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探微之读《内外伤辨惑论》⑥详解补中益气汤

第一篇：经典探微之读《内外伤辨惑论》⑥详解补中益气汤

经典探微之读《内外伤辨惑论》⑥详解补中益气汤

补中益气汤。

黄芪劳役病热甚者一钱，甘草炙，以上各五分。人参去芦，升麻，柴胡，橘皮，当归身酒洗，白术，以上各三分。这是李东垣补中益气汤的本来面目。

方中黄芪、炙甘草用量最大，各用5分，不足2克。劳役病热甚者始用1钱，3克多。升麻、柴胡与人参、橘皮、当归身、白术等量，各用3分，不足1克。1剂药的总剂量是10克左右。

用补中益气汤,1剂药10克,对现在的临床通常是不可能的。当然，咀、顿服对用量有一定的影响，药材质量对用量也有一定的影响。

后世医家使用补中益气汤，有剂量渐增趋势。赵献可在《医贯》中说：“古方只有黄芪一钱，其余各三分。薛立斋常用参、芪各半钱，白术一钱，当归一钱，陈皮七分，升麻、柴胡各五分，进退加减，神应无穷。如病甚者，参、芪或三钱五钱，随症加用。” 现在的临床，不可能用如此小剂量的补中益气汤。但原方这种用量，至少对我们肆意加大剂量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在我们不能肯定大剂量确实比小剂量疗效好的时候，应该尽可能使用小剂量。

上件咀，都作一服，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渣，早饭后温服。如伤之重者，二服而愈，量轻重治之。

值得注意的是，补中益气汤所治证表现为：发热、头疼、气喘、口渴、脉洪大，有误辨为白虎汤证的可能。面对这样一个病人，可以说既重又急，所用补中益气汤的剂量又如此小，但疗效极好，一服即愈。伤之重者，才需二服。原方服法是早饭后温服，而不是空腹服。下面是补中益气汤的方解。

夫脾胃虚者，因饮食劳倦，心火亢甚，而乘其土位，其次肺气受邪。

饮食劳倦是病因。

《难经·四十九难》中有“饮食劳倦则伤脾”之说。

饮食劳倦引起脾胃虚，即土虚。五行关系中，火生土，土生金。土虚则相对火亢，故李东垣说“心火亢甚，而乘其土位”。李东垣在《脾胃论》中阐述为“至而不至者，谓从后来者为虚邪，心与小肠来乘脾胃也。”

土虚则金虚，易受邪侵，故李东垣说“其次肺气受邪”。李东垣在《脾胃论》中阐述为“所生受病者，言肺受土、火、木之邪，而清肃之气伤，或胸满、少气、短气者，肺主诸气，五脏之气皆不足，而阳道不行也。”

须用黄芪最多，人参、甘草次之。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以益皮毛而闭腠理，不令自汗，损其元气。上喘气短，人参以补之。心火乘脾，须炙甘草之甘温以泻火热，而补脾胃中元气；若脾胃急痛并太虚，腹中急缩者，宜多用之。经云∶急者缓之。

“肺主诸气”，肺气虚可致“五脏之气皆不足”，“阳道不行”，因此方中以擅长补肺气之黄芪为君，“用黄芪最多”。而补脾胃之气的人参、甘草“次之”。

《汤液本草》中记录:“东垣云：黄芪、人参、甘草三味，退热之圣药也。《灵枢》曰：卫气者，所以温分肉而充皮肤，肥腠理而司开阖。黄芪即补三焦，实卫气，与桂同，特益气异耳……” “退热”是基于治疗“阴火”为病而言。黄芪之功重在“补三焦”之气，“实卫气”。而三焦之气、卫气皆源于肺气的布化。简言之，黄芪之功重在“补肺气”。

