱了封建约束的独立个人是现代资本主义发生的重要条件（参见Erich Fromm，Escape fromFreedom，Avon Books，1965，特别是其中的第三章），而这也是社会生活普遍契约化，以至社会契约论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

〔6〕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自然发生论（参见《政治学》，第7页以下），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参见《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页以下），又如圣奥古斯丁的两个城市的学说。

〔7〕许多学者都指出了这一点，例如伯克（参见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5 页以下）。萨维尼也曾指出，“一切‘所有权’都是因‘时效’而成熟的‘它主占有’”（转引自梅因《古代法》，第 144页）。

〔8〕参见Bertrand 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A Touchstone Book，197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

〔9〕例如，哥白尼由于顾忌日心说与教会传统说法的矛盾，一直等到去世那年才出版他的著作，并且采取了两个保护性措施。其一是说他的观点只是一种“假说”，而不是事实；其二是他将此书题献给了罗马教皇，从教皇那儿获得了一种“保护色”（参见Russell，A Historyof Western Philosophy，p.526）。因此，日心说直到伽里略那里才真正引起了教会各派的谴责，包括主张宗教改革的各位思想家。但是，伽里略所反对的也并不是基督教神学，而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本体论传统（参见德雷克《伽里略》，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牛顿尽管处于一个不同的时代，但也在他的宇宙中给上帝留下了一个位置。

〔10〕例如，当路德听说了日心说以后，大为震惊，说：这位傻瓜想把整个天文科学颠倒过来！神圣的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命令太阳稳定不动，而地球要运转。加尔文也愤怒地问：谁胆敢把哥白尼置于圣经的权威之上？

〔11〕有关16至18世纪自然科学世界观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影响，参见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2〕参见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p.527。

〔13〕关于路德的宗教改革，参见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第二编，孔祥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关于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及其对西方近代社会思潮的影响，参见李平晔《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14〕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1页。

〔15〕参见Fromm，Escape from Freedom。

〔16〕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7页以下。

〔17〕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6—397页。

〔18〕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7页。

〔19〕参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20〕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462页以下。

〔21〕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447—448页。

〔2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8—390页（“近代专制主义”一节）。

〔23〕哈贝马斯认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必须依赖于理论的证明。他认为，近代国家秩序的合法性证明是用一种科学自然律的论证手段代替了传统的神学论证和本体论论证的策略（参见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190页）。

〔24〕例如，在1610年出版的《新大西洋岛》这本被称之为“乌托邦”的小说中，培根（1561—1626）描述了一个理想国。康帕内拉（1568—1639）的《太阳城》幻想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独立的公有制国家，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国家统一组织生产，产品归公，按需分配；贤人治国、政教合一；同时实行基于优生学原则的婚姻制度以及普遍的义务教育。哈林顿（1611—1677）于1656年出版了题为《大洋国》的政治小说，以大量虚构的细节描写了一个理想的法治国家。温斯坦莱（1609—1652）在1652年出版的《自由法》中尖锐地批判了私有制造成的罪恶，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宣传了原始平等的共产主义思想。然而，最早的且最为我们所熟知的也许是莫尔（1478—1535）的《乌托邦》。在实践上，我们还可以看见加尔文在日内瓦参与建立的那种强调理性化的神权共和国。

〔25〕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参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478页。

〔26〕这里的因果关系很难分清。由于资料和时间有限，在此不能也无法详细讨论，但无论如何，这种思想对西方社会中普通民众契约意识的形成是具有一定作用的。

〔27〕参见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页。关于具体的事实可能有争议，这里的引证并不试图确认事实，而仅仅是旁证。

〔28〕由嵘等：《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208页。

〔29〕参见由嵘等《外国法制史》，第209页。

〔30〕参见由嵘等《外国法制史》，第210页。

〔31〕参见由嵘等《外国法制史》，第142页； 参见梁治平《英国普通法中的罗马法因素》，《学人》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47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页。

〔33〕参见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Random House，1970.应当指出，福柯分析的只是后来形成学科的语言学、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发生，而从契约发展到社会契约的学说却没有形成一个学科，因此福柯的分析在此也许并不完全适用。但在我看来，福柯著作展示的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知识型。例如，本文中提到的霍布斯用运动力学来解释人的情感、欲望也是这种迷恋类似的体现。福柯著作中讨论的是那些最后形成了学科体系的异中求同，而从契约类比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以及霍布斯对人的情感、欲望的力学解释只是没有最终形成独立学科的异中求同。

〔34〕对此，当代学者在法理学上是有争议的（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7—318页）。

〔35〕关于对合同的经济学分析，参见波斯纳Economic Analysisof Law，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92年英文第四版； 参见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36〕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04页。

〔37〕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58—659页。

〔38〕沃恩曾评论说，“《论不平等》表现了毫无顾忌的个人主义，《社会契约论》则表现了同样毫无顾忌的集体主义”（转引自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50页）。

〔39〕这是西方学者的普遍看法，早期的阿克顿勋爵就认为卢梭是绝对统治论者（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 页；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和Russell，A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中关于卢梭的讨论）。

〔40〕关于这一点的更详细的论述，参见唐纳德•戴维森《隐喻的含义》，牟博编译《真理、意义、行动和事件》，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04页。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社会是一个契约”这个命题是一个隐喻还是一个明喻？“社会和契约一样都是合意的产物”，我认为是一个隐喻。霍布斯在提出社会契约论时曾把社会与契约作了多次类比。因为按照戴维森的分析，“明喻说的是存在一种相似性，„„隐喻并没有明确断定一种相似性，可是，倘若我们把它接受为一种隐喻，（人们）就又被诱使去寻求一些共同特征”（戴维森：《隐喻的含义》）。从契约理论到社会契约理论（下）作者简介: 朱苏力

