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侵权法上的“公平责任”源流考（共五则范文）

第一篇：我国侵权法上的“公平责任”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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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侵权法上的“公平责任”源流考 ——兼论《民法通则》第132条的适用范围

王竹 四川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公平责任/《民法通则》第132条/分担责任

内容提要: 比较法上曾有过公平责任作为一般侵权责任基础的立法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我国《民法通则》第132条是80年代中期我国民事立法由起草“民法典”向起草《民法通则》转轨的特殊时期，在较短的时间内，总结50年代和80年代两次民法典起草经验，引进南斯拉夫债法修订所贯彻的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内容和体例上综合借鉴了1922年和1964年《苏俄民法典》的产物。《民法通则》第132条应仅适用于第133条和《民通意见》第158-161条规定的情形。未来《侵权责任法》应通过在具体侵权行为类型中适用“分担责任”来限制公平责任的适用范围。

《物权法》颁布之后，《侵权责任法》的起草已经提上日程，公平责任的取舍和立法模式，牵涉到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责任形态和赔偿数额的确定，是不能回避的理论问题。根据笔者的观察，不但学者难以就公平责任的概念、理论和取舍达成基本共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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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也存在适用标准和范围不明确的问题。[1]我国《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是比较法上的孤例，在立法史上类似的立法例也不多见，那么公平责任到底是如何成为我国侵权法上独具特色的规定，本身就值得认真考证和反思，这也是从立法解释层面探究该条适用范围的基础。本文试图对公平责任的来龙去脉作初步的考察。

一、公平责任的源流与类型

公平责任的源流可溯及到1794年《普鲁士民法典》第41-44条对儿童和精神病人的侵权行为，基于公平或衡平的特别考虑可以构成责任的充足理由。这种受自然法观点所影响的理论认为，某个穷人不能承受由某个万贯家财的精神病人对其造成的严重的人身伤害的损失，稍晚的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1310条作出了类似的规定。[2]从各国体现公平原则的立法例来看，广义的公平责任条款根据实际的作用，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首先是特殊侵权责任类型，即在特殊侵权行为类型中适用依据公平原则减轻赔偿责任，适用范围受到法律明文规定的列举性限制。这是主流类型，各国立法例主要适用于在受害人不能从对无责任能力人负有监护责任的人那里获得损害赔偿的情形。如源于1881年《瑞士债法典》第58条的现行1911年《瑞士债务法》第54条[无行为能力人的责任]第1款规定：“法院可以依公平原则判决无民事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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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因其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 [3]《德国民法典》第829条[出于合理理由的赔偿义务]规定：“具有第823条至第826条所列举的情形之一，而根据第827条，第828条的规定对所引起的损害可以不负责任的人，在不能向有监督义务的第三人要求赔偿损害时，仍应当赔偿损害，但以根据情况，特别是根据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合理要求损害赔偿;而不剥夺其为维持适当生计或者履行其法定抚养义务所必需的资金为限。”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第2047条[无行为能力人导致的损害]第二款规定：“在负有监护义务之人不能赔偿损害的情况下，法官得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条件判定致害人给予公平的赔偿(参阅第2045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7条第3、4款规定：“如不能依前二项规定受损害赔偿时，法院因被害人之声请，得斟酌行为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与被害人之经济状况，令行为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为全部或一部之损害赔偿。”“前项规定，于其它之人，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所为之行为致第三人受损害时，准用之。”

其次是减轻赔偿责任类型。本类公平责任的实质，是依据公平原则，在特定情况下对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减轻，如《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2099条(衡平的权力-1.不知过犯)规定：“(1)如果导致责任的过犯是处在不知其行为的过错性质状态的人实施的，在衡平需要时，法院可减少授予的赔偿额。(2)在这一问题上，必须考虑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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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财务状况和过犯的行为人的赔偿损害责任的后果。”《俄罗斯民法典》第1083条第3款规定：“法院可斟酌致害公民的财产状况，减少其赔偿损失的金额，但损害由其故意行为所致时除外。”《蒙古民法典》第394条第1款规定：“除故意致人损害的情况外，法院在确定损害赔偿时，可参斟酌加害人的财产状况减轻其承担的责任。”

最后一类是一般侵权责任基础类型。该类的主要特点是规定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公平责任条款，条文自身就可以单独作为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据，我国的《民法通则》第132条就属于这种类型，因此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二、比较法上公平责任作为一般侵权责任基础的立法尝试

1900年《德国民法典》草案第二稿第752条曾规定，对侵权行为造成损害，不是故意或者过失的，法官可以考虑到具体情况，责令赔偿一定的数额。[4]该条文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主要是因为该条文在法律上的含糊性达到了使人不能忍受的程度。1900年《德国民法典》的起草人认为，如果仅仅基于公平考虑而要求行为无过失的侵权行为人作出赔偿是极不明确的，最终没有采纳该一般性规定。现行《德国民法典》第829条的规定只适用于第827条和第828条的范围，即免除和减少处于无意识状态中的人、处于因精神错乱的人、未成年人和聋哑人的责任。当然，在学理上仍然有学者，如德国著名法学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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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曼(J.W.Hedemann)认为，公平责任是并列于过失责任和无过失责任的第三种独立责任。[5]

唯一实际将公平责任作为一般责任基础的立法尝试是1922年《苏俄民法典》第406条。该条规定：“依本法第403条至405条所规定之情形，加害人不应负赔偿责任时，法院得酌量加害人及受害人之财产状况，令其赔偿。”第403条是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第404条是对高度危险来源所致损害的规定，第405条是对未成年人监护责任的规定。对比《德国民法典》第823-829条的内容可知，1922年《苏俄民法典》在公平责任的规定上，显然借鉴了《德国民法典》的体例。不同的是，《苏俄民法典》是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不但包括第405条的监护人责任，还包括第403条规定的一般侵权行为和第404条规定的危险责任。[6]这样一来，使得第403-405条的规定处于一种极不确定状态。[7]前苏俄最高法院认为，如果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公民，而被告是国家机关时，不适用《苏俄民法典》第406条，其理由是：“国家已经通过专门的社会保险机关来保障劳动人民，所以不应当使它的其他机关来担负这种只能。”如果适用，“就意味着国家对这些损失应当全部负责，因为国家的财产永远比个别劳动人民的财产要多”。[8]根据前苏联权威民法学家坚金的进一步解释，按照这样的理由，该条文也不适用于公民与其他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社会主义组织之间，只适用于公民之间的损害赔偿诉讼。“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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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物质福利的不断增长，公民之财产状况的显著差别也在消释”，因此该条文“在法院的实践中，差不多没有适用。” [9]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没有沿用这一规定。[10]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苏俄民法典》在损害赔偿部分的第411条单独规定了决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条款：“法院于一切情形决定赔偿损害之数额时，应注意受害人及加害人之财产状况。”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太典型的减轻赔偿责任类型的公平责任条款，体现出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第406条公平责任的区分。