《汤液本草》黄芪条下：“气温，味甘，纯阳。”“《象》云：治虚劳自汗，补肺气，入皮毛，泻肺中火。”“《心》云：补五脏诸虚不足而泻阴火，去虚热，无汗则发之，有汗则止之。”可供参考。

人参，《汤液本草》中记录：“气温，味甘。”“《象》云：治脾肺阳气不足，及能补肺，气促，短气少气，补而缓中，泻脾肺胃中火邪，善治短气。非升麻为引用不能补上升之气，升麻一分，人参三分，为相得也。若补下焦元气，泻肾中火邪，茯苓为之使。”

人参之功，重在补脾胃之气。同时，上可补肺气，下可补元气。

《神农本草经》中说，人参“主补五脏”。

人身诸气，来源于元气，充养于脾胃之气，布化于肺气。人参“补五脏”是基于其补脾胃之气、补元气而言；黄芪“补五脏诸虚”是基于其补肺气而言。甘草，《汤液本草》中记录：“《内经》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甘以补脾，能缓之也，故汤液用此以建中。”“《象》云：生用大泻热火，炙之则温，能补上焦、中焦、下焦元气。和诸药相协而不争，性缓善解诸急，故名国老。”

炙甘草甘温，功在补脾胃之气。当然，缓急止痛也是其长。

需要指出的是，生甘草泻火，而炙甘草是没有泻火之功的。方书中多言甘草甘平，其实，临床所用，生甘草甘寒，炙甘草甘温，无平可言。

炙甘草不泻火，人参、黄芪也不泻火，因甘温之药是不可能泻火的。而书中所说甘温泻火热，是指甘温之药通过“补其中”而可以治疗由中虚（气虚）引起的阴火内生的病变。事实上，阴火盛时，必需在甘温补中基础上加入“甘寒以泻其火”才可以治愈。

白术苦甘温，除胃中热，利腰脐间血。苦甘温之药，怎么能除热？

也许通过苦燥、甘补、温散，使湿去正复，阴火自去（或助益于治疗阴火）。

白术可“利腰脐间血”，笔者始终不能理解。但在临床上，笔者常用较大剂量的白术为君治疗腰困、腰痛病变，取效良好。

《汤液本草》中记录：“本草在本条下无苍、白之名，近世用白术治皮间风，止汗消痞，补胃和中，利腰脐间血，通水道，上而皮毛，中而心胃，下而腰脐，在气主气，在血主血。”

反复阅读这段文字，体悟到白术诸般功用在于苦温去湿。《汤液本草》中引用洁古的话为“除湿利水道”。湿去则脾运胃升（我们现在多用“脾升”一词），阴火自散。湿去则腰脐间气畅血通。

胃中清气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黄芪、甘草甘温之气味上升，能补卫气之散解，而实其表也；又缓带脉之缩急。二味苦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引清气上升也。

升麻，《汤液本草》中记录：“阳明经本经药。”“《心》云：发散本经风邪。元气不足者，用此于阴中升阳气上行。”“《象》云：……若补脾胃，非此为引用不能补。”

柴胡，《汤液本草》中记录：“少阳经、厥阴经行经之药。”“东垣云：……能引胃气上行升腾，而行春令是也。”“海藏云：能去脏腑内外俱乏，既能引清气上行而顺阳道，盖以少阳之气，初出地之皮为嫩阳，故以少阳当之。”

《脾胃论》中说，升麻“引胃气上腾而复其本位，便是行春升之令。”柴胡“引清气行少阳之气上升。”

后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升麻引阳明清气上行，柴胡引少阳清气上行，此乃禀赋素弱，元气虚馁，及劳役饥饱生冷内伤，脾胃引经最要药也。”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升则万物生。应象于人可以说：一身之计在于少阳，少阳升则生化不息。罗天益在《卫生宝鉴》中记录李东垣的言论有：“少阳用事，万物方生，折之则绝生化之源，此皆奉生之道也。”补中益气汤所治证为内伤脾胃致脾胃之气不足，不能上升而反下陷。在黄芪、人参、炙甘草补不足的同时，加用升麻、柴胡引脾胃之气上升，恢复胃中精气“上输于脾”、“上归于肺”之能。

