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正改革影响如废除劳教[范文]

第一篇：信访制度正改革影响如废除劳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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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制度正改革影响如废除劳教

【摘要】始于2005年的信访排名制度，因为与地方党政领导升迁直接挂钩，造成地方信访压力很大，被指导致各地信访部门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截访”，甚至雇佣“黑保安”，设置“黑监狱”，发生恶性事件。

地方政府一度向社会公开信访排名，有的通过政府网站公布，有的通过当地党报公布。中央有关部门的新思路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矛盾化解前置，避免更多的矛盾涌入信访

中国信访制度正在进行重大变革。新京报记者近日从权威部门获悉，国家对各省市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通报，有关部门确立了“把矛盾化解在当地”的新思路。

始于2005年的信访排名制度，因为与地方党政领导升迁直接挂钩，造成地方信访压力很大，被指导致各地信访部门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截访”，甚至雇佣“黑保安”，设置“黑监狱”，发生恶性事件。

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点对点”通报制度，并通过信访约谈制度对地方工作进行监督。

受访专家表示，这种做法将抑制拦访、截访等问题，并建议一直推行到县级政府。

段锋(化名)最近感觉工作压力小了很多。他是西部某省信访局副局长，让他感觉轻松的是，目前国家取消信访排名通报制度在全国铺开，他不用再担心“非正常上访”数字影响政绩。

而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该省也取消了对地市州的信访排名，他们开始把主要精力用在处理发生在当地的信访案件，而不是组织人手到北京“截访”。

新京报记者获悉，一场以取消信访排名为标志的信访改革，正在悄然推进。其力度影响程度，不亚于劳教制度的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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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异化，各地截访花样频出

信访指标成考核压力，上访者被殴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专业黑保安

“信访排名”制度始于2005年1月，措辞严厉的《信访条例》修订完成，并从当年5月1日起施行。

根据这部《信访条例》的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

一名基层信访工作人员曾对媒体记者说，上述“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的规定，最终演变为“以排名的形式通报”。

从此，国家信访部门每月会对各省(市、区)“非正常上访”人次数进行排名，各省市信访部门也会对各地市排名，直至县市及乡镇政府。

由于信访案件多发于基层，县市级及乡镇政府的信访工作，随即成为对当地党政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之一。

这一指标又逐步演化为：各级党政领导成为信访责任人，其管辖的辖区内访民进京上访次数与党政领导的升迁直接挂钩。

各地对此出台了详细的评分体系。

以“上访妈妈”唐慧所在的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为例，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该地对乡镇政府信访考核实行“百分制”，其中“减少越级上访量”一项就占50分。在中央大型会议等“特别防护期”，如发生进京非正常上访，要扣分。如果接到信访部门通知，相关单位没有在24小时内赶到北京的，也要扣分。这些都关系到镇政府工作的年终考核。

异化的“信访排名”给当地党政官员带来压力，他们想方设法减少“非正常上访”。“上访者”被殴打、被非法拘禁等，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了一批专门替地方截访的“黑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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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迪沟镇村民，因煤矿采空区赔偿款和占地等问题赴京上访。该镇政府接访人员委托社会闲杂人员接回上访村民。返回途中，受委托的闲杂人员与村民发生争执，村民被打致昏迷。

还有人因为上访而被劳教。2011年4月，辽宁省营口市一名年逾八十的老人刘春山因39次进京上访被以扰乱管理秩序为名劳教1年半。湖南唐慧因为对女儿遭强奸一案判罚不满，多次上访，2012年8月2日被处以劳教一年半。

“截访”耗费了地方政府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据媒体报道，近六七年以来，湖南基层政府花在唐慧一个人身上的公共财政已达上百万元。

政界学界呼吁取消信访排名

长沙副市长称对非正常上访不能“一接了事”，辽宁基层信访工作人员称“排名”让基层政府“两难”

近年来，社会各界关于取消信访排名的呼声一直不断。一些地方的党政负责人，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副市长何寄华建议，明令禁止地方政府采取任何措施围堵、拦截群众上访，并逐步取消针对地方政府的信访考核制度。

何寄华告诉媒体记者，对进京非正常上访群众不能通知各地政府“一接了事”，而应该依法引导群众自行返回当地，对于群众在京涉访违法犯罪行为，应由北京公安机关按照属地原则，就地依法处理。

辽宁一名基层信访局的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信访制度本身为老百姓提供了一种救济渠道，但指标化容易引起基层政府和个别访民的‘双重越位’。”

他解释说，基层政府截访，而个别访民摸透了地方政府害怕进京上访的心理，频频越级上访，明明已经拿到了合理补偿，却要求不切实际的巨额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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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这让基层政府处于“两难”境地。

实际上，早在2004年下半年，研究者已经预判到“信访排名”后可能产生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长期关注信访制度。他撰文称，搞信访排名，“地方政府为了息访，对于信访公民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打击迫害，从而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

于建嵘告诉新京报记者，“信访排名”制度的设计初衷是要通过排名、通报制度约束地方政府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但近年来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期，这个阶段社会各类矛盾凸显，信访案件数量上升是一个客观现实。

