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制度废除后违法行为矫治问题（精选多篇）

第一篇：劳教制度废除后违法行为矫治问题

浅析劳教制度废除后违法行为矫治问题

LHH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劳教制度历经半个多世纪,近年来因其法律依据不足且违反宪法和上位法，有违罪罚相当和程序正当等原则，且在实践中被广泛、严重滥用，劳教措施侵犯人权的问题成为众矢之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劳动教养制度终成为历史。那么，后劳教时代，违法行为的矫治问题必然会被提上日程。

关键字：劳动教养 社区矫正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

劳动教养是指行政机关对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或有轻微犯罪行为但尚不够刑事处罚条件且有劳动能力，放在社会上又会造成危害的人采取的，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内容，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以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处罚措施。劳动教养的对象主要是两类人: 一类是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屡教不改, 治安管理处罚不足以惩戒的、刑法又没有相应罪名, 重新放回社会又有现实社会危害性的人； 另一类是“刑法边缘行为”, 即形式上符合某一罪名, 但是并未达到刑法处罚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1]

一、正视废除劳教制度的影响

随着法制观念的不断深入，劳动教养制度的弊端凸显，其不正当性、不合理性和不合法性的缺陷是难以克服的。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论证，劳动教养制度终于走到了尽头。但是，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后续问题，正视这些问题，也是后劳教时代我们面临的唯一选择。

（一）公安机关面临的选择

虽然劳动教养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在维护社会稳定，维持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在其替代措施还未成熟之前，公安机关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劳动教养废除后，曾经适用劳动教养的对象，即那些所谓的“大法不犯,小法不断,气死公安,难倒法院”的人应该如何处理，必然会成为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一 1 道难题，这不仅会对公安机关的执法理念造成重大冲击，也将对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模式提出极大挑战。虽然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早已被提及，但是当到了真正被废除的时候，很多机关也还会感到措手不及，对立的教养制度的依赖在短时间内不可能会完全消除，这必然会导致相应的措施可能会跟不上。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结果：其一是公安机关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可能会扩大警力，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公民个人的权利空间相对缩小,公民个人权利被侵害的潜在威胁在无形中增加；其二便是劳动教养制度的替代手段的选择，为了片面追求某种效果，一些非法的或者不合理的手段可能会盲目地被采用，极其容易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当中。但是，上述问题都是可以预料到的，所以可以提前防患于未然，急早出台应对措施，减轻这种情况的影响才是首要目的。

（二）社会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我国的违法犯罪行为呈逐年上升之势，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甚至危及当政者威信和形象的违法犯罪行为也频频发生。虽然我们倡导现今是权利本位的社会，但是社会管理者不会为了保护犯罪人的权利而把放松对犯罪的惩罚。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使社会丧失了一种社会治理手段,整个社会面临的压力加大。犯罪行为虽然是极少数，但是对社会的危害是广泛存在的，这时可能就会出现权利冲突，如何平衡这种冲突，而是尚待解决的问题。

对整个社会来说,违法犯罪活动是与社会同生共死的，只要有社会存在,就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存在，因此,一个社会有违法犯罪活动并不可怕。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违法犯罪人员的宽容度正在加大,社会自身的净化能力正在一步步提高,对抗违法犯罪活动的风险能力也在增强。因此,社会不会因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而出现混乱甚至倒退。

二、“后劳教时代”的违法行为矫治

根据社会发展和法治推进的需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并对我国现有的教养形式进行梳理、整合、重构犯罪预防的制度模式,涉及到国家权力控制和社会安全的敏感神经,直接面对着诚实公民和违法犯罪人之间的人权冲突。一方面,我们既不能继续坐视法律活动自身的不透明现象,更不能容忍警察权力的恣意滥用；另一方面,又必须正视转型期间社会流动加快,城市、农村预防犯罪的能力相当脆弱的现实,并承受因社会犯罪不断增加带来的巨大压力。[2]因此,为避免更大的社 会风险,增强制度活动的可预测性,有必要选择一条相对稳妥又不断进取的制度建设的道路。

（一）劳教对象的分流处理

劳教制度被废除后，对于相关违法行为应当如何处理，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主张：其一，行政化处理，即主张将原劳动教养的内容纳入治安处罚的范围。其二，刑事化处理，即主张将原劳动教养的内容纳入刑法的范围，不过，对纳入刑法后的原劳动教养行为的制裁，有的学者主张作为保安处分的一部分，也有的学者主张作为刑罚的一部分归入轻罪。其三，行政化和刑事化双重处理，即主张将劳教适用对象中尚不够刑事处分的违法行为纳入行政处罚体系；将那些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纳入刑事处罚体系。[3]

