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语堂《苏东坡传》所写

第一篇：读林语堂《苏东坡传》所写

读《苏东坡传》

对苏东坡的喜爱为时已久，从中学时的《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前后赤壁赋》开始，就想这是怎样的一个人，竟能写出如此辉煌壮丽之篇章。今日得空，才翻起了林语堂著的《苏东坡传》。不曾想过林语堂居然是英文著作(The Gay Genius)，着实吃了一惊，想东坡那些诗篇那些轶事非伟大的汉语不能尽其意，英语又如何能把这些东西表述完美？但这里姑且列出一两例来看，不作深究汉语英语的写法，我们主要在意的还是苏东坡的人格魅力。

给黄州歌妓李琪的诗：

东坡四年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

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

林语堂英文版中写: Four years has Tungpo lived at Huangchow，Strange that he never mentioned LiChi.Exactly as Tu Fu of the West River，Of the best flower, begonia, he sang the least.苏东坡曾对子由说：

“吾上课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原版中写道：

”Up above, I can associate with Jade Emperor of Heaven, and down below I can associate with poor folks.I think there is not a single bad man in this world.” 一、一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却能达观对待

看一下东坡在的时代：1036年降生在仁宗年间，1063-1067英宗，1067-1085神宗，1085-1100，哲宗，1100-1125，钦宗，苏东坡在1101年逝世，他死后25年，北宋灭亡。苏东坡的一生历经五位皇帝，一次王安石变法，一生飘摇不定，在当权者的呼来喝去之下辗转流离。而且在那样一个交通不发达的社会，往往安定下来没几日就又被调走，京都，杭州，徐州，密州，湖州，黄州，常州，登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这么多地方，他竟没有在一个地方呆得超过三年之久。虽然苏东坡像很多文人道士一般，性喜游历，但肯定不是喜欢这种被人指使的“游历”。

想用文天祥的一句诗概括苏东坡一生---“身世浮沉雨打萍”，似那浮萍一般，在风雨间漂泊不定，但苏东坡却绝不是一块浮萍，因他有思想，有万千人所不能及的豁达与乐观。每到一地，教育、医疗、交通、水利、建筑，这些他最关心的民生疾苦从来是摆在他的第一位。而他自己，几次贬谪之后，一直想“此去真成田舍翁”却未能如愿。他的乐观豁达是哪里来的？

第一，天生气质使然，似他祖父一般，豁达之气外露，我行我素而不为外物所束缚，人虽为沧海之一粟，亦要有自己的性格，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所以苏东坡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因为处境的改变而稍稍改变自己的性格，他虽想改变世界而不成，但也从未想去改变自己而适应这个世界。一个人能保持本心，自然在精神层面上要比别人更高一筹。这一点上我想王安石也是楷模。第二，苏东坡虽贬谪甚多，但他并不孤单。有理由相信，苏东坡不管到哪里，定是受万人欢迎膜拜，不管是他文坛领袖的地位还是曾经的官至宰相，他到哪里都不会寂寞。除了各地县令太守送酒送食物，还有诸如参廖、乔仝、吴复古这些和尚道士朋友满天下的跑。感情上有朝云相伴左右，有迈和过侍奉膝下。是以苏东坡从不孤独。第三，他后期所拥有的佛学、道学方面思想正契合他那种乐观豁达的态度。苏东坡可以称的上是一个哲学家，其赤壁赋所写可证明这一点。当一个人开始思考天地宇宙万物与人生，其心胸之开阔自然非常人所能及。苏东坡在杭州富阳时写：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缸。此等心胸之人，岂会有不豁达之理。

二、文学巨擘苏东坡

神宗说苏东坡“才与李白同，识比李白厚”，确实如此。苏东坡读书甚多，且有过目不忘之本领，想用什么信手拈来。着实厉害，想不通中国古代文人的博闻强记之功是如何练就的。

苏东坡的诗词文赋让人喜欢，他写东西似乎总是那么随意，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景，信手拈来便是一篇佳作。明月烈日可以入诗，三两行人亦可，他的诗词中所包罗万象是那个时代诗人们所不具备的。