“制度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很可能在转型期压力过大的问题。”于建嵘认为。

“减少对地方党政领导的压力，不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不要求地方政府来京接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在当前拦访截访频发的时期，取消排名通报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十八大后，我国已经开始在部分省市进行取消排名的试点。从今年3月开始，部分省市没有收到国家信访局关于各省“非正常上访”人次数的排名表。

不再搞全国范围的排名

地方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信访案件，而不是把精力用在去搞公关、抹数字上

中央政法委近期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1月至8月，全国信访总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总量有所下降。

新京报记者获悉，这些信访案件，覆盖领域包括：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动社保、环境保护、城市管理、教育卫生、涉法涉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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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领域侵害民众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有的地方因片面追求“土地生财”，违法违规征用农民土地，有的地方房屋拆迁补偿标准过低，甚至采用粗暴手段野蛮拆迁，引发全体性事件和恶性案件。还有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中，过度迁就开发商的利益，与民争利，造成上访不断，甚至发生了规模性群体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

有关部门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一些地方不是在畅通信访渠道、解决信访问题上下工夫，而是在简单的稳控信访群众甚至拦卡堵截上做文章，个别地方甚至与黑保安公司勾结，非法限制上访群众人身自由。

“这种错误的行为，严重伤害群众感情，侵犯群众信访权利，要坚决纠正限制和干涉群众信访权利的错误做法。”这位人士表示。

而有关部门认为，“究其原因，除了与有的干部作风不实甚至品行不端有关外，也与一段时间里对信访工作过度考核、通报不科学不合理有关。”

记者了解到，基于上述原因，国家有关部门决定，信访工作将不再简单地以信访数量多少为通报标准，不再搞全国范围的排名、通报。

取而代之的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点对点的通报机制，完善信访约谈制度，帮助地方反省问题，研究对策，督促落实解决信访问题的责任，确保对群众的合法合理诉求解决到位。

一位西部省份信访局副局长向记者证实，目前国家取消信访排名通报制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取消排名确实减轻了工作压力。”该副局长告诉记者，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目前该省已经取消省级对地市级的“信访排名”，“让各个地方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发生在当地的信访案件，而不是把精力用在去搞公关、抹数字上”。

于建嵘认为，这将对拦访、截访的行为起到抑制作用，同时还将对地方的信访工作起到监督和约束。

不过他建议，由于拦访、截访的主体一般都为地方基层政府，这种做法必须一直推行到地市乃至县乡级政府。如果地方仍然采取原有的排名做法，拦访、截访仍然有可能继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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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矛盾涌入信访”成改革新思路

全国推行“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当地，专家称公正司法将根本减轻信访压力

据新京报记者了解，中央对信访制度的改革，不仅限于取消“信访排名”。

中央有关部门的新思路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矛盾化解前置，避免更多的矛盾涌入信访。

上月11日，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等联合召开大会，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而“枫桥经验”的核心就是依靠和发动群众，矛盾不上交，有矛盾在当地解决。

据分析，中央有意在全国推广这种做法，避免过多矛盾进入信访，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上访、截访等问题。

中央的新思路目前已在浙江、江苏等省市进行试点，如何在当地化解矛盾是试点的重要内容。

杭州市上城区公安分局的“平安365”社会服务管理平台系统，建立于去年4月。在该平台中，上城区被划分为159个网格，769名网格信息员在网格内的社区巡查，发现社区内矛盾、拆迁纠纷等问题及时上报“网格长”。

“网格长”通过手机上报到平台系统之后，平台的工作人员会根据问题情况直接通过该系统转给相关的政府部门，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解决，并及时反馈。

各个部门解决老百姓问题的时效和质量要考核，全年的“总成绩”与“一把手”的政绩挂钩。

上城区“平安365”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主任丁坚华告诉记者，据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网格信息员们共排查发现各类矛盾纠纷3500余起，在此期间，政府部门为群众解决问题的平均时间从5天减少到2.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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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其他地方还尝试“老娘舅”调解等方式，化解基层矛盾。

浙江省一位地市级政法委书记称，这种新的社会综合治理思路就是要“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在他看来，当矛盾是一粒砂石的时候，很容易拿起扔掉，而当它逐渐变成石块甚至巨石的时候，想搬走它肯定难上加难。

马怀德对这种思路表示赞赏，“化解社会矛盾，最重要的是在矛盾刚刚出现的时候予以化解，时间越长，矛盾会逐渐放大，最后积聚成对社会不满的负面情绪。”

马怀德表示，除了矛盾化解前置外，建立公平公正的司法体系，真正做到司法公正，信访的压力才会真正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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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废除劳教制度之我见

废除劳教制度之我见

[摘要]众所周知，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独有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改造教育制度，劳教制度产生于50年代的肃反，虽然从它产生以来，对于维持社会秩序，预防犯罪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断完善，它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极大的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侵犯了公民权利，在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劳教制度被废除了，对于它的废除学界观点不一。

