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与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冲突与协调

第一篇：《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与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冲突与协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与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冲突与协调

一、关于票据法第1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

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这是我国票据法关于票据行为实质要件的规定。票据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它同样是发生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涉及到双方或者是多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票据行为应当符合民法上对民事法律行为规定的基本要件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

民事法律行为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诚实信用原则。商品经济是一种以利润为诱导的、为他人而生产的经济，利润最大化是每个市场经营主体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商业投机行为、商业欺诈行为蔓延，严重的破坏了市场秩序。因此，市场呼唤诚实信用，票据市场也不例外。《票据法》第10条第1款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基本原则，把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和必须给付对价作为票据行为的前提条件，是充分考虑了票据活动的民事性。我国票据法第10条、21条、74条、88条、89条等条文，在签发票据、取得票据、转让票据等问题上，十分强调原因关系，实际上这是票据法在追求票据使用的方便、高效的同时，对票据运作的安全所投入的关注。通过这些规定，使得不具有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的人之间签发、转让票据时，应承担相应的违法责任。第10条的立法目的，在于反对一切非道德、不正当的票据行为，纯洁票据市场，所以，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这一款规定，也是在目前我们票据市场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规定。毕竟我们的票据市场相对于西方来说，还是很幼稚的，因此，有必要规定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存在。

第二款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并且是双方当事人认可的对价。这一规定，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必须给付对价”，指的是与票面金额相等的价格；而“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则可能高于票面金额，也可能少于票面金额，当然也可能等于金额。另外，这个对价只要双方认可就行了，那何必要在第1款中规定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存在呢？所以，根据“意思自治”原则，这里的“对价”究竟作何解释，还值得商榷。

二、票据与票据行为的无因性

票据是商品经济的产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而发达，票据无因性是信用经济高度发达和充分发展的产物，并对信用经济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票据无因性的确立与票据本身的特征关系密切：票据是流通证券，不同于一般的债券凭证，一般的债券凭证必须通过书面的债权让渡手续，通知债务人之后，才能生效；而票据的转让，得依背书或交付的方式转移其权利（除发票人有禁止转让记载外，均可以背书方式或交付方式转让）。

因此，出售商品而取得票据的债权人，就能简易地以交付方式或背书方式抵销其欠他人的另一笔债务，或向银行贴现以取得资金周转。票据又是文义证券，票据权利的内容以及票据有关的一切事项都以票据上记载的文字为准，不受票据上文字以外事项的影响。例如：票据上记载的发票日与实际发票日不一致时，以票据上记载的为准。因此，在票据法上，为了保障票据的流通证券和文义证券的基本效力，便须创立票据行为不受基础行为效力牵连的制度，因为，票据行为的效力如受基础行为效力的左右，即无异于宣布接受票据是不可靠的，将会导致无人愿意或敢于接受票据，票据的流通证券性和文义证券性便会大打折扣，票据作为支付手段、信用手段、结算手段以及融资手段的作用将会大大受阻。所以，必须使票据行为仅为其本身而独立存在，与基础关系分离，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信用经济的发展。票据作为设权证券，作成票据即创设了权利；作为完全有价证券，持有票据即可主张票据权利；而持票人取得票据的原因或者作成票据的原因概所不问。换句话说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是分离的。

国际上关于票据行为的性质，历来存在单独行为说和契约说之分。英美法系国家主张契约说，其票据立法都把票据行为定性为契约行为，票据债务人之所以负担票据上的债务，是因为他与票据债权人订立了契约，只有票据债务人将票据交付与债权人，而债权人又必须受领了该票据，才产生票据法上的法律关系。但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主张单独行为说，尤其以创造说为甚。承认票据行为是单方行为，出票人一经签发票据，票据即有效成立，而无需对方当事人合意，这种理论与法律规定有利于票据的流通与对善意持票人的保护，更能适应当今高速发展的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英美法虽认为票据行为属于契约行为，但同时法律推定善意持票人是受合法票据交付的人，在票据上签名的人已接受对价等，因而在善意持票人与票据债务人之间已形成合法的合同关系，其结果，在实务中，关于票据关系的无因性，英美法与大陆法并无大异。我国票据法第4条、台湾票据法第5条都规定在票据上签名或盖章的人，依票据上记载的文义，承担票据责任。我国票据法关于票据行为的性质，采用的是单方行为说。

在实际生活中，任何票据行为均是基于一定的原因而产生的，即票据行为要有票据原因。所谓票据原因，是指票据当事人接受票据的实质关系或基本关系，如买卖、借贷、赠与而接受票据。票据行为虽然是基于一定的原因而产生，但是票据一旦制作完成并交付，票据的效力就与其基础行为或实质关系完全分离，不因其基础行为或实质关系无效或因有瑕疵被撤销而受影响，即票据行为的效力独立于其基础行为或实质关系而存在。票据的无因性是票据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与其他法律行为相比的一个显著特征。票据行为大都以买卖、借贷或其他实质关系为前提，然而票据行为一旦成立，该实质关系有效与否甚至于存在与否都不会影响票据行为的效力，因此持票人不用证明给付原因就可行使票据权利，这也就是说，票据行为只须具备其抽象的形式即可生效，而不问其实质要件为何。比如出票人A签发一张票据给收款人B是为了偿还货款或其他目的，一般说来A的出票行为在形式上只要符合票据法律的要求就属有效行为，该行为成立后，其基础关系究竟怎样便在所不问。

如果票据行为在内容上或在目的上违法，比如双方恶意串通以使 他人蒙受损失为目的而签发票据或转让票据，又比如以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为内容 的合同而 为的票据行为（为还赌债签发支票、为骗取他人财物签发空头支票或与其预留印签不符的支票、为走私贩毒或买卖法律禁止流通物等签发票据或转让票据等），再比如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票据行为（某银行违规签发银行汇票或超越权限承兑商业汇票等）。上述种种行为中，如果因为 行为人违法而在法律上不承认其效力，蒙受损失的将是善意持票人，因为他在受让该票据时就票据本身的记载无法得知这些违法情节，倘若票据已经流通几手，持票人更无从审查这些违法情节，如果使 这些违法的票据行为无效，从中受益的则恰恰 是违法行为人，因为认定无效，他就当然地不对票据负任何义务。基于此，国际上通行的票据法都明确规定，只有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要求的票据行为才无效。行为 人为票据行为的原因及目的如何，不影响票据行为的效力。违法行为人应当对他所为的票据行为（在形式上合法）负票据义务。而该义务的负担不免除他对其违法行为应承担的其他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三、票据法第10条与无因性原则的冲突

我国《票据法》第10条第1款的规定有不适之处，是与各国公认的票据法无因性原理背道而驰的，多数人认为第10条第1款的规定是对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否定。例如台湾《票据法》，它在第14条规定：“以恶意或有重大过失取得票据者，不得享有票据上之权利。无对价或以不相当对价取得票据者，不得享有优于其前手之权利。”这一规定，与我国《票据法》第11、12条的规定很相似；除此之外，台湾《票据法》中没有提到要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存在，没有提到诚实信用。再如英国《票据法》，该法在第三节规定了“汇票的约因”。第27条第2款是这样规定的：“票据在任何时间具有对价后，对于在此之前的承兑人和全体汇票关系人，该汇票的持有人视同要求对价的的持有人。”这也就是说，后手的权利不得优于前手。并且该法在第29条规定了“正当持有人”，在第30条规定了“对价和善意的推定”。可见，英国《票据法》也没有必然要求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其次，这种对价，是可以推定的，即可以从外观上表现出来，只要外观上满足对价的条件就足够了。

这个问题影响了我国整个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因为，无因性是票据理论的基础，并与其他票据理论一起共同构筑了完善的票据理论体系，无因性的缺失会使我国整个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大打折扣。更为严重的是，这造成了实务中的麻烦，根据上述规定，法院在审理票据案件时，是否应当审理票据原因关系以及票据资金关系？而且，根据这些规定，在实践中，商业银行实际负担了审查真实交易背景的义务，这可能是银行对自有资金谨慎对待的表现，实际上，赋予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对交易真实背景的实质审查义务是不可取的。难道为了保全银行的宝贵资金就要牺牲中国整个的信用制度吗？

票据不仅具有补充货币的作用，而且有时还具有替代货币的职能，更有甚者，它还有能力使将来可以得到的货币作为现在的货币使用。所以票据法的立法目的是流通而不是对付欺诈。票据是当今贸易的生命血液，一去干预往往会令血液无法畅顺流通，即会对贸易带来无可估计的损害，只有在极少的欺诈情况下，法院才会去干预票据的支付。所以应尽最大努力去尊重票据的流通，以求票据双方能安心地依赖票据进行交易。

在国际贸易中，中国是外国卖方利用假单证行骗的主要受害国，已是人所共知，这种不幸事件必然是预防胜于治疗，但要做到预防，必须先知道整个问题所在，相当一部分从业人士并不清楚整个问题所在，例如误以为银行会对假单证把关，先去查看清楚，去认证后才付钱。要知道世界上没有制度可防止欺诈。票据制度的本身并不能对付欺诈，而是在双方信用的大前提下给予保障。所有单证文件都可以伪造，银行对于任何单据的形式和其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应概不负责。银行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去认证单证文件的真假。中国买方在被外方利用假提单欺诈后为了阻止巨额的付款，往往会申请中国法院发出禁令，不准中国的开证银行偿还货款，法院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指导下很可能会判决停止支付，但之前很可能外国的付款银行已接受单证并付款，这样受害的就是外国银行，中国法院的作法已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外国银行再也不愿保兑中国银行的信用证了，这将会严重影响中国外贸的进行。这也从侧面折射出票据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相分离的国际贸易中的普遍做法。

基于票据的无因性和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我们没有必要苛求一定要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因为这些只是票据产生的原因关系，它在票据行为完成之后，是不能影响票据效力的，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出现。

