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鹤”的意象（合集五篇）

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中“鹤”的意象

中国传统文化中“鹤”的意象

鹤有不群者，飞飞在野田。饥不啄腐鼠，渴不饮盗泉。贞姿自耿介，杂鸟何翩翾。同游不同志，如此十馀年。一兴嗜欲念，遂为矰缴牵。委质小池内，争食群鸡前。一鹤东飞过沧海 放心散漫知何在 仙人浩歌望我来 应攀玉树长相待

鹤，属鸟之涉禽类，形似鹭，嘴长而坚直，色绿，头顶赤色，全身纯白，也有灰色苍色的。下颚、两翼末端或尾部多果断色，足长，胫骨披鳞，色青绿。高三、四尺，形貌潇洒，繁殖于黑龙江等处，夏季北归，冬季南去，以小鱼、昆虫及谷类等为食。中国古代的人很早便注意对鹤的研究，特别是它的叫声，《诗经》有“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的描绘。很多详尽，也很有参价值。由于鹤形貌出众，有高人隐士之风，被视作仙禽和长寿之物，又因鹤舞姿态美妙，所以古时王公贵胄和文人雅士很爱养鹤以供玩赏。最早记载养鹤的事要属《左传》：“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晋羊祜镇荆州时，尝取泽中野鹤，教之以舞，娱乐宾客。至如陆机为成都王司马颖所诛，临死时犹“顾左右而叹曰：'今日欲闻华亭鹤唳，不可复得。'”可见其爱鹤心切。至于文人雅士以鹤为题材的作品，如白居易《池鹤》、杜牧《别鹤》、苏轼《鹤叹》等，更多不胜数。鹤在中国文学里，是一个很常见的描写对象，有平实的白描，也有加以神化，以至用以象征离别、情义、君子、大志、清高、隐逸、神仙、长寿等。

一、情义中国古籍文学里，常常用成鹤对幼仔的精心哺育，象征父母对子女的爱，为了维护子女，甘愿牺牲。

《广五行记》记载，隋炀帝要组织仪仗队，于是下令征课各县羽毛，用来制造侍卫穿的氅衣。百姓为了应付课税，只好捕捉禽鸟，拔取羽毛。在乌程，有鹤身于百尺高的树上，人们要把树砍下来，鹤怕幼子受到伤害，于是自动用咀衔下身上的羽毛，投在地上。鹤的出现，有时是由于孝行所致。《晋书·吴隐之传》记述吴隐之丧父时，痛哭流涕，路过的人也是感动得落下泪来。后来母亲去世，隐之更是悲伤不已，正当号泣的时候，忽然有双鹤鸣叫，时人都认为是孝行所感致，《晋书·陶侃传》亦载有此类故事，而且还多了一种色彩。陶侃因母亲病逝，辞官司守丧。一日，有两个客人来吊丧，没有哭便走了，陶侃觉得奇怪，于是跟在他们后面，只见那两个客人变为双鹤，冲天而去，后世因此称吊丧为“鹤吊”。从以上两则记载，可鹤与孝行有密切的关系，鹤的出现，正是孝行所致，这大概就是古之所谓“'孝感'动天”的一种文学表现吧。古代诗歌中，不乏关于鹤的爱情故事。汉代《古歌辞》中，有一首是以白鹤忠于爱情为题材的“飞来白鹤，从西北来，十十五五，蜀列成行。妻卒被病，不能相随，五里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日摧颓。”曹植也有一首同类题材的咏鹤诗。东晋王韶之《神境记》的记载，更富神奇色彩：传说一对夫妇隐居兰岩，一活就是是数百年，后来双双化身为鹤，不料其中一只为人所害，孤鹤终年哀鸣，长留不去。此外，《渚宫故事》记述南朝宋明帝修建竹林堂，新阳太守郑裒献雌鹤于堂，留雄鹤于府邸。雄鹤失侣，昼夜鸣叫，闻者为之泪下。雄鹤又常飞赴堂中，与雌鹤交颈共舞，宫人驱之，不肯离去。南北朝时庚信也写过《鹤赞》诗，赞美了鹤对爱情的忠贞。

二、离别在南北朝的诗文中，诗人常常以别鹤来比喻夫妇离另的悲哀，其中大部分是写深闺女子对客居它方的爱人的思念。

如汤惠休《白歌》、柳恽《掏衣诗》、吴均《与柳恽相赠答诗》、陆厥《李夫人及贵人歌》、虞羲《自君之出矣》、梁武帝《燕歌行》等。柳恽《掏衣诗》曰：“鹤鸣劳永叹，采？伤时春。念君方远游，望妾埋执素。秋风吹绿潭，明月悬高树，佳人饰净容，据携从所务。”此处，也有写男子思念女子的，如江淹《悼室人诗》、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等。从以上提及的诗文中，可以找到用字极相似的诗句，如陆厥《李夫人及贵人歌》中有“寡鹤羁雌”句，梁武帝《燕歌行》中有“沙汀夜鹤啸羁雌”句，梁朝王筠《春月》也有“独鹤惨羁雌”句。“孤鹤羁雌”在以后的诗文中也常常出现，用以象征夫妇或恋人的分隔异地，遥相思念。古人还用别鹤来比喻朋友的离别，如鲍照《与荀中书别》：“劳舟厌长浪，疲饰倦行风。连翩感孤志，契阔伤贱躬......渐无黄鹤翅，安得久相从。顾遂宿知意，不使旧山空。”以鹤比喻感伤。除了离情别绪外，还有用以表现游子思乡以及痛悔自已行为的等，如到溉《秋腐咏琴诗》：“寄语调弦者，客子心易惊。离泣已将坠，无劳别鹤声。”繁钦《愁思赋》：“鸣鹤之哀音，知我行之多违。怅俯仰而自怜，志荒咽而摧威。聊弦歌以励志，逸奉职于闺闱。”

三、神仙传说中鹤能翩翩于仙凡之间，不受任何拘束，关于鹤的出生也有种种神话传说，例如影生、声交而孕、胎生等，加上古代人相信鹤的形象于是被神化了。

因此，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鹤多被喻为“仙禽”，或是直接比喻为神仙。在神仙的传说中，仙人驾驭的多是鹤。如《列仙传》中载有王子乔乘鹤的故事。《述异传》中的仙人是“驾鹤之宾”，能够“跨鹤腾云”，鹤于是成为“仙人的骐骥”，常常往来于仙凡之间。鹤与神仙既然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所以诗文中“驾鹤”的意象，也往往有“神仙”的寓意。例如南北朝诗歌中何召《游仙诗》、鲁范《神仙篇》、释慧净《英才言聚赋得升天行诗》等。除了“驾鹤”外，还有“控鹤”、“御鹤”、“驭鹤”、“拂鹤”及“乘鹤”等语汇，并且在诗文中配上“琼台”、“桂寝”、“金坛”、“瀛洲”等与神仙或仙境有关的词语，更突出了鹤所具有的神仙意象。还有传说修道的人可以化成鹤，或是仙鹤可以化成人的故事。葛洪的《光朴子·释滞》：“君子为鹤，小人成沙。”《神仙传》中又载苏仙公成仙化鹤的故事。其中陶潜《搜神后记》记载丁令威的成仙经过最为详尽：“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绯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还夺薛用弱《集异记》记述徐佐卿化成鹤时，被箭所伤；吴淑《江淮异人录》载孙绍元死后变鹤的故事；王世贞《列仙全传》记赵惠守修道成仙，化为仙鹤而去。至于仙鹤化成人的故事，范晔《后汉书·郑弘传》中记：射的山有白鹤替仙人取箭，但遗箭被樵夫弘拾得，后来白鹤化成人向弘讨还遗箭。《古琴疏》载：恒山有双白鹤，化成神女在台上载歌载舞，今遍山俱响。刘敬叔《异苑》记载：晋情帝永嘉中，徐被一个由白鹤化成的女子迷惑的事。刘义庆《幽冥录》也记晋元帝元兴时，苏琼由白鹤化人迷惑一少年的经过。虽然这些能化成人的鹤不尽是神仙，但超越常人而类于神仙的意象则仍然可寻。可见，鹤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往往有着强烈的神仙意象。