事实上，的确存在司法实践中曾经得到实际运用的公平责任一般条款，即1928年《匈牙利民法典》草案第1737条。该条规定：“加害人虽有不法行为但没有作出赔偿，如果缺乏其他任何赔偿来源，加害人应赔偿其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只要这种损害赔偿依案件的情节，特别是就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情况来看是公平的。”该条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在匈牙利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运用，在二战后得到了完全采用。对案件作出判决仅仅根据公平考虑的原则，在两个国家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损害赔偿的诉讼中也经常采用。1959年《匈牙利民法典》改变了这一规定，第352条第2款将公平责任的适用范围仅仅限制在侵权行为人的判断力减弱或不存在的情况下。[11]

三、《民法通则》第131-133条内容和体例上的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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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通则》第132条及其前后的第131和第133条，在内容和体例上存在诸多疑点。《民法通则》第131条作为对过失相抵的规定，属于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内容，与其相邻的应该是损益相抵条款或者是减轻赔偿责任类型的公平责任条款，而绝不应该是现在的第132条的内容。

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32条确立了公平责任是一种补充性的归责原则。[12]笔者认为，这样的结论值得商榷。单看《民法通则》第132条的内容，的确可以单独作为责任基础，但其位置并非归责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第1款规定的是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第2款规定的是侵权责任的过错责任原则，第3款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从立法目的上解释，其规定不具有归责原则的地位。这样体例安排说明，《民法通则》并非将其作为一个归责原则确立。[13]那么，在这样一个独特的位置上，规定这样的一条看似独立责任基础的条文，本身的合理性便值得怀疑。

在我国的侵权法理论中，《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的监护人替代责任，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从侵权责任立法的体系性出发，显然不应该是现在的位置。按照我国侵权法理论的通常体例，应该安排在特殊侵权行为的第一条，即第121条。可见，《民法通则》第133条的位置和内容，有悖于我国侵权法的基本理论体系。而《民法通则》第133条第1款、第2款体现出的以财产状况作为适用标准的立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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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也具有极强的独特性。从立法技术上讲，第1款关于“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的规定，与第2款关于“由监护人适当赔偿”的规定，具有相似性，应该统一规定，且应该与“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的规定进行协调。现在的立法模式，显然是对某种立法模式的借鉴与实践中按照财产状况标准区分适用的司法经验的混合，这些也需要找到其立法源流。

对于上述《民法通则》第131-133条体现出的疑点，只能理解为立法者具有整体考虑，否则便无法进行合理解释。因此，下文将一并回顾新中国民法典起草的历次草案中，与第132条(下称“公平责任条款”)前后相邻的第131条(下称“过失相抵条款”)、第133条(下称“监护责任条款”)相应条款的内容和位置，便于我们更加历史性的理解公平责任的来龙去脉。

四、《民法通则》之前民法典起草中的相关条文考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三次起草民法典。从1954年开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民法起草，确立了我国民法对苏联民事立法和理论的继受模式。1962年开始第二次民法起草，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该次民法草案仅包括总则、财产的所有、财产的流转三编，将侵权行为、继承、亲属排除在外，直至1979年11月成立新的民法起草小组，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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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开始了第三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14]下文将对50年代和80年代两次民法典起草中的涉及公平责任的相关条文分别进行考察。

(一)我国50年代民法典起草中的相关条文考察 [15]

50年代我国民法典起草是分编进行的，其中债编与侵权责任有关的草案共有四次：

1955年10月24日的《债编通则第一次草稿》第37条是“监护责任条款”，第44条是“过失相抵条款”，第45条是“公平责任条款”，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决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时候，应该根据双方的经济情况作适当处理。”在位置上，“过失相抵条款”与“公平责任条款”相邻，“监护责任条款”前置。

1957年1月7日《债编通则草稿》“第三节因造成他人损害所生的债”部分，第14条是“监护责任条款”，第21条是“过失相抵条款”，第22条是“公平责任条款”该条规定：“损害赔偿的数额，除根据加害人的故意或过失的情节轻重及受害人的受害程度之外，并应参照双方的经济情况作斟酌确定。”，相对位置和内容与《债编通则第一次草稿》相似。1957年1月9日的《债的通则第二次稿(另案)》“(一)侵权行为所生的债”部分，第72条是“监护责任条款”，第79条是“过失相抵条款”，第80条是“公平责任条款”：“人民法院在决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时候，应该根据双方的经济情况作适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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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对位置和内容也与《债编通则第一次草稿》相似。对比可知，两份草案在体例的安排上是基本一致的，差别在于“公平责任条款”的内容。《债的通则第二次稿(另案)》延续了《债编通则第一次草稿》的规定，只考虑“双方的经济情况”，而《债编通则草稿》还考虑“加害人的故意或过失的情节轻重”和“受害人的受害程度”。

1957年2月10日的《损害赔偿[第三次草稿]》的规定发生了一些变化。第4条是“过失相抵条款”、第5条是“监护责任条款”，第13条是“公平责任条款”。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对位置上，“过失相抵条款”前置，“监护责任条款”居中成为特殊侵权行为的第一个条文，“公平责任条款”在位置上靠后，内容上延续了《债的通则第二次稿(另案)》的规定。

从上述四次债编草案的内容和体例来看，当时的“公平责任条款”规定的并非是一般责任基础类型，而是对人民法院“决定损害赔偿数额”时考虑因素的规定，是减轻赔偿责任类型。在考虑“双方的经济情况”问题上较为一致，在是否考虑“加害人的故意或过失的情节轻重”和“受害人的受害程度”问题上显得摇摆不定。在体例上，经过四次草案的起草，最终形成了《损害赔偿[第三次草稿]》的“过失相抵条款”前置，“监护责任条款”居中，“公平责任条款”后置的相对位置。按照这种体例，“过失相抵条款”应理解为损害赔偿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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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确定条款，“监护责任条款”应理解为特殊侵权行为条款，“公平责任条款”应理解为损害赔偿数额确定条款。

(二)我国80年代民法典起草中的相关条文考察 [16]

80年代前期，民法典的起草又进入了新高潮，从1980年到1982年连续起草了四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其中均涉及到了对公平责任的规定：

1980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五编损害责任，分损害的预防、损害责任的一般规定、损害责任的特殊规定和赔偿的范围和方法四章。其中第444条是“过失相抵条款”，位置在第二章“损害责任的一般规定”;第448条是“监护责任条款”，位置在第三章“损害责任的特殊规定”的第一条;第472条是“公平责任条款”，位置在第四章“赔偿的范围和方法”的最后一条，内容是：“对于致害人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损害发生的原因、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程度、致害人的经济状况以及对待过错的态度等，适当减免。”在体例上，延续了1957年2月10日的《损害赔偿[第三次草稿]》，但内容上，改变较大，除“致害人的经济状况”外，还包括了“损害发生的原因”、“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程度”、和“对待过错的态度”四种，显示出较强的管理色彩，这可能与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整个思维方式还较为政治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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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4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征求意见二稿)》第四编侵权损害的责任，分为一般规定、特殊规定和赔偿的范围和方法三章。其中第341条是“过失相抵条款”，位置在第一章“一般规定”;第345条是“监护责任条款”，位置在第二章“特殊规定”的第一条;第366条是“公平责任条款”，位置在第三章“赔偿的范围和方法”的最后一条，内容是：“对于致害人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损害发生的原因、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程度、致害人的经济状况以及对待过错的态度等，适当减免。”体例上，“二稿”将“一稿”的“损害的预防”和“损害责任的一般规定”两章合并为一章，在内容上和位置安排上，几乎没有变化。