苏力（朱苏力），祖籍江苏东台，1955年愚人节（因此很不聪明）出生于安徽合肥（但一直很瘦）。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测绘（最高军职为班长），1976年6月退伍后当测绘工人，游山玩水8年，喜好写点新诗，一度想当诗人。1978年因高考成绩不佳，不幸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注：当时录取分数最高的是文史哲），仍不好读法律书，每每歪曲马克思的话（大意是“我总是把法律放在哲学和历史之后”）为自己的不务正业辩解。终于于1982年获得法学学士，并考研成功；但似乎又别有所思，赴广东海关分署“从政”。两年后二度考研，再次“混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于张国华教授门下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一年后，赴美自费公派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获LL.M（1987，美国商法与税法）、M.A（1992，美国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学位。实验生活多年，几度见异思迁，专业换了不少，飘流各地（包括海外），似乎才觉悟自己别无所能，只能读书、教书。1992年归国，任教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聘讲师（1992）、副教授（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导师（1997）。

四、契约理论和绝对主义国家学说——霍布斯

霍布斯在《利维坦》的第13章“描述”了从自然状态到国家产生的过程〔41〕。对于我所要论证的本文中心观点来说，这些描述本身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据此揭示霍布斯如何借助了普通契约理论，却又将之隐藏在关于社会契约形成的“描述” 中。前面已经提到，依据契约学说，契约之达成首先必须是交易各方都预期有利；其次，必须是交易各方自由的理性选择，这种自由的理性选择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这种平等包括所交换的物品在价值上的大致平等。我将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和分析，证明这些预设条件全都以某种方式隐含在他的文字叙述之中。

首先，要使契约之说得以成立，他就必须论证：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霍布斯在书中的确花费了相当大的篇幅论说大自然如何使人具有大体一致的身体的和精神的力量〔42〕。这似乎仅仅是在描述自然状态，但从他的理论构成来看，这种描述甚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平等，那么他就无法以契约理论来解说国家的发生。但是，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吗？我们不能未加验证地接受霍布斯要求我们当作事实接受下来的这一假设。如果以现实的眼光观察社会，我们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智力、能力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别。作为一个清醒的、无情的经验主义者，霍布斯不可能没有观察到这一点。但是，他从一般契约理论中感觉到，如果要把国家说成是一个社会契约，就必须有这样一个前提。如何获得这一前提呢？作为经验主义者，霍布斯不能仅仅宣称它的成立——因为这种宣称不仅有违经验，而且会导致整个理论基础的空虚。然而，要求他从经验上论证这一前提显然有困难，霍布斯于是作了非常含混的说明。他说，这种大体平等表现为即使那些弱小者也可以运用密谋，或者联合起来征服那些体力和智力上的强大者〔43〕。

这种论证显然是不充分的。因为我们无法以“人多力量大”这样的常识来证明所有的人体力上都大致平等，正如我们无法以“三个臭皮匠，抵上个诸葛亮”的说法来证明臭皮匠的智力与诸葛亮的智力大体相等一样，而且这种论述的出现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花那么大的篇幅论证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平等的，恰恰表明自然状态下的人并不平等。正如维特根斯坦和戴维森所说，我们之所以说什么东西像另一个东西或要把什么东西看作另一个东西，恰恰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理上前者决不是后者〔44〕。那么，作为一个极为精细的大思想家，霍布斯为什么会犯这种常识性的逻辑推理错误，而又显得如此笨拙呢？比较满意的解释只能是“需要”，即霍布斯必须确立这样一个契约发生的前提条件，否则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将崩溃。他不一定是有意“作弊”，而很有可能是无意间犯下了这种错误，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以一般契约说论述国家契约说，这种理论上的逻辑盲点是完全可能出现的。

霍布斯强调这种平等的重要性还在于，平等是自由表达意志，是放弃个人权利的前提，因此也是此后契约必须信守的前提。如前所析，没有大致的平等，意志表达就可能是被迫的，那么契约也就可能不成其为契约，而只是一种胁迫的结果。因此，霍布斯的这一“ 大体平等”之说对其理论构建极其重要，尽管这一点并不符合人们的经验。甚至霍布斯自己在书中也暗示了这一点，他写到，“如果人生而不平等，那也由于人们认为自己平等，除了在平等的条件下不愿意进入和平状态，因而同样必需承认这种平等”〔45〕。由此可见，霍布斯是将这种平等作为社会契约的先决条件而构造出来的。

其次，在契约交易中，所交换的总是某种物品或对于某种物品的权利。如果真的存在着契约论国家学说所指出的那种社会契约，就必须存在着一种权利的交换。而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又能对什么东西声称享有权利呢？显然，在连自己的生命和安全都不能保障的情况下，人们很难声称自己有什么权利。权利、法律，西文同源，其实践（特别是在英国）更是一直都与司法相联系〔46〕。换言之，没有法律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那么，在没有法律的自然状态下，如果以契约进行交易，人们之间又能有什么权利可供交换？这是社会契约论学者在试图以契约解说国家发生时必须回答的另外一个难题。为此，霍布斯首先提出了自然法的概念，然后将安全、生命等解释成一种与法律相联系的“权利”，这就是自然权利的思想〔47〕。由于每个人都享有一些天赋的自然“权利 ”，因此，他们可以以放弃这些权利为代价而完成契约的要求〔48〕。显然，霍布斯再次为满足普通契约的要件而对所谓自然状态下的人作了一番精心构造。

第三，契约的构成和履行还要求交易者有行为能力，也就是能够做到意思自治。试图以契约来解说国家发生，同样必须满足这个条件。霍布斯仍然以定义的方式避开了这个问题。他假定自然的人都有掠夺性和理性，把理性视为自然法的体现〔49〕。这种解决契约所要求的行为能力问题的手段，尽管在逻辑上是成功的，但经不起经验的验证。一般说来，民法上只承认惟有比较成熟的人才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即进行契约交易的能力），而实际生活中的个人并不总是成熟的个人，有许多人是不具有民事行为所要求的理性或行为能力的，如孩子或一些智力发育不足的人。在自然状态下——假定其存在的话——这种理性不足的人也必然存在，不可能一切人都具有同样的理性，并因此而同样具有行为能力。如果这样追究，霍布斯就无法完成他的社会契约说了。因此，他通过界定“人都是有理性的”这样一种定义的手段避开了矛盾，而使自己的学说体系得以完成。

