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改革

第一篇：劳教改革

Lunti 一劳教废止的原因及意义：

劳动教养是指对有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条件且有劳动能力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处罚性措施。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方面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依法治国制度的逐步确立和完善，民众对民主法治的要求日益提高，对人权、程序正义和公正等问题的日益重视，劳动教养制度的缺陷越来越凸显出来。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明显不符合我国不断健全的法制要求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不可避免地招致了不少批评甚至攻击。

一、劳动教养违背多部现行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一）劳动教育制度与我国和国际现行法律相违背：

1、劳动教养制度是依据我国1954年《宪法》第一百条的规定设立的，该规定的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从法律上看，《宪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并无任何强制性教育改造的立法授权，因而劳动教养制度缺乏宪法根据。作为限制人身自由长达1-3年的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都是由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组成，制定主体不一，效力等级参差不齐，没有一部基本法律对劳动教养作出规定，作为一种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制度的存在，直接与《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规定冲突。

2、劳动教养与国际人权公约相违背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1 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纠正”。而在目前劳动教养制度下，确定一个公民是否应受劳动教养的根据不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而是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根据国际公约的有关要求，这种行政部门制定的规章，是不能直接用来作为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的。而在我国目前劳动教养制度中，只要被劳动教养人本人对劳动教养决定没有异议，司法机关就无权对决定劳动教养对象的决定过程进行合法的控制。这一现实，显然是违背国际公约的上述精神的。如今我国的法律体系基本健全，劳动教养这个法治社会的“怪胎”，该制度形成之初是为了配合“镇反”运动的临时应对之举。改革开放后，为了处臵不够刑事处分的违法人员，再度激活了劳教制度，并实现了劳教对象向普通违法行为的转型和延伸。尤其是九十年代末以来，劳教制度一方面日益强化，另一方面也开始制度化。在管制效2 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劳教制度成为几乎无所不包、随意性极大的剥夺人身自由处罚措施。

劳动教养制度的存续和膨胀明显的违背中央政府提出的构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的执政方向，并且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形象。由公安机关完全主导的劳动教养是典型的“警察罚”，打破了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于是就造成了劳动教养的随意性强的特点，公安机关拥有不受制约的自由裁量权，使原本已经过大的公安权力进一步膨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此制度已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领导有权力的意志为旨意，赋予了官员法外惩罚的权力，他们失范的行为引发社会不稳定，公权私用，进一步的加剧官员的行为失范，于是社会反弹，引发官员更加暴力的镇压，从而社会就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维护稳定-更加不稳定，恶性循环中，所以**，游行等群体性的恶性事件也越来越多，并且对政府和党越来越不满，这无疑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并且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同时劳动教养制度也成为了错案、冤案的温床，检察院不批捕或退侦案件、法院清判案件、3 证据不足超期羁押案件都可以转为劳教。现今河南项城“呕吐死”“躲猫猫死”“喝开水死” “睡觉死” “螺丝钉死”等等，其实都是借口和理由。劳动教养也日益成为打击迫害上访、举报、维权公民的工具，近日，因被上访而被劳教的永州母亲唐慧让人动容，令人心酸，终于在媒体的帮助下母女团圆。其实因上访被劳教的比比皆是，甚至如今已成政府基层的潜规则，很多人的冤屈无处去申诉，因为基层的政府派出很多人去抓这些上访者，甚至公安局随便按个罪名去劳教。当你上访时打扰了领导的饭局，休息或是心情时，当你上访因情绪激动的大喊冤屈时，当领导不愿受理你的上访时，你随时都可能被拉去劳教，时间一年到四年不等，到底劳教是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还是限制了人民的上访，所以劳教一日不废，谁还敢上访，长时间的积怨，必然会引发**。

诸多事实表明，乱象从生的劳动教养制度不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真正的长治久安，它的巨大负面效应足以让中央政府改弦更张、从善如流，反思现有的治理模式，从而4 推动立法部门早下决心，尽快废除这一于理不合、于法无据，严重背离亲民、爱民政策的劳动教养制度。