关于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不需多说，人人尽知。

三、宋朝、王安石、太后

我觉得，北宋当真不是林语堂笔下那么不堪，且看看这一大串名单，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曾巩，欧阳修，三苏，苏门四子：晁朴之、黄庭坚、张耒、秦少游，还有大画家米芾，李公麟，程家二兄弟：程颐，程颢，之后还有周邦彦，晏几道等大家。我绝不相信一个颓废腐败的朝代能够在文学上有如此多大家同时出现。只有经济文化水平达到相当高度才能在文学上出现如此井喷之景象。同样，王安石也不仅仅是作者所描述的文学上乱搞一气(《三经新义》)，经济政策上更是胡闹（青苗法、保甲制、市易法等）。林语堂在关于王安石的描写上肯定有失公允，许是他太喜爱苏东坡了，所以对王安石怎么看都不顺眼。

宋朝两个太后，真是国之幸也。这一点，也许正如林语堂所言，这些深宫女人并不曾太多掺和到朝堂上官员党派之争，所以她们判断一个官员或党派最简单的就两个字-“好”与“坏”，而正是这样的判断标准，使得她们能从人性最本质出发。也许这样的标准对于智力一个国家来说太过简单也不奏效，但对于当时，她们的存在真是国之支柱（至少书中如此说）。

林语堂这本《苏东坡传》真是一本不错的任务传记，但不可避免的是，写自己喜欢的人的传记，自然难免有失公允。若有人极为喜爱王安石，那王安石传里的苏东坡恐怕就是一个不知进退，刚愎自用，不通为官为政之道却官居高位尸位素餐的一个无用之人了。

第二篇：读林语堂《苏东坡传》有感

读林语堂《苏东坡传》有感

最近在读林语堂《苏东坡传》，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读的感受。

苏东坡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中国文学历史的地位恐怕也只有李杜能与之匹敌，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读过这本书后，对苏轼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本书没有史实记载的东坡传记那样文字严肃，林语堂笔下的东坡传文字亲切，字里行间充满对苏轼的喜爱之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褒贬鲜明，读起来轻松、更有趣味性。读完之后，瞬间觉得苏轼确实可以称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苏东坡之伟大，首先在于他无与伦比的才华，天地万物，世间百态，了然于胸，下笔入神。从才华来看，他是一代文豪，他一生著作颇丰，著七百多少诗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广为人传，那种天马行空，绝非常人可有。当然苏东坡的才华远非吟诗作对，他也是位博学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琴棋书画，儒释道百家，工程农学，医学炼丹，可谓无所不精，就连小烹，亦有独到深刻见解，如他在黄州时独创的东坡肉、东坡鱼、东坡汤，都让后人津津乐道。《苏东坡传》中还记载，他从儋州返回大陆期间，正逢夏季，非常之热。他得了痢疾。他以为自己喝冷水过多，觉得特别软弱无力。就自己买了一服药黄香来吃，顿时觉得好得多了。中医认为黄香是很有力的补药，能补血、补内脏各经，很多现代的中国人天天论碗喝黄香汤，确有益处。纵观《苏东坡传》，他堪称百科全书，万能全才，无不让人佩服。

苏东坡的伟大、令人敬畏的还有他的正直，他敢于挑战权贵，勇于唱反调，忧国忧民，为民请命。他任徐州太守，杭州知州，被贬惠州之时，兴修水利工程，大力发展农业，著名的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他所修建，“苏堤春晓”已成为西湖十景之一，这也是得到后世人民爱戴尊敬的原因。

苏东坡的伟大还体现在他的乐观豁达之上。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指出，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秉性难改的乐天派。苏东坡的乐天，源于他的生性豁达，纵然一生命运多难，也不悲观。苏诗极少有那些婉转哀愁，情愫万千的作品，读他的诗词让人能振奋。在厄难面前，苏东坡凭借其乐观天性，直面悲困，苦中作乐，倒也乐得其所。

苏轼的一生都卷在政治旋涡中，人生转折点“乌台诗案”，让他他遭到贬官、逮捕，一辈子几乎没能在一个地方住上三年，恰如风中飞蓬，东飘西荡，正如他自己曾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但就是这样的坎坷人生，他也能苦中作乐。下面是《东坡传》里面的几个小故事。