第四，我们在前面提到，契约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自愿参与交易的各方都预期有利，而国家作为一种契约，按照霍布斯的理论，恰恰就是如此〔50〕。霍布斯承认，在放弃自然权利、建立国家之后，在国家的绝对权力的严格统治之下，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很愉快的，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这种国家统治之下的不愉快比自然状态下由战争和灾难所导致的悲惨境遇要好一些，人们只能在自然状态和国家统治这两种情况中进行比较和选择。他指出，这一契约之所以有约束力并不是由于其本质，而不过是由于畏惧毁约后所产生的某种有害后果〔51〕。他实际上认为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恶，国家因此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产物。

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普通契约思想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应用在对于国家发生及其权力合法性的论证上。要将这两者联系起来，需要按照一般的契约原则来对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的人以及他们的签约过程补充许多假说，给定一些条件。因此，霍布斯的理论贡献就不仅在于他依据普通契约理论提出了论证国家产生和政府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新路径，而且在于他几乎是处处都按照普通契约原则的要求细致地作了这些必要的论证。

不仅如此，即使在其他一些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普通契约理论的利用。在此，我将进一步分析霍布斯的社会契约国家学说中的绝对主义倾向。通过对这一显然具有霍布斯个人特点的社会契约国家学说的分析，我们将会看到，他那种非常个性化的理论也仍然是从普通契约理论层面上展开的，而不仅仅是对其个人偏好的率直表述。

许多学者指出，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具有强烈的集权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霍布斯所处的动荡不安、战火纷飞的时代及其亲身经历的产物〔52〕。英国从1640年内战开始，到1688年光荣革命，经历了将近50年的动荡。霍布斯的整个后半生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这对他这样一个关注世事的思想家影响很大，决定了他对问题的判断和价值选择。同时，霍布斯本人与英国革命人物的特殊关系也影响了他的思想和命运。他担任过查理二世的家庭教师，因此革命者拒绝他；其著作中反映出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观点，又令保王党痛恨。他处于两面不讨好的痛苦境地里。

从时代背景来理解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绝对主义倾向无疑是一针见血的。然而，这种“一针见血”又往往影响了我们对霍布斯作为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深刻理解。霍布斯毕竟是思想家，而不是或不仅仅是政治评论家，不是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53〕。因此，即使霍布斯在表达他个人的判断、作出一个便利的政体选择的时候，他也必须以一种理论的方式，一种与其总体理论相兼容的方式来表达。否则，霍布斯就与其他政治家或政客没有什么区别，而不会成为被后代学者所反复研究的伟大思想家。如果经过系统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在表述他个人对绝对主义的信奉时，霍布斯也没有简单地、直通通地主张某种观点，而是仍然坚持借助普通契约理论来论证。

首先，为将国家权力集中到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君主或者议会）手中，霍布斯的论证是：建立国家的契约只是人们相互间的契约，而不是主权者和臣民之间的契约〔54〕。换言之，主权者只是契约的证人和监督者。这样一来，由于主权者不是契约关系中的一方，因此不受契约的制约，也不存在不遵守契约的问题。这样，霍布斯就成功地运用了普通契约的观点，论证了他针对当时的情况而主张的那种绝对主义思想。他既保持了理论的统一性，又能够使之具有实践的意义。

此外，霍布斯作为思想家还看到了以普通契约学说构建的国家理论所具有的一个重大弱点：它可能会为社会的动荡不安留下一种借口。一般的契约总是可以撤消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发生种种毁约行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依据社会契约思想建立起来的国家就很可能会流于形式，因为人们随时可能以各种借口拒绝执行社会契约所规定的义务，他所希冀的稳定社会可能因此而建立不起来。所以，如果国家的确是一个契约的话，那么它就必须不同于一般的契约，它就必须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契约。这个问题同样是霍布斯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他仍然必须保持理论上的一致，要以普通契约理论或观点来传达一个政治价值判断。霍布斯指出，国家尽管是人们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但这个契约实际上与其他契约不相同。这个契约一旦签订，不经作为契约监督者和证人的主权者的同意，它就无法重新签订〔55〕。这种论证不仅符合当时流行的契约（covenant）实践〔56〕，而且在理论上也能够成立。其次，他还指出，由于这一契约是多数人定的，个人就必须服从大众，因为当一个人签订社会契约时，这个行为本身就隐含着他必须服从大众的意义。因此，一个签约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服从主权者的命令（这个主权者可以是国会也可以是君主，在霍布斯看来这是无关紧要的），要么回到先前的战争状态中去，而在战争状态中，一个人即使被他人杀死，也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的问题〔57〕。因此霍布斯说，在订立契约之后，失约就成为不义，而非正义的定义就是不履行契约〔58〕。霍布斯再次运用普通契约理论成功地克服了他所面临的难题，同时再次成功地保持了理论的一致性。

他还认为，一旦社会契约订立之后，无论主权者做了什么，都不可能是不正义的。所谓正义或不正义，只有在存在主权者的情况下才能够判定，在自然状态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义或不正义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要抱怨主权者的行为，那么他首先应该抱怨自己，因为是他自己签订了契约，将权力交给了主权者。这种论证固然可以被看作是霍布斯在为统治阶级辩护，但它与普通的契约实践和理论是一致的，即人们不能因为发现履约对自己不利而拒绝履行已经签订的契约。

这样，霍布斯利用普通契约学说，不仅对国家的发生作了合乎逻辑的契约化分析，而且从普通契约的实践和理论出发，为其绝对主义国家理论作了正当化论证〔59〕，保证了其理论体系的一致性，使自己的社会契约论在逻辑上和范式上都相当完整和自恰。

五、契约理论和有限权力国家学说——洛克

霍布斯的契约论国家学说在理论上固然是完整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理论具有一个潜在的重大弱点，即对主权者的权力没有限制。尽管从霍布斯的时代看来，社会安定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这种理论具有实践上的合理性，但这种实践上的合理性同时也就是其局限性，即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此种合理性就会失去其普遍的可适用性和意义。随着1688年“光荣革命”的胜利，1689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英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的一系列重要原则；12年后的1701年，又通过了王位继承条例，该法律扩大了国会的权力，限制了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分权共治。英国宪制的变革表明英国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不能接受霍布斯的那种绝对主义的国家学说，而需要一种能确立“资产阶级的妥协”并使之正当化的理论，以此来限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同时也限制议会的绝对权力。

