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票据的无因性原则及其相对性
「内容提要」票据的无因性原则是当前各国票据法通行的一项基本规则。但是在坚持该原则的同时，应当寻求适用该原则的适当途径，解决促进票据流通和保障票据使用安全二者之间的矛盾。票据无因性原则具有相对性的理念正是解决之道。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法律的妥当性和衡平性，在保证票据使用方便、快捷和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和诚实信用。
「关键词」票据的无因性、绝对无因、相对无因、射程距离
现代民法理论，之所以将法律行为分为要因行为（有因行为）和不要因行为（无因行为），目的和意义无外乎从人们普遍存在着的对事物和行为的认知必考察前因后果的习惯中，分离出观察民事法律行为的独特视角，强调如果民事法律行为是不要因行为，则与其原因关系相分离，不以原因为要件，不因原因关系的欠缺或瑕疵使该法律行为本身的效力受影响；而如果民事法律行为是要因行为的话，则与其原因不能分离。原因不存在时，该法律行为不成立。[1]（P266）虽然近现代各国或地区的民商事立法、学说及判例，对物权行为、债权契约的无因性见仁见智，争议颇大，但票据行为却被民法理论界及世界各国票据立法公认为无因行为，并以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理论为基础构造各国的票据法体系。
但是，从“有因说”到“绝对无因说”，人们从票据法律制度在实务中的应用，痛苦地发现仍然无法解决票据的流通效率和使用安全之间的矛盾。我们在票据的使用安全屡遭破坏的现状面前，不得不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的应有内涵以及该原则的具体应用进行反思和再认识。于是，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具有相对性的理念逐步萌发，成为思考票据法律制度的新视角。本文试图从对票据无因性原则进行历时性考察入手，思考票据无因性理论的应有内涵及具体适用时的“射程距离”[2]（P148）等问题。
一、票据无因性原则的缘起
（一）票据无因性理论的创设
德国法学家萨维尼创设的无因性概念和理论，不仅对德国近现代民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德国民法典所采纳，同时，也深深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学者。德国学者Kuntze在其巨作《票据法》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债权行为无因性思想中的无因债务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票据无因性原则从无因债务范畴中独立出来的过程。他认为是Gneist、Liebe和Unger最早创立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着世界上最早的票据法-1848年德国票据条例的颁行，几乎所有的德国法院均认识到票据“结算”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行为，应当与债务原因相分离。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德国学者巴尔（Bahr）在其著作《关于以承认作为债务负担的原因》中，在对传统的否定无因性思想的“否定主义”表示质疑的同时，全面阐述了他关于无因债权契约及票据行为无因性的思想，将票据无因性原则发展成为私法的一项基本理论，并逐步为世界各国的票据立法、学说及实务所公认。
萨维尼和巴尔生活在19世纪中叶，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时期，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信用经济始见成长却未臻成熟。他们之所以能够极具超前意识地抽象出法律行为无因性原则，是与当时市场竞争迫切要求促进信用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其宗旨是既要在物权契约中保护“所有权之移转的意思的合致”，又要在债权行为下使债权人的权利顺利实现。票据行为作为具有显现信用经济发展水平功能的“个别的法律行为”，更被赋予了无因性。因为“汇票自开始出现之日起，就是融资的一种手段。除即期汇票外，它实际上是一种信贷工具，由银行或金融机构作为受票人、付款人、背书人或持票人对汇票进行议付、贴现、托收或承付。银行家们对于导致产生汇票的交易并不感兴趣。对购买羊毛、木材或无核小葡萄干而开出的汇票是否有对价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对于处理票据的金融界人士来说，汇票究竟由卖方开出，还是由买方的担保人开出，同样也是无关紧要的。票据交易的典型特征是：它作为一种纯粹的金融交易，完全脱离了交易的最终目的，按它自己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对于银行家来说，重要的事是考虑票据的形式是否得当。汇票票面必须有效，不应过期，并不得以不承兑或不付款为由而拒付。”[3]（P65）因此，“所谓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并不是说票据行为之所以发生，其本身不存在原因关系，而是说，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在法律上将二者予以分离，从而形成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特征。换言之，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乃是基于社会经济生活对票据所提出的要求，而由法律即票据法所特别赋予的。而并非票据行为所固有的。”[4]（P60）也就是说，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并不是票据行为自身法律逻辑的必然产物，是法律为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而特别创设的，是立法技术的处理结果。所以，无论是从票据行为的对外效力阐释无因性的概念与原则，还是从票据行为的自身内容-内部的抗辩机制阐释无因性概念及原则，都离不开无因性理论的创立宗旨。
（二）票据无因性的基本涵义
德国票据法理论从分析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票据行为无因性，是指票据上的权利并不依赖作为票据关系之基础关系的原因关系，原因关系即使无效或被撤销，对票据上的权利也不产生任何影响。
英美法系的票据法理论注重票据的流通作用，且强调“对价”和“正当持有人或善意持有人”概念，所以，一般都是结合票据流通、支付对价及善意取得三个方面，对票据无因性的内涵进行解释。英国学者杜德莱？理查逊就将票据无因性解释为：票据作为一种权利财产，其完全的合法权利可以仅凭交付（或许要有转让人的背书）票据来转让。只要受让人取得票据时是善意的，并支付了对价给转让人，他便获得该票据及其所代表的全部财产的完全的所有权而不受其他权益的约束。[5]（P15）
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票据法理论，虽然承袭了德国票据法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原则，但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理论的阐释较德国票据法更为详尽和清晰。日本著名商法学者龙田节认为，票据上的债务是基于票据行为自身而发生和存在的，和作为票据授受原因的法律行为（买卖、消费借贷等）存在或有效与否无任何关系。即使买卖契约无效或被解除，由此产生的票据债务也不受影响。[6]（P177）台湾学者李钦贤进一步解释到，票据法律关系虽因基础法律关系而成立、发生，但票据行为本身决非将基础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表彰于票据上，而是依票据法的规定，为创设另一新的权利义务之法律关系，因此，基础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与票据行为所创设的权利义务，系个别独立存在的，相互间不发生影响。[7]（P299）梁宇贤更把票据行为无因性的含义总结为：“无因证券者，乃票据执票人得不明示其原因所在而主张享有证券上之权利谓也。票据如已具备法定要件，其权利即行成立，至其法律行为发生之原因如何，在所不问”。[8]（P11）
我国大陆的票据法理论及实务基本上继受了德国、日本及台湾地区票据法理论关于票据无因性的理解。认为所谓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如果具备票据法上的条件，票据权利就成立，至于票据行为赖以发生的原因，在所不问。[9][4][10]
从上述各国对票据无因性概念涵义的理解，可以看出，票据无因性理论是以民法上的无因性理论为基础的，是民法的无因性理论给了票据无因性思想以发轫、形成和独立的空间。但也应该看出，正是由于民法传统无因性理论的影响，一般多仅从无因性原则的外在效力阐释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但是，无因性原则应当是指法律行为外在无因性和内在无因性的统称。它不仅仅是指法律行为的有效性，独立于产生该法律行为的原因的有效性，其发生及存续皆不受后者的影响（外在无因性）；也是指产生法律行为的原因从该法律行为中抽离，不构成该法律行为的内容，当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时，原则上，债务人不得以原因关系所产生的抗辩事由对抗债权人应当行使的权利（内在无因性）。[2]（P138-139）我们对票据无因性的理解也应该从外在无因性和内在无因性两方面入手。具体说来，票据无因性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票据的无因性实际上是指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即票据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其与所产生的票据法律关系和所由产生的基础关系（特别是原因关系）之间的关系。所以，对票据无因性涵义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对这些关系的解释。（2）票据行为的外在无因性正如上所述，是指票据行为的效力独立存在，其效力如何，完全取决于该行为在形式上是否符合票据法的要求，而不受由基础关系（特别是实质原因关系）引起的法律行为的效力的影响。持票人不负证明给付原因的责任，只要依票据法的规定，能够证明票据债权的真实成立和存续，就当然可以行使票据权利。（3）票据行为的内在无因性是指引起票据行为、产生票据关系的实质原因从票据行为中抽离，不构成票据行为的自身内容。所以，当形成票据债权债务关系时，原则上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基础关系所生的抗辩事由对抗票据债权的行使。
二、关于票据无因性原则射程距离的思考
（一）票据无因性原则法律效力之所及
无论是确定票据无因性原则效力所及的范围，还是其效力所不及的范围，均要以票据无因性的涵义及其创设目的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划定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射程距离。
1.对通行观点的检讨。依我国票据法学界的通说，票据无因性原则在票据法上的一个重要体现或曰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阻隔了票据债务人对票据债权人的抗辩，使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基础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对抗持票人。即所谓的抗辩切断。[4][8]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票据债权与原因债权是基于不同的法律行为而产生的两个不同的请求权。原因债权是基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行为（如合同、清偿、赠与）等而产生的民事权利，票据债权则是基于票据行为而产生的票据权利。或者说，虽然票据行为是为了实现原因行为的目的才进行的，票据行为本身亦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但票据债权和原因债权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行为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权利。所以，基础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仅应附随于原因债权。当原因关系中的债务人为清偿原因债务签发票据给债权人，债权人又将该票据依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转让给他人时，其转让的只是依原因关系债务人的出票行为而产生的票据债权，原因债权并未随之移转。这样，附随于原因债权之上的原因关系的抗辩也就并未随票据债权的移转而转让给受让人。于是，票据债务人当然不得以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对抗持票人。如A为清偿对B的价金债务，签发票据给B，B为清偿对C的债务，将该票据背书转让给C.此时，B转让给C的只是票据债权，其对A的原因债权并未转让给C.由于基于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仅存在于原因债权之上，依民事权利的本意，固不得以某一权利存在的瑕疵对抗另一权利的行使。所以，无需票据的无因性原则，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即不得作用于受让人。
