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王一鸣)[精选]

第一篇：十八大以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王一鸣)[精选]

十八大以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王一鸣

最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就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了专题的讲话。今天主要是围绕这个讲话的精神，谈一点自己的学习体会，就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说，从理论层面上看，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实践上呢？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比较早，但在实践过程当中，应该说进展也不是太顺利。正式的提出，是中央“九五”计划建议就提出了，当时就提出了转变增长方式。那么从转变的实施的进程来看，应该说不是太理想。现在又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了。我今天结合这个问题呢，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中央文件，党的文件，领导讲话，多次提到过。十七大报告说实现未来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去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领域一场变革，这个高度提得很高，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比如说这是最近的党的一些文件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关键性的提法。

那么为什么要重新提出这么一个话题？我们已经再早的话，最近我听吴金年老师讲，再早，就是80年代后期，实际上就是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追溯到更早一点，当然正式的文件是在“九五”计划建议里。那么现在为什么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实际上发展已经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口。我们在经历了30年的持续、较快增长以后，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总书记讲话说，呈现很多新阶段的新的特征。

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也加快了我们这种阶段性转变的进程，也预示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正在出现重要的转折。

为什么这么提？因为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而且过去30年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因素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所以，我们不转变，没有出路。我是这么开个头。我想就四个方面谈一下我的认识。

第一个，金融危机的冲击，本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这个也不是我说的话，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的话，我谈一下体会。

第二，转变发展方式，是应对国内外挑战的必然选择。第三，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特征和面临的矛盾。第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任务和路径选择。

我主要谈这四个方面的体会。因为时间很有限，我可能说的快一点。

一、金融危机的冲击的，从本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不妨做点延伸。

首先，我们看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个基本的轨迹。很简要的，因为我们要谈经济发展嘛，我们要了解一下一个基本的背景。

那么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增长期，年均的增长率是9.8%。在过去30年。这个明显的高于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过去30年全球经济增长大概在3%左右。

那么下面这个图就显示的我们增长率的曲线和全球经济增长曲线的一个比较，一个对比，那么可以看得出我们这个增速一直是在全球平均增速之上，中国也是世界上高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体之一。那么，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博士（Dr.Michael Spence），他曾经做过个研究。他把二战以后高增长的国家，做了一个归类。他的高增长的概念是什么呢？年均增长率7.5%以上，持续25年。全球一共有多少个经济体呢？有11个经济体。中国是这11个经济体当中唯一的一个大规模的经济体！那么这11个经济体里面的绝大部分都已经结束了这个高增长这么一种阶段，中国依然还在延续。所以他就对中国的这种经济的模式非常感兴趣，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

我是介绍一个背景。如果是要看本世纪以来，我们再把它拉近一点。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呢，应该是说经历了一个繁荣期。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繁荣期，为什么呢？因为2001年到2007年，这次金融危机是2008年第四季度冲击我们国家。2001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7年的上升过程，年均增长率逐年提升，从8.3%一直提升到13%，上升的这个持续时间之长、运行之平稳，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我们看这个曲线就可以看出，我们从2001年开始经济增长是一个缓慢的持续的上升过程，一直到2008年，从13%的增长率回落到9%，就不像以前这个波动这么大。最近的一次波动，就是1992年突然的大幅的上升，然后缓慢的回落。我们这一轮上升过程是一个缓慢的爬升过程，所以这个时期，应该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去30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快速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

当然，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它主要因素是什么？现在很多学者在讨论中国模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些因素是什么？各人角度不一样，有的从政治的层面，有的从经济的层面，有的从微观的层面，有的从宏观的层面。如果从哲学层面上去看，我们不去做实证分析，那么做一些归类，我觉得大概几个方面

因素是可以，可以去考虑的。

第一个，是中国的改革是特有的。中国的改革模式，是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我们通常就是，存量先不动它，去培育一块新的增量，用这一块新的增量，高效率的新的增量，来倒逼这个存量的改革。这种模式相对于东欧的休克疗法，是有它的中国特色的。

第二，我们又很容易忽略的，就是中国过去几年这个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是人力资本的这种外溢的效益，这个比较容易忽略。这个也是个重要的因素。

你要看一下，中国过去几年高等教育的这种增长规模，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我记得我们那一年考大学，才招收20多万。我们77年考大学。现在一年630万。630万是什么概念呢？你不好说，就是芬兰的人口，560万。我们一年毕业一个芬兰。挪威的人口，大概也就不到600万。我们一年毕业一个挪威，毕业一个芬兰，这个大学生的规模。这种人力资本的外溢效益，可能是我们以前不太注意，这个很大。

第三个，就是消费升级和消费革命。为什么叫消费革命？中国的这种大规模的人口，它的消费结构的任何变化，我觉得都有革命性意义。我们经历了几次消费的升级，而这种升级，对于我们经济的拉动作用实在是太大了。你比如像现在我们住、行的消费。中国汽车销售，去年是1360万辆，全球第一，这个对于中国制造业的这种拉动作用，可能是其他国家很难比拟的，这种消费的带动作用。

第四，就是中国特有的工业化模式，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国际资本嫁接和它特有的规模经济优势。由于中国的市场很大，任何一种生产商很难完全垄断这个市场，所以他就使得在这种内部的市场上有相当的竞争性。你很难

完全垄断。一个汽车公司很难完全垄断中国汽车市场。所以只要开放中国汽车市场，各种国外的汽车公司，他要在这个市场上去进行竞争，就会提升这个市场的效率。另外，我们由于这个市场很大，在企业的成长初期，它可以通过国内市场来逐步的成长，然后形成一定的规模以后，再去参加国际竞争。再因为，我们这个市场是渐进开放的，它可以在国内市场逐步的培育，做大以后，才逐步的进入国际市场，不会在幼年时期就夭折，过早的夭折。第三，它可以分摊成本。由于大规模的优势，规模经济的优势，他可以相对来说，去分摊研发成本和相关的公共性成本。

第五就是，中国这种城市化的模式和相应的这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这种城市化的规模，可以说世界经济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1.6亿的流动人口，如果再有流动农民，进城的务工的农民，再加上他的家属的话，那么这个规模就是实在是太大了，那比历史上所谓的圈地运动规模不知道要大多少。它带来的相应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是非常大。而由于中国这种进程远远没有完成，所以，在今后几十年，它也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城市化，今后几年依然是，我们这个进程远远没有完成。特别是农民工，还没有市民化，完全市民化，所以这个进程还会起作用。

再一个就是积极主动的参与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我们是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打开国门，我们是一种主动的参与，去分享全球化的红利。这个对中国的意义也是非常大。

最后一个就是政府的积极有效的参与。这个是最具中国特色。当然以前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很多的是一种比较负面的认识，认为政府干预市场，扭曲市场。这个问题存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地方政府间的这种相互间竞争机制，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动力。没有地方政府的这种比赛，相互间的这种比赛，可能中国经济这种高速发展也没有这么强大的动力。就是现在，你换一个视角去看，它里面可能也有积极的因素，参与程度非常高。你要到地方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地方这种发展经济的热情，实在是太大，这个“5+2”、“白加黑”，真像拼命一样的，就像比赛，谁都不愿落后。这个也是中国非常特有的一种东西，很有意思。

那么再说得近一点，就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是2008年第四季度以后对于中国经济形成巨大的影响。但是呢，我们说，它虽然是对我们发展速度的冲击，但是本质上可能更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事实上中国经济的这一类调整要早于金融危机的冲击。你如果要看季度增长率，2001年以来的季度增长率，我们2007年的第三季度，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就开始下降了，而且是逐季下降。我们这一轮经济，季度增长率最高点是在2007年的第二季度；2007年三季度，经济增长就逐季下降。那么到去年,2009年的一季度，降到最低点，6.2%的增长率。这个下降的过程持续了7个季度。那么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经济这一轮调整，早于金融危机。它表明中国经济的调整一定有它内生性的原因。金融危机，是一个外生性的因素。金融危机只是加快了中国经济的下滑的速度，加大了它下滑的幅度，但不完全是这一类调整的全部的因素。

现在一说，我们这一类经济调整，就是金融危机冲击。我们说有这种因素，但是更内生性的因素是我们经济自身内部的周期性的调整和结构性一些因素带来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说怎么去认识这个问题，这一类调整一定有它内生的因素。实际上国际金融危机前，我们就面临这个结构性的失衡。我们的经济发展，由于这种发展方式带来的这个结构性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的表现出来。

在危机前主要是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当时我们是这么来概括的。

投资增长过快，就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外贸顺差过大，就反映了这个外需和内需的失衡，这就是经济发展方式本身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实际在危机前就已经很充分的表现出来。我们这个调整为什么出现在金融危机之前？也是由于这些结构性因素带来的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股市。股市的调整，也是在2007年的第四季度。如果不是那轮的调整的话，一直累集到金融危机后再来调整的话，股市的这一类调整的幅度就会更大。所以我们说，这个都是在危机前都已经暴露出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转变发展方式是什么意义呢？ 我们说，它必然会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冲击如此之大，从表层上说，是由于外部需求的急剧收缩造成的出口大幅下降，然后再造成国内工业生产的快速回落和就业的下降，但深层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剧的结果。

从表现上说，最早沿海地区外需收缩了，然后，带来了工业生产的收缩，然后再带来就业的收缩，这个传递过程是这么样的，然后再影响到上游的能源、原材料部门。但是深层原因就是由于我们这种结构性矛盾，本质上也是既有的发展经济方式带来的这种矛盾和问题，在金融危机条件下更加充分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说，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