二劳教废止对人权保障的意义，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文明、文明的进步要求，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现行宪法对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了明确规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使在一般法律法规中关于公民权利及人权保障规定的实现有了根本的保证。我们要积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全面贯彻宪法精神，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履行职责的最高守则，彻底摒弃“重打击、轻保护”的陈旧观念，为尊重和保障人权提供良好的保障。

依法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公平与正义彰显的社会，是人们懂得合法地维护自身利益，又能够理性地尊重他人权益的社会。因此，只有人权观念深入人心、公民人权意识普遍提高，只有公平与正义得到彰显、尊重和保障人权具备良好的社会氛围、制度安排和法律保证，社会生活才能真正走上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和谐发展。

依法尊重和保障人权是落实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强调尊重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强调一切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出发。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政府作出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的庄严承诺，被国际舆论赞誉为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执政理念的鲜明体现。

依法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赋予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列宁曾经说过：“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保障人权是宪法的核心价值。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这是我国宪政理念的进步和人权法律保障的重大发展。只有充分认识并有效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各族人民的基本权利，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就要切实尊重和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违法行为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以及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必须切实树立维护社会秩序与保护人权、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观念，既要认识到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是保护多数人权利的需要，又要在实施执法和管理过程中注意保护相对人的权利；既要认识到依法及时打击犯罪是对大多数人权利的保护，也要在刑事诉5 讼活动的各个环节严格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既要严格履行惩罚和改造罪犯的职责，又要有效保障罪犯的人权。严格遵守有关法律和规章制度，在执法活动中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

牢固树立并努力实践依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观念，是政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新时期的新要求。各级政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把学习宪法、增强宪法观念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更加牢固地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切实承担起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责任，使“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依法办事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不断提高执法水平，为维护新疆的社会政治稳定、推进自治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进程作出新的贡献！

在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中强人权保障，是形势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首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上层建筑应当适应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经济尚未改制。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或契约经济，它正常运转的前提是市场经济主体――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使其无后顾之忧地积极投入市场竞争。修正后的刑诉法加强人权保障，使公民权利在刑事诉讼中尽量不受或少受专门机关的非法侵犯，这是与提高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加强公民主体的观念相适应的。

其次，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是党中央确定的重要方针，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现代法治社会要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纳入法律的轨道，接受法律的规范。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益的关系上要求国家对公民权益的任何剥夺均应具备正当的法律根据和法律程序，在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中则要求从程序上赋予被追诉者与国家追诉机构相抗衡的能力和机会，使其有效抵御国家权力的非法侵犯。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一位大法官说，“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3通过加强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以防止国家专门机构在追诉、惩治犯罪活动中滥用权力。这显然符合现代法治原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必须的。

再次，是进行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近几年来，少数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以人权状况为由对我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6 在这场国际人权斗争中，我们一方面应当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客观而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保障公民人权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和亟待解决的问题。１９９１年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即指出，中国虽然在维护和促进人权方面已取得重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继续促进人权的发展，努力达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所要求的实现充分人权的崇高目标，仍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务中，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其他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有时还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对于刑事司法人权方面的不足和问题，如果不加以纠正和改变，那么它们很可能继续成为少数国家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借口或“凭证”，使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处于被动的境地。我们在保护人权方面不断取得进步将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掌握主动权。

现代司法在价值取向上越来越寻求一种平衡，即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平衡，而且在保护人权时，不再单纯地强调保护违法者的权利；执法、司法要注重的是一种三角形的利益关系，这个三角形利益关系指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和违法者的利益。保护违法者权利不是惟一的价值取向，还要考虑到其他社会公众的需要。公众有享受安宁的不受犯罪侵害之生活的权利。应当看到，重视保护人权、程序公正时，要警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片面地强调保护人权和程序公正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在价值取向上寻求一种平衡，兼顾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司法公正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兼顾的一种公正观，片面追求某一方面都会弊大于利。在执法办案中，把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紧密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打击与保护、管理与服务、执法与保障的关系，切实把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追求效率与实现公正、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有机统一起来，真正做到严格公正执法。

第二篇：劳教改革

劳教制度改革要迈好立法“第一步”

改革劳教制度更应当算积极的政治影响、社会影响的“大账”，而不应仅看部门利益等“小账”。期待将来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启动立法改革，通过立法对劳动教养进行司法化、法治化改造。