1981年7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三稿)》第七编民事责任，分通则、确定责任的规定和承担责任的范围和方法三章，其中第二章确定责任的规定分为“一般规定”和“特殊规定”两个子标题。其中第466条是“过失相抵条款”，位置在第二章确定责任的规定“一般规定”子标题下;第469是“监护责任条款”，位置在第二章确定责任的规定“特殊规定”子标题下的第一条;第492条是“公平责任条款”，位置在第三章“承担责任的范围和方法”，内容是：“对于致害人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损害发生的原因、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程度、致害人的经济状况等，适当减免。”相较于“一稿”、“二稿”，内容上删除了“以及对待过错的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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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体现出一定的私法回顾意识;体例上，重新规定了“通则”章，“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合并规定在第二章“确定责任的规定”，相关条文的相对位置不变，只是“公平责任条款”不再是该章最后一条。

1982年5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四稿)》第七编民事责任体例、条文位置安排以及第423条“过失相抵条款”、第448条“公平责任条款”的内容与“三稿”基本一致。值得关注的是，“四稿”第426条“监护责任条款”删除了在前三稿中相应条款的第一款后段，即“但是，未成年人能够辨认自己行为的后果并且已有独立经济收入的，应当对自己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剩余条文的第一款是“无行为能力人和行为能力受限制的人造成的损害，由他们的父母、监护人或者有义务对他们进行监护的组织承担责任。”第二款是“父母、监护人或实行监护的组织如果能够证明已经尽到了监护职责，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他们的责任。”这两款内容的合并，便是后来《民法通则》第133条的第一款。

此后还有一次民法总则的起草，即1985年7月10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讨论稿)》，此后并未进行新的民事责任编起草。随后立法计划发生变化，立法机关决定改采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具备再制定民法典的立法方针。[17]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民法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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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四稿民法草案的民事责任编的体例和相关规定，体现出侵权责任立法，在体例上逐渐固定为一般规定、特殊侵权行为和损害赔偿三部分，“过失相抵条款”属于一般规定、“监护责任条款”是一般安排在特殊侵权行为的第一条，而“公平责任条款”属于损害赔偿部分，是减轻赔偿责任类型的公平责任条款。可以确定，在《民法通则》起草之前，这一体系是较为清晰的。

五、《民法通则》起草时的文献考察

通过上文对50年代和80年代两次民法典起草的回顾和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即在我国的民法典起草过程中，公平责任从未作为过承担侵权责任的基础，不存在一般条款意义上的公平责任，减轻赔偿责任类型的“公平责任条款”的实质是考虑双方经济条件和其他因素，斟酌决定损害赔偿的数额。可以确定，从1955年新中国开始起草民法典，到1982年5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四稿)》，均无任何类似《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草案条文。那么，在前8次侵权责任起草过程中，逐渐清晰化的立法体例，是如何在《民法通则》中体现为现在的第131-133条的体例与内容的呢?在这样的立法准备和理论背景缺失的情况下，《民法通则》却将公平责任上升为责任的一般条款 [18]，的确有耐人寻味之处。要解释这种现象，就需要对当时立法者可能参考的文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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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平责任条文体例的确定——我国80年代中期《民法通则》起草时的文献考察

笔者对当时几乎所有的立法参考文献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发现与公平责任相关的文献非常的稀少，仅有以下两份80年代初期出版的翻译文献与公平责任高度相关：

第一份材料是1980年出版的1964年《苏俄民法典》中译本 [19]。第458条规定：“如果受害人自己的重大过失促成了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在苏联立法没有其他规定的情况下，应当根据受害人过错的程度(在造成损害的人有过错时，也应该根据他的过错程度)，减少赔偿的数额或者免除赔偿损害的责任。”“法院可以根据造成损害的公民的财产状况，减少其赔偿损失的数额(苏俄最高苏维埃1973年12月12日法令的条文)，见《最高苏维埃公报》，1973年第51期，第1114号)。”该条文的特别之处是，明确的将“受害人的过错”和“造成损害的人的财产状况”并列的作为减少或者免除损害赔偿的考量因素，这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民法通则》第131条“过失相抵条款”与第132条“公平责任条款”的相邻现象。

第二份材料是一篇介绍南斯拉夫新债法改革的文章——《南斯拉夫新债法的概念及其基本制度》 [20]，于1980年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法学译丛》1980年第2期。该文后被法律出版社198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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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法学教材编辑部《民法原理》资料组选编的《外国民法资料选编》作为唯一的债法文章选入转载。该书首次印数即达到了2万余册，可以想象在资料匮乏的当时，该书的影响力之大，且该书的编写者实际上就是《民法通则》的起草者。该书提到“现代技术文明社会中的生活条件，已经并且仍然要求不以过错作为责任的根据，而要求责任的成立不联系过错来考虑，责任的产生是由于发生了损害(客观责任)，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造成损害者不得以证明对于发生损害并无过错为理由而免除责任。„„以及在其它生活的需要和社会主义的公平而要求对受害人予以更大的保护的特殊情况，采取客观责任的观念。”“关于债法的概念及其知道思想，有必要着重指出‘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作为对其他法规在实施中引起不公平的结果时的一种矫正。”“社会注意的公平及团结的观念，在有正当的社会理由时，有时要求不适用只能对应负责任者判决赔偿的规定。”该书特别举例：“例如法律规定当损害是由一个不能对之负责的人所造成(例如该人没有推理能力)、而又不能从其监护人那里得到赔偿时，法院可以‘根据公平的要求，特别是考虑造成损害者及受害人双方的财产状况，判决造成损害者赔偿全部或部分损失’(第169条)。”该示例和引用的条文，与《民法通则》第132条、第133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内容上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两个条文的相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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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笔者无法、也不可能证明，《民法通则》的起草者就是看到了这两份材料而起草的第131-133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份材料能够对于这样的条文设计起到理论上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反之，如果当时的《民法通则》起草者对这两份材料视而不见，那么则需要对此作出较为详细的说明。而根据笔者的考察，我国民法学界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无任何关于所谓“公平责任”的探讨，而该法颁布之后，学界才迅速对此展开了争议 [21]。因此，正面的推断，在当时参考资料较为稀缺的情况下，这两份材料对于上述三个条文的起草起到了较大的影响，应该更为合理。