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我们看，它有两个基本性的约束条件。我们可以后面去总结它的这种特征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有两个基本性的约束条件，这个是可以进行总结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程度很大。如果我们看这一轮增长，就是2001年到2007年，我们从8.3%增长速度提升到13%，提升了多少个点呢？4.7个百分点。那么提升这4.7个百分点，它相当于需求的贡献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做了个计算，是根据我们投资所一个计算。顺差，就是进出口，它的贡献是多少呢？占了55.3%；资本形成的贡献是19.2%。这两项贡献加起来，就是70%多了。

那么这一轮加速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外部需求的拉动，就是我们从8.3%的速度提升到10%以上的速度主要的贡献是什么？这个是外部需求的贡献。

大家回顾一下，2003年我们的顺差是逐年扩大，好象是2005年是1000亿，2006年1775亿，2007年2622亿，2008年接近3000亿，2009年即去年也是接近2000亿，1900多亿，大概是这么个变化。我们这一轮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外需贡献是主要的因素，说明了什么？我们对出口的依赖程度相对来说是很高的。

第二个基本的特征，就是经济的增长对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这种过渡依赖。如果我们做个模型、做个计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的增长，就是2001年到2007年我们资本的贡献，是比90年代有所上升，是66%，而90年代是54.5%。但是资本的贡献，包括资源的投入、土地的投入，它都可以价值量化为资本的贡献，就是我可以把它价值量，价值化，然后作为资本的贡献。劳动投入相对比重是下降了，全要素的贡献率也是下降的。全要素的贡献率包括科技进步，包括体制创新。这个全要素贡献率也是下降的，从30.8%下降到23.5%，说明我们这一轮经济的变化，就是本世纪以来，这个经济的变化，外需的拉动，要素投入的拉动，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次金融危机使得我们这种传统发展方式这种

问题更加充分的表现出来，也使得中国经济在走向未来、在新的发展阶段要走什么样的路子这个问题也更加突出的凸显出来。

所以我们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性转换的一个关键时期，到了一个战略性转型的关键时期，就是我们必须去转换我们的发展方式，我们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新阶段，我们面临一些什么重大课题呢？我归纳了5个方面，不知道准不准确。

第一，在全球经济进入深入调整，外部需求扩展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扩大国内需求？

危机前我们外需扩展是很快的，年均增长率是4.6%。如何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改变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或者说较多依赖。

第二，在产能过剩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矛盾加剧的条件下，如何提升制造业的技术支持和人力资本含量，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工业规模扩张的过度依赖。

第三，在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等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生产要素成本趋于上升的条件下，如何加快培育以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改变经济增长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渡依赖。

第四，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这种要求日益迫切，经济发展对科技、教育要求越来越高的条件下，如何加快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增强科技、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改变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我们说第四个课题就是新的阶段我们必然要面临的。

第五，在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结构调整难度不断加大的条件下，如何突

破深层次的体制改变，对已经形成的经济关系和利益格局进行新的调整，加快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转型的体制环境。这个是我们面临的第五课题。

我做个简要的归纳，就是走向这个新的阶段，我们面临一系列新的重大的课题，必须去解决；不解决的话，我们进一步的这种持续稳定的发展，就会遇到新的障碍。

今后一个时期，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我们既要通过这种转变化解过去高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要为经济复苏后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实现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所以我们说，这次转变所要完成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巨。它不仅有结构调整的，也有体制变革的；不仅有经济领域，也有社会领域的。相对于以前来说，我们说，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加复杂了，更加艰巨了。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面临着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的重大选择，就是向处去，不进则退，不进则亡。所以我们必须变革我们的发展方式，为我们的现代化拓展新的空间。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着手从体制层面的一次战略性调整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话，今后30年可能是从发展模式层面上一次战略性调整，来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我们说，如果把改革开放30年作为中国的第一次转型的话，我们可以把今后迈向中等发达国家这个目标，视为第二次转型的变革。

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叫第二次转型。那么有的人把它叫为“三次”：就是建国以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次转型；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一次；现在我们走向新的发展方式，又是一次。我们说，可能要从这个层面上去认识这个问题。第一次转型就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和参与经济全

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财富积累，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的大国。我们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今年全球都这么认为我们可以成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大国，超过日本。所以我们成为从一个人口大国转向一个经济大国，这个目标，我们通过过去30年可以说基本实现。通过我们的体制转型和对外开放，我们的核心是改革开放。那么第二次转型呢？我们必须要通过新的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结构转型，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提高社会共享水平、共享发展成果的水平，来为中国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使中国成为经济强国。我们第二次转型的目标，是要使中国成为经济强国，全球的经济强国。所以，这个过程，可能比第一次转型更加艰巨，而且更加复杂。所以我们说，这就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的出发点。

二、转变发展方式，是应对国内外挑战的必然选择

首先，我们看国际挑战，看国际环境。以这次金融危机为标志性事件，世界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总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较快增长的态势，开始了全球范围的新一轮深度调整。

这种调整可能表现在诸多方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从几个主要方面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经济全球化。如果说金融危机前是一轮全球化的高潮的话，那么我们说，危机之后可能是一个相对低潮阶段。金融危机前，全球经济为什么会经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主要就是全球市场的整合，创造了巨大的全球化的红利。

这种整合，尤其表现为新兴市场的加入。你比如，中国低成本的制造业劳动力，印度低成本的服务业劳动力，俄罗斯低成本的油气资源，巴西低成本的农矿产品，它都整合到这个全球生产体系当中去，降低了全球的生产成本，提高了它的规模经济效益，所以我们说创造了巨大的全球化的红利。那么这次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多哈回合进程在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减小，金融全球化的这种发展步伐可能也会相应的放慢。

所以说，全球化是种趋势，他是不可阻挡，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但是我们说在未来一个时期，它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经过一个相对低潮的阶段。这是面临的外部环境。这就比原来要困难。我们说你进一步依靠外需去拉动，相对来说是困难的。

第二，新科技革命短期内能不能取得重大突破？我们说也比较难。上世纪的上半叶是一个科技革命的相对的高潮期。到了下半叶，主要是IT革命。IT革命在上世纪90年代，对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特别是美国经济这个高速增长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当时美国人把IT革命带来这种经济现象叫新经济。

当时很多学者去总结这种新经济的现象，里面有一条，叫“新经济的特征就是没有经济周期了”。这个话，话音未落，2001年美国这个网络股泡沫破灭，美国经济迅速下滑。网络股泡沫破灭就标志着，IT革命的技术创新阶段的高峰，它的技术创新的垄断利润，可能开始减弱，它的高峰可能开始过去。所以美国的很多创业投资就从IT领域撤出来，转向了房地产投资领域，所以造成了美国房地产这一轮就是说繁荣，然后就引发了后来的以房地产为背景的这种次贷危机。这个可能有一定的关联效应。那么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内兴起了所谓的绿色能源和低炭经济的发展的这一轮高潮。但是绿色能源能不能引领，绿色能源科技能不

能引领未来的经济发展？当然我们说它可能是一个发展方向，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环境的变化这个方向；它在科技的层面上能不能引领未来发展方向这个问题呢？我们到美国，我也提这个问题，给美国的这个学者；也不完全认同这个概念，就是因为我们看IT革命它有很多特征，就是说IT他有很强的渗透性，就是信息技术有很强的广泛渗透性。这种渗透性，这种技术的这种带动效应非常强，很强的渗透性。IT还有很多特征，你比如，复制成本为零，就是它的这个复制成本很低。你一个软件，你要复制一下；一个程序你要复制一下，这个复制成本为零。当时也是一个，IT所谓的摩尔定理：18个月这个性能提高一倍，成本降一半。那么你在绿色科技领域，都很难看到这种特征；而且绿色能源现在所谓的风能、太阳能，还有所谓的补贴机制和分摊机制。所以我始终在提这个问题：一个要其他行业来补贴和分摊成本的行业，他怎么能够引领其他行业的发展？怎么能够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所以这一问题我没有完全解决，我思想里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我去美国，我们也去考察一些美国新科技，绿色科技能源的企业，比如，最典型的一个叫叫“运用材料公司”，它是做什么呢？做太阳能涂膜的。这个涂膜技术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内，包括无锡的尚德，都是从他们引进；也去看了美国的风能的这些企业。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美国人，他把这个把绿色科技吹的很响，那么你要去看“运用材料公司”的话，他这个研发，我们不断的去买他的技术，然后他就不断的增加它的研发投入。

这个就等于是什么呢？我们在为这个产业的技术的发展在支付成本。这个产业的成长曲线，如果是一个逐步向上的话，这个成长过程，我们支付了大量的成本。我们在为这个产业成长在支付大量成本。这个涂膜技术，它最核心的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配方，就是这个膜的配方，就像可口可乐一样，这个配方它是

永远不会告诉你的。你可以买它这个设备，他这个生产线都可以给，他这个配方是永远都不会告诉你的。所以你在不断引进他设备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在支付这个研发成本，就不断在支付这个研发成本。所以我们现在搞太阳能。当然现在太阳能是两条路线，一个是多晶硅，一个是涂模。涂模的呢，现在发电效率比多晶硅要低一点；但是一旦它突破，上升到一个新的平台的话，技术实现突破了，那我看这个多晶硅就完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技术路线非常重要，就像这个数字技术和这个模拟技术一样。日本人搞模拟技术，美国人搞数字技术；一旦数字技术确立了优势之后，模拟技术就等于是垃圾，就是一堆垃圾。所以太阳能技术路线，同样是这个问题。我们多晶硅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现在，太阳能领域我们发展是非常快，我们大量的在引入设备，实际上是这个行业的发展我们在支付成本。所以对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冷静的思考。