四、君子由于鹤的形态是长颈、竦身、顶赤、身白，给予人一种清高的感觉，所以鹤很早就被人认为是有德行的禽鸟。

《诗经·小雅》就有《鹤鸣》诗：“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爱有树檀，其下维谷。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正是以鹤寓喻君子。《周易·系辞上》也以鹤比作君子：“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于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也。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鹤在树萌中鸣叫，小鹤也会随声呼和，喻指有道德学问的君子，虽深居简出，他的嘉言善行，也会传至千里之外，受人赞扬。因此，“鹤鸣”一词也经常在诗文中出现。如汉《虞？碑》：“惟此君子，除汉之英，德为龙光，声化鹤鸣。”汉以后，诗文中常以“鸣鹤”或“鹤鸣”喻君子，如陆云《鸣鹤诗序》：“鸣鹤，美君子也。”此外，又有所谓“鹤鸣之士”，指那些修奂践言为当世所赞颂的人，《后汉书·杨赐传》载：“唯陛下慎经典之诫，图变复之道，斥远佞巧之臣，速征鹤鸣之士。”葛洪的《抱朴子》中更有君子化成鹤的故事：“君子为猿鹤。”庚信《哀江南赋》中“君子化成猿鹤”之名，就是用的这一典故。唐代天子求贤的诏书，也因以鹤与君子的联想，而称为“鹤书”或“鹤板”。此外，唐诗中更有“鹤貌”、“鹤体”来形容君子的高洁，如唐壶。吴中高士虽求死，不那稽山有谢敖。“古谚云：”鹤非染而自白，鸦非染而自黑。“就是说人的正派与否，是由本身决定的，元代郑德辉《王粲登楼》四说：”你可晓得那鹤非染而自白，鸦非染而自黑。既读孔孟之书，心达周公之礼。“这里，鹤也比喻为正君子。

五、大志鹤能够在广袤的空间飞翔，中国古代神仙故事中的鹤便可以在超越俗世的时间和空间往来，《相鹤经》说鹤”飞则一举千里“，这种特殊的飞翔能力，往往用来比喻有大志。

在表达手法上，除了写鹤飞行的状态外，还多与小鸟作对比。例如阮籍《咏怀》其二十四：”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反之，鹤因受伤或羽翼未成等理由不能高飞就显得”沮丧“。《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载：”支（道林）公好鹤住剡东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公惜之，乃锻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其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总之，鹤飞则一举千里，便成为一个有远大志向的象征，再加上那些描鹤不与小鸟游，又不愿被畜养赏玩的诗文，更突出了鹤这一象征。

六、隐逸鹤喜欢栖息在涤尽繁器的郊野，如深谷、小渚等，所以有隐逸的象征。司空曙《选僧无言归山诗》：”袈裟出尘外，山每项几盘缘。人到白云树，鹤沈青草田。龛泉朝清？，松籁夜和禅。自昔闻多学，逍遥注一篇。“宋代隐士林逋”梅妻鹤子“的故事，最为人所知：”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舟，游西湖诸寺。左右有客至？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纵鹤，良久，？必棹小舟而恨，盖尝以鹤飞为验也。“在这段文字中，我们感受到安舒和逸的气韵，自始鹤就与逸士不可分隔，由隐士自会想起鹤来。

七、报恩中国文学里常有对鹤知恩图报的描述。

最早记载鹤报恩的，要算是西汉焦延寿《易林》中的”白鹤衔珠。“其后唐徐坚《初学记》卷十六引《韩子》说：”师旷鼓琴，有玄鹤衔珠于中庭舞。“可见中国文学里很早便把鹤与珠连在一起。东晋以后也有记载鹤以来得及报恩的诗文，晋干宝《搜神记》郑二十载：”哙参，养母至孝。曾有玄鹤，为戒人所射，穷而归参。参收养，疗治其疮。疮愈放之。后鹤夜到门外，参执烛视之，见鹤雌雄双至，各以明珠以报参焉。“南朝梁兴嗣的《白鹤羽扇赋》开首即说：”衔明珠以报德“。

有时鹤会以其他方式报恩，如西汉路乔如《鹤舞》：”„„赖君王之广爱，虽禽鸟兮报恩。方腾骧而鸣舞，凭朱槛而为欢。“文中说鹤知道自己备受宠爱，于是很高兴地在庞里鸣叫起舞。《格致镜原》记述李卫公因救仙鹤而得相位。甚至有以死相报的故鸣不食；卢勉饲之，乃就食甚驯。一创死，一哀鸣不食品店；卢勉饲之，乃就食。一旦，鸣绕卢侧。卢曰：'尔欲去也，有天可飞，有林可栖，不尔羁也'。鹤振翮云际，数四回翔，乃去。卢老病无子。后三年，归卧黄溥溪上，晚秋萧索，？杖林间，忽一鹤盘空，声鸣凄断。卢爷祝曰：”若非我陈州旧侣耶？果尔，即当下。'鹤竟投入怀中，以牵衣，旋舞不释。卢抚之，泣曰：'我老无嗣，形影相吊，幸尔留此，当如孤山？老，共此残年。'遂引之归。卢殁，鹤亦不食死。“灵鹤报恩的故事在中国文学里是屡见不鲜的。

八、长寿鹤被认为是可存活千年的动物。

古人常以生命短暂的蜉蝣，与长寿的鹤作对比。《淮南子·说林训》载：”鹤寿千岁以极其游，蜉蝣朝生暮死而尽其乐。“由于龟是长寿的象征，所以古文中鹤时常与龟并称。如汉桓谭《新论·辩惑》中说：”龟称三千岁，鹤称千岁“，”谁当久与龟鹤同居，而知其岁耳“，皆指龟鹤是长寿之物。

以”鹤老“喻长寿，在唐诗常常见到。唐柳公绰《赠毛侧翁》诗：”桃源千里远，花洞四时春。中有含真客，长为不死人。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莫遗同篱槿，朝荣暮化尘。“又如司马退之《洗心》诗：”山瘦松亦劲，鹤老飞更轻。逍遥此中客，翠发皆长生。“ 鹤被视为仙禽，且又象征着长寿，所以常见于颂寿之辞，如”松鹤长寿“、”松鹤遐龄“、”鹤寿松龄“、”龟鹤延年“等。