(二)公平责任条文内容的确定——民法典起草过程中监护人责任条文变化的佐证

从上文对体例的考察可以得知，“公平责任条款”在《民法通则》起草时是和“监护责任条款”一并考虑的。1922年《苏俄民法典》第405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对于其所致损害之损害不负责任。负有监督义务之人应代为负责。未成年人于本法第9条所规定之情形所致之损害，其父母或监护人亦应与未成年人共同负责。(1935年11月25日《法令汇编1936年第一号法令第一号》)”而第9条规定：“未成年人之满十四岁者，得经法定代理人(父母、养父母、监护人、保佐人)之同意，为法律行为。有权独立支配其所得之工资，并对于因其行为所致他人之损害负赔偿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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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50年代四次债编通则(损害赔偿)草案的监护人责任，均提到了“在不能或者赔偿不足的时候，由法定代理人负赔偿责任”的内容，而80年代四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均无相关内容。可见《民法通则》第132条和第133条对公平责任和监护人责任的规定，是受到了1922年《苏俄民法典》第405条和第406条的适用关系影响。这样就更让我们理解为什么《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会规定“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也更加容易理解“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的立法原意是单位不承担赔偿责任 [22]，即苏联民法上列举的都是作为自然人的法定代理人。

1922年《苏俄民法典》第405条和第406条的相邻关系，以及《南斯拉夫新债法的概念及其基本制度》的举例，与《民法通则》第132条、第133条的内容和体例高度吻合，因此可以认为《民法通则》的“监护责任条款”就是最典型的“公平责任条款”的适用情形。因此才更容易理解，《民法通则》为何抛弃了四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确立的“监护责任条款”的特殊侵权行为地位，而置于“公平责任条款”之后。结合《民通意见》第157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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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和《民通意见》第157、158-161条的内容，可以认为第157条是对《民法通则》第132条的直接解释，第158-161条是对《民法通则》第133条的直接解释，更进一步确定了《民法通则》第132条与第133条之间的责任基础与适用范围的关系。因此，在内容上，《民法通则》第132条实际上是源于1922年《苏联民法典》第406条的规定。

六、对公平责任考察的结论与简单展望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32条，是80年代中期我国民事立法由起草“民法典”向起草《民法通则》转轨的特殊时期，在较短的时间内，总结50年代和80年代两次民法典起草经验，引进南斯拉夫债法修订所贯彻的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内容和体例上综合借鉴1922年和1964年《苏俄民法典》的产物。由于未经过较长的理论酝酿和讨论，又没有立法理由书，无怪乎有学者感叹，由于《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加上概念规范与思维逻辑不严格，故使得“公平责任”原则之说在民法学界至今甚为流行 [23]。

从上述考察还可以看出，《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应该结合第133条理解，其适用范围，较之1922年《苏联民法典》更小，应仅适用于《民法通则》第133条，具体适用上结合《民通意见》第158-161条的规定。因此，《民法通则》第132条的适用，不能够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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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第133条的限定，该条文不但不是归责原则，而且也不能单独作为责任基础适用。这样的适用范围，与世界主流立法模式应该说是一致的，即由于年幼或智力不全而缺乏判断力的人所负公平责任的情况。[24]但在立法技术上，由于《民法通则》第133条的独立规定，且没有立法理由书进行说明，导致了适用上范围的扩大化。

未来《侵权责任法》在立法技术上，应该注意限定公平责任的适用范围，局限于监护人及其类似情形中，避免造成进一步的理论混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新的监护人责任类型，如夫妻离婚后的监护责任、精神病院、敬老院等其他机构的监护责任，这些好的司法经验都应该在未来《侵权责任法》中予以明确。另外，单位监护人不承担补充性的监护责任，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且不利于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因此应该适用与自然人监护人同样的规则。考虑到上述几种不同的监护人责任，应该适用共同的侵权责任形态规则，笔者建议未来《侵权责任法》规定一条仅包含原“公平责任”中责任分担内容，而不单独作为责任基础的责任形态的条款。拟称为“分担责任条款”以示同“公平责任”的区别，即依据公平原则，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所谓“实际情况”，包括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受损害程度等情形。需要强调的是，“分担责任条款”自身不单独构成责任基础，而在具体侵权行为类型条文中明确规定其适用，这样便避免了公平责任条款单独规定是否能够单独适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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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并达到了限制公平责任适用范围的目的，同时为更多的适用“分担责任”形态的立法保持了开放的空间。[25]

注释:

[1] 参见“李萍、龚念诉五月花公司人身伤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2期。“李彬诉陆仙芹、陆选凤、朱海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4期。前案适用了公平责任，而后案却没有。对比同年公布的这两个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情，并无实质差异影响公平责任的适用。

[2] 参见严治译：《损害赔偿的减轻和公平责任》，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编《外国民法论文选》(校内用书)，1984年5月版，第328页。原文载《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侵权行为·责任的后果(补偿)》，1972年版。

[3] 吴兆祥、石佳友、孙淑妍译《瑞士债务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 参见[日]小口彦太：《不法行为二题》，丁相顺译，载张新宝主编：《侵权法评论》2004年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

[5] 参见严治译：《损害赔偿的减轻和公平责任》，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编《外国民法论文选》(校内用书)，1984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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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版，第328页。原文载《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侵权行为·责任的后果(补偿)》，1972年版。

[6]参见[苏]坚金·布拉图斯主编：《苏维埃民法》(第三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译，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372-373页。

[7] 参见王卫国：《过错侵权责任：第三次勃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295页。

[8] 1926年《前苏俄最高法院民事上诉庭的工作报告》，转引自[苏]坚金·布拉图斯主编：《苏维埃民法》(第三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译，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372页。

[9] 参见[苏]坚金·布拉图斯主编：《苏维埃民法》(第三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译，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372-373页。

[10] [日]小口彦太：《日本、中国、香港侵权行为法比较》，《法学家》1997年第5期。

[11] 参见严治译：《损害赔偿的减轻和公平责任》，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编《外国民法论文选》(校内用书)，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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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版，第329页。原文载《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侵权行为·责任的后果(补偿)》，1972年版。

[12] 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291页。

[13] 参见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三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126页。

[14] 参见梁慧星：《制定民法典的设想》，《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

[15] 本小节的立法资料参见何勤华、李秀清、陈颐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上)，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6] 本小节的立法资料参见何勤华、李秀清、陈颐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下)，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7] 参见梁慧星：《制定民法典的设想》，《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

[18] 孔祥俊：《论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中国法学》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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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马骧聪、吴云琪译，王家福、程远行校：《苏俄民法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20] [南]佛·克鲁尔杰：《南斯拉夫新债法的概念及其基本制度》，王名扬译，盛愉校，《法学译丛》1980年第2期。原载《南斯拉夫法律》(法文版)1978年第2期。

[21] 较早的重要文献包括蓝承烈：《论公平责任原则》，《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3期。石柱华：《试论公平责任原则》，《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房绍坤、武利中：《公平责任原则质疑》，《法律科学》1988年第1期。刘士国：《论侵权损害的公平责任原则》，《法律科学》1989年第2期。蒋颂平：《“公平责任”原则应是独立的归责原则》，《人民司法》1989年第7期等。

[2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单位担任监护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电话答复》(1989年8月30日[89]法民字第23号)。

[23] 米健：《关于“公平”归责原则的思考》，《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

[24] 参见严治译：《损害赔偿的减轻和公平责任》，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编《外国民法论文选》(校内用书)，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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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版，第329页。原文载《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侵权行为·责任的后果(补偿)》，1972年版。