我们正在加快战略信息新产业的培育，在这个领域我们不要完全就是走一套路线，我们要多种领域选择。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新科技革命。

第三，全球失衡，面临着这种再平衡的调整。这次金融危机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次强制性的调整。你失衡、失衡，就是从某角度来看，也是一次强制性的调整，他势必会推动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在这种调整当中，美国的这种负债消费模式和东亚国家的这种过剩生产模式他是对应的。东亚国家的生产模式，都会进行相应调整。美国原来是大量进口，透支消费；现在奥巴马政府提出，最近一次国情咨文提出，5年使美国的出口翻一番。翻一番是什么速度啊？5年，它的出口增长率，年均增长率要多大啊？所以美国是在提高它的储蓄率，提高它的出口率，降低它的消费，降低它的消费率！我们原来是出口；现在这种强制调整，你

出不去；那么，它会倒逼你提高这个国内消费率。美国是降低消费率提高储蓄率；我们必然是要降低储蓄率，来提高消费率，它是个逆向的调整。这种调整，对我们发展方式也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第四，世界经济在短期内也难以增长。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从最近的复苏态势来看，全球经济复苏非常缓慢，非常疲软。美国去年4季度、2季度、3季度：2.6；4季度：5.7；5.7里面有3.5个点是库存的增长，在调整库存，因为它原来调整库存，现在增长库存。一旦这个库存的调整完成以后，它的增长速率可能又会下调；那么全球的金融体系尚未稳定，欧元区又不断暴露出新的主权债务风险，然后退出政策面临两难决策：你退不退？你不退，通胀压力也在加大；你要退，经济根本就没有复苏。所以，现在会不会出现二次触底？现在这种言论依然没有绝迹。为什么？这个可能性是存在。所以我们全球性经济在未来很难恢复到危机前接近5%的增长速度。

第五，全球治理问题，也在越来越凸显出来。金融危机后，如何构建新的全球金融体系，匹兹堡会议、伦敦会议讨论了很多，但是实施起来非常艰难。比如，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达国家说让出5%的股权，但是欧洲国家，特别是老欧洲国家，最近又提出，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增加他的资本金规模，就说我们可以出这个钱，但是不减让股份，不减让股权。所以这个斗争还是非常艰难的。

哥本哈根气侯变化会议，也是一场全球治理的新的斗争。发达国家提出要并轨，就是不能搞双轨制，要逐步的并轨，就是你都要有绝对减排指标。那么我们现在提的是相对减排指标，就是排放强度，单位GDP的排放强度。所以发达国家提出，说如果你只是排放强度，你这个增长速度这么快，你排放总量会继续快速增长。所以，如果中国不采取这种绝对减排的话，全球减排很难实现。这是一个

斗争。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三可”，可统计、可报告、可核查。他要来核查你。这个也是一个斗争，是制度层面的斗争。

这些问题，都会对未来的国际环境形成重要的影响。对我们也会既会带来新的机遇，当然更会带来新的挑战。但是我们讨论更多的是要去看看挑战。我们依然是处在战略机遇期，但是我们要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更多的要去关注这种变化对我们带来的挑战。

第一，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增大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这种压力，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全球经济的复苏这个缓慢的进程，你继续依靠这种外需扩展的这种发展模式，受到的约束就会越来越大，特别是国际贸易保守主义重新抬头，针对我们的这种出口上面的限制明显增加。最近，这些案件明显增加，你比如说欧洲对中国皮鞋的这种反倾销案，增收37.5%的反倾销税。我们有的人说中国还要生产几十年皮鞋？对啊！但是现在别人限制你。美国最近对中国的钢管增收反倾销税。一起一起很多。

第二，各国在绿色领域、科技领域竞争，增大我国科技发展的压力。也就是说，我国在信息化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就要面临绿色能源、科技革命的严峻挑战；在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要面临发展低炭经济的巨大压力。

第三，全球失衡的再平衡调整增大了我国培育内生增长机制的压力。我们怎么样形成这种内生性的增长机制，而不是依靠外部需求的扩展？对我们也会提出新的挑战。

第四，发达国家所谓的再制造化、再工业化，他是在新的技术平台上来实现传统产业的复兴，新技术平台来实现老产业的复兴，势必要给我们的产

业发展在市场空间上增加新的压力。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加快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来争取新的市场空间，特别是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五，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增大了我们国家节能减排的压力。这个国际压力对我们的压力还是很大。会议结束后今年年底又要进行墨西哥城会议。就是这个问题没解决，因为这个哥本哈根会议只是签署了一个很初步的协议。因为达不成一致。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承诺。但是从发达国家来说，特别是欧元区国家，欧盟国家他们是不满意的。他们甚至提出，中国绑架了会议，是吧？所以在这个领域我们面临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在其他一些领域，比如反恐。最近美国、欧洲国家提出，中国应该在反恐上承担义务，特别是在阿富汗；希望把中国拖入阿富汗。在反恐，在反核扩散，在控制流行性疾病，在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方面，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因为你中国现在你要有更多话语权，你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你现在是大国了。所以这一方面也会对我们形成新的压力。

三、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特征和面临的矛盾

从我们国内看，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呈现出很多新的阶段性特征。第一个，我们工业化应该说进入了一个战略转型期。就是我们工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就是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的历史的高点和国际上的这种高位。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你看它的工业化史上也没有像中国这样持续这么长时间，工业占比例这么高。现在在工业产生过剩、资源环境矛盾加剧、投资效益开始下滑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国这种靠规模发展的这种传统工业

化模式也快走到尽头了。

我们钢生产能力已经接近7亿吨了。你说再扩展，每年新增都1亿吨。过去几年，你要看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钢产量才3000多万吨，搞了几十年。那个时候叫“以钢为钢”，工业化路线，搞了几十年也就3000多万吨。现在一年新增1亿吨。那你如果按照这种模式去搞中国的工业，你走的下去吗？全球也就12亿吨钢材，我们的产能就7亿吨。那你再往下走，干脆，全球的钢材生产都转移到你中国来算了！就走不下去了！

我们的煤炭，一年新增2亿吨煤炭消费量。我们本世纪初才12亿吨煤，去年27亿多吨了！这家伙，你说这样搞，这种工业化模式搞得下去吗？搞不下去！

所以我们说，传统工业化驱动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我们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必须转向质量提升、技术提升这么一个阶段，附加值提升这么一个阶段，而不是规模扩展这么一个阶段。

第二，城市化进入战略推进期。我们2008年是45.7%的城市化率；我们2013年——早一点2012年，晚一点2014年、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一定会突破50%。当然我们这个城市化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因为半年以上居住的城市人口的都算。但是这一些农民工没有彻底的市民化。但是从统计意义上说我们到下一个5年规划一定会突破50%，城市社会在中国将占据主导地位。这个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城市化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是不得了的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演变为一种城市占主导的这种社会，这个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也是很广泛的。

第三，体制改革进入战略突破期。我们经济领域市场化程度应该说已经比较

高了，你用市场化指数算，很多课题都算了，我们比发达国家也不低，甚至我们有的领域还过渡市场化了，你比如教育产业化，这个公共医疗的产业化，现在所谓叫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怎么就过渡产业化了？本来是公共服务的东西，过渡产业化了。在经济领域它的制度红利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真的逐步的递减；但是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政府体制的这些社会政治领域，我们改革还是滞后的。而这些改革呢，涉及到深层面的利益格局调整。你比如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哪那么简单啊？改革初期，大家都是穷光蛋，你要改革，大家都愿意改；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利益格局都多元化了，连居住空间都给你开始分化了，居住空间都开始慢慢分化了，所以利益格局越来越多元化。

所以同样一个改革方案，改革以前大家都会赞成；现在同样一个方案，有的人就赞成，有的人有反对，因为他的利益格局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难度会越来越大。那么改革，我们说的是渐进的这种渐进的改革，先易后难的增量的改革，那么现在，我们必须实现一些战略性空间的一些方式；有些领域，必须实行战略性突破。你不能搞那种间接模式，就是短期里搞这种间接模式。所以我们说这个也是改革的变化。

第四，对外开放进入战略提升期。我们已经60%的外贸依存度，超过了历史上大国这种极限。那么在全球不平衡再调整，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汇率上升压力加大的这种因素作用下，你只能开放的模式也会发生新的调整，那么你必须把加工贸易这种形态——要有当然我们还会搞——但是老是贴牌、加工贸易这种形态一定会发生变化！“引进来”可能更多的要转向“走出去”。这个对我们的要求、企业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开放模式肯定会调整。我们的企业从单一生产模式、出口模式走向这种全球化的运营模式、跨国生产运行模式，都会有新的要求。

经济社会发展这种阶段性特征变化，也会对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新的要求。

第一，这种我们现在产能过剩的矛盾加剧，迫切要求加快推进新一轮结构调整。那么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怎么样培育新兴领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怎么样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加快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发展，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和人力资本含量、技术含量，都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二，生产要素成本趋向上升，迫切要求提升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盈利和支撑作用。以前我们靠资源的投入，就可以加快发展；现在这个资源成本越来越大，必须用技术去替代它。要靠这种大规模投入，你投入不下去了，支撑不下去了。你的产业规模这么大！所以这个也会对我们提出新的要求。

第三，资源环境硬制约性强化，迫切要求降低能耗和排放强度，并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个要求也会越来越迫切。这种资源环境的约束已经很强了，已经接近极限了，你必须做调整。