苏轼初贬黄州之时，虽居住在这个贫苦小镇上，却能苦中作乐。他居住的房子非常简陋，夏天对着大太阳，别的旅客一旦看见，就会黯然失望，他却对其情有独钟，他向别人吹嘘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他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景色并不见得是可夸耀的，景色之美只是因为观赏风景的人有一颗善于寻找美得心。

宋哲宗八年十月，苏轼再次被贬谪到惠州。赶路时值深秋，苏轼看见驿站边的树木依然翠绿欲滴，便问迎接他的小吏是何树，小吏回答是荔枝树，苏学士大喜道：“有荔枝吃便可安居岭南”，在别人眼中的岭南烟瘴之地在苏轼眼中却是洞天福地，他到此如游鱼得水，大饱口福的同时心满意足地赋诗一首：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做岭南人。在惠州，他失去了红颜知己朝云，但天生乐观的苏东坡依然乐观，对生活依然充满情趣，写下了悠悠然的诗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传到时任宰相的政敌章惇耳里：好个苏东坡，你的贬谪生活也太闲适滋润了。便下令再将其贬至更为偏僻荒凉的海南儋县。

在他居海南之第二年，当时谣传苏轼已死亡。在一次宴席上，一个朋友向他开玩笑说：“我当时真以为你死了。”苏东坡说：“不错，我死了，并且还到了阴曹地府。在阴间路上遇见了章惇，决心又还了阳。”感觉苏东坡就是“老小孩”，充满童趣。这种处世态度，是我应该学习追求的方向。

林语堂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塑造了一个丰富的苏东坡，值得一读。

第三篇：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读《苏东坡传》有感

我读苏东坡传是满怀着敬意的，中国古代杰出的人物虽然不少，但是我最欣赏，最敬佩的人还是苏东坡。也许是因为东坡的精神一直在影响着我吧，在历史的洪流中，他始终保持着自我，处于逆境却很达观，贫困交加却很自得。在宋朝历史中，他没有范仲淹那样刚风毕露，（范仲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身为谏官，常常犯颜进谏，因此三次被贬出京师，但他依然如故）也没有晏殊那样圆滑世故，他就是他，一直走着自己的路。

在林语堂老先生眼中的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位月夜徘徊者，更是一个诗人，„„”苏东坡的人格复杂多面。

在大都数人的的眼里，苏东坡就是一个诗人。当然，这没错，因为苏东坡那旷古罕今的文采是他身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他一生命运跌宕起伏，最易遭人陷害，也与他的文采有莫大的关系。他的诗，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激昂豪迈，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款款，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的清新雅致，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人生哲思„„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透过东坡，我触碰到中国文人飘忽的衣袂，聆听到中国文化舒缓的脉动。

但是苏东坡在政治上的成就也是值得肯定的，苏东坡在他的政论文字里，时常申论“慎思”与“公正”二义为贤臣之所必备。但是慎思与公正实为党人之所憎恶。一天，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苏东坡在屋里欣然扪腹而行。他问家中女人他那便便大腹之中何所有？一个女人说是“一肚子墨水”；一个女人说：“你是一肚子漂亮诗文。”苏东坡都摇头说“不是。”最后，聪明的侍妾朝云说：“你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大呼曰：“对！”遂大笑。“不合时宜”正是苏东坡那坚执性格的体现。苏东坡坚执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

纵观苏东坡的政治生涯，可谓三起二落。考中进士那年，在入榜的388人中名列第二，而且是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的误会（以为这么精彩的答卷出自他的朋友曾巩）和避嫌，否则当列榜首。苏轼在担任凤翔推官三年后依例解职，英宗本欲破格拔擢为翰林，为宰相韩琦所阻，韩琦倒不是不喜欢苏轼，只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多一些历练。而英宗更是早就把苏轼视为未来宰相的人选。后来苏轼受了四个月的牢狱之灾，史称“乌台诗案”。表面上是文字狱，弹劾他的官员在他的文章诗词中找出大逆不道的语句，加以指控。更深层的原因是苏轼加入了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王安石的新政。而苏轼作为文坛新星，其影响力日增，因此要加以镇压。