[25] 关于分担责任的思路，限于本文的主旨和篇幅而无法展开，笔者将另行撰文说明。基本思路可参见笔者撰写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第21条[分担责任]的说明(杨立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出处:《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第二篇：侵权责任法讲稿

侵权责任法讲稿

各位领导、同志们根据会议的安排，今天由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讲的不好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2009年12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21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无救济则无权利”，侵权责任法获得通过，填补了中国人的很多“权利空白”。法律不仅涉及产品缺陷、交通事故、医疗损害、环境污染、网络侵权、动物致人损害等内容，还明确了产品召回制度、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并强化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纵观侵权责任法，这部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将怎样改变人们的生活？这部法律有什么样的新规定，有何亮点？以帮助更多的人理解运用这部新法。

侵权责任法共12章92条，法律对产品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环境污染责任、高度危险责任、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物件损害责任做了规定。首次明确精神损害赔偿。侵权责任法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一、立法首次明确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没有明确规定，正在审议中的国家赔偿法修订草案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仅限于行政法领域，司法实践中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来规范，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已经有了不少案例。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侵权责任法》的一个亮点，表明我国在现行法律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

这个规定，一是把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制在侵害人身权益上，侵害人身权益就包括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但不包含财产权。二是什么情况下构成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用了“严重精神损害”这个词。侵权责任法第20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此外，侵权责任法还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二、劳务雇工致人损害，雇主承担责任

为保护被侵权人的利益，因为通常情况雇工的赔偿能力是不够的《侵权责任法》在第三十五条规定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该条规定家庭雇用保姆、家庭装修等劳务形式的雇工，在劳务行为过程中致人损害的，由雇主承担侵权责任。但是，是否意味着雇工是故意或重大过失侵权都不承担任何责任呢？该法未对此作出规定。本人认为，不加区分地规定一律由接受雇主一方承担责任，在实践中可能会引起很多矛盾，也不利于提高提供劳务一方的责任心和职业道德。

三、网络侵权，网站担责有前提

在侵权责任法之前，对于网络侵权案件，我国只有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该解释对网络服务提供商应承担的责任作了规定。但是对于社会中出现越来越多的网络侵犯他人名誉权、以及“人肉搜索”等大爆他人隐私的行为，却没有相应的规定来明确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

侵权责任法填补了这一空白，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网络服务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有前提条件，即：第一，即由受害人向网站提出；第二，即使受害人没有提出，网站明知有侵权行为发生，也应采取措施，否则应承担连带责任。

四、校园伤害，事故责任好区分

校园伤害时有发生，孩子在学校、幼儿园出了事故，究竟如何区分责任，一直是学校家长关注的话题。《侵权责任法》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民事行为能力及幼儿园、学校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等不同情况，明确责任划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应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除外。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来自幼儿园、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的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五、缺陷产品，建立召回和惩罚制度

石家庄“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思考：产品出了问题后，企业应该怎么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责任后，对有效地防止欺诈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缺陷产品的存在严重地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了有效地遏制缺陷产品流入市场，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可以加重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使他们不敢提而走险。《侵权责任法》充分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建立了召回制度和惩罚性赔偿制度，明确规定，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生命、健康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依法请求惩罚性赔偿。但是什么叫“惩罚性赔偿”，该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六、明确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一致时发生的交通事故责任处理

侵权责任法就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一致时发生的交通事故责任处理作出明确规定。

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此外，侵权责任法还规定，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

七、医疗手术，情况紧急可不经家属签字同意 2007年11月轰动全国的 “拒签事件”，由于患者家属多次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最终孕妇及胎儿双亡。事后患者家属坚持认为责任在院方，而卫生部门表示医院已经尽责。至今，这起事件双方当事人仍然各执一词。

新出台的《侵权责任法》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这一规定，解决了目前医疗纠纷的一个困局,保护了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八、医院不得乱检查

“看病贵”是当前老百姓面临的难题。有些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为了创收，迫使老百姓进行一些不必要的检查，这样的行为严重地侵害了患者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为了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侵权责任法》第63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法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但如何认定违法了诊疗规范还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司法解释。

九、建筑物倒塌致他人损害，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法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因其他责任人的原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其他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法律明确，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臵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十、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污染者应担责

侵权责任法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法律明确，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

十一、动物造成他人损害，饲养人或管理人应担责 侵权责任法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法律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法律明确，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三篇：侵权责任法全文解读

侵权责任法全文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

立法目的，我国学者关于侵权责任法功能定位之见解,有单一功能说(补偿功能)、双重功能说(补偿功能与预防功能)和多重功能说三种主张。我国多数侵权责任法学者采多重功能说,即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功能应当定位在补偿(填补损害)、预防侵权行为、惩罚加害人等多个方面。从该条规定可见，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的确是采多重功能说，但以补偿和预防为主。

第二条 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规范对象，侵害民事权益的行为。“权益”即为权利+利益，分为人身、财产两种，并将生命权、健康权放在首位，对最高的法益进行保护。罗列各项权利之后用了“等”，在立法技术上采取的是具体列举+兜底性条款相结合。

第三条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规定权利和责任主体，侵权责任由侵权人向被侵权人主张，体现私法性质。

第四条 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不同责任同时存在时的解决，体现私权优先。

第五条 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规定的事项在侵权法中未有规定的，则为“另有”规定，如果侵权法中有规定的，依本法。明确了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理原则。第二章 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

第六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以过错责任为一般原则，法律特殊规定下的过错推定责任。

第七条 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法律特殊规定下的无过错责任。本条不用上面的“侵害”而用“损害”，强调不论行为人主观是否有无过错。第八条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典型的共同侵权的界定，是民法传统理论中的“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即各行为人彼此间有明示或默示的合意共同实施同某行为或系列行为造成同一损害。具备“意思的共同体”和“行为的共同体”。

第九条 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教唆、帮助型共同侵权。教唆他人侵权所构在的共同侵权和典型的共同侵权相比，教唆型的共同侵权具备“意思的共同体”，但不具备“行为共同体”，帮助型的共同侵权也具备“意思的共同体”，但不具备完整的“行为共同体”。

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与刑法上“间接正犯”相似，由教唆、帮助人承担责任，但增加了监护人未尽监护责任时的责任。

第十条 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共同危险行为，特征是各行为人均分别实施可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各行为人的行为间是相互独立的，但却均有危险的共性。对共同危险行为的责任承担问题，首先考虑“责任自负”的原则，仅在不能明确具体侵权人的情况下，从保护受害人权益出发，要求各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相当于将各危险行为人视为共同侵权人。

第十一条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侵害结果混同的共同侵权行为，即“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无意思联络情况下是不应该构成共同侵权的，但出于对受害人的保护，法律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的责任自负原则。本条规定以“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作为划清无意思联络共同侵权的标准，此标准不违反责任自负的原则，同时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

第十二条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该条规定解决的是不满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条件、不按共同侵权处理的侵害结果混同行为的责任承担问题。对该情形立法首先考虑责任自负原则，在能够确定各自责任大小的情况下，各担其责，在不能明确各自责任大小的情况下，要求各行为人平均承担责任，即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又兼顾了公平的理念。

