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票据法》对票据行为无因性规定之得失专题

第一篇：我国《票据法》对票据行为无因性规定之得失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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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票据法》对票据行为无因性规定之得失

我国《票据法》理论中的所谓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又称抽象性原则、票据行为的中性、无色性原则等等。各票据法著作普遍承认其为票据行为的重要特征,甚至是最重要特征。学者一般将其定义为票据行为只要具备完备的法定形式要件即可生效,而不论其实质关系如何,即票据行为和票据的基础关系在法律上分开。但是对于票据行为无因性的内涵,学者们的理解却有所不同。谢怀 先生认为无因性原则有例外,即在直接当事人之间,如出票人和第一受票人、背书人和被背书人之间的票据关系取决于基础关系,如果他们之间的基础关系无效,则票据关系亦无效。类似的观点被很多学者主张,他们认为票据无因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票据义务人抗辩的限制,也就是发生抗辩切断。对于直接当事人之间的票据行为,则主张不适用无因性。本文将其称为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与此不同的是,王小能教授认为票据是否有效一律不受基础原因关系影响,只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直接当事人之间亦应主张票据关系有效。不过持票人是否可以行使票据权利,还取决于其取得票据时的行为和主观心态如何。还有学者明确主张票据直接当事人之间也适用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义务人仍须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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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票据义务,只是在基础关系不存在的情况下,受益人须将不当得利返还给票据义务人。本文将这一主张称为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学说。

以这两种不同的主张来判断我国现行《票据法》中的规定,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该法第13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了票据行为和票据基础关系的分离,依照上述相对无因性学说,该条等于明确了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当然,我国《票据法》第10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第21条又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这些规定与国际惯例不符,给上述第13条规定的理解造成了混乱,多为我国学者所批评。但如果不考虑这些引起混乱的条款,我国现行《票据法》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的规定就应是充足和完备的。

但是,从上述绝对无因性学说出发判断,即使我们废止《票据法》第10条和第21条的不当规定,该法中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的规定仍然是不完备的,因为它只对非直接当事人之间产生票据抗辩切断的效力,直接当事人之间仍然可以依据票据基础关系来提出抗辩。依照持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学说的学者的主张,这一规定使得票据债权几乎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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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作为独立财产的价值,成为类似于保证债权的从属于原因债权的债权,票据无因性的价值所剩无几。他们认为:《票据法》应该进一步明确直接当事人之间亦不得以票据基础关系来提出票据抗辩,相应的应该规定票据法上的不当得利抗辩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上述两种主张究竟孰是孰非? 这需要从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的意义和作用上进行判断。此外,我国现代票据制度和票据法理论,皆为系统化引进西欧相应制度的结果。因此,就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的票据制度和票据法理论中对相应原则的规定和讨论进行研究,对我国学者辨析票据行为无因性原理作为法学理论和现实制度的起源、演变和实质内容以及当前的变化趋势,纠正我们对于这一原则的一些误解,从而避免无谓的争论,在《票据法》的执行中更好地落实这一原则,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

学者对于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的作用,主要概括为促进票据的流转,保障票据流通。正是这一原则的存在,使得票面上记载的票据权利可以脱离票据基础关系,通过背书转让给第三人,而且随着背书次数的增多,票据的信用程度也相应提高。这就使交易中的风险得到控制,从而使票据成为商业社会里公认的信用工具和支付手段。所以,这一原则可以说是票据制度得以存在的灵魂。那么,实现这一交易保障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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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否必须借助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的理论呢?

__票据的移转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债权移转。对于一般的债权移转,债权人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并且,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这就使得债权被移转的次数越多,新债权人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大。正是为了消除这种风险,人们规定票据的移转不能遵守普通债权的移转规则,背书人不需要通知其前手,相应的其和前手之间基于票据基础关系而产生的抗辩理由,不能由其前手向被背书人(票据权利受让人)主张。这就是票据行为无因性原理产生的制度基础和必要性。而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之间,既不存在债权移转的法律关系,也不存在由于抗辩理由的承继而对债权人造成的风险。主张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依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并不影响他们的后手依然可以依票据抗辩的切断原理要求他们承担票据责任,所以并不会对票据的流通性和信用保证造成任何影响。如果某持票人所持票据在从前的流转过程中曾经出现基础关系欠缺或瑕疵的情况,他的票据权利也完全可以通过《票据法》第17条得以保护,因为他可以相信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是不会通过票据移转而延伸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主张票据行为的相对无因性已经足以保障票据的流转和交易的安全。

从法律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来分析,主张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之间也适用票据行为无因性原理也是不符合我国传统的。适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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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结果是:当直接当事人之间的票据基础关系欠缺时,持票人仍然可以向作为直接当事人的出票人或前手主张票据权利,不过由于主张票据权利的结果将使得持票人不当得利,所以出票人或其前手可以主张不当得利的抗辩而拒绝支付票据金额,或者在支付后可以向获益人主张不当得利的返还。前一情况的结果和主张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依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的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纠缠于基础关系抗辩还是不当得利抗辩的纯粹概念之争而已,而这一不当得利抗辩的依据仍然是票据基础关系。后一情况将使出票人或前手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依照学说,不当得利于受益人占有期间若因不可归责于他的原因而灭失,则不再返还。这对于对基础关系的欠缺没有责任的出票人或前手(比如在由于对方不履行合同义务而使基础关系灭失或出现瑕疵的情况中)来说,实属不公。所以,对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主张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欠缺实践意义的。

三

考诸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大陆国家票据法,可以发现并没有在字面上等于“无因性”的概念,类似的理论在德国法上称为抽象性原则(Abstraktionsp rinzip)。这一原则在德国法上的定义和在我国一样有争议,其基本分歧点也在于:票据债务人针对其直接当事人(即出票人或前手)是否可以主张由票据基础关系产生的抗辩。也就是上已述及的票据行__为无因性的绝对性还是相对性之争。如果承认这一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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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原则在票据关系直接当事人之间也适用,则该原则就可以类比于民法领域中的物权行为抽象性原则(在我国同样被称为“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以及单纯债务承认和债务约定的抽象性原则(我国有学者将其称为“无因债权”,票据行为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后者的变体。

禁止某些票据抗辩的做法于实践中出现后,擅于辨证思维的德国法学家就试图使其在法学理论上与传统罗马合同法的精神相一致。起初人们倾向于将票据解释为一种特殊合同,认为这种禁止抗辩是由票据义务的性质决定的。直到19世纪30年代,学者们才认识到票据的作用远远不止于一种特殊合同凭证,而将其称作“商人间的纸币”。学者们这时不再将出票行为视为设立了合同,而主张这是一种单方承诺,每一个以适当方式取得票据的人都可以和出票人形成票据关系。所以票据持有人的权利不受针对前手而产生的法律关系的影响。于是,学者们认为:所有在纸面上无法得知的针对前手的票据抗辩都应被禁止。这样,在禁止某些票据抗辩的做法于实践中已出现了100多年之后,票据行为的抽象性理论终于在学术界成型了。

后来,德国学者还从罗马法意义上的合同理论对票据行为的抽象性进行了解释。因为按照罗马法的传统理论,债务原则上只能由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和其他法律关系产生,而票据每一次被背书转让,原则上肯定是基于各自不同的基础关系。所以,每次背书都产生了新的对于付款的承诺,即一个抽象的债务承认,针对持票人不能提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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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出票人和其他票据当事人之间关系而产生的抗辩。这种抽象债务说的解释,后来得到了《德国民法典》第780条和第781条的支持。至此之后,德国学者一般都将票据行为看作是特殊的《民法典》第781条意义上的债务承认。这一债务承认的效力并不因其基础关系的无效而当然失去效力。

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原则确切含义如何,曾在德国引起广泛讨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有一些学者针对票据行为是否自始至终存在抽象性提出不同意见,其中以著名法学家维兰德(Wieland)的观点反响较大。他认为:票据行为应该属于一种原因行为。持票人针对票据债务人仅仅具有一种请求权,那就是基于基础关系的请求权。在最初的持票人手中票据表现了基于基础关系的请求权,将票据交付给该持票人的行为不过是“权利基础的补充说明”,票据在这里仅仅作为由基础原因关系联系起来的双方当事人间的补充形式而存在。那么票据的特殊性还是否存在呢? 维兰德认为:票据的意义在于几方当事人如果出现了法律争议,持有票据的当事人可以获得优先权(bevorrechtigte Stellung)。最初持票人享有根据票据文义和对票据流转的证明而提出诉讼的权利,但他和出票人之间的票据关系须以基础关系成立为基础。只有到了和基础关系无关的后手那里,票据关__系才显出抽象性的特征。不难看出,这一主张类似于上已述及的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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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类似的主张并没有成为德国司法判决和学术著作中的主导意见。近几十年来,德国票据法学界对票据行为抽象原则的阐述是:票据请求权完全不受基础关系瑕疵的影响。比如在汇票出票人和承兑人的票据基础关系(这里主要是资金关系Deckungsverh¾ltnis)无效时,不仅作为非直接当事人的受款人之票据请求权当然不受影响(这一点世界各国没有例外,以上文述及的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即可解决),而且出票人仍然可以对作为其直接当事人的承兑人主张票据权利。当然,这一主张将使出票人获得不合理的不当得利,所以承兑人可以针对出票人的票据请求权提出不当得利抗辩。同理,如果出票人和直接受票人之间的票据基础关系(这里主要是原因关系Zuwendungsverh¾ltnis等)无效,受票人仍可以对承兑人主张票据请求权,当然,此时承兑人可以主张基础关系欠缺,提出不当得利抗辩,如果已经支付,还可以由承兑人(在承兑人已经将款项从出票人账户中划出时,由出票人)提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德国民法典》第812条第1款第1句)。此时,证明基础关系不存在的责任落于提出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直接当事人之上。可见,德国法学界的通说主张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