要创造这样一种理论，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当然不少。西方历史上的混合政体理论就是一种资源。然而，仅仅恢复这一理论还无法满足当时的需要，因为混合政体理论固然可以用来限制权力，但其所限制的权力仅仅是政治体制内的权力，它并没有指出应当保护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权利，以及在国家——无论是君主还是议会——侵犯了这些权利时，人们可以如何行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显然需要一种不同于混合政体理论的新的正当化理论。这是一个艰巨的理论任务。洛克，这位“光荣革命的辩护士”和“1688年阶级妥协的产儿”〔60〕成功地承担了这一任务。他同样从普通契约理论出发，提出了一种有限权力的国家学说。正因为如此，尽管洛克理论的实际后果是为已经形成的混合政体辩护，但后来的学者并没有称洛克为混合政体理论家或思想家，而称他为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家。这种认定是恰如其分的。

洛克的思想忠实地反映了光荣革命的精神。他在光荣革命后写下的《政府论》，以普通契约理论为这一革命后的现实作了正当化论证。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证明政府是人们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契约的一方；因此，当统治者违反契约时，人民有权起来重新建立政府，但这只有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威胁时才能这样做。

就运用契约理论来论证国家发生这一点而言，洛克所要做的工作远不如霍布斯那样巨大，那样富有原创性，因为霍布斯已经为他创立了一个社会契约国家发生学说的基本模式，并创造了一整套术语和概念。洛克要做的只是调整霍布斯的理论框架，强调或发现契约与国家的其他相似点，对霍布斯的某些观点加以重新阐述，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政治需要〔61〕。正因为如此，我在这一节中将不作重复分析，而集中论述洛克的社会契约论的特点。

洛克在许多方面都完全重复了霍布斯。例如，在人们进入社会生活之前，曾有过一个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私的和有理性的；由于理性，人们受到自然法的调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享有自然权利；但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洛克认为是为了消除自然状态下的不便——人们理性地、自愿地作出了建立国家的选择〔62〕。

与霍布斯相比，洛克的根本不同点在于，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63〕，这种论述似乎与霍布斯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实际上二者之间却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仔细研读《政府论》下篇，我们就会发现洛克所说的“完备无缺”的自由指的仅仅是自然状态下的个人自由，这里的自由并不一定具有目前汉语中“自由”一词所具有的那种褒义，并因此是可欲的，而是如后来许多学者曾指出的那种可能使人感到孤单、不安全、不确定，并因此而导致焦虑的自由〔64〕。在洛克看来，实际上人并不仅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合作、互助、秩序、权威以保证安全，所以他说自然状态是“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了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65〕。洛克为什么强调这样一种自由状态？这必须从他的社会契约理论的总体去寻找解释。

洛克与霍布斯两人的思路完全一致。他们都意识到，要使契约学说能够解释国家的产生，那么就必须假定存在一个人人平等和自由的自然状态。洛克强调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由决定和平等地位，即没有人能够享有比他人所享有的更多的权力。既然人都是平等的、独立的，那么任何人都不能侵害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66〕。这是洛克的社会契约发生的前提。

但是，洛克所说的这种自然状态下的抽象自由平等，却更好地避免了霍布斯所说的那种自然状态下的具体的和经验的自由平等可能引出的难题。如前所述，霍布斯论证的是自然状态下人们身体和智力上的平等，并从中引出了自由，但这种平等在经验上是难以证明的，不能令人信服。洛克则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上强调了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由，并从中引出了平等。由于抽象，洛克就避免了霍布斯的那种经验证明上的困难，却似乎更成功地构建了社会契约发生的前提条件。

如果自然状态是完好的，那么为什么还要通过契约来建立国家呢？建立国家对订约人有什么好处？洛克指出，自然状态下的自由有一些缺陷：⑴没有法律——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人们普遍接受和承认的共同尺度以评定是非，裁判纠纷；⑵没有裁判者——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⑶没有执行法律的权力机构——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之得到应有的执行〔67〕。概括说来，就是缺少法治。由于上述缺陷，洛克认为人们无法长期在自然状态下生活。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人们相互达成协议，自愿放弃他们的部分自然权利：放弃做自己认为自己合适做的任何事情的权利，即放弃自己确定是非标准的权利和按照这种标准去行动的权利；放弃自行处罚违反自然法则的罪行的权利。这些被放弃的权利交给了订约者中被指定的专门人员，由这些人按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同意的规定来行使。因此，社会契约的功利就在于享受这种法治带来的利益。尽管国家的建立使人们放弃了不受任何上级权力或法律约束的自由，但人们获得了在国家下的自由，即法律保护和约束下的自由。因此，洛克认为，国家的建立并没有改变人们的自由和平等，而人们在享有自由平等之外还有额外的收益，即纠纷解决之便利。这是契约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

就分析过程来说，洛克的这些分析与霍布斯的分析并没有太大差别，洛克不过是以同样的语式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国家发生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重要的是，由于对自然状态下的自由的描述和对缔约方的分配与霍布斯不同，在运用普通契约理论提出国家学说时，洛克在理论上获得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更便于解决他所希望解决的现实问题，达到他所希望实现的政治格局。

首先，他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平等，特别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为此后建立的国家确定了一个基本限制，那就是国家必须保护财产，保护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换句话说，既然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已经享有了那些自由，如果国家不能提供新的便利和自由，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要进入国家。在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存在着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不享有那种完美的自由和平等，不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那么通过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国家也就没有义务要充分保护这些权利，国家仅仅保护人的安全，人们就已经获益匪浅了。这样一种理论显然不能适应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相比之下，洛克的说法当然更适应资产阶级关于政治社会中政治经济自由平等，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的要求。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为限制国家权力而精心构造的。