第四，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务的差距拉大，迫切要求加快改善民生和这个社会事业的发展。这个来调整收入分配，改善民生，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缓解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的压力。

第五，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和劳动力成本趋向上升，也迫切要求推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沿海地区民工荒又开始显现了。招不到劳动力啊！招不到劳动力，有人说很简单，你就提高工资！你提高工资，肯定有人来！提高工资，这些产业就死了。你要提高工资这些企业就死了！他就是这种加工贸易，利润很薄的。他原来就是靠低劳动成本来生存的。你说提高工资，提高工资可以啊！一提高工资，它的利润就吃光了，也就是意味

着有的这些企业的生存空间就基本就消失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有的必须死，也必须有新生。这就是结构调整；就是关键是你在死的同时，能不能有新生的产业和领域兴起？能不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能不能升级，形成劳动知识技能相结合的这种新的产业部门？不光是劳动密集的，我们还有附加在劳动力的这种技能和支持，也能够进入这些产业领域，就是所谓的劳动知识技术相结合的这种产业的发展。

所以这些都对我们产业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刘易斯拐点是否会提前到来？现在看来会提前，会大大早于我们原来的估计。但是现在对这个问题还有争论。有的人说现在的民工荒可能是还有一半的农民工还没有出来；春节以后，还有一半的农民工还没有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工资薪酬低。因为现在农业补贴提高了，还有当地的制造业发展了，有的不愿意跑到沿海去，就在当地发展制造业。但是我们的老龄化确实在加快，我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2008年已经超过1亿1000万了，在人口的比重达到8.3，65岁以上；60岁以上已经超过1亿6000万了。所以我们分享过人口红利，你得到了人口红利的好处，未来一个时期你必然会支付相应的成本，支付相应的代价。这个就是辩证法。你得到了好处的东西，你未来一定会为它支付成本，这就是辩证法。

所以我们原来实行计划生育。好啊！人口负担率下降了，储蓄率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这个成本降低了！好！你未来肯定也会为此付出代价！这个老龄人的比重迅速的上升，以前是小孩你这个抚养成本，还可以视为人力资本投资。你看幼儿园花多少钱家长很愿意。为什么？人力资本投资啊！以后他是天才！谁都这么认为，我的孩子以后肯定天才！对不对？我投资了，无所谓，我都舍得，因为他是人力资本投资；他长大了，他可以有回报。老龄人那就是纯粹的抚养成本，而这个，我们以后分担的、抚养的多是这个老龄社会；而你这个独生子女家庭，一家要抚养几个？抚养4个老人！如果寿命延长的话，你可能不只4个！这就是成本，你不只4个！但是以后这种养老不可能在家庭抚养了，以后一定是社会化的抚养模式。而这种社会化的抚养模式，需要支付成本了，需要政府去支付成本啊！这个就是以后的这个代价。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清楚这一点。无论你对孩子多好，你都不要寄期望于他以后来给你养老，来回报你，这一点你一定要想清楚。到我们那个时候，一定是社会化，这个社会化的抚养，不可能家庭这种抚养模式，不可能的，不可能承受的。所以从上述国内外的变化来看，我们不转变，代价会越来越大；我们必须转，不转变，空间会越来越小；不转变路子会越来越窄。所以势在必行，这个迫在眉睫，这个我们一定要推进这个转变。

那么加快这个转变，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来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我们也到了一个阶段。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井呢？世行原来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说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他这套路线，不可能保证你从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就说你从低收入国家转向中等收入国家，你原有的增长模式，不能保证你从中等收入转向高等收入；而你对这种原有的模式又路径依赖，你习惯了。靠扩大规模投入，靠劳动力投入，靠资源投入，这种模式可以保证你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不能保证你进入高收入国家。而你对这种模式路径依赖。所以正是由于这种依赖，制约了你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所以就进入一个停滞阶段。人均GDP在900美元以下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900至11000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900至3500美元是低的中等收入国家。3500至11000美元是高的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落入中

等收入陷阱十个方面的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等

我们举例最大的就是拉美陷阱。拉美陷井就是所谓的玻璃墙，上不去了，6千美元左右上不去了。我们很快的。我们“十二五”，今后5年，肯定会达到6千美元，很快的。就是说，你到了这个槛，你就上不去。那么你怎么样来？必须转变，就是改变你的路径依赖。我原来习惯的东西，我必须要调整；我原来的那套发展模式，必须要调整。我们不能过于陶醉过去取得的成就，现在全世界都说“中国模式”，你然后就“中国模式”，你就开始陶醉了。人们都在夸奖你，你就陶醉了！我们说，那套模式很难保证我们走向高收入国家！我们必须转变！

我们要利用发展方式转变所形成的新的增长空间，最大程度的化解各种矛盾和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带来的风险，向既定的发展目标迈进。什么目标？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

那么经济发展方式，我们说首先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就是这个。为什么从增长方式转向发展方式，我们说这个也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升华。那么我们说首先增长不等于发展，但是发展一定包括增长，没有增长哪有发展，对不对？但是增长不等于发展的全部；增长主要是使得国民生产总量提高增长，它是以产出量的增加为衡量尺度的。但是发展既包括产出的扩大，也包括分配结构的改善、社会结构转型、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由选择范围的扩大和机会公平的增加。这个发展的内涵就丰富了。

你要去看发展经济学，各个学者从不同角度他都在讨论发展问题。印度一个诺贝尔学奖获得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叫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他

就讲自由选择，就是发展。什么是发展？发展就是自由选择空间的扩大。原来我只能定居在一个地方；我现在可以迁徙了，原来我只在一个单位工作；我现在可以自由选择工作的机会了。这就是发展。这也是一种理解，就是选择空间的扩大。所以我们说，发展包括增长，但他比增长的内涵要丰富得多。

那么经济学上关于增长理论有很多研究，但是发展方式确实没有比较成熟的框架性的东西，尽管对发展的含义有很多讨论，也有这种发展的问题的解读；但是关于发展方式的讨论没有成体系的东西。那么真正的理论，我们说有3个基本的发展阶段。比如从古典的，比如说费里德曼模型，他讲的增长，增长理论。他就是说增长是什么呢？是投资和投入产出比的这个比值。真正取决于什么？资本投入的增加。但是呢，它又与投入产出比成反比关系。你这个投入产出比越高，你投资的越多，当然增长的也就越快。那么从一定意义说，一个国家如果投入产出比在某一个阶段可能是一定的，那么它的增长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投入的增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传统发展方式的重要的理论根源。你要加快发展，你就得增加投入。所以就是资源和要素的大规模投入。那么到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索罗模型。索罗模型，他讲的增长，他说除了资本和劳动投入以外，有一个东西，他说，他计算了很多，他说经济的增长总是比资本和劳动的投入的增长要快。那么他说，必然还有一个东西在起作用！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叫TFP。他说肯定还有一个东西，就是TFP。所以增长最重要的是取决于什么呢？是取决于这个TFP，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由技术进步和管理模式、制度模式决定的，由制度模式决定的。同样是投入，可能它的产出完全不一样；同样是这样的人、这样的资源投入，它的产出就完全不一样。什么决定呢？制度模式、技术模式决定的。比如同样是中

国农村，以前我们上山下乡，那时候起早贪黑的干，就是吃不饱，什么原因呢？这种制度变革造成的。这就是TFP。所以说这个是新古典性（增长理论）。

那么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是所谓的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想要干什么？他说这个TFP里边是什么东西啊？我把它打开，我要把他这一块东西研究清楚，就是你那个资源和要素都是外生的因素，我要把这个内生的因素搞清楚。所以有的人就研究这个研发对经济增长到底起什么作用。比如说这个罗默，他主要是研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的人就研究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增长作用，像这个卢卡斯，就研究人力资本贡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是把这个东西打开，包括新制度经济学，他就研究体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把这个东西打开。所以我们说，增长理论大概是这么几个阶段。那么由此你就可以讨论增长模式的转型。但是对发展模式、发展方式，我们说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

那么我们发展方式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当然我们也要从增长问题讨论开始。第一个，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是什么情况？我们就看本世纪，以前就不管了。2001年到2008年，我们的进出口率从2.1提高到7.9；外贸依存度从38.5提高到59.8；投资率由36.5上升到43.5；消费率由51.4下降到48.6；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5.3。就是说我们的居民消费率可以说是世界上所有经济体里面最低的，几乎是最低的；我们的投资偏高，严重偏高！43.5投资率，高！哎呀，跟老外说这些事，老外说：你们这些问题都给我，哎呀，我们就想提高投资率，就是提不高。他们说你们中国老说是问题，然后说你们进出口率高，我们就想提高出口，就是出不去；所以你说的这些问题给我，我们很喜欢；我们就是想这样都做不到。

这说明是它的发展模式不一样，他想提高都提不高！我们呢？确实又是过了，这方面。那么投资率高，进出口率高，什么原因呢？关键是储蓄率高！在储蓄率保持高水平的情况下，你要压低投资和减少进出口率、降低投资率和减少进出口率，事实上都是不可能。他关键是储蓄率高！