第一种主张的优点是不需要扩大犯罪圈，且在立法改革上比较简便，即加重行政处罚。但是这种方案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是行政处罚不能对人身自由做出过多的限制，所以对于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还是无能为力；其二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如果过度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制裁措施，则很难解决行政处罚程序的正当性问题，由于行政处罚并不具备司法程序的中立性，在实践中极其容易被滥用。这样的改革与国际公约的要求仍然存在差距。第二种主张需要改变我国目前刑法对犯罪的定义，以便将那些尚不够刑事处罚而被处以劳动教养的违法行为升格为犯罪行为，作为轻罪处理。这样，不尽会造成实际犯罪量呈几何增长，也会导致我国的犯罪定义体系的变迁，带来过多的社会成本和司法成本。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改造我国劳教制度的建议，属于比较法研究中的嫁接错误，不足以解决劳教对象的转化处理问题。[4]

鉴于劳教对象的复杂性，行政化和刑事化的双重处理方案可纳入考虑之列。适当扩大犯罪圈后，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刑罚结构，特别是轻微刑罚，从管制、拘役到有期徒刑，并有罚金和缓刑等，应当可以满足对原来劳教对象的刑事处罚的需要。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的处罚较轻，对相对严重违法行为不能起到很好的处罚作用，因此可以考虑适当延长或加重某些行政处罚手段，更好地实现与刑法的对接。[5]

对于劳教对象进行分流之后，纳入刑法之中的案件会适用刑事诉讼程序，于此相适应，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需要进行多元化改造。201年我 3 国刑诉法修改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如果将部分劳教案件也纳入其中，用相同的程序处理显然不太合适。所以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多种特别程序，使简易程序设计更加层次化、科学化，已达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

被纳入行政化处理的原劳教案件，尤其是适用“保安措施”和“保安处分”的案件，面临着处理程序再造的问题。这类案件如果由法院来解决，那么就面临增设治安法庭的问题；如果将决定权保留在公安机关，则面临与国际人权公约相冲突的矛盾。基于劳教制度改革的初衷，应当考虑在法院系统增设治安法庭来处理此类案件。

（二）社区矫正的不断发展

劳教制度面临废止，但对那些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或者有轻微犯罪行为又不够刑事处罚条件的劳教处理对象应当如何处理，他们是否能被纳入社区矫正的范畴，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吴宗宪教授表示：“根据我自己的研究来看，劳动教养的废除跟社区矫正法律性质的变化，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但是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实际上给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从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来看，现在我们基本上也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感觉到在社区矫正的执法人员里面也应该有一定数量的警察来从事相关的工作，另外一个劳动教养的这个设施，也可以用来促进社区矫正的发展，比如说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集中的教育，培训等等。”[6]

接受社区矫正的罪犯，称为社区服刑人员，包括：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区上服刑的人员。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作为重点对象，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中国于2003年开始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9年在全国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发展迅速，覆盖面稳步扩大，社区矫正人员数量不断增长。截至2010年12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覆盖全国91%的地(市、州)、72%的县(市、区)和65%的乡镇(街道)。北京等13个省(区、市)已经在全辖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各地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59.8万人，现有社区矫正人员27.8万人。[7]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对判 4 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2012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关于印发《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通知。2012年3月1日，《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正式施行。

但是，社区矫正也面临众多困难：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矫正工作无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强制措施的保障、社区群众的认同度不高、矫正对象本人的心理障碍、矫正经费的短缺和无着落、解决实际问题的有限性、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的短缺。从现在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情况来看，担任矫正工作的主要是我们的司法行政人员。但我们的司法行政人员在从事矫正工作时也需要培训，而且还面临人员短缺、工作强度大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也使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利用社会资源的问题上不够充分，使得社区矫正的心理矫正难以完成。

因此，社区矫正还需在法律层面进行定义和规范。这个制度的实践基础和保障的机制，还都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它需要一个从宏观，从整个刑事法治这个角度来讨论设计和完善，这样使我们国家治理违法犯罪的方式，能更加从容更加科学完善，也更加有效。

（三）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

作为劳动教养制度的替代措施，《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曾两次被列入立法规划中，但一直存在反对的声音，所以至今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单行法的颁布和实施，劳动教养措施被逐步分解。

劳动教养制度在实践中的滥用导致其某种程度上已经污名化，而且有侵犯人权之嫌，以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取代劳动教养，形成“治安管理处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刑罚”三级制裁体系。其基本理由是：以我国目前的刑罚与行政处罚适用对象而言，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灰色地带需要弥补。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则可以适用于那些危害不大，但人身危险性较大的对象，即那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难死公安，气死法院”的人员。从此方面考虑，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可以弥补刑罚和治安处罚的不足，是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中间选择。

在具体设计上，该改革方案的要点包括：

其一，基于劳教的实质在于较长时间的限制人身自由，因此，改革劳教制度

[8] 5 的关键在于明确划定限制和比多人身自由的界限。除了现有的劳教对象之外，还可将吸毒成瘾者的强制隔离解读、对卖淫嫖娼者的收容教育、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等“保安措施”和“保安处分”统一纳入“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调整范围。