德国法学界的这一倾向可以从该国的民商法理论中找到依据。上已述及,该国民法理论中存在着法律行为的抽象原则这一总括概念,它在物权法、债法上分别有所表现,而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只是抽象性债权在商法上的特例。这些抽象性的概念有一共同之处,即基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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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抽象性的物权或债权关系分离,基础关系无效并不导致物权或债权关系无效,但物权或债权关系的义务人可由于基础关系无效而提出不当得利的抗辩,如已经交付,则受益之人须返还不当得利。所以,德国民法的一个特征就是不当得利请求权在学说和司法实践中有重大意义。基于这一上百年的学术和实践传统,在票据行为中承认绝对的抽象原则(无因性)就是顺理成章的,实践中由于商事交易的参加人都习惯了本国制度,加之对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实践中常能得到支持,所以也不会给交易带来不便。

德国的票据立法却与司法和学术的发展不同。19世纪初期,德意志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各邦都有着自己的票据立法,在1847年时,德意志境内就存在着56种不同的票据法律。在这一年,各邦选派的委员会于莱比锡制定了一部统一的票据法,尽管它被第二年于法兰克福举行的帝国会议宣布为帝国法律,但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这一宣布也变得无效。过了近10年, 1857年的纽伦堡会议上对这部法律草案进行了一些修改,形成了纽伦堡文本,该文本在随后的几年内以自愿接受的方式被几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国(包括奥地利)宣布为内国法,至此德意志各国实现了票据立法实质上的统一。1871年德国统一后,该文本被宣布为帝国法律,即《德意志普通票据法》(Allgemeine DeutscheWechselrechtsordnung)。在该法中,立法者有意仅仅规定票据关系本身,对于票据的基础债务关系完全不涉及。这表达了立法者认为票据系与其资金关系完全无关的独立权利的观念。对于票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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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定特殊的诉讼时效,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这些规定都对以后的票据立法有深远影响。但该法并没有贯彻绝对的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原则。

20世纪初的票据统一立法运动,产生了1930年的《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这一统一立法后来被欧洲大陆的几乎所有国家纳入到其本国的票据立法之中。1933年《德国汇票本票法》中的前两章几乎就是对这部统一立法的翻译。这一法律的第1条即规定了汇票的必要记载事项,其中不但没有提到票据的基础关系,而且在第2项还明确规定不得对票据付款进行任何限制(无条件付款记载),因此任何基础关系上的限制都不能影响汇票的付款。同法第17条规定:“被提出票据请求权之人,不得以自己和出票人或者前手之间的直接关系中存在的理由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已知对于债权人不利之处的除外。”此系为各国法律包括我国《票据法》第13条所吸收。票据抗辩切断原理,也可以理解为票据行为相对的无因性。此外,还有德国学者认为《汇票本票法》第9条(出票人的责任)、第15条(背书人的责任)以及第28条(承兑人的责任)也体现了不计票据基础关系的无条件付款的要求。但由于国际统一立法的文字需要照顾各国需要,这些条文的立法语言都没有贯彻德国学者的票据行为的绝对抽象原则理论。所以,这一原则在德国和《民法典》上对物权行为的抽象性以及抽象债权的规定不同,并没有法律条文依据,现今仍仅依靠大量的司法判例和学术理论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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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不同的是,同属欧洲大陆的法国却在民法基础理论中没有承认法律行为的抽象性原则,所以也就没有物权行为的抽象性和抽象债权的概念,相应的,无论在立法、司法还是学术理论中,法国都完全没有承认过票据行为的绝对抽象性原则。《法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任何请求权的有效都须以真实而合法的权利基础为前提。”历来的法国学术界都不承认票据行为系不同于基础关系的独立行为,而认为它们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在《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生效之后,法国也接受了这一国际统一法,并对自身的法律作出了一些改动。法国学术界也逐渐认为在票据法律关系中存在着两种请求权:由票据基础关系产生的请求权和由票据本身产生的请求权。但是学者们始终认为:虽然票据请求权是单独的请求权,但却不是抽象的,而是和基础关系的原因相关。这意味着:基础关系的原因如果不存在或嗣后消失,则票据义务亦将被视作不存在或不再存在。这一和德国票据法理论的差异在实践中并不会导致重大不同,因为法国法上证明基础关系不存在的举证责任也落于票据债务人(即德国法上因此而产生的不当得利的受害人)之上。当然,类似于德国《汇票本票法》第17条和我国《票据法》第13条的对票据抗辩的切断(即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的规定,在法国票据法中也存在。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法国的票据制度和我国现行《票据法》的制度非常近似。

就票据法而论,在欧洲大陆内部承认德国式的票据行为绝对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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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国家非常之少,因为在民法理论中承认法律行为的抽象原则、继而承认物权行为的抽象性和抽象债权的国家本就少见。我国票据法学者长期以来认为票据行为无因性在世界各国和国际统一性立法中被普遍承认,如果将这里的“无因性”理解为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则这一判断是不准确的。当然,世界各国的票据立法,包括国际统一立法,都规定了类似于我国《票据法》第13条的票据抗辩切断条款,也就是本文所称的票据行为的相对无因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一原则确实在世界上被普遍接受,而我国现行《票据法》第13条本身已经和国际规定完全接轨,并无任何落伍之处。认为我国法律彻底否定票据的无因性特征,与国际惯例完全不一致的观点,是过于偏颇了。

四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对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原则进行分析首先一定要区别绝对无因性和相对无因性两种不同的理论。简而言之,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票据行为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依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承认这一可能性的为相对无因性理论,反之为绝对无因性理论。在欧洲,完全承认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的只有德国等少数国家,其背景是该国民法理论对法律行为抽象原则的承认,并且这一理论仅停留在司法和学术研究中,于法律条文上并无体现。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只是承认票据行为的相对无因性,国际统一立法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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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票据法》第13条和欧洲各国的立法以及国际统一立法相一致,确立了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的原则,已经非常完备。我国民法理论长期以来虽然有所争议,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不承认法律行为的抽象性原理,也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和所谓无因债权的存在。我国法律界人士也不习惯过多地适用不当得利理论来解决本来相对简单的法律关系纠纷。如上所述,如果允许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依据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就可以解决很多争议,而这对保障票据流通、维护交易安全又没有任何不利之处,则完全没有必要引进票据行为的绝对无因性学说,徒然增加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和交易的风险。因此,我国《票据法》在修订时,应完全保留第13条的规定。需要注意的是该法第10条和第21条,它们对本已清晰明确的第13条造成了“干扰”,应在修订时予以废止。

注释:

王保树:《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75页。

谢怀轼:《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35页;梁宇贤:《票据法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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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 引书,第375页;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谢怀轼:同注 引书,第41页。

赵新华:《票据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王小能:同注 引书,第99页。

李新天、李承亮:“论票据不当得利的返还与抗辩———兼论票据的无因性”,《法学评论》2003年第4 期,第43页。

王小能:同注 引书,第2版,自序,第3页。

陈自强:《无因债权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同注 引书,第37页。

王小能:同注 引书,第2版,自序第3页;赵新华:同注 引书,第38页。德国学者也持相近观点,参见布洛克斯(Brox):《商法和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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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Handels482(第23382(457-459页)。

胡克、卡那利斯(Hueck /Canaris):《证券法》(Rechtder Wertpapiere),第5章,第4节,第7段;鲍姆巴赫、海弗梅尔,前揭书,汇票、本票部分,前言,角码2(49页)。

默拉维茨(Morawitz):《国际票据法》(Das internationaleWechselrecht), 1991年版,第15页。

施陶博(Straub):《国际票据法的法律选择》(Zur Rechtswahl im internationalenWechselrecht), 1995年版,第5页。

施陶博,同注 ,第7页。

鲍姆巴赫、海弗梅尔,同注 ,汇票、本票部分,前言,角码10(第53页)。

赵新华:《票据法》, 1998年版,第48页;李新天、李承亮,同注 ,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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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国《票据法》对票据行为无因性规定之得失