苏东坡在地方任职时，是百姓的朋友，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积极致力于当地建设。提出公共卫生方案，设立杭州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清洁城中居民供水，还整顿西湖，这些切合实际、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举措立即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一般官吏注重税收、当地治安等关乎政绩的方面，苏轼在整顿市容、注重公共卫生方面开了很好的先例。

苏轼交友圈极其广泛，从士大夫至布衣百姓，由佛及道，晚年尤与僧人过往甚密，贬谪途中时常蒙僧人照料。他接触人生百态，朋友有皇帝、有诗人、有大臣、有隐士、药师，酒店老板和不识字的农妇。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上可

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但是苏东坡却错交了一个朋友，章淳。早年由于章淳性格豪放，乐观，东坡与之为友，但苏东坡却也因为这个朋友在后半生受尽了折磨。王安石罢相之后，新法失败，元祐党人暂居高位，但后来太皇太后去世，哲宗亲征，他受够了元祐党人对他的忽视，于是启用了元祐党的政敌章淳位相，章淳是个小人得志便张狂，四处迫害元祐党人，据说章淳还要把司马光从坟墓中拉出来鞭尸，以泄当年排挤之恨。东坡是元祐党中最具影响力的，所以章淳绝对不会放过他，一贬再贬。有一次，东坡在谪居地刚建了一座房子，在树下纳凉，就写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喜悦。诗传到京师。章淳说：“子瞻看来还是很安逸呀”于是，很快苏东坡又被贬到更偏远的地方，最后子瞻、子由分别被贬到嶦州和雷州，那是现在海南岛的地方。现在海南岛挺好，但是在当时海南可是一个人去之后九死一生的地方，条件很是恶劣。并且那里有很多土人，经常与汉人发生冲突。但这一切都不能摧毁苏东坡这个天生的乐天派。他在那里建起了学堂，教化了一方百姓。

公元1101年，苏东坡获赦，朝野一致认为苏东坡会在受重用，可是苏东坡却赫然辞世了。苏东坡的人生虽然也走到了终点，可是他的“浩然之气”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久久回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带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这种浩然之气才是万古不朽的。

我们大学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学苏东坡的浩然正气。你可以没有苏东坡的才气，但是一定要学着有有苏东坡的那股正气。不管你日后是什么样子，浩然正气如果没有，那你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第四篇：林语堂《苏东坡传》读书笔记

读《林语堂<苏东坡传>》有感

谢静

初读这本书便发现，林语堂在第一章便毫不掩饰的写道“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在此前，我对苏东坡的认识只岿然佩服于他的文化人格的高大，面临种种劫难时的凛然旷达，仿佛一尊佛一般超脱于世间。实则不然，看完这本《苏东坡传》，我才深切参悟了他那份旷达由来的过程，体会到身为一个真切的人的苏东坡，也曾有常人一样的惊恐，手足无措，甚至自杀的唐突想法。

在他生平的第一次劫难——“乌台诗案”来临的时候，初涉宦海，还未曾经历过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在凤翔做通判三年期满，神宗元丰二年，吊人江苏太湖滨的湖州，刚刚上任湖州，就被突如其来的气势汹汹，面目狰狞的官差索取，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曾记载说“他们逮捕太守犹如捕盗”。虽在事发前，驸马王詵和弟弟子由，先官差一步通知了他，但在史料记载中仍能看出当时苏轼的错恩，惊惧。官差到时，正式身穿官袍，足登高靴，站在庭院中，手持笏板，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太守官衙的人慌作一团，不知会有何事发生。林语堂先生在书中这样写道“苏东坡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以礼迎接他。”当时的苏东坡慌乱的不知该穿什么面见御史台的官差，幸好通判帮他稳住局面，在官差宣布他的罪行之前，他依然还是朝廷命官，所以理当穿上官服官靴，戴官帽，手持笏板立于庭中。