其二，明确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具体对象、条件、程序、执行方式、期限以及执行监督等具体问题。首先，在具体对象上，除了适用保安处分和保安措施的对象外，还包括两类，一类是触犯刑法但未达到入罪标准，但判处治安处罚又会导致处罚太轻的行为，另一类是社会危害性不大但主观恶性较大或人身危险性较大的行为。其次，在适用和决定程序上，应当司法化或适当司法化，可考虑在法院内部增设治安法庭，由治安法庭适用司法程序决定进行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并遵循权利监督制约、律师介入、证据规则、救济程序等各项正当程序规则，构建我国的治安法庭诉讼程序。第三，在执行方式上应当向轻缓化方向改革，根据具体对象，可采用以开放式的社区为主，以社区和专门机构或设施结合的半开放式为辅，以专门机构和设施的封闭式为临死或个别的三级执行模式。第四，在执行期限上，严格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适用。第五，各个程序中的专门监督和社会监督都是必须的，应当在设计予以体现。[9]

通过上述改革，“违法行为矫治教育矫治”可望实现社会管理由重管理，重控制向重服务、重科学死亡历史性转变。

综上所述，劳教制度废除后，对违法行为的矫治肯定会面临一定的困境，但是只要我们采取措施，循序渐进的推进改革，这些问题必然会迎刃而解。后劳教时代的替代性制度选择也很重要，无论是社区矫治、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还是对劳教对象的分流处理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需要克服一些固有的缺陷。因此，劳教制度的废除并不会出乎社会大众的预料，但是对于原劳教对象的矫治问题才是关键。6 参考文献：

[1]刘静坤：《关于四川省劳动教养和社区矫正问题的调研报告》，《四川警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2]王利荣：《制度性教养的走向与立法选择》，《理性与秩序》2002年版，第197页。

[3]赵秉志:《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方向与方案》，《法学研究》2010年1期，第154页。

[4]屈学武：《轻罪之法价值取向与人身权利保护》，《河北法学》2005年第11期，第20页。

[5]张建伟：《监禁权专属原则与劳动教养的制度困境》，《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160页。

[6]http://news.163.com/13/1127/12/9EMI8UOC00014JB5.html.[7]http://baike.baidu.com/link?url=1eDUIVE7_3K4i95VikhGyqBHfDY9cixhwg_QpdLVVo9jeeI5kHTZ-t27iM097yzN.[8]魏晓娜：《走出劳动教养制度的困局：理念、制度与技术》，《法学》2013年第2期，第29页。

[9]张绍彦：《改革制度优化功能—十字路口的劳动教养叙说》，《法学家茶座》第37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第二篇：废除劳教制度之我见

废除劳教制度之我见

[摘要]众所周知，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独有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改造教育制度，劳教制度产生于50年代的肃反，虽然从它产生以来，对于维持社会秩序，预防犯罪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断完善，它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极大的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侵犯了公民权利，在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劳教制度被废除了，对于它的废除学界观点不一。

[关键词]劳教制度废除改造制度

一．劳教制度的产生和内涵

劳教制度是中国所特有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教育改造制度。据资料记载，劳教制度产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肃反运动，最早关于劳教的法律是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设置劳教制度的目的是想把一些游手好闲、违纪乱法与不务正业的但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可以自食其力的人，这样能够保证公共秩序的维护与社会主义的建设。

根据传统的刑法学教科书，它是指“对有违法行为或轻微犯罪行为但不够刑事处罚的人，依法收容于劳动教养场所，实施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及其相关制度。”

劳教制度的内涵是劳动、教育、培养相结合的制度，简称“劳教”,党中央1955年《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明确规定：对在肃反运动中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破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而继续留用的，其余进行劳教。其基本方针是“灌输、感化、挽救”，性质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强制性教育改造，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社会主义人文关怀的制度。

我国规定的劳教兼备了劳动、教育、培养三个特点，共同构建了劳教制度。第一，劳动方面。对劳教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在劳动场所的被教养人员，也会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

第二，教育方面。要对被教养人员采用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帮助他们建立爱国守法和劳动光荣的观念。

第三，培养方面。对被教养人员，让他们在参加劳动的过程中，学习生产技术，使他们成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