[关键词]劳教制度废除改造制度

一．劳教制度的产生和内涵

劳教制度是中国所特有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教育改造制度。据资料记载，劳教制度产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肃反运动，最早关于劳教的法律是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设置劳教制度的目的是想把一些游手好闲、违纪乱法与不务正业的但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可以自食其力的人，这样能够保证公共秩序的维护与社会主义的建设。

根据传统的刑法学教科书，它是指“对有违法行为或轻微犯罪行为但不够刑事处罚的人，依法收容于劳动教养场所，实施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及其相关制度。”

劳教制度的内涵是劳动、教育、培养相结合的制度，简称“劳教”,党中央1955年《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明确规定：对在肃反运动中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破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而继续留用的，其余进行劳教。其基本方针是“灌输、感化、挽救”，性质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强制性教育改造，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社会主义人文关怀的制度。

我国规定的劳教兼备了劳动、教育、培养三个特点，共同构建了劳教制度。第一，劳动方面。对劳教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在劳动场所的被教养人员，也会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

第二，教育方面。要对被教养人员采用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帮助他们建立爱国守法和劳动光荣的观念。

第三，培养方面。对被教养人员，让他们在参加劳动的过程中，学习生产技术，使他们成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

二．劳教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在文章里我们说废止是很容易的，可在废止劳教制度后，在我国现有的社会治安形势下，原先劳教制度适用适用的那一部分人员该怎么处理？以下几个因素我们不得不考虑：其一，我国受儒家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我国传统的治国理政经验“缩小（刑罚）打击面”（法不责众），减少犯罪数，尽可能使国民免留“罪犯”的污名劣迹，减轻心理压力，利于个人自由发展。其二，只要还存在有大量的“刑法边缘行为”的存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国现行刑法因其属于结果本位的价值取向，使其具有结构性缺损，导致劳动教养对象成为法律的不管地带，而劳动教养正是通过行为侧重反映行为人的劣根性，从而“注重结行为人的教养处遇，这恰好弥补了刑法的结构性缺损，劳教与刑法形成了功能的互补格局，其存在的价值恰恰于此”。其三，立即废除劳教制度将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劳教制度自我国存在了五十多年，其实践作用和社会功效是不容忽视的。如果立即废止劳教制度而没有相应的替代措施肯定会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停止实施劳教制度持否定说学者认为，尽管停止实施劳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就目前形式看来不太乐观，他们有一下几点理由。

1.停止了实施劳教，对某些违法行为不能及时治理。一下子停止实施劳教，必定会使社会上许多闲杂游手好闲之人数量增多，他们有劳动力却好逸恶劳，又没有良好制度来约束，很容易让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

假设小偷盗窃了不超过盗窃罪规定最低标准的财物，如何对其处罚呢？不能以盗窃罪论处，因为他根本没有达到构成盗窃罪的最低标准。能否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若小偷没有任何钱财，就不能对其财产处罚，或将其拘留十五日，他就能改变这种盗窃吗？如果财产了劳教制度，这些问题就将成为现实，那时候我们又将如何处理？

对停止实施劳教持否定态度的学者看来，停止了不利于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对某些违法行为不能及时制止。

2.停止了实施劳教，不利于司法资源节约。停止实施劳教，本来简单的行为通过劳教解决的，却要到法庭进行辩论，很大程度上制造了司法资源浪费，也让公安机关对新的停止使用劳教的做法不太适应了。在十八大之后，国家提倡加快法治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对停止了劳教的做法，必定会使法院加大审查力度的负担和公安机关执行力度。

三．劳教制度的不合法性分析

2012年广州代某在白云区均禾街平沙村张贴关于车牌、证照的广告，被当地保安员当场发现，并且在其住所内检获一把武士开山刀（经鉴定为管制刀具）、17件自制开锁工具、一件套筒工具、三块车牌、一箱广告小贴纸，办案民警遂将其传唤至派出所进行调查。当日，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以涉嫌盗窃为由，将代某刑事拘留，送白云区看守所羁押。7月19日广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认定代某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依照《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相关规定，决定对代某劳动教养一年。

因张贴小广告就被判劳教一年？其实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按这个逻辑来讲，那么多人贴小广告，那还都得去被劳动教育吗？如果说不是，那凭什么代某要去被劳教，这个问题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到底是谁的问题？其实答案已经显而易见，这不是单单一个原因造成的，是多个因素综合影响的。关于劳教制度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罗尔斯曾经说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是不正义的，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所以我认为，劳教制度应该废除，因为它是不正义的。

1.劳教制度与“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的法律原则相违背。我国《刑法》第3条将其概括为“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出刑。”

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刑事责任相适应”。

不法人员所受的处罚应该与其所犯罪行的类型以及所犯罪行的大小来决定。罪行比较严重要受到形式处罚，罪行比较轻微，要受到轻微罪行的处罚，总之就是犯罪人员所承担的责任要与其所犯的错误相一致。但是劳教制度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的剥夺和限制最长能够达到4年，这已经能够相当于刑事处罚的程度了，但是在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一个人所犯的错误与所要承担的责任并不相符，甚至被剥夺限制自由的时间甚至比收到刑罚处罚的罪行更严重，这显然就违背了罪行相适应的原则。