据中国之声记者从权威部门获悉，在甘肃、山东、江苏、河南的四个城市正在进行劳教制度的改革试点，试点工作由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负责，此项试点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委关于印发《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进行的。

舆论千呼万唤的劳教制度改革，终于迈出了一步，这是一个可喜的开始。近期的“唐慧事件”，使改革劳教制度成为舆论普遍的呼吁。有关部门此刻释放的改革信号，无疑是对民众呼声的积极回应，符合建设法治社会的方向。

应该说，经过多年的讨论，劳教制度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缺的就是决心和行动。如今的改革试点，让公众看到了希望。

目前尚不清楚这四个城市改革试点的具体内容和实际效果，从媒体公布的南京市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构成看，与以前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十分类似，具体办事机构和地点仍设在公安机关。这与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处分措施，必须“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来裁判”相去甚远。这也让人有些担心，劳教制度改革的“第一步”，会迈出怎样的步子？

多年来，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存与废及其改革路径，人们进行了深入讨论。近年来，对于“以违法行为矫治取代劳动教养，将劳动教养改造纳入法治化轨道”，各界基本达成共识。但遗憾的是，由于部门利益等原因，《违法行为矫治法》历经7年讨论，迄今尚未成型。

而劳教制度面临的问题，首先就是合法性问题。目前，其法律依据仍为1957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但在我国《立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颁布后，劳动教养已遭遇不合法的质疑。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以违法行为矫治取代劳教，将劳动教养纳入法治化轨道。

以违法行为矫治取代劳教，并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比之劳动教养，其适用对象应大大缩小，主要适用于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或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分、但又具有较大人身危险性的人员等。其适用期限亦应缩短为最长不超过一年半，执行方式上应实行开放或者半开放。更重要的是，在适用程序上必须进行司法化、诉讼化改造，由人民法院依司法程序进行审查决定，并保障被矫治人享有充分的辩护权，增加相应救济程序等。

其实，回顾历史，立足当下，劳教制度的存废，绝非简单的法律问题，改革劳教制度更应当算积极的政治影响、社会影响的“大账”，而不应仅看部门利益等“小账”。如今，劳教制度改革已经破冰，在4地已经开始试点，全面的改革或许已经不远。

也期待，将来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启动立法改革，通过立法对劳动教养进行司法化、法治化改造。唯有如此，才能脱胎换骨，适应国际人权公约及我国法治发展的要求。

第三篇：劳教改革案例

法学会案例讨论会—12.4普法系列活动

1.案例 ：为女儿寻求正义而被劳教的湖南女子唐慧 2006年年仅11岁的乐乐遭到多人强奸、轮奸，被强迫卖淫，其间遭受虐待。母亲唐慧发现之后想方设法救出了女儿。然而，这么大的恶性事件；多次到公安机关要求立案，结果却不了了之。为此，唐慧多次进行上访，被网友称作“上访妈妈”。最终2008年4月，案件由永州市人民检查院向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几名犯人分获死刑、无期徒刑等罪名。2012年8月，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对唐慧处以“劳动教养1年6个月”，随后唐慧被押送至湖南株洲的白马垅劳教所。2013年1月，称“再次受到伤害”的唐慧说，将就劳教赔偿问题提起行政诉讼。此外，她还将于明日前往湖南省政法委，检举两名警察奸淫其女儿。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一案于2013年4月开庭，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唐慧的诉讼请求。2013年7月唐慧案二审胜诉。

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2013年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可以思考的角度：

1.从法律保留原则的角度来看劳动教养的实施和废止

2.劳教制度成打击上访的公具，权利的滥用何时休

3.劳教制度废止后如何进行新旧制度衔接

4.执法人员的违法责任问题

……

第四篇：劳教制度

劳教所死法千百种，制度为何不死政发学院09公管090107003付媛

摘要: 劳动教养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至今已走过了近五十年的风雨历程。本文通过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与弊端进行阐述，结合现状事实浅谈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现实意义及必要性。

关键词：劳动教养制度，劳动教养人员，民主监督，法治，人权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自萌芽、发展到成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解放初期至1956年