二．劳教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在文章里我们说废止是很容易的，可在废止劳教制度后，在我国现有的社会治安形势下，原先劳教制度适用适用的那一部分人员该怎么处理？以下几个因素我们不得不考虑：其一，我国受儒家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我国传统的治国理政经验“缩小（刑罚）打击面”（法不责众），减少犯罪数，尽可能使国民免留“罪犯”的污名劣迹，减轻心理压力，利于个人自由发展。其二，只要还存在有大量的“刑法边缘行为”的存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国现行刑法因其属于结果本位的价值取向，使其具有结构性缺损，导致劳动教养对象成为法律的不管地带，而劳动教养正是通过行为侧重反映行为人的劣根性，从而“注重结行为人的教养处遇，这恰好弥补了刑法的结构性缺损，劳教与刑法形成了功能的互补格局，其存在的价值恰恰于此”。其三，立即废除劳教制度将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劳教制度自我国存在了五十多年，其实践作用和社会功效是不容忽视的。如果立即废止劳教制度而没有相应的替代措施肯定会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停止实施劳教制度持否定说学者认为，尽管停止实施劳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就目前形式看来不太乐观，他们有一下几点理由。

1.停止了实施劳教，对某些违法行为不能及时治理。一下子停止实施劳教，必定会使社会上许多闲杂游手好闲之人数量增多，他们有劳动力却好逸恶劳，又没有良好制度来约束，很容易让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

假设小偷盗窃了不超过盗窃罪规定最低标准的财物，如何对其处罚呢？不能以盗窃罪论处，因为他根本没有达到构成盗窃罪的最低标准。能否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若小偷没有任何钱财，就不能对其财产处罚，或将其拘留十五日，他就能改变这种盗窃吗？如果财产了劳教制度，这些问题就将成为现实，那时候我们又将如何处理？

对停止实施劳教持否定态度的学者看来，停止了不利于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对某些违法行为不能及时制止。

2.停止了实施劳教，不利于司法资源节约。停止实施劳教，本来简单的行为通过劳教解决的，却要到法庭进行辩论，很大程度上制造了司法资源浪费，也让公安机关对新的停止使用劳教的做法不太适应了。在十八大之后，国家提倡加快法治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对停止了劳教的做法，必定会使法院加大审查力度的负担和公安机关执行力度。

三．劳教制度的不合法性分析

2012年广州代某在白云区均禾街平沙村张贴关于车牌、证照的广告，被当地保安员当场发现，并且在其住所内检获一把武士开山刀（经鉴定为管制刀具）、17件自制开锁工具、一件套筒工具、三块车牌、一箱广告小贴纸，办案民警遂将其传唤至派出所进行调查。当日，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以涉嫌盗窃为由，将代某刑事拘留，送白云区看守所羁押。7月19日广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认定代某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依照《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相关规定，决定对代某劳动教养一年。

因张贴小广告就被判劳教一年？其实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按这个逻辑来讲，那么多人贴小广告，那还都得去被劳动教育吗？如果说不是，那凭什么代某要去被劳教，这个问题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到底是谁的问题？其实答案已经显而易见，这不是单单一个原因造成的，是多个因素综合影响的。关于劳教制度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罗尔斯曾经说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是不正义的，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所以我认为，劳教制度应该废除，因为它是不正义的。

1.劳教制度与“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的法律原则相违背。我国《刑法》第3条将其概括为“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出刑。”

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刑事责任相适应”。

不法人员所受的处罚应该与其所犯罪行的类型以及所犯罪行的大小来决定。罪行比较严重要受到形式处罚，罪行比较轻微，要受到轻微罪行的处罚，总之就是犯罪人员所承担的责任要与其所犯的错误相一致。但是劳教制度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的剥夺和限制最长能够达到4年，这已经能够相当于刑事处罚的程度了，但是在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一个人所犯的错误与所要承担的责任并不相符，甚至被剥夺限制自由的时间甚至比收到刑罚处罚的罪行更严重，这显然就违背了罪行相适应的原则。

2.劳教制度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保留是指在特定的范围内对行政自行作用的排除。其中法律是狭义的法律，是通过民意产生的法律，那这样来讲，那么有关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而有关劳教制度的形成过程，在第一部分我们已经讲过，它并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最早关于劳教的法律是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将强制劳动与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其中关于劳教制度的一些规定，并不在“法”的范围之中。

3.劳动教养制度违背了正当程序原则。我国法律规定，任何人未经公开的司法听审，不得被剥夺权利和自由。劳教制度中的结果决定没有相关的法律程序加以制约，更没有合法的机关对其案件进行庭审，所以是不合理的。劳教委员会也只是一个行政机关，它存在于公安机关之中，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真正行使劳教审批权的还是公安机关。在我国劳教制度事实上已经是第三种独立的制裁体系，它已经不受其他法律体系变化的影响。

四．展望未来

尽管劳教制度已经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被废止了，但是这并不完全意味着是中国法制的胜利，中国的法制建设还有一条很长的道路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道路任重而道远。时至今日，《违法行为矫治法》仍未颁布，违法矫正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多年来，在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陆续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在十五大首次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其后又进一步提出“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让我们对中国的法

制建设多一些耐心，相信自己的国家一定会更加美好！

王靖

912115040138

第三篇：劳教制度废除的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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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制度废除的原因