我国《票据法》对票据行为无因性规定之得失

——兼与欧洲立法比较

一

我国《票据法》理论中的所谓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又称抽象性原则、票据行为的中性、无色性原则等等。[i]各票据法著作普遍承认其为票据行为的重要特征,甚至是最重要特征。[ii]学者一般将其定义为票据行为只要具备完备的法定形式要件即可生效,而不论其实质关系如何,即票据行为和票据的基础关系在法律上分开。[iii]但是对于票据行为无因性的内涵,学者们的理解却有所不同。谢怀 先生认为无因性原则有例外,即在直接当事人之间,如出票人和第一受票人、背书人和被背书人之间的票据关系取决于基础关系,如果他们之间的基础关系无效,则票据关系亦无效。[iv]类似的观点被很多学者主张,他们认为票据无因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票据义务人抗辩的限制,也就是发生抗辩切断。[v]对于直接当事人之间的票据行为,则主张不适用无因性。本文将其称为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与此不同的是,王小能教授认为票据是否有效一律不受基础原因关系影响,只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直接当事人之间亦应主张票据关系有效。不过持票人是否可以行使票据权利,还取决于其取得票据时的行为和主观心态如何。[vi]还有学者明确主张票据直接当事人之间也适用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义务人仍须履行票据义务,只是在基础关系不存在的情况下,受益人须将不当得利返还给票据义务人。[vii]本文将这一主张称为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学说。

以这两种不同的主张来判断我国现行《票据法》中的规定,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该法第13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了票据行为和票据基础关系的分离,依照上述相对无因性学说,该条等于明确了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当然,我国《票据法》第10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第21条又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这些规定与国际惯例不符,给上述第13条规定的理解造成了混乱,多为我国学者所批评。[viii]但如果不考虑这些引起混乱的条款,我国现行《票 据法》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的规定就应是充足和完备的。

但是,从上述绝对无因性学说出发判断,即使我们废止《票据法》第10条和第21条的不当规定,该法中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的规定仍然是不完备的,因为它只对非直接当事人之间产生票据抗辩切断的效力,直接当事人之间仍然可以依据票据基础关系来提出抗辩。依照持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学说的学者的主张,这一规定使得票据债权几乎完全丧失作为独立财产的价值,成为类似于保证债权的从属于原因债权的债权,票据无因性的价值所剩无几。[ix]他们认为:《票据法》应该进一步明确直接当事人之间亦不得以票据基础关系来提出票据抗辩,相应的应该规定票据法上的不当得利抗辩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x]

上述两种主张究竟孰是孰非？ 这需要从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的意义和作用上进行判断。此外,我国现代票据制度和票据法理论,皆为系统化引进西欧相应制度的结果。因此,就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的票据制度和票据法理论中对相应原则的规定和讨论进行研究,对我国学者辨析票据行为无因性原理作为法学理论和现实制度的起源、演变和实质内容以及当前的变化趋势,纠正我们对于这一原则的一些误解,从而避免无谓的争论,在《票据法》的执行中更好地落实这一原则,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

学者对于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的作用,主要概括为促进票据的流转,保障票据流通。[xi]正是这一原则的存在,使得票面上记载的票据权利可以脱离票据基础关系,通过背书转让给第三人,而且随着背书次数的增多,票据的信用程度也相应提高。这就使交易中的风险得到控制,从而使票据成为商业社会里公认的信用工具和支付手段。所以,这一原则可以说是票据制度得以存在的灵魂。那么,实现这一交易保障功能,是否必须借助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的理论呢？

__票据的移转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债权移转。对于一般的债权移转,债权人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xii]并且,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xiii]这就使得债权被移转的次数越多,新债权人承担的 风险也就越大。正是为了消除这种风险,人们规定票据的移转不能遵守普通债权的移转规则,背书人不需要通知其前手,相应的其和前手之间基于票据基础关系而产生的抗辩理由,不能由其前手向被背书人（票据权利受让人）主张。这就是票据行为无因性原理产生的制度基础和必要性。而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之间,既不存在债权移转的法律关系,也不存在由于抗辩理由的承继而对债权人造成的风险。主张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依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并不影响他们的后手依然可以依票据抗辩的切断原理要求他们承担票据责任,所以并不会对票据的流通性和信用保证造成任何影响。如果某持票人所持票据在从前的流转过程中曾经出现基础关系欠缺或瑕疵的情况,他的票据权利也完全可以通过《票据法》第17条得以保护,因为他可以相信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是不会通过票据移转而延伸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主张票据行为的相对无因性已经足以保障票据的流转和交易的安全。

从法律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来分析,主张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之间也适用票据行为无因性原理也是不符合我国传统的。适用这一理论的结果是:当直接当事人之间的票据基础关系欠缺时,持票人仍然可以向作为直接当事人的出票人或前手主张票据权利,不过由于主张票据权利的结果将使得持票人不当得利,所以出票人或其前手可以主张不当得利的抗辩而拒绝支付票据金额,或者在支付后可以向获益人主张不当得利的返还。前一情况的结果和主张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依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的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纠缠于基础关系抗辩还是不当得利抗辩的纯粹概念之争而已,而这一不当得利抗辩的依据仍然是票据基础关系。后一情况将使出票人或前手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依照学说,不当得利于受益人占有期间若因不可归责于他的原因而灭失,则不再返还。[xiv]这对于对基础关系的欠缺没有责任的出票人或前手（比如在由于对方不履行合同义务而使基础关系灭失或出现瑕疵的情况中）来说,实属不公。所以,对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主张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欠缺实践意义的。

三

考诸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大陆国家票据法,可以发现并没有在字面上等于“无因性”的概念,类似的理论在德国法上称为抽象性原则（Abstraktionsp rinzip）.这一原则在德国法上的定义和在我国一样有争议,其基本分歧点也在于:票据债务人针对其直接当事人（即出票人或 前手）是否可以主张由票据基础关系产生的抗辩。[xv]也就是上已述及的票据行__为无因性的绝对性还是相对性之争。如果承认这一抽象原则在票据关系直接当事人之间也适用,则该原则就可以类比于民法领域中的物权行为抽象性原则（在我国同样被称为“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以及单纯债务承认和债务约定的抽象性原则（我国有学者将其称为“无因债权”,[xvi]票据行为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后者的变体。

禁止某些票据抗辩的做法于实践中出现后,擅于辨证思维的德国法学家就试图使其在法学理论上与传统罗马合同法的精神相一致。起初人们倾向于将票据解释为一种特殊合同,认为这种禁止抗辩是由票据义务的性质决定的。直到19世纪30年代,学者们才认识到票据的作用远远不止于一种特殊合同凭证,而将其称作“商人间的纸币”。[xvii]学者们这时不再将出票行为视为设立了合同,而主张这是一种单方承诺,每一个以适当方式取得票据的人都可以和出票人形成票据关系。所以票据持有人的权利不受针对前手而产生的法律关系的影响。于是,学者们认为:所有在纸面上无法得知的针对前手的票据抗辩都应被禁止。[xviii]这样,在禁止某些票据抗辩的做法于实践中已出现了100多年之后,票据行为的抽象性理论终于在学术界成型了。

后来,德国学者还从罗马法意义上的合同理论对票据行为的抽象性进行了解释。因为按照罗马法的传统理论,债务原则上只能由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和其他法律关系产生,而票据每一次被背书转让,原则上肯定是基于各自不同的基础关系。所以,每次背书都产生了新的对于付款的承诺,即一个抽象的债务承认,针对持票人不能提出基于出票人和其他票据当事人之间关系而产生的抗辩。这种抽象债务说的解释,后来得到了《德国民法典》第780条和第781条的支持。[xix]至此之后,德国学者一般都将票据行为看作是特殊的《民法典》第781条意义上的债务承认。这一债务承认的效力并不因其基础关系的无效而当然失去效力。[xx]

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原则确切含义如何,曾在德国引起广泛讨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有一些学者针对票据行为是否自始至终存在抽象性提出不同意见,其中以著名法学家维兰德（Wieland）的观点反响较大。他认为:票据行为应该属于一种原因行为。持票人针对票据债务人仅仅具有一种请求权,那就是基于基础关系的请求权。在最初的持票人手中票据表现了基于基础关系的请求权,将票据交付给该持票人的行为不过是“权利基础的补充说明”,票 据在这里仅仅作为由基础原因关系联系起来的双方当事人间的补充形式而存在。那么票据的特殊性还是否存在呢？ 维兰德认为:票据的意义在于几方当事人如果出现了法律争议,持有票据的当事人可以获得优先权（bevorrechtigte Stellung）.最初持票人享有根据票据文义和对票据流转的证明而提出诉讼的权利,但他和出票人之间的票据关系须以基础关系成立为基础。只有到了和基础关系无关的后手那里,票据关__系才显出抽象性的特征。[xxi]不难看出,这一主张类似于上已述及的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

不过,类似的主张并没有成为德国司法判决和学术著作中的主导意见。近几十年来,德国票据法学界对票据行为抽象原则的阐述是:票据请求权完全不受基础关系瑕疵的影响。比如在汇票出票人和承兑人的票据基础关系（这里主要是资金关系Deckungsverh?ltnis）无效时,不仅作为非直接当事人的受款人之票据请求权当然不受影响（这一点世界各国没有例外,以上文述及的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即可解决）,而且出票人仍然可以对作为其直接当事人的承兑人主张票据权利。当然,这一主张将使出票人获得不合理的不当得利,[xxii]所以承兑人可以针对出票人的票据请求权提出不当得利抗辩。[xxiii]同理,如果出票人和直接受票人之间的票据基础关系（这里主要是原因关系Zuwendungsverh?ltnis等）无效,受票人仍可以对承兑人主张票据请求权,当然,此时承兑人可以主张基础关系欠缺,提出不当得利抗辩,如果已经支付,还可以由承兑人（在承兑人已经将款项从出票人账户中划出时,由出票人）提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德国民法典》第812条第1款第1句）.[xxiv]此时,证明基础关系不存在的责任落于提出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直接当事人之上。[xxv]可见,德国法学界的通说主张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