那么反过来，为什么储蓄率高呢？你再一步步讨论，咱们一步步讨论，为什么储蓄率高呢？

储蓄率高有3个基本的决定因素，第一，人口结构和居民的消费倾向。人口结构，就是说，你的人口抚养比有多大。如果你的劳动年龄人口占的人口比重很大，你的储蓄率就会高。为什么？你抚养支出少啊！那么一旦人口结构变化以后，老龄社会来临以后，你想保持高储蓄率都保持不了。所以说刘易斯拐点来了，中国储蓄率也必将发生变化。所以别着急，你说投资率高，到时候你想高都高不了；一旦它下来，你想高都高不了；一旦中国老龄社会来了你想高都高不了。反过来，没到这个阶段，你强制性去调也很难，这是个基本因素，人口结构。第二就是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一般来说，经济低迷时期，人们就会提高储蓄率，经济萧条时期，因为预防未来；经济繁荣时期，就会降低储蓄率。这个是有一定的关联。第三个就是经济体制和政策因素。就是什么影响什么呢？就是你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为什么储蓄？央行做储蓄调查，为什么储蓄？选的最多的说为了子女上学。为什么储蓄呢？为了子女上学。我们总理不是说了好几年，说城乡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嘛，为什么上学还要储蓄呢？上学不要钱！上学要钱吗？免费义务教育，城乡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啊，上学要钱吗？名义上是不要钱，事实上是要花很多钱的。为什么要花很多钱呢？因为要上重点学校；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学钢琴；然后小学就要学“牛津”、“剑桥”；然后三年级就要开始学奥数。要不要钱？要钱！为什么要去学呢？因为要上重点学校！上重点学校，能上吗？

未必，你学的再好未必能上，你学的好也未必能上！为什么？他机会是不均等。所以你要想上的话，你还是写个条子，你说我愿意“主动”捐学、助学，拿点钱出来“主动”捐学！所以要不要存钱？还得存钱！要想捐上也不是那么容易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写这个条子啊！很多人想写，写不上，那还得去找关系。找关系，找关系得不得花钱？还得花钱！对不对？

所以他是“义务”教育啊！那你得不得花钱？肯定得花钱！所以这个重点学校、这个奥数害死人！奥数有什么用？所以很多城市取消奥数。要我说，中国有了奥数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像陈景润、华罗庚这样的数学家。那么小孩子从小抓数学，应该出很多数学家？再也没有！什么原因？我也搞不清楚。所以奥数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脑筋急转弯，他不是数字教育，不是一种数学、数字教育，所以要那个奥数干什么！对不对？

然后，坚决取消重点学校！要那个重点学校干什么？有重点就有不重点！人的教育都不平等，起跑线都不平等，为什么有的人上重点学校，有的人不上重点学校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大家应该享受同样的，中央叫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什么叫均等化？就是一样的，我们要享受一样的公共教育，就是公共服务啊！为什么有的人能享受优质教育，而有的人不能呢？现在似乎是很公平，是通过各种考试，你有没有钢琴等级，有没有奥数，有没有剑桥英语、牛津英语。是否很平等？但是我觉得后面就是不平等。所以这次教育改革，也是要取消重点学校，而坚决取消重点学校。

重点学校，这个由于有了这种无形的资源流入，很多人写白条，小金库，这个资金大的不得了，所以这个相关的设施好的不得了，老师的收入高的不得了。所以这样你说能均等吗？一个学校的小金库就几个亿，查出来的，你说多可怕。

就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所以他怎么去消费，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是体制性因素，你说要提高消费水平，这个体制上去解决。

那么我们储蓄率是个什么情况？你说高储蓄率，决定了投资和消费。提高了储蓄率是什么情况？储蓄率是什么情况？我们储蓄率不断的提高，我们本身有38.5国民储蓄，到2007年50.88，2008年还有51.2，就不断提高储蓄率。而储蓄率提高最快的是谁呢？是企业和政府。企业和政府，储蓄率提高更快。这是我们说，高储蓄决定了高投资，高投资必然决定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失衡，就会引发国际收支的失衡。我们投资增长从来都快于消费增加；去年增加了30.1，消费增长了16.9，但这个不是支出里这个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和最终形成的增长，这个是零售，但是你看也可以看出这种投资和消费的差异性。那么投资相对于消费有个过程，必然就要扩大出口，那么就会形成一个顺差；顺差累积的越多，就会造成国际收支的失衡。现在我们外汇不管顺差还有资本项流入，那么我们外汇储备已经到了两万四千亿美元，越来越多；也不知道怎么办，越来越多。然后怎么办呢？为了保值，就买美国政府债券；买了又担心美元贬值，又抛售，要减持。所以我们面临的这种宏观不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经济高度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扩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我们2001年到2008年第二产业年均增长是11.3，工业增长是11.5，分别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1.1和1.3的百分点2.7和2.9的，增长的比率不断地提高。这个就是一产是减少的。二产的提高呢？工业提高2.59，二产提高了2.7，三产只提高了1.05，这是2000年到2008年，二产比三产的快。总的来说，三产的GDP没有明显的提升，工业增长的快。那么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我们还出现了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的高潮。

但这个重化工业化，有很多它跟50年代的重工业不一样，那个是政府推动的；这个重工业化，这个到底是市场推动的还是政府推动的？我觉得可能市场的力量占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也有，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那么为什么大家对发展工业、对发展重工业这么感兴趣呢？我们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肯定有他经济性的因素，那么就是我们的财税体制对工业的发展还是有激励作用的。地方政府为什么愿意搞重工业？因为他投资规模大，增加值率大，增值税大，对GDP的作用大、效应大，对财政收入的作用大。这就是我们既有体制带来的作用。如果地方政府这个收入不是以增值税这个为主体的话，可能它的这些行为方式会发生变化。如果说我们现在以为财产税为主体，那么行为方式，以物业税，现在一直说以物业税为主，那么地方政府逐渐以物业税行为方式，他就会去塑造环境，没有人居住啊！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话，需要改善最好的人居环境。富人来的越多，所得税就越多，财产税都越多。他的行为方式就会变化。现在是烟囱越多，财政收入越多。如果你财税体制给他调整了，可能就会（调整发展方式）。这种调整是渐进的。谁都不愿意搞工业了，中国经济怎么办？有一个渐进的调整过程。

第三，经济高度依赖高强度的投入，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我们资源消耗是第一大国：铜是第一大国，钢铁是第一大国，煤炭第一大国，铁矿是第一大国，氧化铝是第一大国，水泥是第一大国，能源也快超过美国，我们都是第一大国，排放第一大国。但是我们GDP还离美国差远了；我们的能源消费是日本的4倍多，但是我们的GDP说今年可能超过日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发展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至少你的能效是日本的四分之一。这个图是这个美国的经济学者萨克斯画的，这个就是推广休克疗法，他上回来我们这里演讲，我跟

他要的。这个是煤炭的一次能源使用量，一次能源的消费，美国的；这个是欧洲的，红线是欧洲的，欧洲的这个一次能源，是这个下降的，逐步下降的；这个绿的是，蓝颜色的是美国，它是个缓慢的上升；黄颜色的是中国的，中国到2001年以后，这个曲线太陡峭了，我看是发疯了。我们年均现在煤炭消费2亿吨，这个你说是发疯了了吗？二氧化碳能减吗？怎么能减下来啊！所以你说我不需你检查，不需你核查，我自己报数字，你信不信拉倒！但是技术也在进步！所以很多科学家说，现在卫星也可以检测，检测你下面的二氧化碳的浓度。所以我们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的，再走这个模式，压力会越来越大。当然我们可以说，发达国家是控制减排实际就是为了约束你发展；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国，也要有一个大国的形象。我们一方面要斗争，在减排上还是要有一点竞争。那么科技进步对经济经长的贡献率，没有明显的提升。当然，我们说，这个科技进步贡献率这个指标很难算，因为他的系数取值也不一样，很难算；这两年应该是有提升，提升不是太快，为什么？我们技术在相对外援性的，产业领域技术进步是引进技术，这个是外来引进。因为，基本依赖引进。所以我们像新能源领域，现在说的是很快，我们发展很快，看看他的技术能源那里来买的？风能，德国的技术；太阳能，美国的技术。你自主的技术多少？那么为什么资源要大规模投入呢？价格扭曲，便宜的东西没人在乎，价格扭曲，我们价格比这个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价格低，价格扭曲。但是，在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上，就是很多时候不好下决心。价格低的时候，不下决心；价格高的时候，又不敢下决心。前段时间价格都负增长，你就不敢下，把资源理顺，水价、电价都理顺他；价格低的时候又不好下；现在慢慢通胀压力来了，真想改还不好改了，这个压力还大了，包括能源的价格改革，包括电，长期扭曲。所以英国这个《卫报》、《邮报》有一句话：19世纪英国人教会世

界如何生产；20世纪美国人教会世界如何消费；中国要引领21世纪，他必须教会世界如何可持续发展。像中国现在这样的模式，要引领世界是引领不了的，带都带不动，很难引领。所以，我们这种资源模式，就是说，我们外贸占的领域是我要不要考虑能源和生态损耗的进出口的平衡？我们现在更多的关注是贸易额的进出口平衡。我们出口的大量的是高产能产品，进口的是低产能产品。所以我们说，排放产品的我们把资源留在本国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对不对？那么资源领域为什么价格不顺利？就是资源环境的制度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根本的去解决解决。比如说资源为国家所有，但是国家的这种所有权的受益怎么体现？没有很好的解决。一个矿主，弄个采矿证，下去挖矿，挖出来的卖钱就成了他兜兜里的钱了；国家的收益呢？但国家收益有资源税，资源税率太低了！国家的产权收益呢？就是说这里面很多问题，我们说，没有很有效的解决。那么我们怎么用经济手段来保护环境？一般来说环境税比排污证、许可证这种措施有效。现在财政也在出台环境税。这个排污收税转向政策环境收税，这个可能是最有效。就是从实证来看，西方国家环境经济研究来看，环境税是最有效的。就是说我们这种经济手段怎么样？你企业环境税提高了，你企业生产成本就要提高，你企业就撑不住；撑不住就撑不住！什么叫产业结构调整，对不对？就这个问题。