四、实践中的理解与协调。

法律既然这样规定了，我们要尽力使法律的规定与法律原则协调起来，在实践中能够自觉地运用票据无因性原理处理实际问题。王小能老师认为我国票据法也并不保护虚伪非法的交易，但在对待这些行为的态度上隐含有不使之无效的意思。比如在对待形式上的问题，票据法明确规定不符合形式的行为无效，例如第8条、第9条、第22条、第76条、第85条;而在规定实质内容时，票据法只要求行为人应当、必须、不得做怎样的行为，没有明确规定如果违背了法律的要求，票据行为即无效，例如第10条第1款、第21条、第74条、第88条、第89条等。这样的规定方法，就包含了形式上不合法的行为无效、实质上不合法的行为不当然无效的意思。

但在司法实践和票据运作实务中，人们往往对应当、必须、不得这类字眼十分重视，以至于认为如果违反了法律这些强制性的规定，行为就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在一般的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中，对类似字眼的类似理解不会发生原则上的错误，但在票据行为的效力上如此理解，就不符合票据法的基本原则（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和立法宗旨（促进票据流通）。王小能老师认为可以理解为第10条中规定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不得对抗善意持票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的票据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为在实践中谨慎贯彻票据无因性原则指明了方向。

在确立无因性原则时，应注意一个问题，票据的无因性原则象其他原则一样,是相对的,我们不能片面机械地去理解, 即在票据的抗辩中,票据的无因性是有限制的。在下列情况下票据的原因关系仍可以作为票据抗辩的事由对抗持票人,(1)票据的无因性只是相对于正当的持票人而言的,对于恶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票据债务人可以以票据原因关系瑕疵作为抗辩理由。在原因关系上，如果持票人取得票据的手段不合法，诸如因欺诈、偷盗、胁迫等，由于法律规定这样的行为为无效或可撤销，所以非法取得票据者不可能享有票据权利，尽管在票据的形式上无法得知这些非法手段。(2)票据的无因性只适用于票据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在票据的直接相对人之间,仍可以票据原因作为抗辩事由。在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如果欠缺基础关系，后手对前手不得主张票据权利。比如甲向乙签发了一张支票以购买乙收藏的一幅名画，如果乙没有按照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交付字画给甲，却又要求甲付款时，甲可以向乙主张抗辩。也就是说当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存在于同一对当事人之间时，票据债务人可以用基础关系上的事由来对抗票据关系。(3)一般情况下，票据取得应当是有对价的, 我国票据法第10条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然而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无对价的，我国票据法第11条规定：无对价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其所拥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这说明只有票据权利完整,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才完整,经过对价善意取得的票据权利可以对前手票据权利的瑕疵进行切断,但无对价取得票据者,则不能对前手的票据权利瑕疵进行切断,必须继承前手的票据瑕疵。总之，票据无因性包含了票据无因性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两部分。在通常情况下，应当将票据的无因性作为票据立法和票据法律适用的普遍原则，同时将其相对性作为例外情形。而正确适用票据无因性的相对性的前提条件是：在票据尚未转让的情况下，票据纠纷的当事人是票据基础关系的直接债权债务当事人；在票据业经转让的情况下，票据基础关系的当事人是票据关系中直接的背书人与被背书人，即票据背书的直接前手和后手，也就是说，票据无因性中的例外情形，仅应适用于票据关系当事人与票据基础关系的直接债权债务人相互重合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票据经济职能的充分发挥和顺利实现，同时也才能有效地保护票据上最基本最直接权利人在票据关系及其基础关系中所共同拥有的合法利益。我国正在实行改革开放，与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与广泛，因此理顺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的关系，确立票据无因性，实现与国际票据立法的接轨，有利于促进我国与各国的经济与贸易交往，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参考文献

《票据法教程》 王小能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信用证》 扬良宜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试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0条》清华大学 余永辉 《简论我国票据法对票据无因性的立法抉择》魏君灿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第二篇：我国《票据法》对票据行为无因性规定之得失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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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票据法》对票据行为无因性规定之得失

我国《票据法》理论中的所谓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又称抽象性原则、票据行为的中性、无色性原则等等。各票据法著作普遍承认其为票据行为的重要特征,甚至是最重要特征。学者一般将其定义为票据行为只要具备完备的法定形式要件即可生效,而不论其实质关系如何,即票据行为和票据的基础关系在法律上分开。但是对于票据行为无因性的内涵,学者们的理解却有所不同。谢怀 先生认为无因性原则有例外,即在直接当事人之间,如出票人和第一受票人、背书人和被背书人之间的票据关系取决于基础关系,如果他们之间的基础关系无效,则票据关系亦无效。类似的观点被很多学者主张,他们认为票据无因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票据义务人抗辩的限制,也就是发生抗辩切断。对于直接当事人之间的票据行为,则主张不适用无因性。本文将其称为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与此不同的是,王小能教授认为票据是否有效一律不受基础原因关系影响,只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直接当事人之间亦应主张票据关系有效。不过持票人是否可以行使票据权利,还取决于其取得票据时的行为和主观心态如何。还有学者明确主张票据直接当事人之间也适用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义务人仍须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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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票据义务,只是在基础关系不存在的情况下,受益人须将不当得利返还给票据义务人。本文将这一主张称为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学说。

以这两种不同的主张来判断我国现行《票据法》中的规定,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该法第13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了票据行为和票据基础关系的分离,依照上述相对无因性学说,该条等于明确了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当然,我国《票据法》第10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第21条又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这些规定与国际惯例不符,给上述第13条规定的理解造成了混乱,多为我国学者所批评。但如果不考虑这些引起混乱的条款,我国现行《票据法》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的规定就应是充足和完备的。

但是,从上述绝对无因性学说出发判断,即使我们废止《票据法》第10条和第21条的不当规定,该法中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的规定仍然是不完备的,因为它只对非直接当事人之间产生票据抗辩切断的效力,直接当事人之间仍然可以依据票据基础关系来提出抗辩。依照持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学说的学者的主张,这一规定使得票据债权几乎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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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作为独立财产的价值,成为类似于保证债权的从属于原因债权的债权,票据无因性的价值所剩无几。他们认为:《票据法》应该进一步明确直接当事人之间亦不得以票据基础关系来提出票据抗辩,相应的应该规定票据法上的不当得利抗辩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上述两种主张究竟孰是孰非? 这需要从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的意义和作用上进行判断。此外,我国现代票据制度和票据法理论,皆为系统化引进西欧相应制度的结果。因此,就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的票据制度和票据法理论中对相应原则的规定和讨论进行研究,对我国学者辨析票据行为无因性原理作为法学理论和现实制度的起源、演变和实质内容以及当前的变化趋势,纠正我们对于这一原则的一些误解,从而避免无谓的争论,在《票据法》的执行中更好地落实这一原则,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

学者对于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的作用,主要概括为促进票据的流转,保障票据流通。正是这一原则的存在,使得票面上记载的票据权利可以脱离票据基础关系,通过背书转让给第三人,而且随着背书次数的增多,票据的信用程度也相应提高。这就使交易中的风险得到控制,从而使票据成为商业社会里公认的信用工具和支付手段。所以,这一原则可以说是票据制度得以存在的灵魂。那么,实现这一交易保障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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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否必须借助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的理论呢?

__票据的移转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债权移转。对于一般的债权移转,债权人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并且,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这就使得债权被移转的次数越多,新债权人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大。正是为了消除这种风险,人们规定票据的移转不能遵守普通债权的移转规则,背书人不需要通知其前手,相应的其和前手之间基于票据基础关系而产生的抗辩理由,不能由其前手向被背书人(票据权利受让人)主张。这就是票据行为无因性原理产生的制度基础和必要性。而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之间,既不存在债权移转的法律关系,也不存在由于抗辩理由的承继而对债权人造成的风险。主张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依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并不影响他们的后手依然可以依票据抗辩的切断原理要求他们承担票据责任,所以并不会对票据的流通性和信用保证造成任何影响。如果某持票人所持票据在从前的流转过程中曾经出现基础关系欠缺或瑕疵的情况,他的票据权利也完全可以通过《票据法》第17条得以保护,因为他可以相信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是不会通过票据移转而延伸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主张票据行为的相对无因性已经足以保障票据的流转和交易的安全。

从法律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来分析,主张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之间也适用票据行为无因性原理也是不符合我国传统的。适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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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结果是:当直接当事人之间的票据基础关系欠缺时,持票人仍然可以向作为直接当事人的出票人或前手主张票据权利,不过由于主张票据权利的结果将使得持票人不当得利,所以出票人或其前手可以主张不当得利的抗辩而拒绝支付票据金额,或者在支付后可以向获益人主张不当得利的返还。前一情况的结果和主张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依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的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纠缠于基础关系抗辩还是不当得利抗辩的纯粹概念之争而已,而这一不当得利抗辩的依据仍然是票据基础关系。后一情况将使出票人或前手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依照学说,不当得利于受益人占有期间若因不可归责于他的原因而灭失,则不再返还。这对于对基础关系的欠缺没有责任的出票人或前手(比如在由于对方不履行合同义务而使基础关系灭失或出现瑕疵的情况中)来说,实属不公。所以,对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主张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欠缺实践意义的。

三

考诸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大陆国家票据法,可以发现并没有在字面上等于“无因性”的概念,类似的理论在德国法上称为抽象性原则(Abstraktionsp rinzip)。这一原则在德国法上的定义和在我国一样有争议,其基本分歧点也在于:票据债务人针对其直接当事人(即出票人或前手)是否可以主张由票据基础关系产生的抗辩。也就是上已述及的票据行__为无因性的绝对性还是相对性之争。如果承认这一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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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原则在票据关系直接当事人之间也适用,则该原则就可以类比于民法领域中的物权行为抽象性原则(在我国同样被称为“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以及单纯债务承认和债务约定的抽象性原则(我国有学者将其称为“无因债权”,票据行为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后者的变体。