应该说，升麻、柴胡之用是本方中点睛之笔，没有升麻、柴胡也就不成其为补中益气汤。

也就是说，在补中益气汤的加减中，原则上是不可以去掉升麻、柴胡的。需要注意的是，李东垣在构建内伤学说时，在传统脏腑虚实补泻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加入了“藏气法时升降浮沉补泻法”。

《医学启源》中有“五脏补泻法”、“用药升降浮沉补泻法”、“脏气法时补泻法”，可参阅。

李东垣在构建内伤学说时，所使用的药物学理论，是在传统四气五味、有毒无毒等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了张元素所创制的“气味厚薄升降浮沉理论”和“药物归经与引经报使理论”。从《汤液本草》中可以看到，李东垣曾著有《药类法象》一书。所谓“法象”，应该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之“应象”之意，高士宗解释说：“天地之阴阳，应象于人身；人身之阴阳，应象于天地。”在《药类法象》一书中，有“用药法象”、“药类法象”等。

只有明白“易水学派”的药物学理论，才有可能明白“易水学派”的制方用药。

学习“易水学派”的药物学理论，王好古所著的《汤液本草》是一本很重要的著作。

气乱于胸中，为清浊相干，用去白陈皮以理之，又能助阳气上升，以散滞气，助诸甘辛为用。

脾主运化水湿，脾胃为一身气机升降之枢纽。脾胃虚则脾运不及，水湿易停，故用白术去水湿；脾胃虚则升降失司，气陷气滞，故用陈皮散滞气。

《汤液本草》陈皮条下：“《心》云：导胸中滞气，除客气。有白术则补脾胃，无白术则泻脾胃。然勿多用也。”

《脾胃论》中说，橘皮“以导气，又能益元气，得诸甘药乃可，若独用泻脾胃”。

方中橘皮苦温，功在理上、中焦气机，一有助于脾胃生化，二有助于清气上行。

方解中没有提到当归。《脾胃论》中说当归身“以和血脉”。

《汤液本草》当归条下记录：“易老云：用头则破血，用尾则止血，若全用则一破一止，则和血也。入手少阴，以其心主血也；入足太阴，以其脾裹血也；入足厥阴，以其肝藏血也。”

方中所用酒洗当归身，功不在补益，而在和血脉。当归当与橘皮对等，一以和血，一以理气。气血畅行，有利于清气升发，有利于气机升降的恢复。

这样分析下来，方中当归是不可以用补血之白芍药代替的。

当然，也不可以用赤芍药等活血药代替。因病属不足，当归不伤正而赤芍药等其他活血药伤正。

补中益气汤方中8味药，用“东垣先生药类法象”分析：黄芪、人参、甘草、白术、陈皮、当归6味属“湿化成”类；升麻、柴胡属“风升生”类。方中没有出现“热浮长”“燥降收”“寒沉藏”类药物。

可以这样说，原方8味药，是在治疗脾胃本脏的基础上加用了“春升”的药物。没有涉及到“夏浮”“秋降”“冬藏”的药物。

当然，在临床实际用方过程中，有时需要作对应的加减，也许会加用到“夏浮”“秋降”“冬藏”的药物。但是，我们在加减过程中，一定要有“升浮降沉”这套理论在指导，才可以真正会用、用好补中益气汤。

上文中我们讨论过原方中当归可不可以用白芍药代替，或赤芍药代替，从“药类法象”中分析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当归属于“湿化成”类，白芍药、赤芍药属于“燥降收”类。那么，能不能用川芎代替？不能，川芎属“风升生”类。