只是如此说来，既然不得以一权利的瑕疵对抗另一权利的行使，而即使在直接当事人之间亦存在票据债权和原因债权两种不同的权利。如前述在A、B之间同时存在价金债权及票据债权两种民事权利，是否A亦不得以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对抗B呢？依台湾学者陈自强的观点，A亦不得以基础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对抗B的票据请求。但可以通过不当得利的抗辩、权利滥用的抗辩或目的限定的抗辩，间接予以对抗。如此一来，这时的抗辩就已非附随于原因债权之上，可以说是对票据债权行使上的限制。那么，就可以随票据债权的移转而移转。[2]（P143）只是如果这样的话，票据的流通性必然受到极大的阻碍，有违票据法促进票据流通、保证票据流通简便迅捷的立法宗旨。所以我国票据法第13条明文加以限制，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只是依前述票据无因性的内涵，此种限制与票据的无因性并无直接联系。
票据法第13条规定的另一种抗辩限制是票据债务人不得以与出票人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这一般发生在以汇票清偿原因债务的情形。如A为了清偿与B的价金债务，签发汇票给B，委托自己的债务人C对该汇票进行付款，付款人C对该汇票进行了承兑。此时票据并未依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进行转让，也就无所谓保护票据流通的问题。但是为了保证票据的支付和信用，票据法同样对此种票据债务人C可以行使的抗辩进行了限制。两种抗辩限制虽然目的不同，但同样无需票据的无因性原则即可解决。
在出票人A签发票据给持票人B，委托自己的债务人C进行付款时，存在着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A、B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另一个是A、C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持票人B和付款人C之间并未因出票人A的出票行为而产生某种法律关系。是C的承兑行为，才在B、C之间建立了票据法律关系，才产生了B对C的票据债权。根据我国票据法第38条的规定，C的承兑行为并不是向A表明接受其付款委托的契约行为，而是C表明承担票据债务的单独行为。可见，B、C之间的票据债权债务关系与A、C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无必然的牵连关系，是两个不同的债权债务关系。依债的相对性原理，C固不得以与他人关系所生的抗辩对抗票据债权人B.[1]（P145）
既然抗辩限制与票据的无因性原理并无直接联系，或可以通过其他法律原理加以解决。那么票据的无因性原则法律效果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2.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法律效果虽然票据的基础关系可以分为票据原因关系、票据资金关系和票据预约关系，但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一般仅体现于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中的票据原因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中，[11]（P41）并最常发生于票据的转让过程中。如前所述，正是基于促进票据流通、减轻持票人的审查义务、降低交易风险的立法目的，票据法才特别规定了无因性原则。所以，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法律效力体现在：
首先，即使票据发行或转让的原因不存在或者无效、被撤销，只要在票据上所为的票据行为依法成立，票据行为人就须承担票据义务，持票人就得享有票据权利。
其次，票据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内容应当依票据文义，即使票据上的记载内容与票据原因关系的内容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也不能以票据外的事实来改变票据关系的内容。
再次，票据无因性原则在当事人（包括有直接原因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发生举证责任的转换的法律效果。持票人在主张票据债权时，无需证明原因关系的存在，只要依票据上的记载内容即可向票据债务人主张相应的票据权利。反之，如果票据债务人欲对抗权利人的权利主张，则需举证证明存在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足以对抗权利人权利主张的抗辩事由。
可以说，上述三种无因性原则的法律效果，就是票据无因性原则效力所及的范围，也是无因性原则射程所及的距离。
（二）票据无因性原则法律效力之所不及
原因债权与票据债权之间，毕竟具有经济上的一体性，而非风马牛不相及的二个独立请求权。特别是在票据尚未依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转让之前，并不存在对善意交易相对人的保护问题，那么，票据债权的行使，是否丝毫不受基础原因关系的影响？更进一步讲，即使票据债权业经转让，基础原因关系就一定不影响票据关系吗？这就涉关票据行为到底是绝对无因，还是相对无因，亦即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射程距离到底有多远的问题。
关于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现有的论著、文章和讲义一般认为惟有在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存在抗辩的情形，才不得以票据的无因性法则加以排除，此外，别无他论。[12][13]其实，概括说来，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情形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票据原因关系的效力直接影响他们之间票据关系的效力。由于在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既不牵涉票据转让的第三人的问题，又无关票据的流通。为体现私法领域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同时减少讼争，节约诉讼成本。所以当原因关系和票据关系同时存在于同一对当事人之间时，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3条第2款的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票据债权人以基于原因关系所生的事由进行抗辩。
2.持票人取得票据未给付对价或未给付相当对价的，票据债务人可以以与持票人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票据对价来源于合同对价，但由于票据是一种极具流通性的证券，所以为保护交易安全，票据法只以善意持票人为保护对象，排斥非善意或未给付相当代价的持票人。所以，票据对价并不完全等同于合同对价，它要求，第一，票据对价不仅要真实，而且要与持票人所获得的权利相对应。支付明显不对等的代价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票据法推定为恶意持票人；第二，原有的债务或责任，可以构成票据的有效代价；第三，票据对价实际上是票据基础关系中持票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可以是现在的债务，也可以是过去或将来的债务；第四，持票人持有票据，法律原则上就推定其已经支付了对价，票据债务人如提出无对价的抗辩，应负举证责任。
持票人有无给付对价原属票据原因关系上的问题，票据的取得亦不以对价的存在为必要条件。但作为原因关系的对价还是会对票据权利发生一定的影响。一般说来，如果持票人取得票据时给付了对价，就能享有优于其前手的权利。即使其前手并不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作为善意第三人，亦会受到票据法的保护。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其前手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反之，如果持票人取得票据没有给付对价，原则上不享有票据权利。在法定特殊情况下（如因继承、税收、赠与）而取得票据，则不享有优于其前手的权利（我国票据法第11条）。票据债务人可以以对持票人前手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票据对价所达到的法律效果，是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相互牵连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票据无因性原则效力所不及的情形之一。
3.持票人取得票据手段不合法即不享有票据权利，票据债务人得对该持票人提出“恶意抗辩”。在票据原因关系上，如果持票人系以欺诈、偷盗、胁迫等非法手段或方式取得票据，或因重大过失或明知其前手票据权利的瑕疵仍接受票据转让的，该持票人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但票据债务人对持票人提出此种抗辩时，应负举证责任。这一方面是票据无因性的体现，同时亦是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情形。
4.当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因票据时效的完成而消灭时，该持票人可以对因时效完成而受有利益的票据当事人，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由于持票人享有该权利的前提是票据权利已罹于票据时效而消灭，因此，该权利不属于票据权利。此项权利的行使是基于票据原因关系中的民事权利义务，这又是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相分离的一个例外。
以上，通过对票据无因性原则在票据法中的体现及其例外情况的逐项“扫描”，这一原则的射程距离及轮廓已清晰可辨。其效力所及和所不及之处正是其是否具有绝对性的最好体现。我们正是通过对其效力不及之处的明确，来探寻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适当方式的途径。
（三）票据无因性原则相对性的思考
虽然票据法的制定和发展，更多的是出于促进票据流通、方便商品交易、繁荣市场经济的技术上的考虑。票据法本身亦是一种技术性较强的法律。固然基于这种考虑，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及地区的票据法将“方便”、“快捷”、“效率”置于比“稳定”、“安全”、“秩序”更高的地位。所以才规定了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方便”、“快捷”、“效率”，忽视对公平和诚实信用的追求，忽视对票据使用所需“稳定”、“安全”、“秩序”的保障，也是不可取的。正如台湾学者钟兆民所言：“依票据法的规定，票据固为不要因证券，若绝对坚持这一原则，亦足以妨害票据的流通性。按票据法之所以规定票据为不要因证券者，原在保护票据的流通性。若今为保障执票人之权利而轻易舍弃发票人或执票人前手权利之保护于不顾，自非本部分法条之本意。”[14]故为追求法律的妥当性和衡平性，在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基础上，兼顾该原则的效力不及之处；在对该原则进行普遍适用的同时，对该原则的例外情形予以严格适用，即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具有相对性的原则，才能实现票据法促进票据流通、保护交易安全的双重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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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票据无因性之理论基础
论票据无因性之理论基础
关键词：银行承兑汇票 票据承兑 票据
票据的无因性已经成为众所公认的一条票据法的基本原则[1]。然而，具体论来，我们对这一原则的了解似乎又极其有限。这一原则从何而来？其发展轨迹为何？其背后有何价值判断？
或许我们脚底下的大陆并不想我们想象中那般坚实，尤其是涉及到一个具体的法律制度。而一个法律制度，假如离开其背后的价值选择，仅凭一些冷冰冰的法条是无法获得人们的信仰的，更无法实现它所欲实现的目标。
本文即试图通过对此原则的解析，找出其背后的价值选择。具体思路如下：（1）、何所谓票据的无因性？
（2）、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看无因性理论的价值趋向（3）、从票据和票据法的历史发展看票据无因性理论
票据行为和票据无因性
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并不能代表无因性原则的全部，在德文中，我们所理解的“无因性”被称为“抽象性”，在对这一原则的讨论上，多在物权行为方面展开，而较少涉及其他方面。但是，无因性原则是德国民商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其适用不仅仅限于物权行为，在一个更广阔的领域里也有其用武之地——例如债权转让及本文所要涉及的票据行为之无因性[2]。由于无因性原则多在物权行为领域论述，因此本文在论述无因性原则时，难免以其为准。