禁止某些票据抗辩的做法于实践中出现后,擅于辨证思维的德国法学家就试图使其在法学理论上与传统罗马合同法的精神相一致。起初人们倾向于将票据解释为一种特殊合同,认为这种禁止抗辩是由票据义务的性质决定的。直到19世纪30年代,学者们才认识到票据的作用远远不止于一种特殊合同凭证,而将其称作“商人间的纸币”。学者们这时不再将出票行为视为设立了合同,而主张这是一种单方承诺,每一个以适当方式取得票据的人都可以和出票人形成票据关系。所以票据持有人的权利不受针对前手而产生的法律关系的影响。于是,学者们认为:所有在纸面上无法得知的针对前手的票据抗辩都应被禁止。这样,在禁止某些票据抗辩的做法于实践中已出现了100多年之后,票据行为的抽象性理论终于在学术界成型了。

后来,德国学者还从罗马法意义上的合同理论对票据行为的抽象性进行了解释。因为按照罗马法的传统理论,债务原则上只能由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和其他法律关系产生,而票据每一次被背书转让,原则上肯定是基于各自不同的基础关系。所以,每次背书都产生了新的对于付款的承诺,即一个抽象的债务承认,针对持票人不能提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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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出票人和其他票据当事人之间关系而产生的抗辩。这种抽象债务说的解释,后来得到了《德国民法典》第780条和第781条的支持。至此之后,德国学者一般都将票据行为看作是特殊的《民法典》第781条意义上的债务承认。这一债务承认的效力并不因其基础关系的无效而当然失去效力。

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原则确切含义如何,曾在德国引起广泛讨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有一些学者针对票据行为是否自始至终存在抽象性提出不同意见,其中以著名法学家维兰德(Wieland)的观点反响较大。他认为:票据行为应该属于一种原因行为。持票人针对票据债务人仅仅具有一种请求权,那就是基于基础关系的请求权。在最初的持票人手中票据表现了基于基础关系的请求权,将票据交付给该持票人的行为不过是“权利基础的补充说明”,票据在这里仅仅作为由基础原因关系联系起来的双方当事人间的补充形式而存在。那么票据的特殊性还是否存在呢? 维兰德认为:票据的意义在于几方当事人如果出现了法律争议,持有票据的当事人可以获得优先权(bevorrechtigte Stellung)。最初持票人享有根据票据文义和对票据流转的证明而提出诉讼的权利,但他和出票人之间的票据关系须以基础关系成立为基础。只有到了和基础关系无关的后手那里,票据关__系才显出抽象性的特征。不难看出,这一主张类似于上已述及的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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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类似的主张并没有成为德国司法判决和学术著作中的主导意见。近几十年来,德国票据法学界对票据行为抽象原则的阐述是:票据请求权完全不受基础关系瑕疵的影响。比如在汇票出票人和承兑人的票据基础关系(这里主要是资金关系Deckungsverh¾ltnis)无效时,不仅作为非直接当事人的受款人之票据请求权当然不受影响(这一点世界各国没有例外,以上文述及的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即可解决),而且出票人仍然可以对作为其直接当事人的承兑人主张票据权利。当然,这一主张将使出票人获得不合理的不当得利,所以承兑人可以针对出票人的票据请求权提出不当得利抗辩。同理,如果出票人和直接受票人之间的票据基础关系(这里主要是原因关系Zuwendungsverh¾ltnis等)无效,受票人仍可以对承兑人主张票据请求权,当然,此时承兑人可以主张基础关系欠缺,提出不当得利抗辩,如果已经支付,还可以由承兑人(在承兑人已经将款项从出票人账户中划出时,由出票人)提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德国民法典》第812条第1款第1句)。此时,证明基础关系不存在的责任落于提出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直接当事人之上。可见,德国法学界的通说主张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

德国法学界的这一倾向可以从该国的民商法理论中找到依据。上已述及,该国民法理论中存在着法律行为的抽象原则这一总括概念,它在物权法、债法上分别有所表现,而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只是抽象性债权在商法上的特例。这些抽象性的概念有一共同之处,即基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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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抽象性的物权或债权关系分离,基础关系无效并不导致物权或债权关系无效,但物权或债权关系的义务人可由于基础关系无效而提出不当得利的抗辩,如已经交付,则受益之人须返还不当得利。所以,德国民法的一个特征就是不当得利请求权在学说和司法实践中有重大意义。基于这一上百年的学术和实践传统,在票据行为中承认绝对的抽象原则(无因性)就是顺理成章的,实践中由于商事交易的参加人都习惯了本国制度,加之对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实践中常能得到支持,所以也不会给交易带来不便。

德国的票据立法却与司法和学术的发展不同。19世纪初期,德意志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各邦都有着自己的票据立法,在1847年时,德意志境内就存在着56种不同的票据法律。在这一年,各邦选派的委员会于莱比锡制定了一部统一的票据法,尽管它被第二年于法兰克福举行的帝国会议宣布为帝国法律,但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这一宣布也变得无效。过了近10年, 1857年的纽伦堡会议上对这部法律草案进行了一些修改,形成了纽伦堡文本,该文本在随后的几年内以自愿接受的方式被几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国(包括奥地利)宣布为内国法,至此德意志各国实现了票据立法实质上的统一。1871年德国统一后,该文本被宣布为帝国法律,即《德意志普通票据法》(Allgemeine DeutscheWechselrechtsordnung)。在该法中,立法者有意仅仅规定票据关系本身,对于票据的基础债务关系完全不涉及。这表达了立法者认为票据系与其资金关系完全无关的独立权利的观念。对于票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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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定特殊的诉讼时效,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这些规定都对以后的票据立法有深远影响。但该法并没有贯彻绝对的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原则。

20世纪初的票据统一立法运动,产生了1930年的《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这一统一立法后来被欧洲大陆的几乎所有国家纳入到其本国的票据立法之中。1933年《德国汇票本票法》中的前两章几乎就是对这部统一立法的翻译。这一法律的第1条即规定了汇票的必要记载事项,其中不但没有提到票据的基础关系,而且在第2项还明确规定不得对票据付款进行任何限制(无条件付款记载),因此任何基础关系上的限制都不能影响汇票的付款。同法第17条规定:“被提出票据请求权之人,不得以自己和出票人或者前手之间的直接关系中存在的理由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已知对于债权人不利之处的除外。”此系为各国法律包括我国《票据法》第13条所吸收。票据抗辩切断原理,也可以理解为票据行为相对的无因性。此外,还有德国学者认为《汇票本票法》第9条(出票人的责任)、第15条(背书人的责任)以及第28条(承兑人的责任)也体现了不计票据基础关系的无条件付款的要求。但由于国际统一立法的文字需要照顾各国需要,这些条文的立法语言都没有贯彻德国学者的票据行为的绝对抽象原则理论。所以,这一原则在德国和《民法典》上对物权行为的抽象性以及抽象债权的规定不同,并没有法律条文依据,现今仍仅依靠大量的司法判例和学术理论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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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不同的是,同属欧洲大陆的法国却在民法基础理论中没有承认法律行为的抽象性原则,所以也就没有物权行为的抽象性和抽象债权的概念,相应的,无论在立法、司法还是学术理论中,法国都完全没有承认过票据行为的绝对抽象性原则。《法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任何请求权的有效都须以真实而合法的权利基础为前提。”历来的法国学术界都不承认票据行为系不同于基础关系的独立行为,而认为它们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在《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生效之后,法国也接受了这一国际统一法,并对自身的法律作出了一些改动。法国学术界也逐渐认为在票据法律关系中存在着两种请求权:由票据基础关系产生的请求权和由票据本身产生的请求权。但是学者们始终认为:虽然票据请求权是单独的请求权,但却不是抽象的,而是和基础关系的原因相关。这意味着:基础关系的原因如果不存在或嗣后消失,则票据义务亦将被视作不存在或不再存在。这一和德国票据法理论的差异在实践中并不会导致重大不同,因为法国法上证明基础关系不存在的举证责任也落于票据债务人(即德国法上因此而产生的不当得利的受害人)之上。当然,类似于德国《汇票本票法》第17条和我国《票据法》第13条的对票据抗辩的切断(即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的规定,在法国票据法中也存在。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法国的票据制度和我国现行《票据法》的制度非常近似。

就票据法而论,在欧洲大陆内部承认德国式的票据行为绝对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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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国家非常之少,因为在民法理论中承认法律行为的抽象原则、继而承认物权行为的抽象性和抽象债权的国家本就少见。我国票据法学者长期以来认为票据行为无因性在世界各国和国际统一性立法中被普遍承认,如果将这里的“无因性”理解为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则这一判断是不准确的。当然,世界各国的票据立法,包括国际统一立法,都规定了类似于我国《票据法》第13条的票据抗辩切断条款,也就是本文所称的票据行为的相对无因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一原则确实在世界上被普遍接受,而我国现行《票据法》第13条本身已经和国际规定完全接轨,并无任何落伍之处。认为我国法律彻底否定票据的无因性特征,与国际惯例完全不一致的观点,是过于偏颇了。

四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对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原则进行分析首先一定要区别绝对无因性和相对无因性两种不同的理论。简而言之,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票据行为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依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承认这一可能性的为相对无因性理论,反之为绝对无因性理论。在欧洲,完全承认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的只有德国等少数国家,其背景是该国民法理论对法律行为抽象原则的承认,并且这一理论仅停留在司法和学术研究中,于法律条文上并无体现。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只是承认票据行为的相对无因性,国际统一立法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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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票据法》第13条和欧洲各国的立法以及国际统一立法相一致,确立了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的原则,已经非常完备。我国民法理论长期以来虽然有所争议,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不承认法律行为的抽象性原理,也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和所谓无因债权的存在。我国法律界人士也不习惯过多地适用不当得利理论来解决本来相对简单的法律关系纠纷。如上所述,如果允许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依据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就可以解决很多争议,而这对保障票据流通、维护交易安全又没有任何不利之处,则完全没有必要引进票据行为的绝对无因性学说,徒然增加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和交易的风险。因此,我国《票据法》在修订时,应完全保留第13条的规定。需要注意的是该法第10条和第21条,它们对本已清晰明确的第13条造成了“干扰”,应在修订时予以废止。