实际应用中，有学者喜欢常规加用茯苓利湿健脾。茯苓属“燥降收”类，不利于清气上行。

第二篇：读《蜀鄙之僧》有感：论志向

论志向

——读《蜀鄙之僧》有感

人立志向，这看似很寻常、很简单。但，非也。有些人的志向只存放在脑海里，整天都在想象；可有些人却对此付诸行动，让志向成为现实。清代彭端淑的一篇古文给我们做了最好的解释。

《蜀鄙之僧》中描写了两个和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去南海。可为什么最后一贫如洗的穷和尚能到，家财万贯的富和尚却到不了？那是因为穷和尚志向坚定、不怕困难，只要有简单的水瓶、饭碗就足够了；而富和尚对物质条件的需求太多，还不肯吃苦，成功当然就离他远去了。我们的志向就像一棵棵树苗，而浇灌那棵棵树苗的，是为实现这个目标付出的行动，我们对待困难付出的汗水、努力，使我们的志向成长为参天大树！

在生活中具有“贫僧”精神的人还真不少，比如“黑色羚羊”威尔玛?鲁道夫，她出生时就因早产险些丧命，4岁时还患了肺炎和猩红热，左腿因此瘫痪。虽然她身患残疾，但她却立志当一名跑步运动员。当时家人、朋友都劝她放弃，可她却一直坚持练习，并最终在奥运会上荣获了3枚金牌！一名残疾女孩能登上奥运会的领奖台，她背后所付出的辛苦是无法想象的，一直支持她跑下去的是什么？是她那坚定的志向，坚持的毅力。她没有每天看着自己的腿唉声叹气，生活在幻想和虚无里，而是一步步脚踏实地地行动，努力，不因别人的劝阻动摇，越挫越勇，并最终取得成功。她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无目标而生活，犹如没有罗盘而航行。”有了目标，我们更要“用百折不回的毅力，有计划地克服所有的困难。”在生活中，我们要常立志、立长志，并付诸行动，鞭策自己勇敢前进！

（新华小记者 刘佩宁）

第三篇：读《伤寒杂病论》之困惑伤寒论序

读《伤寒杂病论》之困惑（1）张仲景原序

怀疑张仲景原序是否是张仲景所写？本来这个问题对于临床也不是很重要，但是还是想把它搞清楚。原因有三：1，宋刻《伤寒论》序，晋'皇甫谧序《甲乙针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而张仲景原序未提汤液，也没有提《神农本草》，那么重要的书为何不提呢？而一个是数十卷，一个是十六卷，量上有差别（受胡老的启迪）。但是在《针灸甲乙经》序里没有找到这句话，难道不是同一本书吗？）2，张仲景若真的撰用《八十一难经》的话那么他为什么诊脉不独取寸口，《难经》已经提出独取寸口的理论依据。这就关系到另一个困惑仲景的诊脉方法这先不问。看到序里提到反对“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没有看书里的内容我只看这段话，就可以认为仲景诊脉肯定是又摸手又摸足的，可能就是《内经》里的诊脉法3，原序中“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不知道如何理解，“寻”要是作寻找解那就有问题了，因为张仲景只有一本书《伤寒杂病论》，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书会被拆成两半，既然是一本书那么都看见序了，难道还看不见全书吗？还要寻吗？写它干吗？（要是不作寻找而作跟随追随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本帖最后由 杨坚祥 于 2010-12-4 00:05 编辑

第四篇：读贝卡利亚之《论犯罪与刑罚》有感

犯罪学

读贝卡利亚之《论犯罪与刑罚》有感

贝卡利亚是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26岁时出版《论犯罪与刑罚》，被推崇为现代刑法学的鼻祖。贝卡利亚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抨击了封建社会以罪刑擅断、司法专横为主要特征的刑法制度，阐述了资产阶级的刑法原则，宣告了近代刑法学的诞生。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用简短的篇幅论述了刑罚的起源、刑罚的目的、衡量犯罪的标准、刑罚与犯罪相对称、刑罚的适用手段、死刑等系列的刑法思想，对刑法的发展具有深刻意义。透过《论犯罪与刑罚》，我们可以发现贝卡利亚的思想。