其次，这种描述从功利上为洛克的人民革命主张作了铺垫。如果自然状态真像霍布斯所说的那么悲惨，那么即使人们在国家的统治下非常不幸福，人们也不可能愿意撕毁契约，回到那种“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自然状态下。然而，在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人们仅仅是生活有些“不便”而已。因此，如果在国家的统治下人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人们不仅可以而且愿意废除原来的契约，回到自然状态，然后重新协议建立新国家。

第三，洛克的社会契约说也为革命之正当性作出了论证。他用普通契约的关系来类比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从而认定统治者也是契约的一方〔68〕。这样一来，如果统治者不能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那么依据契约理论，统治者就是毁约；作为缔约另一方的人民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要进行革命。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对自然状态下人们境遇的描写，已隐隐地转化为契约的具体条款，成为衡量统治者是否违约，国家是否合法、合理的标准。

第四，洛克对以社会契约建立国家时人们放弃具体权力的描述，还进一步为他的权力分立理论奠定了基础。必须指出，洛克之所以提出主权分立，首先出于政治动机，即要使光荣革命所确立的权力分配制度化。但是，与霍布斯相同，作为理论家的洛克只能而且必须将这种权力分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融化在他的社会契约理论之中，而不是与他的理论相分离。在论证这一点时，他仍然借助了他对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重新描述。这就是他描述了在自然状态下，除了其他权利外，人们都有两种权力，即决定做什么事的权力，和实际做什么和如何做的权力。他认为这两种权力就是立法权和执行权的来源和基础〔69〕。一个人决定做某事和具体做某事是不能——至少是很难——划分的，从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而洛克恰恰是经验主义者，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功利主义者），这种划分甚至没有意义〔70〕，那么洛克为什么要做这种与其哲学体系有矛盾的划分？我只能说这种划分对于洛克构建的国家学说是有意义的，对当时的英国政制则更有现实的意义—— 这种分权是对自然状态下人们所拥有的权力的概括，是对人们为达成社会契约所放弃的权力的概括；这样，自然的权力区分可能使他的分权主张在理论上和逻辑上获得更大的正当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洛克在为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政权作辩护时，仍然极力运用一种普通契约的理论。他在霍布斯所提供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成功地通过重新描述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人的权利地位以及建立社会契约的目的而实现了这一点。他的重新描述，并没有改变普通契约理论的基本要件和精神。他唯一的重大发展也许是调整了契约各方，把主权者从契约监督者的地位落实到契约一方当事人的地位。即使如此，他的理论框架和原型仍然是普通的契约理论。

六、结论和思考

在进行了上述的分析介绍之后，我们再回头考察自12世纪以来在欧洲流行的关于契约的一般思想与16—17世纪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国家学说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能够获得一些重要的启示。

首先，民商事上的契约理论和作为国家学说的社会契约论尽管适用范围不同，但其基本结构框架是一致的，两种理论都以当事人地位的平等和自由为前提。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洛克，无论二人在其他方面对自然状态的描述有何重大区别，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不摧毁这两个基本点。

其次，这两种契约论所追求的利益尽管不同，但都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一般契约论所追求的是民商事利益，而社会契约论所追求的是一种抽象、普遍的社会利益。然而，归根结底，两者都以获利为目的，并且是对当事人各方都有利。契约原则的活力也许正在于此。社会契约的国家论，把国家变成了一种人们追求其自身最大利益的工具，这不仅使原来更多地属于贵族阶层的政治活动与凸显着一般平民世俗特征的契约活动相吻合，为资产阶级进入政权作了多重正当化准备，而且也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国家理论的需求。这就使得霍布斯和洛克的明显带有英国地方色彩的社会契约理论在一个资本主义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精神迅速传播的时代很快获得了一种普遍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社会契约国家学说之所以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也许不是由于这种学说比传统的国家学说更为正义，而是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这种色彩适应了一个功利的时代。而普通契约理论之所以可能成为一种国家学说的基本模式，也许就在于它的这种理论意蕴。

第三，如果这一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再次从一个方面证明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深刻判断。这一分析表明，大量的经常性契约交易活动使契约原则首先成为社会经济生活、民商事活动中的核心原则，然后渗透到国家学说中，进入政治思想和实践的领域。

第四，我们也可以看出，社会契约的国家学说并非什么不证自明的永恒原理，其合理性就在于它是与特定的经济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是社会需要的产物。我们当然不应否认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不应过高地将之视为一种绝对合理的国家学说。这对我们今天批判地借鉴考察西方的国家政治法律学说是有启示意义的。

实际上，本文的研究可以向人们提供这样的启示：家国说、社会契约说，以及19世纪末以来出现的有机体说、功能主义说和结构主义说等各种国家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某种系统化、理论化的隐喻，它们都是在运用当时人们最易理解、意蕴丰富的原型来系统地和理论化地解说国家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都是一种自成体系的话语，都是证明国家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及局限性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并且应当重新理解中国传统的“家国制”国家学说和西方传统的“神权政治”国家学说在历史上的意义和合理性，重新理解中外历史上的许多法律思想的历史合理性。从一定视角上看，社会契约论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近代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石，并不是因为传统的那些国家学说错了，或社会契约理论更正确、更真实地反映了国家的历史发生和发展，而更可能是由于其他学说所借助或依据的原型无法或未能提供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的意蕴。

本文的研究还表明，理论总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个能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理论必定具有地方特色。契约论的国家学说之所以能在近代西方发生，恰恰是因为这些思想家生活在一个契约交易活动日益增加的时代，他们利用了最容易得到的、最便利的，同时也是普通人最常见因而也最容易接受的思想资源，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理论化、体系化的创作，从而实现了国家学说的发展。而西方社会之所以在众多的国家学说中接受了这一派理论，就是因为契约实践和契约精神培养了一个广泛的社会接受群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本土的理论资源是极富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者有理由依据自己的资源创造新的但更富有解说力、更易为人们所接受的国家学说。