2.劳教制度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保留是指在特定的范围内对行政自行作用的排除。其中法律是狭义的法律，是通过民意产生的法律，那这样来讲，那么有关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而有关劳教制度的形成过程，在第一部分我们已经讲过，它并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最早关于劳教的法律是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将强制劳动与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其中关于劳教制度的一些规定，并不在“法”的范围之中。

3.劳动教养制度违背了正当程序原则。我国法律规定，任何人未经公开的司法听审，不得被剥夺权利和自由。劳教制度中的结果决定没有相关的法律程序加以制约，更没有合法的机关对其案件进行庭审，所以是不合理的。劳教委员会也只是一个行政机关，它存在于公安机关之中，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真正行使劳教审批权的还是公安机关。在我国劳教制度事实上已经是第三种独立的制裁体系，它已经不受其他法律体系变化的影响。

四．展望未来

尽管劳教制度已经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被废止了，但是这并不完全意味着是中国法制的胜利，中国的法制建设还有一条很长的道路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道路任重而道远。时至今日，《违法行为矫治法》仍未颁布，违法矫正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多年来，在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陆续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在十五大首次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其后又进一步提出“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让我们对中国的法

制建设多一些耐心，相信自己的国家一定会更加美好！

王靖

912115040138

第三篇：劳教制度废除的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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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制度废除的原因

核心内容：劳教制度废除的原因有哪些？劳教制度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正式废除。劳教制度废除源于劳教制度缺乏明确的法理依据、缺乏必要的制衡机制、劳教的严厉与其作为行政处罚的性质不相符合等弊端。法律快车编辑为您详细介绍。

12月28日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这意味着已实施50多年的劳教制度被依法废止。决定规定，劳教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教决定有效；劳教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劳教制度废除的主要原因：

首先，劳教制度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在于它与国际人权公约、我国《宪法》和《立法法》三个法律依据的精神相冲突，缺乏明确的法理依据。

按照劳教制度，被劳教的人没有经过合格的法庭、经由正当的程序做出公正的判决即被剥夺人身自由，这是有违公约精神和原则的；2000年，《立法法》实施后，由行政法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已失去合法性基础；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立法机关又在宪法中加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从某种意义上表明中国对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努力。

其次，劳教的权力集中于公安机关，缺乏必要的制衡机制。

按照《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对需要实施劳动教养的人，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决定，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公安、司法、民政、劳动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但劳动教养的审批机构设在公安机关，实际上是将劳动教养的决定权集中于公安机关，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形同虚设。

再次，劳教的严厉程度也与其作为行政处罚的性质不相匹配。

劳教属于一种行政权决定的行政处罚，但剥夺人身自由可以多达4年，而刑法的有期徒刑最短只有6个月。其严厉程度与刑罚相当，甚至比短期徒刑、拘役、管制更加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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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三中全会废除劳教制度 南方周末范文

三中全会废除劳教制度 南方周末：废了劳教 多了什么？

字号:小中大

2013-11-21 16:19:08 更多

关键字 >> 劳教劳教制度废除劳教南方周末十八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公报轻微罪社区矫正劳教制度改革聚焦三中全会

21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以《废了劳教，多了什么》为题，回溯了劳教制度被废除的历程。文中，回应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废除劳教制度”的相关内容。对劳教怎样废？什么时机通过什么方式废除？建立怎样的制度来转化、填补劳教制度废止后的空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根据《南方周末》报道，早在三中全会《决定》面世之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劳教所都已经悄然转型。近两年以来，如何替代“劳教”也始终是法律界人士的讨论内容。其中，“轻微刑”和“社区矫正”成为劳教的取代方案。对于这两者，《南方周末》在报道中提出观点，认为“轻微刑”处理必须有立法授权，而不是通过司法解释扩大刑罚覆盖范围。同时应防止社区矫正成为“第二个劳教”，“程序应是司法化的程序，决定机关应是法院，场所、对象是谁，要在法律中明确”。

《南方周末》 在报道介绍，近几年各地劳教机构已经悄然转型。

以下为《南方周末》记者郭丝露等报道全文。

废了劳教，多了什么

张宇杰的毕业院系和工作单位最近都换了名字：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劳教系更名为矫正教育系，广东省第二强制隔离戒毒和劳教所摘下“劳教所”的牌子，成为专职戒毒所。

这些变化都来自劳教即将废止的消息。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的依据是，195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及1982年1月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根据“谁通过谁废止”的原则，接下来，最早可能在今年年底，只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56岁的劳动教养制度将正式寿终正寝。

具体方案目前尚未出台，《决定》透露的信息只有短短二十几个字：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现在的问题不是废不废，而是怎样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说，关键是在什么时机通过什么方式，建立怎样的制度转化来填补劳教制度废止后的空白。一部法律不能解决问题

2013年10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最高法党组会上提出，要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大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这样的表态与《决定》对照，基本一致。不过消息传出时，外界仍与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联系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被视为替代劳教的方案，2005年和2010年它曾两次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但一直未送交审议。

“唐慧案”代理律师徐利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解读周强的话：立法机关、公检法对于劳教制度的改革已达成一致——未来代替劳教制度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其决定权将不在公安，在法院。