德国法学界的这一倾向可以从该国的民商法理论中找到依据。上已述及,该国民法理论中存在着法律行为的抽象原则这一总括概念,它在物权法、债法上分别有所表现,而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只是抽象性债权在商法上的特例。这些抽象性的概念有一共同之处,即基础关系和抽象性的物权或债权关系分离,基础关系无效并不导致物权或债权关系无效,但物权或债权关系的义务人可由于基础关系无效而提出不当得利的抗辩,如已经交付,则受益之人须返还不当得利。[xxvi]所以,德国民法的一个特征就是不当得利请求权在学说和司法实践中有重大意义。基于这一上百年的学术和实践传统,在票据行为中承认绝对的抽象原则（无因性）就是顺理成章的,实践中由于商事交易的参加人都习惯了本国制度,加之对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的 请求权实践中常能得到支持,所以也不会给交易带来不便。

德国的票据立法却与司法和学术的发展不同。19世纪初期,德意志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各邦都有着自己的票据立法,在1847年时,德意志境内就存在着56种不同的票据法律。[xxvii]在这一年,各邦选派的委员会于莱比锡制定了一部统一的票据法,尽管它被第二年于法兰克福举行的帝国会议宣布为帝国法律,但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这一宣布也变得无效。过了近10年, 1857年的纽伦堡会议上对这部法律草案进行了一些修改,形成了纽伦堡文本,该文本在随后的几年内以自愿接受的方式被几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国（包括奥地利）宣布为内国法,至此德意志各国实现了票据立法实质上的统一。1871年德国统一后,该文本被宣布为帝国法律,即《德意志普通票据法》（Allgemeine DeutscheWechselrechtsordnung）.在该法中,立法者有意仅仅规定票据关系本身,对于票据的基础债务关系完全不涉及。这表达了立法者认为票据系与其资金关系完全无关的独立权利的观念。对于票据行为规定特殊的诉讼时效,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这些规定都对以后的票据立法有深远影响。但该法并没有贯彻绝对的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原则。

20世纪初的票据统一立法运动,产生了1930年的《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这一统一立法后来被欧洲大陆的几乎所有国家纳入到其本国的票据立法之中。1933年《德国汇票本票法》中的前两章几乎就是对这部统一立法的翻译。这一法律的第1条即规定了汇票的必要记载事项,其中不但没有提到票据的基础关系,而且在第2项还明确规定不得对票据付款进行任何限制（无条件付款记载）,因此任何基础关系上的限制都不能影响汇票的付款。同法第17条规定:“被提出票据请求权之人,不得以自己和出票人或者前手之间的直接关系中存在的理由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已知对于债权人不利之处的除外。”此系为各国法律包括我国《票据法》第13条所吸收。票据抗辩切断原理,也可以理解为票据行为相对的无因性。此外,还有德国学者认为《汇票本票法》第9条（出票人的责任）、第15条（背书人的责任）以及第28条（承兑人的责任）也体现了不计票据基础关系的无条件付款的要求。但由于国际统一立法的文字需要照顾各国需要,这些条文的立法语言都没有贯彻德国学者的票据行为的绝对抽象原则理论。[xxviii]所以,这一原则在德国和《民法典》上对物权行为的抽象性以及抽象债权的规定不同,并没有法律条文依据,现今仍仅依靠大量的司法判例和学术理论进行解释。

与德国不同的是,同属欧洲大陆的法国却在民法基础理论中没有承认法律行为的抽象性原则,所以也就没有物权行为的抽象性和抽象债权的概念,相应的,无论在立法、司法还是学术理论中,法国都完全没有承认过票据行为的绝对抽象性原则。《法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任何请求权的有效都须以真实而合法的权利基础为前提。”历来的法国学术界都不承认票据行为系不同于基础关系的独立行为,而认为它们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xxix]在《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生效之后,法国也接受了这一国际统一法,并对自身的法律作出了一些改动。法国学术界也逐渐认为在票据法律关系中存在着两种请求权:由票据基础关系产生的请求权和由票据本身产生的请求权。但是学者们始终认为:虽然票据请求权是单独的请求权,但却不是抽象的,而是和基础关系的原因相关。这意味着:基础关系的原因如果不存在或嗣后消失,则票据义务亦将被视作不存在或不再存在。[xxx]这一和德国票据法理论的差异在实践中并不会导致重大不同,因为法国法上证明基础关系不存在的举证责任也落于票据债务人（即德国法上因此而产生的不当得利的受害人）之上。[xxxi]当然,类似于德国《汇票本票法》第17条和我国《票据法》第13条的对票据抗辩的切断（即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的规定,在法国票据法中也存在。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法国的票据制度和我国现行《票据法》的制度非常近似。

就票据法而论,在欧洲大陆内部承认德国式的票据行为绝对抽象原则的国家非常之少,因为在民法理论中承认法律行为的抽象原则、继而承认物权行为的抽象性和抽象债权的国家本就少见。我国票据法学者长期以来认为票据行为无因性在世界各国和国际统一性立法中被普遍承认,[xxxii]如果将这里的“无因性”理解为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则这一判断是不准确的。当然,世界各国的票据立法,包括国际统一立法,都规定了类似于我国《票据法》第13条的票据抗辩切断条款,也就是本文所称的票据行为的相对无因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一原则确实在世界上被普遍接受,而我国现行《票据法》第13条本身已经和国际规定完全接轨,并无任何落伍之处。认为我国法律彻底否定票据的无因性特征,与国际惯例完全不一致的观点,[xxxiii]是过于偏颇了。

四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对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原则进行分析首先一定要区别绝对无因性和相对无因性两种不同的理论。简而言之,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票据行为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依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承认这一可能性的为相对无因性理论,反之为绝对无因性理论。在欧洲,完全承认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的只有德国等少数国家,其背景是该国民法理论对法律行为抽象原则的承认,并且这一理论仅停留在司法和学术研究中,于法律条文上并无体现。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只是承认票据行为的相对无因性,国际统一立法也是如此。

我国《票据法》第13条和欧洲各国的立法以及国际统一立法相一致,确立了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的原则,已经非常完备。我国民法理论长期以来虽然有所争议,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不承认法律行为的抽象性原理,也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和所谓无因债权的存在。我国法律界人士也不习惯过多地适用不当得利理论来解决本来相对简单的法律关系纠纷。如上所述,如果允许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依据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就可以解决很多争议,而这对保障票据流通、维护交易安全又没有任何不利之处,则完全没有必要引进票据行为的绝对无因性学说,徒然增加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和交易的风险。因此,我国《票据法》在修订时,应完全保留第13条的规定。需要注意的是该法第10条和第21条,它们对本已清晰明确的第13条造成了“干扰”,应在修订时予以废止。

注释：

[i] 王保树:《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75页。

[ii] 谢怀轼:《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35页；梁宇贤:《票据法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iii] 同注[1]引书,第375页；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iv] 谢怀轼:同注[2]引书,第41页。

[v] 赵新华:《票据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vi] 王小能:同注[3]引书,第99页。

[vii] 李新天、李承亮:“论票据不当得利的返还与抗辩———兼论票据的无因性”,《法学评论》2003年第4 期,第43页。

[viii] 王小能:同注[1]引书,第2版,自序,第3页。

[ix] 陈自强:《无因债权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x] 同注[7]引书,第37页。

[xi] 王小能:同注[1]引书,第2版,自序第3页；赵新华:同注[5]引书,第38页。德国学者也持相近观点,参见布洛克斯（Brox）:《商法和证券法》（Handels482（第23382（457-459页）.[xxvii] 胡克、卡那利斯（Hueck /Canaris）:《证券法》（Rechtder Wertpapiere）,第5章,第4节,第7段；鲍姆巴赫、海弗梅尔,前揭书,汇票、本票部分,前言,角码2（49页）.[xxviii] 默拉维茨（Morawitz）:《国际票据法》（Das internationaleWechselrecht）, 1991年版,第15页。

[xxix] 施陶博（Straub）:《国际票据法的法律选择》（Zur Rechtswahl im internationalenWechselrecht）, 1995年版,第5页。

[xxx] 施陶博,同注[29],第7页。

[xxxi] 鲍姆巴赫、海弗梅尔,同注[ 11] ,汇票、本票部分,前言,角码10（第53页）.[xxxii] 赵新华:《票据法》, 1998年版,第48页；李新天、李承亮,同注[ 7] ,第40页。

[xxxiii] 钱弘道:“中国金融体系如何适应WTO规则”,《现代法学》, 2000年第6期。

杨继

第三篇：论票据无因性之理论基础

论票据无因性之理论基础

关键词：银行承兑汇票 票据承兑 票据

票据的无因性已经成为众所公认的一条票据法的基本原则[1]。然而，具体论来，我们对这一原则的了解似乎又极其有限。这一原则从何而来？其发展轨迹为何？其背后有何价值判断？