核心内容：劳教制度废除的原因有哪些？劳教制度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正式废除。劳教制度废除源于劳教制度缺乏明确的法理依据、缺乏必要的制衡机制、劳教的严厉与其作为行政处罚的性质不相符合等弊端。法律快车编辑为您详细介绍。

12月28日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这意味着已实施50多年的劳教制度被依法废止。决定规定，劳教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教决定有效；劳教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劳教制度废除的主要原因：

首先，劳教制度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在于它与国际人权公约、我国《宪法》和《立法法》三个法律依据的精神相冲突，缺乏明确的法理依据。

按照劳教制度，被劳教的人没有经过合格的法庭、经由正当的程序做出公正的判决即被剥夺人身自由，这是有违公约精神和原则的；2000年，《立法法》实施后，由行政法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已失去合法性基础；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立法机关又在宪法中加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从某种意义上表明中国对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努力。

其次，劳教的权力集中于公安机关，缺乏必要的制衡机制。

按照《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对需要实施劳动教养的人，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决定，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公安、司法、民政、劳动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但劳动教养的审批机构设在公安机关，实际上是将劳动教养的决定权集中于公安机关，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形同虚设。

再次，劳教的严厉程度也与其作为行政处罚的性质不相匹配。

劳教属于一种行政权决定的行政处罚，但剥夺人身自由可以多达4年，而刑法的有期徒刑最短只有6个月。其严厉程度与刑罚相当，甚至比短期徒刑、拘役、管制更加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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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三中全会废除劳教制度 南方周末范文

三中全会废除劳教制度 南方周末：废了劳教 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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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1 16:19:08 更多

关键字 >> 劳教劳教制度废除劳教南方周末十八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公报轻微罪社区矫正劳教制度改革聚焦三中全会

21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以《废了劳教，多了什么》为题，回溯了劳教制度被废除的历程。文中，回应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废除劳教制度”的相关内容。对劳教怎样废？什么时机通过什么方式废除？建立怎样的制度来转化、填补劳教制度废止后的空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根据《南方周末》报道，早在三中全会《决定》面世之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劳教所都已经悄然转型。近两年以来，如何替代“劳教”也始终是法律界人士的讨论内容。其中，“轻微刑”和“社区矫正”成为劳教的取代方案。对于这两者，《南方周末》在报道中提出观点，认为“轻微刑”处理必须有立法授权，而不是通过司法解释扩大刑罚覆盖范围。同时应防止社区矫正成为“第二个劳教”，“程序应是司法化的程序，决定机关应是法院，场所、对象是谁，要在法律中明确”。

《南方周末》 在报道介绍，近几年各地劳教机构已经悄然转型。

以下为《南方周末》记者郭丝露等报道全文。

废了劳教，多了什么

张宇杰的毕业院系和工作单位最近都换了名字：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劳教系更名为矫正教育系，广东省第二强制隔离戒毒和劳教所摘下“劳教所”的牌子，成为专职戒毒所。

这些变化都来自劳教即将废止的消息。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的依据是，195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及1982年1月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根据“谁通过谁废止”的原则，接下来，最早可能在今年年底，只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56岁的劳动教养制度将正式寿终正寝。

具体方案目前尚未出台，《决定》透露的信息只有短短二十几个字：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现在的问题不是废不废，而是怎样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说，关键是在什么时机通过什么方式，建立怎样的制度转化来填补劳教制度废止后的空白。一部法律不能解决问题

2013年10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最高法党组会上提出，要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大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这样的表态与《决定》对照，基本一致。不过消息传出时，外界仍与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联系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被视为替代劳教的方案，2005年和2010年它曾两次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但一直未送交审议。

“唐慧案”代理律师徐利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解读周强的话：立法机关、公检法对于劳教制度的改革已达成一致——未来代替劳教制度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其决定权将不在公安，在法院。

过往的媒体报道披露，制定该法的前提是没有废止劳教，“参与立法讨论的学者透露，当时最大的分歧在于由谁来决定劳教，即矫正机关设在哪里。” 据媒体报道，公安机关对该方案持反对态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说，这部法律之所以难产，不仅涉及国家管理职能，还关系到部门利益，“劳教没了，经费、人员、编制都没了”。

在沉寂多年后，《决定》一锤定音：不仅不提《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劳教也直接废了。

“十八大”召开后，中央政法委曾组织有关部门对司法改革进行讨论和调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参与了多次讨论。

他说，中央的改革决定公布之后，社会对《决定》中“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矫治和矫正法律”存在误读，认为其是劳动教养的替代措施。

他解释说，“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不是特指一部法律，而是一个在广义上包含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体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认为，劳教的“精神”要废，但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