这一阶段是新中国初始建立的时期，政府着重改造社会“渣滓”和旧社会妇女，被收容的对象大都是旧社会遗留下的散兵游勇、乞丐、灾难民以及小偷、妓女和贩毒或吸毒者及惯偷和诈骗者。为妓女治愈性病、帮助妓女转业、保证妓女不转为暗娼，成为当时转化妓女工作的主要指导方针政策。以1951年11月到1958年的上海为例，7513名妓女和街头暗娼先后接受了教育改造，她们全部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旧上海的娼妓制度被铲除。

第二阶段：1956年至1957年

1956年，党中央清查出暗藏在企事业单位中的反革命分子10800多名，对其中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留用的人员处理成了难题——放到社会上会增加失业人口；继续留用又有风险。为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于是将他们集中在一个场所，进行改造教育，由国家发给一定工资。此阶段的劳动教养对象是根据政治需要，确定什么样的人应该被劳教。

1956年，党中央专门就劳动教养发出指示，要求各省市立即筹办一个相当规模的劳动教养机构，此后，各省市陆续建立了劳动教养机构，办起了劳动教养。

第三阶段：1957年至今

195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劳动教养制度正式成立。当时的法制环境是国家没有出台《刑法》，因此刑事政策上需要一个对应性的措施；劳动教养对象单一，仍主要限于内部肃反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只有轻罪不够判刑的其他坏分子。1979年，国务院公布《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0年国务院公布《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1982年转发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之后的1991年到1993年，司法部陆续发布了一些关于劳动教养管理、教育工作的专门性规章。劳动教养职能由安置就业向强化处罚转变。此后，立法又将强制戒毒后的复吸人员、卖淫人员等归为劳动教养的对象。

正文：

不可否认,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实施了54年，在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劳动教养制度已走完它的生命历程，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应予以废除。当一个制度本身及行使过程中都存在着巨大问题时,那么这个制度就像是一个内外皆腐的野兽,必死无疑.所以,劳动教养制度必废无疑。

首先，劳动教养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是违宪违法的查当今各国宪法，凡涉及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事项，皆应由宪法、法律规定，中国宪法也不例外，现行宪法并未授予除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以外的其他任何机构有制定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规的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实际上常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3年之久，明显与现行宪法相抵触。

教养制度对被教养人员的执行方式以限制其人身自由作为核心，而我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只能由法律规定。

法律的概念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而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出自于国务院，其效力相比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要低，无权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这一点，使劳动教养限制人身自由的执行方式自2000年7月1日《立法法》生效之日起，突然陷入了不合法的窘境。

限制人身自由的执行方式使劳动教养制度损害了法制的严肃性，在事实上造成了：一些被劳动教养的人失去人身自由的时间，甚至会长于因犯罪被法院判处实刑的犯罪分子，违反了惩罚理论中的刑罚与罪行相适应的原则，这会造成“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给人造成逻辑上的混乱。

此外，劳动教养本身的制度弊端，也让人诟病不已。

一方面，是劳动教养决定的归属权不定。劳动教养制度名义上是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行使劳动教养决定权，但在很多地方的实践中，公安机关既是劳动教养审批机关，又是劳动教养的复查机关，这种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的规则，缺乏应有的监督，他们作出怎样的决定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安人员个人的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因此，这种机制不仅不利于保证劳动教养案件的审判质量，更容易损害到劳动教养人员的基本权益。

另一方面，是劳动教养过程中公权的滥用与渎职。公安机关在劳动教养上拥有过大的权力，使劳动教养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混乱性。少数执法机关及人员利用劳动劳教耍特权、徇私枉法，搞违法创收等现象常发生。有些案件有罪的证据不充分，公安机关为避免被检察机关退回，就干脆不移送检察机关，而送去劳动教养；还有的案件，检察机关已经做出不起诉的决定，按照新的刑事诉讼法就应当立即释放，但公安机关有时不但不放人，反而送去劳动教养！这使得劳动教养成了一个筐，什么人都可以往里装。极少数执法枉法人员甚至公开宣称，在劳动教养上，比检察长、法院院长权还大，一人说了算。