第十三条 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连带责任时，被侵权人的请求权范围及于全部连带责任人。

第十四条 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连带责任人内部的责任划分，以责任大小确定赔偿数额是原则，只在难以确定时采用平均手段。规定了连带责任人内部的追偿权。

第十五条 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承担责任的方式，融合了人身权、财产权中的各种责任方式，综合性的列举。

第十六条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为列举外的其他费用的赔偿留下了空间。第十七条 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所谓的“同命同价”条款。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规定，造成了在同一或同类案件中不同户籍身份的受害人所获得的死亡赔偿金相比悬殊，从而引发了“同命不同价”的广泛争议。实际上，该规定主要考虑到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实际状况，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多人死亡案件中适用该司法解释，会造成农村的与城镇的赔偿金相差甚远，显得非常不公平，产生社会矛盾。侵权责任法的这条规定为法院判决以相同标准赔偿同一事件中死亡的多人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利于解决矛盾。但应注意，该条中采用了“可以”而非“应当”，表明该条并不当然被适用，可由法官自由裁量，可见，该条规定实际上还是为调节重大事件引起的社会舆论而进行的妥协。

第十八条 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被侵权人（包括单位）“死亡”的情况下，侵权责任请求权的承继问题，表明侵权责任请求权的可承继性并规定承继人。第十九条 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

财产损失计算标准，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但也没有绝对化，留下了“其他方式计算的余地”。

第二十条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

侵犯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计算标准，按照损失、利益、协商、法院确定的顺序进行，在前一标准无法确定时用后一标准确定，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作为最后的确定方式。

第二十一条 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这个规定是个新规定，明确了当侵权行为将要发生或刚刚发生时，被侵权人可以起诉要求制止侵权行为。该规定类似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先予执行制度。梁慧星介绍，这意味着被侵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请禁止令了。我国《民法通则》一般对侵权案件都是事后追责，如果按照以往做法进入诉讼，一套程序走完后，侵害行为也完成了，造成的损害会很大。此条规定，可以向法院请求先禁止侵害行为，以免造成更大伤害。

第二十二条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这是我国法律中第一次明确精神损害赔偿。这个规定，一是把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制在侵害人身权益上，侵害人身权益就包括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但不包含财产权。二是什么情况下构成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用了“严重精神损害”这个词。三是该条规定排除适用了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被侵权人依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得到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不得再另行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因为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已属于精神损害赔偿范畴。

第二十三条 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对“见义勇为”行为者的救济，首先应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但现实中大量出现找不到侵权人或其无力承担责任的情况，所谓“英雄流血又流泪”，侵权责任法规定“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为见义勇为者的权益进行了进一步保护。

第二十四条 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规定公平归责原则。

第二十五条 损害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协商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协商不一致的，赔偿费用应当一次性支付；一次性支付确有困难的，可以分期支付，但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

赔偿费用支付方式，规定可以分期支付，但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第三章 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

第二十六条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后面一跳，这里的“过错”应指过失。

第二十七条 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规定受害人故意是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

第二十八条 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规定第三人的侵权责任，在本法中有具体规定，如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第六十八条，第十章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第八十三条，第十一章物件损害责任第八十六条。

第二十九条 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但有例外。

第三十条 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

正当防卫免责，但超过必要限度要“承担适当的责任”

第三十一条 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或者给予适当补偿。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

紧急避险的责任有引起险情的人承担，没有责任人时紧急避险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避险不当或过当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

第四章 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

第三十二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造成他人损害时原则上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且先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财产支付，但特别规定了“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第三十三条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没有过错的，根据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对受害人适当补偿。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醉酒、滥用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无意识行为的侵权责任采过错责任，没有过错的“根据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对受害人适当补偿”，这一规定从公平的角度出发，照顾双方的利益。

第二款的规定在于，醉酒、滥用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本来就是行为人自己的行为，是法律和道德都不鼓励的行为，本身就带有过错，因此规定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单位承担责任。劳务派遣期间由接受派遣的单位承担责任。用人单位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派遣单位只在有过错时“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第三十五条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该条规定家庭雇用保姆、家庭装修等劳务形式的雇工，在劳务行为过程中致人损害的，由雇主承担侵权责任。这是为保护被侵权人的利益，因为通常情况雇工的赔偿能力是不够的，但是，是否意味着雇工是故意或重大过失侵权都不承担任何责任呢？该法未对此作出规定，如不加区分地规定一律由接受雇主一方承担责任，在实践中可能会引起很多矛盾，也不利于提高提供劳务一方的责任心和职业道德。

第三十六条 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填补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这一空白。网络服务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有前提条件，即：第一，即由受害人向网站提出；第二，即使受害人没有提出，网站明知有侵权行为发生，也应采取措施，否则应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十七条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只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承担侵权责任。

第三十八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校园伤害，学校方在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情况下，不承担责任。可见该举证责任在校方，由校方证明其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第三十九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校园伤害，需要受害人方举证证明校方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校方才承担责任。

第四十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校园内其他人员造成的人身损害，侵权人承担责任，证明校方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校方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第五章 产品责任

第四十一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产品缺陷时生产者承担责任。

第四十二条 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销售者承担责任的情况有两种：

1、销售者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

2、销售者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

第四十三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

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为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规定被侵权人既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进行了赔偿的一方无责任的可以向有责任的一方追偿。

第四十四条 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对第三人的追偿权。

第四十五条 因产品缺陷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具体化。

第四十六条 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建立了召回制度。

第四十七条 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制度，对被侵权人的保护更加完善，也有利于对产品责任人的监督和威慑。但“明知”需要证明。第六章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第四十八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般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由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范。

第四十九条 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因正当理由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交强险先陪，不足部分由使用人承担，车主有过错才承担责任。比如，明知道朋友喝酒了，还将车借出去。

第五十条 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

与以往处理不同，老车主不再承担责任。

第五十一条 以买卖等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转让拼装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买卖双方都存在过错，由双方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二条 盗窃、抢劫或者抢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盗窃人、抢劫人或者抢夺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机动车被盗窃、抢劫或者抢夺后发生交通事故，车主没有责任，由盗窃人、抢劫人或者抢夺人承担赔偿责任，考虑到对受害人的救济，必要时保险公司应垫付抢救费用，但保险公司垫付费用的享有追偿权。

第五十三条 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目前我国交通事故中，有一半的肇事者无力承担赔偿金，受害者得不到赔偿。该条款要求各地成立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基金来源可以是政府补贴等多种形式。

第七章 医疗损害责任

第五十四条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医疗机构责任为过错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了医疗侵权中举证责任的倒置，即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侵权责任法规定为过错责任，舆论和理论界尚存争议。本人认为，该规定可避免院方为日后举证而过度检查等行为，配合本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也有效的保护了患者，较好的平衡了医患双方。

第五十五条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医务人员的说明义务及其范围，进行特殊活动时医务人员尽说明义务后还需要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的书面同意。