注释:

王保树:《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75页。

谢怀轼:《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35页;梁宇贤:《票据法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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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 引书,第375页;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谢怀轼:同注 引书,第41页。

赵新华:《票据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王小能:同注 引书,第99页。

李新天、李承亮:“论票据不当得利的返还与抗辩———兼论票据的无因性”,《法学评论》2003年第4 期,第43页。

王小能:同注 引书,第2版,自序,第3页。

陈自强:《无因债权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同注 引书,第37页。

王小能:同注 引书,第2版,自序第3页;赵新华:同注 引书,第38页。德国学者也持相近观点,参见布洛克斯(Brox):《商法和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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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Handels482(第23382(457-459页)。

胡克、卡那利斯(Hueck /Canaris):《证券法》(Rechtder Wertpapiere),第5章,第4节,第7段;鲍姆巴赫、海弗梅尔,前揭书,汇票、本票部分,前言,角码2(49页)。

默拉维茨(Morawitz):《国际票据法》(Das internationaleWechselrecht), 1991年版,第15页。

施陶博(Straub):《国际票据法的法律选择》(Zur Rechtswahl im internationalenWechselrecht), 1995年版,第5页。

施陶博,同注 ,第7页。

鲍姆巴赫、海弗梅尔,同注 ,汇票、本票部分,前言,角码10(第53页)。

赵新华:《票据法》, 1998年版,第48页;李新天、李承亮,同注 ,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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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弘道:“中国金融体系如何适应WTO规则”,《现代法学》, 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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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通报两起证券市场违法违规案件 http://s.yingle.com/w/xz/636464.html

 本溪4·10矿难瞒报18名责任人受追究和处罚 http://s.yingle.com/w/xz/6364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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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曝光64家逃逸或恶意欠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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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治理黑车运营:六环路内禁售三轮摩托车 http://s.yingle.com/w/xz/636456.html

 睢宁法院坚持“三个做好”化解行政争议 http://s.yingle.com/w/xz/636455.html

 上海启动“剑网行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活动 http://s.yingle.com/w/xz/6364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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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曝光一批严重违法广告 http://s.yingle.com/w/xz/636453.html

 离婚案牵出房产证撤销纠纷夏津法院调结案中案 http://s.yingle.com/w/xz/636452.html

 华东7省市查处各类涉牌涉证违法行为85697起 http://s.yingle.com/w/xz/636451.html

 广州首次集体点名批评14家发生群体事件施工企业 http://s.yingle.com/w/xz/636450.html

 郸城法院实行回访制度确保行政案件良性循环 http://s.yingle.com/w/xz/636449.html

 章贡法院召开赣江路非诉拆迁案件协调会 http://s.yingle.com/w/xz/636448.html

 拆迁案划上圆满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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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部交管局推出九项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措施 http://s.yingle.com/w/xz/636446.html

 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第六批47家传播色情网站名单 http://s.yingle.com/w/xz/636445.html

 法官倾情促和谐八年恩怨一朝解

http://s.yingle.com/w/xz/636444.html

 广阳法院大力做好行政审判工作

http://s.yingle.com/w/xz/6364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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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查处68家违法网络音乐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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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岁老人为房屋诉北京市建委法官上门立案 http://s.yingle.com/w/xz/636441.html

 安监总局:安全事故逃匿或瞒报从重处罚 http://s.yingle.com/w/xz/636440.html

 温州官员承认禁唱令不解领导为何否认 http://s.yingle.com/w/xz/636439.html

 甘肃公安机关全面清理规范涉企收费 http://s.yingle.com/w/xz/636438.html

 4部门督查各地开展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情况 http://s.yingle.com/w/xz/636437.html

 中国中医科学院火灾相关单位被罚款50万 http://s.yingle.com/w/xz/636436.html

  密林深处悟输赢 http://s.yingle.com/w/xz/636435.html 广东高要“华南养老基地”敬老派红包 http://s.yingle.com/w/xz/6364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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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破获走私电子产品大案涉案金额7.2亿元 http://s.yingle.com/w/xz/6364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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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机月赚上万赔率可调杭州警方收缴212台 http://s.yingle.com/w/xz/636431.html

 重庆二中院邀请人大代表旁听行政案件 http://s.yingle.com/w/xz/6364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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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我国《票据法》对票据行为无因性规定之得失

我国《票据法》对票据行为无因性规定之得失

——兼与欧洲立法比较

一

我国《票据法》理论中的所谓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又称抽象性原则、票据行为的中性、无色性原则等等。[i]各票据法著作普遍承认其为票据行为的重要特征,甚至是最重要特征。[ii]学者一般将其定义为票据行为只要具备完备的法定形式要件即可生效,而不论其实质关系如何,即票据行为和票据的基础关系在法律上分开。[iii]但是对于票据行为无因性的内涵,学者们的理解却有所不同。谢怀 先生认为无因性原则有例外,即在直接当事人之间,如出票人和第一受票人、背书人和被背书人之间的票据关系取决于基础关系,如果他们之间的基础关系无效,则票据关系亦无效。[iv]类似的观点被很多学者主张,他们认为票据无因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票据义务人抗辩的限制,也就是发生抗辩切断。[v]对于直接当事人之间的票据行为,则主张不适用无因性。本文将其称为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与此不同的是,王小能教授认为票据是否有效一律不受基础原因关系影响,只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直接当事人之间亦应主张票据关系有效。不过持票人是否可以行使票据权利,还取决于其取得票据时的行为和主观心态如何。[vi]还有学者明确主张票据直接当事人之间也适用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义务人仍须履行票据义务,只是在基础关系不存在的情况下,受益人须将不当得利返还给票据义务人。[vii]本文将这一主张称为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学说。

以这两种不同的主张来判断我国现行《票据法》中的规定,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该法第13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了票据行为和票据基础关系的分离,依照上述相对无因性学说,该条等于明确了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当然,我国《票据法》第10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第21条又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这些规定与国际惯例不符,给上述第13条规定的理解造成了混乱,多为我国学者所批评。[viii]但如果不考虑这些引起混乱的条款,我国现行《票 据法》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的规定就应是充足和完备的。

但是,从上述绝对无因性学说出发判断,即使我们废止《票据法》第10条和第21条的不当规定,该法中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的规定仍然是不完备的,因为它只对非直接当事人之间产生票据抗辩切断的效力,直接当事人之间仍然可以依据票据基础关系来提出抗辩。依照持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学说的学者的主张,这一规定使得票据债权几乎完全丧失作为独立财产的价值,成为类似于保证债权的从属于原因债权的债权,票据无因性的价值所剩无几。[ix]他们认为:《票据法》应该进一步明确直接当事人之间亦不得以票据基础关系来提出票据抗辩,相应的应该规定票据法上的不当得利抗辩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x]

上述两种主张究竟孰是孰非？ 这需要从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的意义和作用上进行判断。此外,我国现代票据制度和票据法理论,皆为系统化引进西欧相应制度的结果。因此,就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的票据制度和票据法理论中对相应原则的规定和讨论进行研究,对我国学者辨析票据行为无因性原理作为法学理论和现实制度的起源、演变和实质内容以及当前的变化趋势,纠正我们对于这一原则的一些误解,从而避免无谓的争论,在《票据法》的执行中更好地落实这一原则,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

学者对于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的作用,主要概括为促进票据的流转,保障票据流通。[xi]正是这一原则的存在,使得票面上记载的票据权利可以脱离票据基础关系,通过背书转让给第三人,而且随着背书次数的增多,票据的信用程度也相应提高。这就使交易中的风险得到控制,从而使票据成为商业社会里公认的信用工具和支付手段。所以,这一原则可以说是票据制度得以存在的灵魂。那么,实现这一交易保障功能,是否必须借助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的理论呢？

__票据的移转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债权移转。对于一般的债权移转,债权人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xii]并且,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xiii]这就使得债权被移转的次数越多,新债权人承担的 风险也就越大。正是为了消除这种风险,人们规定票据的移转不能遵守普通债权的移转规则,背书人不需要通知其前手,相应的其和前手之间基于票据基础关系而产生的抗辩理由,不能由其前手向被背书人（票据权利受让人）主张。这就是票据行为无因性原理产生的制度基础和必要性。而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之间,既不存在债权移转的法律关系,也不存在由于抗辩理由的承继而对债权人造成的风险。主张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依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并不影响他们的后手依然可以依票据抗辩的切断原理要求他们承担票据责任,所以并不会对票据的流通性和信用保证造成任何影响。如果某持票人所持票据在从前的流转过程中曾经出现基础关系欠缺或瑕疵的情况,他的票据权利也完全可以通过《票据法》第17条得以保护,因为他可以相信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是不会通过票据移转而延伸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主张票据行为的相对无因性已经足以保障票据的流转和交易的安全。

从法律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来分析,主张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之间也适用票据行为无因性原理也是不符合我国传统的。适用这一理论的结果是:当直接当事人之间的票据基础关系欠缺时,持票人仍然可以向作为直接当事人的出票人或前手主张票据权利,不过由于主张票据权利的结果将使得持票人不当得利,所以出票人或其前手可以主张不当得利的抗辩而拒绝支付票据金额,或者在支付后可以向获益人主张不当得利的返还。前一情况的结果和主张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依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的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纠缠于基础关系抗辩还是不当得利抗辩的纯粹概念之争而已,而这一不当得利抗辩的依据仍然是票据基础关系。后一情况将使出票人或前手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依照学说,不当得利于受益人占有期间若因不可归责于他的原因而灭失,则不再返还。[xiv]这对于对基础关系的欠缺没有责任的出票人或前手（比如在由于对方不履行合同义务而使基础关系灭失或出现瑕疵的情况中）来说,实属不公。所以,对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主张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欠缺实践意义的。