白鹤的羽毛，常用以比喻人类的白发，所以鹤除了有长寿的意象外，也象征年老。”鹤发鸡皮"是形容年老、发白皮皱之意。

第二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何通过对一个女人的女阴的观察与验证来判断其好恶之品德，虽属荒谬之至，但也可反映古人对女人的道德评价。在评价一个好女人时，应具备下列条件。《玉房秘诀》指出：“欲御女须取少年，未生乳，多肌肉，丝发小眼，眼睛白黑分明者，面体濡滑，言语音声和调，其四肢百节之骨皆欲令没，肉多而骨不大者，其阴及腋下不欲令有毛，有毛当令细滑也。”《大清经》云：“黄帝曰：‘入相女人云何谓其事？’素女曰：‘入相女人，天性婉顺，气声濡行，丝发黑，弱肌细骨，不长不短，不大不小，凿孔欲高，阴上无毛，多精液者，年五五以上，三十以还，未生产者。交接之时，精液流漾，身体摇动，不能治定，汗流四浦，随人举止，男子者虽不行法，得此人由不为损。”至于所谓的“恶女”，《玉房秘诀》指出：“若恶女之相，蓬头面曾面，槌项结喉，麦齿雄声，大口高鼻，目精浑浊，口及颔有亮毛似鬓发者，骨节高大，黄发少肉，阴毛大而且强，又多逆生，与之交会，皆贼损人。”《大清经》云：“相女之法，当详察其阴及腋下毛，当令顺而濡泽，而反上逆，臂胫毛粗不滑泽者，此皆伤男，虽一合而当百也。”“女子阴男形，随月死生，阴雄之类，伤男尤剧，赤发面曾面，癯瘦固病无气，如此之人，无益于男也。”古人认为，蒙古人种的妇女一般说来比其他种族的妇女阴蒂发育得要小，他们讨厌大阴蒂。从《医心方》引文看来古代中国人认为有些女人的阴蒂随月圆而变大。因此，这时她们必与（另一）女子交合，否则会死。月渐缺时，阴蒂又恢复到原来的大小，这时，她们必与男子交合，否则不能活。因此这种人两周为女，两周为男，并且据说生性极端淫荡。当然，以上所述的房中术理论，视女性为性欲工具，所谓“好女”与“恶女”，只不过是男人挑选滋补男人元气的“药物”的参照。

明代房中书《素女妙论》第六节《大小长短篇》中，论述了女阴的不同位置。“帝问曰：女子玉门有上中下之异，何也？”素女答曰：“牝户之美，非在位而在用也。上中下者各有其异，要之顺利而用之耳。中者四时均宜，百势无防，以不偏为贵是也。上者宜冬，匡床绣被，男伏其上是也。下者宜夏，竹荫石榻，隔山取火是也。斯乃御女器使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阴毛在相术上和医药上具有所谓的特别功效。在生理学上，阴毛成三角形扩大近于脐部的，叫做男子型；阴毛向上呈水平线，向下直到大阴唇的，叫做女子型。这两种型，在中国文化中赋予细部同异研究后，变成了相术的主要项目之一。相术中说阴毛要“三七（二十一岁）之内生，太早，夭；太迟，淫”。阴毛颜色“宜黄宜软，主贵；硬，主贱，如乱草，主淫。”据说汉朝的吕后“阴毛长八尺，黄如金色而拳，名为‘金钱缠阴’，主极品，亦主淫。”除了“白发三千丈”的李白，一般人当然不可能有吕后这种“阴毛长八尺”的天赋，所以，一般说来，女人的阴毛主贵有三个条件：

一、黄毛——黄如金丝，贵而聪敏；

二、拳珠——曲卷如珠，英明过人；

三、柔细——柔细清润，贤淑温和。女性阴毛最“贵”的一种，叫“金钱吊芙蓉”。这种形状据说可旺夫益子。所谓金钱吊芙蓉是指阴毛稀稀疏疏的，只有阴户中间的一撮，而非大森林型的“乱草丛生”。阴毛细而卷曲的女性，假如阴毛呈菱形，表示她“热情如火”，精力旺盛。阴毛稀疏柔软的女性，多是外表窈窕瘦长，假如呈橄榄形，则是所谓的“金钱吊芙蓉”的类型。阴毛粗而硬又浓密的女人，阴户机能比普通女人的“成熟”，她动情时，阴户气味特别浓厚，床上较为主动。阴毛少而杂乱，而毛又粗的女人，性欲较旺盛，为淫荡之女。此外，古人最忌讳的是没有阴毛，没有阴毛的女阴叫“白虎”，也叫“不树”。这是不吉利的，这好像田中长不出禾稻一样。这些都是相术上的“妙论”。

此外，在中国古代医学中，对女阴的阴毛之用处，也有独特的“见解”。女阴的阴毛，一来可用于治“阴阳易病”，用法是在男人病后性交、睾丸肿了或缩入腹内时，“取妇人阴毛烧灰饮服”，饮服用水要用“洗阴水（洗了屄的水）”；二来可用于治“牛胀欲死”，用法是把“妇人阴毛，草裹与食”，牛一吃，立刻病就好了。如此等等，女阴阴毛之“妙处”可见一斑。

在人类历史中，阴毛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生物功用，但是有一个理论主张在人类尚未学会以衣物蔽体之前，阴毛可区分费洛蒙（pheromones，一种体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对其他人有特别的讯息）。这些讯息可能是种信号，例如女性已到了生育期。

阴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一种性的特征。阴毛不象头发那样可以长行很长，它的平均长度为4—8厘米，且其形状都呈弯曲状。阴毛的生长速度是，每天长0.2—0.3豪米，每月长5—8豪米，每年长6—10厘米，但实际上人的阴毛只有4—8厘米，10厘米以上的实属罕见。

一般情况下，人的阴毛总数为1000—3000根，七八个月到一年半之间全部更换一次，所以，人们每天要脱落5—10根阴毛，并长出新的阴毛。

相学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有千余年历史，其中对女性的阴毛似乎有一番“研究”，尤其是对女性阴毛的形状与其所谓淫贱的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据相学专家指出，“正统”的阴毛生长形状，是顺而向下呈倒三角型,由小腹对下四个手指横排平放位置开始，直至女阴顶部为止，而毛发较浓密者会由两片阴唇呈八字须状一直向下绕至会阴部位。许多女性的阴毛仅由小腹对下部位伸延至阴部顶端为止，而两片阴唇上面很少有阴毛生长。在古代相学中，将女性的阴毛分为12种类型：

1、碗型。阴毛呈横生向上弯曲；

2、无毛型。阴毛寥寥可数，俗称为“白虎”；

3、葵扇型。阴毛象葵花分布；

4、碟型。阴毛呈横生到股关节；

5、正三角型。

6、箭嘴型。变相的倒三角形，多毛者生到肚脐；

7、稀毛心型。阴毛明显呈心型生长；

8、稀薄型。比无毛型稍稍多阴毛；

9、一字型。阴毛呈横生，生到髀罅；

10、倒三角型。阴毛象扇形分布；

11、菱型。阴毛向上生，有的甚至生至肚脐；

12、喷火型。阴毛象火山爆发形状生长。此外，古代相术还谈到了人种和阴毛的关系。古人认为，阴毛的颜色基本上同头发的颜色一样，金发女人的阴毛就呈金色，黑发女人的阴毛就为黑色，如此类推。通常黑人和白人的阴毛都为卷毛，而黄种人就为直毛。浓度方面，欧美人比较浓，而黄种人就比较疏。

以上所说的女性阴毛12种类型，是指女人直立时从前面所观看到的形状，古代相术还谈到了女性阴毛特殊的延续形态，即女人仰卧，分开大腿，从正常角度所观看到分布于女阴周围的四种形态：

1、箭嘴型；

2、剪刀型；

3、葵扇型；

4、蝴蝶型

日本学者须滕武雄博士在《从毛发看性格与爱情》一书中，对女性的阴毛与性格、爱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将女性的阴毛分为5种类型：

1、倒三角型。女性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倒三角型，它被称为女性的标准型，占女性总数的70%—80%。但是，即使都是倒三角形，其中也有阴毛面积大、面积小、毛厚、毛薄之分。从总体现象来说，阴毛较厚的女人一般性急、好胜、且喜欢出头露面。与此相反，阴毛较薄的的女人，习地善良、老实、内向、贤淑。