过往的媒体报道披露，制定该法的前提是没有废止劳教，“参与立法讨论的学者透露，当时最大的分歧在于由谁来决定劳教，即矫正机关设在哪里。” 据媒体报道，公安机关对该方案持反对态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说，这部法律之所以难产，不仅涉及国家管理职能，还关系到部门利益，“劳教没了，经费、人员、编制都没了”。

在沉寂多年后，《决定》一锤定音：不仅不提《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劳教也直接废了。

“十八大”召开后，中央政法委曾组织有关部门对司法改革进行讨论和调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参与了多次讨论。

他说，中央的改革决定公布之后，社会对《决定》中“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矫治和矫正法律”存在误读，认为其是劳动教养的替代措施。

他解释说，“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不是特指一部法律，而是一个在广义上包含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体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认为，劳教的“精神”要废，但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

利益的角度看，“劳教”不能废。

没有劳教就乱了？

11月17日，在《决定》对外发布的第三天，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组织了一个劳教研讨会，有人就提出：一年下来，没劳教也没问题啊。刘持保留态度。在2012年底中央释放出劳教改革信号之后，2013年初，有多省正式宣告暂停劳教审批。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说，彻底废除劳教，从人权保障和顺应民心的角度讲，是最理想的方式。劳教的“精神”要废，但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角度看，“劳教”不能废。劳教对象的严重泛化，始于1983年“严打”之后，人大及相关行政部门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将小偷、卖淫嫖娼、吸毒、破坏治安等行为都纳入劳教。2005年在各界强烈要求废除劳教的背景下，治安管理处罚法出台，将上述行为纳入治安处罚的范围。

不过，治安管理处罚法虽然不再规定劳教，但留下了一个“强制性教育措施”的开放式概念。而有关部门往往因为治安处罚不够用，仍在使用劳教手段。马怀德说，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传播贩卖制作淫秽物品和嫖娼等人员，也采取教育和收容措施：“只是换了个地方规定，没有明确说是劳教而已”。

司法部《中国司法》原总编辑王公义介绍，现在劳教制度的管制对象主要包括四类人：吸毒复吸的；嫖娼卖淫、传播贩卖制作淫秽物品的；结伙作案、多次作案、流窜作案且已经受过治安处罚的；扰乱社会秩序、寻衅滋事的。

“如果没有劳教管，社会就乱了。”王公义说，原先劳教处罚已与治安处罚、行政处罚和监狱处罚并列成为我国四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现在一下子从四种处罚变成了三种，这个缺失必然要用一些东西填补空白。”

他举了一个例子：对小额偷盗行为，以前的处理方法是，第一次被抓获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罚款，第二次被抓就要被处以劳动教养，“但现在（废劳教后）第二次抓到还是得罚款，第三次还是罚款，那第四次呢？” 从劳教到轻微罪入刑

周强所说的“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也是劳教改革的配套措施。快审快结机制是2009年最高法院的“三五改革”的内容，主要是为了提高审判效率。

此外，记者注意到，2013年以来，“两高”针对盗窃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抢夺罪等罪名出台了司法解释，均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如情节不严重或行为人积极认罪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免予刑罚甚至或“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陈卫东解释，劳教废止后，刑法的改革分为两步：一是将原来轻微违法犯罪行为，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方式纳入刑法“轻微罪”的范围，“也叫入刑吧”；二是在“入刑”后，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

陈卫东说，这就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配合劳动教养废除作出的改革措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刑法学教授林维担心，入刑意味着这些人成为了罪犯，用扩大刑罚覆盖范围的做法，将公民从劳教中解救出来，可能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比如他们会面临失业，后期的融入社会甚至生存都会成为问题。他提出疑问：“这是因为我们的容忍度低了，还是因为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就索性这样处理？本来是可以用小刀处理的，但我们没有小刀，所以对不起我们还是用斧头来处理吧？”

刘仁文也指出，以司法解释规定轻微刑的层级太低，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司法解释只是权宜之计。”陈卫东说，修法是必然的。他和刘仁文都提醒记者注意，刑法修正案

（九）已列入2013年10月全国人大公布的立法规划中。

“社区矫正”在2009年已经全面铺开，图为安徽池州市社区矫正对象走进大墙

接受教育。社区矫正：不能成为“二劳教”

2013年10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五年立法规划里，社区矫正法赫然在列。今年2月，由司法部承担起草的社区矫正法草案送审稿已提请国务院审议。陈卫东说，劳教废除后，将把有违法行为但不足以受到刑法处罚的轻微刑事犯罪，也纳入社区矫正管辖。

“社区矫正”正式入法，是在2011年2月出台的刑法修正案

（八），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林维告诉记者，按照刑法规定，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假释、采取监外执行和缓刑的刑事罪犯，是为了解决服刑者短期禁闭刑效果差、融入社会困难等问题，“是一种有条件的短期自由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认为，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立是合理的。从大陆法国家的经验来看，针对特定的人群，特别是针对轻微犯罪人群，都有一些特定的措施，“大部分叫做保安处分，也有叫做教育矫治”。