三

考诸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大陆国家票据法,可以发现并没有在字面上等于“无因性”的概念,类似的理论在德国法上称为抽象性原则（Abstraktionsp rinzip）.这一原则在德国法上的定义和在我国一样有争议,其基本分歧点也在于:票据债务人针对其直接当事人（即出票人或 前手）是否可以主张由票据基础关系产生的抗辩。[xv]也就是上已述及的票据行__为无因性的绝对性还是相对性之争。如果承认这一抽象原则在票据关系直接当事人之间也适用,则该原则就可以类比于民法领域中的物权行为抽象性原则（在我国同样被称为“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以及单纯债务承认和债务约定的抽象性原则（我国有学者将其称为“无因债权”,[xvi]票据行为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后者的变体。

禁止某些票据抗辩的做法于实践中出现后,擅于辨证思维的德国法学家就试图使其在法学理论上与传统罗马合同法的精神相一致。起初人们倾向于将票据解释为一种特殊合同,认为这种禁止抗辩是由票据义务的性质决定的。直到19世纪30年代,学者们才认识到票据的作用远远不止于一种特殊合同凭证,而将其称作“商人间的纸币”。[xvii]学者们这时不再将出票行为视为设立了合同,而主张这是一种单方承诺,每一个以适当方式取得票据的人都可以和出票人形成票据关系。所以票据持有人的权利不受针对前手而产生的法律关系的影响。于是,学者们认为:所有在纸面上无法得知的针对前手的票据抗辩都应被禁止。[xviii]这样,在禁止某些票据抗辩的做法于实践中已出现了100多年之后,票据行为的抽象性理论终于在学术界成型了。

后来,德国学者还从罗马法意义上的合同理论对票据行为的抽象性进行了解释。因为按照罗马法的传统理论,债务原则上只能由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和其他法律关系产生,而票据每一次被背书转让,原则上肯定是基于各自不同的基础关系。所以,每次背书都产生了新的对于付款的承诺,即一个抽象的债务承认,针对持票人不能提出基于出票人和其他票据当事人之间关系而产生的抗辩。这种抽象债务说的解释,后来得到了《德国民法典》第780条和第781条的支持。[xix]至此之后,德国学者一般都将票据行为看作是特殊的《民法典》第781条意义上的债务承认。这一债务承认的效力并不因其基础关系的无效而当然失去效力。[xx]

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原则确切含义如何,曾在德国引起广泛讨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有一些学者针对票据行为是否自始至终存在抽象性提出不同意见,其中以著名法学家维兰德（Wieland）的观点反响较大。他认为:票据行为应该属于一种原因行为。持票人针对票据债务人仅仅具有一种请求权,那就是基于基础关系的请求权。在最初的持票人手中票据表现了基于基础关系的请求权,将票据交付给该持票人的行为不过是“权利基础的补充说明”,票 据在这里仅仅作为由基础原因关系联系起来的双方当事人间的补充形式而存在。那么票据的特殊性还是否存在呢？ 维兰德认为:票据的意义在于几方当事人如果出现了法律争议,持有票据的当事人可以获得优先权（bevorrechtigte Stellung）.最初持票人享有根据票据文义和对票据流转的证明而提出诉讼的权利,但他和出票人之间的票据关系须以基础关系成立为基础。只有到了和基础关系无关的后手那里,票据关__系才显出抽象性的特征。[xxi]不难看出,这一主张类似于上已述及的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

不过,类似的主张并没有成为德国司法判决和学术著作中的主导意见。近几十年来,德国票据法学界对票据行为抽象原则的阐述是:票据请求权完全不受基础关系瑕疵的影响。比如在汇票出票人和承兑人的票据基础关系（这里主要是资金关系Deckungsverh?ltnis）无效时,不仅作为非直接当事人的受款人之票据请求权当然不受影响（这一点世界各国没有例外,以上文述及的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即可解决）,而且出票人仍然可以对作为其直接当事人的承兑人主张票据权利。当然,这一主张将使出票人获得不合理的不当得利,[xxii]所以承兑人可以针对出票人的票据请求权提出不当得利抗辩。[xxiii]同理,如果出票人和直接受票人之间的票据基础关系（这里主要是原因关系Zuwendungsverh?ltnis等）无效,受票人仍可以对承兑人主张票据请求权,当然,此时承兑人可以主张基础关系欠缺,提出不当得利抗辩,如果已经支付,还可以由承兑人（在承兑人已经将款项从出票人账户中划出时,由出票人）提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德国民法典》第812条第1款第1句）.[xxiv]此时,证明基础关系不存在的责任落于提出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直接当事人之上。[xxv]可见,德国法学界的通说主张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

德国法学界的这一倾向可以从该国的民商法理论中找到依据。上已述及,该国民法理论中存在着法律行为的抽象原则这一总括概念,它在物权法、债法上分别有所表现,而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只是抽象性债权在商法上的特例。这些抽象性的概念有一共同之处,即基础关系和抽象性的物权或债权关系分离,基础关系无效并不导致物权或债权关系无效,但物权或债权关系的义务人可由于基础关系无效而提出不当得利的抗辩,如已经交付,则受益之人须返还不当得利。[xxvi]所以,德国民法的一个特征就是不当得利请求权在学说和司法实践中有重大意义。基于这一上百年的学术和实践传统,在票据行为中承认绝对的抽象原则（无因性）就是顺理成章的,实践中由于商事交易的参加人都习惯了本国制度,加之对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的 请求权实践中常能得到支持,所以也不会给交易带来不便。

德国的票据立法却与司法和学术的发展不同。19世纪初期,德意志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各邦都有着自己的票据立法,在1847年时,德意志境内就存在着56种不同的票据法律。[xxvii]在这一年,各邦选派的委员会于莱比锡制定了一部统一的票据法,尽管它被第二年于法兰克福举行的帝国会议宣布为帝国法律,但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这一宣布也变得无效。过了近10年, 1857年的纽伦堡会议上对这部法律草案进行了一些修改,形成了纽伦堡文本,该文本在随后的几年内以自愿接受的方式被几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国（包括奥地利）宣布为内国法,至此德意志各国实现了票据立法实质上的统一。1871年德国统一后,该文本被宣布为帝国法律,即《德意志普通票据法》（Allgemeine DeutscheWechselrechtsordnung）.在该法中,立法者有意仅仅规定票据关系本身,对于票据的基础债务关系完全不涉及。这表达了立法者认为票据系与其资金关系完全无关的独立权利的观念。对于票据行为规定特殊的诉讼时效,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这些规定都对以后的票据立法有深远影响。但该法并没有贯彻绝对的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原则。

20世纪初的票据统一立法运动,产生了1930年的《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这一统一立法后来被欧洲大陆的几乎所有国家纳入到其本国的票据立法之中。1933年《德国汇票本票法》中的前两章几乎就是对这部统一立法的翻译。这一法律的第1条即规定了汇票的必要记载事项,其中不但没有提到票据的基础关系,而且在第2项还明确规定不得对票据付款进行任何限制（无条件付款记载）,因此任何基础关系上的限制都不能影响汇票的付款。同法第17条规定:“被提出票据请求权之人,不得以自己和出票人或者前手之间的直接关系中存在的理由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已知对于债权人不利之处的除外。”此系为各国法律包括我国《票据法》第13条所吸收。票据抗辩切断原理,也可以理解为票据行为相对的无因性。此外,还有德国学者认为《汇票本票法》第9条（出票人的责任）、第15条（背书人的责任）以及第28条（承兑人的责任）也体现了不计票据基础关系的无条件付款的要求。但由于国际统一立法的文字需要照顾各国需要,这些条文的立法语言都没有贯彻德国学者的票据行为的绝对抽象原则理论。[xxviii]所以,这一原则在德国和《民法典》上对物权行为的抽象性以及抽象债权的规定不同,并没有法律条文依据,现今仍仅依靠大量的司法判例和学术理论进行解释。

与德国不同的是,同属欧洲大陆的法国却在民法基础理论中没有承认法律行为的抽象性原则,所以也就没有物权行为的抽象性和抽象债权的概念,相应的,无论在立法、司法还是学术理论中,法国都完全没有承认过票据行为的绝对抽象性原则。《法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任何请求权的有效都须以真实而合法的权利基础为前提。”历来的法国学术界都不承认票据行为系不同于基础关系的独立行为,而认为它们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xxix]在《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生效之后,法国也接受了这一国际统一法,并对自身的法律作出了一些改动。法国学术界也逐渐认为在票据法律关系中存在着两种请求权:由票据基础关系产生的请求权和由票据本身产生的请求权。但是学者们始终认为:虽然票据请求权是单独的请求权,但却不是抽象的,而是和基础关系的原因相关。这意味着:基础关系的原因如果不存在或嗣后消失,则票据义务亦将被视作不存在或不再存在。[xxx]这一和德国票据法理论的差异在实践中并不会导致重大不同,因为法国法上证明基础关系不存在的举证责任也落于票据债务人（即德国法上因此而产生的不当得利的受害人）之上。[xxxi]当然,类似于德国《汇票本票法》第17条和我国《票据法》第13条的对票据抗辩的切断（即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的规定,在法国票据法中也存在。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法国的票据制度和我国现行《票据法》的制度非常近似。

就票据法而论,在欧洲大陆内部承认德国式的票据行为绝对抽象原则的国家非常之少,因为在民法理论中承认法律行为的抽象原则、继而承认物权行为的抽象性和抽象债权的国家本就少见。我国票据法学者长期以来认为票据行为无因性在世界各国和国际统一性立法中被普遍承认,[xxxii]如果将这里的“无因性”理解为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则这一判断是不准确的。当然,世界各国的票据立法,包括国际统一立法,都规定了类似于我国《票据法》第13条的票据抗辩切断条款,也就是本文所称的票据行为的相对无因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一原则确实在世界上被普遍接受,而我国现行《票据法》第13条本身已经和国际规定完全接轨,并无任何落伍之处。认为我国法律彻底否定票据的无因性特征,与国际惯例完全不一致的观点,[xxxiii]是过于偏颇了。