第四，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就是居民生活水平没有随着经济的加快增长同步全面提高。这个矛盾也突出。我们的居民收入增长率，从来都低于经济增长率。我们做五年规划，比如说GDP增长7.5%，城乡居民收入增长5%。你去看“十一五”规划，写的很明确。还有我们现在开始提了，能不能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要不你生产出这么多东西谁消费啊！当前可以靠出口，你现在怎么来取得生产和消费的平衡？所以说现在提这个理念，城乡居

民收入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企业职工工资增长、工薪收入增长不低于企业利润增长。能不能这样提？所以这个是要解决我们的收入。那么我们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1997年以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不断地下降，从65.71一直下降到59.59。那么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却是不断提高，而且企业收入提高比政府提高还快。这反映了什么？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收益提高了！而劳动者相对于资本的增长是下降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的特征，这个问题解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困难的。什么难呢？他有两个约束条件，就是劳动力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你要不要培育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这种局面还没有根本的改变。那么劳动力市场是由这两个约束力量决定的。你怎么样来提高职工的工薪收入？这个确实是比较难的一个课题。当然，我们说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劳动力供需情况正在发生转变。真正那个拐点过了以后，你劳动力价格不长也得长，这是市场决定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失衡，也是我们经济发展失衡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我们说的企业收入提高，他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企业内部集团消费；那么政府收入提高，他也可以去扩大公共服务支出啊！所以政府收入提高了，往往拿去干吗？搞开发区，搞城市建设，美化、亮化、绿化，搞大马路，搞大广场，搞形象工程，搞政绩工程，这个确实存在。好多地方政府修的漂亮。所以我们好多院士拍了很多照片，看了真是不得了！但是，公共服务供给投入不够！教育投资够吗？所以钱不够啊，我要从市场找钱的。卫生投入够吗？医院投入够吗？我们搞医改方面调查，有的调查说是财政在医院投入的占多少？17.1%！够吗？所以他要乱收费。所以说医改，原来说医药分家，我说医药分家，医院全死光了！你财政收入又不够，他就是靠药来的；你医药分开了，他不就死光了吗？医生都是

高级知识分子啊！没有高收入他能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吗？你要医药分家，医院全死光了。你要么就搞公益性医院，就说我有财政保着，我就低药价，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公共投入不到位。还有廉租房，投入到位吗？让所有的老百姓都去商品房市场解决住房问题，这可能吗？发达国家也做不到，怎么可能呢！不是所有人都能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的。所以老百姓就怨声载道。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国的住房制度到底是什么制度？这个问题没讲清楚。你老是短期政策去调控，那是没用的。一会，这个经济速度低了，你就放开房地产；一会这个房地产高了，你就去管他了！中国是什么样的住房制度？这个应该讨论清楚；然后再说房地产应该怎样来做。应该有长期的政策来调控短期。现在长期目标模式，你要明确，所以说类似这些问题都需要。

第五，我们说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那么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但是，我们这个发展模式里面对人力资源的开发重视不够，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偏低。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但是却不是一个人力资本强国。为什么？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素质远远不能满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现在要转型很难。你比说加工贸易，我要转型上一个台阶，搞服务外包，不行了，农民工找不到了。农民工你让他搞服务外包，他根本搞不了；大学生也很困难呢。为什么？素质跟不上。你说服务外包，财务管理外包，我企业财务外包管理给你，你首先得懂西方的会计准则，你不能拿中国的会计准则去跟人做会计核算，胜任不了！这个外资企业外包给你，财务管理你胜任不了；外语要非常好；你弄错几单，别人就不要你干了。你行吗？然后网络技术非常好；你都网上运作的。这个你行吗？你不要说农民工了，大学生都做不了。所以，他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我们远远跟不上。第二，基础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应试

教育的怪圈，青少年的人格和个性发展得不到充分的重视。没有个性张扬哪有创新？都是一个模子，培养的人就会考试，苦的不得了，现在的孩子是最苦的。你说受这种苦，为以后的成长有收益也值得；没有意义的很多苦，没有用。以后长大了，这些东西有用吗？没有任何用处！就这种应试教育，实在是不能再走下去了，没有创新的活力。现在中国的教育是什么呢？就高中阶段，就把他的学习资源掏尽了；他到了大学，终于解放了，拜拜吧，这个不学了。因为他学习的这种情绪，这种热情全部被浇灭了；他觉得学习没有任何乐趣；他学习就是为了考试，不是一种学习的乐趣，不是自己想学，都是家长逼的。家长为什么逼？因为都是天才，每个人都要成天才。都是家长逼的，他没有乐趣。所以到了大学，完了，他就尽情的释放吧，尽情玩吧，拜拜吧，什么学习。所以，我们中国的大学是相对来说是很宽松的，叫严进宽出。但是现在也说不上严了，再往后大学慢慢普及了，就宽进宽出，因为一年招630万，你说能严到哪儿去？630万人，一年招一个芬兰，你说能严到那儿去？对不对？但是都能毕业。美国好多大学毕业率你去网上看看，就是到四年毕业，你还可以再读，你继续付学费；四年的毕业率很多大学只有百分之十几，十、八、九，二十多，四年的毕业率；但你可以再学，你学第五年，你继续交学费，所以，大学是很苦的。我们这儿高中很苦；我们青少年应该很愉快的，结果到大学很愉快了；这个初中高中很苦，苦的不得了；大学开始愉快了，恰恰大学应该是很苦的阶段，他开始愉快了。

所以，我们的教育模式，然后职业教育很落后；农民工培训跟不上。另外，还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我们政府部门成了博士最集中的地方。这个是中国特色。为什么那么多博士都愿意跑到政府部门去呢？不是说公务员收入低吗？我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成天抱怨收入真低，为什么收入低、那么苦的地方，这些人都往里头钻？每年报公务员的人那么多呢？这个万里挑一，为什么？没原因，我就没解释得清楚。我相信在座的人能回答清楚，我一直回答不清楚这个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那么多人趋之若鹜，大家都愿意钻到公务员部门里面去，什么原因？很多你要跟公务员聊天的话，他把自己说的很苦，这是什么原因？我没整明白这个问题。所以，中国是成了政府部门博士比例最大的部门，而不是教育部门，而不是科研部门。我说这是中国发展方式的一个特征。如果这种高学历的人都跑到政府部门，我说政府部门需要高素质人才，但是他就需要博士吗？我就搞不清楚，博士是专业技术研究人才，研究性人才，他不是这种技能性人才。

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所以说我们要增加人力资本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

四、加快转变方式的新要求和路径选择

我们一定要从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性转型的角度来认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说它是战略性发展？因为它对中国未来发展30年具有长远意义，所以说他具有战略性意义。不是就是应对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时期已经过了，我们就可以了，啥事也没有了，不是的；是为了我们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第三步战略目标。所以说它具有战略性目标。

那么我们转变基本的方向是什么？

第一个是在需求调整方面，就是要立足于内需，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这个是基本的方向。

首先这里面有两个结构关系：一个是外需和内需的结构，一个是消费和投资的结构。一个是扩大内需吗，第二是扩大消费需求吗，这个里面存在问题。扩大内需，我们说外需转向内需驱动并不简单的等于降低进出口的规模！你说扩大内需，就是怎么调整这个结构。我把这个顺差压没了，就是叫扩大内需了？这可不是，不是这么简单。我们说出口部门跟投资和消费是相关联的。出口部门8000万人就业。你说把8000万压没了，这出口部门收缩了，消费也下来了。出口部门有很多投资，你把这个顺差没了，他投资也下来了。他不是简单的一个压缩这个出口部门，而且出口的结构和内需的结构也不一样。我们的顺差很多是国际分工决定的，加工贸易也是分工决定的。所以不能机械的理解这个问题。这个要讲清楚。不是简单的去减少出口。第二，投资大国向消费大国转换，也不是简单去压缩投资。这点要讲清楚。因为投资里面有40%的消费转换成这个劳务收入的。这也决定了消费。不是说扩大了消费就把投资压低了。把投资速度调下来，你消费也就扩大了，那经济也完了，经济也崩溃了。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培育消费的动力，动态中去调整这种比例关系，不能静态的去看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但是，里面要调整，他的比例关系，比如要明确政府投资的范围，要明确国有企业的的投资边界，要鼓励这个民营企业的投资，这就是投资领域的问题了。

我们说决定高投资的是储蓄率，但是“十二五”期间，是储蓄率提高，降低消费率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践的窗口。为什么啊，我们说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老龄化到来，人口抚养比会逐渐提高。这个居民储蓄率，你不调他也会下来。老龄化在到来。这是第一。第二，企业储蓄率，因为产能过剩，储蓄率也会相应的下降。第三，政府的储蓄率，因为要加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支出，也会下降。

所以“十二五”是个时间窗口，所以我们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目标是什么？我们说“十二五”消费率能不能提高到60%，回到2000年的水平？居民的消费率提高到45%,由原来的35%提高到45%，提高10个百分点？这个很难的！投资率和外贸依存度趋于合理，这个我们说现在要调的。