首先，“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贝卡利亚深受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影响，认为个人只有通过同意才能受社会约束，应当签订契约，个人对社会负责，社会对个人负责，需要限制国家的刑法权。认为法律的最大目的，是使最大多数人获得幸福。本书以社会契约论为蓝本，提出了“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要求法官、特别是刑事法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官唯一的责任就是判断是否违反法律。他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他还积极呼吁法律必须以文字的形式加以规定，而且尽可能的具体和详细，使刑法被大家所了解和熟知。同时，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行使又必须在一定的限度内，因为他的刑法思想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刑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市民社会公民自由和权利，而不再是中世纪及以前那样镇压被统治阶级。所以刑罚要改变，由过去的把犯罪人当成奴隶、动物对待，转而提升为人，在处罚的同时亦尊重和保障他们的权利，不对其违反义务范围外的权利和自由构成侵害，这就要求刑罚要以必要为限度。

其次，“罪刑均衡”思想。“罪刑均衡”思想也是《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的亮点，书中指出，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应当是平等的。在刑事犯罪中，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准就是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在定罪量刑时，重点考虑的是行为人在客观上的行为，也就是对人的客观行为进行刑法上的评价。一般来说不考虑人的主观因素，但不是完全不考虑，也会考虑到故意、重过失、轻过失、无辜等情形。正是通过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刑法上的评价后，将其犯罪行为与相应刑罚充分对应，从而展现刑罚与犯罪的均衡。贝卡利亚用一句话言之：“犯罪的动机愈强烈，阻止人们犯罪的阻力就应当愈强大，这就是说，刑罚同犯罪应当相当均衡。”

再次，“刑罚人道主义”思想。贝卡利亚在本书中还体现出了浓厚的“刑罚人道主义”思想。该书在死刑一节中提出了“死刑在良好的管理制度下是否是真正有益的和公正的呢？人们所拥有的杀害同类的权力又是什么权力呢？”两个问题，并用了大量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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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去论证死刑是不公正的，用死刑来证明死刑的严峻是没有好处的。真正对人的心灵发生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和严苛性，而是刑罚的持续性和连续性。严苛的刑法，强烈而短暂，但时间一长就被遗忘了。如果，将人关押在监狱中，则可以慢慢地接受教育，可能更能起到刑罚的目的。认为即便对于不可能改造的犯罪者，也不应死刑。

领悟贝卡利亚的刑法学思想，思考我国的刑法体系，我觉得有以下两点可以拿来探讨。

第一、有关死刑。贝卡利亚在本书中提出废除死刑的观点，贝卡利亚认为只有根据两个理由才可以把处死一个公民看做是必要的：

一、某人在被剥夺自由之后仍然有某种联系和某种力量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他的存在可能会在既定的政府体制中引起危险的**。