2、弦码型。这种阴毛类型的女人较为少见，其性格如男性般易躁、好胜、愿意领导他人，在性生活方面也由于其性欲较强而较为主动。

3、菱形型。这种阴毛类型的女人并不多见，其精力旺盛，头脑机敏，泼辣。4茶碗型。这种阴毛类型的女人极为罕见，其体格如男人般结实，意志坚强，头脑灵活，凡事计划性很强，勇气甚佳，但对性事淡薄。

5、无毛型。这种无毛型为女性所特有，这种无阴毛的症状，绝大多数不是后天的，而是先天的、遗传的。因为阴毛生长在特殊部位，所以这种类型的人也就没有必要为怕人看见而担心。无毛型的女性性情温和内向，不善交际，在家庭则为贤妻角色。

通过对女性阴毛变化的观察和研究，须滕武雄博士进一步指出，女性的阴毛经常发生变化。A、命运与阴毛的生长方式非常相象，阴毛往上长的命运则佳，阴毛往下长的则命运也不济。B、就阴毛的手感而言，“哎呀，真硬”。这种人脾气也倔，灵敏度较差。反之，阴毛较软的人性情温和，性感度强。C、阴毛的弯曲越多，其精神上的烦恼也多。D、爱得越深，阴毛也会长得越浓。（参阅：须藤武雄：《从毛发看性格与爱情》，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23—127页）

我们暂且不去考虑须滕武雄对女性阴毛的论说有多少科学依据，其牵强附会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对女性阴毛的护理，日本人认为，就象男人需要剃须修脸一样，女性也应该顾及阴毛的美容。不过，用剪刀剪毛，会剌激毛囊，令毛发生长更快，所以古时日本女人，特别是妓女，会用烧香去烧毛前端，轻轻一烧，毛就会立即着火缩短，再用毛巾清理完毕。据说古时候的日本澡堂里，都准备一种去毛石，女人洗澡的时候，就会顺便使用这种石头把阴道口附近的毛去除。

在古希腊有女性剃阴毛的习俗，这是女性对女阴的化妆术之一，他们称之为剃清“维纳斯之丘”（女性下体的三角丘部位）。当时，这种化妆术是和裸体习俗联在一起的，如果不裸体，这种化妆术当然毫无意义。古希腊的男人喜欢女人把隐秘部位的毛发拔掉或用微火烧除，喜剧作家柏拉图曾在作品中提到“用手拔出一束束的爱神木”（《雅典喜剧残篇》第一卷，第684页），而阿里斯托芬说，女人也使用油灯（除毛）（《吕西斯特拉忒》第827页）。此外，还有人使用热灰除毛。南方的妇女毛发生长快速，因此她们常常特意去除毛发为的是不至于遮蔽她们的隐秘部位。

第三篇：茱萸：唐宋诗词中传统文化的典型意象

茱萸：唐宋诗词中传统文化的典型意象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几乎人人熟记成诵的小诗，其中“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中的茱萸让许多少年产生美好的憧憬，也让许多人颇费思量。

茱萸历代都被作为祭祀、佩饰、药用、辟邪之物。早在周代，茱萸就由于被视为非凡之物而被当作祭祀不可或缺的八种美果之一；在汉代，人们逐渐地认识到茱萸的多种药物用途而开始重视培育、栽植茱萸；传说中战国时期的楚国王妃就佩戴着茱萸做的饰物。因此，人们对它格外钟爱，以致形成了饶有风味的茱萸风俗，即于重阳之日，登高畅游，携茱萸女，插茱萸枝，佩茱萸囊，饮茱萸酒，吟茱萸诗，极尽欢娱之乐。久而久之，相沿成习。故古人又把九月九日重阳节称为登高节、茱萸节、茱萸会。

茱萸风俗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历史悠久，只是到民国以后，由于社会的急剧动荡，茱萸风俗才渐渐衰落，唯登高之俗尚存于民间。茱萸还可以酿酒，唐代著名隐士寒山曾有“暖暖茱萸酒，空心枸杞羹。终归不免死，浪自觅长生”的诗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汉中地区茱萸主产县佛坪县利用当地资源，生产出了茱萸牌系列果酒、饮料，其味醇美，药效显著。茱萸因其本身的价值以及历代赋予的传奇色彩，使文人们很喜欢用它作诗料，并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自己的不同心境。历代文人笔下，以茱萸寄言亲友欢娱之情的诗赋很多，其中以唐宋诗人为最。以下是笔者搜录的唐人茱萸诗，与诸位共同品尝。

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子细看。”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朱放《九日与杨凝、崔淑期登江上山，有故不往》：“哪得更将头上发，学他年少插茱萸。” 戴叔伦《登高乘月寻僧》：“插鬓茱萸来未尽，共随明月下沙滩。” 卢纶《九日奉陪侍郎》：“睥睨三层连步障，茱萸一朵映华簪。” 耿讳《九日》：“步蹇强令避藻井，发稀哪敢插茱萸？” 王昌龄《九日登高》：“茱萸插鬓花宜春，翡翠横钗舞作愁。” 杨衡《九日》：“不堪今日望乡意，强插茱萸随众人。”

权德舆《酬九日》：“他时头似雪，还对插茱萸。”《九日北楼晏集》：“风吹蟋蟀寒偏急。酒冷茱萸晚易醺。”

张鄂《九日晏》：“归来得问茱萸女，今日登高醉几人？”《九日》“城远登高并九日，茱萸凡作几年春？”

白居易《九月九日登巴台》：“闲听竹叶曲，浅酌茱萸怀。”《九日寄微之》：“蟋蟀声高初过雨，茱萸色浅未经霜。”

这些诗赋予了茱萸极其浓郁的传奇色彩，显现着古人对茱萸深切的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意象之一。通过分析概括，这些写到茱萸的诗词主要有四种内容：一是佩带茱萸囊于臂肘；二是插茱萸于发冠；三是饮茱萸酒；四是以茱萸节、茱萸会代替称重阳节。

第四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

作者：不详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1773 更新时间：2009-4-12

导 论

所谓生死观，顾名思义，主要指对于生与死的基本看法，其中包括：如何看待生命、人到底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何在以及如何看待生命进程中必定会降临的死亡等一系列问题。人生在世，无论贫富贵贱，不管职位高低，也不论年龄大小，生死问题是谁都无法逃避的[①]。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高新技术日益更新换代。近年来，尤其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世界的历史在发展上出现了飞跃，科技越来越发达，物质文明越来越进步，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远远超过了所有这之前人类史上所创造的物质价值。过去人的梦想甚至是幻想，在科学发展的今天，被一个个实现了，古代神话中的“千里眼”、“顺风耳”，甚至传说中的“常娥奔月”在现在看来都早已不足为奇。宇宙之迷被一个一个地破解掉了，理性与科学似乎成了万能。

科技使人类获得了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人类俨然就成了世上的神，然而，人类事实上还并非是神，而万能也不等于是全能，当人面对自身的问题——人类的生与死的问题时，科学却丧失了自身强大的威力，一向以“理性动物”自命的人类，终究摆脱不了“动物性”的局限，生来便陷入了智慧与愚昧的矛盾的困扰之中。

生死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最切身、最根本的利益，对它的解答是人们决定人生态度、人生目标，建立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死之迷的破解较之衣食住行条件的改善等现实问题，显得更为现实，更为重要。