无因性原则包括内在的无因性和外在的无因性两个方面。在物权行为无因性领域，外在底无因性是指处分行为的效力不以该行为以外存在的负担行为的效力为前提；内在的无因性，或称内在的无因性，是指处分行为本身在内容上也是无目的的[3]。这就是说，处分行为的当事人无需就给予财产行为的目的达成一致。一般认为，票据行为之无因性，系外在之无因性；大多数之票据行为，为不要因行为，但是为担保票据债务之履行所为之附属的票据行为为其例外。“盖票据保证者，乃为担保票据债务之履行所为之附属的票据行为，其担保目的，已经成为行为典型之内容，故类似于债务担保契约，非无色中立。”[4]
当我们在使用票据无因性的时候，往往在两个方面使用。其一，指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其二，指票据法律关系的无因性。所谓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乃是指票据行为之效力，完全取决于票据法之规定，不受其基础行为效力之影响；而票据关系之无因性，则是指票据关系之存续，不受基础关系之影响。尽管二者具有一致性[5]，但是，我们在使用概念时，最好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否则，难免因缺乏交流的平台而产生交流上的困难。
关于票据行为，迄今为止，有三种主要观点：契约说、创造说以及权利外观说。此三者之区别，主要在于票据行为是否以交付为要件。契约说以意思表示之作成依赖于票据交付，亦即交付时票据债务人之意思表示始到达相对人，从而对表意人产生约束力；而创造说则认为票据之作成，即是新财富之形成，从而票据行为成立，此时，若票据因遗失或被盗而为他人所取得，债务人亦应该对此债务负责；而权利外观说则认为票据行为之作成，需有票据之交付，于交付欠缺时，则基于权利外观而负责，只要是有表示的外观，则债务人一概对此负责。权利外观说为二次世界大战后之通说[6]。权利外观理论为票据行为无因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物权行为无因性看无因性原则的基本功能
近代民商法以私法自治（又称意思自治）、所有权神圣（又称私权神圣）、过错责任为三大基本原则[7]。此三者之间亦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唯有保证所有权之神圣不可侵犯，方能使当事人有资力与资本根据自身意思来决定自己的法律关系；而私法自治的结果，必然是当事人只对自己的过错负责任——此即过错责任之基本含义。可以说此三大基本原则之间，所有权神圣是基础，而私法自治是工具，而过错责任则是保证。
私法自治的基本工具则是法律行为。在罗马法和法国法中，尚没有法律行为这个概念。这个术语的出现要归功于历史法学派。他们在对罗马法的注释和整理过程中发现了契约和遗嘱之间的共同性——作为财产移转的原因均有当事人的意思决定，在此基础上，他们抽象出法律行为这个概念。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契约和遗嘱是最早的关于的法律行为的起源，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是和历史法学派、和潘德克吞法学结合在一起的[8]。也正是“法律行为”这个概念的产生，使得“总则”篇在民法典中有了立足之处，从而形成了德国民法典所特有的编纂体例。
所谓的私法自治，是指“各个主体根据他的意志自主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9]。而法律行为，则是指以意思表示为中心的，根据意思表示的内容而发生当事人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法律行为的核心则是意思表示[10]。法律行为制度的产生，以及物权和债权的两分，使得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或称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的区分成为必然。因为，假如不承认物权行为，则会发生如下的结果：（1）法律行为的概念仅限于契约和遗嘱等形式，从而使这一概念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因为在少数的种上面，根本没有必要抽象出一个更高位阶的属概念——那相当于纯粹在玩文字游戏。没有了法律行为，总则编势必失去其存在的价值。这对民法典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2）无法真正贯彻意思自治原则。不承认物权行为概念，则影响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只能是基于契约的意思表示，这样，当订立契约后，物的交付之前，当事人虽有心反悔，却无力改变。此外，种类物的买卖、未来物的交付，都使得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成为必要。[11]
因此可以说，物权行为独立性是物权和债权二分的必然结果，是贯彻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但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并不等于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从独立性中，我们并不能从逻辑上推导出物权行为无因性。[12]而且，事实上，自罗马法一来，便要求财产权的移转必须要有一定的原因。现行各国民法中关于不当得利制度的设计即是来源于此。因此，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势必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但是，当我们从其自身并无法看出其背后的价值。因此，要理解这一原则，势必要联系到财产移转的第三方，从交易安全方面来考虑。
在此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为证。假如甲出卖A物于乙，已经交付。乙复转卖于丙，并且也已经交付。乙交付A物之后，因甲乙之间的买卖存在瑕疵，因此其合同无效。假如在不承认物权行为或者采有因性的立法体例下，此时乙之处分为无权处分，除非丙为善意，其不能取得该物的所有权。此外，假如乙丙的交付为占有改定，丙同样不能取得该物的所有权。在此种情况下，丙所丧失的不仅仅是未取得该物，更重要的是另一次的订约机会；固然可以采取措施，在同乙进行交易之前，对甲乙之间的交易状况进行调查。但是，A物可能是甲自其他人处继受取得，于是，丙又需要去调查甲与其他人之间的交易状况；但是，契约不具有公示性，如要调查清楚，势必要付出很大成本，当这种避险成本大于当事人从交易中可以获得的利益时，当事人就会选择不进行交易，而保持原状。而相反，在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立法体例下，物权行为独立于债权行为，并且物权行为效力的发生不受债权行为的影响，物权的变动直接取决于当事人双方是否作成了一个有效的物权行为，同时，物权行为以登记或者交付为要件，具有公示性，因而第三人可以凭借外在的表观来判断权利的存在状况，而法律对此合理信赖亦加以保护，从而藉此保护交易安全，促进交易的进行，而交易的进行，则会形成一种双赢的局面，并最终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13]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主要功能在于保护交易安全。“无因原则旨在使取得人可以不必对其前手们之间的原因行为进行考察。这些原因行为的无效不应影响受让人享有权利。民法典旨在通过无因原则维护法律交往的方便性和安全性。”[14]正因为无因原则具有以上功能，因此自其正式在德国民法典中确立以来，尽管批评声不断，但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始终屹立不动，并因此而影响着权利移转的其他方面。[15]
通过对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功能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因性原则的基本功能在于保护交易安全，从而最终保证交易的迅捷和便利。
那么，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作为无因性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具有与此类似的功能呢，还是有其特殊性？对此，我们需要进行详细的分析。
从票据和票据法的历史看票据的功能和无因性
一般认为，票据的早期发展包括三个时期：兑换商票据时期，市场票据时期和流通证券时期。[16]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票据产生于12世纪的意大利，当时，欧洲各国贸易发达，但是由于各国票制不统一，因而不利于交易。于是，产生了最初的本票，其具体做法为货币兑换商在某地收受商人现金，然后给相对方一个目的地付款凭证，商人以此凭证向兑换商在目的地的分店和代理店支取现金，从而便利了交易。因为这一时期的票据主要用作货币的代替品，其只能仅限于兑换，故此时期称为兑换商时期。在交易过程中，兑换商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于是增加了付款委托证书的业务，即委托其他兑换商代为付款，于是，汇票亦产生了。到15世纪，票据开始具有流通职能，彼时，商人往往以支付票据代替现金。一系列相应的制度也开始建立起来，如承兑、保证等。此时是为市场票据时期。迨至16世纪，背书制度产生，票据的流通性大大加强，此时，进入流通证券时期。从以上票据的产生过程来看，票据的功能逐渐增加，其流通性也不断加强。但是，如何能够保证这一工具不被滥用，却需要法律制度的架构。
最初的票据法律制度存在于中世纪的商人法之中，后来随着法典主义的兴起，这些商事习惯法为成文法所吸收，成为国家的正式法律。关于票据法，当今世界上主要存在三大法系：法国法系、德国法系以及英美法系。法国法系以《法国商法典》第一编第8章的内容为代表。法国法系的特点之一便是不承认票据关系的无因性，在其商法典中，票据关系并未与基础关系分开，票据只不过是输送金钱的工具。在德国法系中，票据关系与其基础关系应截然分开，从而使票据成为无因证券。而在英美法系中，英国的票据法和德国法系基本相似，但是形式更为简单。[17]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两大法系之区别，除两国法学研究和立法技术之影响外，两国不同之立法背景亦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法国商法典制定于1807年，其时工业革命尚未充分进行，因而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很少出现，这种时候，票据关系之有因并不至于影响过大；而德国票据法于1871年公布实施，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商品生产和交换大规模的进行对人们而言已经习以为常，这时，一桩交易往往涉及众多的参与者，因而，有必要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相分离，从而维护票据功能的实现[18]。试想，假如票据作为流通工具频频因为基础关系的无效而无效，则人们势必失去对票据的信任，最终会使这一制度形同虚设。而失去票据制度，则这一制度所带来的便利与快捷亦将同时丧失，除非有其他制度可以代替其功能。但一项新制度的试错成本往往是非常高的，在这种情况下，轻易的否认一项长时间沿袭的制度，往往会带来更大的恶！
这一点，我们从法国商法典的改革中也可窥豹一斑。在法国商法典中，因为没有规定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相分离，“致妨碍票据之流通及信用，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之需要”[19]，后来，于1935年，法国商法典借鉴日内瓦统一票据法进行了修改。
从上面票据的历史和票据法的历史可以看出，票据之产生与发展主要是交易发展的需要。因而，尽管票据具有众多的功能，但是，流通功能无疑是其最基本的功能。[20]这一点，我们从票据的基本特性上也可以看出。
一般说来，票据的基本特性除无因性外，尚包括要式性、文义性、独立性。这几项特性和无因性都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要式性，指票据的制作必须符合票据法的要求，这样，通过对必要记载事项的规定，使得人们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判断票据的有效与否，而无须去追根究底，追查其前手与他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文义性，指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必须严格依照票据上记载的文义而定，文义以外的任何理由、事项均不得作为根据，这样，票据通过票面的记载具有一定的公示性，当事人对此文义的合理信赖均受到法律保护，而基础关系，因不可能成为记载事项，因而票据的有效性与其无关。独立性主要是指在几个票据行为之间，一个行为的无效，并不影响其他票据行为的效力。这一特性主要在于加强票据的流通性，和无因性不同，但两者共同促进票据的流通，保护人们对票据的合理信赖。[21]
由此可见，票据关系无因性的基础在于票据的流通性，正因为票据作为一种流通工具，需要具有一定的公示性，从而保护第三人的合理的信赖利益，而基础关系因其不具有公示性，因而无法对抗第三人——这也是为什么物权行为要才无因性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直接当事人之间，债务人得以基础关系的无效对抗票据权利人。
结语：