或许我们脚底下的大陆并不想我们想象中那般坚实，尤其是涉及到一个具体的法律制度。而一个法律制度，假如离开其背后的价值选择，仅凭一些冷冰冰的法条是无法获得人们的信仰的，更无法实现它所欲实现的目标。

本文即试图通过对此原则的解析，找出其背后的价值选择。具体思路如下：（1）、何所谓票据的无因性？

（2）、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看无因性理论的价值趋向（3）、从票据和票据法的历史发展看票据无因性理论

票据行为和票据无因性

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并不能代表无因性原则的全部，在德文中，我们所理解的“无因性”被称为“抽象性”，在对这一原则的讨论上，多在物权行为方面展开，而较少涉及其他方面。但是，无因性原则是德国民商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其适用不仅仅限于物权行为，在一个更广阔的领域里也有其用武之地——例如债权转让及本文所要涉及的票据行为之无因性[2]。由于无因性原则多在物权行为领域论述，因此本文在论述无因性原则时，难免以其为准。

无因性原则包括内在的无因性和外在的无因性两个方面。在物权行为无因性领域，外在底无因性是指处分行为的效力不以该行为以外存在的负担行为的效力为前提；内在的无因性，或称内在的无因性，是指处分行为本身在内容上也是无目的的[3]。这就是说，处分行为的当事人无需就给予财产行为的目的达成一致。一般认为，票据行为之无因性，系外在之无因性；大多数之票据行为，为不要因行为，但是为担保票据债务之履行所为之附属的票据行为为其例外。“盖票据保证者，乃为担保票据债务之履行所为之附属的票据行为，其担保目的，已经成为行为典型之内容，故类似于债务担保契约，非无色中立。”[4]

当我们在使用票据无因性的时候，往往在两个方面使用。其一，指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其二，指票据法律关系的无因性。所谓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乃是指票据行为之效力，完全取决于票据法之规定，不受其基础行为效力之影响；而票据关系之无因性，则是指票据关系之存续，不受基础关系之影响。尽管二者具有一致性[5]，但是，我们在使用概念时，最好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否则，难免因缺乏交流的平台而产生交流上的困难。

关于票据行为，迄今为止，有三种主要观点：契约说、创造说以及权利外观说。此三者之区别，主要在于票据行为是否以交付为要件。契约说以意思表示之作成依赖于票据交付，亦即交付时票据债务人之意思表示始到达相对人，从而对表意人产生约束力；而创造说则认为票据之作成，即是新财富之形成，从而票据行为成立，此时，若票据因遗失或被盗而为他人所取得，债务人亦应该对此债务负责；而权利外观说则认为票据行为之作成，需有票据之交付，于交付欠缺时，则基于权利外观而负责，只要是有表示的外观，则债务人一概对此负责。权利外观说为二次世界大战后之通说[6]。权利外观理论为票据行为无因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物权行为无因性看无因性原则的基本功能

近代民商法以私法自治（又称意思自治）、所有权神圣（又称私权神圣）、过错责任为三大基本原则[7]。此三者之间亦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唯有保证所有权之神圣不可侵犯，方能使当事人有资力与资本根据自身意思来决定自己的法律关系；而私法自治的结果，必然是当事人只对自己的过错负责任——此即过错责任之基本含义。可以说此三大基本原则之间，所有权神圣是基础，而私法自治是工具，而过错责任则是保证。

私法自治的基本工具则是法律行为。在罗马法和法国法中，尚没有法律行为这个概念。这个术语的出现要归功于历史法学派。他们在对罗马法的注释和整理过程中发现了契约和遗嘱之间的共同性——作为财产移转的原因均有当事人的意思决定，在此基础上，他们抽象出法律行为这个概念。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契约和遗嘱是最早的关于的法律行为的起源，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是和历史法学派、和潘德克吞法学结合在一起的[8]。也正是“法律行为”这个概念的产生，使得“总则”篇在民法典中有了立足之处，从而形成了德国民法典所特有的编纂体例。

所谓的私法自治，是指“各个主体根据他的意志自主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9]。而法律行为，则是指以意思表示为中心的，根据意思表示的内容而发生当事人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法律行为的核心则是意思表示[10]。法律行为制度的产生，以及物权和债权的两分，使得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或称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的区分成为必然。因为，假如不承认物权行为，则会发生如下的结果：（1）法律行为的概念仅限于契约和遗嘱等形式，从而使这一概念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因为在少数的种上面，根本没有必要抽象出一个更高位阶的属概念——那相当于纯粹在玩文字游戏。没有了法律行为，总则编势必失去其存在的价值。这对民法典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2）无法真正贯彻意思自治原则。不承认物权行为概念，则影响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只能是基于契约的意思表示，这样，当订立契约后，物的交付之前，当事人虽有心反悔，却无力改变。此外，种类物的买卖、未来物的交付，都使得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成为必要。[11]

因此可以说，物权行为独立性是物权和债权二分的必然结果，是贯彻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但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并不等于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从独立性中，我们并不能从逻辑上推导出物权行为无因性。[12]而且，事实上，自罗马法一来，便要求财产权的移转必须要有一定的原因。现行各国民法中关于不当得利制度的设计即是来源于此。因此，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势必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但是，当我们从其自身并无法看出其背后的价值。因此，要理解这一原则，势必要联系到财产移转的第三方，从交易安全方面来考虑。

在此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为证。假如甲出卖A物于乙，已经交付。乙复转卖于丙，并且也已经交付。乙交付A物之后，因甲乙之间的买卖存在瑕疵，因此其合同无效。假如在不承认物权行为或者采有因性的立法体例下，此时乙之处分为无权处分，除非丙为善意，其不能取得该物的所有权。此外，假如乙丙的交付为占有改定，丙同样不能取得该物的所有权。在此种情况下，丙所丧失的不仅仅是未取得该物，更重要的是另一次的订约机会；固然可以采取措施，在同乙进行交易之前，对甲乙之间的交易状况进行调查。但是，A物可能是甲自其他人处继受取得，于是，丙又需要去调查甲与其他人之间的交易状况；但是，契约不具有公示性，如要调查清楚，势必要付出很大成本，当这种避险成本大于当事人从交易中可以获得的利益时，当事人就会选择不进行交易，而保持原状。而相反，在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立法体例下，物权行为独立于债权行为，并且物权行为效力的发生不受债权行为的影响，物权的变动直接取决于当事人双方是否作成了一个有效的物权行为，同时，物权行为以登记或者交付为要件，具有公示性，因而第三人可以凭借外在的表观来判断权利的存在状况，而法律对此合理信赖亦加以保护，从而藉此保护交易安全，促进交易的进行，而交易的进行，则会形成一种双赢的局面，并最终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13]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主要功能在于保护交易安全。“无因原则旨在使取得人可以不必对其前手们之间的原因行为进行考察。这些原因行为的无效不应影响受让人享有权利。民法典旨在通过无因原则维护法律交往的方便性和安全性。”[14]正因为无因原则具有以上功能，因此自其正式在德国民法典中确立以来，尽管批评声不断，但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始终屹立不动，并因此而影响着权利移转的其他方面。[15]

通过对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功能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因性原则的基本功能在于保护交易安全，从而最终保证交易的迅捷和便利。

那么，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作为无因性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具有与此类似的功能呢，还是有其特殊性？对此，我们需要进行详细的分析。

从票据和票据法的历史看票据的功能和无因性

一般认为，票据的早期发展包括三个时期：兑换商票据时期，市场票据时期和流通证券时期。[16]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票据产生于12世纪的意大利，当时，欧洲各国贸易发达，但是由于各国票制不统一，因而不利于交易。于是，产生了最初的本票，其具体做法为货币兑换商在某地收受商人现金，然后给相对方一个目的地付款凭证，商人以此凭证向兑换商在目的地的分店和代理店支取现金，从而便利了交易。因为这一时期的票据主要用作货币的代替品，其只能仅限于兑换，故此时期称为兑换商时期。在交易过程中，兑换商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于是增加了付款委托证书的业务，即委托其他兑换商代为付款，于是，汇票亦产生了。到15世纪，票据开始具有流通职能，彼时，商人往往以支付票据代替现金。一系列相应的制度也开始建立起来，如承兑、保证等。此时是为市场票据时期。迨至16世纪，背书制度产生，票据的流通性大大加强，此时，进入流通证券时期。从以上票据的产生过程来看，票据的功能逐渐增加，其流通性也不断加强。但是，如何能够保证这一工具不被滥用，却需要法律制度的架构。

最初的票据法律制度存在于中世纪的商人法之中，后来随着法典主义的兴起，这些商事习惯法为成文法所吸收，成为国家的正式法律。关于票据法，当今世界上主要存在三大法系：法国法系、德国法系以及英美法系。法国法系以《法国商法典》第一编第8章的内容为代表。法国法系的特点之一便是不承认票据关系的无因性，在其商法典中，票据关系并未与基础关系分开，票据只不过是输送金钱的工具。在德国法系中，票据关系与其基础关系应截然分开，从而使票据成为无因证券。而在英美法系中，英国的票据法和德国法系基本相似，但是形式更为简单。[17]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两大法系之区别，除两国法学研究和立法技术之影响外，两国不同之立法背景亦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法国商法典制定于1807年，其时工业革命尚未充分进行，因而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很少出现，这种时候，票据关系之有因并不至于影响过大；而德国票据法于1871年公布实施，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商品生产和交换大规模的进行对人们而言已经习以为常，这时，一桩交易往往涉及众多的参与者，因而，有必要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相分离，从而维护票据功能的实现[18]。试想，假如票据作为流通工具频频因为基础关系的无效而无效，则人们势必失去对票据的信任，最终会使这一制度形同虚设。而失去票据制度，则这一制度所带来的便利与快捷亦将同时丧失，除非有其他制度可以代替其功能。但一项新制度的试错成本往往是非常高的，在这种情况下，轻易的否认一项长时间沿袭的制度，往往会带来更大的恶！