再次，从人性道德角度而言，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也势在必行。

劳动教养人员的来源，一般都是有的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办案经费紧张、办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复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还有些劳教的理由更让人唏嘘不已。有的公民因为投诉腐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会见记者暴露地方上的问题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发表文章抨击形象工程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在涉案的公司打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为别人说了一两句公道话而被劳教；有的因为有前科遭遇“严打”而被劳教；有的因为错抓而被劳教；有的仅仅因为一句玩笑话如“拣了你的手机，还不请我吃一顿？”而被劳教。

冤屈上访、与“领导”不和、举报腐败、无辜牵连、不明不白地错误被抓、判刑无证据又不愿放人等“莫须有”的罪名或因素，许多人被劳教，致使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在太平盛世的当代中国，此种人间悲剧不应当继续上演了。

理论说得天花乱坠也总有点纸上谈兵之感。那么，无数血淋淋的事实又能否唤醒一点为政者对良知的拷问呢？

在陕西劳教所，劳教人员惠晓东被打死。

在辽宁葫芦岛市劳教所，劳教人员张斌被人折磨、殴打致死。鲁北在《劳动教养还要试行多久》一文中记述了他所目睹的情况：有一名劳教人员病得很厉害，几天没有吃饭了，两只脚肿肿的，大、小便都是在床上，不时从嘴里发出救命的微弱呼声。但干警仍说他是装病，有一天，当其它劳教人员向干警报告他不行了，医生来到他床前，号脉后却说：没事，心跳正常。转身就出来了，也许房间的气味使他受不了。我问他怎幺样？他说，没事，装病。没过十分钟，这位劳教人员就停止了心跳。

2010年4月13日，网帖《触目惊心！唐山某劳教所在押人员“骷髅死”》称一名叫董雄波的男子4月9日在唐山荷花坑劳教所离奇死

亡，死亡时“跟骷髅一样”，身高1.8米的他体重仅35公斤。这一最新的死法被网民称为“骷髅死”。

这事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同样发生在劳教所，另一种死法之谜还没有解开----冲凉死。即2008年3月，气温很低的情况下，学员穆大民在开封市劳教所被强行冲冷水，导致脑血管破裂，在送往医院后死亡。事发两年来，外界对此事一直不知情。如今，当地有关部门称也正在进行调查。

另外，还有躲猫猫死，睡梦死，洗澡死，鞋带自缢死，摔跤死，做梦死，递纸死，妊娠死，洗脸死，激动死，喝水死，睡梦死，发狂死，睡觉死，摔床死，睡姿不对死等等。在限制人身自由的封闭场所，在民众的监督不能进入，阳光无法照入的地方，还有多少“创意”在等着我们，周而复始的公权撒谎，离奇死层出不穷，千死万死，为何制度不死？

劳教所是另一个世界，要不然以《肖申克救赎》为代表的监狱电影也不会被赋予如此高的人性意义。不得不提的是，电影和现实都在告诉我们，进入那里之后，一定要想法活着出来，否则还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定义死因的。毕竟，像肖申克那样通过讨好监狱长并完成自我救赎的知识精英只是少数。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劳动教养制度赋予了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法外关押老百姓的权力，属于明显的违宪违法，再不纠正，怎么让人民相信——政府实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中国是文明国家，而不是野蛮国家！而政府以违宪违法的方式处罚公民中的轻微犯法，是否得不偿失，是否损害了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政府违宪违法，等于是污染了水源，上行下效，谁还会尊重宪法和法律呢？如此一来，后果不堪设想，社会失范和**的危机就潜伏其中，这岂不是与劳动教养制度之维护社会稳定的本来目的南辕北辙吗？ 再有，这么多血腥、恐怖的事实难道还不能够促使中央政府早日下定决心，一举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吗？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两会”上回应“钓鱼式执法”时称，“钓鱼执法问题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缘于有奖举报的制度原因，因此，问责具体的执法人员并不适当。”看来，俞正声是清醒的，他知道问题核心在于制度本身。所以，针对稀奇古怪的被羁押人的“死法”，不仅要追究那些失职的警察本身，也要尽快让产生这样“死法”的制度尽快地“死亡”。不是旧瓶装新药，而是彻彻底底的的死去，破而后立