本文简单的梳理了一下票据行为无因性的理论基础。但是，任何理论的说明离开了立法的支持都是苍白的。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我们自己的票据法时，这种感觉便会涌向心头，这是我们的无奈，还是还是国人的悲哀？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为什么当我们会轻易否认这一制度？一项经过时间老人考验的制度可能有其不足之处，但是，这些不足往往是利益衡量的产物，轻易的否认他们，结果往往是“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这对我们的法制建设会有何种影响可想而知，毕竟，我们是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基础上起步的。
本文主要着眼于理论上的阐发，但是，这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我们的立足点和优势在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国家和社会，在于这个社会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问题。[22]从这一方面说，本文的论述是非常之浅薄的[23]。但是，笔者的目的在于通过自己的阐述，为这一理论找到其自身的合理性。毕竟，无因性理论作为一项极端抽象的理论，对于习惯于形象思维的国人来说是异常陌生的[24]，希望通过这番论述，能够让人们从理智上理解并接受这一观点，而避免出现以前那种可笑复又可悲的情况。至于超乎理智之外的信仰，那种对法律的信仰，则远非一篇小文力所能及，他需要更多的深层次的探索[25]。这种探索尽管艰难，但是很必要。因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26]。
第三篇：票据无因性的辩证分析
票据无因性之张扬与阻碍
——对我国《票据法》相关规定之评析
何叶彩 宁波大学
键词: 无因性/流通性/票据行为/相对性
容提要: 票据是一种流通证券，流通功能是票据最核心最基本的功能，为了保证票据的流通性，票据的无因性理论应运而生，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票据的属性。票据的无因性并非绝对，我国采用的是一种相对无因性理论。但我国票据立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票据无因性原则，并相关条文有严重削弱无因性之嫌了保证票据的流通，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票据法》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以无因性为基础，相对性为例外，对缺陷条文做相应改，改变模糊不定的状态。
一、票据的本质属性
（一）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票据的本质属性
为客观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票据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票据的特性，票据是一种流通证券，流通性是票据的活力来源，现代票去了流通性，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流通功能是票据最核心最基本的功能，现代票据制度是建立在票据流通的前提下的，票据的其他功能要得以实现，就必证其良好的流通性。而票据之所以可以快捷地流通，票据的无因性是最关键的保障。因此为了保证票据的自由流通，各国票据法大多规定了票据行为的无，对无因性理论的讨论也一直是票据法的重要课题，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票据的本质属性。
无因性的实质内容就是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法律关系相分离。只要一张票据在形式上具备了法定的记载条件，即使与原因关系等事实不符，也不影响其据法上的效力，不影响其票据本身的效力。这实质上是票据的文义性使然，票据是一种文义证券，即票据上的一切权利义务，必须严格按照票据上记载的而定，不得以文义之外的其他任何事实进行补充或变更。日本著名学者龙田节认为：“票据上的债务是基于票据行为自身而发生和存在的，和作为票据授受
[1]因的法律行为（买卖、消费借贷等）存在或有效与否无任何关系。即使买卖契约无效或被解除，由此产生的票据债务也不受影响。” 换言之，票据的行使只以持有票据为必要，持有票据的当事人就是票据的债权人，其可以向任何一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上的权利，而无须证明取得票据的原因。“无因性论的确立可以在转让票据时大大减少合法持票人的风险和审查责任，保护合法持票人的权利，增强票据的信用功能，从而促进票据的流通。不承认票据行
[2]无因性则会阻碍票据的自由流通，影响经济的发展”。
（二）无因性的例外
但是，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并不是绝对的，在特殊情形下，原因关系与票据法律关系并不完全分离，存在一些无因性的例外情况，如在直接当事人之间，以原因关系无效为理由进行抗辩；持票人取得票据如没有给付对价或者未给付对价的，则该持票人不能享有优于其前手的票据权利；对有恶意或重大过失票人不适用无因性原则；当由于票据的时效完成而导致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得以消灭时，该持票人可以对因时效完成而受有利益的票据当事人，行使利益偿求权。无因性的相对性特性，并不是对票据无因性理论的否定，作为票据的本质属性，无因性理论及其相对性特性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实现票据的自由流通护交易的安全。
二、票据无因性的法律规定及分析
（一）国外关于票据无因性的法律规定
[3] 票据无因性作为现代票据法的立法原则，已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票据法和日内瓦统一票据法所认可。
日内瓦统一票据法是大陆法系票据法的代表，为大陆法系多数国家所采用。其关于票据无因性的适用，主要体现在《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7条、《统票法》第22条。《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7条规定：“因汇票而被起诉之人，不得以基于其与出票人或前手持票人间之个人关系之抗辩对抗持票人，但持在取得汇票时明知其行为有损债务人者除外。”《统一支票法》第条规定：“因支票而被诉之人，不得以基于其与出票人或前手持票人间之个人关系之抗辩
[4]持票人，但持票人在取得支票时明知其行为有损债务人者除外。”
在日内瓦统一票据法制定之前，世界上成文票据法最为典型的是法国票据法、英国票据法和德国票据法。法国票据法制定时间早，有因性历史长，由于
[5]有因性严重影响到票据的流通，在20世纪30年代日内瓦统一票据法运动之后，法国票据法也采用了票据无因性。英美票据法也承认票据无因性用票据抗辩限制制度，但更加强调善意取得和对价关系，1882年英国《票据法》第38条（2）规定：“如为正当持票人，其持有汇票之权利不受前手当有瑕疵所有权之影响，也不受前手事人之间得作为个人抗辩事由之影响，并得强使所有对汇票负责之当事人付款。”此款充分运用了抗辩切断制度，立足保正当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体现了票据无因性观点及价值取向。德国在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在整个德意志联邦完成了票据法的统一，是流通性与安全性兼备据法律，其以日内瓦统一票据法为蓝本。综合起来看，英国票据法和德国票据法更加注重票据的流通性，而法国票据法更多的考虑了票据作为现金运输工[6]作用。
（二）我国《票据法》对票据无因性的规定及分析
我国《票据法》对票据无因性的规定相当模糊，理论界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票据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这有将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混在一起，否认票据无因性的嫌疑，因此其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该并没有从正面规定没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和交易关系，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就是无效的。因此并不能从该条推断出其否定了票据行为的无因性。该定应该只适用于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之间，这就是上述所谈的票据无因性的例外情况。因此该条规定似乎可以做如下修改“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不以基础交易关系的存在与有效为条件，但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必须具有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否则该持票人不能取得票据权利”。
第10条第2款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理论界及实务界对票据法的上述规定提出质疑，认为票据法不宜规定对价关系对价关系属原因关系而票据法的规定使票据债务人可能以欠缺对价为由拒绝履行义务使票据成为有因证券。日内瓦法系各国
[7]据法都未规定票据的对价关系不以是支付对价作为合持票人的必备条件。《票据法》将对价解释为“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太过模糊果双方当事人出于内心真实意思的表示，将票据以明显低于或明显高于票面金额的代价转让给持票人，那显然不符合“相对应的代价”，从而存在矛盾。对款规定，有学者认为可以将第10条增加如下内容作为第3款：“违反前两款规定的，只可以作为直接票据当事人之间的抗辩事由，不影响他们与其他票据[8]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此不失为一种可行的修改方法，但这与《票据法》第13条第2款
[9]
存在重复规定的不妥。对此可结合第11条第“因税收、继承、赠与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但是，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的规定，作出相应调整。第11规定将无偿取得票据的情形限定为税收、继承、赠与三种情况，并没有交代有偿取得时的对价，结合第10条第2款和第11条第1款都没有从正面对应付对价而未支付对价或支付不相当对价时的法律效果作出明确规定。为此，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14条第2款的规定“无对价或不以相当之对价取票据者，不得享有优于前手的权利”，将我国票据法第11条第1款修改为：“无对价或不以相当之对价取得票据者，不得享有优于前手的权利。”
[10
关于无因性，类似模糊的规定还有第21条“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第74条“的出票人必须具有支付本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并保证支付”，第83条第2款“开立支票存款帐户和领用支票，应当有可靠的资信，并存入一定的资金88条第1款“支票的出票人所签发的支票金额不得超过其付款时在付款人处实有的存款金额”，第90条第2款“出票人在付款人处的存款足以支付支票金，付款人应当在当日足额付款”。这些条文都反应出我国现行票据法在无因性问题上存在的缺陷，即使不能从这些条文直接否定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但其有性是不可否认的。虽然理论界一般认为，我国票据立法是从有因到无因逐步发展认识的过程，但目前法律规定中出现的这些模糊地带，对票据无因性理论展形成了阻碍。
针对以上缺陷，我国《票据法解释》（即《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作出了如下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人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虽仍未明确规定票据无因性原则，但其在无因性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令人欣慰的。另外，我国《票据法》对无因性的肯定也是有诸多法条依据的，如第4条“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第6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票据上签章的，其签章无效，但是不影响其他签章的效力”，第13条“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第14条第2款“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条“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者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第22条规定的票据必要记载事项，57条“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时，应当审查汇票背书的连续，并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恶意或者有过失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等等，这些规定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一致，适应无因性理论的发展趋势，是值得肯定的。