利益的角度看，“劳教”不能废。

没有劳教就乱了？

11月17日，在《决定》对外发布的第三天，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组织了一个劳教研讨会，有人就提出：一年下来，没劳教也没问题啊。刘持保留态度。在2012年底中央释放出劳教改革信号之后，2013年初，有多省正式宣告暂停劳教审批。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说，彻底废除劳教，从人权保障和顺应民心的角度讲，是最理想的方式。劳教的“精神”要废，但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角度看，“劳教”不能废。劳教对象的严重泛化，始于1983年“严打”之后，人大及相关行政部门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将小偷、卖淫嫖娼、吸毒、破坏治安等行为都纳入劳教。2005年在各界强烈要求废除劳教的背景下，治安管理处罚法出台，将上述行为纳入治安处罚的范围。

不过，治安管理处罚法虽然不再规定劳教，但留下了一个“强制性教育措施”的开放式概念。而有关部门往往因为治安处罚不够用，仍在使用劳教手段。马怀德说，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传播贩卖制作淫秽物品和嫖娼等人员，也采取教育和收容措施：“只是换了个地方规定，没有明确说是劳教而已”。

司法部《中国司法》原总编辑王公义介绍，现在劳教制度的管制对象主要包括四类人：吸毒复吸的；嫖娼卖淫、传播贩卖制作淫秽物品的；结伙作案、多次作案、流窜作案且已经受过治安处罚的；扰乱社会秩序、寻衅滋事的。

“如果没有劳教管，社会就乱了。”王公义说，原先劳教处罚已与治安处罚、行政处罚和监狱处罚并列成为我国四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现在一下子从四种处罚变成了三种，这个缺失必然要用一些东西填补空白。”

他举了一个例子：对小额偷盗行为，以前的处理方法是，第一次被抓获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罚款，第二次被抓就要被处以劳动教养，“但现在（废劳教后）第二次抓到还是得罚款，第三次还是罚款，那第四次呢？” 从劳教到轻微罪入刑

周强所说的“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也是劳教改革的配套措施。快审快结机制是2009年最高法院的“三五改革”的内容，主要是为了提高审判效率。

此外，记者注意到，2013年以来，“两高”针对盗窃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抢夺罪等罪名出台了司法解释，均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如情节不严重或行为人积极认罪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免予刑罚甚至或“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陈卫东解释，劳教废止后，刑法的改革分为两步：一是将原来轻微违法犯罪行为，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方式纳入刑法“轻微罪”的范围，“也叫入刑吧”；二是在“入刑”后，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

陈卫东说，这就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配合劳动教养废除作出的改革措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刑法学教授林维担心，入刑意味着这些人成为了罪犯，用扩大刑罚覆盖范围的做法，将公民从劳教中解救出来，可能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比如他们会面临失业，后期的融入社会甚至生存都会成为问题。他提出疑问：“这是因为我们的容忍度低了，还是因为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就索性这样处理？本来是可以用小刀处理的，但我们没有小刀，所以对不起我们还是用斧头来处理吧？”

刘仁文也指出，以司法解释规定轻微刑的层级太低，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司法解释只是权宜之计。”陈卫东说，修法是必然的。他和刘仁文都提醒记者注意，刑法修正案

（九）已列入2013年10月全国人大公布的立法规划中。

“社区矫正”在2009年已经全面铺开，图为安徽池州市社区矫正对象走进大墙

接受教育。社区矫正：不能成为“二劳教”

2013年10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五年立法规划里，社区矫正法赫然在列。今年2月，由司法部承担起草的社区矫正法草案送审稿已提请国务院审议。陈卫东说，劳教废除后，将把有违法行为但不足以受到刑法处罚的轻微刑事犯罪，也纳入社区矫正管辖。

“社区矫正”正式入法，是在2011年2月出台的刑法修正案

（八），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林维告诉记者，按照刑法规定，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假释、采取监外执行和缓刑的刑事罪犯，是为了解决服刑者短期禁闭刑效果差、融入社会困难等问题，“是一种有条件的短期自由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认为，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立是合理的。从大陆法国家的经验来看，针对特定的人群，特别是针对轻微犯罪人群，都有一些特定的措施，“大部分叫做保安处分，也有叫做教育矫治”。

不过，现实中已经设立的各类社区矫正中心，与现有法律中的“社区矫正”概念，涵义和内容并不一致。

社区矫正工作10年前开始试点，2009年起已在全国铺开。

姚颖所在的广州市尚善社会服务中心就成立于2009年3月。她说，“尚善”承接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州市司法局社区矫正服务项目。

“尚善”2013年还和越秀区检察院合作开展了一个“免予起诉的未成年人”的项目。检察院如果认为涉案未成年人可能适用缓刑，就直接先让矫正机构介入，矫正对象将有一个考验期，“如果觉得可以免予起诉，我们会出一个书面的建议书给检察院，这样检察院将不予起诉。”姚颖说，类似的模式全国的社区矫正机构都在探讨。