其实，早在人类文明发韧的初始，人类就受到了生与死的问题的侵扰，按《圣经》上的记载，人类史上第一个死去的人——亚伯尔，成了第一代人类的困惑，人类自古就在不断追问人的生来死去：人的生命究竟渊源于何处？人是一死永灭还是有来生后世？任何人，从原始人到现代人，不论帝王将相抑或平民百姓，也不论英雄领袖还是江洋大盗，只要他理智健全，无不有各自对生死问题的答案，即使有人并不承认思考过这个问题，但生与死的问题必定在他的潜意识中萦绕盘桓过。人类的老祖先们打起初就开始了对生死之迷的破解，也提出了广为当时社会所接受的答案。然而，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毕竟没有人带着记忆从生前来到这个世界，也没有在死亡后又重返世界。总之，人类拿不出直接自明的证据证明人生前死后的状况。因此，生死之迷便成了人类文明征途中一道无法逾越的洪沟，而现代人所崇尚的、冠以“万能”的科学，在研究科学的研究者时，显得是如此的软弱无力。

关于生与死，中国古代的先辈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这些观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生死问题，但在中国历代以来，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于时至今日，中国人仍在骨子里接受着这些观念。在这个科学巨人与道德侏儒比例严重失调的社会，人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也在逐步滑坡，或许，只有生与死的警示才能重新唤醒人类内在的道德意识。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的生死观，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人关于生死之认识的剖析，来探寻生命的意义，以期唤醒人们对生死的意识。

一、敬始、慎终、追远，追求道德超越，提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儒家生死观

数千年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导。虽然从先秦至今，历朝统治者对待儒家所采取的态度各不相同，但儒家文化却无疑深深地渗透于每一个朝代，贯穿了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史，指导着甚至制约着历代统治阶级与被统治的思、言、行、为。

众所周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历史上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一事件为儒家来说无疑于一次毁灭性的灾难，表面看来，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在秦朝似乎没有了活动的市场。然而，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焚书坑儒”只是秦始皇执行法家中央集权政治的一种必然结果，秦朝的“焚书”与“坑儒”，其直接目的是在限制儒生，使其就范，而并非要消灭儒家，相反，作为新的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的统治者，秦始皇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这就需要他必须利用各学派中他视为合理的因素为其统治思想服务，而孔子的忠、孝、节、义思想为当时的统治是再适宜不过的了。因此，儒家思想在秦代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②]。到了汉代，一向自认“以马上得天下”而鄙视一切儒生的汉高祖刘邦，到后来也不得不改用儒家的礼仪建立汉朝的统治秩序，而至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进一步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史上的统治地位。

与其它各家各宗派相比，儒家的得势显然得益于其思想中鲜明的入世思想。儒家即孔子创始之时，就主要关注于社会和人伦问题，强调政治与伦理的教化。同时，由于对原儒思想的继承，儒家思想也包含着浓厚的宗教性氛围，礼教性与宗教性在孔子的思想中互相交连在一起[③]。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与“礼”的统一。这里的“仁”指的是合同，亦即使各种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相亲相爱；而孔子所谓的“礼”则指的是别异，亦即依血缘关系亲疏厚薄以区分上下等级的观念[④]。“忠恕之道”与“克己复礼”是儒家提倡的人的一生的人格追求。忠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仁”的内涵中积极的一面，恕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仁”的内涵中消极的一面。“仁”与“礼”是人一生的最高道德理想，是人一生的追求。延伸之，对待人的死也同样要施之以“仁”和“礼”。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认为死与生没有区别。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尤其在对待人的“身后”的葬礼和祭礼中，“仁”与“礼”的观念体现的淋漓尽致[⑤]。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生死的问题上明显表达了重生、乐生而讳死的倾向，当孔子的弟子季路向孔子请教有关“事鬼神”的问题的见解时，孔子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又进一步请教有关“死”的道理，孔子答说：“未知生，焉知死？”[⑥]表面看来，孔子对于“事鬼”和“生死”问题采取了一种避而不谈的回避态度，但事实上，孔子的话语中明显透露着一种重视人生的生死观念。《说文解字》上说：“人所归为鬼”，也就是说，所谓鬼，也就是人死后，灵魂的一种存在状态。那么，孔子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事实上讨论的只是一个问题，即人的生与死的问题。从孔子的这两句话中可以看出，孔子始终把“人”的“生”放在首位，孔子认为，从本质上来说，生与死同为生命的一个整体，死不过是生命的一部份——生命的终结部份。因此，了解了生必定就可以了解死，同样，要透彻死，则必须先知道生。朱熹曾引用程颐的话说：“昼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也。”[⑦]由此来看，在儒家史上，不论是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还是孟子的“仁民爱物”思想，抑或是荀子的“内圣外王”观点，都无不透着对生的重视。

但生命终究是短暂的，孔子就曾站在滔滔东去的大江边感叹生命，光阴似箭，时不再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的生命也就如同滔滔江流一般，一去不再复返。如何看待这转瞬即逝的“一生”和转眼即至的“死亡”呢？宋朝张横渠在他的《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也；没吾宁也。”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努力尽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也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既然生不由己，死亦是命，那么，人只能善用自己所能把握的生，活出自己的价值，因此，乐天知命便成了儒家的信条。在这一点上，儒家是明智的。

然而，毕竟“死生亦大矣”。死亡，对于禽兽来说都是一种痛苦，天地之际，那哀鸣的孤雁、独立的野鹤，不能说它们体会不到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何况是人呢？面对生命的短促与人追求永恒价值的矛盾，儒家也表现出了自己的抗拒。

儒家对于死亡的抗拒的方式，首先是在现实人生的积极进取中去创造“不朽”。《左传》上说：“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所谓立德，指由“内圣外王”之道修养实现道德圆成，以一种高尚的精神超越死亡，留给后世一个永恒的人格楷模[⑧]。儒家崇尚生命，热爱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便对死惟恐避之而不及，相反，当面临生死与仁义、生死与名节之间的重大抉择时，儒家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赴死。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⑨]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其后的荀子则更进一步发挥说：“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者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⑩]为什么“不可以生而可以死”呢？这正是儒家思想核心所不遗余力地坚持的思想及其政治原则——“仁义”的要求。立德被儒家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其重要性远在生命之上，当道德的圆成与生命发生矛盾时，就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儒家的这种“成仁”、“取义”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造就了历代一批批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而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赴汤蹈火所在不惜的仁人志士，为铸就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与爱国主义的灵魂起了积极作用[11]。文天祥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是儒家这种“立德”精神的典型写照。次之，所谓“立功”指做出辉煌业绩，功垂天地，惠及后世。《孟子·离娄上》说：“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所谓“立言”指著书立说，即留下自己的思想给后人作为精神财富，这样也是有功，堪称不朽了[12]。

其次，子孙家族的嗣续也是儒家创造不朽的另一重要方法，这一点在中国传统的封建宗法社会伦理规范的基石——“孝”中表现得最为贴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中国的封建时代，没有能力或自己不尽结婚生子职务的，便是对父母祖上最大的不孝。因而，若一个妇女不能生育或没有生出男孩来，便会受到家族和社会的卑视。中国封建社会的“妻妾”制，正是出于对家族传续的需要，“母以子贵”也基于此。而相反地，“断子绝孙”便成了中国人最恶毒的咒语[13]。