三、结 语
综上，为了保证票据强大的流通功能，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票据行为的无因性至关重要。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乃是票据的本质属性，无因性理论已为各国票法所普遍承认和采用，是国际票据争议裁决所遵循的一项共同准则。
票据的无因性并非绝对，而是相对的，我国采用的即是一种相对无因性，立法中存在不少票据抗辩的情况，有对人抗辩与对事抗辩。但我国票据法对无的规定总体上显得有些模糊（尽管也有肯定的一面），文中列举的第10条、第21条、，第83条、第88条及第90条的规定，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理论展形成了阻碍，有削弱无因性之嫌。这对于票据流通功能的发挥是极其不利的。为了保证票据的流通，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借鉴国外的无因性思想，我票据法》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以无因性为基础，相对性为例外，对相关条文做相应的调整，改变模糊不定的状态，坚持无因性理念，我国票据法更加适应其特性要求。
参看文献：
1.黄松有：《票据法司法解释实例释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3月版。
2.汪世虎：《票据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8月版。
3.王开定：《票据法新论与案例》，法律出版社2005年9月版。
4.高磊：《票据无因性及相关法律问题》，《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年第6期。
5.马栋：《我国<票据法>的完善与票据无因性理论》，《律师世界》2002年第1期。
6.夏林林：《对票据无因性原则法律适用的思考》，《法律适用》2004年第1期。
7.王晓方：《试论票据的无因性及<票据法>的完善建议》，《经济师》2007年第3期。
8.段卫华、胡海涛：《票据无因性原则之理论探讨及其立法探讨》，《河北法学》2005年第9期。
释: [1] 张奇：《从票据无因性看我国＜票据法＞的缺憾》，《法制与经济》2008年第10期，第58页。
[2] 参见张澄：《试论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及其相对性——兼评我国＜票据法＞第十条》，《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1期，第85页。[3] 李燕：《论票据的无因性》，《青海师专学报》2008年第2期，第86页。
[4] 王锐：《论票据无因性理论的适用》，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3月，第11页。
[5] 参见陈丽丽：《对我国票据法关于票据无因性之思考》，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第9-10页。[6] 参见周志刚：《论票据无因性》，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第6-7页。[7] 周志刚：《论票据无因性》，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第34页。[8] 胡德胜、李文良：《中国票据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9] 第13条第2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 [10] 参见王锐：《论票据无因性理论的适用》，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3月，第30页。
第四篇：票据无因性原则及其例外的理解与适用（范文模版）
票据无因性原则及其例外的理解与适用
--析北京某物资公司诉北京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案
【本案聚焦】
如何理解票据无因性原则及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规定？本案能否适用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规定？
【案情介绍1】 原告：北京某物资公司
被告：北京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案外人焦某系被告的汽车销售按揭业务经理。2004年11月，焦某向原告购买印刷用纸，价款为212393.34元，原告向焦某交付了纸张并开具了抬头为被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焦某写下了欠款人为本人的欠款协议。2005年1月6日，焦某向原告交付了一张号码为XV102787878的银行转账支票，金额为212393.34元，出票人为被告，人名章为焦某本人，收款人为原告。1月17日，该支票被银行以账户透支为由退票，原告遂向法院提起以北京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为被告的买卖合同之诉,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12393.34元。2005年5月21日，法院作出民事裁定，裁定书载明“被告汽车销售按揭业务经理焦某经手向原告购买印刷用纸，因被告否认焦某行为为职务行为，且焦某承认其为个人行为，原告所提供证据无法证明焦某行为为职务行为，故原告所诉被告有误。”该民事裁定书因无人上诉而期满生效。
后原告向法院提起票据追索权之诉，要求被告支付被退票支票的票据款。被告主张购买印刷纸的行为是焦某的个人行为，与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无关，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其不应当承担票据责任，拒绝向原告付款。法院初审判决支持被告抗辩理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2007年11月，检察院对该案提起抗诉。2008年5月，法院再审，一审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0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6条的规定，对原审判决予以支 1 案例改编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一中民终字第13008号民事判决书。持。
原告物资公司不服再审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焦某将出票人为被告的支票“交付转让”给了原告，原被告间不是票据直接关系人，被告基于原因关系的抗辩理由不应获得支持。再审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并非存在于同一对当事人之间，持票人即原告与票据转让人焦某间存在票据基础关系，但与出票人即被告间仅存在票据关系，原告取得票据时向票据转让人焦某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其属于善意持票人，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31条第1款、第93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1、2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8）海民再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5）海民初字第13824号民事判决；
三、北京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某物资公司给付票据款212393.34元。【法理分析】
一、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基本内涵
票据是一种以确定的文义内容来体现特殊债权债务关系的无因性证券。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只要具备票据法上的条件，票据关系即可成立，而不需要考虑票据行为赖以发生的原因或基础。2保护和促进票据流通即是票据无因性的价值追求。“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并不是说票据行为之所以发生，其本身不存在原因关系，而是说，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在法律上将二者予以分离，从而形成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特征。换言之，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乃是基于社会经济生活对票据所提出的要求，而由法律即票据法所特别赋予的，而并非票据行为所固有的。”3
票据法理论将票据基础关系概括为三种：票据原因关系、票据资金关系与票据预约关系。票据原因关系是指票据出票人与收款人、背书人与被背书人等直接授受票据当事人之间基于授受票据理由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主要是相对人间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资金关系是指汇票的出票人与付款人或者支票的出票人与付款银行之间所建立的委托付款关系。票据预约关系是指票据行为人之间 23 于永芹主编：《票据法前沿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赵新华主编:《票据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版，第18页。就票据行为尤其是票据的签发或者转让事项所达成的合意。票据的无因性原则将票据行为的效力与上述三项票据基础关系相分离，避免票据关系的效力受到基础关系的制约，进而影响票据的流转。台湾学者李钦贤解释道，票据法律关系虽因票据基础关系而成立发生，但票据行为本身并非是将票据基础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表彰到票据上，而是依票据法的规定创设另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即票据法律关系。因此，票据基础法律关系与票据行为所创设的票据法律关系是相互独立的，有各自不同的权利义务，相互之间是没有联系和影响的。4
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的分离在原因关系方面具体表现为:第一，票据关系的产生，以票据制作、交付或背书转让等票据行为符合法定要件为条件，即使票据原因关系因存在瑕疵而无效，或者被撤销，票据关系仍然有效。即原因关系的瑕疵或无效，不影响己签发流通的票据的效力；第二，票据持有人的权利义务内容以票据所记载的内容确定，即使其与票据原因关系的内容不一致或者不完全一致，也不得以票据外的事实来改变票据关系的内容；第三，票据债权人行使票据权利时，只以持有形式合法有效的票据为必要条件，而无需证明其取得票据的原因及其合法性，票据债务人也不得以票据原因关系有瑕疵或无效来对抗善意持票人。
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的分离在票据资金关系方面具体表现为:第一，票据持有人通过出票、背书等方式取得的票据权利是一种新的、独立的权利，而不是代替出票人向付款人行使资金关系上的请求权；第二，票据出票人在没有资金或者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签发票据，其行为只要符合票据法规定的形式要件，票据关系依然成立，票据依然有效，出票人应当承担签发空头支票的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第三，汇票付款人是否承担绝对付款义务，以票据承兑为限，而不受制于资金的受领，如付款人拒绝承兑，即使已受领资金，也无需承担票据责任，但如作出承兑，即使未受领资金或者受领金额不足票据金额，仍应承担绝对付款的义务；第四，汇票的出票人不得以自身已向付款人提供足够资金为由，拒绝持票人或其他后手行使票据追索权；第五，付款人在没有受领资金的情况下作出票据付款行为的，付款行为有效，付款人可以基于民法规定向出票人或其他资金义务 4 李钦贤著：《票据法专题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299页。人请求赔偿或补偿，但与票据关系无关。
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的分离在票据预约关系方面具体表现为:第一，即使预约关系不存在，或者预约关系无效、被撤销，或者预约关系因履行、时效届满或者其他原因而消灭，只要票据行为符合票据法的规定，因此而产生的票据关系有效；第二，出票人、背书人即使违反预约而签发、转让票据，该票据关系的内容仍以票据记载文句确定，票据效力也不受影响，作为预约关系当事人只能根据民法规定来解决预约关系中的违约问题。
综上所述，票据一经出票、转让，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就相互分离，基础关系无效或者有瑕疵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有效性。票据关系一经产生，即完全脱离票据基础关系的束缚，只要在形式上符合票据法规定的有效要件，就能够合法、有效地存在，此即票据无因性的基本内涵。