不过，现实中已经设立的各类社区矫正中心，与现有法律中的“社区矫正”概念，涵义和内容并不一致。

社区矫正工作10年前开始试点，2009年起已在全国铺开。

姚颖所在的广州市尚善社会服务中心就成立于2009年3月。她说，“尚善”承接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州市司法局社区矫正服务项目。

“尚善”2013年还和越秀区检察院合作开展了一个“免予起诉的未成年人”的项目。检察院如果认为涉案未成年人可能适用缓刑，就直接先让矫正机构介入，矫正对象将有一个考验期，“如果觉得可以免予起诉，我们会出一个书面的建议书给检察院，这样检察院将不予起诉。”姚颖说，类似的模式全国的社区矫正机构都在探讨。

为了不让社区矫正成为“第二个劳教”，焦洪昌建议抓紧立法：“程序应是司法化的程序，决定机关应是法院，场所、对象是谁，要在法律中明确。” “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我相信也没有时间拖延了。”陈卫东说。在一个内部研讨会上，陈卫东提出疑问：“社区矫正法”属于行政法还是刑事法？因为“社区矫正法”确定矫正对象需要通过司法裁决，但在性质上又是行政事项。社区矫正法是否将是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的新形式？陈卫东给出了否定的答复。在林维看来，现在之所以将刑法已规定的“社区矫正”单独立法，就为了应付劳教废止“再弄出来的一个法律”。低调转型

劳教所摘牌后，现在张宇杰的单位名称只有一个：广东省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张宇杰说，这是全国最大的劳教所。2007年，张宇杰考入时的单位全称叫广东省第二强制隔离劳教戒毒所。不久后戒毒法出台后，原本属劳教管辖的戒毒被分开，从那时起，全国大多数劳教所都挂有劳教和戒毒两个牌子。

王公义说，劳教废除后劳教所其实很好处理：大部分把劳教所的牌子一摘，只做戒毒所；没有戒毒任务的变成监狱；不变监狱也没有戒毒任务的，还可以变成社区矫正场所。

张宇杰说，劳教废除对他们的工作没有影响，因为“已经有两年没有接到与劳教有关的案子了”。早在2009年，广东就已将劳教机构定义为强制隔离戒毒和戒毒康复工作职能部门。

自2013年起，各地除了暂停劳教审批之外，劳教所的转型也都在低调进行。“唐慧案”的所在地湖南省，2013年5月也将劳教所工作重点向收治强制隔离戒毒对象转变。

有媒体报道，2013年2月江苏省司法厅就启动了大规模戒毒矫治业务培训，到5月底，已结束省内所有劳教所向强制隔离戒毒的转型。

有人注意到，北京市大兴区的团河劳教所在2013年7月份也挂上了“北京市监狱团河二监区”牌匾。

收教人员的分流是备受关注的热点。上海官方发布的消息称，在上海，收教人员已全部依法解教，劳教场所和干警的转型正在推进，教育矫治将成为上海应对轻微刑事犯罪的重点。

从各地的措施可见，劳教所仅存的一些收教人员，大多得到了宽大处理：要么被直接宣布解散，要么将在劳教期满后重获自由。

而对与劳教相关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马怀德认为依然有效，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按照被劳教时的法律规定，依法作出维持或撤销劳教的处理。“劳教是最后一个明确法律依据不足，又没有程序规范的强制措施。”马怀德说。

第五篇：劳教制度的影响

已经近五十年，是我国独有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改造教育制度。虽然这一制度在社会实践中

对于维护社会秩序，预防犯罪方

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劳教制度本身又存在难以克服的

制度性缺陷，侵犯了公民的权利。故劳教制度的存废一直是学界争

论的焦点问题之一。2013年11月

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关键词：劳教制度 废止

一．劳教制度的历史沿革

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我国的劳教制度始于1950年肃反运动中，形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195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考虑，对于政治上不能留用、放在社会上不可靠，增加失业率的一些人进行劳动教养。1957年全国人大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右派成主要劳教对象，直接导致了1957~1958年全国大办劳教所，使得各地被教养人数激增。文革期间劳教被终止，劳教人员一部分被释放，一部被转移，还有一部分直接送到监狱服刑。文革结束后劳教制度得以恢复，当时很多人建议废除劳教制度，但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劳教制度在尚无系统刑法典的情况下对维护当时社会治安与社会秩序效果明显。

1980年1月我国刑法典生效，劳教制度并未被废除而是作为刑法典外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对于维护和巩固行政权，解决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特殊人员的就业问题，防止他们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成为采用强制性劳动改造的方式处置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人员的主要手段。

二．劳动制度的废除

2012年任建宇案、唐慧案等重大的影响性劳教案件，激发了新一轮更广泛彻底的废除劳教的呼声。每一起个案，每一声呼吁，都是力量的积累，只为等待最后的临门一脚。不懈的努力终在2013年伊始初见成效。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宣布，积极推进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将“停止使用”劳教制度，并要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前，严格控制使用劳教手段，对缠访、闹访等三类对象不采取劳教措施。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三．废除劳教制度的意义