这一点，我们从法国商法典的改革中也可窥豹一斑。在法国商法典中，因为没有规定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相分离，“致妨碍票据之流通及信用，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之需要”[19]，后来，于1935年，法国商法典借鉴日内瓦统一票据法进行了修改。

从上面票据的历史和票据法的历史可以看出，票据之产生与发展主要是交易发展的需要。因而，尽管票据具有众多的功能，但是，流通功能无疑是其最基本的功能。[20]这一点，我们从票据的基本特性上也可以看出。

一般说来，票据的基本特性除无因性外，尚包括要式性、文义性、独立性。这几项特性和无因性都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要式性，指票据的制作必须符合票据法的要求，这样，通过对必要记载事项的规定，使得人们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判断票据的有效与否，而无须去追根究底，追查其前手与他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文义性，指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必须严格依照票据上记载的文义而定，文义以外的任何理由、事项均不得作为根据，这样，票据通过票面的记载具有一定的公示性，当事人对此文义的合理信赖均受到法律保护，而基础关系，因不可能成为记载事项，因而票据的有效性与其无关。独立性主要是指在几个票据行为之间，一个行为的无效，并不影响其他票据行为的效力。这一特性主要在于加强票据的流通性，和无因性不同，但两者共同促进票据的流通，保护人们对票据的合理信赖。[21]

由此可见，票据关系无因性的基础在于票据的流通性，正因为票据作为一种流通工具，需要具有一定的公示性，从而保护第三人的合理的信赖利益，而基础关系因其不具有公示性，因而无法对抗第三人——这也是为什么物权行为要才无因性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直接当事人之间，债务人得以基础关系的无效对抗票据权利人。

结语：

本文简单的梳理了一下票据行为无因性的理论基础。但是，任何理论的说明离开了立法的支持都是苍白的。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我们自己的票据法时，这种感觉便会涌向心头，这是我们的无奈，还是还是国人的悲哀？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为什么当我们会轻易否认这一制度？一项经过时间老人考验的制度可能有其不足之处，但是，这些不足往往是利益衡量的产物，轻易的否认他们，结果往往是“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这对我们的法制建设会有何种影响可想而知，毕竟，我们是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基础上起步的。

本文主要着眼于理论上的阐发，但是，这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我们的立足点和优势在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国家和社会，在于这个社会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问题。[22]从这一方面说，本文的论述是非常之浅薄的[23]。但是，笔者的目的在于通过自己的阐述，为这一理论找到其自身的合理性。毕竟，无因性理论作为一项极端抽象的理论，对于习惯于形象思维的国人来说是异常陌生的[24]，希望通过这番论述，能够让人们从理智上理解并接受这一观点，而避免出现以前那种可笑复又可悲的情况。至于超乎理智之外的信仰，那种对法律的信仰，则远非一篇小文力所能及，他需要更多的深层次的探索[25]。这种探索尽管艰难，但是很必要。因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26]。

第四篇：《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与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冲突与协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与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冲突与协调

一、关于票据法第1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

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这是我国票据法关于票据行为实质要件的规定。票据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它同样是发生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涉及到双方或者是多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票据行为应当符合民法上对民事法律行为规定的基本要件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

民事法律行为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诚实信用原则。商品经济是一种以利润为诱导的、为他人而生产的经济，利润最大化是每个市场经营主体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商业投机行为、商业欺诈行为蔓延，严重的破坏了市场秩序。因此，市场呼唤诚实信用，票据市场也不例外。《票据法》第10条第1款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基本原则，把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和必须给付对价作为票据行为的前提条件，是充分考虑了票据活动的民事性。我国票据法第10条、21条、74条、88条、89条等条文，在签发票据、取得票据、转让票据等问题上，十分强调原因关系，实际上这是票据法在追求票据使用的方便、高效的同时，对票据运作的安全所投入的关注。通过这些规定，使得不具有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的人之间签发、转让票据时，应承担相应的违法责任。第10条的立法目的，在于反对一切非道德、不正当的票据行为，纯洁票据市场，所以，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这一款规定，也是在目前我们票据市场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规定。毕竟我们的票据市场相对于西方来说，还是很幼稚的，因此，有必要规定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存在。

第二款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并且是双方当事人认可的对价。这一规定，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必须给付对价”，指的是与票面金额相等的价格；而“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则可能高于票面金额，也可能少于票面金额，当然也可能等于金额。另外，这个对价只要双方认可就行了，那何必要在第1款中规定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存在呢？所以，根据“意思自治”原则，这里的“对价”究竟作何解释，还值得商榷。

二、票据与票据行为的无因性

票据是商品经济的产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而发达，票据无因性是信用经济高度发达和充分发展的产物，并对信用经济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票据无因性的确立与票据本身的特征关系密切：票据是流通证券，不同于一般的债券凭证，一般的债券凭证必须通过书面的债权让渡手续，通知债务人之后，才能生效；而票据的转让，得依背书或交付的方式转移其权利（除发票人有禁止转让记载外，均可以背书方式或交付方式转让）。

因此，出售商品而取得票据的债权人，就能简易地以交付方式或背书方式抵销其欠他人的另一笔债务，或向银行贴现以取得资金周转。票据又是文义证券，票据权利的内容以及票据有关的一切事项都以票据上记载的文字为准，不受票据上文字以外事项的影响。例如：票据上记载的发票日与实际发票日不一致时，以票据上记载的为准。因此，在票据法上，为了保障票据的流通证券和文义证券的基本效力，便须创立票据行为不受基础行为效力牵连的制度，因为，票据行为的效力如受基础行为效力的左右，即无异于宣布接受票据是不可靠的，将会导致无人愿意或敢于接受票据，票据的流通证券性和文义证券性便会大打折扣，票据作为支付手段、信用手段、结算手段以及融资手段的作用将会大大受阻。所以，必须使票据行为仅为其本身而独立存在，与基础关系分离，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信用经济的发展。票据作为设权证券，作成票据即创设了权利；作为完全有价证券，持有票据即可主张票据权利；而持票人取得票据的原因或者作成票据的原因概所不问。换句话说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是分离的。

国际上关于票据行为的性质，历来存在单独行为说和契约说之分。英美法系国家主张契约说，其票据立法都把票据行为定性为契约行为，票据债务人之所以负担票据上的债务，是因为他与票据债权人订立了契约，只有票据债务人将票据交付与债权人，而债权人又必须受领了该票据，才产生票据法上的法律关系。但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主张单独行为说，尤其以创造说为甚。承认票据行为是单方行为，出票人一经签发票据，票据即有效成立，而无需对方当事人合意，这种理论与法律规定有利于票据的流通与对善意持票人的保护，更能适应当今高速发展的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英美法虽认为票据行为属于契约行为，但同时法律推定善意持票人是受合法票据交付的人，在票据上签名的人已接受对价等，因而在善意持票人与票据债务人之间已形成合法的合同关系，其结果，在实务中，关于票据关系的无因性，英美法与大陆法并无大异。我国票据法第4条、台湾票据法第5条都规定在票据上签名或盖章的人，依票据上记载的文义，承担票据责任。我国票据法关于票据行为的性质，采用的是单方行为说。

在实际生活中，任何票据行为均是基于一定的原因而产生的，即票据行为要有票据原因。所谓票据原因，是指票据当事人接受票据的实质关系或基本关系，如买卖、借贷、赠与而接受票据。票据行为虽然是基于一定的原因而产生，但是票据一旦制作完成并交付，票据的效力就与其基础行为或实质关系完全分离，不因其基础行为或实质关系无效或因有瑕疵被撤销而受影响，即票据行为的效力独立于其基础行为或实质关系而存在。票据的无因性是票据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与其他法律行为相比的一个显著特征。票据行为大都以买卖、借贷或其他实质关系为前提，然而票据行为一旦成立，该实质关系有效与否甚至于存在与否都不会影响票据行为的效力，因此持票人不用证明给付原因就可行使票据权利，这也就是说，票据行为只须具备其抽象的形式即可生效，而不问其实质要件为何。比如出票人A签发一张票据给收款人B是为了偿还货款或其他目的，一般说来A的出票行为在形式上只要符合票据法律的要求就属有效行为，该行为成立后，其基础关系究竟怎样便在所不问。