为了不让社区矫正成为“第二个劳教”，焦洪昌建议抓紧立法：“程序应是司法化的程序，决定机关应是法院，场所、对象是谁，要在法律中明确。” “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我相信也没有时间拖延了。”陈卫东说。在一个内部研讨会上，陈卫东提出疑问：“社区矫正法”属于行政法还是刑事法？因为“社区矫正法”确定矫正对象需要通过司法裁决，但在性质上又是行政事项。社区矫正法是否将是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的新形式？陈卫东给出了否定的答复。在林维看来，现在之所以将刑法已规定的“社区矫正”单独立法，就为了应付劳教废止“再弄出来的一个法律”。低调转型

劳教所摘牌后，现在张宇杰的单位名称只有一个：广东省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张宇杰说，这是全国最大的劳教所。2007年，张宇杰考入时的单位全称叫广东省第二强制隔离劳教戒毒所。不久后戒毒法出台后，原本属劳教管辖的戒毒被分开，从那时起，全国大多数劳教所都挂有劳教和戒毒两个牌子。

王公义说，劳教废除后劳教所其实很好处理：大部分把劳教所的牌子一摘，只做戒毒所；没有戒毒任务的变成监狱；不变监狱也没有戒毒任务的，还可以变成社区矫正场所。

张宇杰说，劳教废除对他们的工作没有影响，因为“已经有两年没有接到与劳教有关的案子了”。早在2009年，广东就已将劳教机构定义为强制隔离戒毒和戒毒康复工作职能部门。

自2013年起，各地除了暂停劳教审批之外，劳教所的转型也都在低调进行。“唐慧案”的所在地湖南省，2013年5月也将劳教所工作重点向收治强制隔离戒毒对象转变。

有媒体报道，2013年2月江苏省司法厅就启动了大规模戒毒矫治业务培训，到5月底，已结束省内所有劳教所向强制隔离戒毒的转型。

有人注意到，北京市大兴区的团河劳教所在2013年7月份也挂上了“北京市监狱团河二监区”牌匾。

收教人员的分流是备受关注的热点。上海官方发布的消息称，在上海，收教人员已全部依法解教，劳教场所和干警的转型正在推进，教育矫治将成为上海应对轻微刑事犯罪的重点。

从各地的措施可见，劳教所仅存的一些收教人员，大多得到了宽大处理：要么被直接宣布解散，要么将在劳教期满后重获自由。

而对与劳教相关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马怀德认为依然有效，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按照被劳教时的法律规定，依法作出维持或撤销劳教的处理。“劳教是最后一个明确法律依据不足，又没有程序规范的强制措施。”马怀德说。

第五篇：论劳教废除之后的制度选择（范文模版）

论劳教废除之后的制度选择

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长期以来都是一项饱受争议的制度。它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完善成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在受到争议与诟病的同时，也在很长时期中在维护我国的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废除劳教制度，健全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这一决议为中国法制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劳教制度的困境

劳教制度被认为存在以下弊端：

一是实体上不公正，违反宪法。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劳教人员尚未构成犯罪，但对其惩罚力度与刑事罪犯等同。所以使得劳动教养以教养之名进行对不够成刑事犯罪的人进行刑罚，严重践踏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违背了法治精神。

二是程序上的不公正。由于劳教制度属于行政处罚，并没有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中，所以劳教的实施者公安机关就处于一种不受制约的状态，公安机关不仅可以对案件进行任意裁判，同时充当了调查者和控诉者两个角色于一身，这样一来，行政权代替了法制，就如2013年1月9日新华网所指出的“近些年来，劳教制度甚至成为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滥用的‘维稳’工具之一。”

三是劳教对象模糊不清。不仅在规定中，适用对象涵盖面广，同时公安部又对适用范围进行扩大和随意解释。在实践中，劳教机关对劳教权的随意使用，对现行劳教决定涉及不到的人员进行劳教，使得前些年出现了“错用”和“滥用”劳教制度现象，如唐慧案，任建宇案都是如此。

总之，劳教制度缺乏合法性基础，社会认同度差，废除它已经是情理之中的事。在2013年12月28日闭幕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意味着已实施50多年的劳教制度被依法废止。但正如有学者指出，“彻底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而不构建新制度将顾此失彼，引发新的问题”。后劳教时代，我们该何去何从，是否有合适的制度设计来替代劳教制度，已经成为了法学界乃至社会大众所热议的问题。

二、劳教制度废除后可能出现的问题

劳教制度虽然已经废除，但劳教废除后的遗留问题应该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关注。

1.劳教废止后的社会治理问题

按照制度设计的初衷，劳教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行为，但又不够刑事处分的人，后来由于在实践中劳教制度适用范围被扩大，比如增加了对赌博、吸毒、嫖娼的人进行劳动教养，后来很多地方在使用劳教手段上偏向行政化，比如唐慧和任建宇等被错误劳教的对象。但是面对一些够不上刑事犯罪，同时《治安管理处罚法》又不涉及的行为该如何规制，也成为了一个问题。所以后劳教时代，我们要思考相关实体法律的改革，同时在程序上要找到一种比劳教制度矫治功能更好的替代方案。