我强调可以利用本土资源创建新的国家学说，又强调社会契约论不是永恒真理，但并不认为契约论的国家学说已经过时。从洛克的例子可以看到，一个隐喻可能对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启发，因为一个“东西”可以以无穷无尽的方式与另一个“东西”相似。有创见的思想家并不仅仅重复前人已发现的相似性，而是可以发现新的相似性。必须指出，这一逻辑也同样适用于家国说。当然，此处不可能详细讨论关于中国传统的家国说的理论意蕴，那将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我仅仅想指出，“家长制”一语并不天生具有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那种贬义。作为国家理论的家国说之所以被认为应当废弃，仅仅是因为我们把家庭同一个其实在家庭生活中并不经常出现的现象或形象——武断粗暴的父亲—— 联系起来，并将它固定化了。实际上，家庭并不仅仅意味着父子关系，其中还有母子关系、兄弟关系等等；父亲也并不都是，甚至大都不是武断粗暴的。更何况，“ 家庭”这个概念也不是恒定的、普适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家也是一种文化的产物，甚至血缘关系也并不是构成家庭的必要条件（只要想一想收养子女的家庭，想一想同性恋家庭即可明了）〔71〕。那么，为什么我们只能从家这个隐喻中发现一种应当否定的东西呢？当我们批判家国说之际，也许恰恰反映出我们理念中的“家”就是也仅仅是“父亲说了算”；因此，从另一个层面看，我们的这种批判其实正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强化着我们试图批判的那种家庭关系，并使其正当化、合理化。如果我们从其他方面或多方面来理解“家”（例如“温暖的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及“严父慈母”等等），以这样的“家”作为隐喻，提出或发展出一种国家学说，是否会显示出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我并不是在主张以家庭为隐喻来重建我国的国家学说，上述分析仅仅是试图指出，在我们的习惯思维中存在着许多需要深刻反省的盲点或荒谬，同时也指出理论发展的潜在资源和可选择性。我之所以持这种比较消极的态度，理由之一是我认为任何一种国家学说的确立最终都要基于接受者的习惯（这时原来的隐喻就变成了一种字面真理）〔72〕，而不是由于某个人的标新立异或理论言说。另一个理由是，如果不适当地利用任何一种本土资源，或者过分依赖基于任何一种隐喻的国家学说，都同样可能限制人们的想象力和理论创造力。实际上，就国家学说而言，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国家本身，而不是研究提供某一研究思路的那个原型或隐喻。霍布斯、洛克的例子都表明，普通契约理论只是为他们提供了构建各自的国家学说的工具，因此必然会随着他们各自所理解、感受到的社会需要而有所调整。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将契约、家庭、有机体或其他任何一种隐喻无限推延、绝对化，把它当作普适的绝对真理，都同样会使学者放弃对国家本身的研究，而专注于隐喻，削足适履地用原型套国家，其结果必然会使对国家的研究或国家学说的发展陷入困境，甚至会造成政治实践上的困境。国家就是国家，任何隐喻也仅仅是隐喻。说国家像什么，恰恰因为国家不是那个“什么”。因此，我们也许应当想一想本文开头所引的那个笑话中隐含着的双重意蕴。

注释：

〔41〕从霍布斯的著作看，其实他也未必真相信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一个自然状态，而更多地是将自然状态视为其理论构造之必须：“我也相信决不会整个世界普遍出现自然状态下的战争状态”，“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存在过”（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5— 96页）。

〔42〕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3章。

〔43〕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2、93页。

〔44〕参见戴维森《隐喻的含义》，《真理、意义、行动和事件》，第218页。

〔45〕霍布斯：《利维坦》，第117页。

〔46〕参见梁治平《法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87页；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85—686页。

〔47〕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7页。

〔48〕“权利的交换就是人们的契约，而不必是物的交换”（霍布斯：《利维坦》，第100—101页）。

〔49〕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7、99页。

〔50〕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00页。

〔51〕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9页、第133页以下。

〔5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515页。

〔53〕早在1640年，霍布斯就写下了《保卫在国内维持和平所必须的王权》，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王权来保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身安全。革命后，他在巴黎出版了《论公民》，又预见到英国内战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这表明他的著作决不仅仅是个人经验指导下的选择。

〔54〕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35页。

〔55〕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33页。

〔56〕据记载，从13世纪开始，普通法解决合同问题主要通过两种诉讼，债务（debt）和契约（covenant）。直到15世纪，这种契约还可以在普通法院强制执行。到16世纪中期，即霍布斯出生前不久的时代，“（普通法中的）现代合同法概念从本质上说已经形成了”（参见Arthur Taylor von Mehren and James Russell Gordley，The CivilLaw System，2nd ed.，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7，pp.16 —17）。

〔57〕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09、135页；“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霍布斯：《利维坦》，第96页）。

〔58〕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08—109页。

〔59〕当然，霍布斯对君主制的论证并不仅限于此。他偏好君主制，是因为从最根本上说，“不论一个国家是君主国还是民主国，自由总是一样”（霍布斯：《利维坦》，第167页）。同时，他认为主权者不会是不公正的，因为“在公私利益结合得最紧密的地方，公共利益所得到的推进也最大。在君主国家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同一回事”（霍布斯：《利维坦》，第144页）。此外，霍布斯还在《利维坦》 一书的第19章中论述了君主制的其他好处。

〔60〕恩格斯：《致康德拉•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7页。

〔61〕正是从这一点上看，一些学者认为洛克并非很有原创性的思想家，而是一位调和折衷者，一位概括者（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587页，第602页以下）。

〔62〕参见洛克《政府论》，第59、77—78页。

〔63〕参见洛克《政府论》，第6、59页，第77页以下。

〔64〕参见Fromm，Escape from Freedom，特别是其中的第2、3 章；托克维尔在对个人主义的分析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参见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27页，第630页以下）。

〔65〕洛克：《政府论》，第77页。

〔66〕参见洛克《政府论》，第5页。

〔67〕参见洛克《政府论》，第78页。

〔68〕洛克并没有直接这么说，这种观点是隐含在其论述中的（参见洛克《政府论》，第80—81页，第82页以下）。

〔69〕参见洛克《政府论》，第7页以下。

〔70〕尽管这种区分今天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并成为立法、行政的区分基础，但其理论基础是可疑的——它是一种意志与行动相分离的心理学模式，假定有一种脱离行动的意志活动存在着（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对司法裁量的分析和批评；参见Wile，Constitutiona-lism and Separation of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78，此书中译本将于1996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苏力译）。