如果票据行为在内容上或在目的上违法，比如双方恶意串通以使 他人蒙受损失为目的而签发票据或转让票据，又比如以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为内容 的合同而 为的票据行为（为还赌债签发支票、为骗取他人财物签发空头支票或与其预留印签不符的支票、为走私贩毒或买卖法律禁止流通物等签发票据或转让票据等），再比如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票据行为（某银行违规签发银行汇票或超越权限承兑商业汇票等）。上述种种行为中，如果因为 行为人违法而在法律上不承认其效力，蒙受损失的将是善意持票人，因为他在受让该票据时就票据本身的记载无法得知这些违法情节，倘若票据已经流通几手，持票人更无从审查这些违法情节，如果使 这些违法的票据行为无效，从中受益的则恰恰 是违法行为人，因为认定无效，他就当然地不对票据负任何义务。基于此，国际上通行的票据法都明确规定，只有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要求的票据行为才无效。行为 人为票据行为的原因及目的如何，不影响票据行为的效力。违法行为人应当对他所为的票据行为（在形式上合法）负票据义务。而该义务的负担不免除他对其违法行为应承担的其他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三、票据法第10条与无因性原则的冲突

我国《票据法》第10条第1款的规定有不适之处，是与各国公认的票据法无因性原理背道而驰的，多数人认为第10条第1款的规定是对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否定。例如台湾《票据法》，它在第14条规定：“以恶意或有重大过失取得票据者，不得享有票据上之权利。无对价或以不相当对价取得票据者，不得享有优于其前手之权利。”这一规定，与我国《票据法》第11、12条的规定很相似；除此之外，台湾《票据法》中没有提到要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存在，没有提到诚实信用。再如英国《票据法》，该法在第三节规定了“汇票的约因”。第27条第2款是这样规定的：“票据在任何时间具有对价后，对于在此之前的承兑人和全体汇票关系人，该汇票的持有人视同要求对价的的持有人。”这也就是说，后手的权利不得优于前手。并且该法在第29条规定了“正当持有人”，在第30条规定了“对价和善意的推定”。可见，英国《票据法》也没有必然要求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其次，这种对价，是可以推定的，即可以从外观上表现出来，只要外观上满足对价的条件就足够了。

这个问题影响了我国整个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因为，无因性是票据理论的基础，并与其他票据理论一起共同构筑了完善的票据理论体系，无因性的缺失会使我国整个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大打折扣。更为严重的是，这造成了实务中的麻烦，根据上述规定，法院在审理票据案件时，是否应当审理票据原因关系以及票据资金关系？而且，根据这些规定，在实践中，商业银行实际负担了审查真实交易背景的义务，这可能是银行对自有资金谨慎对待的表现，实际上，赋予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对交易真实背景的实质审查义务是不可取的。难道为了保全银行的宝贵资金就要牺牲中国整个的信用制度吗？

票据不仅具有补充货币的作用，而且有时还具有替代货币的职能，更有甚者，它还有能力使将来可以得到的货币作为现在的货币使用。所以票据法的立法目的是流通而不是对付欺诈。票据是当今贸易的生命血液，一去干预往往会令血液无法畅顺流通，即会对贸易带来无可估计的损害，只有在极少的欺诈情况下，法院才会去干预票据的支付。所以应尽最大努力去尊重票据的流通，以求票据双方能安心地依赖票据进行交易。

在国际贸易中，中国是外国卖方利用假单证行骗的主要受害国，已是人所共知，这种不幸事件必然是预防胜于治疗，但要做到预防，必须先知道整个问题所在，相当一部分从业人士并不清楚整个问题所在，例如误以为银行会对假单证把关，先去查看清楚，去认证后才付钱。要知道世界上没有制度可防止欺诈。票据制度的本身并不能对付欺诈，而是在双方信用的大前提下给予保障。所有单证文件都可以伪造，银行对于任何单据的形式和其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应概不负责。银行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去认证单证文件的真假。中国买方在被外方利用假提单欺诈后为了阻止巨额的付款，往往会申请中国法院发出禁令，不准中国的开证银行偿还货款，法院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指导下很可能会判决停止支付，但之前很可能外国的付款银行已接受单证并付款，这样受害的就是外国银行，中国法院的作法已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外国银行再也不愿保兑中国银行的信用证了，这将会严重影响中国外贸的进行。这也从侧面折射出票据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相分离的国际贸易中的普遍做法。

基于票据的无因性和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我们没有必要苛求一定要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因为这些只是票据产生的原因关系，它在票据行为完成之后，是不能影响票据效力的，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出现。

四、实践中的理解与协调。

法律既然这样规定了，我们要尽力使法律的规定与法律原则协调起来，在实践中能够自觉地运用票据无因性原理处理实际问题。王小能老师认为我国票据法也并不保护虚伪非法的交易，但在对待这些行为的态度上隐含有不使之无效的意思。比如在对待形式上的问题，票据法明确规定不符合形式的行为无效，例如第8条、第9条、第22条、第76条、第85条;而在规定实质内容时，票据法只要求行为人应当、必须、不得做怎样的行为，没有明确规定如果违背了法律的要求，票据行为即无效，例如第10条第1款、第21条、第74条、第88条、第89条等。这样的规定方法，就包含了形式上不合法的行为无效、实质上不合法的行为不当然无效的意思。

但在司法实践和票据运作实务中，人们往往对应当、必须、不得这类字眼十分重视，以至于认为如果违反了法律这些强制性的规定，行为就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在一般的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中，对类似字眼的类似理解不会发生原则上的错误，但在票据行为的效力上如此理解，就不符合票据法的基本原则（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和立法宗旨（促进票据流通）。王小能老师认为可以理解为第10条中规定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不得对抗善意持票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的票据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为在实践中谨慎贯彻票据无因性原则指明了方向。

在确立无因性原则时，应注意一个问题，票据的无因性原则象其他原则一样,是相对的,我们不能片面机械地去理解, 即在票据的抗辩中,票据的无因性是有限制的。在下列情况下票据的原因关系仍可以作为票据抗辩的事由对抗持票人,(1)票据的无因性只是相对于正当的持票人而言的,对于恶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票据债务人可以以票据原因关系瑕疵作为抗辩理由。在原因关系上，如果持票人取得票据的手段不合法，诸如因欺诈、偷盗、胁迫等，由于法律规定这样的行为为无效或可撤销，所以非法取得票据者不可能享有票据权利，尽管在票据的形式上无法得知这些非法手段。(2)票据的无因性只适用于票据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在票据的直接相对人之间,仍可以票据原因作为抗辩事由。在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如果欠缺基础关系，后手对前手不得主张票据权利。比如甲向乙签发了一张支票以购买乙收藏的一幅名画，如果乙没有按照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交付字画给甲，却又要求甲付款时，甲可以向乙主张抗辩。也就是说当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存在于同一对当事人之间时，票据债务人可以用基础关系上的事由来对抗票据关系。(3)一般情况下，票据取得应当是有对价的, 我国票据法第10条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然而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无对价的，我国票据法第11条规定：无对价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其所拥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这说明只有票据权利完整,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才完整,经过对价善意取得的票据权利可以对前手票据权利的瑕疵进行切断,但无对价取得票据者,则不能对前手的票据权利瑕疵进行切断,必须继承前手的票据瑕疵。总之，票据无因性包含了票据无因性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两部分。在通常情况下，应当将票据的无因性作为票据立法和票据法律适用的普遍原则，同时将其相对性作为例外情形。而正确适用票据无因性的相对性的前提条件是：在票据尚未转让的情况下，票据纠纷的当事人是票据基础关系的直接债权债务当事人；在票据业经转让的情况下，票据基础关系的当事人是票据关系中直接的背书人与被背书人，即票据背书的直接前手和后手，也就是说，票据无因性中的例外情形，仅应适用于票据关系当事人与票据基础关系的直接债权债务人相互重合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票据经济职能的充分发挥和顺利实现，同时也才能有效地保护票据上最基本最直接权利人在票据关系及其基础关系中所共同拥有的合法利益。我国正在实行改革开放，与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与广泛，因此理顺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的关系，确立票据无因性，实现与国际票据立法的接轨，有利于促进我国与各国的经济与贸易交往，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参考文献

《票据法教程》 王小能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信用证》 扬良宜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试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0条》清华大学 余永辉 《简论我国票据法对票据无因性的立法抉择》魏君灿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第五篇：票据无因性的辩证分析

票据无因性之张扬与阻碍

——对我国《票据法》相关规定之评析

何叶彩 宁波大学

键词: 无因性/流通性/票据行为/相对性

容提要: 票据是一种流通证券，流通功能是票据最核心最基本的功能，为了保证票据的流通性，票据的无因性理论应运而生，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票据的属性。票据的无因性并非绝对，我国采用的是一种相对无因性理论。但我国票据立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票据无因性原则，并相关条文有严重削弱无因性之嫌了保证票据的流通，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票据法》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以无因性为基础，相对性为例外，对缺陷条文做相应改，改变模糊不定的状态。

一、票据的本质属性

（一）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票据的本质属性

为客观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票据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票据的特性，票据是一种流通证券，流通性是票据的活力来源，现代票去了流通性，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流通功能是票据最核心最基本的功能，现代票据制度是建立在票据流通的前提下的，票据的其他功能要得以实现，就必证其良好的流通性。而票据之所以可以快捷地流通，票据的无因性是最关键的保障。因此为了保证票据的自由流通，各国票据法大多规定了票据行为的无，对无因性理论的讨论也一直是票据法的重要课题，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票据的本质属性。