四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对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原则进行分析首先一定要区别绝对无因性和相对无因性两种不同的理论。简而言之,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票据行为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依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承认这一可能性的为相对无因性理论,反之为绝对无因性理论。在欧洲,完全承认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的只有德国等少数国家,其背景是该国民法理论对法律行为抽象原则的承认,并且这一理论仅停留在司法和学术研究中,于法律条文上并无体现。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只是承认票据行为的相对无因性,国际统一立法也是如此。

我国《票据法》第13条和欧洲各国的立法以及国际统一立法相一致,确立了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的原则,已经非常完备。我国民法理论长期以来虽然有所争议,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不承认法律行为的抽象性原理,也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和所谓无因债权的存在。我国法律界人士也不习惯过多地适用不当得利理论来解决本来相对简单的法律关系纠纷。如上所述,如果允许票据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依据票据基础关系提出抗辩就可以解决很多争议,而这对保障票据流通、维护交易安全又没有任何不利之处,则完全没有必要引进票据行为的绝对无因性学说,徒然增加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和交易的风险。因此,我国《票据法》在修订时,应完全保留第13条的规定。需要注意的是该法第10条和第21条,它们对本已清晰明确的第13条造成了“干扰”,应在修订时予以废止。

注释：

[i] 王保树:《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75页。

[ii] 谢怀轼:《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35页；梁宇贤:《票据法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iii] 同注[1]引书,第375页；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iv] 谢怀轼:同注[2]引书,第41页。

[v] 赵新华:《票据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vi] 王小能:同注[3]引书,第99页。

[vii] 李新天、李承亮:“论票据不当得利的返还与抗辩———兼论票据的无因性”,《法学评论》2003年第4 期,第43页。

[viii] 王小能:同注[1]引书,第2版,自序,第3页。

[ix] 陈自强:《无因债权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x] 同注[7]引书,第37页。

[xi] 王小能:同注[1]引书,第2版,自序第3页；赵新华:同注[5]引书,第38页。德国学者也持相近观点,参见布洛克斯（Brox）:《商法和证券法》（Handels482（第23382（457-459页）.[xxvii] 胡克、卡那利斯（Hueck /Canaris）:《证券法》（Rechtder Wertpapiere）,第5章,第4节,第7段；鲍姆巴赫、海弗梅尔,前揭书,汇票、本票部分,前言,角码2（49页）.[xxviii] 默拉维茨（Morawitz）:《国际票据法》（Das internationaleWechselrecht）, 1991年版,第15页。

[xxix] 施陶博（Straub）:《国际票据法的法律选择》（Zur Rechtswahl im internationalenWechselrecht）, 1995年版,第5页。

[xxx] 施陶博,同注[29],第7页。

[xxxi] 鲍姆巴赫、海弗梅尔,同注[ 11] ,汇票、本票部分,前言,角码10（第53页）.[xxxii] 赵新华:《票据法》, 1998年版,第48页；李新天、李承亮,同注[ 7] ,第40页。

[xxxiii] 钱弘道:“中国金融体系如何适应WTO规则”,《现代法学》, 2000年第6期。

杨继

第四篇：票据无因性原则及其例外的理解与适用（范文模版）

票据无因性原则及其例外的理解与适用

--析北京某物资公司诉北京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案

【本案聚焦】

如何理解票据无因性原则及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规定？本案能否适用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规定？

【案情介绍1】 原告：北京某物资公司

被告：北京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案外人焦某系被告的汽车销售按揭业务经理。2004年11月，焦某向原告购买印刷用纸，价款为212393.34元，原告向焦某交付了纸张并开具了抬头为被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焦某写下了欠款人为本人的欠款协议。2005年1月6日，焦某向原告交付了一张号码为XV102787878的银行转账支票，金额为212393.34元，出票人为被告，人名章为焦某本人，收款人为原告。1月17日，该支票被银行以账户透支为由退票，原告遂向法院提起以北京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为被告的买卖合同之诉,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12393.34元。2005年5月21日，法院作出民事裁定，裁定书载明“被告汽车销售按揭业务经理焦某经手向原告购买印刷用纸，因被告否认焦某行为为职务行为，且焦某承认其为个人行为，原告所提供证据无法证明焦某行为为职务行为，故原告所诉被告有误。”该民事裁定书因无人上诉而期满生效。

后原告向法院提起票据追索权之诉，要求被告支付被退票支票的票据款。被告主张购买印刷纸的行为是焦某的个人行为，与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无关，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其不应当承担票据责任，拒绝向原告付款。法院初审判决支持被告抗辩理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2007年11月，检察院对该案提起抗诉。2008年5月，法院再审，一审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0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6条的规定，对原审判决予以支 1 案例改编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一中民终字第13008号民事判决书。持。

原告物资公司不服再审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焦某将出票人为被告的支票“交付转让”给了原告，原被告间不是票据直接关系人，被告基于原因关系的抗辩理由不应获得支持。再审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并非存在于同一对当事人之间，持票人即原告与票据转让人焦某间存在票据基础关系，但与出票人即被告间仅存在票据关系，原告取得票据时向票据转让人焦某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其属于善意持票人，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31条第1款、第93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1、2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8）海民再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5）海民初字第13824号民事判决；

三、北京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某物资公司给付票据款212393.34元。【法理分析】

一、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基本内涵

票据是一种以确定的文义内容来体现特殊债权债务关系的无因性证券。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只要具备票据法上的条件，票据关系即可成立，而不需要考虑票据行为赖以发生的原因或基础。2保护和促进票据流通即是票据无因性的价值追求。“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并不是说票据行为之所以发生，其本身不存在原因关系，而是说，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在法律上将二者予以分离，从而形成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特征。换言之，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乃是基于社会经济生活对票据所提出的要求，而由法律即票据法所特别赋予的，而并非票据行为所固有的。”3

票据法理论将票据基础关系概括为三种：票据原因关系、票据资金关系与票据预约关系。票据原因关系是指票据出票人与收款人、背书人与被背书人等直接授受票据当事人之间基于授受票据理由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主要是相对人间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资金关系是指汇票的出票人与付款人或者支票的出票人与付款银行之间所建立的委托付款关系。票据预约关系是指票据行为人之间 23 于永芹主编：《票据法前沿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赵新华主编:《票据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版，第18页。就票据行为尤其是票据的签发或者转让事项所达成的合意。票据的无因性原则将票据行为的效力与上述三项票据基础关系相分离，避免票据关系的效力受到基础关系的制约，进而影响票据的流转。台湾学者李钦贤解释道，票据法律关系虽因票据基础关系而成立发生，但票据行为本身并非是将票据基础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表彰到票据上，而是依票据法的规定创设另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即票据法律关系。因此，票据基础法律关系与票据行为所创设的票据法律关系是相互独立的，有各自不同的权利义务，相互之间是没有联系和影响的。4

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的分离在原因关系方面具体表现为:第一，票据关系的产生，以票据制作、交付或背书转让等票据行为符合法定要件为条件，即使票据原因关系因存在瑕疵而无效，或者被撤销，票据关系仍然有效。即原因关系的瑕疵或无效，不影响己签发流通的票据的效力；第二，票据持有人的权利义务内容以票据所记载的内容确定，即使其与票据原因关系的内容不一致或者不完全一致，也不得以票据外的事实来改变票据关系的内容；第三，票据债权人行使票据权利时，只以持有形式合法有效的票据为必要条件，而无需证明其取得票据的原因及其合法性，票据债务人也不得以票据原因关系有瑕疵或无效来对抗善意持票人。

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的分离在票据资金关系方面具体表现为:第一，票据持有人通过出票、背书等方式取得的票据权利是一种新的、独立的权利，而不是代替出票人向付款人行使资金关系上的请求权；第二，票据出票人在没有资金或者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签发票据，其行为只要符合票据法规定的形式要件，票据关系依然成立，票据依然有效，出票人应当承担签发空头支票的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第三，汇票付款人是否承担绝对付款义务，以票据承兑为限，而不受制于资金的受领，如付款人拒绝承兑，即使已受领资金，也无需承担票据责任，但如作出承兑，即使未受领资金或者受领金额不足票据金额，仍应承担绝对付款的义务；第四，汇票的出票人不得以自身已向付款人提供足够资金为由，拒绝持票人或其他后手行使票据追索权；第五，付款人在没有受领资金的情况下作出票据付款行为的，付款行为有效，付款人可以基于民法规定向出票人或其他资金义务 4 李钦贤著：《票据法专题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299页。人请求赔偿或补偿，但与票据关系无关。

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的分离在票据预约关系方面具体表现为:第一，即使预约关系不存在，或者预约关系无效、被撤销，或者预约关系因履行、时效届满或者其他原因而消灭，只要票据行为符合票据法的规定，因此而产生的票据关系有效；第二，出票人、背书人即使违反预约而签发、转让票据，该票据关系的内容仍以票据记载文句确定，票据效力也不受影响，作为预约关系当事人只能根据民法规定来解决预约关系中的违约问题。

综上所述，票据一经出票、转让，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就相互分离，基础关系无效或者有瑕疵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有效性。票据关系一经产生，即完全脱离票据基础关系的束缚，只要在形式上符合票据法规定的有效要件，就能够合法、有效地存在，此即票据无因性的基本内涵。

二、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

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的确立，可以很好地保护善意持票人，维护交易的安全。但在某些情况下，则可能产生不公平的后果或者程序救济上的繁琐，故而有学者对票据无因性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相对无因性理论。票据相对无因说认为:“法律动的安全之保护制度固有其时代需要，但必也在保护之必要范围内，始有其认定之基础。若超逾此一保护之必要范围，则反而造成侵害交易之迅速与安全，故所谓特殊法律行为之无因化，亦具有绝对观念与相对观念之问题。”5“依票据法的规定，票据固为不要因证券，若绝对坚持这一原则，亦足以妨害票据的流通性。票据法之所以规定票据为不要因证券者，原在保护票据的流通性。若今为保障执票人之权利而轻易舍弃发票人或执票人前手权利之保护于不顾，自非本部分法条之本意。”6