二、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
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的确立，可以很好地保护善意持票人，维护交易的安全。但在某些情况下，则可能产生不公平的后果或者程序救济上的繁琐，故而有学者对票据无因性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相对无因性理论。票据相对无因说认为:“法律动的安全之保护制度固有其时代需要，但必也在保护之必要范围内，始有其认定之基础。若超逾此一保护之必要范围，则反而造成侵害交易之迅速与安全，故所谓特殊法律行为之无因化，亦具有绝对观念与相对观念之问题。”5“依票据法的规定，票据固为不要因证券，若绝对坚持这一原则，亦足以妨害票据的流通性。票据法之所以规定票据为不要因证券者，原在保护票据的流通性。若今为保障执票人之权利而轻易舍弃发票人或执票人前手权利之保护于不顾，自非本部分法条之本意。”6
联合国统一汇票本票法、统一支票法以及日本、台湾地区的票据法在坚持票据行为无因性的前提下，适当允许票据债务人在一定情形下主张原因关系上的抗辩，以作为对绝对无因性原则的修正。这是立法实践对票据相对无因说的运用，具体情形包括：第一，在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因为票据原因关系的效力直接影响到他们之间票据关系的效力，而不涉及票据转让的第三人问题，亦无关 56 林诚二著:《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郭敏著:《票据的无因性》，载《福建法学》1999年第2期。于票据的流通，所以在票据债权人请求票据债务人履行票据债务时，票据债务人可以授受票据的原因关系的存在与否、有效与否来对抗票据债权人；第二，持票人取得票据时，如果未给付对价或者给付对价不相当的，票据债务人可以对持票人前手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第三，持票人以非法手段取得票据的，不构成善意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票据债务人可以对该持票人提出抗辩，即“善意抗辩的例外”；第四，当双方当事人间为清偿债务而交付票据时，除非另有约定，原则上应该是票据债务不履行，原债务不消灭，但如果双方约定票据的交付是代物清偿的，不在此限；第五，当持票人因票据时效届满或者手续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时，可以对因此而受有利益的票据当事人，一般为出票人或承兑人，行使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7
三、我国票据法律制度对于票据无因性的规定
我国现行票据法律制度对于票据无因性的规定并不十分明确，且法律、司法解释、行政法规之间存在相互矛盾之处。
《票据法》第4、5、6、14条强调票据上“真实签章”对票据权利义务承担的重要意义。第10条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第13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也就是说，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这些都是对于票据无因性原则及其例外的重要体现。但第10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21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不得签发无对价的汇票用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这样就又否认了票据关系对于票据基础关系的独立性，否认了票据的无因性，使得法律条文本身相互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公布的《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10条的规定，票据债务人(即出票人)以在票据未转让时的基础关系违法、双方不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持票人应付对价而未付对价为由，要求返还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 7《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7条，《统一支票法》第22条，日本《汇票本票法》第17条，台湾“票据法”第13、14条。14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司法解释区分了票据直接当事人与非直接当事人，规定在票据未转让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适用原因关系抗辩，而在业经转让的间接当事人间不可适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票据相对无因说，弥补了《票据法》条文的不足。
而现行行政法规则彻底否认了票据的无因性，如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颁布实施的《支付结算办法》第22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必须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83条规定：“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或持票人向银行提示承兑时，银行的信贷部门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程序，对出票人的资格、资信、购销合同和汇票记载的内容进行认真审查”。第92条规定：“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办理贴现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在银行开立存款帐户的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组织；(2)与出票人或者直接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3)提供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第93条规定，“贴现、转贴现、再贴现时，应作成转让背书，并提供贴现申请人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第122条规定：“支票的出票人签发支票的金额不得超过付款时在付款人处实有的存款金额。禁止签发空头支票。”
这些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对于票据纠纷的解决造成了较大的不利影响，相信这将会是未来票据法律修改的重点所在。
四、本案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及相关法律的适用
分析本案事实可以发现，本案中存在三方当事人，即案外人焦某、原告北京某物资经销公司以及被告北京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原审法院和再审的一审法院正是因未理清以上三者间的法律关系，才使得该案的审理一波三折，迟迟未决。根据该票据诉讼提起前已经发生效力的民事裁定，可以确认焦某是被告的职员，但是其购买印刷纸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原审法院和再审的一审法院都是在认定该民事裁定所确认事实的前提下，同时认定原被告为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可适用票据无因性的例外规定，进而支持了被告关于“其与原告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其不应当承担票据责任”的抗辩理由，据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这两个条件是无法同时具 备的，因为只有在认定焦某行为为职务行为，其签名章有效时，才可依据支票文义直接推定原告和被告为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故而，原审法院和再审一审法院是在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的前提下，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本案中，原告与焦某订立了印刷用纸买卖合同，后双方约定以支票形式支付货款。这里包含有两个票据基础关系，即票据原因关系与票据预约关系。而原告将印刷用纸交给焦某，此行为既是其履行合同的行为，也是其向焦某支付获得支票的对价的行为。随后，原告从焦某手中取得了一张以被告为出票人的支票，支票的收款人为原告，签名章为焦某本人，支票其他记载事项皆符合票据法规定的形式要件，因此，单纯从文义上看，该票据是合法有效的。在认定焦某行为为非职务行为的前提下，可确定焦某是以某种手段取得了出票人为被告的支票，继而将这张支票通过直接交付的形式转让给了收款人即原告。根据《票据法》第31条第1款和第93条第1款，虽然票据权利的转让以背书为主要方式，背书的连续性是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的初步证据，但是在没有背书或者背书不完整的情况下，在有其他证据支持时，持票人亦可因其前手单纯的交付行为取得票据权利。虽然票据文义上的直接当事人为原告和被告，但事实上，焦某为原告的前手。被告未举证证明原告为恶意或重大过失，因此原告为善意持票人。本案中，焦某与被告间存在票据基础关系，且该关系可能存在一定的瑕疵。焦某与原告间既存在票据基础关系即买卖关系，又存在票据关系。而原告与被告间却没有票据基础关系而只有票据关系，故而作为出票人的被告是无法以“缺乏直接交易关系或者债权债务关系”为抗辩理由进行抗辩的。原告作为持票人，以支付对价的形式从其前手焦某处取得票据，且并不知道也没有理由知道焦某是非法取得票据的，因此，原告是善意持票人，有权向出票人主张票据权利。因此，正如二审法院判决所说，本案的事实符合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法律适用条件，而不存在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情形，持票人即原告与出票人即被告之间的票据关系合法有效，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出票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而由于焦某以不正当方式从出票人处取得票据，因此出票人可以向其主张赔偿，但该事实与本案无关。
【资料链接】
该前提是由已生效的民事裁定书确立的，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优先确认。
1、段卫华、胡海涛著：《票据无因性原则之理论探讨及其立法完善》，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9期。
2、董惠江著：《票据无因性研究》，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1期。
3、傅鼎生著：《票据行为无因性二题》，载《法学》2005年第12期。
4、张燕强著：《票据关系无因性之否认》，载《法学》2007年第12期。
5、张澄著:《试论票据行为无因性及其相对性—兼评我国<票据法>第十条》，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1期。
6、王锐著：《论票据无因性理论的适用》，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第五篇：我国《票据法》对票据行为无因性规定之得失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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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票据法》对票据行为无因性规定之得失
我国《票据法》理论中的所谓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又称抽象性原则、票据行为的中性、无色性原则等等。各票据法著作普遍承认其为票据行为的重要特征,甚至是最重要特征。学者一般将其定义为票据行为只要具备完备的法定形式要件即可生效,而不论其实质关系如何,即票据行为和票据的基础关系在法律上分开。但是对于票据行为无因性的内涵,学者们的理解却有所不同。谢怀 先生认为无因性原则有例外,即在直接当事人之间,如出票人和第一受票人、背书人和被背书人之间的票据关系取决于基础关系,如果他们之间的基础关系无效,则票据关系亦无效。类似的观点被很多学者主张,他们认为票据无因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票据义务人抗辩的限制,也就是发生抗辩切断。对于直接当事人之间的票据行为,则主张不适用无因性。本文将其称为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与此不同的是,王小能教授认为票据是否有效一律不受基础原因关系影响,只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直接当事人之间亦应主张票据关系有效。不过持票人是否可以行使票据权利,还取决于其取得票据时的行为和主观心态如何。还有学者明确主张票据直接当事人之间也适用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义务人仍须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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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票据义务,只是在基础关系不存在的情况下,受益人须将不当得利返还给票据义务人。本文将这一主张称为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学说。