〔71〕David M.Schneider 在此问题上曾作过自我批判（参见Schneider，A Critique of the Study of Kinship，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1984）。

〔72〕关于隐喻成为字面真理，参见理查德•罗蒂《哲学作为科学、作为隐喻和作为政治》，黄勇编译《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以后。

第四篇：从理论到行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型社会如何从理论到行动

摘要：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已经成为相当严重的问题，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势在必行。面对这一形势我们一定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着力从经济发展模式、消费方式、法律保障制度、决策体系、科学技术及文化氛围这六个方面入手，把加快建设节约型和友好型社会的工作摆在突出的重要位置，落到实处，理论到实践，以更加坚定的意志，更加顽强的作风，更加扎实的工作，积极、认真投身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伟大实践。

关键词：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紧迫性，科学内涵，节约，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

正文：

2005年10月11日，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并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这一科学论断，对于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践行科学的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党中央作出的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选择，是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的全局性任务，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与发展方

向。

一、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我国的现实紧迫性

我国虽总体上完全称得上是地大物博、资源丰饶的国家，然而，又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无论哪种资源、能源，人均拥有量都非常低。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现代工业的飞速发展，向环境中排放的有害物质大量增加，环境质量逐步恶化。目前，我国近三分之一的国土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成为劣五类，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干净的水，大气污染最严重的世界10大城市中，中国占3座城市，1亿多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清洁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

世界银行计算，2020年以后，中国仅为燃煤造成的疾病就将支付3900亿美元的费用，占GDP的13％。“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使一些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的环境容量达到极限，造成了灾难性问题。

“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已走到了尽头，到了不得不转变的时候，”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说，“当前，环境恶化已经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众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成为威胁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提出，指明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出路。”

目前，我国高能耗、高物耗产业集中发展，高污染问题无法回避。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绝大部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消耗却处于世界前列。这些都决定我国必须走跨越式发展道路，也就是必须选择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道路。

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科学内涵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就是要在社会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指社会的生产与生活以对生态环境无害的方式进行，就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遵循自然规律为核心，倡导环境文明和生态文明，追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国际发展大趋势的要求。纵观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历程，都出现过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废弃带来的严重环境问题，都同样经历过单位GDP能耗上升的阶段。近年来，节约资源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潮流，成为各国人民的共识。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德、美、日等工业发达国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发展效益。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正式提出了“环境友好”的概念。时至今日，国际社会已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而未来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资源之争、科技之争。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代表着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走循环经济之路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和争夺国际发展制高点的一场新竞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影响一国经济未来发展潜力的重要因素。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任何国家都无法置之度外的国际性压力。

三、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如何从理论到行动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如何使其从理论到行动，是我国今后必须研究解决的课题。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动力，强化节约意识，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政策措施，建立长效机制，以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为此，要着力从经济发展模式、消费方式、法律保障制度、决策体系、科学技术及文化氛围这六个方面入手。

1、建立以循环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

国务院参事叶汝求说，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要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实行清洁生产，努力实现废物的循环利用，实行环境标识、环境认证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环保部门在推广“绿色创建”试点示范活动中做了很多工作，生态省、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生态示范区、绿色社区、绿色学校、全国优美乡镇和国家环境友好企业的创建活动已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为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有益探索和实践。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要加强政府引导，推进绿色GDP指标体系的研究和试行

工作，优先开展对资源环境的核算，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

2、积极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提倡绿色消费，节约资源，这一工作的主体是企业、消费者和政府，而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最为关键。当前，政府部门应该在四个领域大力推进适度消费、公平消费和绿色消费：市场价格不敏感、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的非营利部门；因我国市场机制不健全而存在大量制度性浪费的领域；“炫耀性浪费”和“形象性过度消费”领域；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资源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王维平说，要充分利用市场规律，以财税、价格等经济政策推进绿色消费，通过环境友好的消费选择带动环境友好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同时，通过生产技术与工艺的改进，不断降低环境友好产品的成本，形成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之间的良性互动。

3、建立科学完备的环保法律保障制度。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个综合性的要求，其制度创新和完善涉及环境保护的方方面面。要规范环保相关的市场准入和政策扶持，建立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支持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常纪文如是说。加快制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相对应的环境标准，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切实为环保执法扫清体制障碍。

4、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决策体系。

王金南总工程师说，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发展状态，要创造向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转型的必要的政治保障条件，特别是要建立领导干部环保政绩考核制度、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

5、大力发展和应用环境友好的科学技术。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金涌教授认为，我国目前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不转变生产方式，资源环境将难以为继。科学技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意义重大。要努力建立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体系，以企业为基础，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应用环境友好的科学技术，形成资源消耗少、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高、废弃物排放少的生产体系，使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能够控制在生态环境可自我更新的范围之内。

6、不断培育环境友好的文化氛围。

引导公众从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角度认识环境友好型社会，倡导环境文化，培养公众的环境危机意识，使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奉行的价值观，形成一种主流的社会舆论：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水平高的标志，是我们的理想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保护环境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长远发展，是造福当代、惠及子孙的事业。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把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十五”期间，我们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环境保护，取得积极进展，全国各地不断有喜讯传来：一些企业大力开发和应用节约新技术；一些省区市大力推进节约工程，建设节约型城市有了重大进展；许多市民自觉节约点滴资源，节约的意识不断增强。共建和谐美好家园，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正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程，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总之，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友好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应树立科学发展观，贯彻执行中央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指示精神，抓住机遇，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充分利用全社会的力量，为加快建设节约型和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0年修订版，吴树青、陈占安等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与思考》2007年10月11日发表于《经济日报》；