第五篇：关于劳教心理

关于劳教心理矫治工作的几点看法

宁波市劳教所一大队

所谓心理矫治，是指系统地运用心理学理论、技术和方法，改变人的心理失常的感觉、认识、情绪、性格、态度和行为，帮助消除心理障碍，解除心理问题，调节不良情绪，改变错误认知，预防、改善和排除心理问题，促进心理健康的工作手段和方法。劳教人员心理矫治，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劳动教养机关人民警察系统地运用心理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通过心理测量诊断、咨询和治疗等措施，调整劳教人员的不良情绪，解决其心理问题，消除其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矫正其不良行为习惯，重塑其人格系统的活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逐渐完善，一种以人为本、体现人性化理念的新型教育改造手段——心理矫治，正在全国劳教所全面推开，这将成为我们劳教工作迈向现代化、文明化、科学化的重要标志。讲的更远一点，违法行为矫治将是劳动教养的发展趋势与基本社会定位。充分运用心理科学的技术和方法矫治违法行为，必将成为劳教场所的主要社会性功能，为进一步完善、规范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工作的科学模式，为《矫治法》的出台、适应违法行为矫治工作的需要铺平道路。的确，心理矫治工作在各个劳教所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兼专职人员、心理治疗室、心理咨询室等如雨后春笋般，相继产生，这也说明了相关领导对心理矫治工作的重视。但是，目前的心理矫治工作存在很大的误区，要更快更好的发展心理矫治，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笔者认为还有相当大的一段路要走。

一、认为心理矫治是教育矫治的一部分

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且对开展心理矫治工作及其不利。虽然两者之间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对它们之间的区别来说，仍属次要，而正是这种区别决定了它们各自为独立的矫治手段和独立的定位。

（一）理论基础不同

劳教人员心理矫治以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犯罪心理学、改造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心理卫生、心理治疗学、测量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作为其理论基础。

教育工作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公民道德、哲学、教育学、美学、论理学、学校管理学、法学等为基本理论基础。

（二）具体目的不同

心理矫治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咨询也不是简单的个别谈话教育。心理矫治的目的是更完善个体的人格。劳教人员心理矫治是通过心理卫生、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心理辅导、心理测量、心理评估、心理咨询、心理危机、心理治疗以及普及心理卫生知识，帮助劳教人员了解和认识自我，消除或缓解存在的心理问题，调整紊乱的行为方式，或促使其自己面对问题和挫折，维护心理的健康。

矫正教育是以解决劳教人员存在的思想问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法制观、道德观等，提高其文化技术水平，促其养成劳动习惯，学会谋生技能为目的。

此外，两者目的之间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即对价值问题的处理。教育矫正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要用一套统一的、既定的世界观、价值观等思想观点去塑造人的心灵。心理矫治虽然也有价值影响，但是价值改造不是心理矫治的基本目的，心理咨询和心理矫治是不规定、亦不干预来访者的价值内容。

（三）内容体系不同

心理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劳教人员心理矫治内容的多样性。心理矫治内容体系包括：心理卫生、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评估、心理测验、心理疏导、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心理卫生、婚姻家庭、人际关系、环境适应、人格评定、心理障碍、心理失衡、行为治疗、认知治疗、变态心理等心理矫治内容，几乎涉及劳教人员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劳教期间，劳教人员因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可能产生各种不良心理，还可能出现心理危机，这些都需要系统的心理矫治。所以，对劳教人员整体而言，需要心理矫治的人员不是少数的、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广泛的。

矫正教育的内容体系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这些教育内容体系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不具有普遍性（如文化和职业技术教育）。

（四）效果评价标准不同

衡量心理矫治的效果，以劳教人员心理健康水平以及“病人”心理健康复愈程度为标准。评价教育矫正的效果，则以场所秩序是否稳定、入学率、到课率、完成生产任务、成绩合格率、获证率高低等为标准。