时情势紧张，苏东坡首先开口道：“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于家人一别。”在他看来，这阵仗却是险恶，大有慷慨就死的决绝。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苏轼还是被允许回家看望了家人，对家人草草做了安顿，可让人不出所料的是，临行前他还讲了一个笑话来宽慰家人。杜撰了故事：真宗年间，皇帝要访求一位大儒杨朴，而杨朴却实在不愿意追随皇帝去京师，故试图演示自己的才华，借太太的一首诗来敷衍皇帝。“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苏轼的幽默果然凑效，苏夫人破涕为笑。这是一个乐天积极的苏东坡，一个真性情的苏东坡，一个自然的苏东坡。

乐观豁达是苏东坡深植骨子里本性，然而它的显现乃至绽放于之后的人生路途，不能说没有黄州幽居的功劳。假如没有此一劫难，是否会有“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通透也未可知。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这个被苏东坡记入自己人生里程碑似的一站，僻陋多雨，气象昏昏，鱼稻薪碳颇贱。作为乌台诗案的一个了结，苏东坡死里逃生，被贬黄州，官位降低，虽充团练副使，但没有职权并且被限制了出行的自由，不能会友不能探亲，他的朋友在乌台诗案中也大都被牵连，一无所有的苏东坡要从此变成一个农夫，一个“此心安处是吾乡”的隐士，忘掉“便认他乡作故乡”的陌生与心存芥蒂。从定惠院到安国寺，从被贬含冤的官员到布衣蔬食的农夫，他的化解之法便在于，“闲居未免看书，唯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焉”，与佛禅与晚钟相伴，亲躬耕近乡野。

苏东坡是诗人，以诗意的姿态栖居在贫瘠的黄州，即使废弃在山间烈日下的小茅屋也能住处“风涛烟雨，晓夕百变”的恬淡，临皋亭成了午间小憩都能看到风帆上下，水光接天美景的楼台，他看到了别人即使在天堂也看不到的美，这疑来源于他乐观旷达的心境。他已经脱去了文人打长袍，摘去了文人的方巾，改穿农人的短褂子，每天往返于东坡，在躬耕之暇，和农人一起唱歌，喝酒，甚至酩酊大醉。并且“自喜渐不为人识”。其实此时的苏东坡生活甚为贫寒，每月四千伍佰钱，穿成三十串吊在屋梁上，每天只能用一串，幸得好友出面帮忙租来了黄州城东的五十亩布满瓦砾荆棘的营地，垦辟成了一家人赖以为生的口粮地，这时他人不忘给它取一个诗意且自然的名字——“东坡”。从此真正务农，每天挂心灌溉和麦苗的长势，看着刚钻出寸余的麦苗欢欣雀跃，丰收后有农人一样的快活满足。

苏东坡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面如墨”终日作息于田间瓦舍的苏轼俨然就是一位农夫。他没有被流放的文人的愁肠百吉，感时伤怀，更不会长篇赘述，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之忧愤愁苦。

虽远离官场他依然不平则鸣，心系百姓，遇有邪恶则“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是他不论是否为官的天然道义。听闻有溺婴的野蛮风俗，苏东坡即刻便作《与朱鄂州书》并请朋友带信亲见太守，并自己出资设立救儿会，向富豪乡绅募捐，用以救治贫家婴孩。

最让我觉得他是彻底忘却了际遇悲伤的就是他那精致也简陋多趣的饮食。苏东坡爱做菜，是个美食家，用当下流行词，他就是活生生一个“吃货”，一个于贫瘠匮乏中还能吃出新意，吃出陶然的生活家。在黄州时，缺衣少食，他一个人微薄的俸禄要供养一大家子，然而即便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却也吃的活色生香。“东坡肉”，猪肉在当时是“富人不肯吃，穷人不解煮”苏轼买来简单烹制——少水，文火，时久乃成，果然肉质香而不腻，绵而不厚；东坡汤，东坡鱼也都是因地制宜发明的菜谱，这种农村气氛里，他越来越像陶潜的生活，甚至说自己是前世就是陶潜。超然出尘却充满烟火气的苏东坡难道不是最自然最本真的吗？