儒家抵抗死亡的第三种方式是“重生”而“安死”。荀子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14]人的生与死是生命的两个端点，都是生命的部分，二者合为完整的生命。“善始”，要人看重现实的生活，珍重生命，善待生命，谨慎处世，不轻易论死。但死毕竟是不可避免的，生与死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是不可违抗的天命，因而，对待死亡又要“善终”。荀子在《礼记上》上说：“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背叛之心也。”因此，儒家要求要“慎终追远”。所谓慎终，指举丧要尽其礼，而所谓追远；则指祭祀父母要尽其诚。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5]这是作为子女应有的基本孝道[16]。面对死亡，中国人有着一整套复杂的丧葬和祭祀礼仪，而这些繁琐的礼节仪式所要表达的绝不仅仅是人的一种悲恸情怀，更重要的是要为人的“身后”作好妥当安排，也要为人的灵魂的归宿和以后的生活作好充分准备。

丧葬礼即儒家所谓的“慎终”，是指安葬、哀悼死者的一系列活动。人们采取丧葬礼仪的最终目的是即要使死者满意，也要让活人安宁[17]。整个丧葬礼仪，从人刚死之时的初丧礼仪到礼仪的高峰——墓葬礼仪，从证实人确已离去的“属纩礼”到使人“入土为安”的“下葬礼”，事实上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与亡者之间的交流过程，尤其在丧葬礼仪中，从上古的陪葬到后的人殉，再到后来的饭含、覆面、摔盆等礼节直至延续至今的扎纸马、纸人，甚至纸汽车、纸电脑等和撒纸钱等一系列活动，无不饱含着希望人死后灵魂依然平安富贵的深切含义，同时也证明了生者对已亡者的一片孝心。

对于亡者、祖上的祭祀礼，即儒家所谓的“追远”。丧葬活动并不随着死者的埋葬而结束，人类自古以来就有虔诚地祭祀死者亡灵的活动，它是人世社会在鬼域社会的一种折射。《太平广记》上说，鬼魂是不会忘记人间的，他们与活着的亲眷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死者的魂灵需要后辈的香火与供品的奉养；同时，生者又受到死者的监视与保护，一切的葬后祭祀礼仪正是肇因于此。

敬始、慎终、追远。儒家对于生死的观念有着一整套符合“仁”与“礼”的完整体系，重生而不贪生，讳死而不惧死。

二、“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道家自然生死观

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主流之一，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派，道家和道教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人心理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在此，“道家”和“道教”的区分是有必要的：道家是一个哲学性的学派；而从道家衍生出来的道教则是一个宗教性的教派。多数学者认为，老庄的道家是哲学性的，它与道教追求肉体长生不老这一核心目标有着本质的区别[18]。不过，二者毕竟同出一源，在观念和目标上又有着很多的相同之处，因此，为了便宜起见，我们不防将二者的思想合称为“道学”。

传统上来说，老子理所当然地是道学的始祖。他是道家的始祖，道教的教主。据传，当老子做周朝宫廷守藏室的史官时，深为王室的衰微而沮丧，于是辞官西行，路经函谷关时，关令尹喜恳请他将自己的学说写下来，于是老子留下了洋洋五千言的《道德经》。《道德经》又称《老子》，是我国道家学派和道教最著名的一部经典，道家即因此而得名。

与儒家注重政治教化与个人品格修养的“入世之学”相比，道家是“出世之学”，主要内容是宇宙人生，其作用偏重于个人，而且偏重于个人的精神层面。“道”是老子思想中的最高范畴，用以观察和认识客观世界，是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宇宙本原，是有与无的统一，无为而无不为[19]。在老子看来，“道”包含着世界万物的道理，它没有形状，没有声音，没有实体，并且永恒不变。

道学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庄周，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也同样认为世界的本源是“道”，但庄子又进一步认为，“道”是无名无形、非无质的东西，它超越了认识的范围，是不可知的。

老庄的道学思想主要表现为清静无为、全性保身、达生知命、物我同一，乃至消极避世。在生死问题上，相对来说，儒家的重视生命并不是首要的，因为在其上还有一个仁义、道德的价值取向及符合理想道德的名节，而道家则不同，道家始终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且视功名礼仪是非如粪土。老子就认为，所谓仁、义、礼，都是道被破坏之后的产物，他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20]老子重道轻礼，反对儒家的仁义礼智，认为其有损道的完整性。道家把求得生存与保存生命视为第一要义，因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身处社会动荡、战争频发的先秦时期，天灾、人祸使人们大量夭亡或被杀戮。因此，如何全身保命便成了他们最关切的话题[21]。

老子认为，人生在世，处处都充满着危险，生命的存在随时都受到威胁，稍不注意便会堕入死地。他说：“出生入死，生之途十有三，死之途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22]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人有可能达到长寿，而大多数人，无论是自然的或是人为的，都会由于种种原因提前夭亡。因而，相对于其它一切来说，生命便显得尤为贵重。老子说：“名与亲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一连串的提问，老子肯定了人的身心健康与生命存在的重要，与之相比，无用的虚名与虚假的物质财富便算不得什么了。名誉地位，物质享受更显得微不足道。庄子更进一步发挥说：“至乐活身”，“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事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23]因此，庄子认为，为了追求外在的事物，无论是名还是利，都是不值得的。当楚王派使者带着重礼来找正在钓于濮水边的庄子，欲聘他为相时，庄子毅然回绝说：“吾将曳尾于涂中。”是啊，相对于生命来说，眼前的利与身后的名又有什么意义呢？

道家的“重生”观念首先表现为老庄的“全身保真”思想。在《老子》中有多处讲到“贵生轻利”，如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24]，“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25]都有轻物重生的意思。庄子进一步说：“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26]庄子认为，木材之所以被砍伐，正是由于它的有用，“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而那些自身“无所可用”的木材，倒可以免去被伐。由此来看，对别人的无用倒正是对自己的大用。因此庄子总结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枝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一个人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自己啊[27]！庄子最后将各种保全自己的方法归结为一个总的原则：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28]。

但这样还远远不够，这一切只是外在的因素，而若要做到延年益寿，自身的修养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老子又提出了一套以养神为主的养生原则，老子十分强调：法天则地，天人合一，形神一体。人必须以天地及自然法则为准绳，而天地的根本法则是清静，所以养生的关键是“清静为天下正”，即养神。老子认为，养神的原则有三个，第一个是“致虚极，守静笃”，即以清静为本；其次要“少私寡欲”、“去甚，去奢，去泰”；第三要力争做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在尘世中保持内心平静超脱。庄子则进一步要人把一切的烦恼都加以模糊、淡化，甚至忘却，对于得失、毁誉，都“两相忘而化其道”[29]，并要努力使自己的精神舒畅自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30]，“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31]。这样，人的心态必会获得安宁、充实与永恒地愉悦。庄子又把养形与养神结合起来，提出“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32]庄子相信，通过形神、内外的修养，必定可以使人长寿。

到了后来，老庄道家的全身养生思想被后期道家，尤其是东汉发展起来的道教推向了极端。虽然道教在形成之初派别众多，但追求长生几乎是道教诸派的共同理想，并逐渐从开始对老庄道家养生、长生思想的继承一直发展到了后来的成仙、升天说。

长生，首先必须以身体的健康为基础，只有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足够的资本去修养和修炼，否则便一切免谈。因此，祛病除灾，一开始就成了道教修炼的主要内容。而要祛病除灾，最主要、最直接的办法便是行医，所以有不少道士本身就是著名的医生或医药学家，对我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葛洪的《抱朴子》一书，收录了很多对药物性质功能的记载，《时后备急方》便是中国医学史上一部极有价值的医药学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葛洪是中国第一个记录天花病和提出可用免疫方法治疗狂犬病的人；陶景弘是南北朝时一位著名的炼丹家和医学家，他所著的《本草经集注》对我国的医药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孙思邈更是我国著名的医学家和炼丹家，他的《千金方》是中医药史上的经典著作，后人称他为“药王”[33]。