二、重理论，轻实践

为了完成上级的指标，各所对于民警的培训相当重视，但等拿到证书后，就很少过问了。殊不知心理矫治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技术，没有实践经验就会成为“纸上谈兵”，从而在劳教所出现很多“本本族”的心理咨询师（三级），在操作方面没有实际经验，绝大多数都照搬书本，不能因人而异，真正独立完成一个心理咨询、判断心理健康时就犯难了，有些赶鸭子上架。其中原因固然和警力紧缺有很大关系，但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比如请专家，以其为带头人，指导相关民警操作实践；派一两名相关民警，去其他单位做助手积累实际经验等等。

三、“心理矫治”意识淡薄

工作实践上，由于长期偏重于监管安全，促成了民警“重管轻教”意识，弱化了对心理矫治的注意力和工作量，影响了心理矫治工作的开展和提高。

许多民警习惯了以我为主的教育方式，没有重视矫治过程当中民警与劳教人员的互动。其实我们的作用只是“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所以，在矫治关系中，我们只是扮演“助动者”的角色，而劳教人员才是改变自己的真正主宰。而正在此基础上，劳教人员才能从矫治者那里获得大量的新信息，从而促使他们反思问题，寻找问题的根源，重新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随着求助的心理问题的解决，劳教人员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今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他们自己就可以从容面对，不致再引发心理问题。所以，心理矫治的过程是促进劳教人员成长的过程，也是培养劳教人员适应社会能力的过程。

同时，相当部分民警包括领导对心理矫治工作感到陌生，对其作用和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简单地认为心理矫治是心理咨询师的工作，与他无关。加之心理矫治工作本身难度大、专业性强，劳教人员思想复杂性、不可捉摸性、内隐性和思想定势的顽固性不断提高，导致了民警畏难的心理。其实，在对劳教人员的心理矫治过程中，我们的民警只要严格遵循平等交友、为来访劳教人员保守秘密等原则，善于运用关注、倾听、支持等技巧，再加上耐心、细心和诚心，还是能做好心理矫治工作的。

此外，有些劳教所虽然不遗余力地开展心理矫治活动，但是缺乏统一规范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知识体系、运行机制与科学的规律模式，许多工作处于盲目和无序状态，更多的是借鉴监狱的模式。笔者认为，我们应在劳教人员心理矫治工作的思路和具体做法上，积极探索，开拓思路，更新观念，理性思考，在违法行为心理矫治的实际工作中，反复实践验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违法矫治科学理论体系。比如，对于财产型劳教和滋扰型劳教就要区分管理，形成各有特色的管理模式等。

四、机构多，活动少，专业人才紧缺

虽然各种心理矫治的机构有很多，但是真正在开展日常心理矫治活动的并不多，即使开展的，也是低层次，手段也相对单一，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劳教系统心理咨询人才的缺乏。主要表现为:一是队伍不专。没有专门的心理矫治队伍，绝大部分由兼职人员组成，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投入工作精力有限。二是专业素质不高。目前，从事劳教人员心理矫治工作的主体是通过短期培训的劳教民警，取得心理咨询师资格者极少，有的虽然考取证书，却未经过专业训练，专业化程度低。三是流动性大、不稳定。从事心理矫治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管教，由于职务变迁、工作需要等缘故，经常变动。四是专业人员难以引进。因受场所偏远、封闭和经济条件差等因素影响，我们几乎无法与外界共享社会心理学教育资源，急需的心理学专业人才也难以引进，这也制约了心理矫治工作的开展。

利用劳教所与社会的互动，及时掌握最新动态不够；利用社会专家、教授培养心理矫治工作队伍，矫治劳教人员疑难病症不够；利用政府、家庭、社会知名人士等社会帮教力量开展帮教工作、化解生活、心理问题不够，严重影响了心理矫治功效的发挥。值得欣喜的是，上级领导也看到了期中的一些问题，于近段时间下发了《打开心理之窗——劳教场所心理咨询案例集》，给了我们一次学习的机会，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心理咨询的规范性操作。

以上是本人对心理矫治在劳教所开展情况的一点看法，一家之言，由于视角不同，难免有些错误，请领导予以指正。希望心理矫治能在劳教所创造出新的模式，让心理矫治更快更好的发展，为了劳教场所的稳定，也为了创造更好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