读苏东坡，很难说是被监禁被流放，那是无论怎样，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无论如何艰难，都是乐观幸福的。即使是双足深陷的时候，他依旧能唱着小调，邀上三五个知心的朋友，享受生活的美好。因为他的心，不为环境所束缚，他的心是自由的，是自然的，是屹立于宇宙最顶端最高层的美好的灵魂。这样的人生，从不见对环境的抱怨，从不见尖刻的犀利指责，从不见对怀才不遇的悲愤，他真的是天纵大才。“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样的心境值得我们学习。

乐天达观、随遇而安、有时又有些激烈和固执。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恬淡安适、遵从自己的内心。这或许也正是我们传授给学生的人生大意。

第五篇：林语堂《苏东坡传》读后感

林语堂《苏东坡传》读后感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2013届12班 吴楠

平凡的人对于“光芒夜半惊鬼神”的天才总是有种不可名状的畏惧，如徐渭、如梵高。但对于性情平易近人，骨子里流淌着温和谦恭血液的天才，则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喜爱和亲切感，比如苏东坡。

苏东坡是朴实的中国百姓脑海里一切美好形象的真切合体。他实实在在就那么人人眼、他轻轻松松就能够暖人心。他满足了我们对中国文人的所有幻想。

顶着一副粗犷老农的外表，不是不英俊，而是让人看得太舒服。一脉浩然之气用尽，不只为自己，还将那福音传给大江南北的百姓。一声“如蝇在食，吐之方快”，可见他清狂而非轻狂。一叹“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可知他用情之真思念之深。

喜爱苏东坡，是因为他在那苍茫天地之间如同一株小草——在奋力钻出黑暗的夹缝之后、在见到惨淡天光的那一刻，以不比常人的坚定之心相信光明，从此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郁郁葱葱，屹立不倒。沧桑笔直的树干是他的独善其身，伸展而开的绿冠是他的兼济天下。几十年人生跌宕，风风雨雨使得他从肉体到心灵，都变成一个不能被轻易伤害击败的人。中国文人敏感脆弱的灵魂，在他这里去掉了多愁与伤怀、抑郁和不安，只留下一种叫“看得开”的心情，叫“想得明白”的心境，和“同情弱者”的心怀。

走近苏东坡，从他那一句“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开始。这种生活不同于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清净，也没有刘禹锡“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么“高水平”。苏东坡是和谁都玩得来。他可与三教九流为伍，并且从不失那颗赤子之心。这不仅是一种本领、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活法！在他眼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他心底，一涓宽容之泉早就将政敌带给他的不愉快全部带走。因为知爱，因为懂爱，更因为有爱，他成为古今士大夫中最有人情味的一个。这种活法是他受人欢迎的原因，是他心灵幸福的秘诀，也是他留给这略显苍白的人间巨大的精神财富。

感悟苏东坡，从他那一句“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开始。一个人能对浩然之气有如此深切之感，想必该精神必定贯穿他人生始末。苏东坡正是如此。从朝廷上的当仁不让，到贬谪为地方官的身体力行。他的奏章、他的功绩无一不透露着那不谋私利，一心为民的感情。身在名利场中，诸多不由己。却因为有那股浩然之气，他把决心下得更彻底，他把脊梁挺得更硬。他像一股旋即有力的清风，吹散了所到之处的污浊之气。

想起苏东坡，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一个大腹微便便，体态微宽的形象，让人安心让人贴心。他身上没有“文人相轻”的酸味，他身上只有温温暖暖的阳光的味道。时常忍不住在心底唤一句“老东坡”，因为羡慕，因为喜爱，更因为感叹。羡慕他的才华横溢，外加那一副好心肠好脾气。喜爱他儒者的翩翩风度，那是一个翰林大人美好的形象。也更感叹那一颗赤子之心、一身浩然正气、一片坦然心境。

时光早已涤荡了苏东坡心中那因贬谪、因颠簸、因月光、因夜风而生发出的一切忧忧愁愁不达不快，只留下一个摆脱了官场的羁绊、人事的纠纷的大文学家的形象，由宣纸上的墨迹、石碑上的刻纹穿越千古传递到我们面前。翻开旧书，在那无数豪情四射的诗词笔墨之间，我只看见我那温温暖暖的老东坡，带着他的大黑狗，拄着一根竹杖，悠悠然然地行走在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