第二个是以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重点，来推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首先，是调整政府与企业收入的分配关系。怎么调？提高国有企业上交红利的比重。国有企业，政府是老板；你怎么不上缴利润啊？企业内部消化掉了。中石油，我不知道有每年红利？中石油年利润有1600亿！这家伙，要审议吗？有这个财政收入吗？有几个（企业收入）是1600亿吗？你不上缴的话，当然你扩大再生产是一块；但是你如果不上交，全部由企业内部消费，这个是国家所有，要国民分享啊！这个一定要解决。

第二个，政府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那么居民的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能不能进行调整？现在边际税率比较高，因为我们要扩大中等收入，能不能调低边际税率？就是我们上一个台阶，政策幅度马上又提高很大一块，边际税率能不能调整？还有，适当的提高起征点！

第三，居民与企业的关系。就是最低工资标准，能不能随经济发展与居民物价水平提高而提高？然后在现有的体制下能不能发展工会、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这种制度下，是劳动力市场！你不能把这个市场给扭曲了，对不对？就是这种居民收入水平，城乡居民共享的社会保险制度，这个是最基本的。但最基本的还是养老、医疗、医疗保险，然后就是失业保险。还有，完善基本住房保

障制度。这个东西我们提了，但是不清晰。保障性住房在总的住房的份额里面占多少，清楚吗？很多地方，廉租房都没有；很多城市，没有保障性住房；应该占多少份额，不太清晰。“十二五”收入分配调整目标，居民占国民总收入水平的比重能不能提高到65%？中等收入比重能够大幅度上升？西方叫中产阶级，我们叫中等收入者，能不能大幅度增加？贫困人口、低收入人口能否大幅度减少？就是所谓的哑铃型，不是那个所谓的橄榄核型；从哑铃型转变为橄榄型，中间大两头小。

第三个是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为什么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我们说首先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价值链增值的主体。一个产品依靠什么挣钱？靠生产性服务环节！所以，我们院里面，有一个香港的冯国金先生，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一直资助我们搞研究。他就提出了一个软三元的理论：生产性服务业你挣三块钱，硬一元，软三元。就是说你生产环节只挣一块钱。因为他长期做贸易，他很清楚的。就是说产品增值环节主要在生产性服务环节，而不在制造环节。而我们中国号称是世界工厂，几乎都是制造环节；但是真正挣钱的东西都被跨国的公司给捏走了，我们没有！

制约我们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因素也很多，主要是附加值环节都被跨国公司控制了。你要看企业的，比如说以计算机为例，你要看他的分工形态就很清楚：我们主要是属于最低级的，在这个链条里属于最低级的，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

这第二个，就是战略性信息化产业怎么加快发展？现在国务院正在组织调研，要提出相关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规划。我就不说了。

第四个，就是要素的发展，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开发人力资源为重点，来推进要素结构的调整。

要素结构的调整，就是创新能力这块，主要就是提升企业的这种研发能力。我们现在研发都集中在大院、大所，企业几乎很少；4%的国有企业有研发机构，96%没有研发机构。大量的院校毕业生，都跑到去考公务员了，都不愿意到企业去。你说怎么提高这个研发能力啊？美国的很多，比如“贝尔实验室”都是在企业成名的。很多诺贝尔奖都是在企业的。我们没有。所以说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我们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很难提升。大院、大校写论文很好看，不能产业化；可能评职称，不能商业化！没有这种机制我们很难提升。

第二个，怎么样在我们的原有的人口红利，就是由于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以后，培育有劳动者素质提升的新的人口红利。什么意思？就是每年毕业三百万、六百万大学生，这个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所具备的。我们人力资源那么大，如果我们通过人力资源的素质提升来创造新的人口红利，来替代人口结构变化，这种原有的人口红利的消失，那中国经济发展就会有新的希望。

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当然，发展方式的转型最根本的在于制度的调整，就是改革，关键是改革。我只是强调一下，具体的没有时间在去解释了。这些都是个人的学习体会，与这个从事工作的单位没有关系，讲错了个人负责。你不要说哪个机构这么讲。个人的学习体会，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2010-07-27 15:24:26]

第二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背景链接】

2010年12月24日至25日，北京市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今年及“十一五”时期经济工作，研究部署明年各项任务。市委书记刘淇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郭金龙作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今年情况和明年重点工作安排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市政协主席阳安江、市委副书记王安顺出席会议。

刘淇在讲话中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力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中央要求在明年的经济工作中要突出主题、主线，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切实抓好节能减排，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央提出的重要方针、宝贵经验和基本要求，结合首都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标准表述】 [深度分析]

2011年北京市经济工作总的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市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建设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着力扩大内需，着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着力创新社会管理与服务，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着力抓好城乡一体化建设，着力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和宜居健康水平，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出色的成绩迎接建党90周年。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地方财政收入增长9%，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水耗分别下降3.5%和4%，力争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的比重达到75%，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4%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5%以内。

[权威观点]

各区县、各部门要根据自身实际来确定发展速度，把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提升科学发展水平上来。要妥善处理好创新驱动与投资、消费、出口拉动的关系，妥善处理好首都性质功能定位、人口资源环境与推动发展的关系，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妥善处理好市与区县的关系。——北京市委书记刘淇

[措施]

中公教育专家总结以下措施供考生参考： 一是要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责任感。首都发展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能否利用现有的各种优势资源和中央给予的各项先行先试政策，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发展质量效益，继续走出一条物质消耗最少、增长效益最高、环境不断改善的发展道路，起到首善之区的作用。我们必须主动适应形势要求，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举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切实在“加快”上下功夫。

二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工作理念和模式上统一思想。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着眼点和切入点，就是要推动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三个北京”是奥运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实践转化，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与时俱进的创新成果，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推动首都规划建设发展的基本指向，反映了在新的发展阶段全市上下对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认同，是在发展中崇尚以人为本、重视科学技术、向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也是我们今后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抓手和重要载体。

三是要找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

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努力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要着力发挥首都的资源优势，使首都的发展与城市性质和功能相协调，与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要着力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和改善政府宏观调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源利用能力。要着力发挥体制机制优势，努力抓好中央赋予中关村的先行先试政策的落实。

一是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其中国内需求的贡献率曾高达91％以上。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增长并不慢，但投资和出口增长更快，出现了投资比重过高、贸易顺差过大、消费比重偏低的格局。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失衡，使得居民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内需不足，又加剧了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性。而外贸顺差过大，引发诸多贸易摩擦，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反过来又助长了投资的高增长。要保持持久稳定的增长，必须扩大国内需求，鼓励合理消费，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需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把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的条件已经具备。扩大消费需求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当前，要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开拓农村市场特别是农村消费市场，从而切实扩大消费、改善民生。

二是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要巩固第一产业，提升第二产业，做大第三产业。近些年来，我国第一、二、三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从最近几年我国各次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化情况看，第一产业随着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处于较低水平；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是影响国民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

当前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要把实现经济增长贡献率转变的着力点放在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上，通过持续实现第三产业的高增长和提高其贡献率，相对降低第二产业的贡献率。这既是实现经济增长贡献率转变的基本思路，也是从实际出发的现实选择。

三是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经济增长要素结构的不同，实质上反映了国家创新能力的强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低成本优势，迅速扩大生产能力，许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国际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但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不多。比如，由于缺乏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世界知名品牌，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实现我国经济向更高水平跃升，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必须更加注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积极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努力塑造新的国家竞争优势。我们要加快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和社会氛围，加快培育创新型科技人才，充分运用后发优势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有力而持久的技术支撑，加快从产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历史进程。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将在新一轮的发展中赢得先机。只要我们正确处理好和快的关系，坚持好字优先，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方式，就能够不断开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转自:育路公务员考试网

第三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选择。河南作为后发展欠发达地区，要实现跨越发展，更需要下大力气解决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时代的命题、发展的课题、现实的难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战略性系统工程，各项任务和举措密切联系、相互包容、相互促进，必须多管齐下，统筹兼顾，综合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是做到“两个坚持”、“三个转变”：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措施

为了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长期目标，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运作，深化体制改革，既要保增长速度，更要注重结构改善，确确实实将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为重心，实施配套的改革措施和政策组合，发挥宏观调控促进加快转变的功能。需要采取的重点措施主要有：

（一）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解放思想，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弘扬和鼓励按照科学发展观办事的宗旨，从规划、政策、法律、规章各个方面，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兼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要不断增强全党和各级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确确实实按科学发展观办事，才能有效推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的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能充分发挥的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的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高效合理配置的道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更为注重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通过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加快推进自主创新

创新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河南实际看，自主创新应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方式：一是跨越式创新。技术创新要建立在有选择、有重点的自主研发基础上，必须在河南支柱产业或优势产业等关键领域掌握自主技术。二是集群式创新。这主要是指通过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实现同一类型企业的集体创新和技术外溢，从而突破单个企业创新资源不足的瓶颈制约。三是协作整合式创新。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在跨越式创新的条件下，单靠企业自身的创新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在政府的协调指导下，实现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力量的整合，以协作的方式推进自主创新。

（四）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基础性结构，它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河南要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现代服务业全面发展、资源节约、竞争力较强的现代产业体系。积极促进产业由高消耗向高效率转变，由粗加工向深加工转变，由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转变，促进产业做大做强。一是巩固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推进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着力建设我国农产品重要产区，确保农业基础地位稳固。二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促进铝加工、汽车、矿产、石化、钢铁等支柱产业链向精深加工延伸。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调整原材料工业结构，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保护，加强能源、交通、水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工业园区建设，促进第二产业做大做强。三是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加快发展服务业，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消费性服务业，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促进第三产业更好更快发展，使其在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五）调整优化需求结构