3、《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2005年11月2日新华社记者王敬中发表；

4、《专家学者建言:环境友好型社会如何从概念到行动》2005年11月07日记者秋叶发表于人民网。

第五篇：从理论到实践教你全套网店博客推广方案

从理论到实践教你全套网店博客推广方案.txt 从理论到实践教你全套网店博客推广方案

一、网店推广必要性分析

网店目前应该“低成本”创业最主要的途径之一。而且随着网络销售体系不断的完善，会有更多的创业者加入进来。这样，网店之间的竞争便更加激烈，也更加的残酷。如果不能迅速的对自己的店铺和产品做推广，将会逐渐的被网络市场所淘汰。推广的重要性就显得由为突出了。正如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先生所说的那样：“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而很多创业者都死在了明天晚上！”这句话应该是对创业者目前状况最好的阐述。所以，网店开下来之后，推广就成了最重要的一步了。而这一步是否能走好，将对网店产生最直接的影响。

二、软文推广的优点和缺点解析

其实，很多网店的掌柜也非常清楚，开网店尤其是新开的店铺，推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人也想了不少的方法去尝试推广。甚至，有人花重金在威客网站（例如：猪八戒威客网）上去购买产品推广软文，也就是隐形广告。然后再花钱雇佣不少的人去发帖子。然后便等待着顾客上门。可是，结果却并没有期待的那样。软文也写了，帖子也发了。不但没有顾客上门，反而自己的IP地址在很多论坛被封杀掉。他们很迷茫：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道理很简单，作为论坛来讲，当然不希望论坛每天被大量的广告所困扰。所以，斑竹主要的职责就是删除广告和封杀IP地址。而作为普通网友来讲，他们当然不会愿意整天被大量的广告所包围。所以，软文逐渐被论坛所屏弃。只要发现有地址连接或者产品介绍的，一律封杀也就是再所难免的事了。

三、博客推广的模式和优势

博客和论坛不一样，纯属于自己的私人“媒体”，里面发软文和广告信息都是你个人的事情，不会有人出删除和处理。不仅如此，博客和博客网站是有连接的，只要发博客文章，很大程度上，就会产生一定的浏览量。当然，仅靠这一点流量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推广自己的博客了。当然，推广博客和发软文帖子相比，就容易了多了。首先要注册一个论坛人气相对比较网的博客。例如天涯论坛上的博客。更重要的是，论坛帐号和博客是捆绑一起的，在论坛发帖子时，不需要带博客地址，就能通过名字直接进入博客。这样发的帖子，绝对不会轻易的被删除的。从而给帖子的稳定性带来保障。

四、一般性帖子如何发

博客做好之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骤的推广了。可分为普通推广方法和炒作方法两种：普通推广方法就是指直接在论坛中的版块里发文字，而这些文字未必是原创，转载也可以。只要能吸引人去阅读。然后在文字最后追加“更多精彩，请浏览我的博客”字样即可。也可以在自己的帖子之后，抢一下沙发。这样的方法必须要掌柜的多辛苦，每天坚持大量的转载帖子，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博客。

而关于炒作性推广，就会对文字水平和敏感性有很高的要求。而且要把握当前新闻、娱乐等热点。会带来很不错的效果。

五、如何能通过发帖子，吸引人进入博客。

普通发帖子应该是很简单的是事情，但是如何能让看帖子的人进入博客，就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下面介绍几种比较长用的方法。

1、连载法：就是把比较长的文字分为若干片段，用一种不完整的故事去发帖子。让人有阅读全部的欲望，然后只要在文字后面添加“更多尽在我博客”字样就可以了。

2、悬念式材料勾引炒作

悬念式勾引的前提有两条：

1、要提炼一到两个所谓核心、神秘的卖点。

2、根据进度，慢慢抖包袱，所有的资料不要一次放完，说一半留一半。

3、落差式勾引炒作

用一些很熟悉的东西，在平常人头脑中产生了相对的思维定势，当一旦打破这种定势，人有如在太空的失重感，将原有支撑的桌腿摇掉，重新安上新的桌腿，这种勾引要有平中见奇的功夫，善于提炼普通的素材，让媒体耳目一新让大众或分众耳目一新。

4、最（第一）系列勾引炒作

人们的记忆只记住第一，（比如人们知道世界第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世界第二高峰是什么就不知道了），因为人人都想争第一，冠亚军一字之差却失之千里，从心理上分析，第一第二是一种参考比较，没有第二就没有第一，因此第一炒作法是也有“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新鲜的事物往往是让人们记得最深的，跟风者，将不会引起更多注意，只会带来更多批评与冷眼，人们只会记住第一。

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们，同学们下午好：

我是来自10级经济学（2）班的学习委，我叫张盼盼，很荣幸有这次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担任学习委员这一职务的经验。

转眼间大学生活已经过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担任着学习委员这一职务。回望这一年多，自己走过的路，留下的或深或浅的足迹，不仅充满了欢愉，也充满了淡淡的苦涩。一年多的工作，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下面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大家一起分享。

学习委员是班上的一个重要职位，在我当初当上它的时候，我就在想一定不要辜负老师及同学们我的信任和支持，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要认真负责，态度踏实，要有一定的组织，领导，执行能力，并且做事情要公平，公正，公开，积极落实学校学院的具体工作。作为一名合格的学习委员，要收集学生对老师的意见和老师的教学动态。在很多情况下，老师无法和那么多学生直接打交道，很多老师也无暇顾及那么多的学生，特别是大家刚进入大学，很多人一时还不适应老师的教学模式。学习委员是老师与学生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学习委员要及时地向老师提出同学们的建议和疑问，熟悉老师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再次，学习委员在学习上要做好模范带头作用，要有优异的成绩，当同学们向我提出问题时，基本上给同学一个正确的回复。

总之，在一学年的工作之中，我懂得如何落实各项工作，如何和班委有效地分工合作，如何和同学沟通交流并且提高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当然，我的工作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比日：有的时候得不到同学们的响应，同学们不积极主动支持我的工作；在收集同学们对自己工作意见方面做得不够，有些事情做错了，没有周围同学的提醒，自己也没有发觉等等。最严重的一次是，我没有把英语四六级报名的时间，地点通知到位，导致我们班有4名同学错过报名的时间。这次事使我懂得了做事要脚踏实地，不能马虎。

在这次的交流会中，我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吸取一些好的经验，带动本班级的学习风气，同时也相信大家在大学毕业后找到好的工作。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