此外，为了保持健康，延年益寿，运动锻炼也是必要的方法之一。《庄子·刻意》上就曾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熊经鸟伸”就是学着熊、鸟的样子来锻炼身体，这似乎类似于后来华佗的“五禽戏”，想来应该是当时的一种“健身操”吧！《吕氏春秋》上认为，有病之后才吃药，这只是扬汤止沸，而只有加强锻炼，使精气流通，才是釜底抽薪、治本的办法，养生必须治本，这样病才不会发生。

然而，以上这些正如庄子所说的，“为寿而已矣”，不过使人达到正常的寿限而已，而这为道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自古王侯悲短寿”，生命是太短暂了，几十年的时间转眼即逝。因而，道家所要追求的是尽可能地长寿，甚至不死，于是人便开始寻求神仙的帮助，秦皇、汉武都做过类似的事，时至今日，在日本某地，还树立着秦始皇所派寻找神仙的徐福的纪念碑。可是神仙终究没有找到，反而留下历史上著名的“梵书坑儒”事件。秦皇汉武寻找海外神仙失败后，便没有人再去做这个梦了，但人们又不甘心，于是又开始了另一条长生之路：既然找不到神仙，那就只能靠自己了。怎样做呢？寻找不死药。起初的不死药是从普通药物发展而来的，主要是植物药，如灵芝等。古代服药的理论认为，人们服食某种药物，就是把药物的某种性质转到自己身上，那么问题又来了：所有植物药都是要死的，既然植物药自己没有不死的本性，又如何能使人不死呢？显然，要长生不死，必须服食那些自身能长生不死的药。于是人们想到了金和玉，金和玉都是长生的。可是，自然界的金是有毒的，不能直接服用，必须经过烧炼之后才能服用。由此便产生了炼金，即后来的炼丹运动。服丹的结果又如何呢？由于“食物中毒”，从唐太宗到唐宣宗，服丹而死者不计其数。事实证明，“金丹”不能带给人长生，相反，不少人却因此而夭亡。人们不得不去考虑：哪儿错了呢？于是又有人提出，炼丹并没有错，错的是炼丹的原料和方式。其实，“金丹”不必外求，一切都在自身，“铅汞原来在自身，自误何须怪他人。”因为人都是从元气成身，而一切万物也由元气所生，因此，一切外物，人身中皆已自备，只要修炼自身的元气就足够了。于是各种形式的气功便出现了。

纵观道教的整个长生史，也许会觉得荒谬可笑，不过，这也正是人性的真实表露。肉体长生的成仙信仰，出于对人生、人间的挚爱，植根于华夏民族挚爱人生的现实主义人生态度，希求长期地、无限期地活于人间，饱享人世间的各种幸福当然是出于对人生、人间的肯定和眷恋。不过，道家对生命的极端重视，对保全生命、养生长生的种种理论与方法并不妨碍他们对死的问题的思索。

老子崇尚一种自然的人生态度，同样也主张以一种自然的平常心来对待生死，认为人不应该为了出生而欢天喜地，同样也不要因为死而呼天抢地。无拘无束地来，无牵无挂地去，不忘记自己的来源，也不追求自己的归宿，一切顺应自然。“死而不亡者寿”[34]，在老子看来，如果人生顺应自然，那么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庄子更认为，人的生与死不过是气的聚与散的形式转化而已，气聚而生，气散而死，人生不过是从无气到有气，从无形之气到有形之气，从无生之形到有生之形的一个生命的有序过程，而死亡则是这种转化的回归，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庄子·大宗师》中说：“死也，命也，其有夜昼之常，天也。”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一样，“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35]既然生与死的大限是人所不可避免的，那么便只能顺应自然，因此才有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这样一种新的、乐观的死亡哲学。

三、“根尘幻化，业不可逃”的佛教轮回生死观

相对于儒家的乐天知命和道家的顺应自然的生死观，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的生死观与二者大相径庭。在生死问题上，佛教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尤其在对于死亡的研究上，儒道两家思想虽然在本质上有根本的不同，但大体上都认为生是可贵的，而死却也并不可畏。佛教却认为，生与死是人生循环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二者都是苦，人所要追求的，是要摆脱生死的束缚，不再执著于生与死，超脱轮回，从而达到涅槃的极乐境界。

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是北天竺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王的儿子。他大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比中国的老子、孔子要早一些。悉达多以当时自己对人生生老病死的所见所感为出发点，悟出了人生的真谛，提出了“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因此，佛教徒尊称他为“佛陀”，即觉悟者。

佛教在汉朝时传入中国内地，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中，通过依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矛盾冲突，最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并逐渐中国本土化，终于在隋唐以后，为中国文化所吸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净土宗”中的净土法门和在中国兴起的“禅宗”，由于其教义的简便易行，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

佛教的基本信仰，即在于说明人生是苦，这集中表现在佛陀提出并由后代佛教加以发挥的“四谛”说上。“谛”是真理的意思，所谓“四谛”即指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苦”是痛苦，“集”是原因，“灭”是寂灭，“道”是途径方法。“四谛”说阐述了四种真理：人生的痛苦现象；造成人生痛苦的原因；指明解脱人生痛苦的境界；以及解脱痛苦实现境界的途径。“四谛”说集中反映了佛教的人生观[36]。

佛教断定，人世间是一大苦难，人的一生即是苦。“苦谛”说明人生有着不可逃避的八苦，即：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和五受蕴等八种苦难，因此，可以说，人生皆苦，苦海无边。既然如此，那么死亡便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然而，佛家却又认为，人的死亡并不必然使之摆脱苦难，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达到真正的觉悟，死亡依然是不可摆脱的痛苦。在“集谛”中，佛教说明了造成人生苦难的根源，那就是人的欲爱，包括对淫乐、长生、权力、金钱的欲爱等等。欲爱有常，可世界的本质却是无常，因此，欲爱永远得不到满足，也不可能持久，由此便产生了一切痛苦，又因为有欲爱便会有行动（包括思想动机和实际行为），有行动便会造成一定的后果，即佛教所称的“业”，今生造业便结来世轮回之果，于是因果不断，生死轮回不已。由此，要想消灭苦，超脱生死轮回，关键便在于消灭欲爱，欲爱消灭了就不会造业，不造业就没有轮回果报，这样就会达到不生不灭绝对宁静的涅槃境界，即通常所说的“极乐世界”，这就是佛教所称的“灭谛”。然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太难了，为了达到涅槃，人必须放弃一切的欲爱，但追求涅槃本身就是一种欲爱。“道谛”是佛教提出的达到涅槃的修炼方法，主要有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和正定。八正道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人控制调节自己的心念，不为外界一切所动。因为在佛教看来：境由心造、物由心造，外界的一切是否会在你心中掀起波澜、诱惑你神魂颠倒，归根到底是由你自己的心造就的，只要你能控制自己的心念，那么苦难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

总的来说，佛教认为，在人达到真正的觉悟之前，人的生与死一直是一个循环、轮回的过程：死后再生，生后再死，但还不仅仅是人的生与死的重复，在轮回的过程中，根据个人生前所造的“业”，来生也会有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等六种不同的情况，佛教又称之为“六道轮回”，这便是佛家常说的“因果报应”，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佛教的最高境界称为“涅槃”，指一种超越生死轮回，进入永恒寂灭的精神状态。不过“涅槃”并没有任何确定的意义，因此，如何恰当地加以诠解：它究竟是一种彻底的断灭，还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喜乐的存在，佛教思想和佛教研究者们迄今众说纷纭，争论不休[37]。