第五十六条 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2007年的“丈夫拒签致孕妇死亡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质疑医院的手术签字制度，讨论该案背后的法律困境。该条规定医院在没有患者或其近亲属签字同意时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条件有三：

1、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

2、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

3、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

第五十七条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当时的医疗水平”在界定上存在一定困难，有学者建议具体为“当时、当地、同级医院的医疗水平”。第五十八条 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情形。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医疗损害的过错责任原则，但现实中相关资料掌握在医院手中，要患者举证证明院方过错非常困难。该条规定将院方违法违规及不提供资料等行为推定为医疗机构有过错，解决了这一问题。

第五十九条 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

该规定明确了医疗周边产品的责任问题，为患者维权提供了明确途径。第六十条 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

（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

（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合理诊疗义务”“ 当时的医疗水平”仍然难以界定。

第六十一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

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款规定的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医院方妥善保管病历资料的范围及义务，将资料提供给患者的义务。

第六十二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医院方保护患者隐私的义务。现如今，个人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话题，该条规定顺应了保护个人信息的大潮。第六十三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看病贵”是当前老百姓面临的难题。有些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迫使老百姓进行一些不必要的检查，这样的行为严重地侵害了患者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该条规定即是催此种行为的禁止。

第六十四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如今医患关系紧张，“医闹”频出，该条规定旨在保护医方的合法权益。第八章 环境污染责任

第六十五条 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环境污染采无过错责任原则。

第六十六条 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明确了举证责任的分配。

第六十七条 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明确了两个以上污染者的责任分配要素。本法第十二条的具体化。

第六十八条 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污染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规定第三人的侵权责任，被侵权人的求偿对象，污染者的追偿权。第九章 高度危险责任

第六十九条 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高度危险致人损害采无过错责任。

第七十条 民用核设施发生核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核设施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战争等情形或者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责任。

民用核设施经营者的免责事由包括战争情形和受害人故意。

第七十一条 民用航空器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航空器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责任。

民用航空器的经营者的免责事由只有一个，即受害人故意。

第七十二条 占有或者使用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占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占有人或者使用人的责任。

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的占有人或使用人的免责事由包括受害人故意和不可抗力。被侵权人的重大过失是可以减轻责任的事由。

第七十三条 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

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高速轨道运输工具的经营者的免责事由包括受害人故意和不可抗力。被侵权人对损害发生有过失是可以减轻责任的事由。（注意：是“过失”，不同于前一条的“重大过失”）

第七十四条 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所有人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将高度危险物交由他人管理的，由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有过错的，与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

规定了所有人与高度危险物分离时的责任承担。

第七十五条 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非法占有人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明对防止他人非法占有尽到高度注意义务的，与非法占有人承担连带责任。

非法占有的情况下，所有人、管理人负有证明自己对防止他人非法占有尽到高度注意义务的责任，否则要与非法占有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七十六条 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

需要管理人证明其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才“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第七十七条 承担高度危险责任，法律规定赔偿限额的，依照其规定。赔偿限额，特别法由于普通法。第十章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第七十八条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采无过错责任，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第七十九条 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违反管理规定时，没有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的事由。

第八十条 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致人损害时，没有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的事由。

第八十一条 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动物园动物致人损害的责任由动物园承担，免责事由是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责，这一举证责任在动物园方。第八十二条 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原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明确了遗弃、逃逸动物致人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要求动物饲养人、管理人看管好动物。

第八十三条 因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明确第三人过错致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方法，相比与民法通则第127条“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的该条规定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更好的保护了受害人的权益。

第八十四条 饲养动物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妨害他人生活。这是类似道德性规范，但妨害了他人生活的，也可寻求司法救济。第十一章 物件损害责任

第八十五条 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建筑物及其搁置物等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归责采过错推定原则，相比民法通则第126条，承担责任的主体增加了“使用人”。第八十六条 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因其他责任人的原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其他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

建筑物倒塌伤人，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该条针对如今频出的“楼倒倒”“楼脆脆”等事故，明确了该类事故的责任问题，明确了开发商的责任。

第八十七条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该规定被很多人解读为“连坐”条款，事实上，它解决了楼房和高层住宅越来越多，出现的越来越多高空抛物，致人损害责任人不明时对受害人的保护问题。条文中用的是“补偿”而非“赔偿”，证明该条规定旨在保护受害人，追求相对公平，而非责任的承担。

第八十八条 堆放物倒塌造成他人损害，堆放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的，采过错推定原则。

第八十九条 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无过错责任，或者理解为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本身就带有过错的性质。

第九十条 因林木折断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林木折断致人损害，对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采过错推定。

第九十一条 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施工人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义务，管理人的管理义务，在其不能举证证明时要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二章 附则

第九十二条 本法自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第四篇：解读《侵权责任法》

解读《侵权责任法》之医疗损害责任

医生戴钢盔上班、患者带着录像机看病……近年来，原本在同一战壕与疾病斗争的医患双方越来越走向对立，医疗纠纷不断。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目前全国法院一年审理的医疗事故案件1万余件，医疗损害赔偿案件4万余件；北京市的某个区级法院1999年只处理了9起医疗纠纷案件，2008年已经上升到200件。医疗纠纷数量逐年上升，迫切需要从法律上合理界定医疗损害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七章用11个条文，专门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把医患之间难解的复杂关系，置于法律条文的框架下，试图重建医患关系。

只要有过错医疗机构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按照原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医疗争议案件须经医疗鉴定委员会鉴定，构成医疗事故才赔偿。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新的规定，使我国民事赔偿责任原则重新得到了统一，“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再成为医疗诉讼中法律考量的核心和重点。“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再是医方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由于医疗鉴定委员会与医疗机构、医生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医疗事故鉴定常沦为“爷爷给孙子做鉴定”，患者很难相信其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可是，为了打官司，医疗事故鉴定是患者绕不过去的坎。新法使医疗事故鉴定不再成为医疗诉讼的要件。患者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只要有过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对于处于相对弱势的患者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

但专家表示,这并不表示“医疗事故鉴定将成为历史”。专家指出《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患方告医方，患方作为原告需要首先举证，大部分患方会采取司法鉴定的方式举证，要求医方配合鉴定;如果医方对鉴定结论不满意，也可以同时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两条腿走路。如果两份证据相同的话，没有异议，法院可以根据证据直接判案;如果两份证据不同的话，法院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要求，要求两份证据的提供者出庭质证，最终做出裁定。未来，医疗事故鉴定并不会被“封杀”，只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程序、弥补漏洞。

未尽告知义务医方承担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在以往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中，医方几乎毫无例外的要申请由医学同行组成的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事实也证明，医疗事故鉴定是医疗机构最有利的挡箭牌。而经过医疗事故鉴定之后，法院往往就只认鉴定结论，判决结果也只以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依据，医疗病历不再具有证据价值。这实际上是把医疗损害赔偿案的审判权拱手让给了医学会。《侵权责任法》关于手术治疗、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风险说明、替代方案说明义务的规定，把证明这些义务的书面证据，包括知情同意书、告知书、其他经患方签字认可的病历记载等，作为了证明医务人员是否尽到“前款义务”的必要证据，故不再需要通过鉴定来认定。只要医疗机构拿不出经过患方签字的上述书面证据，就足以