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积极扩大消费需求，着力提高投资效益，努力稳定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要积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尤其要拉动农村消费需求，为扩大消费市场拓展新的空间。适应群众生活多样性、个性化的需要，引导消费结构升级。在稳定政府投资的同时，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增加就业、发展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积极培育市场驱动的投资增长，增强投资的内在约束，提高投资效益。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出口结构，继续抑制高消耗、高排放产品出口过快增长，鼓励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档次和附加值。

（六）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城乡结构是国民经济结构的重要方面，统筹兼顾城乡发展是完善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把河南落后的二元经济结构调整为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结构，必须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走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要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应将城市与农村生态环境统一到一个大系统中，形成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城乡生态新格局。消除对农民的多种歧视性、限制性束缚，让城乡居民在同等条件下、在统一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上平等竞争就业。高度重视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加大投入，通过制度创新，完善机制，真正改变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落后的状况。

（七）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既是河南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关系全局的重要任务，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要按照《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中提出的区域发展总体布局建设中原城市群。以客运专线和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等重要交通干线为纽带，重点以郑东新区、汴西新区、洛阳新区建设为载体，整合区域资源，加强分工合作，推进区域内城市空间和功能对接，率先在统筹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实现新突破，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政策和机制，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互动机制。加强国土规划，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科学制定主体功能区规划，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同时，建立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加大对贫困地区、落后山区的政策扶持，促进区域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

（八）加快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坚持走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是河南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举措。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不是单纯做好某些方面的工作，而是全面系统地开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将生态文明贯穿于理念、行为、社会管理的全过程。加快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要进一步做好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工作，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努力形成有利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鼓励科技创新，加快构建节约能源资源的技术支撑体系。加大投入，集中力量研究开发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构建起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技术支撑体系。

第四篇：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怎样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河南省政府门户网站2010年04月12日来源： 河南

日报

卢展工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抓住“转变”和“加快”这两个关键词。关于怎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卢展工指出，要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切实转变发展观念。要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做到在立场上到位、观念上到位、方法上到位。二是切实转变发展途径。要从调整经济结构入手，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从调整产业内部结构入手，着力解决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结构性矛盾。三是切实转变发展机制。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着力转变政府职能、转变领导方式、转变工作方法，着力创造机制、创造氛围、创造环境、创造条件，更好地凝聚合力、激发活力。四是切实转变发展目的。要坚持以人为本、为民惠民，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具体利益，始终把人民愿意不愿意、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检验标准，通过科学发展的实践来体现对人民负责。关于怎样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卢展工强调，要紧紧围绕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专题研讨班上提出的“八个加快”的任务和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提出的“四个大力”的要求，认真研究、准确把握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提升认识求加快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观念能不能转变、思路能不能拓展、头脑是不是清醒至关重要，说到底还是认识问题、信心问题。一方面，要多做理性思考。坚持多学习一些知识、多研究一些问题、多思考一些工作，不断提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要切实增强信心。

信心是推动工作的重要保障。既要从各种有利条件和良好发展势头中增强信心，更要从看到困难、问题、不足、差距中寻找信心，在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改进不足、缩小差距中坚定信心。二是坚持发展求加快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核心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层次、发展水平、发展条件出发，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解决好要不要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要着眼于我省的基本省情，着眼于解决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粮食怎么保、民生怎么办等现实问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扭住发展第一要务不放松，把保持当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为长远发展营造良好条件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在发展中转变、在发展中调整、在发展中提升、在发展中增效。

三是重在持续求加快转变。一方面，要持续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取得的好成效，持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积累的好经验好举措，持续这些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好成绩；另一方面要清醒认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始终持续加快转变的力度和韧劲，做到不动摇、不懈怠、不刮风、不呼隆、不折腾。要把握优势，认真研究、充分发挥河南在区位、文化、人口、粮食等方面的优势；要准确定位，明确河南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特别是在中部地区崛起中的影响、带动和示范作用；要弄清概念，科学界定中原、中原崛起、中原城市群的内涵，引导各级各地在中原崛起中找准位置、作出贡献；要持续思路，坚持重基础、重集思广益、重科学决策，始终围绕中原崛起、河南振兴、“三化”协调发展、推进“两大跨越”等重大战略方针来研究，以思路的持续确保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持续。

四是突出创新求加快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根本的是要依靠创新。要靠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总开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全盘皆活、全盘皆通。要

把解放思想的意识和观念体现到领导实践和一切工作中去，通过解放思想把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积极性广泛调动起来、充分激发出来。要靠体制机制创新。更多地从自身工作、从体制机制方面找原因、寻对策，努力构建体制机制新优势，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制度保障。要靠科技创新。深入研究如何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把科技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处理好原始创新、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和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应用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善于“借梯登高”、“借鸡下蛋”、“借脑生财”。要靠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创新。领导干部要做到谋划多一点、服务多一点、创造条件多一点、依法依规多一点、求实求效多一点，肩负起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领导责任。

五是统筹协调求加快转变。只有坚持统筹协调，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广泛的共识，才能凝聚起方方面面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智慧和力量。要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切实把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融入经济发展中，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和持续创造财富的能力，推动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要统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坚持把民生改善作为发展的目的、发展的动力、发展的保障和评价发展成果的标准，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统筹“三化”进程。认真研究如何统筹协调“三化”进程，使之更符合河南实际，把农业农村、工业产业与城镇建设更好衔接起来。要统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发展。既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引领、集聚功能和作用，又要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以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县域经济活力，以城镇化为切入点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为中心城市和中原城市群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创造更大空间。要统筹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着力点，作为

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重要途径，更加重视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有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六是有效运作求加快转变。要按照中央要求，结合各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立足于学，认真学习中央精神，学习各方面知识，学习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要立足于实，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求实务实。要立足于做，想好了再说，说了就要做，做好做到位。坚持“三具两基一抓手”，做任何事情一具体就突破、一具体就深入、一具体就落实，切实抓好基层、打牢基础，通过实施项目带动形成合力。要立足于效，强化效益、效率、效果、效能等概念，在效上见“转”、在效上见“调”，在效上见“快”、在效上见“好”。

第五篇：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有效地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企业主体作用和市场调节作用，使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向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和环境生态需要转变。全球经济危机世界范围内带来的影响是空前剧烈的，虽然，我们已经顺利的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正式步入了后经济危机时代，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仍在持续，对我国经济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危”中有“机”，关键是看我们如何抓住和利用好机遇。如何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优化来应对危机的冲击，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针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特点，及时总结经济发展情况，把握自身发展现状，通过壮大产业集群、拉伸产业链条、抓好项目建设，整合要素，优化布局，努力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改革开放初中期，我国靠低级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但是现在依靠制造业单一生产型、依赖高投入和出口的低级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造成我国经济内外失衡。我们要把这次经济危机作为优化产业结构的一次机遇，引导三次产业本着着眼现实、着眼未来、着眼世界的原则来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目前，经济正处在追求总量和速度的数量型增长方式向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协调的质量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时期。我们应从经济运行质量、经济运行环境、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结构变化、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等 1

五方面综合考虑经济增长方式运行现状。

近年来，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加快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通过推进决策科学化，简化行政审批制度，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加强公共行政服务体系建设，逐步把政府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努力为经济发展营造出良好的氛围。

科技进步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手段。我们始终把科技创新放在突出位置，围绕运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环境，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工业对于经济有着风向标的作用，以科技创新促进工业发展是推进“改革发展”方略的重要举措。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有效地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企业主体作用和市场调节作用，使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向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和环境生态需要转变。要继续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加快服务平台建设。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按照立足科学发展、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的总体要求，紧密结合自身实际，确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

提供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政府发挥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因而需要加快服务平台的建设，进一步合理规划，拓展发展空间，继续加大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完善政策支持，特别是在技术交易、人才培训、劳动力供给、信息服务、管理咨询等方面不断提高服务效率与服务水平。

2、继续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内容。加快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步伐，按照集中式布局、集约化生产、集群化发展的要求，打造千亿产业集群，构筑以“两型产业”为核心的产业体系，以加速园区建设为重点，以“大招商、招大商”的理念为纽带，大力支持高新区、循环经济工业园和创意产业园做大做强，发展各县区工业园区和工业小区，突出骨干项目建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做大做强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一、三产业，实现三次产业协调拉动经济增长。加快农业设施建设来带动农村经济的增长，通过扩大农业设施规模，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基地，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打造出更多的农产品品牌，培育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提高农村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把服务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扩大服务业规模和提高服务业的整体水平，继续加强传统生活服务业的发展，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文化、卫生和旅游产业，大力促进连锁经营、物流配送、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电子商务、金融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房地产业，积极引进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入驻株洲，积极利用好国家、省支持房地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实现住宅地产、商业地产和工业地产共

同发展。

3、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推动全市经济向创新型发展模式转变。科技发展相对滞后、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与珠三角先进市差距进一步拉大的主要原因。为此，我们必须坚持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针，继续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从而形成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有效机制。在经济发展中，我们要逐步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坚持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相结合，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把培育高层次的人才群体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保障，开展高层次的人才交流，形成人才培养、交流的良好环境。

4、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经济增长向资源高效利用型发展模式转变。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变废为宝，完全可以化劣势为优势，这样不但节约能源、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还可以有效地改善环境状况。因此，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建立循环经济技术体系，加强对耗能大户的监控，对污染物排放超标的企业，依法治理整顿，实现从源头管理。同时，要鼓励支持企业发展技术含量高、环境污染少、废物利用量大的项目，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