联合国统一汇票本票法、统一支票法以及日本、台湾地区的票据法在坚持票据行为无因性的前提下，适当允许票据债务人在一定情形下主张原因关系上的抗辩，以作为对绝对无因性原则的修正。这是立法实践对票据相对无因说的运用，具体情形包括：第一，在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因为票据原因关系的效力直接影响到他们之间票据关系的效力，而不涉及票据转让的第三人问题，亦无关 56 林诚二著:《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郭敏著:《票据的无因性》，载《福建法学》1999年第2期。于票据的流通，所以在票据债权人请求票据债务人履行票据债务时，票据债务人可以授受票据的原因关系的存在与否、有效与否来对抗票据债权人；第二，持票人取得票据时，如果未给付对价或者给付对价不相当的，票据债务人可以对持票人前手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第三，持票人以非法手段取得票据的，不构成善意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票据债务人可以对该持票人提出抗辩，即“善意抗辩的例外”；第四，当双方当事人间为清偿债务而交付票据时，除非另有约定，原则上应该是票据债务不履行，原债务不消灭，但如果双方约定票据的交付是代物清偿的，不在此限；第五，当持票人因票据时效届满或者手续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时，可以对因此而受有利益的票据当事人，一般为出票人或承兑人，行使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7

三、我国票据法律制度对于票据无因性的规定

我国现行票据法律制度对于票据无因性的规定并不十分明确，且法律、司法解释、行政法规之间存在相互矛盾之处。

《票据法》第4、5、6、14条强调票据上“真实签章”对票据权利义务承担的重要意义。第10条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第13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也就是说，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这些都是对于票据无因性原则及其例外的重要体现。但第10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21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不得签发无对价的汇票用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这样就又否认了票据关系对于票据基础关系的独立性，否认了票据的无因性，使得法律条文本身相互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公布的《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10条的规定，票据债务人(即出票人)以在票据未转让时的基础关系违法、双方不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持票人应付对价而未付对价为由，要求返还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 7《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7条，《统一支票法》第22条，日本《汇票本票法》第17条，台湾“票据法”第13、14条。14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司法解释区分了票据直接当事人与非直接当事人，规定在票据未转让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适用原因关系抗辩，而在业经转让的间接当事人间不可适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票据相对无因说，弥补了《票据法》条文的不足。

而现行行政法规则彻底否认了票据的无因性，如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颁布实施的《支付结算办法》第22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必须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83条规定：“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或持票人向银行提示承兑时，银行的信贷部门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程序，对出票人的资格、资信、购销合同和汇票记载的内容进行认真审查”。第92条规定：“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办理贴现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在银行开立存款帐户的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组织；(2)与出票人或者直接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3)提供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第93条规定，“贴现、转贴现、再贴现时，应作成转让背书，并提供贴现申请人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第122条规定：“支票的出票人签发支票的金额不得超过付款时在付款人处实有的存款金额。禁止签发空头支票。”

这些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对于票据纠纷的解决造成了较大的不利影响，相信这将会是未来票据法律修改的重点所在。

四、本案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及相关法律的适用

分析本案事实可以发现，本案中存在三方当事人，即案外人焦某、原告北京某物资经销公司以及被告北京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原审法院和再审的一审法院正是因未理清以上三者间的法律关系，才使得该案的审理一波三折，迟迟未决。根据该票据诉讼提起前已经发生效力的民事裁定，可以确认焦某是被告的职员，但是其购买印刷纸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原审法院和再审的一审法院都是在认定该民事裁定所确认事实的前提下，同时认定原被告为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可适用票据无因性的例外规定，进而支持了被告关于“其与原告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其不应当承担票据责任”的抗辩理由，据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这两个条件是无法同时具 备的，因为只有在认定焦某行为为职务行为，其签名章有效时，才可依据支票文义直接推定原告和被告为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故而，原审法院和再审一审法院是在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的前提下，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本案中，原告与焦某订立了印刷用纸买卖合同，后双方约定以支票形式支付货款。这里包含有两个票据基础关系，即票据原因关系与票据预约关系。而原告将印刷用纸交给焦某，此行为既是其履行合同的行为，也是其向焦某支付获得支票的对价的行为。随后，原告从焦某手中取得了一张以被告为出票人的支票，支票的收款人为原告，签名章为焦某本人，支票其他记载事项皆符合票据法规定的形式要件，因此，单纯从文义上看，该票据是合法有效的。在认定焦某行为为非职务行为的前提下，可确定焦某是以某种手段取得了出票人为被告的支票，继而将这张支票通过直接交付的形式转让给了收款人即原告。根据《票据法》第31条第1款和第93条第1款，虽然票据权利的转让以背书为主要方式，背书的连续性是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的初步证据，但是在没有背书或者背书不完整的情况下，在有其他证据支持时，持票人亦可因其前手单纯的交付行为取得票据权利。虽然票据文义上的直接当事人为原告和被告，但事实上，焦某为原告的前手。被告未举证证明原告为恶意或重大过失，因此原告为善意持票人。本案中，焦某与被告间存在票据基础关系，且该关系可能存在一定的瑕疵。焦某与原告间既存在票据基础关系即买卖关系，又存在票据关系。而原告与被告间却没有票据基础关系而只有票据关系，故而作为出票人的被告是无法以“缺乏直接交易关系或者债权债务关系”为抗辩理由进行抗辩的。原告作为持票人，以支付对价的形式从其前手焦某处取得票据，且并不知道也没有理由知道焦某是非法取得票据的，因此，原告是善意持票人，有权向出票人主张票据权利。因此，正如二审法院判决所说，本案的事实符合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法律适用条件，而不存在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情形，持票人即原告与出票人即被告之间的票据关系合法有效，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出票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而由于焦某以不正当方式从出票人处取得票据，因此出票人可以向其主张赔偿，但该事实与本案无关。

【资料链接】

该前提是由已生效的民事裁定书确立的，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优先确认。

1、段卫华、胡海涛著：《票据无因性原则之理论探讨及其立法完善》，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9期。

2、董惠江著：《票据无因性研究》，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1期。

3、傅鼎生著：《票据行为无因性二题》，载《法学》2005年第12期。

4、张燕强著：《票据关系无因性之否认》，载《法学》2007年第12期。

5、张澄著:《试论票据行为无因性及其相对性—兼评我国<票据法>第十条》，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1期。

6、王锐著：《论票据无因性理论的适用》，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第五篇：论票据无因性之理论基础

论票据无因性之理论基础

关键词：银行承兑汇票 票据承兑 票据

票据的无因性已经成为众所公认的一条票据法的基本原则[1]。然而，具体论来，我们对这一原则的了解似乎又极其有限。这一原则从何而来？其发展轨迹为何？其背后有何价值判断？

或许我们脚底下的大陆并不想我们想象中那般坚实，尤其是涉及到一个具体的法律制度。而一个法律制度，假如离开其背后的价值选择，仅凭一些冷冰冰的法条是无法获得人们的信仰的，更无法实现它所欲实现的目标。

本文即试图通过对此原则的解析，找出其背后的价值选择。具体思路如下：（1）、何所谓票据的无因性？

（2）、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看无因性理论的价值趋向（3）、从票据和票据法的历史发展看票据无因性理论

票据行为和票据无因性

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并不能代表无因性原则的全部，在德文中，我们所理解的“无因性”被称为“抽象性”，在对这一原则的讨论上，多在物权行为方面展开，而较少涉及其他方面。但是，无因性原则是德国民商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其适用不仅仅限于物权行为，在一个更广阔的领域里也有其用武之地——例如债权转让及本文所要涉及的票据行为之无因性[2]。由于无因性原则多在物权行为领域论述，因此本文在论述无因性原则时，难免以其为准。

无因性原则包括内在的无因性和外在的无因性两个方面。在物权行为无因性领域，外在底无因性是指处分行为的效力不以该行为以外存在的负担行为的效力为前提；内在的无因性，或称内在的无因性，是指处分行为本身在内容上也是无目的的[3]。这就是说，处分行为的当事人无需就给予财产行为的目的达成一致。一般认为，票据行为之无因性，系外在之无因性；大多数之票据行为，为不要因行为，但是为担保票据债务之履行所为之附属的票据行为为其例外。“盖票据保证者，乃为担保票据债务之履行所为之附属的票据行为，其担保目的，已经成为行为典型之内容，故类似于债务担保契约，非无色中立。”[4]

当我们在使用票据无因性的时候，往往在两个方面使用。其一，指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其二，指票据法律关系的无因性。所谓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乃是指票据行为之效力，完全取决于票据法之规定，不受其基础行为效力之影响；而票据关系之无因性，则是指票据关系之存续，不受基础关系之影响。尽管二者具有一致性[5]，但是，我们在使用概念时，最好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否则，难免因缺乏交流的平台而产生交流上的困难。

关于票据行为，迄今为止，有三种主要观点：契约说、创造说以及权利外观说。此三者之区别，主要在于票据行为是否以交付为要件。契约说以意思表示之作成依赖于票据交付，亦即交付时票据债务人之意思表示始到达相对人，从而对表意人产生约束力；而创造说则认为票据之作成，即是新财富之形成，从而票据行为成立，此时，若票据因遗失或被盗而为他人所取得，债务人亦应该对此债务负责；而权利外观说则认为票据行为之作成，需有票据之交付，于交付欠缺时，则基于权利外观而负责，只要是有表示的外观，则债务人一概对此负责。权利外观说为二次世界大战后之通说[6]。权利外观理论为票据行为无因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物权行为无因性看无因性原则的基本功能