以这两种不同的主张来判断我国现行《票据法》中的规定,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该法第13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了票据行为和票据基础关系的分离,依照上述相对无因性学说,该条等于明确了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当然,我国《票据法》第10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第21条又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这些规定与国际惯例不符,给上述第13条规定的理解造成了混乱,多为我国学者所批评。但如果不考虑这些引起混乱的条款,我国现行《票据法》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的规定就应是充足和完备的。
但是,从上述绝对无因性学说出发判断,即使我们废止《票据法》第10条和第21条的不当规定,该法中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的规定仍然是不完备的,因为它只对非直接当事人之间产生票据抗辩切断的效力,直接当事人之间仍然可以依据票据基础关系来提出抗辩。依照持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学说的学者的主张,这一规定使得票据债权几乎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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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作为独立财产的价值,成为类似于保证债权的从属于原因债权的债权,票据无因性的价值所剩无几。他们认为:《票据法》应该进一步明确直接当事人之间亦不得以票据基础关系来提出票据抗辩,相应的应该规定票据法上的不当得利抗辩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上述两种主张究竟孰是孰非? 这需要从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的意义和作用上进行判断。此外,我国现代票据制度和票据法理论,皆为系统化引进西欧相应制度的结果。因此,就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的票据制度和票据法理论中对相应原则的规定和讨论进行研究,对我国学者辨析票据行为无因性原理作为法学理论和现实制度的起源、演变和实质内容以及当前的变化趋势,纠正我们对于这一原则的一些误解,从而避免无谓的争论,在《票据法》的执行中更好地落实这一原则,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
学者对于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的作用,主要概括为促进票据的流转,保障票据流通。正是这一原则的存在,使得票面上记载的票据权利可以脱离票据基础关系,通过背书转让给第三人,而且随着背书次数的增多,票据的信用程度也相应提高。这就使交易中的风险得到控制,从而使票据成为商业社会里公认的信用工具和支付手段。所以,这一原则可以说是票据制度得以存在的灵魂。那么,实现这一交易保障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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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否必须借助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的理论呢?
__票据的移转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债权移转。对于一般的债权移转,债权人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并且,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这就使得债权被移转的次数越多,新债权人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大。正是为了消除这种风险,人们规定票据的移转不能遵守普通债权的移转规则,背书人不需要通知其前手,相应的其和前手之间基于票据基础关系而产生的抗辩理由,不能由其前手向被背书人(票据权利受让人)主张。这就是票据行为无因性原理产生的制度基础和必要性。而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之间,既不存在债权移转的法律关系,也不存在由于抗辩理由的承继而对债权人造成的风险。主张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依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并不影响他们的后手依然可以依票据抗辩的切断原理要求他们承担票据责任,所以并不会对票据的流通性和信用保证造成任何影响。如果某持票人所持票据在从前的流转过程中曾经出现基础关系欠缺或瑕疵的情况,他的票据权利也完全可以通过《票据法》第17条得以保护,因为他可以相信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是不会通过票据移转而延伸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主张票据行为的相对无因性已经足以保障票据的流转和交易的安全。
从法律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来分析,主张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之间也适用票据行为无因性原理也是不符合我国传统的。适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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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结果是:当直接当事人之间的票据基础关系欠缺时,持票人仍然可以向作为直接当事人的出票人或前手主张票据权利,不过由于主张票据权利的结果将使得持票人不当得利,所以出票人或其前手可以主张不当得利的抗辩而拒绝支付票据金额,或者在支付后可以向获益人主张不当得利的返还。前一情况的结果和主张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依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的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纠缠于基础关系抗辩还是不当得利抗辩的纯粹概念之争而已,而这一不当得利抗辩的依据仍然是票据基础关系。后一情况将使出票人或前手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依照学说,不当得利于受益人占有期间若因不可归责于他的原因而灭失,则不再返还。这对于对基础关系的欠缺没有责任的出票人或前手(比如在由于对方不履行合同义务而使基础关系灭失或出现瑕疵的情况中)来说,实属不公。所以,对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主张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欠缺实践意义的。
三
考诸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大陆国家票据法,可以发现并没有在字面上等于“无因性”的概念,类似的理论在德国法上称为抽象性原则(Abstraktionsp rinzip)。这一原则在德国法上的定义和在我国一样有争议,其基本分歧点也在于:票据债务人针对其直接当事人(即出票人或前手)是否可以主张由票据基础关系产生的抗辩。也就是上已述及的票据行__为无因性的绝对性还是相对性之争。如果承认这一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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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原则在票据关系直接当事人之间也适用,则该原则就可以类比于民法领域中的物权行为抽象性原则(在我国同样被称为“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以及单纯债务承认和债务约定的抽象性原则(我国有学者将其称为“无因债权”,票据行为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后者的变体。
禁止某些票据抗辩的做法于实践中出现后,擅于辨证思维的德国法学家就试图使其在法学理论上与传统罗马合同法的精神相一致。起初人们倾向于将票据解释为一种特殊合同,认为这种禁止抗辩是由票据义务的性质决定的。直到19世纪30年代,学者们才认识到票据的作用远远不止于一种特殊合同凭证,而将其称作“商人间的纸币”。学者们这时不再将出票行为视为设立了合同,而主张这是一种单方承诺,每一个以适当方式取得票据的人都可以和出票人形成票据关系。所以票据持有人的权利不受针对前手而产生的法律关系的影响。于是,学者们认为:所有在纸面上无法得知的针对前手的票据抗辩都应被禁止。这样,在禁止某些票据抗辩的做法于实践中已出现了100多年之后,票据行为的抽象性理论终于在学术界成型了。
后来,德国学者还从罗马法意义上的合同理论对票据行为的抽象性进行了解释。因为按照罗马法的传统理论,债务原则上只能由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和其他法律关系产生,而票据每一次被背书转让,原则上肯定是基于各自不同的基础关系。所以,每次背书都产生了新的对于付款的承诺,即一个抽象的债务承认,针对持票人不能提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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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出票人和其他票据当事人之间关系而产生的抗辩。这种抽象债务说的解释,后来得到了《德国民法典》第780条和第781条的支持。至此之后,德国学者一般都将票据行为看作是特殊的《民法典》第781条意义上的债务承认。这一债务承认的效力并不因其基础关系的无效而当然失去效力。
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原则确切含义如何,曾在德国引起广泛讨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有一些学者针对票据行为是否自始至终存在抽象性提出不同意见,其中以著名法学家维兰德(Wieland)的观点反响较大。他认为:票据行为应该属于一种原因行为。持票人针对票据债务人仅仅具有一种请求权,那就是基于基础关系的请求权。在最初的持票人手中票据表现了基于基础关系的请求权,将票据交付给该持票人的行为不过是“权利基础的补充说明”,票据在这里仅仅作为由基础原因关系联系起来的双方当事人间的补充形式而存在。那么票据的特殊性还是否存在呢? 维兰德认为:票据的意义在于几方当事人如果出现了法律争议,持有票据的当事人可以获得优先权(bevorrechtigte Stellung)。最初持票人享有根据票据文义和对票据流转的证明而提出诉讼的权利,但他和出票人之间的票据关系须以基础关系成立为基础。只有到了和基础关系无关的后手那里,票据关__系才显出抽象性的特征。不难看出,这一主张类似于上已述及的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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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类似的主张并没有成为德国司法判决和学术著作中的主导意见。近几十年来,德国票据法学界对票据行为抽象原则的阐述是:票据请求权完全不受基础关系瑕疵的影响。比如在汇票出票人和承兑人的票据基础关系(这里主要是资金关系Deckungsverh¾ltnis)无效时,不仅作为非直接当事人的受款人之票据请求权当然不受影响(这一点世界各国没有例外,以上文述及的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即可解决),而且出票人仍然可以对作为其直接当事人的承兑人主张票据权利。当然,这一主张将使出票人获得不合理的不当得利,所以承兑人可以针对出票人的票据请求权提出不当得利抗辩。同理,如果出票人和直接受票人之间的票据基础关系(这里主要是原因关系Zuwendungsverh¾ltnis等)无效,受票人仍可以对承兑人主张票据请求权,当然,此时承兑人可以主张基础关系欠缺,提出不当得利抗辩,如果已经支付,还可以由承兑人(在承兑人已经将款项从出票人账户中划出时,由出票人)提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德国民法典》第812条第1款第1句)。此时,证明基础关系不存在的责任落于提出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直接当事人之上。可见,德国法学界的通说主张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