劳教制度虽然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近年来饱受诟病，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对象扩大化、容易被地方执法机关滥用、侵犯人权等一系列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未经法院审判就长时间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因此，无论是从保障人权的必要性还是从建设法治中国的高度来看，都有必要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劳教制度被废止，可以说在意料之中，是大势所趋。“劳教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兼具随意性、惩罚性、模糊性于一身的劳教制度，实际上是用行政的程序取得了判刑效果，在法律体系已经相当完善的今天，诸多弊端缠身的劳教制度与现代法治精神已经格格不入，一些极端个案的出现令人谈之色变、“口诛笔伐”。虽然仍有人主张不能对劳教制度一废了之，不能无视劳教制度在历史上曾经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是，劳教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关于它的意义和作用，无疑也只能放在历史书中去评判。自由是人权的灵魂，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在一些极端的劳教个案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劳教制度对人权的侵犯，没有公诉程序、没有审判环节、甚至没有救济途径。问题倒逼了改革。诚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所言：“废止劳教制度是法治的胜利，自由的胜利！”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法治建设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法治建设要取得不断进步，法律体系要不断完善，就必须不断剔除不相适应甚至阻碍发展的因素。

废止劳教制度和展开相应的改革，是中央新领导集体决定要办的一件大实事。就民主、法治建设而言，废止劳教制度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长远的基础性工作。决定做这件大事，是中央新领导集体取信于民，取信于国际社会的表现。此举既顺应了民意，亦反映了新领

导集体将国家和社会管理规范到法治轨道的努力。

废止劳教制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才能不断完善，改革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才能顺利进行，宪法法律的权威才能树立，法治中国建设才能取得实质进展。早在 2004 年，我国就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如果说那是我国人权保障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那么，废止劳教制度无疑是法治中国建设前进中迈出的重大一步。

劳教制度在中国实行超过半世纪，积累的问题很多，停止使用以至于废止这项制度的工作和善后事宜，确需要按宪法程序来部署。从公开报道看，中央有关机构的规划是先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批准后的善后工作会十分艰巨。废除劳教制度的过程，需严谨部署，既要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执行制度相互衔接，也包括立法性协调，包括可能需要的修改刑法降低定罪门槛。另外，现有劳教期限未满人员的处置问题

也应提上日程，在职劳教管理人员的归属问题更需要时间来解决。加速推进劳教制度改革的工作很繁重，但只要公民基本权利能得到更充分的保障，付出相应的艰辛是值得的。参考文献

[1]本报记者 殷泓 王逸吟.废止劳教制度：完善人权保障重要一步[n].光明日报,2013-11-18005.[2]早报记者 陈良飞 黄志强.“废除劳教制度是大势所趋”[n].东方早报,2013-11-07a19.[3]本报记者 商灏.劳教制度：存？废？改？[n].华夏时报,2013-01-14033.[4]一级律师 法学教授 陈有西.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国人权进步的必然要求[n].经济观 察报,2013-01-21045.[5]鲁冠成.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势在必行[j].青春岁月,2013,05:372-374.[6]劳教制度应彻底废除[j].it时代周刊,2012,21:76.篇二：劳教制度废止后的衔接制度探究

龙源期刊网.cn 劳教制度废止后的衔接制度探究

作者：李倩雯

来源：《理论观察》2015年第04期

[关键词]劳动教养；衔接制度；后劳教时代；违法行为矫治法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4 — 0044 — 03劳动教养制度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在当时的特殊国情下，这项制度在治理不足以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的工作上，发挥了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随着适用对象一次次扩大和管理审批制度不断宽松，劳动教养制度在正常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逐渐转变成一个“大箩筐”，许多不合时宜的东西都被放入其中。近年来，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案、上访妈妈唐慧案等案件的出现，一度将劳动教养制度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和法治建设不断推进，劳教制度关于立法根基缺乏、管理职能宽泛、审批制度缺失等严重问题逐渐暴露，废除劳教的呼声愈发强烈，直至2013年底，劳教制度正式废止，开启了所谓后劳教时代。

一、劳动教养制度废止的现实影响

（一）废止劳教具有现代法治意义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诞生并发展于法治尚未健全的年代，在那个年代，行政权较强势，在某种程度上政策取代了法律。在劳动教养制度施行的过程中也曾经制定了一定的规范文本，如1957-1982年间先后出台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行政法规确立了劳动教养这一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根据2000年《立法法》第8条第5项的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行政处罚法》第9条第2款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10条第1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前后对比，劳动教养制度直接违反了宪法、立法法与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既存在违宪性又与上位法相抵触，存在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事实上，这一制度合法性根据的缺失也是劳动教养制度长期以来不断受到诟病的重要原因。随着劳教制度的废止，我国法律体系中的违宪性文件得以肃清，与我国依法治国a的现实趋势相吻合，具有重要的现代法治意义。篇三：劳教制度应当终结 劳教制度的终结 小组成员：路 思 学号：2011011112 郭 瑞 学号：20110111 王振江 学号：20110111 赵云涛 学号：20110111 劳教制度的终结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其中第九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12日发布的三中全会公报强调，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劳教制度历经半个多世纪，近年来因其法律依据不足且违反宪法和上位法，有违罪罚相当和程序正当等法治原则，且在实践中被广泛、严重滥用，劳教措施侵犯人权的问题成为众矢之的，其存废或改革的讨论不断。