从教义上来说，佛教并不强调生与死孰轻孰重，不过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佛教对于生还是更为重视的，因为很显然，无论是为了来世的幸福而强调今世的“善业”，还是为了达到涅槃境界所行的苦修，都无非是要求得生活的宁静与幸福，特别是融入中国儒道思想的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强调生活的体验与生命的活泼自在情趣，明显表现了热爱现实生活、珍惜生命的观念。比如，禅宗大师马祖道一对佛法的解释就是“平常心”，他说：“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后来成为禅宗大师的慧海在回答他人如何修道时也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眼”。后期禅宗临济宗总结道：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这种顺乎自然、随遇而安、自由自在而又充实地处置每一件事，并能通过直接的感觉去体悟日常生活中如此这般的情趣的态度，在禅宗看来就是把握了佛性，进入了涅槃真如的境地。同样，对于大自然，禅宗也抱有特殊的亲切感，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所以禅宗要求人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进一步体悟佛法，去感受生命的内涵，在自然、坦然、多变而生动的生活中获得永恒[38]。

总的来看，中国佛教的思想内涵，虽然也讲“四谛八道”、“六道轮回”、“涅槃”，但这一切显然都是以生活为基础的，因为无论人世间的苦也好，觉悟后的“涅槃”也好，或者处于“三世”中的“六道轮回”也罢，都是在追求一种生活上的宁静与幸福，这生活即包括现世的，也包括来世的。因而，中国佛教便不只注重讲“生死”，“生活”也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四、儒释道三家生死观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在当今社会中的困惑

儒释道三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即有不断的争斗，也有相互的融合，在中国的许多古典文学作品，如《西游记》、《白蛇传》中，都很明显地体现了儒释道三家的这种杂融。在此斗争与融合的过程中，三家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思想文化史就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发展的历史。三家的生死观念更是深深地引导着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也固定了中国人数千年来的思想模式。当今社会上广大普通百姓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繁琐的婚、丧、嫁、娶等诸多礼节和种种风俗习惯，便是这种影响的真切体现。比如，由于受到身体头发受之于父母不得毁伤和“完尸”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历来认为解剖尸体是极大的罪孼，因此，尸检率即使在大城市仍然很低，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了，也因此，死后捐献自己的身体器官也是很难得的。再比如，由于受到“入土为安”思想的影响，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即使有政府的高压政策，火葬仍然很难推行，中国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将亲人付之一炬这一不肖行为。或者即便迫不得已，将亡人火化，骨灰仍要举行隆重的土葬礼仪，场面花销比单单进行土葬远远要多，真是得不偿失；并且，从古至今，坟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是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地，如果一家的祖坟遭到侵占，就算再没有势力，他也会情急拼命的。因此，在中国的土地规划中，坟地便成了一项重要难题[39]。我们很难去评说中国的这种杂融思想的好与坏，毕竟它适应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也同时引导了中国人思想的发展。

现代科技的发展带来的成就是物质的发展，而物质发展所引起的直接后果则是人类的堕落。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的精神文明却恰恰与此相反地每况愈下地变得越来越贫乏，尤其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对于现实的生命不知有其价值，对于眼下的生活不知有其目的，因而常常感觉内心空虚，人生渺茫，恐惧而无所归处。“吃好、喝好，死了拉倒”成了人们生活的座右铭，很多人以追求刺激和满足情欲来填补自己生活中的空虚，从而维持自己的生活，最终只有懵懵懂懂地虚度一生，甚至过早地草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社会风俗的低下、道德的败坏，显示着传统的道德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已不复存在。

西方基督教思想认为，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他的尊贵是因为他是上帝赋予的；中国古人也承认人生命的价值，《孝经·圣治》上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老子也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40]宗密《原人论》说：“三才中惟人灵者，由于心神合也。”这些都是对人生命价值的肯定。不过在这里，人的尊贵地位是与生俱来的，生命的价值是内在于人类本身的。简单说就是：正因为人是人，人类的生命才具有神圣性和不可侵犯的尊严。因此，中国的儒、道、佛思想更注重的是现实的利益[41]。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享乐主义越来越突显出来，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突破也在不断升级。而相反地，人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却在不断地向下滑坡，以传统儒释道思想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礼仪之邦”随着西方科技的输入与发展，越来越变得“礼崩乐坏”，中国这个“央央大国”已走到了道德危机的边缘，而那些被称为蛮夷的“野蛮民族”相对于我们的“天朝上国”却要文明得多。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怎么了？神州怎么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究竟留给了我们什么？

五、结论

贪生怕死，几乎是所有动物普遍共具的天性，从猪犬等被宰时的嚎叫挣扎，人们大概不难体味出它们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眷恋，即使低等到小爬虫，也有逃避死亡、保护自家身命的本能，何况万物之灵的人类呢？

生死之迷的破解是基于人内心的需要和感情的信仰。儒、释、道三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它们对于生与死的界定从根本上诠释了他们对于大千世界的不同认识，也显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深层认识，为我们对生命的认知与参悟提供了可贵的帮助。在中国传统的生死观中，无论是儒家的“敬始、慎终、追远”的理性平安，还是道家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自然之道，都表达了对待生与死的一种自然心态：“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生与死皆是人生问题的极限，所以最好还是看开一点，有情便是苦，无情方能悬解和自由。不过，究其深处，我们也不难看到在这种乐观思想背后所隐含着的对人生的悲观与无奈：人永远无法与造化之功抗衡。道教对长生追求的失败便是最好的证明。佛家的涅槃境界虽然可以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要摆脱世间生命这无期的生死流浪，简直是不可能的。“轮回”是一个美丽的令人眩晕的词，不死的灵魂可以因此而不断再生，但它却同时又意味着无法摆脱的无尽痛苦。

第五篇：浅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浅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与“和”

“礼”与“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精神，几千年来横贯古今，蜚誉海内外。人们常说的“礼仪之邦”、贵“和”持“中”就是这一基本精神的最好写照。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礼”以及贵“和”持“中”的基本精神，她注重和谐,坚持中庸,讲究礼仪，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条血管的精神。即使“五四”运动之后，这些基本精神也还是生生不息得以传承，可见其生命力多么顽强。

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用“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他将其应用在君臣关系上,强调君臣在处理政务时意见“否可相济”的重要性。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综合平衡,使君臣之间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谐统一关系。这在现代管理中有着及其重要的借鉴和引申作用。在管理中意见相左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要看能否“相济”；人们针锋相对也不是问题，问题是能否“相合”。

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既是强调以“礼”为基础的和谐,又是强调一种“贵和”须要“息争”,“息争”用以“护和”的和谐论。由此看来，“礼”是“和”的基础、标准和途径，“和”是礼的目标和追求。

孟子曾总结了人类成功的三个论断性的要素，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把“人和”作为最高、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无论在现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和谐社会”以及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和谐发展”，都体现了这一中华传统理念和精神，由此可见“和谐”的重要。

实现“和谐”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中”，即中庸之道。何为中庸？即“不偏不倚谓之中庸”。在《中庸》中，孔子所主张的持中的原则,从“至德”提高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之高度。它要求我们做事不要走极端,要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而存小异,这已经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的原则。

总之，在“礼”与“和”的关系上，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的论述，孟子的“不如人和”的论断，晏婴的“否可相济”的观点，都是站在人类行为的制高点上发出的警世之言，因此，我们学习她、领悟她，就是要更好地修炼和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