2.被解散的劳教人员问题

之前被劳教的人员被解散，这些人的行为上或多或上都是存在问题的，但也不乏被错误劳教的。他们回到社会后面临着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同时被错误劳教的人，随着劳教制度的废除以及劳教委被撤销，他们在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时，将可能找不到行政复议或者诉讼的对象。

3.轻罪可能被滥用的问题

劳教废除后，分流作为一种普遍的观点被不断提出，即可以将以前劳教规制的行为分别划归到《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所规定的轻罪中，那么今后凡是构成轻罪的都可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就容易引起社会恐慌，造成刑法滥用。这样不仅使行政违法变成了犯罪，扩大了犯罪的打击面，所以分流时应该首先考虑行政处罚法再考虑刑法。

三、后劳教时代的制度选择

劳教制度一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而当人们在欢呼劳教制度废除的同时，制度上如何处理“后劳教时代”的遗留问题呢。废除劳教制度是大势所趋，但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劳教废除之后，必须有其他替代措施来填补这一制度的空白，而且需要通过正当程序和执法体系来建立新的制度架构，实现公共秩序和人权的共同保障。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选择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治安处罚和刑罚之间的分流及完善法规

劳教制度废止之后，理论和实务界普遍认为，仍然可以利用现有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对轻微的违法行为进行规制，也就是说在治安处罚和刑罚两者中进行分流。首先，这个分流的标准是什么，有人认为可以对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估，或者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价，从而进行选择。但与此同时，应该对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进行相应的完善，比如在刑法中建立重罪和轻罪的分层机制，把《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拘留并入《刑法》中的轻罪部分，保留目前的治安警告、治安罚款、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收缴违禁品、追缴违法财物等。另外，这样进行分流之后，法院的负担也会大大加重，西方一些国家对此类轻罪或治安案件采取了相应的简易程序。比如在美国的州法院设立了治安法庭，负责审理大量的轻罪案件。在法国，设立违警法院、轻罪法院和重罪法院；俄罗斯在司法改革中新设立了治安法院，审理法定刑期不足两年监禁的案件和其他轻微的民事和行政案件。所以说，在废除劳教制度后，我国也可以效仿以上国家建立起独立的专门法庭来处理轻微刑事犯罪和治安案件，这样不仅可以使分流落到实处，也可以提高效率，节省司法资源。

2、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和完善

社区矫正符合刑罚的谦抑性理念和矫正理念，刑罚的谦抑性表现在非刑罚化，以非监禁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由于其具有较低强度的监禁性和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已经被普遍采用。同时，由于社区矫正的低监禁性，很大程度上没有给被矫正对象贴上犯罪的标签，有助于其改正违反行为，促进其遵守法律，避免他们产生犯罪的心理暗示以及被社会边缘化，符合刑法的矫正理念。目前我的社区矫正法仍未出台，我国的社区矫正在2003年开始试点，于2009年在全国推广，社区矫正制度已经写入了《刑法修正案八》以及新《刑事诉讼法》。同时，“两高两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于2012年3月1日正式实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矫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就为社区矫正制度在原需要劳教人员身上的使用提供了基础。

我国在废除劳教制度后，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区矫正制度，能更科学合理的处理原劳教对象。首先，我们应该尽快完善立法，出台《社区矫正法》。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管制等几种情况，有学者认为应该在《社区矫正法》中增加类似“行为监督”的干预手段，把那些屡教不改的轻微违法人员也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中，以矫正他们的心理和行为。然后，社区矫正作为一种较轻的刑罚措施，它相较于明显剥夺自由的行政拘留和刑罚里的有期徒刑更加温和，所以，可以考虑纳入其他国家的社区服务刑，这样更有助于轻微违法人员的再社会化。最后，由于社区矫正执行地点在于社区，比较分散，强调对矫正对象的监督和改造，这就对社区矫正主体的专业素质提出了要求，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基本建立了党政统一领导、司法机关组织实施、相关职能部门配合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积极参与的模式，那么对于他们进行专业素质的培训也是很有必要的。

有人说劳教制度的废除是问题的结束，其实不然。单纯的把原劳教对象进行分流难以避免“换汤不换药”，不能做到对原劳教对象的再社会化。我们需要建立《违法行为矫治法》和《社区矫正法》，以避免对原劳教对象的任意处置和剥夺人身自由，并且要关注原劳教对象的特殊性，对他们处置的重点在于矫正、教育和消除社会危害性。（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鲁兰.如何用社区矫正替代劳动教养[N]

[2]张昕杭.试论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完善[J].中国司法，2006（2）

[4]郭志远.劳动教养制度：法治文明的“绊脚石”[J].民主与法治，2013（3）