劳教制度是在发起反右派运动的1957年出台的。不断有民众在上访抗议强征土地时被扣押。有人指出，这一制度导致全国有超过6万人被关押。这次废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劳教制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这是中国政府承诺要到2020年完成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新华社援引习近平的话称：“司法改革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提出

1955年，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劳动教养”政策被第一次明确提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为保障政权稳固，国家开展了一系列肃清敌视新政权的反革命坏分子的运动。

依据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劳动教养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决定》同时指出劳教制度“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可见劳教制度本身是在特殊时期具有明显历史局限性的产物。

二、劳教制度的病根

无法律依据长时间禁锢公民人身自由是对劳教制度最大的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3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

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由此规定可知，较长时间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应该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否则均应视为非法。但是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凭借公安机关或党政部门设立的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到3年不等，甚至可以延期为4年，这明显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

（一）那么现行劳教制度的制度渊源是什么呢？

经1979年11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国务院于当年12月5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并将1957年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重新发布实施。此后，国务院和公安部又相继制定发布了一些关于劳动教养的法规文件，其中对劳教制度恢复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以下两个：1980年2月2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和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转发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后者多年来被作为决定是否劳教的主要依据。这些决定，通知，办法，均不是法律。

那么如果从法律形式上让劳教满足制度要求，是不是就可以将它洗白粉墨登场呢？劳教制度没有必要保留，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刑法》都对违法行为和轻刑事犯罪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另外，劳动教养起点就是1年，严重违背罪（违法行为）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如果将它理解为一种处罚，那么处罚明显过重。

（二）以劳教对待公民的过激行为，是制造双重的恶

当前维权通道不畅，法律途径既不为官方重视，也不为民间所重视是普遍的现实。上访仍是民间维权重要途径。

上访，作为法外的维权模式，尽管与人们理想的法律途径相比，还存在诸多问题，但仍然是符合宪法明确的关于公民有监督政府，提出意见建议的权利的直接途径。它的正当性仍然不可以抹杀。

2012年8月3日，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对唐慧处以“劳动教养1年6个月”，随后唐慧被押送至湖南株洲的白马垅劳教所。2013年1月12日，称“再次受到伤害”的唐慧说，将就劳教赔偿问题提起行政诉讼。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一案于2013年4月12日开庭，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唐慧的诉讼请求。2013年7月15日唐慧案二审胜诉。本案中唐慧的诉求未必符合法律的精神，唐慧的行为，如当地官方的说法，确实是破坏公共场所秩序，应当为此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绝不应该是劳动教养这样严厉的处罚。

这是以吓阻手段，阻止公民对政府的监督，限制公民的正当权利。

更不能无视的是，地方政府对公民法治信仰的破坏，是促成信访难题的主因。学者仝宗锦说：制度一方面倚重信访怪胎从而减损法院裁判权威，另一方面又用劳教怪胎去惩罚信任信访的当事人，这是怎样的怪胎乘以怪胎的逻辑啊。

三、劳教制度的大事件1、1957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成为劳教的主要依据。

2、1979年

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劳动教养制度可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一到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

3、1982年

国务院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针对对象包括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后随《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出台，更多人员被纳入劳教范畴。

4、2005年5、2009年

中央政法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正式将“违法闹访者”纳入劳教对象。

6、2013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四、劳教制度废止的导火线

（一）任建宇案

任建宇曾是重庆市的一名大学生村官。2011年9月23日，重庆市劳教委认为他通过网络发表不当言论，对其作出劳动教养两年的决定。2012年8月15日，其父任世六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劳教决定。开庭前一天，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为由，撤销了任建宇的劳教决定。

任建宇表示，从获得自由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期盼着劳教制度的废除。从获得自由到劳教制度被最终废除，任建宇整整等了一年零两个月有余，任建宇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对劳教制度被废止感到欢欣鼓舞。

在获得自由后，任建宇向重庆市三中院及重庆市高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撤销重庆市劳教委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书》，但诉讼请求均被驳回。

对于中央决定废止劳教制度，任建宇表示，他将和代理律师联系并商议，以决定是否继续进行申诉。

再有半年或一年、最长两年，相关人员劳动教养的期限执行完了离开，劳教就自然消亡了。

（二）唐惠案

上访妈妈唐慧2012年8月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以唐慧在法院办公楼滞留15天并要求法院判处7被告人死刑、在有关机关门口阻车堵门等行为“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对唐慧处以“劳动教养1年6个月”。

唐慧被劳动教养的消息被公布后，却引来舆论的一片哗然。2012年8月8日,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受理唐慧对劳动教养案的复议。唐慧的劳动教养决定经复议被依法撤销。

五、劳教制度被废止

据《参考消息》2013年11月17日报道，中国政府今天表示将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这是对批评该制度落后且侵犯人权的愤怒民众做出的回应。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该决定是本周早些时候结束的中共高层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