近代民商法以私法自治（又称意思自治）、所有权神圣（又称私权神圣）、过错责任为三大基本原则[7]。此三者之间亦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唯有保证所有权之神圣不可侵犯，方能使当事人有资力与资本根据自身意思来决定自己的法律关系；而私法自治的结果，必然是当事人只对自己的过错负责任——此即过错责任之基本含义。可以说此三大基本原则之间，所有权神圣是基础，而私法自治是工具，而过错责任则是保证。

私法自治的基本工具则是法律行为。在罗马法和法国法中，尚没有法律行为这个概念。这个术语的出现要归功于历史法学派。他们在对罗马法的注释和整理过程中发现了契约和遗嘱之间的共同性——作为财产移转的原因均有当事人的意思决定，在此基础上，他们抽象出法律行为这个概念。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契约和遗嘱是最早的关于的法律行为的起源，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是和历史法学派、和潘德克吞法学结合在一起的[8]。也正是“法律行为”这个概念的产生，使得“总则”篇在民法典中有了立足之处，从而形成了德国民法典所特有的编纂体例。

所谓的私法自治，是指“各个主体根据他的意志自主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9]。而法律行为，则是指以意思表示为中心的，根据意思表示的内容而发生当事人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法律行为的核心则是意思表示[10]。法律行为制度的产生，以及物权和债权的两分，使得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或称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的区分成为必然。因为，假如不承认物权行为，则会发生如下的结果：（1）法律行为的概念仅限于契约和遗嘱等形式，从而使这一概念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因为在少数的种上面，根本没有必要抽象出一个更高位阶的属概念——那相当于纯粹在玩文字游戏。没有了法律行为，总则编势必失去其存在的价值。这对民法典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2）无法真正贯彻意思自治原则。不承认物权行为概念，则影响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只能是基于契约的意思表示，这样，当订立契约后，物的交付之前，当事人虽有心反悔，却无力改变。此外，种类物的买卖、未来物的交付，都使得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成为必要。[11]

因此可以说，物权行为独立性是物权和债权二分的必然结果，是贯彻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但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并不等于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从独立性中，我们并不能从逻辑上推导出物权行为无因性。[12]而且，事实上，自罗马法一来，便要求财产权的移转必须要有一定的原因。现行各国民法中关于不当得利制度的设计即是来源于此。因此，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势必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但是，当我们从其自身并无法看出其背后的价值。因此，要理解这一原则，势必要联系到财产移转的第三方，从交易安全方面来考虑。

在此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为证。假如甲出卖A物于乙，已经交付。乙复转卖于丙，并且也已经交付。乙交付A物之后，因甲乙之间的买卖存在瑕疵，因此其合同无效。假如在不承认物权行为或者采有因性的立法体例下，此时乙之处分为无权处分，除非丙为善意，其不能取得该物的所有权。此外，假如乙丙的交付为占有改定，丙同样不能取得该物的所有权。在此种情况下，丙所丧失的不仅仅是未取得该物，更重要的是另一次的订约机会；固然可以采取措施，在同乙进行交易之前，对甲乙之间的交易状况进行调查。但是，A物可能是甲自其他人处继受取得，于是，丙又需要去调查甲与其他人之间的交易状况；但是，契约不具有公示性，如要调查清楚，势必要付出很大成本，当这种避险成本大于当事人从交易中可以获得的利益时，当事人就会选择不进行交易，而保持原状。而相反，在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立法体例下，物权行为独立于债权行为，并且物权行为效力的发生不受债权行为的影响，物权的变动直接取决于当事人双方是否作成了一个有效的物权行为，同时，物权行为以登记或者交付为要件，具有公示性，因而第三人可以凭借外在的表观来判断权利的存在状况，而法律对此合理信赖亦加以保护，从而藉此保护交易安全，促进交易的进行，而交易的进行，则会形成一种双赢的局面，并最终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13]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主要功能在于保护交易安全。“无因原则旨在使取得人可以不必对其前手们之间的原因行为进行考察。这些原因行为的无效不应影响受让人享有权利。民法典旨在通过无因原则维护法律交往的方便性和安全性。”[14]正因为无因原则具有以上功能，因此自其正式在德国民法典中确立以来，尽管批评声不断，但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始终屹立不动，并因此而影响着权利移转的其他方面。[15]

通过对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功能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因性原则的基本功能在于保护交易安全，从而最终保证交易的迅捷和便利。

那么，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作为无因性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具有与此类似的功能呢，还是有其特殊性？对此，我们需要进行详细的分析。

从票据和票据法的历史看票据的功能和无因性

一般认为，票据的早期发展包括三个时期：兑换商票据时期，市场票据时期和流通证券时期。[16]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票据产生于12世纪的意大利，当时，欧洲各国贸易发达，但是由于各国票制不统一，因而不利于交易。于是，产生了最初的本票，其具体做法为货币兑换商在某地收受商人现金，然后给相对方一个目的地付款凭证，商人以此凭证向兑换商在目的地的分店和代理店支取现金，从而便利了交易。因为这一时期的票据主要用作货币的代替品，其只能仅限于兑换，故此时期称为兑换商时期。在交易过程中，兑换商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于是增加了付款委托证书的业务，即委托其他兑换商代为付款，于是，汇票亦产生了。到15世纪，票据开始具有流通职能，彼时，商人往往以支付票据代替现金。一系列相应的制度也开始建立起来，如承兑、保证等。此时是为市场票据时期。迨至16世纪，背书制度产生，票据的流通性大大加强，此时，进入流通证券时期。从以上票据的产生过程来看，票据的功能逐渐增加，其流通性也不断加强。但是，如何能够保证这一工具不被滥用，却需要法律制度的架构。

最初的票据法律制度存在于中世纪的商人法之中，后来随着法典主义的兴起，这些商事习惯法为成文法所吸收，成为国家的正式法律。关于票据法，当今世界上主要存在三大法系：法国法系、德国法系以及英美法系。法国法系以《法国商法典》第一编第8章的内容为代表。法国法系的特点之一便是不承认票据关系的无因性，在其商法典中，票据关系并未与基础关系分开，票据只不过是输送金钱的工具。在德国法系中，票据关系与其基础关系应截然分开，从而使票据成为无因证券。而在英美法系中，英国的票据法和德国法系基本相似，但是形式更为简单。[17]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两大法系之区别，除两国法学研究和立法技术之影响外，两国不同之立法背景亦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法国商法典制定于1807年，其时工业革命尚未充分进行，因而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很少出现，这种时候，票据关系之有因并不至于影响过大；而德国票据法于1871年公布实施，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商品生产和交换大规模的进行对人们而言已经习以为常，这时，一桩交易往往涉及众多的参与者，因而，有必要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相分离，从而维护票据功能的实现[18]。试想，假如票据作为流通工具频频因为基础关系的无效而无效，则人们势必失去对票据的信任，最终会使这一制度形同虚设。而失去票据制度，则这一制度所带来的便利与快捷亦将同时丧失，除非有其他制度可以代替其功能。但一项新制度的试错成本往往是非常高的，在这种情况下，轻易的否认一项长时间沿袭的制度，往往会带来更大的恶！

这一点，我们从法国商法典的改革中也可窥豹一斑。在法国商法典中，因为没有规定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相分离，“致妨碍票据之流通及信用，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之需要”[19]，后来，于1935年，法国商法典借鉴日内瓦统一票据法进行了修改。

从上面票据的历史和票据法的历史可以看出，票据之产生与发展主要是交易发展的需要。因而，尽管票据具有众多的功能，但是，流通功能无疑是其最基本的功能。[20]这一点，我们从票据的基本特性上也可以看出。

一般说来，票据的基本特性除无因性外，尚包括要式性、文义性、独立性。这几项特性和无因性都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要式性，指票据的制作必须符合票据法的要求，这样，通过对必要记载事项的规定，使得人们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判断票据的有效与否，而无须去追根究底，追查其前手与他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文义性，指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必须严格依照票据上记载的文义而定，文义以外的任何理由、事项均不得作为根据，这样，票据通过票面的记载具有一定的公示性，当事人对此文义的合理信赖均受到法律保护，而基础关系，因不可能成为记载事项，因而票据的有效性与其无关。独立性主要是指在几个票据行为之间，一个行为的无效，并不影响其他票据行为的效力。这一特性主要在于加强票据的流通性，和无因性不同，但两者共同促进票据的流通，保护人们对票据的合理信赖。[21]

由此可见，票据关系无因性的基础在于票据的流通性，正因为票据作为一种流通工具，需要具有一定的公示性，从而保护第三人的合理的信赖利益，而基础关系因其不具有公示性，因而无法对抗第三人——这也是为什么物权行为要才无因性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直接当事人之间，债务人得以基础关系的无效对抗票据权利人。

结语：

本文简单的梳理了一下票据行为无因性的理论基础。但是，任何理论的说明离开了立法的支持都是苍白的。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我们自己的票据法时，这种感觉便会涌向心头，这是我们的无奈，还是还是国人的悲哀？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为什么当我们会轻易否认这一制度？一项经过时间老人考验的制度可能有其不足之处，但是，这些不足往往是利益衡量的产物，轻易的否认他们，结果往往是“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这对我们的法制建设会有何种影响可想而知，毕竟，我们是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基础上起步的。

本文主要着眼于理论上的阐发，但是，这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我们的立足点和优势在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国家和社会，在于这个社会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问题。[22]从这一方面说，本文的论述是非常之浅薄的[23]。但是，笔者的目的在于通过自己的阐述，为这一理论找到其自身的合理性。毕竟，无因性理论作为一项极端抽象的理论，对于习惯于形象思维的国人来说是异常陌生的[24]，希望通过这番论述，能够让人们从理智上理解并接受这一观点，而避免出现以前那种可笑复又可悲的情况。至于超乎理智之外的信仰，那种对法律的信仰，则远非一篇小文力所能及，他需要更多的深层次的探索[25]。这种探索尽管艰难，但是很必要。因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