认定医疗机构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专家解读：目前临床上要求医生只需要告知有医疗风险，要求不严;现在增加了内容，医生还必须告知医疗替代方案，比如，患者家属不同意剖宫产，并写明“责任自负”，但医生还要说明“不剖的风险、不剖的替代方案等”，同时告知多个替代方案及其风险，并取得患方签字，这实行起来有很大的难度，还有待相关法律、诊疗规程进一步完善。

“谁主张谁举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由医疗行为引起的医疗侵权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由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医疗机构只有证明医疗行为没有过错，医疗行为与对患者的伤害没有因果关系才能免责。

《侵权责任法》规定，由患者就医疗机构的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如患者不能证明医疗机构有过错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专家解读：举证责任倒置的确有助于保护患方，患方不具备医疗专业知识，在医生面前对医疗争议处于被动地位，如果由患方举证证明医方过错，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举证责任倒置逼着医生在医疗行为中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在医患纠纷中输官司，开大量检查，为不输掉官司而悉心保留好各种证据，为提高安全系数而不积极施治,把风险留给病人，带来了诸多问题，最明显的就是过度检查。

医院必须尽到相应的诊疗义务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专家解读：“当时的医疗水平”并不仅仅指某个医生个人的医疗水平或本院的医疗水平。如果某个医生不能决断就应及时请求会诊；如果本院不能解决就应在对患者负责的前提下，积极的联系其他力量或转院治疗。是否在诊疗活动中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治疗义务，将是法院在案件审理中进行考量的重要内容。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拒绝提供、隐匿、伪造、篡改、销毁病历，推定院方过错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一些种类的客观病历资料有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的义务；医疗机构有根据患者要求提供查阅、复制的义务。对于这些病历资料，首先，医疗机构必须要有，不能隐匿；其次，医疗机构必须要按照规定填写；再次，医疗机构必须妥善保管；最后，在患者提出要求的时候，医疗机构必须向患者提供查阅、复制。医疗机构不履行这些义务，就是过错。有过错、有损害，就应承担赔偿责任。这些客观病历包括：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医疗机构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以及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患者因此受到损害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专家解读：过去，一些医疗机构借自身掌控病历资料的优势地位，往往采取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以及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的方式来影响法院的判决。这种做法不仅加剧了医患对立，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今后，凡医疗机构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以及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患者因此受到损害的，人民法院就可以此来直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并判

决医疗机构承担责任。

医用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院方赔偿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

专家解读：患者在医院输血感染疾病;患者骨折后被植入钢板，钢板却意外地断折了……由于没有相关规定，患者与医院交涉，医院常理直气壮地说：医院没责任，你自己去找厂家。《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意味着医院不能再以此理由搪塞，患者可以直接告医院，也可以告厂家。《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使医用产品质量损害赔偿与《合同法》及《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相统一，扩大了患者追偿的责任对象，规定了医疗机构对其向患者提供的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及输入患者体内血液的合格性负有先行赔偿的担保义务，对患者行使权利提供了便利。

紧急情况下医方有单方行医权

2007年，北京一家医院曾发生因患者家属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而导致孕妇死亡的事件，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在患者生命垂危的紧急情况下，是否必须经过其亲属的签字同意，医院才能实施抢救？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这条规定赋予了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的特殊行医权，排除了医疗机构拒绝抢救的借口。同时，在紧急情况下及时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也成了医疗机构不可推辞的法定义务。

专家解读：医方被赋予“紧急救治权”，也成了医生将面对的又一棘手问题。如果在剖宫产的案例中，患者不同意剖宫产，医生判断病人已属“生命垂危”，实施了紧急救治，结果经过剖宫产手术后，产妇和孩子还是死亡了，该如何判定?因此，紧急救治权实践起来还有待相关规定进一步健全。

拒绝小病大治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专家解读：近年来，看病贵已成群众意见普遍较大的问题，一些医疗机构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往往视患者为羔羊，对就诊病人实施不必要的检查，小病大治，开具大处方，形成天价医疗费用，看个感冒要几千元，受点小伤就几乎要做“全身检查”，这样的事情早已不是新闻,造成患者不必要的损害和损失。而医院在赔偿、手术等方面做出如上人性化规定也是有利于改善医患关系的。《侵权责任法》的这项规定，扩大了对就诊患者的保护力度和范围，加强了对医疗机构的规范和约束，对于控制和降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医疗费用过高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医方有保护患者隐私权的义务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专家解读：疾病属于个人隐私。患者的病情及健康资料，属于个人隐私。患者到医院看病，往往还可能要将除疾病以外的其他隐私暴露给医生。原来在民法通则上有名誉权的说法，没有隐私权的说法，但在司法实践中对隐私权是确认的。患者医疗病志上记录了患者的家庭住址、身份证号、配偶、疾病状况等等，都是患者的私密信息，例如性病、非婚生子、肝病等隐私，都是不想被他人知道的，对于这一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都对患者负有保密义务。如果医生泄露信息造成患者损害，就要承担责任。而在患者住院时可能遇到的医疗检查被实习生观摩等情况,也应首先征得病人同意。

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正式施行。该法共12章92条，对公民民事权益进行了全方面、多层次、立体化保护，涉及生命权、健康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的诸多方面，堪称保护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集大成者，法律施行后，人们有了一部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行动指南”。如何使用好这部保护权益的行动“宝典”？本报将从本期“医疗损害责任”篇开始，一一为您解读。

第五篇：侵权责任法 学习心得

《侵权责任法》学习心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简称《侵权责任法》）于2010年7月1日开始施行。通过医院举行的专人专门讲座以及网上在线学习，我对该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和看法。

《侵权责任法》与医务工作者密切相关的有两部分，即第五章《产品责任法》和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

在《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医疗纠纷的处理执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医疗机构如果不能举证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没有过错就得败诉，就得赔偿。为了避免风险，许多医生看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存证据，而不是病情需要，因此就出现了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及推诿重症患者的现象，造成了医疗环境的混乱和医患关系紧张，使医患矛盾日益激化。社会上甚至出现专门的医闹组织。《侵权责任法》则坚持的是过错原则，也就是在发生医疗纠纷时，患方必须提供医疗行为有过错才能获得赔偿，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医院的压力。这是对医疗机构有利的一面。

另一方面，《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对医务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医务工作者在日常的诊疗活动中，必须认真学习法律法规，牢固树立法治观念，依法执业，要有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平等意识，要树立人本观念、责任观念，认真履行诊疗义务。比如说，过去药品消费中的开大处方、开贵药、开好药、搭车开药、重复用药等不规范用药行为只是存在着道德风险，但是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这些都是侵权行为，一旦患者起诉，医生、护士和药剂人员都有连带责任。因此，这也就对药学人员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大家在日常调配处方时必须严格审方，坚持“四查十对”的操作规程，并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品和综合素质。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侵权责任法》有关医疗责任部分的相关内容，加强自律，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防止一不小心陷入侵权的纠纷中，同时也找到为自己维权的依据。（王世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