二、处死某人是预防他人犯罪的根本的和惟一的防范手段。据此结合我们现在的刑罚体系，我们可以探讨在一些有关我国死刑的存在是否必要。

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而死刑是一种正确的刑罚吗？它能有效的阻止人们犯罪吗？我国刑罚的主刑由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组成。在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如若某人实施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或政府体制的行为，那么在对其处以无期徒刑的情况下能割断他这种对社会恶劣影响的延续吗？或者它的效果会差于死刑的实施吗？本人认为无期徒刑完全能达到死刑的效果，并且其有利性有过之而无不及。贝卡利亚认为，“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因为最容易和最持久地触动我们感觉的，与其说是一种强烈而暂时的运动，不如说是一些细小而反复的现象。”反对废除死刑的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国情不允许废除死刑，因为 “杀人偿命”已是一种传统，对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处以死刑才能平民愤，才能获得老百姓的认同。贝卡利亚认为：“习惯是一种主宰着一切感知物的王权，一个人说话、走路、寻求生活需要，都离不开习惯的帮助；同样，道德观念只有通过持续和反复影响才会印入人的脑海。”所以要人们接受无期徒刑是最严厉的刑罚，那么我们就应该从现在着手废除死刑，而刑法修正案八已从经济犯罪，财产犯罪方面减少了死刑，以后我们也可以在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直至最后侵害人身权的犯罪逐一废除，因为我觉得只有一个行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越大，人民感受到得恐惧性越大，他对犯罪分子处以极刑的欲望才越强烈，而不是从国家、社会、个人的三层利益结构出发。另外，就像贝卡利亚所说，“用死刑来向人们证明法律的严峻是没有益处的”，“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我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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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关法律解释中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指司法机关对法律、法规的具体应用问题所做的说明。虽说法律需要解释，法律的生命在于解释，而“对于刑法而言，就像营养对于生物，至少可以延长其生命，使其适用成为可能”，因此，我不反对法律解释，因为法律解释是法律的生命源泉，我反对的只是司法解释。我认为司法解释是变相的法官造法。贝卡利亚认为：“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因为他不是立法者。”立法者才有解释法律的权力，从罪刑法定的角度来看，同样是为了维护严格罪刑法定思想，解释权归于立法者。法官只能是法律的传言者。所以司法解释的滥用，会出现司法解释取代法律的现象，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因此，要区别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要在法律的应有意义之内进行解释。

第五篇：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和 《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之心得体会

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和

《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之心得体会

近日，阅读了《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掩书而思，有对党未来的憧憬，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但更多的是对现实问题和个人肩负责任的思考。

一、《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

我们是幸福的一代，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我们的生活不愁吃穿，无忧无虑，可与此同时，浪费现象也日益严重，致富思源，富而不忘节约。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俭，德之共也；侈，罪之大也。”和“俭以养德”的良训。培养我们勤俭节约良好习惯，有利于培养我们艰苦奋斗的高尚品德。

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百折不饶、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节约这种美德为世代中国人所崇尚。多少年来，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艰苦朴素、勤劳节俭都作为一种被社会普遍认同的传统美德，得到倡导、保持和发扬。这也是我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重要因素。毛主席曾经说过：“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们不能做罪人，我们要爱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节约每一度电。让我们为了他人，为了公司，也为了自己，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上指出:在一切企业中，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必须继续提倡节俭，克服浪费。浪费在任何时候都是妨碍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改善的。我们的建设开在开始，我们更应当积累每一元的建设资金并且加以最有效的使用而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这是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方针。我们公司也需要这样的原则方针，勤俭节约、反对浪费、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克服一切困难，把每一元钱都用在最有效的建设上，降本增效，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二、《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工作 方法和领导作风，是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深刻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群众路线集中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党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要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当前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这就要求我们要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积极探索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路径。

通过对《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的学习我也认识到我们共产党员要做好本职，服务群众。群众工作就是民情工作，基层工作就是民生工作。服务群众，要弄清楚群众要我们做什么，能为群众做什么，认识清楚，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才能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在一个新时期中，认真的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有做到真抓实干，务求实效，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变为具体的行动、实际的效果、群众的利益，服务群众的工作才算做到了位、做到了家。切勿在一片表态的声音中走了样，在一片落实的声音中落了空！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努力做好新时期下的工作。

通过对以上两本书进行系统地学习，使我认识到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改进作风、走密切联系群众路线、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们全体党员应该不断增强责任意识、为民意识和廉洁意识，自觉做到秉公执政、勤政廉洁、情系民生、维护民利、凝聚民心。

作为共产党员的我，更应该用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更应该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更应该形成艰苦奋斗的良好风气，起到先锋模范作用。时刻记住：“艰苦奋斗，事业必成；贪图享受，自毁前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做到勤奋工作、廉洁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