无因性的实质内容就是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法律关系相分离。只要一张票据在形式上具备了法定的记载条件，即使与原因关系等事实不符，也不影响其据法上的效力，不影响其票据本身的效力。这实质上是票据的文义性使然，票据是一种文义证券，即票据上的一切权利义务，必须严格按照票据上记载的而定，不得以文义之外的其他任何事实进行补充或变更。日本著名学者龙田节认为：“票据上的债务是基于票据行为自身而发生和存在的，和作为票据授受

[1]因的法律行为（买卖、消费借贷等）存在或有效与否无任何关系。即使买卖契约无效或被解除，由此产生的票据债务也不受影响。” 换言之，票据的行使只以持有票据为必要，持有票据的当事人就是票据的债权人，其可以向任何一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上的权利，而无须证明取得票据的原因。“无因性论的确立可以在转让票据时大大减少合法持票人的风险和审查责任，保护合法持票人的权利，增强票据的信用功能，从而促进票据的流通。不承认票据行

[2]无因性则会阻碍票据的自由流通，影响经济的发展”。

（二）无因性的例外

但是，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并不是绝对的，在特殊情形下，原因关系与票据法律关系并不完全分离，存在一些无因性的例外情况，如在直接当事人之间，以原因关系无效为理由进行抗辩；持票人取得票据如没有给付对价或者未给付对价的，则该持票人不能享有优于其前手的票据权利；对有恶意或重大过失票人不适用无因性原则；当由于票据的时效完成而导致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得以消灭时，该持票人可以对因时效完成而受有利益的票据当事人，行使利益偿求权。无因性的相对性特性，并不是对票据无因性理论的否定，作为票据的本质属性，无因性理论及其相对性特性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实现票据的自由流通护交易的安全。

二、票据无因性的法律规定及分析

（一）国外关于票据无因性的法律规定

[3] 票据无因性作为现代票据法的立法原则，已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票据法和日内瓦统一票据法所认可。

日内瓦统一票据法是大陆法系票据法的代表，为大陆法系多数国家所采用。其关于票据无因性的适用，主要体现在《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7条、《统票法》第22条。《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7条规定：“因汇票而被起诉之人，不得以基于其与出票人或前手持票人间之个人关系之抗辩对抗持票人，但持在取得汇票时明知其行为有损债务人者除外。”《统一支票法》第条规定：“因支票而被诉之人，不得以基于其与出票人或前手持票人间之个人关系之抗辩

[4]持票人，但持票人在取得支票时明知其行为有损债务人者除外。”

在日内瓦统一票据法制定之前，世界上成文票据法最为典型的是法国票据法、英国票据法和德国票据法。法国票据法制定时间早，有因性历史长，由于

[5]有因性严重影响到票据的流通，在20世纪30年代日内瓦统一票据法运动之后，法国票据法也采用了票据无因性。英美票据法也承认票据无因性用票据抗辩限制制度，但更加强调善意取得和对价关系，1882年英国《票据法》第38条（2）规定：“如为正当持票人，其持有汇票之权利不受前手当有瑕疵所有权之影响，也不受前手事人之间得作为个人抗辩事由之影响，并得强使所有对汇票负责之当事人付款。”此款充分运用了抗辩切断制度，立足保正当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体现了票据无因性观点及价值取向。德国在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在整个德意志联邦完成了票据法的统一，是流通性与安全性兼备据法律，其以日内瓦统一票据法为蓝本。综合起来看，英国票据法和德国票据法更加注重票据的流通性，而法国票据法更多的考虑了票据作为现金运输工[6]作用。

（二）我国《票据法》对票据无因性的规定及分析

我国《票据法》对票据无因性的规定相当模糊，理论界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票据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这有将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混在一起，否认票据无因性的嫌疑，因此其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该并没有从正面规定没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和交易关系，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就是无效的。因此并不能从该条推断出其否定了票据行为的无因性。该定应该只适用于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之间，这就是上述所谈的票据无因性的例外情况。因此该条规定似乎可以做如下修改“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不以基础交易关系的存在与有效为条件，但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必须具有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否则该持票人不能取得票据权利”。

第10条第2款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理论界及实务界对票据法的上述规定提出质疑，认为票据法不宜规定对价关系对价关系属原因关系而票据法的规定使票据债务人可能以欠缺对价为由拒绝履行义务使票据成为有因证券。日内瓦法系各国

[7]据法都未规定票据的对价关系不以是支付对价作为合持票人的必备条件。《票据法》将对价解释为“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太过模糊果双方当事人出于内心真实意思的表示，将票据以明显低于或明显高于票面金额的代价转让给持票人，那显然不符合“相对应的代价”，从而存在矛盾。对款规定，有学者认为可以将第10条增加如下内容作为第3款：“违反前两款规定的，只可以作为直接票据当事人之间的抗辩事由，不影响他们与其他票据[8]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此不失为一种可行的修改方法，但这与《票据法》第13条第2款

[9]

存在重复规定的不妥。对此可结合第11条第“因税收、继承、赠与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但是，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的规定，作出相应调整。第11规定将无偿取得票据的情形限定为税收、继承、赠与三种情况，并没有交代有偿取得时的对价，结合第10条第2款和第11条第1款都没有从正面对应付对价而未支付对价或支付不相当对价时的法律效果作出明确规定。为此，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14条第2款的规定“无对价或不以相当之对价取票据者，不得享有优于前手的权利”，将我国票据法第11条第1款修改为：“无对价或不以相当之对价取得票据者，不得享有优于前手的权利。”

[10

关于无因性，类似模糊的规定还有第21条“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第74条“的出票人必须具有支付本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并保证支付”，第83条第2款“开立支票存款帐户和领用支票，应当有可靠的资信，并存入一定的资金88条第1款“支票的出票人所签发的支票金额不得超过其付款时在付款人处实有的存款金额”，第90条第2款“出票人在付款人处的存款足以支付支票金，付款人应当在当日足额付款”。这些条文都反应出我国现行票据法在无因性问题上存在的缺陷，即使不能从这些条文直接否定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但其有性是不可否认的。虽然理论界一般认为，我国票据立法是从有因到无因逐步发展认识的过程，但目前法律规定中出现的这些模糊地带，对票据无因性理论展形成了阻碍。

针对以上缺陷，我国《票据法解释》（即《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作出了如下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人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虽仍未明确规定票据无因性原则，但其在无因性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令人欣慰的。另外，我国《票据法》对无因性的肯定也是有诸多法条依据的，如第4条“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第6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票据上签章的，其签章无效，但是不影响其他签章的效力”，第13条“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第14条第2款“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条“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者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第22条规定的票据必要记载事项，57条“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时，应当审查汇票背书的连续，并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恶意或者有过失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等等，这些规定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一致，适应无因性理论的发展趋势，是值得肯定的。

三、结 语

综上，为了保证票据强大的流通功能，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票据行为的无因性至关重要。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乃是票据的本质属性，无因性理论已为各国票法所普遍承认和采用，是国际票据争议裁决所遵循的一项共同准则。

票据的无因性并非绝对，而是相对的，我国采用的即是一种相对无因性，立法中存在不少票据抗辩的情况，有对人抗辩与对事抗辩。但我国票据法对无的规定总体上显得有些模糊（尽管也有肯定的一面），文中列举的第10条、第21条、，第83条、第88条及第90条的规定，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理论展形成了阻碍，有削弱无因性之嫌。这对于票据流通功能的发挥是极其不利的。为了保证票据的流通，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借鉴国外的无因性思想，我票据法》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以无因性为基础，相对性为例外，对相关条文做相应的调整，改变模糊不定的状态，坚持无因性理念，我国票据法更加适应其特性要求。

参看文献：

1.黄松有：《票据法司法解释实例释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3月版。

2.汪世虎：《票据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8月版。

3.王开定：《票据法新论与案例》，法律出版社2005年9月版。

4.高磊：《票据无因性及相关法律问题》，《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年第6期。

5.马栋：《我国<票据法>的完善与票据无因性理论》，《律师世界》2002年第1期。

6.夏林林：《对票据无因性原则法律适用的思考》，《法律适用》2004年第1期。

7.王晓方：《试论票据的无因性及<票据法>的完善建议》，《经济师》2007年第3期。

8.段卫华、胡海涛：《票据无因性原则之理论探讨及其立法探讨》，《河北法学》2005年第9期。

释: [1] 张奇：《从票据无因性看我国＜票据法＞的缺憾》，《法制与经济》2008年第10期，第58页。

[2] 参见张澄：《试论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及其相对性——兼评我国＜票据法＞第十条》，《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1期，第85页。[3] 李燕：《论票据的无因性》，《青海师专学报》2008年第2期，第86页。

[4] 王锐：《论票据无因性理论的适用》，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3月，第11页。

[5] 参见陈丽丽：《对我国票据法关于票据无因性之思考》，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第9-10页。[6] 参见周志刚：《论票据无因性》，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第6-7页。[7] 周志刚：《论票据无因性》，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第34页。[8] 胡德胜、李文良：《中国票据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9] 第13条第2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 [10] 参见王锐：《论票据无因性理论的适用》，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3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