德国法学界的这一倾向可以从该国的民商法理论中找到依据。上已述及,该国民法理论中存在着法律行为的抽象原则这一总括概念,它在物权法、债法上分别有所表现,而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只是抽象性债权在商法上的特例。这些抽象性的概念有一共同之处,即基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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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抽象性的物权或债权关系分离,基础关系无效并不导致物权或债权关系无效,但物权或债权关系的义务人可由于基础关系无效而提出不当得利的抗辩,如已经交付,则受益之人须返还不当得利。所以,德国民法的一个特征就是不当得利请求权在学说和司法实践中有重大意义。基于这一上百年的学术和实践传统,在票据行为中承认绝对的抽象原则(无因性)就是顺理成章的,实践中由于商事交易的参加人都习惯了本国制度,加之对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实践中常能得到支持,所以也不会给交易带来不便。
德国的票据立法却与司法和学术的发展不同。19世纪初期,德意志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各邦都有着自己的票据立法,在1847年时,德意志境内就存在着56种不同的票据法律。在这一年,各邦选派的委员会于莱比锡制定了一部统一的票据法,尽管它被第二年于法兰克福举行的帝国会议宣布为帝国法律,但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这一宣布也变得无效。过了近10年, 1857年的纽伦堡会议上对这部法律草案进行了一些修改,形成了纽伦堡文本,该文本在随后的几年内以自愿接受的方式被几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国(包括奥地利)宣布为内国法,至此德意志各国实现了票据立法实质上的统一。1871年德国统一后,该文本被宣布为帝国法律,即《德意志普通票据法》(Allgemeine DeutscheWechselrechtsordnung)。在该法中,立法者有意仅仅规定票据关系本身,对于票据的基础债务关系完全不涉及。这表达了立法者认为票据系与其资金关系完全无关的独立权利的观念。对于票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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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定特殊的诉讼时效,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这些规定都对以后的票据立法有深远影响。但该法并没有贯彻绝对的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原则。
20世纪初的票据统一立法运动,产生了1930年的《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这一统一立法后来被欧洲大陆的几乎所有国家纳入到其本国的票据立法之中。1933年《德国汇票本票法》中的前两章几乎就是对这部统一立法的翻译。这一法律的第1条即规定了汇票的必要记载事项,其中不但没有提到票据的基础关系,而且在第2项还明确规定不得对票据付款进行任何限制(无条件付款记载),因此任何基础关系上的限制都不能影响汇票的付款。同法第17条规定:“被提出票据请求权之人,不得以自己和出票人或者前手之间的直接关系中存在的理由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已知对于债权人不利之处的除外。”此系为各国法律包括我国《票据法》第13条所吸收。票据抗辩切断原理,也可以理解为票据行为相对的无因性。此外,还有德国学者认为《汇票本票法》第9条(出票人的责任)、第15条(背书人的责任)以及第28条(承兑人的责任)也体现了不计票据基础关系的无条件付款的要求。但由于国际统一立法的文字需要照顾各国需要,这些条文的立法语言都没有贯彻德国学者的票据行为的绝对抽象原则理论。所以,这一原则在德国和《民法典》上对物权行为的抽象性以及抽象债权的规定不同,并没有法律条文依据,现今仍仅依靠大量的司法判例和学术理论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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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不同的是,同属欧洲大陆的法国却在民法基础理论中没有承认法律行为的抽象性原则,所以也就没有物权行为的抽象性和抽象债权的概念,相应的,无论在立法、司法还是学术理论中,法国都完全没有承认过票据行为的绝对抽象性原则。《法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任何请求权的有效都须以真实而合法的权利基础为前提。”历来的法国学术界都不承认票据行为系不同于基础关系的独立行为,而认为它们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在《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生效之后,法国也接受了这一国际统一法,并对自身的法律作出了一些改动。法国学术界也逐渐认为在票据法律关系中存在着两种请求权:由票据基础关系产生的请求权和由票据本身产生的请求权。但是学者们始终认为:虽然票据请求权是单独的请求权,但却不是抽象的,而是和基础关系的原因相关。这意味着:基础关系的原因如果不存在或嗣后消失,则票据义务亦将被视作不存在或不再存在。这一和德国票据法理论的差异在实践中并不会导致重大不同,因为法国法上证明基础关系不存在的举证责任也落于票据债务人(即德国法上因此而产生的不当得利的受害人)之上。当然,类似于德国《汇票本票法》第17条和我国《票据法》第13条的对票据抗辩的切断(即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的规定,在法国票据法中也存在。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法国的票据制度和我国现行《票据法》的制度非常近似。
就票据法而论,在欧洲大陆内部承认德国式的票据行为绝对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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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国家非常之少,因为在民法理论中承认法律行为的抽象原则、继而承认物权行为的抽象性和抽象债权的国家本就少见。我国票据法学者长期以来认为票据行为无因性在世界各国和国际统一性立法中被普遍承认,如果将这里的“无因性”理解为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则这一判断是不准确的。当然,世界各国的票据立法,包括国际统一立法,都规定了类似于我国《票据法》第13条的票据抗辩切断条款,也就是本文所称的票据行为的相对无因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一原则确实在世界上被普遍接受,而我国现行《票据法》第13条本身已经和国际规定完全接轨,并无任何落伍之处。认为我国法律彻底否定票据的无因性特征,与国际惯例完全不一致的观点,是过于偏颇了。
四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对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原则进行分析首先一定要区别绝对无因性和相对无因性两种不同的理论。简而言之,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票据行为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依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承认这一可能性的为相对无因性理论,反之为绝对无因性理论。在欧洲,完全承认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的只有德国等少数国家,其背景是该国民法理论对法律行为抽象原则的承认,并且这一理论仅停留在司法和学术研究中,于法律条文上并无体现。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只是承认票据行为的相对无因性,国际统一立法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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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票据法》第13条和欧洲各国的立法以及国际统一立法相一致,确立了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的原则,已经非常完备。我国民法理论长期以来虽然有所争议,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不承认法律行为的抽象性原理,也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和所谓无因债权的存在。我国法律界人士也不习惯过多地适用不当得利理论来解决本来相对简单的法律关系纠纷。如上所述,如果允许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依据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就可以解决很多争议,而这对保障票据流通、维护交易安全又没有任何不利之处,则完全没有必要引进票据行为的绝对无因性学说,徒然增加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和交易的风险。因此,我国《票据法》在修订时,应完全保留第13条的规定。需要注意的是该法第10条和第21条,它们对本已清晰明确的第13条造成了“干扰”,应在修订时予以废止。
注释:
王保树:《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75页。
谢怀轼:《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35页;梁宇贤:《票据法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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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 引书,第375页;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谢怀轼:同注 引书,第41页。
赵新华:《票据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王小能:同注 引书,第99页。
李新天、李承亮:“论票据不当得利的返还与抗辩———兼论票据的无因性”,《法学评论》2003年第4 期,第43页。
王小能:同注 引书,第2版,自序,第3页。
陈自强:《无因债权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同注 引书,第37页。
王小能:同注 引书,第2版,自序第3页;赵新华:同注 引书,第38页。德国学者也持相近观点,参见布洛克斯(Brox):《商法和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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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Handels482(第23382(457-459页)。
胡克、卡那利斯(Hueck /Canaris):《证券法》(Rechtder Wertpapiere),第5章,第4节,第7段;鲍姆巴赫、海弗梅尔,前揭书,汇票、本票部分,前言,角码2(49页)。
默拉维茨(Morawitz):《国际票据法》(Das internationaleWechselrecht), 1991年版,第15页。
施陶博(Straub):《国际票据法的法律选择》(Zur Rechtswahl im internationalenWechselrecht), 1995年版,第5页。
施陶博,同注 ,第7页。
鲍姆巴赫、海弗梅尔,同注 ,汇票、本票部分,前言,角码10(第53页)。
赵新华:《票据法》, 1998年版,第48页;李新天、李承亮,同注 ,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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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弘道:“中国金融体系如何适应WTO规则”,《现代法学》, 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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